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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初唐诗对楚辞的继承与发展

作者:刘海坡

1初唐诗及其特点

唐代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鼎盛的时期。唐代已经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繁荣昌盛的标志,唐代文化影响深远,特别是唐代的诗歌,已深深地植入了每个人的心中。人们常说的“唐诗、宋词、晋文章”已表明了诗歌在唐代历史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唐诗发展与唐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的盛衰相平衡,唐诗作为展现唐代诗人心灵和唐代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学样式,它的发展又与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的盛衰有着不相一致的地方,所以我们习惯上将唐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初唐时期的诗歌。

1.1初唐诗

初唐时期大致上指唐代开国(公元618年)至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之间。初唐诗又有两个不同的创作取向:宫廷诗歌的戏乐取向和“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的儒家的诗言志的创作取向。他们持有不同的观点,一类人围绕在宫廷政治的的周围,而另一类离朝廷较远,甚至有的干脆隐居在山野之中。初唐诗人主要有上官仪、骆宾王、王勃、卢照邻、杨炯、陈子昂等人,其中王、杨、卢、骆则被称为“初唐四杰”。

宫廷诗在内容上主要是歌功颂德,应酬之作,形式上讲究声律对偶。其代表是“上官体”,代表诗人是上官仪。这类诗多描绘丽景艳情,抒写敏感细腻的心理。这类诗体对近代诗的定型做出出了重要的的贡献,但在思想内容、诗歌风格上都存在着缺陷,这为“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等诗人留下了开创改进的空间。

“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在唐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起到了过渡的作用,他们的诗歌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对前代诗歌及宫廷诗有所改革创新,他们的诗文就像一阵清新的风吹进了绮靡的诗坛。“宫体诗创作的泛滥,违背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对艺术的真正需求,它遭到一批有识之士的批判,并将其作为淘汰对象已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现

①象。”他们将自己的才学都包含到了诗歌之中。王勃的《滕王阁赋》;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歌声。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卢照邻的《雨雪曲》:“虏骑三秋入,关云万里平。雪似胡沙暗,冰如汉月明。高阙银为阙,长城玉作城。节旄雪落尽,天子不知名”;骆宾王的《晚度天山有怀京邑》:“忽上天山路,依然相物华。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行叹戎麾远,坐怜衣带赊。交河浮绝塞,若水侵流沙。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陈子昂的《感遇》:“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挫落,芳意竟向成”。他们的诗中都流露着对国家的热爱、对人民的忠诚,却同样流露着辛酸和不幸。他们都才高气盛,心存大志却怀才不遇,忠心爱国却仕途坎坷。

1.2初唐诗的特点

初唐诗是唐诗的开始及过渡时期。初唐前期,文风浮华多戏乐之作,但也有较务实的,所以是浮华与通俗朴实并存。在声律上成为宫廷中应制,应诏诗的优劣衡定德标准,和为以后以诗取士的评定标准,定了一个具体的尺度。初唐后期诗歌题材更加广泛,创作范围扩大,又描写市井,江山和塞漠之作。初唐后期的代表诗人们反对浮华婉媚的诗风,主张诗歌应有骨气,倡导“汉魏风骨”;内容上主张内容充实,言之有物。五言八句的律诗开始初步定型,古体和歌行体已趋向完备化。后期诗人注意到了南北文风的取长补短,立志想开创一片新诗风。

2楚辞的形成及其独特的魅力

2.1楚辞的形成

楚辞,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楚辞又称“楚词”。楚辞作品主要运用楚地(今两湖地区)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描写楚地的山川人物、风土人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正如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楚辞,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的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

楚地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汉书·地理志》记载:“楚地有江川泽山林之绕,江南地广,或火耕耨,民食鱼蹈,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蔬赢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容易,途径多,就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传统的宗法政治制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对集体的依赖性较小,当然集体对个人的管制也较小,从而个体意识相应就较强烈。因此养成了楚人桀骜不驯的性格,内心中自我意识较强烈。

楚地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至今仍能从《楚辞》等书中看到的许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九辩》、《九歌》、《阳春》、《白雪》等,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了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神奇绚烂的楚文化是楚辞产生的渊源。楚歌为楚辞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楚辞一名最早出于《史记》。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楚辞》。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创造。《文心雕龙·辨骚》说的不无道理,“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都呈现于楚辞中。

2.2楚辞的独特魅力

《楚辞》中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招魂》等共23篇是屈原的作品,而且绝大部分是楚词体的诗歌。屈原的作品主要是以楚国的民间文学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从政的遭遇而写出的。屈原在《九歌》中既写出了神的灵异,更写出了神的人性,神性和人性的统一在一起。描写神灵的活动和神灵的情感,描绘神灵的环境和气氛,是一种清晰幽眇的境界。《离骚》含有激烈的激情和奇幻的想象。纯洁的品质、桀骜不驯的性格,以及对国家的无比热爱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全诗大量运用比兴的手法,寄情于物、托物言志,形成了我国文学中的著名的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的传统。全诗结构鲜明,全诗围绕诗人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感和追求崇高的九死不悔的精神来谋篇布局。《离骚》是诗人在遭遇第二次流放中,满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用辛酸和愤怒书写而成的。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为人民而战斗不息,“九死而不悔”的精神。

3初唐诗对《楚辞》的继承

楚辞和《诗经》同样都是古代诗歌的发源,它们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必然会有所影响。作为诗歌的发源地之一的楚辞对后代诗歌的影响或直接、或间接;或单方面、或多方面。初唐诗歌对楚辞的继承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作品的内容、形式以及作品的现实性与人民性上。初唐诗在诗风、语言艺术、体裁以及创作方法上受到楚辞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以初唐时期几位

诗人为代表,从以上几方面着手来进行讨论。

3.1初唐诗从诗风和语言上受到《楚辞》的影响

3.1.1从诗风上的影响

楚辞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其语义委婉、多比兴寄托,再是语言绚丽、文采斐然。《楚辞》中有许多记载生动的楚国宫廷,民间载歌载舞的祭祀表演的壮观热闹的情景。近人徐嘉瑞

②“六朝文人的骈体是远接《楚辞》一派,由汉赋蜕变下来的。”六朝时期,诗人追求绮艳的

诗风,重视华丽的词藻,声色与骈偶受到楚辞的影响,而初唐又受六朝的诗风影响较大,最明显的是初唐前期以“上官体”为代表的“宫体诗”。“进入初唐,骚体文学一方面沿袭六朝

③余绪,讲究骈俪与词藻,或写景抒情,或互相唱酬,即使有所感慨,亦不出六朝范畴。”

虽然后期“初唐四杰”以及陈子昂等诗人厌恶“宫体诗”,对其进行批判和革新,但是他们的身上仍然留着六朝诗风的痕迹。他们才华横溢,在创作骚体诗时,内心厌恶,但受时代的影响,并且骚体诗本身的特点,作品里面仍然运用大量典籍,并出现非常多的骈体句。但与“宫体诗”不同的是,他们的作品更言之有物,具有昂扬向上的追求精神与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

3.1.2从语言上的影响

读《楚辞》我们会发现,文章出现大量的用典和对偶句以及“兮”字为中心的句式,这些是《楚辞》语言的特点。初唐诗歌中也大量运用典故,其中比较明显的是陈子昂的诗歌,他现存的128首作品中, 共计用了约300个典故,如《卧病家园》:“世上无名子,人间岁月赊。 纵横策已弃,寂寞道为家。卧病谁能问,闲居空物华。犹忆灵台友,栖真隐太霞。还丹奔日御,却老饵云芽。宁知白社客,不厌青门瓜”;初唐诗歌运用对偶句也非常多,在此不再引用;楚辞最明显的就是“兮”字句式,如:《离骚》中的“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九歌》的《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生相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离骚》的句式是“○○○○○○兮,○○○○○○”。《九歌》的句式是“○○○兮○○○,○○○兮○○○”。由此可以看出“兮”字句已是骚体诗的代表,如下面初唐诗人写的骚体诗,宋之问的《下山歌》:“下嵩山兮多所思,携佳人兮步迟迟。松间明月长如此,君再游兮复何时”;王勃的《采莲赋》:“餐素实兮吸绛芳,荷为衣兮芰为裳。永洁已于丘壑,长寄心于君王。目为歌曰:荣华息,功名侧,奇秀兮异植,红光兮碧色。„„何当婀娜花实移,为君含香澡凤池。”可见是否带“兮”字句是判断是否为骚体的标准之一,并且后人所作的骚体诗也大都按着这个标准。

3.2初唐诗从体裁和创作方法上受到《楚辞》的影响

3.2.1从体裁上的影响

楚辞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的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屈原的《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垮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这种新的诗体-----骚体,已经作为一种诗体流传了下来,在各个朝代都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在初唐得到了许多人模仿,成为了初唐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初唐文学更加丰富多彩。楚辞,词藻华丽,表现手法多样,成为唐代文人学习、继承、发扬的典范。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内容浪漫而语言绮丽,给人一种唯美的享受,并且诗歌中蕴含忠于国家,热爱人民的思想,这些都得到了唐代诗人的追捧和模仿。初唐诗人创作了大量的骚体诗歌,如:宋之问的《下山歌》、徐彦伯的《淮亭吟》、卢照邻的《释疾文》等等。

3.2.2从创作方法上的影响

《楚辞》的重要手法就是“香草美人”式的比兴象征。王逸在《离骚经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

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在《离骚》中,屈原用“芰荷”和“芙蓉”制作衣服,把自己比作“美人”,作者使用“香草美人”来表现自己的高洁与忠贞。“屈原辞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是合二为一,具有系统性和象

④征性的性质,形成了屈原独特的‘香草美人’比兴象征的表现手法。”初唐诗人也都竞相模

仿。卢照邻的《芳树》:“芳树本多奇,年华复在斯。结翠成新幄,开红满故枝。风归花历乱,日度影参差。容色朝朝落,思君君不知。”在创作手法上,这首《芳树》明显运用了《楚辞》“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芳树”就是诗人,通过“结翠成新幄,开红满故枝”来表明自己的高洁和才华,却是“容色朝朝落,思君君不知”。自己满腹的志向却得不到施展,立志建功立业,为国家出力却不得志。他的诗文运用“香草美人”比兴手法的还有《释疾文·悲夫》。大量运用“香草美人”式的比兴手法是卢照邻作品的一大特点,因此有人称其作品“有骚人之风”。骆宾王的《在狱咏蝉》也有“香草美人”式的比兴手法的运用。“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忠贞高洁的蝉就是作者自身的写照,“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拥有治世才华、高洁忠贞的自己却得不到他人的承认和重用,还被诬陷入狱,真是“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满腹的苦衷无地表白,这让我们想到了受谗遭谤、披头散发、漫步在汨罗江边的屈原。运用此手法的还有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等 。他们的不幸遭遇使他们的诗文亦含悲愤和痛楚。初唐诗人在骚体诗创作中对《楚辞》的自觉继承,使他们的诗文取得了更好的成就。

3.3初唐诗歌的变革与楚辞文化的南北融合

初唐前期,以“上官体”为代表的“宫体诗”,风格婉媚,浮艳无物,多应制、宴游、酬答之作,这类诗文多是逢场应景,点缀生平的寻乐轻歌。这种绮丽、浮艳之风显然是和当时思想活跃、精神开放的局势不相符合, 必定会被淘汰。于是才华横溢、满腹志向的“初唐四杰”以及陈子昂等诗人成为初唐诗文改革和创新的生力军,他们反对初唐浮艳的诗风,反对较单一的体制,提倡形式多样,抒发真实情感、诗文言之有物,他们的创作扩大了范围,增加新题材。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出的是陈子昂,它是初唐革新理论及实践都有重要贡献的最为杰出的诗人。他提倡“汉魏风骨”,主张“兴寄”,重视比兴,诗文沉着雄健,其《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给人以全新的感觉。

楚辞是楚国文化和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强大起来的楚国问鼎中原,战争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原地区的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都传到了楚地,楚地贵族及文人都赋颂或引用,因此楚国受到北方文化的深刻影响,楚文化中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元素。屈原正是南北融合的代表,他既继承南方丰富的想象力,执着的情感,又吸收了北方儒学的积极入世,救国济民为己任,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初唐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魏征曾提出初唐诗人应该吸收南北文学的特点,使其互相补充,以达到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境界。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

⑤尽善尽美矣。”并且初唐后期诗歌改革者们将雄健豪放写进了诗歌。无论是初唐诗还是楚辞,

其内部都含有南北文化的元素。

3.4初唐诗中儒家思想及执着不悔精神的延续

《楚辞》及屈原的精神品格被唐朝人所接受和传播。人们在欣赏《楚辞》那出众的文采、叹服那高超的写作手法、惊叹那丰富的想象力时,更被屈原那执着不悔的精神所感动。卢照邻的《释疾文·序》:“今为《释疾文》三篇,以贻诸好事。盖作 《易》者其有忧患乎?删《书》者其有栖遑乎?《国语》之作,非瞽叟之事乎?《骚》文之兴,非怀沙之痛乎?吾非斯人之徒欤,安可默而无述”。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大量抒发政治苦闷的诗人。他满怀治国热情却遇昏君,遇小人,

而仕途不顺,遭到诬陷和抛弃,忧国忧民忠于朝廷却遭诽谤,最终自投汨罗江中。他将一肚子的怨气化为了一首首诗歌,将自己的一生的政治不幸都写了进去,把自己对楚地的怀念写了进去。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并且“司马迁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遇使他对屈原的‘发愤抒情’有了正确的认识,认为屈原的‘怨情’是在进步的政治主张,积极的政治热情的基础上,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而产生的,是强

⑥烈的忧国忧民之情,而非个人的私怨。”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屈原的心中始终装着楚国

的人民和土地,这种纯真的爱是让人非常感动的。他立志辅佐君王,治理天下,为朝廷献出了所有的智慧和热情。

四杰及陈子昂又何尝不是,他们都是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慷慨而不得志。王勃是文中子王通的孙子,王绩的侄孙。王勃早年才华出众,及第较早,为沛王修撰,因戏造《檄英王鸡文》而遭贬,在赴任途中坠海而死,年二十八岁;杨炯,官盈川(今浙江衢县南)令;卢照邻,为新都(今四川新都县)县尉,后因得麻风病辞官,因无法忍受病痛折磨,自投颖水溺死,年四十;骆宾王,武则天时,为临海郡(治临海,今浙江临海县)丞,因参加徐敬业反武则天的起兵,兵败逃亡,不知去向;陈子昂,家庭富裕,才高而品优,二十四岁进士,但后期武则天当政时,陈子昂因进谏忠言而一度被认为“逆党”,后被陷害而死于狱中。他们亦有怀才不遇的“怨情”。他们都有着积极地用世之心,都渴望建功立业,然而却得不朝廷的重用,长期沉沦下僚,还屡遭贬斥。“天子何时问?公卿本亦怜。自哀还自乐,归薮复归田(《于时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此赠柳九陇》)”。除此以外,卢照邻还向天发泄自己的苦闷“天盖高兮不可问,地盖广兮不容人。”(《释疾文·粤若》)。杨炯在《混天赋》中发出同样的愤懑,他对天下的不平之事进行质问“日何为兮右转?天何为兮左旋?盘古何神兮立天地?„„以颜回之仁也,贪居于陋巷;以孔子之圣也,情兮乎执鞭。冯唐入于郎属也,两君而未识;杨雄在于天禄也,三代而不迁。„„我无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的目标是是辅佐君王、安邦定国、广济天下苍生。王勃最终还是没有冲破儒家传统诗歌的观点的束缚,他们对屈原的遭遇使抱有同情和感动之情的。王勃、骆宾王、陈子昂的作品同样抒发怀才不遇的“怨情”,满腔豪志却报国无门,相同的经历使他们产生相似的情感,他们赞美贤臣,同情忠义之士,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期望越高,必然失望越大,跌落得越重。如果能放弃理想,化解人生的苦痛,或许心中的无奈何忧伤会减轻一些;但他们都恰恰执着于理想,不肯放弃。“‘四杰’和陈子昂对《楚辞》情感内容方面的接受并不是对屈原作品所表现的情感内容的简单再现与机械模仿,而是主要体

⑦现在创作精神的继承上,”这体现了对骚体的精神的继承。

初唐诗人还从楚辞那里继承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屈原在他的作品中自比鸾鸟、凤凰、骐骥,认为自己的品格高洁而神圣。“扈江南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涉江》)。在屈原看来自己就是善与美的化身,只有自己才能辅佐君王治理国家,只有自己才是楚王的正确“领路人”。他的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既是对自己的肯定,也是对昏君与佞臣的不满。“初唐四杰”同样在诗文中显现他们的放荡不羁的个性,他们将现实与理想写到了,碰撞出凄美的火花。王勃的《游山庙序》:“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嗜江海。常学仙经,博涉道记。知轩冕可以理隔,而鸾凤可以术待。而事亲多衣食之虞,登朝有声利之迫。清识滞于烦城,仙骨摧于俗境”;卢照邻的《释疾文·粤若》中常以鸾凤自居,“既而屠龙适就,刻鹄初成,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鸾回凤惊。通李膺而窃价,造张华而假成。郭林宗闻而心服,王夷甫见而神倾”;骆宾王在《与程将军书》中自称“天地中一无用刍狗”,婉言谢绝了程将军的举荐。言辞中表现了对武则天当政的不满,也表现了诗人的忠贞、高洁;杨炯的《巫峡》:“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伤。可以涉砥柱,可以浮吕梁。美人兮何在?灵芝徒自芳。”“综观四杰

之为人处事,在性格浪漫,恃才傲物的一面,却绝不苟合取容,与屈原决不委心从俗的高尚

⑧人格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四杰在创作时心仪楚辞,效仿屈原的根本原因所在。”

4初唐诗对楚辞的发展

初唐诗人在继承楚辞的时候,也在不断地发展楚辞,他们在创作诗歌时不自觉的就给骚体诗注入新的内容。初唐诗人对楚辞有所继承,或直接或间接的将楚辞的元素融进了初唐的诗歌之中,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永远的保存了下来。而且当代肯定会与古代有所不同,每种事物都具有特定的时代性,作品的时代性决定了与前代有区别。有继承就会有发展,初唐诗人主要在题材、诗风等方面对楚辞有所发展,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文风格,推动着诗歌的发展,为后世的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1在题材上的发展

《楚辞》包括《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招魂》等共23篇,我们阅读后不难发现,《楚辞》的作品中主要涉及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人情等,多描写一些神人关系、山水等事物,这可能与楚辞的所形成的背景有关。而以“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为代表的初唐诗人在对初唐诗进行改革创新的同时对骚体诗的题材有所扩展,如杨炯的《战城南》、卢照邻的《雨雪曲》、骆宾王的《晚度天山有怀京邑》等,他们将市井、江山、大漠、边塞等写进诗歌中,这些在《楚辞》中没有提及或很少提及。还有咏史诗、山水诗,如王勃的《滕王阁》;送别亲友,抒发惜别之情的,如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也有描写征夫思妇和边防景色的。初唐诗人对诗歌主题、题材进行了创新,为诗歌注入了新的血液,真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创作追求。这种誓死杀场、立功边防的慷慨情怀是与齐梁余风大不相同的,正如闻一多先生所指出:“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向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

4.2在诗风上的发展

楚辞语言绚丽、文采斐然,语义委婉,作品中充满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情。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初唐诗人在个人品质上于屈原是没法比,他们的才华在屈原的面前也先显简陋,他们的对自身命运的倾诉和悲号显得浮躁,但初唐诗歌的境界要比楚辞更加开阔一些,初唐后期的诗歌多慷慨激昂、具雄健之风,这是楚辞的哀怨之音所不具备的,如:卢照邻的《雨雪曲》:“虏骑三秋入,关云万里平。雪似胡沙暗,冰如汉月明。高阙银为阙,长城玉作城。节旄零落尽,天子不知名”, 以及陈子昂的针对当时具体事件而模仿屈原《国殇》作的《国殇文》,主张严立法制,寄希望于壮士精魂能够报仇雪耻。这篇诗文与屈原的《国殇》相比,欠缺壮烈的精神,但却比《国殇》多了一份真实的感觉,它让人想到的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陈子昂对现实的描写本身就是对齐梁骚体之风的一种大胆的突破。还有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表现一种孤独感,这和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有些相似,但陈子昂的孤独感却含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具有勇当开创者的气魄,虽孤独却豪壮。这些诗歌都具有一种壮大的气势,给人慷慨悲凉的感觉。

唐代是中国历史的鼎盛时期,无论是文化、经济还是政治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诗歌在唐代被发展到了顶峰,唐代诗歌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而初唐诗歌作为唐诗的开始,则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初唐诗深受楚辞的影响,正是初唐诗对楚辞的继承才使初唐诗的内容更加丰富,才更有思想内涵;有继承就有发展,继承与发展是辨证的,正是初唐诗对楚辞的发展,才使初唐诗歌更具时代精神,更具个性特征,也正是初唐诗歌对楚辞的继承与发展为唐诗走向最终的顶峰准备了条件。古人已逝,但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和精神财富,这些财富得到了一代一代文人的不断继承与发扬,并会永远的传承下去。

注释

①孟修祥. 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 《云梦学刊》.2002年第5期,5。 ②徐嘉瑞. 《中古文学概论》. 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4年版. 100。

③张佳祺. 唐代骚体文学的嬗变.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10。

④郭学英. 试论楚辞对唐代文人的影响.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年第2期,36。 ⑤魏征. 《隋书》,《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册,207。 ⑥姚圣良. 初唐“四杰”与《楚辞》.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15。 ⑦姚圣良. 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 《云梦学刊》. 2005年7月第26卷第4期,47。

⑧孟修祥. 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 《云梦学刊》. 2002第23卷第五期,7。 参考文献

【1】司马迁. 史记. 中华书局. 北京:1959

【2】彭定求等. 全唐诗. 中华书局. 北京:1960

【3】萧涤非等著.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 1983

【4】张步云. 唐代诗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安徽: 1988

【5】柯伦. 试谈唐代诗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 湖北师范学院(哲社版).1994.2

【6】蔡靖泉. 楚文学史. 湖北教育出版社. 长沙:1996

【7】郭建勋. 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长沙:1997

【8】马茂元选注. 楚辞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2001

【9】梁文勤. 屈宋遗响到唐诗. 绥化师专学报. 黑龙江:2002年第22 卷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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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闻一多. 唐诗杂论. 江苏文艺出版社. 江苏:2007年4月

【13】赵君仓. 论陈子昂王勃对屈赋的评价及继承. 《安徽文学(下半月)》. 安徽: 2009年8月

【14】肖潇、黄建荣、韩冰. 简述《楚辞》在唐代的传播. 《剧作家》. 黑龙江:2009年第6期。

【15】施仲贞. 论王士禛与楚辞. 《湖北社会科学》. 湖北: 2009年第11期。

论初唐诗对楚辞的继承与发展

作者:刘海坡

1初唐诗及其特点

唐代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鼎盛的时期。唐代已经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繁荣昌盛的标志,唐代文化影响深远,特别是唐代的诗歌,已深深地植入了每个人的心中。人们常说的“唐诗、宋词、晋文章”已表明了诗歌在唐代历史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唐诗发展与唐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的盛衰相平衡,唐诗作为展现唐代诗人心灵和唐代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学样式,它的发展又与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的盛衰有着不相一致的地方,所以我们习惯上将唐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初唐时期的诗歌。

1.1初唐诗

初唐时期大致上指唐代开国(公元618年)至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之间。初唐诗又有两个不同的创作取向:宫廷诗歌的戏乐取向和“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的儒家的诗言志的创作取向。他们持有不同的观点,一类人围绕在宫廷政治的的周围,而另一类离朝廷较远,甚至有的干脆隐居在山野之中。初唐诗人主要有上官仪、骆宾王、王勃、卢照邻、杨炯、陈子昂等人,其中王、杨、卢、骆则被称为“初唐四杰”。

宫廷诗在内容上主要是歌功颂德,应酬之作,形式上讲究声律对偶。其代表是“上官体”,代表诗人是上官仪。这类诗多描绘丽景艳情,抒写敏感细腻的心理。这类诗体对近代诗的定型做出出了重要的的贡献,但在思想内容、诗歌风格上都存在着缺陷,这为“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等诗人留下了开创改进的空间。

“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在唐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起到了过渡的作用,他们的诗歌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对前代诗歌及宫廷诗有所改革创新,他们的诗文就像一阵清新的风吹进了绮靡的诗坛。“宫体诗创作的泛滥,违背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对艺术的真正需求,它遭到一批有识之士的批判,并将其作为淘汰对象已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现

①象。”他们将自己的才学都包含到了诗歌之中。王勃的《滕王阁赋》;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歌声。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卢照邻的《雨雪曲》:“虏骑三秋入,关云万里平。雪似胡沙暗,冰如汉月明。高阙银为阙,长城玉作城。节旄雪落尽,天子不知名”;骆宾王的《晚度天山有怀京邑》:“忽上天山路,依然相物华。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行叹戎麾远,坐怜衣带赊。交河浮绝塞,若水侵流沙。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陈子昂的《感遇》:“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挫落,芳意竟向成”。他们的诗中都流露着对国家的热爱、对人民的忠诚,却同样流露着辛酸和不幸。他们都才高气盛,心存大志却怀才不遇,忠心爱国却仕途坎坷。

1.2初唐诗的特点

初唐诗是唐诗的开始及过渡时期。初唐前期,文风浮华多戏乐之作,但也有较务实的,所以是浮华与通俗朴实并存。在声律上成为宫廷中应制,应诏诗的优劣衡定德标准,和为以后以诗取士的评定标准,定了一个具体的尺度。初唐后期诗歌题材更加广泛,创作范围扩大,又描写市井,江山和塞漠之作。初唐后期的代表诗人们反对浮华婉媚的诗风,主张诗歌应有骨气,倡导“汉魏风骨”;内容上主张内容充实,言之有物。五言八句的律诗开始初步定型,古体和歌行体已趋向完备化。后期诗人注意到了南北文风的取长补短,立志想开创一片新诗风。

2楚辞的形成及其独特的魅力

2.1楚辞的形成

楚辞,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楚辞又称“楚词”。楚辞作品主要运用楚地(今两湖地区)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描写楚地的山川人物、风土人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正如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楚辞,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的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

楚地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汉书·地理志》记载:“楚地有江川泽山林之绕,江南地广,或火耕耨,民食鱼蹈,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蔬赢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容易,途径多,就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传统的宗法政治制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对集体的依赖性较小,当然集体对个人的管制也较小,从而个体意识相应就较强烈。因此养成了楚人桀骜不驯的性格,内心中自我意识较强烈。

楚地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至今仍能从《楚辞》等书中看到的许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九辩》、《九歌》、《阳春》、《白雪》等,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了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神奇绚烂的楚文化是楚辞产生的渊源。楚歌为楚辞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楚辞一名最早出于《史记》。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楚辞》。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创造。《文心雕龙·辨骚》说的不无道理,“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都呈现于楚辞中。

2.2楚辞的独特魅力

《楚辞》中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招魂》等共23篇是屈原的作品,而且绝大部分是楚词体的诗歌。屈原的作品主要是以楚国的民间文学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从政的遭遇而写出的。屈原在《九歌》中既写出了神的灵异,更写出了神的人性,神性和人性的统一在一起。描写神灵的活动和神灵的情感,描绘神灵的环境和气氛,是一种清晰幽眇的境界。《离骚》含有激烈的激情和奇幻的想象。纯洁的品质、桀骜不驯的性格,以及对国家的无比热爱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全诗大量运用比兴的手法,寄情于物、托物言志,形成了我国文学中的著名的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的传统。全诗结构鲜明,全诗围绕诗人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感和追求崇高的九死不悔的精神来谋篇布局。《离骚》是诗人在遭遇第二次流放中,满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用辛酸和愤怒书写而成的。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为人民而战斗不息,“九死而不悔”的精神。

3初唐诗对《楚辞》的继承

楚辞和《诗经》同样都是古代诗歌的发源,它们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必然会有所影响。作为诗歌的发源地之一的楚辞对后代诗歌的影响或直接、或间接;或单方面、或多方面。初唐诗歌对楚辞的继承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作品的内容、形式以及作品的现实性与人民性上。初唐诗在诗风、语言艺术、体裁以及创作方法上受到楚辞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以初唐时期几位

诗人为代表,从以上几方面着手来进行讨论。

3.1初唐诗从诗风和语言上受到《楚辞》的影响

3.1.1从诗风上的影响

楚辞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其语义委婉、多比兴寄托,再是语言绚丽、文采斐然。《楚辞》中有许多记载生动的楚国宫廷,民间载歌载舞的祭祀表演的壮观热闹的情景。近人徐嘉瑞

②“六朝文人的骈体是远接《楚辞》一派,由汉赋蜕变下来的。”六朝时期,诗人追求绮艳的

诗风,重视华丽的词藻,声色与骈偶受到楚辞的影响,而初唐又受六朝的诗风影响较大,最明显的是初唐前期以“上官体”为代表的“宫体诗”。“进入初唐,骚体文学一方面沿袭六朝

③余绪,讲究骈俪与词藻,或写景抒情,或互相唱酬,即使有所感慨,亦不出六朝范畴。”

虽然后期“初唐四杰”以及陈子昂等诗人厌恶“宫体诗”,对其进行批判和革新,但是他们的身上仍然留着六朝诗风的痕迹。他们才华横溢,在创作骚体诗时,内心厌恶,但受时代的影响,并且骚体诗本身的特点,作品里面仍然运用大量典籍,并出现非常多的骈体句。但与“宫体诗”不同的是,他们的作品更言之有物,具有昂扬向上的追求精神与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

3.1.2从语言上的影响

读《楚辞》我们会发现,文章出现大量的用典和对偶句以及“兮”字为中心的句式,这些是《楚辞》语言的特点。初唐诗歌中也大量运用典故,其中比较明显的是陈子昂的诗歌,他现存的128首作品中, 共计用了约300个典故,如《卧病家园》:“世上无名子,人间岁月赊。 纵横策已弃,寂寞道为家。卧病谁能问,闲居空物华。犹忆灵台友,栖真隐太霞。还丹奔日御,却老饵云芽。宁知白社客,不厌青门瓜”;初唐诗歌运用对偶句也非常多,在此不再引用;楚辞最明显的就是“兮”字句式,如:《离骚》中的“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九歌》的《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生相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离骚》的句式是“○○○○○○兮,○○○○○○”。《九歌》的句式是“○○○兮○○○,○○○兮○○○”。由此可以看出“兮”字句已是骚体诗的代表,如下面初唐诗人写的骚体诗,宋之问的《下山歌》:“下嵩山兮多所思,携佳人兮步迟迟。松间明月长如此,君再游兮复何时”;王勃的《采莲赋》:“餐素实兮吸绛芳,荷为衣兮芰为裳。永洁已于丘壑,长寄心于君王。目为歌曰:荣华息,功名侧,奇秀兮异植,红光兮碧色。„„何当婀娜花实移,为君含香澡凤池。”可见是否带“兮”字句是判断是否为骚体的标准之一,并且后人所作的骚体诗也大都按着这个标准。

3.2初唐诗从体裁和创作方法上受到《楚辞》的影响

3.2.1从体裁上的影响

楚辞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的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屈原的《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垮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这种新的诗体-----骚体,已经作为一种诗体流传了下来,在各个朝代都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在初唐得到了许多人模仿,成为了初唐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初唐文学更加丰富多彩。楚辞,词藻华丽,表现手法多样,成为唐代文人学习、继承、发扬的典范。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内容浪漫而语言绮丽,给人一种唯美的享受,并且诗歌中蕴含忠于国家,热爱人民的思想,这些都得到了唐代诗人的追捧和模仿。初唐诗人创作了大量的骚体诗歌,如:宋之问的《下山歌》、徐彦伯的《淮亭吟》、卢照邻的《释疾文》等等。

3.2.2从创作方法上的影响

《楚辞》的重要手法就是“香草美人”式的比兴象征。王逸在《离骚经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

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在《离骚》中,屈原用“芰荷”和“芙蓉”制作衣服,把自己比作“美人”,作者使用“香草美人”来表现自己的高洁与忠贞。“屈原辞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是合二为一,具有系统性和象

④征性的性质,形成了屈原独特的‘香草美人’比兴象征的表现手法。”初唐诗人也都竞相模

仿。卢照邻的《芳树》:“芳树本多奇,年华复在斯。结翠成新幄,开红满故枝。风归花历乱,日度影参差。容色朝朝落,思君君不知。”在创作手法上,这首《芳树》明显运用了《楚辞》“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芳树”就是诗人,通过“结翠成新幄,开红满故枝”来表明自己的高洁和才华,却是“容色朝朝落,思君君不知”。自己满腹的志向却得不到施展,立志建功立业,为国家出力却不得志。他的诗文运用“香草美人”比兴手法的还有《释疾文·悲夫》。大量运用“香草美人”式的比兴手法是卢照邻作品的一大特点,因此有人称其作品“有骚人之风”。骆宾王的《在狱咏蝉》也有“香草美人”式的比兴手法的运用。“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忠贞高洁的蝉就是作者自身的写照,“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拥有治世才华、高洁忠贞的自己却得不到他人的承认和重用,还被诬陷入狱,真是“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满腹的苦衷无地表白,这让我们想到了受谗遭谤、披头散发、漫步在汨罗江边的屈原。运用此手法的还有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等 。他们的不幸遭遇使他们的诗文亦含悲愤和痛楚。初唐诗人在骚体诗创作中对《楚辞》的自觉继承,使他们的诗文取得了更好的成就。

3.3初唐诗歌的变革与楚辞文化的南北融合

初唐前期,以“上官体”为代表的“宫体诗”,风格婉媚,浮艳无物,多应制、宴游、酬答之作,这类诗文多是逢场应景,点缀生平的寻乐轻歌。这种绮丽、浮艳之风显然是和当时思想活跃、精神开放的局势不相符合, 必定会被淘汰。于是才华横溢、满腹志向的“初唐四杰”以及陈子昂等诗人成为初唐诗文改革和创新的生力军,他们反对初唐浮艳的诗风,反对较单一的体制,提倡形式多样,抒发真实情感、诗文言之有物,他们的创作扩大了范围,增加新题材。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出的是陈子昂,它是初唐革新理论及实践都有重要贡献的最为杰出的诗人。他提倡“汉魏风骨”,主张“兴寄”,重视比兴,诗文沉着雄健,其《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给人以全新的感觉。

楚辞是楚国文化和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强大起来的楚国问鼎中原,战争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原地区的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都传到了楚地,楚地贵族及文人都赋颂或引用,因此楚国受到北方文化的深刻影响,楚文化中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元素。屈原正是南北融合的代表,他既继承南方丰富的想象力,执着的情感,又吸收了北方儒学的积极入世,救国济民为己任,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初唐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魏征曾提出初唐诗人应该吸收南北文学的特点,使其互相补充,以达到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境界。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

⑤尽善尽美矣。”并且初唐后期诗歌改革者们将雄健豪放写进了诗歌。无论是初唐诗还是楚辞,

其内部都含有南北文化的元素。

3.4初唐诗中儒家思想及执着不悔精神的延续

《楚辞》及屈原的精神品格被唐朝人所接受和传播。人们在欣赏《楚辞》那出众的文采、叹服那高超的写作手法、惊叹那丰富的想象力时,更被屈原那执着不悔的精神所感动。卢照邻的《释疾文·序》:“今为《释疾文》三篇,以贻诸好事。盖作 《易》者其有忧患乎?删《书》者其有栖遑乎?《国语》之作,非瞽叟之事乎?《骚》文之兴,非怀沙之痛乎?吾非斯人之徒欤,安可默而无述”。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大量抒发政治苦闷的诗人。他满怀治国热情却遇昏君,遇小人,

而仕途不顺,遭到诬陷和抛弃,忧国忧民忠于朝廷却遭诽谤,最终自投汨罗江中。他将一肚子的怨气化为了一首首诗歌,将自己的一生的政治不幸都写了进去,把自己对楚地的怀念写了进去。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并且“司马迁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遇使他对屈原的‘发愤抒情’有了正确的认识,认为屈原的‘怨情’是在进步的政治主张,积极的政治热情的基础上,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而产生的,是强

⑥烈的忧国忧民之情,而非个人的私怨。”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屈原的心中始终装着楚国

的人民和土地,这种纯真的爱是让人非常感动的。他立志辅佐君王,治理天下,为朝廷献出了所有的智慧和热情。

四杰及陈子昂又何尝不是,他们都是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慷慨而不得志。王勃是文中子王通的孙子,王绩的侄孙。王勃早年才华出众,及第较早,为沛王修撰,因戏造《檄英王鸡文》而遭贬,在赴任途中坠海而死,年二十八岁;杨炯,官盈川(今浙江衢县南)令;卢照邻,为新都(今四川新都县)县尉,后因得麻风病辞官,因无法忍受病痛折磨,自投颖水溺死,年四十;骆宾王,武则天时,为临海郡(治临海,今浙江临海县)丞,因参加徐敬业反武则天的起兵,兵败逃亡,不知去向;陈子昂,家庭富裕,才高而品优,二十四岁进士,但后期武则天当政时,陈子昂因进谏忠言而一度被认为“逆党”,后被陷害而死于狱中。他们亦有怀才不遇的“怨情”。他们都有着积极地用世之心,都渴望建功立业,然而却得不朝廷的重用,长期沉沦下僚,还屡遭贬斥。“天子何时问?公卿本亦怜。自哀还自乐,归薮复归田(《于时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此赠柳九陇》)”。除此以外,卢照邻还向天发泄自己的苦闷“天盖高兮不可问,地盖广兮不容人。”(《释疾文·粤若》)。杨炯在《混天赋》中发出同样的愤懑,他对天下的不平之事进行质问“日何为兮右转?天何为兮左旋?盘古何神兮立天地?„„以颜回之仁也,贪居于陋巷;以孔子之圣也,情兮乎执鞭。冯唐入于郎属也,两君而未识;杨雄在于天禄也,三代而不迁。„„我无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的目标是是辅佐君王、安邦定国、广济天下苍生。王勃最终还是没有冲破儒家传统诗歌的观点的束缚,他们对屈原的遭遇使抱有同情和感动之情的。王勃、骆宾王、陈子昂的作品同样抒发怀才不遇的“怨情”,满腔豪志却报国无门,相同的经历使他们产生相似的情感,他们赞美贤臣,同情忠义之士,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期望越高,必然失望越大,跌落得越重。如果能放弃理想,化解人生的苦痛,或许心中的无奈何忧伤会减轻一些;但他们都恰恰执着于理想,不肯放弃。“‘四杰’和陈子昂对《楚辞》情感内容方面的接受并不是对屈原作品所表现的情感内容的简单再现与机械模仿,而是主要体

⑦现在创作精神的继承上,”这体现了对骚体的精神的继承。

初唐诗人还从楚辞那里继承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屈原在他的作品中自比鸾鸟、凤凰、骐骥,认为自己的品格高洁而神圣。“扈江南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涉江》)。在屈原看来自己就是善与美的化身,只有自己才能辅佐君王治理国家,只有自己才是楚王的正确“领路人”。他的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既是对自己的肯定,也是对昏君与佞臣的不满。“初唐四杰”同样在诗文中显现他们的放荡不羁的个性,他们将现实与理想写到了,碰撞出凄美的火花。王勃的《游山庙序》:“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嗜江海。常学仙经,博涉道记。知轩冕可以理隔,而鸾凤可以术待。而事亲多衣食之虞,登朝有声利之迫。清识滞于烦城,仙骨摧于俗境”;卢照邻的《释疾文·粤若》中常以鸾凤自居,“既而屠龙适就,刻鹄初成,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鸾回凤惊。通李膺而窃价,造张华而假成。郭林宗闻而心服,王夷甫见而神倾”;骆宾王在《与程将军书》中自称“天地中一无用刍狗”,婉言谢绝了程将军的举荐。言辞中表现了对武则天当政的不满,也表现了诗人的忠贞、高洁;杨炯的《巫峡》:“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伤。可以涉砥柱,可以浮吕梁。美人兮何在?灵芝徒自芳。”“综观四杰

之为人处事,在性格浪漫,恃才傲物的一面,却绝不苟合取容,与屈原决不委心从俗的高尚

⑧人格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四杰在创作时心仪楚辞,效仿屈原的根本原因所在。”

4初唐诗对楚辞的发展

初唐诗人在继承楚辞的时候,也在不断地发展楚辞,他们在创作诗歌时不自觉的就给骚体诗注入新的内容。初唐诗人对楚辞有所继承,或直接或间接的将楚辞的元素融进了初唐的诗歌之中,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永远的保存了下来。而且当代肯定会与古代有所不同,每种事物都具有特定的时代性,作品的时代性决定了与前代有区别。有继承就会有发展,初唐诗人主要在题材、诗风等方面对楚辞有所发展,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文风格,推动着诗歌的发展,为后世的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1在题材上的发展

《楚辞》包括《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招魂》等共23篇,我们阅读后不难发现,《楚辞》的作品中主要涉及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人情等,多描写一些神人关系、山水等事物,这可能与楚辞的所形成的背景有关。而以“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为代表的初唐诗人在对初唐诗进行改革创新的同时对骚体诗的题材有所扩展,如杨炯的《战城南》、卢照邻的《雨雪曲》、骆宾王的《晚度天山有怀京邑》等,他们将市井、江山、大漠、边塞等写进诗歌中,这些在《楚辞》中没有提及或很少提及。还有咏史诗、山水诗,如王勃的《滕王阁》;送别亲友,抒发惜别之情的,如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也有描写征夫思妇和边防景色的。初唐诗人对诗歌主题、题材进行了创新,为诗歌注入了新的血液,真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创作追求。这种誓死杀场、立功边防的慷慨情怀是与齐梁余风大不相同的,正如闻一多先生所指出:“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向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

4.2在诗风上的发展

楚辞语言绚丽、文采斐然,语义委婉,作品中充满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情。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初唐诗人在个人品质上于屈原是没法比,他们的才华在屈原的面前也先显简陋,他们的对自身命运的倾诉和悲号显得浮躁,但初唐诗歌的境界要比楚辞更加开阔一些,初唐后期的诗歌多慷慨激昂、具雄健之风,这是楚辞的哀怨之音所不具备的,如:卢照邻的《雨雪曲》:“虏骑三秋入,关云万里平。雪似胡沙暗,冰如汉月明。高阙银为阙,长城玉作城。节旄零落尽,天子不知名”, 以及陈子昂的针对当时具体事件而模仿屈原《国殇》作的《国殇文》,主张严立法制,寄希望于壮士精魂能够报仇雪耻。这篇诗文与屈原的《国殇》相比,欠缺壮烈的精神,但却比《国殇》多了一份真实的感觉,它让人想到的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陈子昂对现实的描写本身就是对齐梁骚体之风的一种大胆的突破。还有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表现一种孤独感,这和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有些相似,但陈子昂的孤独感却含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具有勇当开创者的气魄,虽孤独却豪壮。这些诗歌都具有一种壮大的气势,给人慷慨悲凉的感觉。

唐代是中国历史的鼎盛时期,无论是文化、经济还是政治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诗歌在唐代被发展到了顶峰,唐代诗歌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而初唐诗歌作为唐诗的开始,则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初唐诗深受楚辞的影响,正是初唐诗对楚辞的继承才使初唐诗的内容更加丰富,才更有思想内涵;有继承就有发展,继承与发展是辨证的,正是初唐诗对楚辞的发展,才使初唐诗歌更具时代精神,更具个性特征,也正是初唐诗歌对楚辞的继承与发展为唐诗走向最终的顶峰准备了条件。古人已逝,但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和精神财富,这些财富得到了一代一代文人的不断继承与发扬,并会永远的传承下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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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郭学英. 试论楚辞对唐代文人的影响.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年第2期,36。 ⑤魏征. 《隋书》,《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册,207。 ⑥姚圣良. 初唐“四杰”与《楚辞》.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15。 ⑦姚圣良. 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 《云梦学刊》. 2005年7月第26卷第4期,47。

⑧孟修祥. 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 《云梦学刊》. 2002第23卷第五期,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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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定求等. 全唐诗. 中华书局. 北京:1960

【3】萧涤非等著.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 1983

【4】张步云. 唐代诗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安徽: 1988

【5】柯伦. 试谈唐代诗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 湖北师范学院(哲社版).1994.2

【6】蔡靖泉. 楚文学史. 湖北教育出版社. 长沙:1996

【7】郭建勋. 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长沙:1997

【8】马茂元选注. 楚辞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2001

【9】梁文勤. 屈宋遗响到唐诗. 绥化师专学报. 黑龙江:2002年第22 卷第1 期。

【10】姚圣良. 初唐“四杰”与《楚辞》.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江苏: 2003年第一期。

【11】宇文所安. 初唐诗. 北京三联. 北京: 2004

【12】闻一多. 唐诗杂论. 江苏文艺出版社. 江苏:2007年4月

【13】赵君仓. 论陈子昂王勃对屈赋的评价及继承. 《安徽文学(下半月)》. 安徽: 2009年8月

【14】肖潇、黄建荣、韩冰. 简述《楚辞》在唐代的传播. 《剧作家》. 黑龙江:2009年第6期。

【15】施仲贞. 论王士禛与楚辞. 《湖北社会科学》. 湖北: 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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