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临安继北宋东京之后，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其位于“所在地区内的经济中心地位”，因而成为“具有多种职能的大都会”。[1]31北人南迁，四方杂处，“军人及其家属、官吏、官属工匠、伎艺人员、僧尼道冠、妓女之类”人口众多，[2]共同促进了临安城市旅游文化的繁荣。本文试以周密《武林旧事》为例，对南宋临安城市旅游文化现象和特色进行粗浅的梳理。 一、旅游景观和旅游活动呈现时空多元化 “城市行政地位愈高，城内空地和地表水体被辟为园林的可能性也愈大……京师和许多省会城内拥有著名的园林和湖泊。”[1]103南宋临安便是这一类城市的典型代表。自唐中期开始，依托西湖、凤凰山等空地和地表水体修建的皇家园林和名胜古迹为临安城市旅游文化提供了天然基础。 《武林旧事》记录了这些皇家建筑和名胜古迹，集中反映在卷四《故都宫殿》和卷五《湖山胜概》中。《故都宫殿》罗列了皇家宫殿建筑包括亭、台、寺、涧等20类317处，《湖山胜概》则笔录了西湖周边名胜古迹10区453处，其中虎跑、龙井、苏堤、断桥等至今仍然是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这些皇家建筑和名胜古迹总体上是依托自然景观修建而成的。在长期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逐渐“天人合一”。这也促成了旅游景观和旅游活动呈现时空多元化的特点。 在时间上，“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3]71并且，随着诸多传统节日的成熟，形成了时节性的旅游习俗，如元夕赏灯、中秋赏月、重九赏花。空间上，由于地狭人稠，西湖、凤凰山、钱塘江等地理坐标使众多自然景观和名胜古迹星罗棋布于临安城内外，促使旅游活动必然突破临安城的限制。 二、旅游主体的层次和文化取向趋于雅俗一体化 《武林旧事》还描述了不同旅游主体游赏湖山风光的场景，生动展示了当时的旅游盛况，同时也表现出了不同层次的旅游主体所代表的文化取向。《西湖游幸》记载：“（寿皇）乐与民同，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画辑轻舫，旁午如织”，各色“赶趁人”、“水仙子”以及买卖的“湖中土宜”“盖耳目不暇给焉”。[3]69贵族出游，也是“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或“倾城纵观，都人为之罢市”。[3]72～73皇家贵族的游乐带动了普通市民的旅游，导致“千舫骈集，歌管喧奏，粉黛罗列，最为繁盛”。[3]72 介于皇家贵族和普通市民之间的是士人。《武林旧事》记载了一位太学生俞国宝，因为在断桥边的小酒肆里醉笔，得到皇帝的赏识，即命“解褐”。再如《武林旧事》中所引诗词大多是士人游览后所作，亦可见当时士人旅游现象相当普遍。 此外，临安作为具有多种职能的大都会，其城市旅游文化早已将“游观买卖”结合在了一起，衍生出了各色商业服务群体，包括“赶趁人”、“水仙子”和《武林旧事》专文所载的骄民、游手、小经纪和诸色伎艺人。 不同的旅游主体具有不同的文化取向。皇家贵族和士人“参与节日游乐的文化取向不仅是调节身心，还为了获得审美享受，这充分彰显了文化精英群体的性格”，[4]透视着高雅文化的魅力。而普通市民和诸色商业服务群体则带有鲜明的娱乐性和商业性，他们是参与经营、服务、买卖与消费的最基本群体，形成了市民饮食文化、娱乐文化和风俗文化，从而透视出浓厚的世俗文化色彩。 随着城市旅游文化的发展，不同的旅游主体逐渐联系在了一起。皇家游玩“宣唤市井舞队及市食盘架”，[3]69欣赏酒肆醉笔；士人和普通游客则在欣赏山水风光之余，“楼灯初上”，“酒边一笑”。可见，旅游活动愈来愈呈现出上下交融、雅俗一体的特点。 三、传统节日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涵 《武林旧事》描写了立春、元夕、端午、中秋、冬至等重要的节日及其风俗习惯，它们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了临安城市旅游的内容和形式。本文拟梳理部分传统节日加以说明： 可见，随着传统节日文化习俗不断成熟，形成了显著的时节性旅游活动。如炎炎夏日，（西湖）柳荫浓密、莲花蔽日，最适合游人避暑，成为“避暑节”；“自既望以至十八日”，钱江潮成为天下奇观，形成“观潮节”。同时，传统节日具有丰富的文化涵义和风俗习惯，为城市旅游活动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元宵节赏灯分“预赏”、“买市”、“装灯”，端午节遛御马，中秋节赏月、放水灯，“观潮节”有每年一度的“校阅水军”和“吴儿善泅者”弄潮活动。 此外，旅游活动本身和由此带来的商业服务活动也日益成为游赏的重要内容。天街求售的“灯市”以及“鼓吹舞队”是热闹一时的游赏场景；元夕妇女穿戴奢华，节食所尚“市食合儿”花色名目繁多；避暑之冷饮瓜果有荔枝、李、杨梅、秀莲等二三十种之多；都中士女纵游，往往珠翠罗绮溢目。《武林旧事》还专文介绍了《舞队》和《灯品》。 四、市民商业活动奠定了旅游活动的物质基础 对于临安市民来说，城市旅游活动早已与其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所有的游玩娱乐都渗透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种生活气息集中体现在商业活动上。同时，也正是商业活动的繁盛才奠定了临安城市旅游活动的物质基础。 繁荣的商业活动主要体现在娱乐服务业和饮食业等方面。《武林旧事》卷六集中描写了诸市、瓦子勾栏、酒楼、歌馆、赁物、作坊、市食、诸色酒名、小经纪和诸色伎艺人，勾勒出一幅繁盛一时的商业画卷。其中，在旅游活动中出现了大量服务业，除了“赶趁人”和“水仙子”，《武林旧事》所列“舞队”70余队，“其品甚夥，不可悉数”，[3]57“社会”也名目繁多，令作者发出“社会之盛，大率类此，不暇赘陈”[3]75的感叹。他们经营酒食，市食8大类235种，糕点肉食、瓜果蔬菜，无所不备；各色名酒62种，“点检所酒息日课，以数十万计”。[3]174 这些反映出南宋临安商业活动的兴盛，乃至于到达糜烂的地步。“贵�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3]71 商业活动还呈现出明显的商业意识。一方面，商业活动以各种灵活的形式渗透到各类旅游活动中。如西湖游幸之际各色“湖中土宜”琳琅满目，清明节“随处各有买卖赶趁之人”，放生会“小舟竞卖鱼螺蚌放生”。另一方面，商业活动的广告意识有所增强，“小舟时有宣唤赐予，如宋五嫂鱼羹，尝经御赏，人所共趋，遂成富媪”，[3]70宋嫂鱼羹遂成为名菜。 综上所述，南宋临安城市旅游文化生活以天人合一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依托，打破了旅游景观和旅游活动的时空局限，突破了旅游主体文化取向的雅俗界限，融合了传统节日的文化元素和市民商业服务活动的文化元素，呈现出开放、灵动、兼容并包的整体特色。这是临安城市旅游文化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临安城市社会文化生活高度发达的表现。 参考文献 [1]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 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 周密.武林旧事[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 成荫.南宋临安西湖景区节日游乐初探[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6）：125.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南宋临安继北宋东京之后，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其位于“所在地区内的经济中心地位”，因而成为“具有多种职能的大都会”。[1]31北人南迁，四方杂处，“军人及其家属、官吏、官属工匠、伎艺人员、僧尼道冠、妓女之类”人口众多，[2]共同促进了临安城市旅游文化的繁荣。本文试以周密《武林旧事》为例，对南宋临安城市旅游文化现象和特色进行粗浅的梳理。 一、旅游景观和旅游活动呈现时空多元化 “城市行政地位愈高，城内空地和地表水体被辟为园林的可能性也愈大……京师和许多省会城内拥有著名的园林和湖泊。”[1]103南宋临安便是这一类城市的典型代表。自唐中期开始，依托西湖、凤凰山等空地和地表水体修建的皇家园林和名胜古迹为临安城市旅游文化提供了天然基础。 《武林旧事》记录了这些皇家建筑和名胜古迹，集中反映在卷四《故都宫殿》和卷五《湖山胜概》中。《故都宫殿》罗列了皇家宫殿建筑包括亭、台、寺、涧等20类317处，《湖山胜概》则笔录了西湖周边名胜古迹10区453处，其中虎跑、龙井、苏堤、断桥等至今仍然是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这些皇家建筑和名胜古迹总体上是依托自然景观修建而成的。在长期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逐渐“天人合一”。这也促成了旅游景观和旅游活动呈现时空多元化的特点。 在时间上，“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3]71并且，随着诸多传统节日的成熟，形成了时节性的旅游习俗，如元夕赏灯、中秋赏月、重九赏花。空间上，由于地狭人稠，西湖、凤凰山、钱塘江等地理坐标使众多自然景观和名胜古迹星罗棋布于临安城内外，促使旅游活动必然突破临安城的限制。 二、旅游主体的层次和文化取向趋于雅俗一体化 《武林旧事》还描述了不同旅游主体游赏湖山风光的场景，生动展示了当时的旅游盛况，同时也表现出了不同层次的旅游主体所代表的文化取向。《西湖游幸》记载：“（寿皇）乐与民同，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画辑轻舫，旁午如织”，各色“赶趁人”、“水仙子”以及买卖的“湖中土宜”“盖耳目不暇给焉”。[3]69贵族出游，也是“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或“倾城纵观，都人为之罢市”。[3]72～73皇家贵族的游乐带动了普通市民的旅游，导致“千舫骈集，歌管喧奏，粉黛罗列，最为繁盛”。[3]72 介于皇家贵族和普通市民之间的是士人。《武林旧事》记载了一位太学生俞国宝，因为在断桥边的小酒肆里醉笔，得到皇帝的赏识，即命“解褐”。再如《武林旧事》中所引诗词大多是士人游览后所作，亦可见当时士人旅游现象相当普遍。 此外，临安作为具有多种职能的大都会，其城市旅游文化早已将“游观买卖”结合在了一起，衍生出了各色商业服务群体，包括“赶趁人”、“水仙子”和《武林旧事》专文所载的骄民、游手、小经纪和诸色伎艺人。 不同的旅游主体具有不同的文化取向。皇家贵族和士人“参与节日游乐的文化取向不仅是调节身心，还为了获得审美享受，这充分彰显了文化精英群体的性格”，[4]透视着高雅文化的魅力。而普通市民和诸色商业服务群体则带有鲜明的娱乐性和商业性，他们是参与经营、服务、买卖与消费的最基本群体，形成了市民饮食文化、娱乐文化和风俗文化，从而透视出浓厚的世俗文化色彩。 随着城市旅游文化的发展，不同的旅游主体逐渐联系在了一起。皇家游玩“宣唤市井舞队及市食盘架”，[3]69欣赏酒肆醉笔；士人和普通游客则在欣赏山水风光之余，“楼灯初上”，“酒边一笑”。可见，旅游活动愈来愈呈现出上下交融、雅俗一体的特点。 三、传统节日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涵 《武林旧事》描写了立春、元夕、端午、中秋、冬至等重要的节日及其风俗习惯，它们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了临安城市旅游的内容和形式。本文拟梳理部分传统节日加以说明： 可见，随着传统节日文化习俗不断成熟，形成了显著的时节性旅游活动。如炎炎夏日，（西湖）柳荫浓密、莲花蔽日，最适合游人避暑，成为“避暑节”；“自既望以至十八日”，钱江潮成为天下奇观，形成“观潮节”。同时，传统节日具有丰富的文化涵义和风俗习惯，为城市旅游活动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元宵节赏灯分“预赏”、“买市”、“装灯”，端午节遛御马，中秋节赏月、放水灯，“观潮节”有每年一度的“校阅水军”和“吴儿善泅者”弄潮活动。 此外，旅游活动本身和由此带来的商业服务活动也日益成为游赏的重要内容。天街求售的“灯市”以及“鼓吹舞队”是热闹一时的游赏场景；元夕妇女穿戴奢华，节食所尚“市食合儿”花色名目繁多；避暑之冷饮瓜果有荔枝、李、杨梅、秀莲等二三十种之多；都中士女纵游，往往珠翠罗绮溢目。《武林旧事》还专文介绍了《舞队》和《灯品》。 四、市民商业活动奠定了旅游活动的物质基础 对于临安市民来说，城市旅游活动早已与其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所有的游玩娱乐都渗透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种生活气息集中体现在商业活动上。同时，也正是商业活动的繁盛才奠定了临安城市旅游活动的物质基础。 繁荣的商业活动主要体现在娱乐服务业和饮食业等方面。《武林旧事》卷六集中描写了诸市、瓦子勾栏、酒楼、歌馆、赁物、作坊、市食、诸色酒名、小经纪和诸色伎艺人，勾勒出一幅繁盛一时的商业画卷。其中，在旅游活动中出现了大量服务业，除了“赶趁人”和“水仙子”，《武林旧事》所列“舞队”70余队，“其品甚夥，不可悉数”，[3]57“社会”也名目繁多，令作者发出“社会之盛，大率类此，不暇赘陈”[3]75的感叹。他们经营酒食，市食8大类235种，糕点肉食、瓜果蔬菜，无所不备；各色名酒62种，“点检所酒息日课，以数十万计”。[3]174 这些反映出南宋临安商业活动的兴盛，乃至于到达糜烂的地步。“贵�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3]71 商业活动还呈现出明显的商业意识。一方面，商业活动以各种灵活的形式渗透到各类旅游活动中。如西湖游幸之际各色“湖中土宜”琳琅满目，清明节“随处各有买卖赶趁之人”，放生会“小舟竞卖鱼螺蚌放生”。另一方面，商业活动的广告意识有所增强，“小舟时有宣唤赐予，如宋五嫂鱼羹，尝经御赏，人所共趋，遂成富媪”，[3]70宋嫂鱼羹遂成为名菜。 综上所述，南宋临安城市旅游文化生活以天人合一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依托，打破了旅游景观和旅游活动的时空局限，突破了旅游主体文化取向的雅俗界限，融合了传统节日的文化元素和市民商业服务活动的文化元素，呈现出开放、灵动、兼容并包的整体特色。这是临安城市旅游文化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临安城市社会文化生活高度发达的表现。 参考文献 [1]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 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 周密.武林旧事[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 成荫.南宋临安西湖景区节日游乐初探[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6）：125.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