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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08
敬请期待：孙中山
人物简介：
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康有为有一种“唯我独尊”的狂生之气，也有急功近利、轻狂妄进的躁气；好大喜功、重名轻实的虚气。这种狂生之气让他在戊戌变法的大潮中觊觎“帝师”的资格，本人却没有主导变法的能力。而他身上的燥气和虚妄也令他在变法小挫之时谋求疯狂的冒险，最终葬送了戊戌变法这中国自强来之不易的机会。
>>>>科举考试中的幸运儿：不落俗套的康有为
在1000多年的科举考试时代，有许多饱读诗书的学子，因着考官的好恶和偏见成了倒霉蛋，他们名落孙山，十年寒窗苦读付诸东流。但也有个别儒生，因凑巧遇上了识才爱才的考官，或是当权者为沽名钓誉故作“圣明”之举，而成了科考中的幸运儿，得以大展宏图。
康有为是晚清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虽然有满腹文才，但年轻时字写得却很蹩脚，有点摊肩胛。
在科举时代，考官大多重字不重文，批阅试卷时先看字体写得是否漂亮，再看文章的内容如何。因此，康有为每次乡试，考卷都被丢进了废纸篓中。
这次，康有为又去考举人。主考官是个姓李的有识之士，他见康有为字迹不秀，有点潦草，只是皱了皱眉头，还是认真仔细地阅读起来。李主考读着读着，不禁连连点头，直喊“妙哉！妙哉！”他发现康有为的文章说理透彻，文思流畅，不落俗套，入木三分。于是，欣然将康有为录取为举人。康有为能遇上这位“重文不重字”的主考，也是他的幸运。
康有为的书生意气 不通世事
康有为一生，从自己的个人功绩的角度说有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变成像孔子一样的圣人，后人都信奉他所创立的学说，在他所设想的社会里生活。他是一个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以他的思想为指导原则的。但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凭这些奇思妙想，书生意气，终究难成大事。
康有为还有一本书叫做《大同书》，这本书应该说是他自己毕生功力之所聚，不是敷衍之作了。一个学者的思想，应该具备超越现实，穿透未来的特性，不能把眼光仅仅放在现实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革上，而这本书尽管其中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但却正好体现了康有为的学者特点。
他自己还曾自豪地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这固然体现出他追求永恒真理的理想，但是也表现出他本人那种过分的自信。康有为一生，从自己的个人功绩的角度说一直有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变成像孔子一样的圣人，后人都信奉他所创立的学说，在他所设想的社会里生活。总的说来，从康有为的三本著名著作和他整个的思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是以他这些思想为指导原则的。然而他并非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仅凭这些奇思妙想，书生意气，终究难成大事，所以最后戊戌变法走向失败，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康有为和孔教会：重建儒家认同的努力
多重现代性充分关注本土价值和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并非是要寻求一种普遍性的结论，而是而是要通过对康有为和孔教会的活动的考察，来讨论儒家立场和现代性之间的一种解决方式及其后果，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是极富启发性的。
“变”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关键键词，而就思想文化而言，“变”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制度化儒家的解体，[4]具体地说例如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了儒家与权力的结盟的解体和儒家传播系统的消失；而以西方的法律范本的新法律的制定使平等取代了“爱有差等”。那么如何面对传统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崩溃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和认同危机呢，敏感而富有煽动力的康有为开始了他重建儒家认同的努力。
最初，康有为试图通过传统经学的“托古改制”的方式来为现实中的制度改革寻找合法性，这是他写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原因。
所以，较之于张之洞和袁世凯等主张废除科举的权力集团，康有为更具深谋远虑之处在于，他一方面他强调必须废除科举，推行西政西学，但同时又在新的制度设计中为儒家寻找新的生长点。他总结考察西方的经验后认为西方的教会制度是实施制度变革之后儒家最可能依托的制度性资源。
>>>>既是“圣人”也是“庸人”的康有为
很长一段时间内，康有为是作为“改良派”和“保皇派”被放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对立面的。这种评价当然带有明显的政治标记，因此，当斗转星移，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改良和渐进改革的意义时，也对康有为首的变法活动给予了积极评价，把他看成一个爱国的改革先驱。但很快，康有为的人格又遭到了怀疑，康的狂妄，虚骄，功利都成为被诟病的对象，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康有为的形象颇为不堪，只是这股潮流的艺术体现。
1康有为的孤立，不能再归咎于社会的保守，只能说明他的人品和个性的确存在某种问题。康有为当时已四十岁左右，大名鼎鼎，经元善却说他“尚少阅历”，几近于毫不留情的挖苦。当然，作为文人，骄傲自大甚至希图名利都在所难免，但此时的康有为也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个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的领导人，如果不能以自身的人格力量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一味浮躁冒进，无异于死路一条。而上海绅商对康有为的活动持观望态度，也表现了对他的能力和行事方式的不信任。
康有为对待廖平思想的那种为我所用的态度，也和他只顾向上海绅商募捐，却拒绝给对方尊重和礼遇的做法如出一辄。救国救民的热忱和个人的私利，以及人品和个性上的种种缺陷混合，必然导致康有为成为近代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甚至不大经得起推敲的人物。但是，探讨康有为及其同党的复杂性倒并不是非要将他们批倒而后快，热情如何与理性结合，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余英时先生在论述宋代政治文化的时候，把士大夫分为两个壁垒分明的阶层:职业官僚和以弘道自命的士人，假如这一模式也适用于清末，则康梁显然属于以重建治道自命而又身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
然而，这部分人身上，有时又存在宏大的目标与责任和自身性格缺陷之间的矛盾。章诒和对罗隆基有句总结:“他是坦荡荡的君子，也是常戚戚的小人”，何尝不可以说，康有为既是理想之“圣人”，又为一实践之庸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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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有一种“唯我独尊”的狂生之气，也有急功近利、轻狂妄进的躁气；好大喜功、重名轻实的虚气。这种狂生之气让他在戊戌变法的大潮中觊觎“帝师”的资格，本人却没有主导变法的能力。而他身上的燥气和虚妄也令他在变法小挫之时谋求疯狂的冒险，最终葬送了戊戌变法这中国自强来之不易的机会。
>>>>科举考试中的幸运儿：不落俗套的康有为
在1000多年的科举考试时代，有许多饱读诗书的学子，因着考官的好恶和偏见成了倒霉蛋，他们名落孙山，十年寒窗苦读付诸东流。但也有个别儒生，因凑巧遇上了识才爱才的考官，或是当权者为沽名钓誉故作“圣明”之举，而成了科考中的幸运儿，得以大展宏图。
康有为是晚清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虽然有满腹文才，但年轻时字写得却很蹩脚，有点摊肩胛。
在科举时代，考官大多重字不重文，批阅试卷时先看字体写得是否漂亮，再看文章的内容如何。因此，康有为每次乡试，考卷都被丢进了废纸篓中。
这次，康有为又去考举人。主考官是个姓李的有识之士，他见康有为字迹不秀，有点潦草，只是皱了皱眉头，还是认真仔细地阅读起来。李主考读着读着，不禁连连点头，直喊“妙哉！妙哉！”他发现康有为的文章说理透彻，文思流畅，不落俗套，入木三分。于是，欣然将康有为录取为举人。康有为能遇上这位“重文不重字”的主考，也是他的幸运。
康有为的书生意气 不通世事
康有为一生，从自己的个人功绩的角度说有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变成像孔子一样的圣人，后人都信奉他所创立的学说，在他所设想的社会里生活。他是一个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以他的思想为指导原则的。但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凭这些奇思妙想，书生意气，终究难成大事。
康有为还有一本书叫做《大同书》，这本书应该说是他自己毕生功力之所聚，不是敷衍之作了。一个学者的思想，应该具备超越现实，穿透未来的特性，不能把眼光仅仅放在现实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革上，而这本书尽管其中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但却正好体现了康有为的学者特点。
他自己还曾自豪地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这固然体现出他追求永恒真理的理想，但是也表现出他本人那种过分的自信。康有为一生，从自己的个人功绩的角度说一直有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变成像孔子一样的圣人，后人都信奉他所创立的学说，在他所设想的社会里生活。总的说来，从康有为的三本著名著作和他整个的思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是以他这些思想为指导原则的。然而他并非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仅凭这些奇思妙想，书生意气，终究难成大事，所以最后戊戌变法走向失败，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康有为和孔教会：重建儒家认同的努力
多重现代性充分关注本土价值和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并非是要寻求一种普遍性的结论，而是而是要通过对康有为和孔教会的活动的考察，来讨论儒家立场和现代性之间的一种解决方式及其后果，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是极富启发性的。
“变”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关键键词，而就思想文化而言，“变”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制度化儒家的解体，[4]具体地说例如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了儒家与权力的结盟的解体和儒家传播系统的消失；而以西方的法律范本的新法律的制定使平等取代了“爱有差等”。那么如何面对传统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崩溃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和认同危机呢，敏感而富有煽动力的康有为开始了他重建儒家认同的努力。
最初，康有为试图通过传统经学的“托古改制”的方式来为现实中的制度改革寻找合法性，这是他写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原因。
所以，较之于张之洞和袁世凯等主张废除科举的权力集团，康有为更具深谋远虑之处在于，他一方面他强调必须废除科举，推行西政西学，但同时又在新的制度设计中为儒家寻找新的生长点。他总结考察西方的经验后认为西方的教会制度是实施制度变革之后儒家最可能依托的制度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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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内，康有为是作为“改良派”和“保皇派”被放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对立面的。这种评价当然带有明显的政治标记，因此，当斗转星移，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改良和渐进改革的意义时，也对康有为首的变法活动给予了积极评价，把他看成一个爱国的改革先驱。但很快，康有为的人格又遭到了怀疑，康的狂妄，虚骄，功利都成为被诟病的对象，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康有为的形象颇为不堪，只是这股潮流的艺术体现。
1康有为的孤立，不能再归咎于社会的保守，只能说明他的人品和个性的确存在某种问题。康有为当时已四十岁左右，大名鼎鼎，经元善却说他“尚少阅历”，几近于毫不留情的挖苦。当然，作为文人，骄傲自大甚至希图名利都在所难免，但此时的康有为也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个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的领导人，如果不能以自身的人格力量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一味浮躁冒进，无异于死路一条。而上海绅商对康有为的活动持观望态度，也表现了对他的能力和行事方式的不信任。
康有为对待廖平思想的那种为我所用的态度，也和他只顾向上海绅商募捐，却拒绝给对方尊重和礼遇的做法如出一辄。救国救民的热忱和个人的私利，以及人品和个性上的种种缺陷混合，必然导致康有为成为近代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甚至不大经得起推敲的人物。但是，探讨康有为及其同党的复杂性倒并不是非要将他们批倒而后快，热情如何与理性结合，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余英时先生在论述宋代政治文化的时候，把士大夫分为两个壁垒分明的阶层:职业官僚和以弘道自命的士人，假如这一模式也适用于清末，则康梁显然属于以重建治道自命而又身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
然而，这部分人身上，有时又存在宏大的目标与责任和自身性格缺陷之间的矛盾。章诒和对罗隆基有句总结:“他是坦荡荡的君子，也是常戚戚的小人”，何尝不可以说，康有为既是理想之“圣人”，又为一实践之庸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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