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自由贸易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国家利益思想。自由贸易理论既重视自由贸易为一国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也重视自由贸易带来的普遍利益，并且认识到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认证和维护的作用。但是，自由贸易理论关于国家利益的论述是不充分的，存在一定缺陷。为此，自由贸易理论需要进一步坚持自由贸易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辩证认识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家利益，强调相对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重要性。总之，坚持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方法是全面理解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观的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关键词] 自由贸易理论 国家利益 评析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01-06
国际贸易是各国之间最古老、最重要的经济联系，也是推动国际体系不断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国家是自由贸易的“影子主体”，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需求。[1]自由贸易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国家利益思想。但是，自由贸易理论对于国家利益的认识并不充分。为此，自由贸易理论需要在坚持经济交易中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同时，辩证认识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家利益，突出并强调相对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以期形成比较完整的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观。
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思想：源流与嬗变
自由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早已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从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说”，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再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说”，这些具有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理论都对自由贸易之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阐述。
斯密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得到一定利益，即“输出他们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物品”[2]。斯密创立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派，是为了消除国家对经济事务的控制。换句话说，《国富论》一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论证这样一种观点的正确性：在没有任何外来控制的条件下，完全可以相信个人能够促进社会利益，因为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3]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使“利益和谐论”得以广泛传播。尽管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许只是斯密使用的一个比喻，但是这一概念很容易为维多利亚时代崇尚自由主义的人们所接受。斯密的国家利益概念对自由主义者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贸易和平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李嘉图对国际贸易收益的看法与斯密基本相同，即个人利益的追求与整个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在他看来，国际贸易的好处在于增加本国的产品数量，而不是提高产品的价值，即一切贸易的目标都是增加生产。
虽然所有国家都能够从自由贸易中获益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斯密、李嘉图，但是第一次详细地阐述了自由贸易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普遍利益的却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穆勒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专门分析了自由贸易为国家带来的三种最重要的利益：第一，两个国家贸易的直接利益，能使世界上各种生产力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即“对外贸易的直接经济利益"；第二，贸易不仅能够将资源分配到最有效率的地方，而且还能够提高资源的生产率，产生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利益，即“贸易的间接效应"；第三，对于贸易的非经济收益，穆勒明确指出，贸易对知识和道德的影响远比贸易的经济收益更重要。[4]由此可见，穆勒关于国家利益观念的认识远远超出了经济利益的范畴，并且包含了诸如知识、道德等无形或者更高层次的非经济利益。
穆勒之后，直到20世纪初期，自由贸易理论几乎没有明显的发展。但是在此期间，经济学界出现了政治经济学向“纯经济学"转变的学术运动，这对后来自由贸易论者的国家利益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以马歇尔(1879)使用“工业经济学"这一术语作为标志，经济学开始大多研究与物质福利必需品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而不再更多涉及国家生存、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与政治经济学向“纯经济学"的转变相适应，自由贸易理论开始主要关注国际贸易对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等纯经济利益问题，而很少系统研究整体意义上的国家利益问题了。
20世纪初期，自由贸易理论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最主要的发展就是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不同国家之间能够利用国际贸易解决由于各国资源分布不均而造成的问题。在奥林看来，作为国际贸易的一种效应，利益意味着商品量的增加。如果生产量虽然扩大，但每个人的商品和劳务却可能减少，利益就成为没有意义的概念。[5]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包含一定的国家利益思想。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理论”。“利润转移论”强调政府通过关税和配额等进口保护和出口补贴等出口促进政策，加强本国厂商的竞争地位，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以从外国向本国转移利润为直接目的。克鲁格曼(1987)引用的经典案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欧洲国家补贴空中客车公司，与美国波音公司抢占市场份额，欧洲政府付出很少的代价，为空中客车创造了巨额利润，从总体上增加了欧洲的国家利益。[6]“外部经济理论”强调外部经济在国际专业化分工中的重要性，主张政府对能够产生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给予适当的扶持。总之，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充满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世界中，任何国家都有理由从本国利益出发，在适当条件下实行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使贸易政策发挥促进本国产品竞争力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战略性作用。
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思想：特点与缺陷
透过斯密、李嘉图、穆勒等人关于国家利益的不同论述，我们看到，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中所包含的国家利益思想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点。
第一，重视自由贸易为一国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理论流派，自由贸易理论反对抽象的国家利益观念，主张使用和探讨具体层面的利益观念。在自由贸易理论中，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主体，即国家利益主要体现在居民福利的增长、商业的繁荣、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经济指标方面。自由贸易理论重视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认为经济利益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变量。冷战结束后，自由贸易的飞速发展使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通过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促进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不断上升。[7]当然，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观念也包含一些非经济成分。
例如，斯密认为，一些贸易限制具有合理的非经济理由。为此，斯密分析了一个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两种情况：一是“特定产业，为国防所必须"；二是“当在国内对本国产品征税时，对国外的同种产品也应该课以同样的税收。"[8]穆勒也对诸如知识、道德等非经济层面的利益在整体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过分析。
但是，与对具体经济收益(即国家财富的增加)的强调相比，自由贸易理论很少系统关注自由贸易为一国带来的非经济收益。在斯密及其追随者们看来，对于自由放任原则来说，即使他们谈到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的保护，也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例外而已。实际上，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远非国家经济利益所能涵盖。自由贸易不仅能够加深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而且也能够推动相关国家对于彼此身份的认定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发展。
第二，重视自由贸易为各国带来的普遍利益。
自由贸易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自由贸易可以促进国际分工，提高专业化程度，更有效地配置各国的资源，增加全球的经济福利，使贸易双方获得相应的利益。斯密认为，人具有追求自我利益实现的天性，利益的和谐是可以真正实现的，而促使这一切得以实现的外部条件就是所谓“理性的安排”。在斯密看来，个人在谋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也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进了其本意中没有包含的公共目标的实现。进而，解释个人行为的这些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国家。如同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会在客观上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一样，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促进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普遍自由贸易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每个国家的最大经济利益与整个国际社会的最大经济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与对利益和谐的关注相比，自由贸易理论不太关注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家利益冲突。这是因为，自由贸易理论关于国家利益的认识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这一经济学的核心假定之上，“经济人”适用于不同层次的主体――个人、利益集团和国家，即无论是个人、利益集团，还是国家，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虽然国际贸易政策的选择伴随着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以及国家利益之间的多重博弈，但是理性选择的经济游戏规则最终能够使各国的利益需求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或者说“和谐”)。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够为各国带来普遍性的收益。
第三，指出了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认证和维护的影响。
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的迅猛发展为国家利益的理解和维护提出了新的课题。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国家利益概念中蕴涵的最大矛盾在于，国家参与自由贸易进程的不同态度和政策预期。自由贸易既能给一些国家带来巨大利润，也能使另外一些国家付出巨大代价。[8]一些市场自由主义者指出，国家疆界对经济活动和组织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他们关注自由贸易的增长，关注通过跨国合作摆脱政治规则和国家权限的束缚。每一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也要注意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良好形象。这种观点自然会引起国家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国家利益几乎不可能被界定为一种连接网络，以此可以将国家的不同部分与世界范围内地理和文化上截然不同的地方连在一起。[9]
但是，自由贸易理论只是笼统地指出了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认证和维护的影响，并未对此作出更进一步的论证。自由贸易理论既没有深入剖析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产生的具体影响，也没有对自由贸易时代维护国家利益的可能途径作出系统研究。换句话说，尽管自由贸易理论将自由贸易视为影响国家利益界定和维护的重要变量，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它始终没有对这一变量对国家利益的作用方式和政策含义作出具有针对性的解释。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理论中的国家利益思想是不完备的。一般来说，自由贸易理论经常忽略国家这一国际贸易的“影子主体”，未能全面说明国家利益的丰富内涵及其具体形态，也没有高度重视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基础性地位及其作用于自由贸易的具体方式。尤其是自由贸易理论混淆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全球利益之间的区别，或者夸大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全球利益之间的内在统一。自由贸易理论在国家利益领域的缺失与不足，影响了该理论对自由贸易发生、运行及其效果的解释力度。
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观：向度与路径
如前所述，虽然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思想尚存在不完备之处，但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下述三个“着力点”，使其在学理层面更加完善，进而形成比较完整的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观。
第一，坚持自由贸易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自由贸易理论同一般经济理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认识到，国际贸易是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应遵循相应的运行规则。他们通过贸易限制和汇率变动，分析了在西班牙和英国之间交易葡萄酒同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之间交易葡萄酒的差别，得出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涉及的是独立主权国家”的结论。奇普曼也指出，“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不同在于：在国际贸易中，普遍存在着对贸易和要素流动的自然的和人为的障碍。例如，使用不同的货币，最重要的是存在着各自独立的政府，这些障碍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同国家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国际贸易关系不仅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一部分，更是从属于整体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国际贸易政策的选择也不同于一般经济政策的制定，其从属于国家对外战略的总体规划。
国家是国际贸易活动的主体和控制者，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独立的利益需求，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国家可以促进本国的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国界会成为国际贸易的强大障碍。即使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边界、相似的制度和相似的文化，贸易壁垒也很低，但仅仅国界就足以引起巨大的有利于国内贸易而反对国际贸易的偏见。对这种现象最具戏剧性的解释是麦卡勒姆(1995)对加拿大各省和美国的贸易流量的研究。他发现，如果距离、人口和经济规模等因素不变，加拿大两个省之间的贸易额是加拿大的一个省和美国的一个州之间贸易额的22倍。安德森和范・温库珀(2001)从美国的角度考察了边界的影响后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边界的原因可以使贸易额下降45%。[10]即使在国际贸易飞速发展的今天，国内贸易总量也要远远超过国家间的贸易总量。实际上，自由贸易始终不能完全摆脱“本土情结"的限制。例如，尽管美国与西方主要国家间的贸易联系越来越密切，但是纽约与里约热内卢之间的贸易联系远非纽约与旧金山之间的贸易联系那样牢固。
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虽然意识到了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充分阐述国家利益在国际贸易政策选择过程中的指导作用。既然国际贸易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那么自由贸易理论就必须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19世纪英国的帕麦斯顿伯爵曾自信地说：“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些利益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追求。"[10]同样，传统的现实主义学者大多认为，外交政策的唯一标准是国家利益的实现。在自由贸易时代，国家利益仍然是一个国家制定国际贸易政策的基础，国家利益是自由贸易得以发生、运转的前提：自由贸易程度越高，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正确理解不同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否则，即使是比较完备的自由贸易理论，也无法正确地解释国际贸易的性质、原因和运行规律，无法令人信服地评估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二，辩证认识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家利益。
宏观地讲，国际贸易发生在国家之间。但是，更准确地说，国际贸易发生在不同国家的居民、企业或利益集团之间，最终受到影响的也正是这些不同主体的利益。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最终是为这些不同主体的利益服务的。一个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选择，既会影响本国各个不同主体的利益，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相关主体的利益，而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代表着本国各个不同主体的利益，这就涉及到国家之间的博弈。因而，一个国家选择的国际贸易政策，不仅是本国各主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代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国家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国家是国际博弈的主体，其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不同国家的个人、企业或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体现在国家的对外关系上，就是国家间博弈。所以，国家在选择不同的贸易政策时，虽然涉及国内不同主体的利益，但直接的表现却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国际贸易政策也就是在代表不同主体利益的国家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国家利益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概念。一方面，国家利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自由贸易的迅猛发展促使国家利益的基本内涵、影响因素以及具体形态不断变化，不同层面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也会因此而发生调整。国家应及时认识到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以一种动态的国家利益观指导国家贸易战略、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另一方面，国家利益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其中，任何一个利益层面的无限扩大，都会造成整体利益的损失。在自由贸易时代，国家利益的各个层面相互融合，综合利益观已开始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国家需要以综合利益观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外政策，而不能将国家利益的范围进行人为的放大或缩小，尤其是要防止国家经济利益的“泛化”或者“升华”。与此同时，国家利益的载体只能是民族国家，次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不应该成为国家利益的承担者。例如，尽管跨国公司所进行的国际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和各国对外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是推动自由贸易发展的主要力量仍是民族国家。跨国公司的利益实际上只是其母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不是其母国国家利益的全部。如果仅以跨国公司的利益作为制订国家贸易政策的主要参照，将不利于整体国家利益的有效维护。
第三，强调相对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重要性。
从斯密、李嘉图到后来的赫克歇尔、俄林等人，其自由贸易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双方都能够获得“绝对收益”，但他们都没有论述不同国家获得“相对收益”的问题。而重商主义者、李斯特以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家们则强调了自由贸易给国家带来的“相对收益”。在国际贸易中，国家不仅关心绝对收益，还要考虑相对收益。强调相对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重要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提供了广阔背景。既然国际贸易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方面，特定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选择将对国内外的不同主体产生影响，那么研究自由贸易中的国家利益就不能脱离人们对国际社会本质的认识。国际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在国家之上没有集中的权力机构，缺乏有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国际无政府的假定不仅适用于国际政治学，也适用于对国际经济问题的分析。既然国家之间是在缺少“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发生关系的，这种国际无政府状态就会导致国家采取“自助”战略，即国家要寻求权力的增加来维持自身生存。虽然自由贸易能够促进有关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但是却并不能根本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因此，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只要每个国家都试图使其利益最大化，这些不同的“自我利益”就很容易发生冲突，而共同利益则难以形成。
其次，贸易条件影响着贸易国家的收益分配，容易引发国家利益冲突。在自由贸易迅猛发展的潮流中，人们仍然需要正确处理自由贸易与分配正义之间的关系，[11]关注不同国家从自由贸易获益的差异问题。有关国家面临贸易合作的时候，感到不安全的国家肯定会考虑贸易利益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首要考虑的不是“我们双方都会获益吗?”，而是“谁的获益更多”的问题。正如拉尔夫・戈莫里、威廉・鲍莫尔(2003)所指出的那样，“在国际贸易中确实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冲突。这意味着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往往以牺牲他国的总体福利为代价。"[12]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从经济发展自主性、经济发展结构、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和霸权关系等方面说明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益不平衡问题。在贸易方面，中心国家生产和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料、燃料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外围国家则生产和出口原料等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发展中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占有贸易收益的绝大部分。事实上，在自由贸易进程中，只有对参与国家的收益进行横向比较，国家利益才显得更加真实或更加具有说服力。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自由贸易带来的收益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在实践中，自由贸易中的收益差异的确是导致国家利益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容易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借助自由贸易的三个基本模型，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发现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可能对一国国家利益造成的不利影响。①在2×2(两个国家、两种产品)模型中，要求相互贸易的两个国家分别专门生产具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一种产品，放弃另一种不具有优势产品的生产。按照这种贸易理论进行国际分工，其结果必然导致各国的经济部门都是残缺不全的。如果这个部门、这个产业恰恰是该国国民经济的命脉，那就会危及其国家安全。如果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一个国家的劣势产业就将受到严重损害，甚至有被摧毁的危险。②在2×2×2(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资源)模型中，要求相互贸易的两个国家各自专门生产更多占用本国丰富而廉价资源的产品，而少生产或不生产更多占用本国稀缺而昂贵资源的产品。按照这种贸易理论进行国际分工，其结果必然造成某种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从而严重影响这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③在2×2×2×2(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资源、两种货币)模型中，要求相互贸易的两个国家实行自由的货币兑换制度，以适应自由贸易。而伴随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而来的货币自由兑换需要健全的金融体系。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很脆弱，则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甚至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由此可见，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必然对一国的产业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和金融安全产生不利影响，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害。
结论
自由贸易理论不赞成(甚至反对)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含义，希望将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脱钩”。但是，在当今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政治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化已成为两种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空间的角度来看，贸易政治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在一些西方国家，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通过贸易安排实行实现政治目标，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例如，人权问题一直没有离开美国政府贸易政策，是对“贸易就是政治”的最好验证。美国将贸易与人权的关系视为制度安排的典型案例，当属《1974年贸易法》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该法案明确提出，如果“非市场经济”国家要获得最惠国待遇，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同美国达成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的互惠条款协定，并获得国会批准；其二是必须满足自由移民的条件。依据这一修正案，美国政府对有关国家的最惠国待遇进行一年一度的审议。当时，国会通过这项修正案主要是针对前苏联限制犹太移民而采取的措施将人权和移民政策作为贸易政策实施的必要条件。因此，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事实上并非完全的自由贸易，而是带有附加条款的“自由贸易”。[14]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看来，自由贸易中始终存在的“政治陷阱”，是它们在南北关系中有效维护其国家利益所面临的一个障碍。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成为发达国家维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这种状况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南北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发达国家有时会凭借其贸易优势地位向发展中国家发难，来实现其政治利益。例如，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经贸问题之际往往掺和进政治因素，从而导致双边经贸纠纷越来越错综复杂，贸易摩擦的政治化趋势增强。即使多边贸易体系的确立和运行，其背后也充满了国际政治斗争的烙印。虽然WTO一贯提倡贸易自由化原则，但是实际上始终没有完全背离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束缚。例如，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就是一场马拉松似的政治较量。仅仅是一个入世的程序，中国与美国就展开了长达10余年之久的艰苦谈判。在这里，单纯的经济学解释显得有些薄弱。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理论学者坚持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的有机结合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自由贸易理论应重视政治与经济日趋融合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要阐释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也要说明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地位和具体作用方式。
在一些西方国家，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自由贸易必须与政治民主进程密切结合起来，越是开放的国家，腐败现象越少。例如，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事实上并非完全的自由贸易，而是带有附加条款的“自由贸易”，[14]其“公平贸易”政策背后的政治利益是显而易见的。2000年初，在美国就是否延长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待遇的争论中，贸易自由化与政治自由化的联系是一个核心问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看来，“自由贸易"中始终存在的“政治陷阱"成为其国家利益在南北关系中难以得以有效维护的主要障碍。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现存国际贸易体系成为发达国家维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这种状况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自由贸易理论学者坚持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的有机结合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在重视政治与经济日趋融合趋势的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应对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不仅要解释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也要说明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注释：
[1]高伟凯-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利益原则-国际贸易，2007(03)：41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19
[3][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44
[4][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1：122-124
[5][瑞典]贝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王继祖译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112
[6]Paul R.Krugman.Is Free Trade Passed?-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Autumn，1987，(1)2：131-145
[7]高伟凯，毕素华-冷战后的国家利益理论探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06)：93
[8]徐剑明-我国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07(12)：10
[9]Scott Burchill.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141
[10]Richard N.Hass.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Foreign Affairs，Sep/Oct，1999，78(5)：74
[11]Simon Caney.Global Interdependence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5，31(2)：389-399
[12][美]拉尔夫・戈莫里，威廉・鲍莫尔.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信出版社，2003：4
[14]高伟凯-自由贸易下的国家利益维护-国际商报，2006-06-26：2
(责任编辑：任晶晶)
[内容提要] 自由贸易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国家利益思想。自由贸易理论既重视自由贸易为一国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也重视自由贸易带来的普遍利益，并且认识到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认证和维护的作用。但是，自由贸易理论关于国家利益的论述是不充分的，存在一定缺陷。为此，自由贸易理论需要进一步坚持自由贸易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辩证认识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家利益，强调相对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重要性。总之，坚持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方法是全面理解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观的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关键词] 自由贸易理论 国家利益 评析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01-06
国际贸易是各国之间最古老、最重要的经济联系，也是推动国际体系不断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国家是自由贸易的“影子主体”，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需求。[1]自由贸易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国家利益思想。但是，自由贸易理论对于国家利益的认识并不充分。为此，自由贸易理论需要在坚持经济交易中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同时，辩证认识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家利益，突出并强调相对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以期形成比较完整的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观。
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思想：源流与嬗变
自由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早已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从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说”，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再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说”，这些具有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理论都对自由贸易之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阐述。
斯密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得到一定利益，即“输出他们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物品”[2]。斯密创立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派，是为了消除国家对经济事务的控制。换句话说，《国富论》一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论证这样一种观点的正确性：在没有任何外来控制的条件下，完全可以相信个人能够促进社会利益，因为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3]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使“利益和谐论”得以广泛传播。尽管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许只是斯密使用的一个比喻，但是这一概念很容易为维多利亚时代崇尚自由主义的人们所接受。斯密的国家利益概念对自由主义者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贸易和平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李嘉图对国际贸易收益的看法与斯密基本相同，即个人利益的追求与整个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在他看来，国际贸易的好处在于增加本国的产品数量，而不是提高产品的价值，即一切贸易的目标都是增加生产。
虽然所有国家都能够从自由贸易中获益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斯密、李嘉图，但是第一次详细地阐述了自由贸易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普遍利益的却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穆勒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专门分析了自由贸易为国家带来的三种最重要的利益：第一，两个国家贸易的直接利益，能使世界上各种生产力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即“对外贸易的直接经济利益"；第二，贸易不仅能够将资源分配到最有效率的地方，而且还能够提高资源的生产率，产生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利益，即“贸易的间接效应"；第三，对于贸易的非经济收益，穆勒明确指出，贸易对知识和道德的影响远比贸易的经济收益更重要。[4]由此可见，穆勒关于国家利益观念的认识远远超出了经济利益的范畴，并且包含了诸如知识、道德等无形或者更高层次的非经济利益。
穆勒之后，直到20世纪初期，自由贸易理论几乎没有明显的发展。但是在此期间，经济学界出现了政治经济学向“纯经济学"转变的学术运动，这对后来自由贸易论者的国家利益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以马歇尔(1879)使用“工业经济学"这一术语作为标志，经济学开始大多研究与物质福利必需品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而不再更多涉及国家生存、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与政治经济学向“纯经济学"的转变相适应，自由贸易理论开始主要关注国际贸易对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等纯经济利益问题，而很少系统研究整体意义上的国家利益问题了。
20世纪初期，自由贸易理论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最主要的发展就是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不同国家之间能够利用国际贸易解决由于各国资源分布不均而造成的问题。在奥林看来，作为国际贸易的一种效应，利益意味着商品量的增加。如果生产量虽然扩大，但每个人的商品和劳务却可能减少，利益就成为没有意义的概念。[5]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包含一定的国家利益思想。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理论”。“利润转移论”强调政府通过关税和配额等进口保护和出口补贴等出口促进政策，加强本国厂商的竞争地位，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以从外国向本国转移利润为直接目的。克鲁格曼(1987)引用的经典案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欧洲国家补贴空中客车公司，与美国波音公司抢占市场份额，欧洲政府付出很少的代价，为空中客车创造了巨额利润，从总体上增加了欧洲的国家利益。[6]“外部经济理论”强调外部经济在国际专业化分工中的重要性，主张政府对能够产生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给予适当的扶持。总之，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充满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世界中，任何国家都有理由从本国利益出发，在适当条件下实行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使贸易政策发挥促进本国产品竞争力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战略性作用。
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思想：特点与缺陷
透过斯密、李嘉图、穆勒等人关于国家利益的不同论述，我们看到，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中所包含的国家利益思想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点。
第一，重视自由贸易为一国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理论流派，自由贸易理论反对抽象的国家利益观念，主张使用和探讨具体层面的利益观念。在自由贸易理论中，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主体，即国家利益主要体现在居民福利的增长、商业的繁荣、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经济指标方面。自由贸易理论重视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认为经济利益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变量。冷战结束后，自由贸易的飞速发展使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通过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促进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不断上升。[7]当然，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观念也包含一些非经济成分。
例如，斯密认为，一些贸易限制具有合理的非经济理由。为此，斯密分析了一个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两种情况：一是“特定产业，为国防所必须"；二是“当在国内对本国产品征税时，对国外的同种产品也应该课以同样的税收。"[8]穆勒也对诸如知识、道德等非经济层面的利益在整体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过分析。
但是，与对具体经济收益(即国家财富的增加)的强调相比，自由贸易理论很少系统关注自由贸易为一国带来的非经济收益。在斯密及其追随者们看来，对于自由放任原则来说，即使他们谈到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的保护，也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例外而已。实际上，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远非国家经济利益所能涵盖。自由贸易不仅能够加深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而且也能够推动相关国家对于彼此身份的认定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发展。
第二，重视自由贸易为各国带来的普遍利益。
自由贸易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自由贸易可以促进国际分工，提高专业化程度，更有效地配置各国的资源，增加全球的经济福利，使贸易双方获得相应的利益。斯密认为，人具有追求自我利益实现的天性，利益的和谐是可以真正实现的，而促使这一切得以实现的外部条件就是所谓“理性的安排”。在斯密看来，个人在谋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也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进了其本意中没有包含的公共目标的实现。进而，解释个人行为的这些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国家。如同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会在客观上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一样，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促进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普遍自由贸易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每个国家的最大经济利益与整个国际社会的最大经济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与对利益和谐的关注相比，自由贸易理论不太关注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家利益冲突。这是因为，自由贸易理论关于国家利益的认识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这一经济学的核心假定之上，“经济人”适用于不同层次的主体――个人、利益集团和国家，即无论是个人、利益集团，还是国家，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虽然国际贸易政策的选择伴随着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以及国家利益之间的多重博弈，但是理性选择的经济游戏规则最终能够使各国的利益需求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或者说“和谐”)。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够为各国带来普遍性的收益。
第三，指出了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认证和维护的影响。
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的迅猛发展为国家利益的理解和维护提出了新的课题。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国家利益概念中蕴涵的最大矛盾在于，国家参与自由贸易进程的不同态度和政策预期。自由贸易既能给一些国家带来巨大利润，也能使另外一些国家付出巨大代价。[8]一些市场自由主义者指出，国家疆界对经济活动和组织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他们关注自由贸易的增长，关注通过跨国合作摆脱政治规则和国家权限的束缚。每一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也要注意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良好形象。这种观点自然会引起国家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国家利益几乎不可能被界定为一种连接网络，以此可以将国家的不同部分与世界范围内地理和文化上截然不同的地方连在一起。[9]
但是，自由贸易理论只是笼统地指出了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认证和维护的影响，并未对此作出更进一步的论证。自由贸易理论既没有深入剖析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产生的具体影响，也没有对自由贸易时代维护国家利益的可能途径作出系统研究。换句话说，尽管自由贸易理论将自由贸易视为影响国家利益界定和维护的重要变量，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它始终没有对这一变量对国家利益的作用方式和政策含义作出具有针对性的解释。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理论中的国家利益思想是不完备的。一般来说，自由贸易理论经常忽略国家这一国际贸易的“影子主体”，未能全面说明国家利益的丰富内涵及其具体形态，也没有高度重视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基础性地位及其作用于自由贸易的具体方式。尤其是自由贸易理论混淆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全球利益之间的区别，或者夸大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全球利益之间的内在统一。自由贸易理论在国家利益领域的缺失与不足，影响了该理论对自由贸易发生、运行及其效果的解释力度。
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观：向度与路径
如前所述，虽然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思想尚存在不完备之处，但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下述三个“着力点”，使其在学理层面更加完善，进而形成比较完整的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观。
第一，坚持自由贸易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自由贸易理论同一般经济理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认识到，国际贸易是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应遵循相应的运行规则。他们通过贸易限制和汇率变动，分析了在西班牙和英国之间交易葡萄酒同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之间交易葡萄酒的差别，得出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涉及的是独立主权国家”的结论。奇普曼也指出，“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不同在于：在国际贸易中，普遍存在着对贸易和要素流动的自然的和人为的障碍。例如，使用不同的货币，最重要的是存在着各自独立的政府，这些障碍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同国家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国际贸易关系不仅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一部分，更是从属于整体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国际贸易政策的选择也不同于一般经济政策的制定，其从属于国家对外战略的总体规划。
国家是国际贸易活动的主体和控制者，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独立的利益需求，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国家可以促进本国的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国界会成为国际贸易的强大障碍。即使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边界、相似的制度和相似的文化，贸易壁垒也很低，但仅仅国界就足以引起巨大的有利于国内贸易而反对国际贸易的偏见。对这种现象最具戏剧性的解释是麦卡勒姆(1995)对加拿大各省和美国的贸易流量的研究。他发现，如果距离、人口和经济规模等因素不变，加拿大两个省之间的贸易额是加拿大的一个省和美国的一个州之间贸易额的22倍。安德森和范・温库珀(2001)从美国的角度考察了边界的影响后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边界的原因可以使贸易额下降45%。[10]即使在国际贸易飞速发展的今天，国内贸易总量也要远远超过国家间的贸易总量。实际上，自由贸易始终不能完全摆脱“本土情结"的限制。例如，尽管美国与西方主要国家间的贸易联系越来越密切，但是纽约与里约热内卢之间的贸易联系远非纽约与旧金山之间的贸易联系那样牢固。
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虽然意识到了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充分阐述国家利益在国际贸易政策选择过程中的指导作用。既然国际贸易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那么自由贸易理论就必须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19世纪英国的帕麦斯顿伯爵曾自信地说：“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些利益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追求。"[10]同样，传统的现实主义学者大多认为，外交政策的唯一标准是国家利益的实现。在自由贸易时代，国家利益仍然是一个国家制定国际贸易政策的基础，国家利益是自由贸易得以发生、运转的前提：自由贸易程度越高，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正确理解不同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否则，即使是比较完备的自由贸易理论，也无法正确地解释国际贸易的性质、原因和运行规律，无法令人信服地评估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二，辩证认识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家利益。
宏观地讲，国际贸易发生在国家之间。但是，更准确地说，国际贸易发生在不同国家的居民、企业或利益集团之间，最终受到影响的也正是这些不同主体的利益。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最终是为这些不同主体的利益服务的。一个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选择，既会影响本国各个不同主体的利益，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相关主体的利益，而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代表着本国各个不同主体的利益，这就涉及到国家之间的博弈。因而，一个国家选择的国际贸易政策，不仅是本国各主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代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国家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国家是国际博弈的主体，其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不同国家的个人、企业或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体现在国家的对外关系上，就是国家间博弈。所以，国家在选择不同的贸易政策时，虽然涉及国内不同主体的利益，但直接的表现却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国际贸易政策也就是在代表不同主体利益的国家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国家利益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概念。一方面，国家利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自由贸易的迅猛发展促使国家利益的基本内涵、影响因素以及具体形态不断变化，不同层面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也会因此而发生调整。国家应及时认识到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以一种动态的国家利益观指导国家贸易战略、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另一方面，国家利益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其中，任何一个利益层面的无限扩大，都会造成整体利益的损失。在自由贸易时代，国家利益的各个层面相互融合，综合利益观已开始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国家需要以综合利益观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外政策，而不能将国家利益的范围进行人为的放大或缩小，尤其是要防止国家经济利益的“泛化”或者“升华”。与此同时，国家利益的载体只能是民族国家，次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不应该成为国家利益的承担者。例如，尽管跨国公司所进行的国际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和各国对外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是推动自由贸易发展的主要力量仍是民族国家。跨国公司的利益实际上只是其母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不是其母国国家利益的全部。如果仅以跨国公司的利益作为制订国家贸易政策的主要参照，将不利于整体国家利益的有效维护。
第三，强调相对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重要性。
从斯密、李嘉图到后来的赫克歇尔、俄林等人，其自由贸易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双方都能够获得“绝对收益”，但他们都没有论述不同国家获得“相对收益”的问题。而重商主义者、李斯特以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家们则强调了自由贸易给国家带来的“相对收益”。在国际贸易中，国家不仅关心绝对收益，还要考虑相对收益。强调相对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重要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提供了广阔背景。既然国际贸易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方面，特定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选择将对国内外的不同主体产生影响，那么研究自由贸易中的国家利益就不能脱离人们对国际社会本质的认识。国际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在国家之上没有集中的权力机构，缺乏有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国际无政府的假定不仅适用于国际政治学，也适用于对国际经济问题的分析。既然国家之间是在缺少“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发生关系的，这种国际无政府状态就会导致国家采取“自助”战略，即国家要寻求权力的增加来维持自身生存。虽然自由贸易能够促进有关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但是却并不能根本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因此，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只要每个国家都试图使其利益最大化，这些不同的“自我利益”就很容易发生冲突，而共同利益则难以形成。
其次，贸易条件影响着贸易国家的收益分配，容易引发国家利益冲突。在自由贸易迅猛发展的潮流中，人们仍然需要正确处理自由贸易与分配正义之间的关系，[11]关注不同国家从自由贸易获益的差异问题。有关国家面临贸易合作的时候，感到不安全的国家肯定会考虑贸易利益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首要考虑的不是“我们双方都会获益吗?”，而是“谁的获益更多”的问题。正如拉尔夫・戈莫里、威廉・鲍莫尔(2003)所指出的那样，“在国际贸易中确实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冲突。这意味着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往往以牺牲他国的总体福利为代价。"[12]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从经济发展自主性、经济发展结构、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和霸权关系等方面说明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益不平衡问题。在贸易方面，中心国家生产和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料、燃料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外围国家则生产和出口原料等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发展中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占有贸易收益的绝大部分。事实上，在自由贸易进程中，只有对参与国家的收益进行横向比较，国家利益才显得更加真实或更加具有说服力。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自由贸易带来的收益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在实践中，自由贸易中的收益差异的确是导致国家利益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容易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借助自由贸易的三个基本模型，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发现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可能对一国国家利益造成的不利影响。①在2×2(两个国家、两种产品)模型中，要求相互贸易的两个国家分别专门生产具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一种产品，放弃另一种不具有优势产品的生产。按照这种贸易理论进行国际分工，其结果必然导致各国的经济部门都是残缺不全的。如果这个部门、这个产业恰恰是该国国民经济的命脉，那就会危及其国家安全。如果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一个国家的劣势产业就将受到严重损害，甚至有被摧毁的危险。②在2×2×2(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资源)模型中，要求相互贸易的两个国家各自专门生产更多占用本国丰富而廉价资源的产品，而少生产或不生产更多占用本国稀缺而昂贵资源的产品。按照这种贸易理论进行国际分工，其结果必然造成某种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从而严重影响这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③在2×2×2×2(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资源、两种货币)模型中，要求相互贸易的两个国家实行自由的货币兑换制度，以适应自由贸易。而伴随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而来的货币自由兑换需要健全的金融体系。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很脆弱，则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甚至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由此可见，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必然对一国的产业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和金融安全产生不利影响，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害。
结论
自由贸易理论不赞成(甚至反对)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含义，希望将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脱钩”。但是，在当今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政治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化已成为两种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空间的角度来看，贸易政治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在一些西方国家，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通过贸易安排实行实现政治目标，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例如，人权问题一直没有离开美国政府贸易政策，是对“贸易就是政治”的最好验证。美国将贸易与人权的关系视为制度安排的典型案例，当属《1974年贸易法》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该法案明确提出，如果“非市场经济”国家要获得最惠国待遇，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同美国达成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的互惠条款协定，并获得国会批准；其二是必须满足自由移民的条件。依据这一修正案，美国政府对有关国家的最惠国待遇进行一年一度的审议。当时，国会通过这项修正案主要是针对前苏联限制犹太移民而采取的措施将人权和移民政策作为贸易政策实施的必要条件。因此，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事实上并非完全的自由贸易，而是带有附加条款的“自由贸易”。[14]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看来，自由贸易中始终存在的“政治陷阱”，是它们在南北关系中有效维护其国家利益所面临的一个障碍。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成为发达国家维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这种状况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南北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发达国家有时会凭借其贸易优势地位向发展中国家发难，来实现其政治利益。例如，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经贸问题之际往往掺和进政治因素，从而导致双边经贸纠纷越来越错综复杂，贸易摩擦的政治化趋势增强。即使多边贸易体系的确立和运行，其背后也充满了国际政治斗争的烙印。虽然WTO一贯提倡贸易自由化原则，但是实际上始终没有完全背离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束缚。例如，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就是一场马拉松似的政治较量。仅仅是一个入世的程序，中国与美国就展开了长达10余年之久的艰苦谈判。在这里，单纯的经济学解释显得有些薄弱。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理论学者坚持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的有机结合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自由贸易理论应重视政治与经济日趋融合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要阐释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也要说明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地位和具体作用方式。
在一些西方国家，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自由贸易必须与政治民主进程密切结合起来，越是开放的国家，腐败现象越少。例如，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事实上并非完全的自由贸易，而是带有附加条款的“自由贸易”，[14]其“公平贸易”政策背后的政治利益是显而易见的。2000年初，在美国就是否延长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待遇的争论中，贸易自由化与政治自由化的联系是一个核心问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看来，“自由贸易"中始终存在的“政治陷阱"成为其国家利益在南北关系中难以得以有效维护的主要障碍。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现存国际贸易体系成为发达国家维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这种状况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自由贸易理论学者坚持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的有机结合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在重视政治与经济日趋融合趋势的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应对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不仅要解释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也要说明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注释：
[1]高伟凯-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利益原则-国际贸易，2007(03)：41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19
[3][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44
[4][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1：122-124
[5][瑞典]贝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王继祖译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112
[6]Paul R.Krugman.Is Free Trade Passed?-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Autumn，1987，(1)2：131-145
[7]高伟凯，毕素华-冷战后的国家利益理论探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06)：93
[8]徐剑明-我国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07(12)：10
[9]Scott Burchill.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141
[10]Richard N.Hass.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Foreign Affairs，Sep/Oct，1999，78(5)：74
[11]Simon Caney.Global Interdependence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5，31(2)：389-399
[12][美]拉尔夫・戈莫里，威廉・鲍莫尔.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信出版社，2003：4
[14]高伟凯-自由贸易下的国家利益维护-国际商报，2006-0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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