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四 当前我国周边安全形势
一、2010年世界经济济格局发生较大变化
2010年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是从金融危机开始的。2009年和2010年是最明显的转折，这个转折最少会影响到未来十年。西方国家的一些评估机构预测，到2020年，“金砖四国”（中、印、俄、巴西），再加上印尼、南非等几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总产值将赶上西欧、美国、日本的总产值。这在世界经济中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多年的全球化和西方国家的债务负担不断增长所造成的。
首先看美国，据估计，它现在至少有70万亿美元的债务，这是其整体经济的好几倍，可以说，它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偿还的。美国国会预算局认为，按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2020年美国将拿出财政收入的20%来支付债务利息；2040年，债务利息将占它财政收入的58%。如果美元依然保持现在这个价值，那么未来的美国政府将无法支付它的巨额开支，而美国人会沦到世代给外国人打工还债的地步。这是世界第一大强国所不能承受之重。
债务问题也不是美国独有，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沾上了。此次美国纽约股市的泡沫破灭和美国的债券问题之所以没有引起像上世纪80年代末那样惨痛的大规模的银行倒闭，很大的原因就是欧洲人替它买了单。所以欧洲的债务是和美国连在一起的，欧洲金融机构的债务危机随时可能爆发。由于欧元区的制度设计有缺陷，其内部发展已经变成一种政治角力了。比如德国人认为，自从欧元上马以后，我勒裤腰带勒了十年，终于把一切都搞好了，而其他国家大手大脚，却让我付钱„„德国人满肚子委屈。可是那些危机的国家却说，你是最有钱的，你不帮我们，这个体系就维持不下去了。而这个体系又没有退出机制。德国既不能选择退出，也不能把别的国家从中择出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呆坏账等问题，欧洲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会不停地被各种债务危机、公共开支紧缩所困扰，会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抗议运动爆发。在这种环境下，不可能有良好的经济增长。日本也一样，债务已经达到其自身GDP的200%多了，它每年支付债务利息就要花掉财政收入的1/5。
在这些背景下，除了发动战争这种不可能的办法外，惟一体面的出路就是通货膨胀。让美元贬值，让价格来冲稀债务，这是一种让债务持有人吃哑巴亏的手段。上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就进入了大幅贬值的轨道，全球持续通货膨胀，美国把债务分摊在了西欧和日本头上。等到80年代初，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美元再度坚挺，又吸收了大量外国储蓄。 2012年之后，将是一个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时代。之后，美国的债务会慢慢地化解掉，实现所谓的“软着陆”。当然这也让美元避免了迅速垮塌的命运。然后，美国才能重新找到经济增长的基础。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出现另外一些问题。
比如，资本会大量地流入新兴国家追逐利润。虽然现在美联储发了很多票子，但是美国经济还是处于经济紧缩。最近公布的数据中，美国现在的CPI指数处于历史最低点，也就是说，美联储扔了这么多钱进去，根本没用，这就为它继续印票子做了舆论准备。实际上是因为它放出的货币没有进入美国市场，而是流向新兴市场。现在美元已经成为“套利交易”的工具了。欧洲的债务不断起伏，也跟货币的流动性过剩有关。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政策一出台，所有发展中国家就会有所反应的原因。因为“热钱”流进来了，就会给自己造成非常大的危险。
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上，中国就承受了巨大的、直接的压力。有些经济学家说通货膨胀是中国的问题，但我认为主要是输入型的。蔬菜涨价了，但农民并没有赚到什么钱。这是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菜农必用的柴油价格涨了好几倍，而柴油需要进口，自产的不够用。而且不仅是柴油涨价，整个石油都在涨价。为什么石油涨价？因为石油是以美元定价的，美元贬值，石油必然涨价。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正是通过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石油、黄金、粮食、铜矿等，这些东西一涨价，作为最大使用者或进口者的中国，必然会受影响。
好在中国有资本管制这道防火墙，中国是间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而包括韩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他们没有资本管制，已经顶不住了。这些国家的汇率遭遇了巨大的升值压力，也就是所谓的“汇率战”。
尽管如此，中国的机遇仍然很大，也带来了增长太猛、太快的烦恼。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中国的增长速度之快，相当于每两年就增出一个印度，三年就增出一个加拿大。
也正因为如此，才引起周边的“担忧”。如果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被美国所利用。实际上近几年，美国人一直在担心中国的周边国家会绑在中国的“战车”上，远离美国。最近美国重返亚太，实际上就是利用了这些国家的突然性的“恐慌”。
二、2010年的国际形势的重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多极化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20国集团在机制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另一个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里面，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和表决权都有了量化性的增长。虽然离真正的平衡还有距离，美国人还有一票否决的权力，但是变化的趋势还是接近更加均衡的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冷战结束后没有国际条约来规定力量对比和治理机制的缺陷。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下一步20国机制怎么发展。从G8到G20，最核心的变化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里面可以更加平等地与发达国家对话了。但随着经济危机最艰难时期的过去及复苏势头的出现，主要发达国家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动机减弱，因此今后是要把20国集团变成一个常设的治理平台还是一个常设的论坛，是个很大的问题。而对中国而言，如果需要进一步体现自身在这个机制里的作用的话，就需要把这个机制做实，让20国峰会的决定具有约束力。
当然，西方在20国峰会上所提的要求相当部分是针对中国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在2010年11月的首尔峰会上，美国提出所谓“经常账户不平衡的量化指标”，是要间接地回答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起源在哪里的问题。如果在峰会上达成这个协议，会让国际舆论感觉是部分国家经常账户的不平衡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经常账户不平衡4%的量化指标对中国并不是不可克服的事，因为中国的GDP增长很快，4%的额度也会相应增加。但国际经济不平衡的因素很多，原因也很复杂，单把经常账户问题拿出来确定量化指标，经济上没有意义，实践上没有依据，政治上也不公平。中国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反复阐述这些道理，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美国的主张最终没有通过。
但首尔峰会要求工作层在2011年戛纳峰会前拿出一个所谓的“量化综合参考指南”建议。从目前透露的情况来看，这个建议的有些内容我们可以接过来，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引导，还可以增加一些反映我们关切的新指标，我们发挥作用的空间还非常大。所以我们要想法让G20发展下去，变成实质性的治理平台或至少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我们要推动达成一些协议，这些协议中肯定有对中国的限制，
但同样我们也可以提出对对方产生约束的东西，比如说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在发行货币时应该遵从的量化指标。一个国家储蓄和消费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储蓄过多和储蓄过少都是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大有可为” 。
第二个特点是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复苏。美国经济虽呈复苏态势但就业并未改善，失业率一直在9%以上的高位波动，经济动力始终没有恢复，所以美国在第一期1.7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基础上又搞了第二期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现在美国已经开始谈第三期“量化宽松”的可能性。美国滥发货币，导致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扬，给世界经济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欧盟不平衡复苏现象严重，德国2010年二季度对欧元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3，全年增幅可达3.6%，而希腊增长率为﹣4.2%，赤字率将达15.5%。继希腊之后，爱尔兰也陷入了严重债务危机，不得不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850亿欧元的“高息援助”虽有助于度一时之艰，但也增加了新的金融风险。“欧猪五国”的其他三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一直在债务危机的边缘徘徊，发展趋势令人担忧。与发达国家形成对比的是，新兴经济体复苏势头强劲，据IMF预测，新兴经济体2010年增长率将达6.8%，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长率，其中亚洲9.2%， 中国10.5%。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第三个特点是美国战略布局的大幅调整。美国从中东收缩，撤兵伊拉克，加强对亚洲的投入，包括对阿富汗的增兵、利用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强化与日本和韩国的战略同盟关系等。美国还极力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把本来不是问题的自由航行说成是南海的问题。美国还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企图架空或弱化亚太经合组织（APEC），削弱其他大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发言权。美国在北约里斯本峰会上主导通过的“新战略概念”最核心的内容是“走出防区、超越传统”，为美国利用北约在世界各地就各类问题进行干预进行了法律铺垫。
第四个特点是欧洲在磨合中变化。欧洲目前正在经受严峻考验。政治上，欧盟内部运行机制正在经历从成员国主导的“轮值制”向欧盟机构主导的“常任制”转化；外交上，欧盟越来越感到新兴市场国家高速发展带来的挑战；经济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把欧盟和欧元都带到了十字路口，欧洲一体化何去何从，取决于欧盟能否克服、并帮助成员国克服目前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和保护主义因素都在增加。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也在磨合之中。
2010年的俄罗斯外交全方位特点非常明显。俄与欧美关系回暖，表现在俄法德多维尔峰会启动了“现代化伙伴关系”，俄美签署了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俄与美欧分别完成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俄积极回应了与北约共建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议，俄在制裁伊朗和北约借道俄罗斯向阿富汗运送物资问题上调整政策，受到西方肯定。同时，俄与中国、印度、越南的关系也分别有所推进。
当然，2010年的中国外交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一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世博外交”、“峰会外交”和“危机应对外交”。上海世博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在世博搭建的大平台上，上演了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地方外事的一个又一个“外交大戏”。在G20首尔峰会、APEC横滨会议及坎昆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国的许多主张都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写进了会议最终文件。在危机应对方面，中国在克服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巩固复苏势头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天安” 号事件发生后，中国考虑到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对事件原因的不同认识，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斡旋，安理会最终通过了反映双方关切的主席声明，使一触即发的半岛局势“软着陆”。朝韩在延坪岛发生炮击事件后，中国的劝和促谈外交与美国的炮舰外交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2011年中国周边安全回眸与前瞻
2010年，中国周边安全总体保持稳定，但局部发生剧烈震动，呈现“西缓东急、北稳南紧”的态势。2011年，周边“热点”将有所降温，但某些外来因素的刺激仍可能导致余烬复燃，而对中国最大的安全压力依然来自海上。
（一）海上安全进入多事之秋，陆上安全压力相对减轻
2010年，中国海上安全威胁挑战增多，旧的安全隐患集中复发，而新的安全问题也在显现。从春寒料峭之时的美对台售武，到仲夏酷暑之际的“天安”号引发的美韩联合海上军演，再到秋风瑟瑟之时的南海风波、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隆冬时节，中国周边也未安稳，韩国延坪岛炮击事件，将朝鲜半岛引向战争边缘，美国把核动力航母开进黄海，将中国部分地区纳入其作战识别区。各类海上危机事件频发，中国海洋利益受到严重挑战。
相对于险象环生的海上安全而言，中国陆上安全相对稳定。中俄边界继续成为两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纽带，两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相互协调。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更替未对西北安全构成大的冲击，上海合作组织依然是中亚地区稳定器。中巴关系进一步巩固，中国援巴抗洪赈灾帮助其渡过难关。尽管中印边界纠纷不时被西方媒体炒热，但加强边境安全对话、维持稳定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边境口岸成为贸易互惠的桥梁，双方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深。
2011年，中国海上安全压力依然严峻，但不大可能像2010年那样全线性持续紧张。朝鲜半岛南北对立很可能从军事转入外交。持续军事高压对两国国民和政治领导人都是一种煎熬，为避免引发全面军事冲突，美韩海上军演情绪化将有所控制。经过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在安全问题上将加强同美国的军事捆绑，但也看到中国维护主权的坚定决心。在内外交困之下，菅直人可能下台，如继续留任，中日关系则会不断修补；反之，中日关系则存在新的变数。政冷经热可能继续是2011年两国关系的突出特点。南海周边国家主权纠纷终究要在当事方之间解决，即便是2010年推动美国在东盟地区论坛搅局的国家，也意识到外部力量强势介入，只会使争议问题复杂化，亚洲国家“窝里斗”只会让“渔翁得利”。
（二）周边问题的美国因素增加，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显著加强
2010年，美国开始着手“后反恐时代”的战略布局，以退出伊拉克为契机，加快落实“西退东进”战略，将外交和军事资源向东亚集聚，尤其是在中国周边推动“前沿部署外交”。为配合战略重新部署，美国诱压中国周边邻国，并制造和利用安全危机，离间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以实现“牵制中国”和“领导亚洲”的战略。
美国强化了在东北亚安全格局的影响和主导地位。美国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乐观其成，纵容韩国强硬应对“天安舰”事件，诱使其在争议地区进行实弹演习，引发延坪岛炮击事件。美国利用韩国对其安全依赖的增加，提升美韩同盟关系：驻韩美军指挥权移交延后，美韩开启外长和防长“2+2”会谈，“华盛顿”号航母开进黄海举行军演。美国再掀“朝鲜威胁论”，在普天间军事基地上对有脱美倾向的日本鸠山政府不依不饶，逼其下台。美在安全问题上绑架菅直人政府，使日本重新依附美国，并借机强化美日同盟。
为拉拢一些东南亚国家，美国不惜制造安全麻烦，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打入楔子。美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抛出南海议题，以南海问题涉美“国家利益”为借口，力图使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插手南海问题。美国煽动“南海威胁论”，促南海周边国家加强与其军事合作：美国高调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帮助一些国家培训军事人员，向其推销高端武器。
2011年，美国将继续巩固和强化在东亚的权势影响，对中国防范一面不会放松，可能在某些问题上继续为难中国。共和党向来在安全问题上奉行强硬路线，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掌握众议院议题设置权，有可能炮制中国安全威胁议题。2011年，美将继续推动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合流，离间中日韩，妨碍三国东北亚合作机制的发展。美国总统将正式参加东亚峰会，谋求影响东亚合作议程。美将继续以与东盟举行对话会为契机，以军援、经援或联合军演为手段，在东南亚继续推行“前沿部署外交”，使东盟在对外战略上对其需求增加。
对于美国在我周边制造麻烦，中国要保持高度警惕，但是，中国应该有更多的自信，冷静应对美国的焦躁和不安。由于中美之间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深，两国战略上总体保持稳定，在新的一年里，两国对话也会继续加强，合作依然是中美关系的主旋律。年初，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准备在卸任前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也将对美进行国事访问。
（三）部分周边国家政局不稳，其政治体制脆弱性成为周边安全隐忧
2010年，部分周边国家出现政局动荡。泰国深陷政治危机，红衫军的街头政治演变成街头暴力；尼泊尔在野党尼共掀起全国抗争活动，和平进程遭受新挫；吉尔吉斯斯坦政权突变，“郁金香革命者”被革命；阿富汗依然硝烟弥漫，塔利班武装卷土重来。这些国家局势不稳与外部势力影响有关，但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内政治体制脆弱性：或是政党之间、派系之间围绕权力分配进行恶斗，或是政权合法性、权威性受到挑战。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影响中国同周边国家双边合作和区域合作进程，同时，还为外部势力利用这些问题牵制中国提供可乘之机。
2011年，维稳依然是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目前，一些国家政局已趋于稳定。比如，缅甸政府在大选后释放昂山素季，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暂时缓和，地方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冲突渐息；吉尔吉斯斯坦在经历政权更迭后，当局采取措施平息暴乱，国内形势开始舒缓；尼泊尔对立各方目前都没有以退出制宪会议相威胁，对连绵战火的厌恶与恐惧也成为各方共识，看守政府依然在维持国家的运转。
阿富汗问题是新一年的“热点”，升温的可能性较大。目前，美军的“招安”政策收效甚微，塔利班与阿政府的谈判也无多大进展，塔利班有可能在春季再次发动新的攻势。受中期选举的影响，共和党对奥巴马政府阿富汗政策的牵制得到强化，美军如期从阿撤军的可能性不大。受阿富汗问题的影响，巴基斯坦塔利班可能随阿富汗塔利班的活跃而联动，巴仍有发生新的动荡危险。
（四）中国致力于“以和为贵”睦邻外交，但塑造周边安全认同依然任重道远
2010年，周边风云砥砺中国外交。中国努力维持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有目共睹。“天安”号事件发生后，中国密集穿梭于各国之间，与相关国家共同努力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维护地区稳定的决议，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升级。延坪岛炮击事件再次将中国推到风口浪尖，中国发出召开六方会谈紧急团长会议呼吁，规劝有关方勿火上浇油。
2010年中日关系波澜起伏，在鸠山政府时期，中国总理访问日本，两国领导人共同致力于互惠关系发展，但并不熟悉中日外交的菅直人接任以后，中日关系风云突变，直至发生钓鱼岛海域扣船事件。即便如此，中国领导人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还是出席了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1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胡锦涛与菅直人进行了直接对话，努力化解彼此分歧。
尽管越南策应美国制造南海议题，造成中越民间隔阂，但中国继续推动两国两党高层交往，同时加大对越投资，帮助越南度过当前遭遇的经济困难，使两国关系未因美国的挑拨离间而掀起大的风波。中印两
国在上半年曾经口角不断，但到了下半年，两国关系趋暖，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将中国的诚挚合作的愿望带给印度人民，获得了印度上下一致好评。
2011年，中国周边外交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塑造区域安全认同方面。首要的挑战是美国介入东亚合作进程，扰乱了东亚认同构建的节奏和步伐。美以“亚太常驻大国”身份，强调要“领导”亚洲，不仅阻止中日主导亚洲合作机制，也不愿看到东盟利用地区论坛束缚其手脚。美国在东亚多边机制奉行“到场原则”，力图“搅合式”参与东亚合作机制；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计划”（TPP），“对冲”东亚一体化机制。美国诱拉某些国家，力图分散东亚国家凝聚力，使东亚区域一体化动力减弱。其次是中国崛起与亚洲其他国家崛起并行，经济合作远远走在安全合作的前面，安全合作的滞后性反过来影响安全文化的构建。最后，由于东亚区域内国家存在历史认识的不同和领土纠纷，一旦出现偶发事件，安全脆弱地带容易成为撕裂双边关系的缺口。
四、当前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四大变化与对策思考
（一）四大变化
1、变化一：一个巨大的雁型阴影出现在亚洲
美国借道双边同盟重返亚洲，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试图构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加大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离心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加了复杂的不利因素。
说起“雁型模式”，人们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一种说法：东亚经济发展犹如一队大雁在飞翔，其中日本是领头雁，“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再后是其他国家„„
而目前在亚洲正形成一个新的“雁型模式”，即以美国为领头雁的“雁型安全模式”。这个“雁阵”中的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借势朝鲜半岛的争端，美日韩又在进一步磋商建立三边军事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系。美国特别强调东盟作为地区多边主义支点的重要性，同时承诺将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尤其是承诺赋予印度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在美国试图塑造的这种亚洲地区安全秩序的第二梯队中，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与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2010年是美日同盟建立50周年，美国高调要求日本复兴军事同盟关系，尽管日本民主党的鸠山政权初期不打算应承，但随着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日本迅速改变了政策，强化了同盟关系。美韩同盟也因“天安”号事件和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而进一步强化。7月21日，美韩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2+2”会议，决定深化和扩大同盟合作。
此后，美日韩逐步走向三边同盟。在12月初举行的美日韩三边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声称，美国与日本、韩国的条约同盟是数十年来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日本与韩国的伙伴关系又有助于这种稳定与合作的三角关系。三国外长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
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密切合作。美国启动了与泰国的《创造性合作伙伴协议》，与菲律宾签署了《千年挑战和约》，以加快菲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美国和菲律宾计划于2011年1月首次举行两国间的“2+2”战略对话。美国和澳大利亚于2010年11月8日举行“2+2”会议，双方表示要强化军事与防务合作关系，两国官员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探索加强双方军事合作的方案，其中可能包括美国军队使用澳大利亚的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等。
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的关系。2010年7月，希拉里依次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韩国和越南。越南总理在2010年10月底的东亚峰会上表示，金兰湾将再次开放，与外国海军共享。尽管越南方面表示越南不会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不依靠美国实现其安全方面的目的，但鉴于越南在东盟的地位，此举将给东盟造成重大影响。11月初奥巴马接连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目前美印贸易只相当于中美贸易的1/9，但美国认为印度是一个像中国那样在未来可以取得经济业绩的巨人，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对抗中国地位的战略意图。而印度尼西亚则是该地区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出生地。
第四梯队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印度学者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观点，即中国寻求一个多极世界、单极亚洲的格局，而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单极世界、多极亚洲。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对亚洲地区秩序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差异。美国一贯以塑造地区秩序来彰显实力，现在被塑造的对象轮到亚洲了。9月，希拉里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与“地区”相关的词语的次数多达24次，表现出对亚太地区的高度重视。
奥巴马政府强调亚太地区的新局面，要求搭建新的机构性架构，以最有效地实现合作前景、建立互信并减少竞争摩擦。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在夏威夷专门就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发表讲话，阐明指导美国与该地区进行积极接触和发挥领导作用的五项原则。尽管希拉里强调美国在亚太各种机构中的参与和领导作用可以让各方受益，但实际上最终美国获得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
美国非常重视东盟的作用。希拉里于10月28日在出访亚太地区之前在夏威夷发表的政策讲话中，提到美国把东盟视为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的地区性结构的支点，是“诸多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上不可或缺的机构”。美国2009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加入东亚峰会铺平了道路。2010年，希拉里参加了在河内举行的东亚峰会，美国也表示2011年东亚峰会在印尼召开时，奥巴马总统会重返印尼。日本媒体称，这标志着亚洲迎来以中美日为核心的新一轮博弈。
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扩大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早在2005年，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即签署《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2010年美国积极申请加入该协定，同时申请加入的还有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美国向TPP的迈进，可能有助于重新确立美国在未来地区经济一体化讨论中的领导地位。马来西亚学者认为，未来该地区的经济前景可能由三个不同区域强国主导的彼此重叠的模式构成：美国将主导TPP八国（P8)，中国寻求全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日本则将寻求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美国试图拾起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遗产，在泛太平洋地区构建自由贸易区，在某种程度上，这分离了目前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势力，并且还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在美国看来，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新秩序是不能容许的，美国介入亚洲的目的是维持和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有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东亚峰会的扩容，东盟10+8防长会议机制的建立，还是TPP进程的强势推进，都潜藏着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对中国崛起方式的深度疑虑。
2、变化二——朝鲜半岛：“软肋”面临的威胁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美国和日本趁机
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这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不仅世人关注的“六方会谈”迟迟未能重启，因韩国“天安”号沉没等突发事件引起的一系列联动效应，更使朝鲜半岛局势急转之下，进入新一轮动荡期。
“天安”号事件后，美国和韩国转而推行对朝强硬路线，试图以强大的武力来震慑朝鲜。而朝鲜对外政策也趋于强硬。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国与韩国在西海（即我黄海）举行历史上双方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不过，朝鲜半岛形势虽然危急，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临近年底，朝鲜的政策出现了缓和迹象。朝鲜向国际社会宣布，朝鲜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朝鲜和韩国、美国、日本阵营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突发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地区性的危机，且危机还可能持续升级。在现阶段，各方缺乏进行多边安全对话的基础和意愿，更遑论建立一种各方认可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目前对抗和冲突的逻辑支配半岛事态的发展。
朝鲜半岛事态发展为美国积极介入创造了机会，美韩、美日的联合军演意味着一个兼具攻防能力的美日韩小型多边安全机制雏形隐现，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由此可见，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行为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已经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双重挑战。亚洲国家彼此间的窝里斗，是美国在此地坐收渔翁之利的最大“助缘”。
美国和韩国对中国在“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后的反应不满，指责中国不主持公道，一味偏袒朝鲜。中美关系和中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损害。特别是韩国国内对中国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而且仍在持续。
延坪岛炮击事件后，中方关于迅速开始六方紧急磋商的提议再次遭到美韩日三国的拒绝。中国的朝鲜半岛外交遇到了复杂的难局。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促使朝鲜半岛形势“转危为机”不可或缺的斡旋者。因为只要敌对各方均缺乏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或能力，它们最终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回到谈判桌前解决问题。而这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因此，在各方可能“擦枪走火”的情况下，中国所要做的是静观局势变化，以静制动，而不是轻易作出情绪化的反应。
3、变化三——海上风浪：海洋安全环境恶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海上压力将常态化。
2010年，围绕南海争端主要有两件大事：其一，一些国家利用所谓“南海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下文简称“核心利益说”）指责中国“日趋明显的扩张性军事行动和强硬外交政策”。其二，美国适时利用南海事务，多次坚称自身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权，与中国就此数次展开激烈的交锋，并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2010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军队寻求扩张海军力量》一文，7月该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文中声称，中国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声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南中国海事务。而在这之前，中国只将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等定位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说”一经出台，便被国际社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引用，成为佐证中国外交转向扩张的重要论据。而这一说法并没有官方来源，没有得到官方确认。学界和各种智囊机构的态度也较为谨慎并提出质疑，有军方学者撰文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提法仅见于中国个别学者的言论，并非高层领导的正式表述，更未写入国家战略性报告或者法律性文件。
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这并不代表放弃主权要求。只是中国在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时彰显主权，会成为将东南亚国家及背后支持的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对中国实施遏制的一个契机。
国际社会对“核心利益说”的强烈反应，表现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忧虑。国外把“核心利益说”解读为崛起后的中国在划分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会日益咄咄逼人。国外还普遍将“核心利益说”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提并论，据此判定中国将采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中国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争端，一直以来就是中日之间的领海领土主权之争，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的爆发，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外交的新举措，以及中国突破美国海军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后对旧地区秩序造成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周边国家对中国海军远洋能力的疑虑。
“撞船事件”后中国的反应速度与力度，让日本外交界感到中国的反应“超出了迄今为止的底线”，与以往发生冲突时中国尽量防止事态发展成全面冲突不同，此次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反应似乎已顶掉了“安全阀”。甚至有日本学者呼吁，为阻止中国一意孤行，各国将从经济、资源和安全保障领域构筑对华包围圈，日美两国应肩负起主导构筑对华包围圈的重任。
“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对日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一些国外媒体和学者、官员将中国的反应“升级化”看待，将中国描绘为“粗暴大国”，甚至给中国的反应与举措戴上“中国威胁论”的帽子。
与中国存在南沙群岛主权纠纷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撞船事件”后的“强硬态度”也表示了担忧。日本学者紧紧抓住这种“担忧”将南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扯”在一起。日本学者夸张地断定，“当前的中国外交似乎是以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为鉴，将列强的侵略手法运用至侵犯越南和菲律宾领土以及日本的领海上”。毋庸置疑，日本学者的这种“逻辑论证”旨在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蛊惑东南亚地区人民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实现日本联合东南亚“共同对付”中国的企图。
但也必须看到，“撞船事件”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增大了。对于钓鱼岛问题，中日在认知上是有偏差的。在认清这个事实的前提下，中国要避免为美国拉拢东南亚国家联合牵制中国创造“可乘之机”，从而使中国在领土维护时处于更不利的局面。
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前，2010年4月，中国海军舰艇穿越宫古海峡（琉球群岛主岛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公海）进行正常训练。日本媒体对此进行了大肆渲染，并将之视作中国突破第一岛链、挺进西太平洋区域的突破性举动。
如果从海上安全审视中国周边安全，那么南海争端升温、钓鱼岛“撞船事件”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南海、黄海、东海等区域都出现了相当的动荡和不安定，以美国主导的、周边国家参与的海上军事演习贯穿整个2010年度，而中国也相应地加大了对抗力度。亚太海域频繁军演固然与一系列突发性事件相关，诸如“天安”号事件、朝鲜炮轰延坪岛等，但更长期性的、根本性的原因是美国重新高调介入亚太事务、试图维持其在亚太的军事优势的战略意图与实力上升中的中国实施“走出去”、加强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转型相互碰撞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海洋战略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国的行为更多的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客观需要，国防现代化尤其是海军现代化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海洋战略的转变是适应国家需要的客观之举，与“走出去”战略相适应。
对此，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将中国海洋战略作为判断中国崛起路径的重要指标。一些国外舆论认为，目前中国海军仍然相对落后，短期内仍无法与美国抗衡，但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为其军队的转型和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经济危机后的中国在外交上已不仅仅是自信而是咄咄逼人，中国加快了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因此，面对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国际舆论十分关注，周边国家尤为突出。故而，当美国提出重返亚太，中国周边国家多采取欢迎的态度，虽然他们也怀疑美国在国内经济状况一片糟糕的情况究竟能够采取多少实质性的措施。
在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的背景下，中美围绕南中国海的角逐，意义早已超出了问题本身，它标志着中美将在打破和维持现行亚太安全秩序上进行长期博弈。而随着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发展，中国面临的海上压力将会常态化，海上安全将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4、变化四——“水”的考验：周边非传统安全形势
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影响国家政权稳定和国家间关系好坏的重要因素，2010年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形势凸显为水的问题，诸如水灾、河流等跨境问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对中国公共外交构成重大考验。 2010年7、8月份，巴基斯坦发生特大洪灾。洪水淹没了巴基斯坦近1/5的土地，波及约2000万居民，近200万人无家可归。
洪灾后，为有效应对灾难带来的系列混乱，巴基斯坦军方的授权被大大提升。与军队的积极参与形成对比，文职政府在抗洪上的反应很不得力。有很多评论认为，巴军队不会放弃自己在政府和政坛的至高地位。如果军队介入政府并对联合力量施压的话，军队有可能重新控制政府，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不稳定性增加。
此外，洪灾与反恐成效、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关联性。为巩固之前的反恐成果，争取民心，巴基斯坦政府原计划在开伯尔—普什图省花费数十亿美元兴建发展项目，而洪灾将大大延迟这一进程。为了争取
民意，各种力量开展了对巴民众的公众外交，很多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且大都比政府机构更有效率，这就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巴基斯坦洪灾后，国际社会给予了巴很大的援助，这对缓解巴基斯坦自然灾害、进行人道主义救助、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国际合作的背后，传统的地缘战略竞争并未消失。除了“声望”等软性因素，美国积极参与救灾背后还有很浓的“阿富汗”色彩，美国很可能以救灾来换取巴基斯坦政府对打击阿富汗境内极端势力的支持。另外，美国还将巴基斯坦洪灾与气候问题联系起来，再次证明了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设立议事日程的能力。
作为历史上与巴基斯坦有过不友好经历的国家，巴基斯坦部分民众对政府接受印度捐款发出了不同声音。巴基斯坦部分媒体认为，“接受印度这样一个历史上曾是巴敌人国家的捐赠，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巴基斯坦政府在救灾上表现不力”。更重要的还不是巴基斯坦国内民众对接受印度捐款的态度和认知问题，而是洪灾可能带来的巴基斯坦实力削弱、印巴力量对比不平衡加剧以及可能对整个南亚安全架构产生影响的问题。
中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巴基斯坦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提供了支持和帮助。然而，外媒对中国的救灾也有不少负面评价。这种评价一方面显示出中国的公共外交仍有待加强，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舆论影响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外媒借洪灾造势、担忧中国在南亚的系列举措（如中国对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孟加拉国的吉大港的港口援建）、给中国崛起设置障碍的意图。
对中国周边安全形成挑战的另一项非传统安全是湄公河流域的水资源争端。2010年初，湄公河下游四国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发生了严重旱情，导致湄公河水位下降到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部分地区的水位仅33厘米。受干旱影响，泰国等国的大米产量受到严重冲击，而且湄公河的低水位严重影响了湄公河沿岸国的旅游、航运和渔业的发展。同样遭遇旱灾的还有中国的西南地区，其河流水位也降到50年来的最低水平，人民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遭遇旱灾之苦在历史上不算少见，但2010年的旱灾却引发了一场关于湄公河水量下降和旱情原因的争论，而这场争论造成的后续效应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湄公河干旱所导致的周边国家和域外国家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大坝威胁论”和中国“干旱责任论”的渲染和攻击，不仅严重误导了中国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继而影响到其政府对中国的行为判断，破坏了良性发展的周边关系。而且这些对“中国威胁论”的推陈出新会严重地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和平发展所需要的国际舆论环境，给中国带来更多国际社会的压力。另外，美日等国也乘势介入中国周边事务的处理，扩大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牵制中国。
面对相关的湄公河水域开发争端，我们当前需要做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思考中国如何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创建相关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在机制框架内协调解决澜沧江—湄公河的环境保护与开发问题。二是思考在美日介入湄公河地区事务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发展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双边关系，如何减少美日牵制的消极后果。
（二）应对之策
随着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引发的连锁性反应，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进程，正在告别过去十年的稳定态势，进入了一个战略摩擦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将减弱，
周边国家对我海洋经济资源的争夺将加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角逐将越来越决定亚太地区的秩序，为此中国应该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中美关系的调控空间缩短、缩小，战略性摩擦在所难免。今年以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一系列动作，包括强调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权、加强美越安全合作、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强化等都释放出明确的信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加深，美国要把中国的崛起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绝不允许中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为防止中国对美国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美国加强了对亚洲外交的力度，在中国周边步棋设子、巧妙经营。美国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利用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见缝插针式地介入到亚洲地区秩序中，相互联动制造和利用摩擦与争端。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将成为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代表的模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之争的焦点，有可能导致中国投入颇多的“10+3”机制名存实亡。在后危机时代，美国如要振兴其经济，就必须深度参与区域贸易。美国在TPP中将处于绝对优势，在跨太平洋合作中的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强势推动TPP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由于TPP成员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各异，特别是包括越南、马来西亚等与西方“另类”的国家，可以预见，民主、人权等问题不可避免会成为各方争议所在。目前中国尚不是TPP成员，日本、韩国加入TPP，有可能导致中国投入颇多的“10+3”机制名存实亡。
印度2011年的动向值得分外关注，将成为检验大国关系的试金石。除了美国拉拢印度之外，日本与印度迅速走近，将影响中国在地区内的经济竞争力以及对东盟的影响力。2010年9月日本与印度就签署“经济伙伴协议”（EPA）基本达成一致。10月，印度总理辛格借出访越南之机出席东盟与印度领导人会议。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双方一致认为“中印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2011年，印度如何在美国、中国、日本之间作出进一步的抉择，可以看作是大国间关系亲疏远近的一面镜子。随着印度经济复苏、军事力量提升以及国际环境利好趋势进一步发展，印度国内对华强硬派的声音将上升，温和派将面临压力，执政当局维护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难度增大。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印度与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关系将进一步发展，但印美关系仍将是印度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鉴于美日同盟体系，印美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印日关系的深化提供了基础平台。越南是印度深化“东向政策”的重要纽带，是印度军事力量辐射西太平洋的中转站，双边在安全上的合作意义明显大于经贸关系对两国关系的作用。
周边外交中经济的战略化趋势将更加突出，但其使用的时间和方式要慎重。2010年，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具有了国家大战略的含义，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了巩固和平的周边环境、塑造稳定的周边秩序的目的。即便是国际市场，也不完全是一个自由市场，政治手段和谋略可以发挥战略性作用。中国应该对国际市场的战略性含义做深入的研究，对中国自身在经济的战略化运用上的手段、管理能力以及市场行为体的应对能力做出更进一步的评估。从理论上讲，经济战略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方受到这一经济手段影响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尽管敏感性会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而增多，但对方的脆弱性却可以通过其国内战略进行调整。并且，中国自身也会受到对方使用经济战略的影响。由于这种互动性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因此利用经济的战略化效应时还须慎重。
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组织形式应发生变化。中国在构造周边战略时，必须以周边省份和周边国家的一体化为平台，内外联动，稳定周边形势。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涉外部门应对周边事务时要“善巧”。总体而言，中国力量强大，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过度反应，尤其是当中国略显强硬时，周边国
家十分敏感。对此，中国要明了周边国家的心态，善于周旋、善于借力。尤其在对待像日本这样的邻居时，中国要充分利用日本的战略优势，利用日本的国际化经验。
五、中国外交思维需要战略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两年来，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迅速而深刻。恐怖主义威胁的扩散、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影响、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增多、俄格冲突及欧洲地缘关系的调整、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G20的出现等，诸多重大事件交织在一起，极大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变迁，并深刻影响到主要国家的战略调整方向。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及溢出效应的发酵，意味着金融霸权已经开始从顶峰滑落下来。与此同时，伴随着持续而强劲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全面增强，GDP至少在名义上已经超过了日本。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需要在国际联系中实现的利益明显增多。
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经历着变革，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在国际体系的变迁中实现。中国崛起既是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力，也是体系变迁的主要结果。中国自身的发展与变革本身就构成国际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今天，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认为已进入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并对国家安全战略筹划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和严峻的挑战。如果处置不当，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变动中诸多矛盾集中的焦点。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和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战略创新的时代。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国家内部发展进入一种瓶颈阶段。与美国的困难主要来源于其内部一样，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重心也主要在于国内问题的顺利解决。一方面，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实现历史性跨越，另一方面，传统遗留问题和由发展带来的问题相互影响渗透，对社会变革的需求空前强劲。如果社会变革不能为迅速增长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上升空间的话，中国的问题就会非常严重，矛盾会积累起来。
第二，“崛起困境”效应进入最为突出的时期。历史也反复证明，一个大国的崛起绝非易事，几乎无一例外要在克服重重困难和种种矛盾过程中才能得以最终实现。随着国家利益拓展和综合实力增强，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位次将进一步前移，对重大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美、日等主要战略力量对中国的戒心有可能日益加重，对我国的防范与牵制也会逐步上升。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政治安全事务中努力追求合作和共赢，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权力政治逻辑难有实质改变，对中国的战略顾虑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而不断加深，将我国确定为最大“挑战者”和“现实对手”的可能性将长期存在。由此，一些潜在威胁趋于紧迫和增强，甚至可能发展至临界状态，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能否在战略层面积极应对，趋利避害，顺利渡过这一时期，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崛起进程与长远安全。
第三，金融霸权仍然是影响国际安全局势走向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因素。在金融危机中，金融霸权受到了冲击，美国的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那些大资本还在，大公司还在，原有的国际金融体制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对金融霸权的自我调整能力、修复能力、反击能力乃至转移危机的能力绝对不可低估。甚至可以认为，金融资本越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其通过军事手段缓解危机、转嫁危机的危险反而会越大。这是资本扩张逻辑和资本本性的必然体现。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地区的安全形势将必然趋于紧张。
对于中国，如何处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进程与保持必须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战略筹划必须解决的问题。处理不当有可能成为体系变迁中诸多矛盾聚集的焦点。要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
仅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寻找基本逻辑和内在动力，而且也要将其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和筹划。
专题四 当前我国周边安全形势
一、2010年世界经济济格局发生较大变化
2010年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是从金融危机开始的。2009年和2010年是最明显的转折，这个转折最少会影响到未来十年。西方国家的一些评估机构预测，到2020年，“金砖四国”（中、印、俄、巴西），再加上印尼、南非等几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总产值将赶上西欧、美国、日本的总产值。这在世界经济中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多年的全球化和西方国家的债务负担不断增长所造成的。
首先看美国，据估计，它现在至少有70万亿美元的债务，这是其整体经济的好几倍，可以说，它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偿还的。美国国会预算局认为，按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2020年美国将拿出财政收入的20%来支付债务利息；2040年，债务利息将占它财政收入的58%。如果美元依然保持现在这个价值，那么未来的美国政府将无法支付它的巨额开支，而美国人会沦到世代给外国人打工还债的地步。这是世界第一大强国所不能承受之重。
债务问题也不是美国独有，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沾上了。此次美国纽约股市的泡沫破灭和美国的债券问题之所以没有引起像上世纪80年代末那样惨痛的大规模的银行倒闭，很大的原因就是欧洲人替它买了单。所以欧洲的债务是和美国连在一起的，欧洲金融机构的债务危机随时可能爆发。由于欧元区的制度设计有缺陷，其内部发展已经变成一种政治角力了。比如德国人认为，自从欧元上马以后，我勒裤腰带勒了十年，终于把一切都搞好了，而其他国家大手大脚，却让我付钱„„德国人满肚子委屈。可是那些危机的国家却说，你是最有钱的，你不帮我们，这个体系就维持不下去了。而这个体系又没有退出机制。德国既不能选择退出，也不能把别的国家从中择出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呆坏账等问题，欧洲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会不停地被各种债务危机、公共开支紧缩所困扰，会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抗议运动爆发。在这种环境下，不可能有良好的经济增长。日本也一样，债务已经达到其自身GDP的200%多了，它每年支付债务利息就要花掉财政收入的1/5。
在这些背景下，除了发动战争这种不可能的办法外，惟一体面的出路就是通货膨胀。让美元贬值，让价格来冲稀债务，这是一种让债务持有人吃哑巴亏的手段。上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就进入了大幅贬值的轨道，全球持续通货膨胀，美国把债务分摊在了西欧和日本头上。等到80年代初，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美元再度坚挺，又吸收了大量外国储蓄。 2012年之后，将是一个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时代。之后，美国的债务会慢慢地化解掉，实现所谓的“软着陆”。当然这也让美元避免了迅速垮塌的命运。然后，美国才能重新找到经济增长的基础。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出现另外一些问题。
比如，资本会大量地流入新兴国家追逐利润。虽然现在美联储发了很多票子，但是美国经济还是处于经济紧缩。最近公布的数据中，美国现在的CPI指数处于历史最低点，也就是说，美联储扔了这么多钱进去，根本没用，这就为它继续印票子做了舆论准备。实际上是因为它放出的货币没有进入美国市场，而是流向新兴市场。现在美元已经成为“套利交易”的工具了。欧洲的债务不断起伏，也跟货币的流动性过剩有关。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政策一出台，所有发展中国家就会有所反应的原因。因为“热钱”流进来了，就会给自己造成非常大的危险。
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上，中国就承受了巨大的、直接的压力。有些经济学家说通货膨胀是中国的问题，但我认为主要是输入型的。蔬菜涨价了，但农民并没有赚到什么钱。这是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菜农必用的柴油价格涨了好几倍，而柴油需要进口，自产的不够用。而且不仅是柴油涨价，整个石油都在涨价。为什么石油涨价？因为石油是以美元定价的，美元贬值，石油必然涨价。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正是通过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石油、黄金、粮食、铜矿等，这些东西一涨价，作为最大使用者或进口者的中国，必然会受影响。
好在中国有资本管制这道防火墙，中国是间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而包括韩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他们没有资本管制，已经顶不住了。这些国家的汇率遭遇了巨大的升值压力，也就是所谓的“汇率战”。
尽管如此，中国的机遇仍然很大，也带来了增长太猛、太快的烦恼。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中国的增长速度之快，相当于每两年就增出一个印度，三年就增出一个加拿大。
也正因为如此，才引起周边的“担忧”。如果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被美国所利用。实际上近几年，美国人一直在担心中国的周边国家会绑在中国的“战车”上，远离美国。最近美国重返亚太，实际上就是利用了这些国家的突然性的“恐慌”。
二、2010年的国际形势的重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多极化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20国集团在机制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另一个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里面，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和表决权都有了量化性的增长。虽然离真正的平衡还有距离，美国人还有一票否决的权力，但是变化的趋势还是接近更加均衡的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冷战结束后没有国际条约来规定力量对比和治理机制的缺陷。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下一步20国机制怎么发展。从G8到G20，最核心的变化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里面可以更加平等地与发达国家对话了。但随着经济危机最艰难时期的过去及复苏势头的出现，主要发达国家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动机减弱，因此今后是要把20国集团变成一个常设的治理平台还是一个常设的论坛，是个很大的问题。而对中国而言，如果需要进一步体现自身在这个机制里的作用的话，就需要把这个机制做实，让20国峰会的决定具有约束力。
当然，西方在20国峰会上所提的要求相当部分是针对中国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在2010年11月的首尔峰会上，美国提出所谓“经常账户不平衡的量化指标”，是要间接地回答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起源在哪里的问题。如果在峰会上达成这个协议，会让国际舆论感觉是部分国家经常账户的不平衡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经常账户不平衡4%的量化指标对中国并不是不可克服的事，因为中国的GDP增长很快，4%的额度也会相应增加。但国际经济不平衡的因素很多，原因也很复杂，单把经常账户问题拿出来确定量化指标，经济上没有意义，实践上没有依据，政治上也不公平。中国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反复阐述这些道理，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美国的主张最终没有通过。
但首尔峰会要求工作层在2011年戛纳峰会前拿出一个所谓的“量化综合参考指南”建议。从目前透露的情况来看，这个建议的有些内容我们可以接过来，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引导，还可以增加一些反映我们关切的新指标，我们发挥作用的空间还非常大。所以我们要想法让G20发展下去，变成实质性的治理平台或至少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我们要推动达成一些协议，这些协议中肯定有对中国的限制，
但同样我们也可以提出对对方产生约束的东西，比如说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在发行货币时应该遵从的量化指标。一个国家储蓄和消费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储蓄过多和储蓄过少都是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大有可为” 。
第二个特点是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复苏。美国经济虽呈复苏态势但就业并未改善，失业率一直在9%以上的高位波动，经济动力始终没有恢复，所以美国在第一期1.7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基础上又搞了第二期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现在美国已经开始谈第三期“量化宽松”的可能性。美国滥发货币，导致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扬，给世界经济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欧盟不平衡复苏现象严重，德国2010年二季度对欧元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3，全年增幅可达3.6%，而希腊增长率为﹣4.2%，赤字率将达15.5%。继希腊之后，爱尔兰也陷入了严重债务危机，不得不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850亿欧元的“高息援助”虽有助于度一时之艰，但也增加了新的金融风险。“欧猪五国”的其他三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一直在债务危机的边缘徘徊，发展趋势令人担忧。与发达国家形成对比的是，新兴经济体复苏势头强劲，据IMF预测，新兴经济体2010年增长率将达6.8%，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长率，其中亚洲9.2%， 中国10.5%。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第三个特点是美国战略布局的大幅调整。美国从中东收缩，撤兵伊拉克，加强对亚洲的投入，包括对阿富汗的增兵、利用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强化与日本和韩国的战略同盟关系等。美国还极力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把本来不是问题的自由航行说成是南海的问题。美国还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企图架空或弱化亚太经合组织（APEC），削弱其他大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发言权。美国在北约里斯本峰会上主导通过的“新战略概念”最核心的内容是“走出防区、超越传统”，为美国利用北约在世界各地就各类问题进行干预进行了法律铺垫。
第四个特点是欧洲在磨合中变化。欧洲目前正在经受严峻考验。政治上，欧盟内部运行机制正在经历从成员国主导的“轮值制”向欧盟机构主导的“常任制”转化；外交上，欧盟越来越感到新兴市场国家高速发展带来的挑战；经济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把欧盟和欧元都带到了十字路口，欧洲一体化何去何从，取决于欧盟能否克服、并帮助成员国克服目前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和保护主义因素都在增加。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也在磨合之中。
2010年的俄罗斯外交全方位特点非常明显。俄与欧美关系回暖，表现在俄法德多维尔峰会启动了“现代化伙伴关系”，俄美签署了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俄与美欧分别完成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俄积极回应了与北约共建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议，俄在制裁伊朗和北约借道俄罗斯向阿富汗运送物资问题上调整政策，受到西方肯定。同时，俄与中国、印度、越南的关系也分别有所推进。
当然，2010年的中国外交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一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世博外交”、“峰会外交”和“危机应对外交”。上海世博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在世博搭建的大平台上，上演了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地方外事的一个又一个“外交大戏”。在G20首尔峰会、APEC横滨会议及坎昆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国的许多主张都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写进了会议最终文件。在危机应对方面，中国在克服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巩固复苏势头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天安” 号事件发生后，中国考虑到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对事件原因的不同认识，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斡旋，安理会最终通过了反映双方关切的主席声明，使一触即发的半岛局势“软着陆”。朝韩在延坪岛发生炮击事件后，中国的劝和促谈外交与美国的炮舰外交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2011年中国周边安全回眸与前瞻
2010年，中国周边安全总体保持稳定，但局部发生剧烈震动，呈现“西缓东急、北稳南紧”的态势。2011年，周边“热点”将有所降温，但某些外来因素的刺激仍可能导致余烬复燃，而对中国最大的安全压力依然来自海上。
（一）海上安全进入多事之秋，陆上安全压力相对减轻
2010年，中国海上安全威胁挑战增多，旧的安全隐患集中复发，而新的安全问题也在显现。从春寒料峭之时的美对台售武，到仲夏酷暑之际的“天安”号引发的美韩联合海上军演，再到秋风瑟瑟之时的南海风波、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隆冬时节，中国周边也未安稳，韩国延坪岛炮击事件，将朝鲜半岛引向战争边缘，美国把核动力航母开进黄海，将中国部分地区纳入其作战识别区。各类海上危机事件频发，中国海洋利益受到严重挑战。
相对于险象环生的海上安全而言，中国陆上安全相对稳定。中俄边界继续成为两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纽带，两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相互协调。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更替未对西北安全构成大的冲击，上海合作组织依然是中亚地区稳定器。中巴关系进一步巩固，中国援巴抗洪赈灾帮助其渡过难关。尽管中印边界纠纷不时被西方媒体炒热，但加强边境安全对话、维持稳定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边境口岸成为贸易互惠的桥梁，双方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深。
2011年，中国海上安全压力依然严峻，但不大可能像2010年那样全线性持续紧张。朝鲜半岛南北对立很可能从军事转入外交。持续军事高压对两国国民和政治领导人都是一种煎熬，为避免引发全面军事冲突，美韩海上军演情绪化将有所控制。经过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在安全问题上将加强同美国的军事捆绑，但也看到中国维护主权的坚定决心。在内外交困之下，菅直人可能下台，如继续留任，中日关系则会不断修补；反之，中日关系则存在新的变数。政冷经热可能继续是2011年两国关系的突出特点。南海周边国家主权纠纷终究要在当事方之间解决，即便是2010年推动美国在东盟地区论坛搅局的国家，也意识到外部力量强势介入，只会使争议问题复杂化，亚洲国家“窝里斗”只会让“渔翁得利”。
（二）周边问题的美国因素增加，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显著加强
2010年，美国开始着手“后反恐时代”的战略布局，以退出伊拉克为契机，加快落实“西退东进”战略，将外交和军事资源向东亚集聚，尤其是在中国周边推动“前沿部署外交”。为配合战略重新部署，美国诱压中国周边邻国，并制造和利用安全危机，离间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以实现“牵制中国”和“领导亚洲”的战略。
美国强化了在东北亚安全格局的影响和主导地位。美国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乐观其成，纵容韩国强硬应对“天安舰”事件，诱使其在争议地区进行实弹演习，引发延坪岛炮击事件。美国利用韩国对其安全依赖的增加，提升美韩同盟关系：驻韩美军指挥权移交延后，美韩开启外长和防长“2+2”会谈，“华盛顿”号航母开进黄海举行军演。美国再掀“朝鲜威胁论”，在普天间军事基地上对有脱美倾向的日本鸠山政府不依不饶，逼其下台。美在安全问题上绑架菅直人政府，使日本重新依附美国，并借机强化美日同盟。
为拉拢一些东南亚国家，美国不惜制造安全麻烦，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打入楔子。美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抛出南海议题，以南海问题涉美“国家利益”为借口，力图使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插手南海问题。美国煽动“南海威胁论”，促南海周边国家加强与其军事合作：美国高调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帮助一些国家培训军事人员，向其推销高端武器。
2011年，美国将继续巩固和强化在东亚的权势影响，对中国防范一面不会放松，可能在某些问题上继续为难中国。共和党向来在安全问题上奉行强硬路线，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掌握众议院议题设置权，有可能炮制中国安全威胁议题。2011年，美将继续推动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合流，离间中日韩，妨碍三国东北亚合作机制的发展。美国总统将正式参加东亚峰会，谋求影响东亚合作议程。美将继续以与东盟举行对话会为契机，以军援、经援或联合军演为手段，在东南亚继续推行“前沿部署外交”，使东盟在对外战略上对其需求增加。
对于美国在我周边制造麻烦，中国要保持高度警惕，但是，中国应该有更多的自信，冷静应对美国的焦躁和不安。由于中美之间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深，两国战略上总体保持稳定，在新的一年里，两国对话也会继续加强，合作依然是中美关系的主旋律。年初，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准备在卸任前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也将对美进行国事访问。
（三）部分周边国家政局不稳，其政治体制脆弱性成为周边安全隐忧
2010年，部分周边国家出现政局动荡。泰国深陷政治危机，红衫军的街头政治演变成街头暴力；尼泊尔在野党尼共掀起全国抗争活动，和平进程遭受新挫；吉尔吉斯斯坦政权突变，“郁金香革命者”被革命；阿富汗依然硝烟弥漫，塔利班武装卷土重来。这些国家局势不稳与外部势力影响有关，但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内政治体制脆弱性：或是政党之间、派系之间围绕权力分配进行恶斗，或是政权合法性、权威性受到挑战。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影响中国同周边国家双边合作和区域合作进程，同时，还为外部势力利用这些问题牵制中国提供可乘之机。
2011年，维稳依然是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目前，一些国家政局已趋于稳定。比如，缅甸政府在大选后释放昂山素季，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暂时缓和，地方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冲突渐息；吉尔吉斯斯坦在经历政权更迭后，当局采取措施平息暴乱，国内形势开始舒缓；尼泊尔对立各方目前都没有以退出制宪会议相威胁，对连绵战火的厌恶与恐惧也成为各方共识，看守政府依然在维持国家的运转。
阿富汗问题是新一年的“热点”，升温的可能性较大。目前，美军的“招安”政策收效甚微，塔利班与阿政府的谈判也无多大进展，塔利班有可能在春季再次发动新的攻势。受中期选举的影响，共和党对奥巴马政府阿富汗政策的牵制得到强化，美军如期从阿撤军的可能性不大。受阿富汗问题的影响，巴基斯坦塔利班可能随阿富汗塔利班的活跃而联动，巴仍有发生新的动荡危险。
（四）中国致力于“以和为贵”睦邻外交，但塑造周边安全认同依然任重道远
2010年，周边风云砥砺中国外交。中国努力维持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有目共睹。“天安”号事件发生后，中国密集穿梭于各国之间，与相关国家共同努力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维护地区稳定的决议，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升级。延坪岛炮击事件再次将中国推到风口浪尖，中国发出召开六方会谈紧急团长会议呼吁，规劝有关方勿火上浇油。
2010年中日关系波澜起伏，在鸠山政府时期，中国总理访问日本，两国领导人共同致力于互惠关系发展，但并不熟悉中日外交的菅直人接任以后，中日关系风云突变，直至发生钓鱼岛海域扣船事件。即便如此，中国领导人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还是出席了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1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胡锦涛与菅直人进行了直接对话，努力化解彼此分歧。
尽管越南策应美国制造南海议题，造成中越民间隔阂，但中国继续推动两国两党高层交往，同时加大对越投资，帮助越南度过当前遭遇的经济困难，使两国关系未因美国的挑拨离间而掀起大的风波。中印两
国在上半年曾经口角不断，但到了下半年，两国关系趋暖，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将中国的诚挚合作的愿望带给印度人民，获得了印度上下一致好评。
2011年，中国周边外交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塑造区域安全认同方面。首要的挑战是美国介入东亚合作进程，扰乱了东亚认同构建的节奏和步伐。美以“亚太常驻大国”身份，强调要“领导”亚洲，不仅阻止中日主导亚洲合作机制，也不愿看到东盟利用地区论坛束缚其手脚。美国在东亚多边机制奉行“到场原则”，力图“搅合式”参与东亚合作机制；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计划”（TPP），“对冲”东亚一体化机制。美国诱拉某些国家，力图分散东亚国家凝聚力，使东亚区域一体化动力减弱。其次是中国崛起与亚洲其他国家崛起并行，经济合作远远走在安全合作的前面，安全合作的滞后性反过来影响安全文化的构建。最后，由于东亚区域内国家存在历史认识的不同和领土纠纷，一旦出现偶发事件，安全脆弱地带容易成为撕裂双边关系的缺口。
四、当前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四大变化与对策思考
（一）四大变化
1、变化一：一个巨大的雁型阴影出现在亚洲
美国借道双边同盟重返亚洲，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试图构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加大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离心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加了复杂的不利因素。
说起“雁型模式”，人们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一种说法：东亚经济发展犹如一队大雁在飞翔，其中日本是领头雁，“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再后是其他国家„„
而目前在亚洲正形成一个新的“雁型模式”，即以美国为领头雁的“雁型安全模式”。这个“雁阵”中的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借势朝鲜半岛的争端，美日韩又在进一步磋商建立三边军事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系。美国特别强调东盟作为地区多边主义支点的重要性，同时承诺将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尤其是承诺赋予印度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在美国试图塑造的这种亚洲地区安全秩序的第二梯队中，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与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2010年是美日同盟建立50周年，美国高调要求日本复兴军事同盟关系，尽管日本民主党的鸠山政权初期不打算应承，但随着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日本迅速改变了政策，强化了同盟关系。美韩同盟也因“天安”号事件和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而进一步强化。7月21日，美韩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2+2”会议，决定深化和扩大同盟合作。
此后，美日韩逐步走向三边同盟。在12月初举行的美日韩三边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声称，美国与日本、韩国的条约同盟是数十年来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日本与韩国的伙伴关系又有助于这种稳定与合作的三角关系。三国外长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
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密切合作。美国启动了与泰国的《创造性合作伙伴协议》，与菲律宾签署了《千年挑战和约》，以加快菲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美国和菲律宾计划于2011年1月首次举行两国间的“2+2”战略对话。美国和澳大利亚于2010年11月8日举行“2+2”会议，双方表示要强化军事与防务合作关系，两国官员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探索加强双方军事合作的方案，其中可能包括美国军队使用澳大利亚的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等。
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的关系。2010年7月，希拉里依次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韩国和越南。越南总理在2010年10月底的东亚峰会上表示，金兰湾将再次开放，与外国海军共享。尽管越南方面表示越南不会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不依靠美国实现其安全方面的目的，但鉴于越南在东盟的地位，此举将给东盟造成重大影响。11月初奥巴马接连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目前美印贸易只相当于中美贸易的1/9，但美国认为印度是一个像中国那样在未来可以取得经济业绩的巨人，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对抗中国地位的战略意图。而印度尼西亚则是该地区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出生地。
第四梯队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印度学者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观点，即中国寻求一个多极世界、单极亚洲的格局，而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单极世界、多极亚洲。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对亚洲地区秩序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差异。美国一贯以塑造地区秩序来彰显实力，现在被塑造的对象轮到亚洲了。9月，希拉里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与“地区”相关的词语的次数多达24次，表现出对亚太地区的高度重视。
奥巴马政府强调亚太地区的新局面，要求搭建新的机构性架构，以最有效地实现合作前景、建立互信并减少竞争摩擦。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在夏威夷专门就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发表讲话，阐明指导美国与该地区进行积极接触和发挥领导作用的五项原则。尽管希拉里强调美国在亚太各种机构中的参与和领导作用可以让各方受益，但实际上最终美国获得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
美国非常重视东盟的作用。希拉里于10月28日在出访亚太地区之前在夏威夷发表的政策讲话中，提到美国把东盟视为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的地区性结构的支点，是“诸多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上不可或缺的机构”。美国2009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加入东亚峰会铺平了道路。2010年，希拉里参加了在河内举行的东亚峰会，美国也表示2011年东亚峰会在印尼召开时，奥巴马总统会重返印尼。日本媒体称，这标志着亚洲迎来以中美日为核心的新一轮博弈。
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扩大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早在2005年，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即签署《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2010年美国积极申请加入该协定，同时申请加入的还有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美国向TPP的迈进，可能有助于重新确立美国在未来地区经济一体化讨论中的领导地位。马来西亚学者认为，未来该地区的经济前景可能由三个不同区域强国主导的彼此重叠的模式构成：美国将主导TPP八国（P8)，中国寻求全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日本则将寻求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美国试图拾起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遗产，在泛太平洋地区构建自由贸易区，在某种程度上，这分离了目前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势力，并且还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在美国看来，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新秩序是不能容许的，美国介入亚洲的目的是维持和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有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东亚峰会的扩容，东盟10+8防长会议机制的建立，还是TPP进程的强势推进，都潜藏着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对中国崛起方式的深度疑虑。
2、变化二——朝鲜半岛：“软肋”面临的威胁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美国和日本趁机
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这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不仅世人关注的“六方会谈”迟迟未能重启，因韩国“天安”号沉没等突发事件引起的一系列联动效应，更使朝鲜半岛局势急转之下，进入新一轮动荡期。
“天安”号事件后，美国和韩国转而推行对朝强硬路线，试图以强大的武力来震慑朝鲜。而朝鲜对外政策也趋于强硬。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国与韩国在西海（即我黄海）举行历史上双方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不过，朝鲜半岛形势虽然危急，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临近年底，朝鲜的政策出现了缓和迹象。朝鲜向国际社会宣布，朝鲜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朝鲜和韩国、美国、日本阵营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突发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地区性的危机，且危机还可能持续升级。在现阶段，各方缺乏进行多边安全对话的基础和意愿，更遑论建立一种各方认可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目前对抗和冲突的逻辑支配半岛事态的发展。
朝鲜半岛事态发展为美国积极介入创造了机会，美韩、美日的联合军演意味着一个兼具攻防能力的美日韩小型多边安全机制雏形隐现，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由此可见，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行为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已经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双重挑战。亚洲国家彼此间的窝里斗，是美国在此地坐收渔翁之利的最大“助缘”。
美国和韩国对中国在“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后的反应不满，指责中国不主持公道，一味偏袒朝鲜。中美关系和中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损害。特别是韩国国内对中国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而且仍在持续。
延坪岛炮击事件后，中方关于迅速开始六方紧急磋商的提议再次遭到美韩日三国的拒绝。中国的朝鲜半岛外交遇到了复杂的难局。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促使朝鲜半岛形势“转危为机”不可或缺的斡旋者。因为只要敌对各方均缺乏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或能力，它们最终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回到谈判桌前解决问题。而这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因此，在各方可能“擦枪走火”的情况下，中国所要做的是静观局势变化，以静制动，而不是轻易作出情绪化的反应。
3、变化三——海上风浪：海洋安全环境恶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海上压力将常态化。
2010年，围绕南海争端主要有两件大事：其一，一些国家利用所谓“南海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下文简称“核心利益说”）指责中国“日趋明显的扩张性军事行动和强硬外交政策”。其二，美国适时利用南海事务，多次坚称自身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权，与中国就此数次展开激烈的交锋，并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2010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军队寻求扩张海军力量》一文，7月该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文中声称，中国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声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南中国海事务。而在这之前，中国只将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等定位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说”一经出台，便被国际社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引用，成为佐证中国外交转向扩张的重要论据。而这一说法并没有官方来源，没有得到官方确认。学界和各种智囊机构的态度也较为谨慎并提出质疑，有军方学者撰文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提法仅见于中国个别学者的言论，并非高层领导的正式表述，更未写入国家战略性报告或者法律性文件。
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这并不代表放弃主权要求。只是中国在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时彰显主权，会成为将东南亚国家及背后支持的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对中国实施遏制的一个契机。
国际社会对“核心利益说”的强烈反应，表现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忧虑。国外把“核心利益说”解读为崛起后的中国在划分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会日益咄咄逼人。国外还普遍将“核心利益说”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提并论，据此判定中国将采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中国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争端，一直以来就是中日之间的领海领土主权之争，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的爆发，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外交的新举措，以及中国突破美国海军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后对旧地区秩序造成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周边国家对中国海军远洋能力的疑虑。
“撞船事件”后中国的反应速度与力度，让日本外交界感到中国的反应“超出了迄今为止的底线”，与以往发生冲突时中国尽量防止事态发展成全面冲突不同，此次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反应似乎已顶掉了“安全阀”。甚至有日本学者呼吁，为阻止中国一意孤行，各国将从经济、资源和安全保障领域构筑对华包围圈，日美两国应肩负起主导构筑对华包围圈的重任。
“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对日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一些国外媒体和学者、官员将中国的反应“升级化”看待，将中国描绘为“粗暴大国”，甚至给中国的反应与举措戴上“中国威胁论”的帽子。
与中国存在南沙群岛主权纠纷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撞船事件”后的“强硬态度”也表示了担忧。日本学者紧紧抓住这种“担忧”将南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扯”在一起。日本学者夸张地断定，“当前的中国外交似乎是以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为鉴，将列强的侵略手法运用至侵犯越南和菲律宾领土以及日本的领海上”。毋庸置疑，日本学者的这种“逻辑论证”旨在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蛊惑东南亚地区人民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实现日本联合东南亚“共同对付”中国的企图。
但也必须看到，“撞船事件”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增大了。对于钓鱼岛问题，中日在认知上是有偏差的。在认清这个事实的前提下，中国要避免为美国拉拢东南亚国家联合牵制中国创造“可乘之机”，从而使中国在领土维护时处于更不利的局面。
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前，2010年4月，中国海军舰艇穿越宫古海峡（琉球群岛主岛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公海）进行正常训练。日本媒体对此进行了大肆渲染，并将之视作中国突破第一岛链、挺进西太平洋区域的突破性举动。
如果从海上安全审视中国周边安全，那么南海争端升温、钓鱼岛“撞船事件”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南海、黄海、东海等区域都出现了相当的动荡和不安定，以美国主导的、周边国家参与的海上军事演习贯穿整个2010年度，而中国也相应地加大了对抗力度。亚太海域频繁军演固然与一系列突发性事件相关，诸如“天安”号事件、朝鲜炮轰延坪岛等，但更长期性的、根本性的原因是美国重新高调介入亚太事务、试图维持其在亚太的军事优势的战略意图与实力上升中的中国实施“走出去”、加强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转型相互碰撞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海洋战略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国的行为更多的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客观需要，国防现代化尤其是海军现代化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海洋战略的转变是适应国家需要的客观之举，与“走出去”战略相适应。
对此，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将中国海洋战略作为判断中国崛起路径的重要指标。一些国外舆论认为，目前中国海军仍然相对落后，短期内仍无法与美国抗衡，但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为其军队的转型和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经济危机后的中国在外交上已不仅仅是自信而是咄咄逼人，中国加快了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因此，面对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国际舆论十分关注，周边国家尤为突出。故而，当美国提出重返亚太，中国周边国家多采取欢迎的态度，虽然他们也怀疑美国在国内经济状况一片糟糕的情况究竟能够采取多少实质性的措施。
在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的背景下，中美围绕南中国海的角逐，意义早已超出了问题本身，它标志着中美将在打破和维持现行亚太安全秩序上进行长期博弈。而随着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发展，中国面临的海上压力将会常态化，海上安全将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4、变化四——“水”的考验：周边非传统安全形势
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影响国家政权稳定和国家间关系好坏的重要因素，2010年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形势凸显为水的问题，诸如水灾、河流等跨境问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对中国公共外交构成重大考验。 2010年7、8月份，巴基斯坦发生特大洪灾。洪水淹没了巴基斯坦近1/5的土地，波及约2000万居民，近200万人无家可归。
洪灾后，为有效应对灾难带来的系列混乱，巴基斯坦军方的授权被大大提升。与军队的积极参与形成对比，文职政府在抗洪上的反应很不得力。有很多评论认为，巴军队不会放弃自己在政府和政坛的至高地位。如果军队介入政府并对联合力量施压的话，军队有可能重新控制政府，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不稳定性增加。
此外，洪灾与反恐成效、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关联性。为巩固之前的反恐成果，争取民心，巴基斯坦政府原计划在开伯尔—普什图省花费数十亿美元兴建发展项目，而洪灾将大大延迟这一进程。为了争取
民意，各种力量开展了对巴民众的公众外交，很多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且大都比政府机构更有效率，这就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巴基斯坦洪灾后，国际社会给予了巴很大的援助，这对缓解巴基斯坦自然灾害、进行人道主义救助、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国际合作的背后，传统的地缘战略竞争并未消失。除了“声望”等软性因素，美国积极参与救灾背后还有很浓的“阿富汗”色彩，美国很可能以救灾来换取巴基斯坦政府对打击阿富汗境内极端势力的支持。另外，美国还将巴基斯坦洪灾与气候问题联系起来，再次证明了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设立议事日程的能力。
作为历史上与巴基斯坦有过不友好经历的国家，巴基斯坦部分民众对政府接受印度捐款发出了不同声音。巴基斯坦部分媒体认为，“接受印度这样一个历史上曾是巴敌人国家的捐赠，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巴基斯坦政府在救灾上表现不力”。更重要的还不是巴基斯坦国内民众对接受印度捐款的态度和认知问题，而是洪灾可能带来的巴基斯坦实力削弱、印巴力量对比不平衡加剧以及可能对整个南亚安全架构产生影响的问题。
中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巴基斯坦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提供了支持和帮助。然而，外媒对中国的救灾也有不少负面评价。这种评价一方面显示出中国的公共外交仍有待加强，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舆论影响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外媒借洪灾造势、担忧中国在南亚的系列举措（如中国对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孟加拉国的吉大港的港口援建）、给中国崛起设置障碍的意图。
对中国周边安全形成挑战的另一项非传统安全是湄公河流域的水资源争端。2010年初，湄公河下游四国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发生了严重旱情，导致湄公河水位下降到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部分地区的水位仅33厘米。受干旱影响，泰国等国的大米产量受到严重冲击，而且湄公河的低水位严重影响了湄公河沿岸国的旅游、航运和渔业的发展。同样遭遇旱灾的还有中国的西南地区，其河流水位也降到50年来的最低水平，人民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遭遇旱灾之苦在历史上不算少见，但2010年的旱灾却引发了一场关于湄公河水量下降和旱情原因的争论，而这场争论造成的后续效应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湄公河干旱所导致的周边国家和域外国家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大坝威胁论”和中国“干旱责任论”的渲染和攻击，不仅严重误导了中国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继而影响到其政府对中国的行为判断，破坏了良性发展的周边关系。而且这些对“中国威胁论”的推陈出新会严重地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和平发展所需要的国际舆论环境，给中国带来更多国际社会的压力。另外，美日等国也乘势介入中国周边事务的处理，扩大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牵制中国。
面对相关的湄公河水域开发争端，我们当前需要做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思考中国如何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创建相关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在机制框架内协调解决澜沧江—湄公河的环境保护与开发问题。二是思考在美日介入湄公河地区事务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发展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双边关系，如何减少美日牵制的消极后果。
（二）应对之策
随着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引发的连锁性反应，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进程，正在告别过去十年的稳定态势，进入了一个战略摩擦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将减弱，
周边国家对我海洋经济资源的争夺将加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角逐将越来越决定亚太地区的秩序，为此中国应该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中美关系的调控空间缩短、缩小，战略性摩擦在所难免。今年以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一系列动作，包括强调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权、加强美越安全合作、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强化等都释放出明确的信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加深，美国要把中国的崛起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绝不允许中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为防止中国对美国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美国加强了对亚洲外交的力度，在中国周边步棋设子、巧妙经营。美国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利用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见缝插针式地介入到亚洲地区秩序中，相互联动制造和利用摩擦与争端。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将成为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代表的模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之争的焦点，有可能导致中国投入颇多的“10+3”机制名存实亡。在后危机时代，美国如要振兴其经济，就必须深度参与区域贸易。美国在TPP中将处于绝对优势，在跨太平洋合作中的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强势推动TPP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由于TPP成员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各异，特别是包括越南、马来西亚等与西方“另类”的国家，可以预见，民主、人权等问题不可避免会成为各方争议所在。目前中国尚不是TPP成员，日本、韩国加入TPP，有可能导致中国投入颇多的“10+3”机制名存实亡。
印度2011年的动向值得分外关注，将成为检验大国关系的试金石。除了美国拉拢印度之外，日本与印度迅速走近，将影响中国在地区内的经济竞争力以及对东盟的影响力。2010年9月日本与印度就签署“经济伙伴协议”（EPA）基本达成一致。10月，印度总理辛格借出访越南之机出席东盟与印度领导人会议。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双方一致认为“中印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2011年，印度如何在美国、中国、日本之间作出进一步的抉择，可以看作是大国间关系亲疏远近的一面镜子。随着印度经济复苏、军事力量提升以及国际环境利好趋势进一步发展，印度国内对华强硬派的声音将上升，温和派将面临压力，执政当局维护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难度增大。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印度与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关系将进一步发展，但印美关系仍将是印度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鉴于美日同盟体系，印美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印日关系的深化提供了基础平台。越南是印度深化“东向政策”的重要纽带，是印度军事力量辐射西太平洋的中转站，双边在安全上的合作意义明显大于经贸关系对两国关系的作用。
周边外交中经济的战略化趋势将更加突出，但其使用的时间和方式要慎重。2010年，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具有了国家大战略的含义，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了巩固和平的周边环境、塑造稳定的周边秩序的目的。即便是国际市场，也不完全是一个自由市场，政治手段和谋略可以发挥战略性作用。中国应该对国际市场的战略性含义做深入的研究，对中国自身在经济的战略化运用上的手段、管理能力以及市场行为体的应对能力做出更进一步的评估。从理论上讲，经济战略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方受到这一经济手段影响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尽管敏感性会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而增多，但对方的脆弱性却可以通过其国内战略进行调整。并且，中国自身也会受到对方使用经济战略的影响。由于这种互动性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因此利用经济的战略化效应时还须慎重。
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组织形式应发生变化。中国在构造周边战略时，必须以周边省份和周边国家的一体化为平台，内外联动，稳定周边形势。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涉外部门应对周边事务时要“善巧”。总体而言，中国力量强大，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过度反应，尤其是当中国略显强硬时，周边国
家十分敏感。对此，中国要明了周边国家的心态，善于周旋、善于借力。尤其在对待像日本这样的邻居时，中国要充分利用日本的战略优势，利用日本的国际化经验。
五、中国外交思维需要战略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两年来，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迅速而深刻。恐怖主义威胁的扩散、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影响、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增多、俄格冲突及欧洲地缘关系的调整、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G20的出现等，诸多重大事件交织在一起，极大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变迁，并深刻影响到主要国家的战略调整方向。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及溢出效应的发酵，意味着金融霸权已经开始从顶峰滑落下来。与此同时，伴随着持续而强劲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全面增强，GDP至少在名义上已经超过了日本。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需要在国际联系中实现的利益明显增多。
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经历着变革，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在国际体系的变迁中实现。中国崛起既是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力，也是体系变迁的主要结果。中国自身的发展与变革本身就构成国际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今天，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认为已进入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并对国家安全战略筹划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和严峻的挑战。如果处置不当，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变动中诸多矛盾集中的焦点。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和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战略创新的时代。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国家内部发展进入一种瓶颈阶段。与美国的困难主要来源于其内部一样，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重心也主要在于国内问题的顺利解决。一方面，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实现历史性跨越，另一方面，传统遗留问题和由发展带来的问题相互影响渗透，对社会变革的需求空前强劲。如果社会变革不能为迅速增长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上升空间的话，中国的问题就会非常严重，矛盾会积累起来。
第二，“崛起困境”效应进入最为突出的时期。历史也反复证明，一个大国的崛起绝非易事，几乎无一例外要在克服重重困难和种种矛盾过程中才能得以最终实现。随着国家利益拓展和综合实力增强，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位次将进一步前移，对重大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美、日等主要战略力量对中国的戒心有可能日益加重，对我国的防范与牵制也会逐步上升。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政治安全事务中努力追求合作和共赢，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权力政治逻辑难有实质改变，对中国的战略顾虑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而不断加深，将我国确定为最大“挑战者”和“现实对手”的可能性将长期存在。由此，一些潜在威胁趋于紧迫和增强，甚至可能发展至临界状态，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能否在战略层面积极应对，趋利避害，顺利渡过这一时期，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崛起进程与长远安全。
第三，金融霸权仍然是影响国际安全局势走向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因素。在金融危机中，金融霸权受到了冲击，美国的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那些大资本还在，大公司还在，原有的国际金融体制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对金融霸权的自我调整能力、修复能力、反击能力乃至转移危机的能力绝对不可低估。甚至可以认为，金融资本越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其通过军事手段缓解危机、转嫁危机的危险反而会越大。这是资本扩张逻辑和资本本性的必然体现。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地区的安全形势将必然趋于紧张。
对于中国，如何处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进程与保持必须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战略筹划必须解决的问题。处理不当有可能成为体系变迁中诸多矛盾聚集的焦点。要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
仅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寻找基本逻辑和内在动力，而且也要将其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和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