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对真理的追寻始终是促使人类前进的强大动力。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毕加索，人类一次又一次惊呼发现了真理，惊呼之后又会发现自己踏入了新的黑暗。由奥逊・威尔斯执导的电影《公民凯恩》用图像的方式向我们呈现了人类求索真理的坎坷艰辛。
享誉全美的报业大亨凯恩死了。纪录片《三月新闻》描述了凯恩拥有的一切：37家报纸、两个财团和一个广播网；他的成就：建起了帝国之上的帝国。凯恩的自评：过去、现在、将来我都是一名美国公民。然而尽管记录片材料丰富，数据确凿，还是无法定义凯恩是谁。而人类由于受发现真理的欲望的驱使又决不会满足于发现表象――凯恩做了什么，而是要认识躲藏在表象后面的“真理”――凯恩是谁。
所有凯恩做过的事情都有据可查，但所有这些表象的累加并不能还原出凯恩的本质。缺了什么呢？凯恩的临终遗言“玫瑰花蕾”的所指是唯一没有被确定的。也许这就是发现真相（真理）的一个突破口。只要采访所有了解凯恩的人，把他们提供的信息拼凑起来，找出“玫瑰花蕾”的所指，就会发现凯恩是谁（真理）。这个过程颇类似于拼图游戏。可以假设如果拥有所有的碎片，就可以拼出一个完整的图来。
于是记者托普逊开始了收集碎片的漫漫旅程。
托普逊首先去见凯恩的第二任妻子――苏珊・亚历山大。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接近真理的开端便阻力重重。托普逊遭到了醉醺醺的苏珊的拒绝。一扇希望之门关闭了。设想即使苏珊不拒绝，那处于醉酒状态的意识又能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锲而不舍的托普逊又来到大西洋城的撒切尔图书馆。撒切尔从凯恩的童年时代就介入后者的生活中，是凯恩童年的唯一一个可以采访的见证人。托普逊享受了稀有的特权，可以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但阅读时间及内容都被严格限定。走向真理的路障碍重重。托普逊阅读了撒切尔回忆录中有关凯恩童年及创业的经历。得到了一些零碎的知识：凯恩在一个大雪飘飞的日子，由于财产问题而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投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创业时期的凯恩有主见，敢于为了穷人的利益挺身而出。“玫瑰花蕾”是什么，仍然没有答案。
托普逊又一次扬帆启航，奋力驶向孕育着希望的“陆地”――凯恩手下的经理波斯丁。
谈话伊始，波斯丁就说：“撒切尔是个大傻瓜。撒切尔永远没有弄懂他。有时连我也不懂。”短短几句话，使得波斯丁自己的叙述的可信度大大降低。波斯丁轻率地断定“玫瑰花蕾”指的是一个女孩子，因为他自己就在去泽西岛的旅程中，对一个邂逅才几分钟的白衣女孩难以忘怀 。这种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方法当然无法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他所描述的人。更可怕的是，波斯丁建议托普逊去找凯恩的密友李兰德，从而使叙述焦点转向李兰德。要想看得清楚，必须准确聚焦。叙述焦点的漂移使得发现真相希望渺茫。在谈话接近尾声时，他又说：“‘玫瑰花蕾’也许是某种已经丢失的东西。”即便是如此出尔反尔的一个见证人，他的叙述也不可弃置不顾，还是要做一番沙里淘金的努力。
通过波斯丁的叙述，我们又获得了一些碎片。在雇员们的心中，凯恩不仅有杰出的领导才能，而且开朗幽默，为贫困的人会尽其所能。“他是最可爱的孩子。他为富人领跑。如果他破产，谁不会难过呢。他不像先生，像个老好人。”对于那个至关重要的“玫瑰花蕾”，除了两个含含糊糊的暗示，他唯一能肯定的是它绝不是凯恩的第一个妻子艾米莉。还好，他提供了凯恩的密友李兰德的线索。既然是密友，自然应该知道一些有价值的内情，看来真相马上就要大白了。希望又一次高涨如潮。李兰德是那个通向真理的可能途径。
然而这个关键人物年老健忘，身患绝症。可以寄托希望吗？李兰德开口便说，“我记得一切”，柳暗花明又一村。接着又说这是由于人类最大的诅咒――记忆。“诅咒”如一朵不祥的阴云，给他的叙述投下了浓浓的主观感情色彩。“他（凯恩）是个下流坯。”然后他忘了自己在干什么，突然提出要一只雪茄。自此以后，雪茄反复打断他的叙述。如果叙述焦点只在雪茄与凯恩之间来回摇摆，尚可忍受，但李兰德仿佛打定主意要使真相追寻者处于岔路丛生的境地，又提起了艾米莉，转而把注意力放在艾米莉身上。
把前面得到的碎片努力拼起来，我们获得了查尔斯的大致特征，热情开朗，富有正义感。李兰德的碎片描绘出来的显然是另一个凯恩。“他从不透露自己，他只是给你一点小费。没有人有他那么大方。”既然凯恩“从不透露自己”，那我们知道真相的可能性有多大？
希望再一次破灭。苏珊突然同意了和托普逊谈谈凯恩，托普逊要求苏珊谈谈任何她能回忆起来的关于凯恩的一切。苏珊说她和凯恩之间最重要的“是钱，很多钱”。
只要想想莎士比亚对于金钱那一段很有名的论述，就会明白苏珊从金钱的角度来透视凯恩，其观点怎能客观公正？
只要听听他们对即使是同一件事情的叙述也大相径庭，就明白不能依赖哈哈镜忠实地反映事物。在波斯丁的描述中，凯恩是因为爱才为苏珊修建了歌剧院，沐浴在爱河中的苏珊功成名就，兴高采烈，对凯恩感恩戴德。而在苏珊的描述中，凯恩纯粹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才为自己修建了歌剧院。他只想证明他可以改变世人的想法，地球应该按照他的意志旋转。
离目标越来越远的托普逊最后只能去仙那都――凯恩弥留之际的居所去碰碰运气。在那里他见到了凯恩的管家。听到托普逊的提问后，管家说：“‘玫瑰花蕾’，我告诉你‘玫瑰花蕾’。这个答案对你来说值多少钱？1000美元？”这次付出的不止是精力，还有比精力更有实在感的金钱，但是否能买回真相？
根据管家的叙述，当凯恩的第二任妻子苏珊离开他以后。凯恩怒火中烧，砸碎了家中所有的东西，唯独留下了一个水晶雪球。并对着水晶雪球喃喃自语：“玫瑰花蕾”。这个水晶雪球陪伴了凯恩的一生，直到临终，才从凯恩手中滑落，摔得粉碎。管家认为水晶雪球就是那个神秘的“玫瑰花蕾”。
然而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是凯恩幼年时玩的雪撬被处理垃圾的大火逐渐吞噬，雪橇上面赫然写着“RoseBud”（玫瑰花蕾）。雪橇否定了管家，又把我们引向了凯恩的童年创伤。
“玫瑰花蕾”从白衣女子漂到水晶雪球，又漂到雪橇，在意义的海洋里与它的所指断裂了。留下真理的追寻者茫然不知所措。
整个追寻过程中，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想当然地认为客体乖乖地等在那里被发现。然而正如测不准原理向我们揭示的，客体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凯恩在创业初宣称要“提供给市民最真实的报纸，使他们得到真相”。然而后来为了体现自己的强有力，不顾苏珊嗓音细弱的事实，努力用自己的报纸营造出苏珊大红大紫的假象，受到煽惑的观众如潮水般涌向歌剧院。影片中凯恩两次强调，“我要让大众想我告诉他们所想的”。
仙那都的门上竖着“禁止进入” ，康德指出认识只可到达现象界，无法到达物自体，主体的认识能力有限，客体又如此狡猾，我们去哪里寻找真理？
假设雪橇没有被烧掉，而是被托普逊发现了，明白凯恩的临终遗言“玫瑰花蕾”的所指是雪橇，那么雪橇的所指又是什么？是母爱，是童年，还是故乡？如果什么都是所指，那就可以说什么都不是所指。那人类就会永远在黑暗中沉沦，没有被救赎的希望。幸好，那个雪橇被烧掉了，给人类留下了最后一丝希望――如果寻找的力度再大一些，或许就可以阻止这块丢失的拼图被毁灭，就可以发现真理。那块丢失的碎片由于未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得以保存在人的信仰里。信仰是人类达到真理的最后诉求。本雅明说：“若没有神学，真理就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还有许多许多人对此说三道四。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对真理的追寻始终是促使人类前进的强大动力。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毕加索，人类一次又一次惊呼发现了真理，惊呼之后又会发现自己踏入了新的黑暗。由奥逊・威尔斯执导的电影《公民凯恩》用图像的方式向我们呈现了人类求索真理的坎坷艰辛。
享誉全美的报业大亨凯恩死了。纪录片《三月新闻》描述了凯恩拥有的一切：37家报纸、两个财团和一个广播网；他的成就：建起了帝国之上的帝国。凯恩的自评：过去、现在、将来我都是一名美国公民。然而尽管记录片材料丰富，数据确凿，还是无法定义凯恩是谁。而人类由于受发现真理的欲望的驱使又决不会满足于发现表象――凯恩做了什么，而是要认识躲藏在表象后面的“真理”――凯恩是谁。
所有凯恩做过的事情都有据可查，但所有这些表象的累加并不能还原出凯恩的本质。缺了什么呢？凯恩的临终遗言“玫瑰花蕾”的所指是唯一没有被确定的。也许这就是发现真相（真理）的一个突破口。只要采访所有了解凯恩的人，把他们提供的信息拼凑起来，找出“玫瑰花蕾”的所指，就会发现凯恩是谁（真理）。这个过程颇类似于拼图游戏。可以假设如果拥有所有的碎片，就可以拼出一个完整的图来。
于是记者托普逊开始了收集碎片的漫漫旅程。
托普逊首先去见凯恩的第二任妻子――苏珊・亚历山大。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接近真理的开端便阻力重重。托普逊遭到了醉醺醺的苏珊的拒绝。一扇希望之门关闭了。设想即使苏珊不拒绝，那处于醉酒状态的意识又能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锲而不舍的托普逊又来到大西洋城的撒切尔图书馆。撒切尔从凯恩的童年时代就介入后者的生活中，是凯恩童年的唯一一个可以采访的见证人。托普逊享受了稀有的特权，可以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但阅读时间及内容都被严格限定。走向真理的路障碍重重。托普逊阅读了撒切尔回忆录中有关凯恩童年及创业的经历。得到了一些零碎的知识：凯恩在一个大雪飘飞的日子，由于财产问题而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投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创业时期的凯恩有主见，敢于为了穷人的利益挺身而出。“玫瑰花蕾”是什么，仍然没有答案。
托普逊又一次扬帆启航，奋力驶向孕育着希望的“陆地”――凯恩手下的经理波斯丁。
谈话伊始，波斯丁就说：“撒切尔是个大傻瓜。撒切尔永远没有弄懂他。有时连我也不懂。”短短几句话，使得波斯丁自己的叙述的可信度大大降低。波斯丁轻率地断定“玫瑰花蕾”指的是一个女孩子，因为他自己就在去泽西岛的旅程中，对一个邂逅才几分钟的白衣女孩难以忘怀 。这种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方法当然无法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他所描述的人。更可怕的是，波斯丁建议托普逊去找凯恩的密友李兰德，从而使叙述焦点转向李兰德。要想看得清楚，必须准确聚焦。叙述焦点的漂移使得发现真相希望渺茫。在谈话接近尾声时，他又说：“‘玫瑰花蕾’也许是某种已经丢失的东西。”即便是如此出尔反尔的一个见证人，他的叙述也不可弃置不顾，还是要做一番沙里淘金的努力。
通过波斯丁的叙述，我们又获得了一些碎片。在雇员们的心中，凯恩不仅有杰出的领导才能，而且开朗幽默，为贫困的人会尽其所能。“他是最可爱的孩子。他为富人领跑。如果他破产，谁不会难过呢。他不像先生，像个老好人。”对于那个至关重要的“玫瑰花蕾”，除了两个含含糊糊的暗示，他唯一能肯定的是它绝不是凯恩的第一个妻子艾米莉。还好，他提供了凯恩的密友李兰德的线索。既然是密友，自然应该知道一些有价值的内情，看来真相马上就要大白了。希望又一次高涨如潮。李兰德是那个通向真理的可能途径。
然而这个关键人物年老健忘，身患绝症。可以寄托希望吗？李兰德开口便说，“我记得一切”，柳暗花明又一村。接着又说这是由于人类最大的诅咒――记忆。“诅咒”如一朵不祥的阴云，给他的叙述投下了浓浓的主观感情色彩。“他（凯恩）是个下流坯。”然后他忘了自己在干什么，突然提出要一只雪茄。自此以后，雪茄反复打断他的叙述。如果叙述焦点只在雪茄与凯恩之间来回摇摆，尚可忍受，但李兰德仿佛打定主意要使真相追寻者处于岔路丛生的境地，又提起了艾米莉，转而把注意力放在艾米莉身上。
把前面得到的碎片努力拼起来，我们获得了查尔斯的大致特征，热情开朗，富有正义感。李兰德的碎片描绘出来的显然是另一个凯恩。“他从不透露自己，他只是给你一点小费。没有人有他那么大方。”既然凯恩“从不透露自己”，那我们知道真相的可能性有多大？
希望再一次破灭。苏珊突然同意了和托普逊谈谈凯恩，托普逊要求苏珊谈谈任何她能回忆起来的关于凯恩的一切。苏珊说她和凯恩之间最重要的“是钱，很多钱”。
只要想想莎士比亚对于金钱那一段很有名的论述，就会明白苏珊从金钱的角度来透视凯恩，其观点怎能客观公正？
只要听听他们对即使是同一件事情的叙述也大相径庭，就明白不能依赖哈哈镜忠实地反映事物。在波斯丁的描述中，凯恩是因为爱才为苏珊修建了歌剧院，沐浴在爱河中的苏珊功成名就，兴高采烈，对凯恩感恩戴德。而在苏珊的描述中，凯恩纯粹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才为自己修建了歌剧院。他只想证明他可以改变世人的想法，地球应该按照他的意志旋转。
离目标越来越远的托普逊最后只能去仙那都――凯恩弥留之际的居所去碰碰运气。在那里他见到了凯恩的管家。听到托普逊的提问后，管家说：“‘玫瑰花蕾’，我告诉你‘玫瑰花蕾’。这个答案对你来说值多少钱？1000美元？”这次付出的不止是精力，还有比精力更有实在感的金钱，但是否能买回真相？
根据管家的叙述，当凯恩的第二任妻子苏珊离开他以后。凯恩怒火中烧，砸碎了家中所有的东西，唯独留下了一个水晶雪球。并对着水晶雪球喃喃自语：“玫瑰花蕾”。这个水晶雪球陪伴了凯恩的一生，直到临终，才从凯恩手中滑落，摔得粉碎。管家认为水晶雪球就是那个神秘的“玫瑰花蕾”。
然而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是凯恩幼年时玩的雪撬被处理垃圾的大火逐渐吞噬，雪橇上面赫然写着“RoseBud”（玫瑰花蕾）。雪橇否定了管家，又把我们引向了凯恩的童年创伤。
“玫瑰花蕾”从白衣女子漂到水晶雪球，又漂到雪橇，在意义的海洋里与它的所指断裂了。留下真理的追寻者茫然不知所措。
整个追寻过程中，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想当然地认为客体乖乖地等在那里被发现。然而正如测不准原理向我们揭示的，客体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凯恩在创业初宣称要“提供给市民最真实的报纸，使他们得到真相”。然而后来为了体现自己的强有力，不顾苏珊嗓音细弱的事实，努力用自己的报纸营造出苏珊大红大紫的假象，受到煽惑的观众如潮水般涌向歌剧院。影片中凯恩两次强调，“我要让大众想我告诉他们所想的”。
仙那都的门上竖着“禁止进入” ，康德指出认识只可到达现象界，无法到达物自体，主体的认识能力有限，客体又如此狡猾，我们去哪里寻找真理？
假设雪橇没有被烧掉，而是被托普逊发现了，明白凯恩的临终遗言“玫瑰花蕾”的所指是雪橇，那么雪橇的所指又是什么？是母爱，是童年，还是故乡？如果什么都是所指，那就可以说什么都不是所指。那人类就会永远在黑暗中沉沦，没有被救赎的希望。幸好，那个雪橇被烧掉了，给人类留下了最后一丝希望――如果寻找的力度再大一些，或许就可以阻止这块丢失的拼图被毁灭，就可以发现真理。那块丢失的碎片由于未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得以保存在人的信仰里。信仰是人类达到真理的最后诉求。本雅明说：“若没有神学，真理就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还有许多许多人对此说三道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