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21:14 马万祺 来自华商韬略
2014年6月1日上午，马万祺先生悼念和公祭仪式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以及澳门各界人士出席致哀，送别马万祺先生。
治丧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在悼词中，盛赞马万祺先生爱国爱澳的一生，称他的逝世是国家及澳门的重大损失。而此前，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均已对马万祺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本来是要去延安的
马万祺1919年10月出生于广州市郊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马万祺的父母思想开明，在当地很受尊敬和欢迎，而且他们重视教育，让马万祺5岁半就入学接受启蒙教育。
1931年秋，马万祺以优异成绩考入享誉南粤的南海中学，但开学不到20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浓重的民族危机与救亡咆哮中，南海中学的全体师生都参加了游行示威，年纪尚小的马万祺也加入其中。
这种经历让马万祺有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之后，任凭世事沧桑，他都始终都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他说：“国家是人人有份的，每个炎黄子孙都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
1934年，马万祺的父亲辞世。当时，马万祺正努力读书，希望考入大学继续深造，而家族长辈看好他，希望他继承父业管理起家族生意，但如果等他读完大学再接班，还需要8年的时间。两难间，他跟叔伯们商量后，直接进入培养商业人才的广州公民学校读了两年，然后回到家族，做起了生意。
动荡不安的社会里，肩负家族期待的马万祺勤勤恳恳，很快适应新环境，将生意越做越好。但日军很快就攻陷了广州，他苦心经营的家业也毁于一旦。
1938年，中国抗日战场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的胜利。被这些消息鼓舞的马万祺，决定跟一些朋友相约去延安参加抗大，但到了约定启程的时间却没等到前来接应的联络员。一番打听后，他们知道联系他们的联络站被敌人破坏了。
澳门关键人
延安去不了，马万祺决定转道香港，继续做生意。
1938年至1941年间，马万祺在香港开设泰生行和永裕昌行，经营进出口生意，并以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以及“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的处事原则，赢得赏识和尊重。
1941年12月8日，马万祺从香港押运一批棉纱、布匹和西药经澳门赴湛江，但船刚落澳门，香港就彻底沦陷于日本人手中，他刚刚建立起的基业再度化为泡影。
当时的澳门虽然经济落后，但由于日本与葡萄牙两国达成了和平默契，所以成为了战乱时期的一块人间乐土。马万祺看好这里的环境，又及时张罗，开始了第三次创业。
期间，他快速与友人合作开设了经营进出口业务的恒记公司、广生、和生商行，以及粮食面粉批发商行——恒丰裕行，同时，还与林炳炎、何善衡、傅德荫、何贤等开办了大丰银号，让澳门与内地的金融往来得以继续。
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发展的恢复，马万祺的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他已是澳门声名显赫，动辄可以调动数千万港币资本的大商家。之后，他又进军房地产、钢铁厂等多个行业，并在改革开放后进入内地投资，成为澳门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在差不多半个多世纪里，马万祺先后担任过大华行、新中行、中国国货、中国土特产、中国药品商行、大生建筑置业、联生发展、华茂建筑置业、新建华建筑置业等多家澳门企业的董事长或股东大会主席。他自己的公司也由一家商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种经营的大企业。
也因为商业上的突出成绩，马万祺从一个逃难般落户澳门的外地人成为澳门的关键人，其家族也与何贤、崔德祺家族并称为澳门三大家族。
而如今，这三大家族已走出两位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何厚铧）、两位澳门特首（何厚铧、崔世安），而在何厚铧、崔世安走上政坛的过程中，已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万祺，也在其间起到关键引导作用。
但真正让马万祺地位显赫的，并非他的商业成就。
▲2006年，马老为华商韬略题词：发扬光大
国家领导人
曾经有人问马万祺的资产总数是否可以公布，他幽默地说：够吃，够用，还可以做一点公益事业。
对于金钱，马万祺不是不重视，而是不刻意追求。他说：“一个人的财富只要够用就算了，多了也没什么意义，多一些只是银行户头多一个圈圈而已。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马万祺积极从事澳门的各种社会工作，经常捐款兴办慈善公益事业。同时，他也在内地慷慨解囊，赞助社会慈善福利事业、赈济救灾事业和医疗、文化、教育、体育事业。1943年结婚时，他打破旧俗，不摆喜酒，将酒席金5万大洋，全部捐献给广东韶关市李汉魂夫人所办的儿童福利事业。而1958年，他就在家乡捐建一所中学。
而慈善捐助也不是马万祺对国家和民族真正的贡献。
他在剖析自己的人生之路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今天取得一点成就，那是因为我所走的道路与祖国与群众息息相关。”而他的这一生，绝大多数精力都用在了支持国家发展的事业上。
20世纪40年代初，马万祺在澳门从事贸易活动，为把物资运入国内支持抗日，他不顾任何危险，全力支持祖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当时日本侵略者将大部分港口封锁，华南地区通往内陆的唯一通道只能取道广州湾，经过寸金桥转往广西、贵州、四川等地。但广州湾入口限制甚严，于是，他就想办法向驻广州湾的法国总督申请，组织开设了一家葡法洋行，买进大批棉纱、布匹和药品等紧缺物资并设法领到进口许可证，将这些物资运往急需的抗日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万祺又与当时在港澳的民主人士一起，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正确主张，呼吁停止内战，重建和平。新中国成立后，他怀着万分欣喜的心情，为新生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倾注力量，并一步步走向了中国政坛。
有分析认为，马万祺走入政界与他的广东老乡叶剑英有莫大关系。其中两个代表性事件包括：
1949年，叶剑英解放广西和海南时军用物资匮乏，时任澳门中华工商总会会长的马万祺为其提供了巨大帮助。1950年，广东遭遇饥荒，马万祺再次为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叶剑英解决了大量困难。这些工作也让二人建立了深厚友谊，后来，叶剑英还亲自做媒，将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介绍给了马万祺的次子马有恒。
马万祺第一次走进祖国腹地，是在1950年5月。当时，他应国务院廖承志和李维汉的邀请，与港澳70余位知名人士组成港澳工商界东北观光团，应邀到广东、中南、华东、华北、东北等省的10多个城市观光访问，并受到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这次祖国之行，让马万祺终生难以忘怀，也推动他以更高的视野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中。
改革开放后，马万祺一方面身先士卒，在内地投资发展经济实体，一方面利用自己在海外华人商界的声誉，不遗余力对外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内地招商引资，尤其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繁荣，起到了铺路石作用。
马万祺极力主张海内外华人团结一致，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自1949年加入澳门中华总商会起，他就与当地工商界的知名人士，为组织和团结各行各业服务新中国发展而努力。1983年何贤逝世后，马万祺继任中华总商会会长，继续为加强澳门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不懈努力。
马万祺把澳门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对澳门充满了感情，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内地兴则澳门兴，内地衰则澳门衰，这是马万祺最坚定的信念之一。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联合声明，马万祺出任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注意到有些工商界人士，对澳门在“九九”回归祖国后的发展前景存有疑虑，便以国家大局为重，决意将自己投资的较大比重转移到澳门地产、建筑和工业上。其间，他大力支持于1995年12月8日正式投入运营的澳门国际机场的兴建，为澳门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无论是澳门或是香港的发展，都离不开祖国。没有祖国的发展，就没有港澳的今天，国家好，我们好！”马万祺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马万祺作为澳门同胞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在国内担任过多种政治、经济和社会要职。1952年，马万祺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委员及常委。1982年，他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及常委，并于第六届连任。此外，他还是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及常委。
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74岁的马万祺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说：“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稀’，对我而言应是：人到七十才开始。”1998年、2003年，马万祺连续两次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为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成为他高龄岁月继续为国家工作，为澳门繁荣稳定而操劳的座右铭。
2014年5月26日18时，马万祺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5岁。在新华社发布的通稿中，他被定义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著名诗人；他的一生被定义为：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文章版权归“华商韬略”所有，禁止私自转载
▼
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21:14 马万祺 来自华商韬略
2014年6月1日上午，马万祺先生悼念和公祭仪式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以及澳门各界人士出席致哀，送别马万祺先生。
治丧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在悼词中，盛赞马万祺先生爱国爱澳的一生，称他的逝世是国家及澳门的重大损失。而此前，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均已对马万祺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本来是要去延安的
马万祺1919年10月出生于广州市郊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马万祺的父母思想开明，在当地很受尊敬和欢迎，而且他们重视教育，让马万祺5岁半就入学接受启蒙教育。
1931年秋，马万祺以优异成绩考入享誉南粤的南海中学，但开学不到20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浓重的民族危机与救亡咆哮中，南海中学的全体师生都参加了游行示威，年纪尚小的马万祺也加入其中。
这种经历让马万祺有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之后，任凭世事沧桑，他都始终都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他说：“国家是人人有份的，每个炎黄子孙都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
1934年，马万祺的父亲辞世。当时，马万祺正努力读书，希望考入大学继续深造，而家族长辈看好他，希望他继承父业管理起家族生意，但如果等他读完大学再接班，还需要8年的时间。两难间，他跟叔伯们商量后，直接进入培养商业人才的广州公民学校读了两年，然后回到家族，做起了生意。
动荡不安的社会里，肩负家族期待的马万祺勤勤恳恳，很快适应新环境，将生意越做越好。但日军很快就攻陷了广州，他苦心经营的家业也毁于一旦。
1938年，中国抗日战场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的胜利。被这些消息鼓舞的马万祺，决定跟一些朋友相约去延安参加抗大，但到了约定启程的时间却没等到前来接应的联络员。一番打听后，他们知道联系他们的联络站被敌人破坏了。
澳门关键人
延安去不了，马万祺决定转道香港，继续做生意。
1938年至1941年间，马万祺在香港开设泰生行和永裕昌行，经营进出口生意，并以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以及“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的处事原则，赢得赏识和尊重。
1941年12月8日，马万祺从香港押运一批棉纱、布匹和西药经澳门赴湛江，但船刚落澳门，香港就彻底沦陷于日本人手中，他刚刚建立起的基业再度化为泡影。
当时的澳门虽然经济落后，但由于日本与葡萄牙两国达成了和平默契，所以成为了战乱时期的一块人间乐土。马万祺看好这里的环境，又及时张罗，开始了第三次创业。
期间，他快速与友人合作开设了经营进出口业务的恒记公司、广生、和生商行，以及粮食面粉批发商行——恒丰裕行，同时，还与林炳炎、何善衡、傅德荫、何贤等开办了大丰银号，让澳门与内地的金融往来得以继续。
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发展的恢复，马万祺的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他已是澳门声名显赫，动辄可以调动数千万港币资本的大商家。之后，他又进军房地产、钢铁厂等多个行业，并在改革开放后进入内地投资，成为澳门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在差不多半个多世纪里，马万祺先后担任过大华行、新中行、中国国货、中国土特产、中国药品商行、大生建筑置业、联生发展、华茂建筑置业、新建华建筑置业等多家澳门企业的董事长或股东大会主席。他自己的公司也由一家商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种经营的大企业。
也因为商业上的突出成绩，马万祺从一个逃难般落户澳门的外地人成为澳门的关键人，其家族也与何贤、崔德祺家族并称为澳门三大家族。
而如今，这三大家族已走出两位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何厚铧）、两位澳门特首（何厚铧、崔世安），而在何厚铧、崔世安走上政坛的过程中，已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万祺，也在其间起到关键引导作用。
但真正让马万祺地位显赫的，并非他的商业成就。
▲2006年，马老为华商韬略题词：发扬光大
国家领导人
曾经有人问马万祺的资产总数是否可以公布，他幽默地说：够吃，够用，还可以做一点公益事业。
对于金钱，马万祺不是不重视，而是不刻意追求。他说：“一个人的财富只要够用就算了，多了也没什么意义，多一些只是银行户头多一个圈圈而已。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马万祺积极从事澳门的各种社会工作，经常捐款兴办慈善公益事业。同时，他也在内地慷慨解囊，赞助社会慈善福利事业、赈济救灾事业和医疗、文化、教育、体育事业。1943年结婚时，他打破旧俗，不摆喜酒，将酒席金5万大洋，全部捐献给广东韶关市李汉魂夫人所办的儿童福利事业。而1958年，他就在家乡捐建一所中学。
而慈善捐助也不是马万祺对国家和民族真正的贡献。
他在剖析自己的人生之路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今天取得一点成就，那是因为我所走的道路与祖国与群众息息相关。”而他的这一生，绝大多数精力都用在了支持国家发展的事业上。
20世纪40年代初，马万祺在澳门从事贸易活动，为把物资运入国内支持抗日，他不顾任何危险，全力支持祖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当时日本侵略者将大部分港口封锁，华南地区通往内陆的唯一通道只能取道广州湾，经过寸金桥转往广西、贵州、四川等地。但广州湾入口限制甚严，于是，他就想办法向驻广州湾的法国总督申请，组织开设了一家葡法洋行，买进大批棉纱、布匹和药品等紧缺物资并设法领到进口许可证，将这些物资运往急需的抗日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万祺又与当时在港澳的民主人士一起，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正确主张，呼吁停止内战，重建和平。新中国成立后，他怀着万分欣喜的心情，为新生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倾注力量，并一步步走向了中国政坛。
有分析认为，马万祺走入政界与他的广东老乡叶剑英有莫大关系。其中两个代表性事件包括：
1949年，叶剑英解放广西和海南时军用物资匮乏，时任澳门中华工商总会会长的马万祺为其提供了巨大帮助。1950年，广东遭遇饥荒，马万祺再次为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叶剑英解决了大量困难。这些工作也让二人建立了深厚友谊，后来，叶剑英还亲自做媒，将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介绍给了马万祺的次子马有恒。
马万祺第一次走进祖国腹地，是在1950年5月。当时，他应国务院廖承志和李维汉的邀请，与港澳70余位知名人士组成港澳工商界东北观光团，应邀到广东、中南、华东、华北、东北等省的10多个城市观光访问，并受到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这次祖国之行，让马万祺终生难以忘怀，也推动他以更高的视野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中。
改革开放后，马万祺一方面身先士卒，在内地投资发展经济实体，一方面利用自己在海外华人商界的声誉，不遗余力对外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内地招商引资，尤其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繁荣，起到了铺路石作用。
马万祺极力主张海内外华人团结一致，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自1949年加入澳门中华总商会起，他就与当地工商界的知名人士，为组织和团结各行各业服务新中国发展而努力。1983年何贤逝世后，马万祺继任中华总商会会长，继续为加强澳门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不懈努力。
马万祺把澳门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对澳门充满了感情，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内地兴则澳门兴，内地衰则澳门衰，这是马万祺最坚定的信念之一。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联合声明，马万祺出任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注意到有些工商界人士，对澳门在“九九”回归祖国后的发展前景存有疑虑，便以国家大局为重，决意将自己投资的较大比重转移到澳门地产、建筑和工业上。其间，他大力支持于1995年12月8日正式投入运营的澳门国际机场的兴建，为澳门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无论是澳门或是香港的发展，都离不开祖国。没有祖国的发展，就没有港澳的今天，国家好，我们好！”马万祺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马万祺作为澳门同胞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在国内担任过多种政治、经济和社会要职。1952年，马万祺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委员及常委。1982年，他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及常委，并于第六届连任。此外，他还是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及常委。
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74岁的马万祺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说：“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稀’，对我而言应是：人到七十才开始。”1998年、2003年，马万祺连续两次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为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成为他高龄岁月继续为国家工作，为澳门繁荣稳定而操劳的座右铭。
2014年5月26日18时，马万祺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5岁。在新华社发布的通稿中，他被定义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著名诗人；他的一生被定义为：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文章版权归“华商韬略”所有，禁止私自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