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 学 术 交 流 Dec. , 2009
总第189期 第12期 Acade m ic Exchange Serial No . 189 No . 12
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汉语学习方法浅探
卞浩宇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苏州215004)
[摘 要]16世纪末, 大批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 为确保在华传教成功, 面对汉语教师匮乏、教
学语言不通等诸多困境, 他们除沿袭传统的看图识字法之外, 结合汉字自身特点以及西方音韵学等相关理论, 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西方人的汉语学习方法。从历史的角度对来华耶稣会士汉语学习方法的进行归纳和分析, 对当今对外汉语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明清时期; 来华耶稣会士; 汉语学习方法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9) 12-0226-03
16世纪末, 伴随着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以及新航路的开辟, 大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为确保在华传教成功,
[1]
“最要之条件, 首重熟悉华语”。以罗明坚、利玛窦为首
。
另一方面, 多, 。, 《》记载, “新到会士熊有, 利子又殚其心力, 时与
[3]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提到“罗如望神父每[4]506天还给其他人上中文课”。“其他的传教士也是如
的来华耶稣会士们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将学习汉语作为头等大事, 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第一次西方人汉语学习高潮。士汉语学习的个案研究, 归纳和分析, 此, 如金尼阁跟随郭居静和王丰肃学中文, 邓玉函在嘉兴随费奇观学习中文。白晋在‘安菲特立特’号船上就开始
[5]教随他赴华的耶稣会士们中文和满文了”。虽然这种
一、互帮互学
聘请教师是耶稣会士们学习汉语最直接的途径。然而, 这类汉语教学人员在当时极度匮乏。利玛窦曾指出,
[2]109
缺乏汉语老师, “往往做一、二年便离去了”; 并且他
互助型教学一直延续下去, 但由于教务繁忙, 传教士们不可能等到完全掌握中文之后才展开教务活动, 因此, 一般来说, 大多数来华耶稣会士在经过一段时间学习, 粗通中文后就奔赴各地开教, 继续在实践中提高自身汉语水平。
们身份复杂, 有商人、译员、学者, 汉语水平也参差不齐。即便能够找到中文教师, 教学双方语言不通又对耶稣会士的汉语学习构成巨大障碍, 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他们汉语学习的热情和进程。罗明坚就利用原始的“看图识字”法跟随中文教师学习汉语。在致耶稣会总长的一封信中, 罗明坚详述了这种方法:“起初为找一位能教我中国官话的老师非常困难, 但我为传教非学官话不可; 可是老师如果只会中国官话, 而不会我们的话也是枉然, 因为我听不懂啊! 因此后来找到一位老师, 只能藉图画学习中国语言了, 如画一匹马, 告诉我这个动物中国话叫‘马’, 其他类推, 世上有多少事物, 就有多少中国字, 它并无字母可循。”
[2]446
二、结合西方记忆术、分析汉字结构
由于汉字数量众多, 且与西方拼音文字差别甚大, 因此分析、研究汉字构造以利于理解、记忆从一开始就引起耶稣会士们浓厚兴趣。利玛窦早年曾在罗马耶稣会学院学习过记忆术。来华后, 利玛窦通过研究、分析汉字的独特结构, 结合记忆术, 逐渐摸索出一套奇特的“记忆秘宫”体系, 用以快速记忆汉字。在南昌的一次文人宴会上, 利玛窦当众展示了这种“过目不忘”的神奇本领, 让所有在场的中国文人惊叹不已。随后, 应众人要求, 利玛窦写了《西国记法》一书, 专门向中国人介绍、讲解这种记忆法。在书中, 利玛窦指出, 这种记忆法对于汉字特别有效, 因为每一个汉字都是表示一个事物的形象。例如, 一位来
正是凭借这种“独特”方式, 来华三年
后, 罗明坚很快便掌握了一万五千个汉字。此后, 师资问题似乎得到一定缓解, 许多中国学者, 如徐光启、李之藻、
[收稿日期]2009-09-20
[作者简介]卞浩宇(1978-) , 男, 江苏无锡人, 博士研究生, 苏州职业大学外语系讲师, 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226・
自西部的部落女子, 可用来记忆“要”字; 收割庄稼的农民, 可用来记忆“利”字; 怀抱孩子的女仆, 可用来记忆“好”字。在利玛窦看来, 记忆并非单纯地死记硬背, 而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将西方记忆法和中国文字特点相结合, 这样形成的规则和方法才会有效, 记忆效果才能持久。可惜的是, 大多数中国人在读完该书之后却是赞叹有加, 运用不足。究其原因, 大概是因为“所有的记忆规律, 的确不错而且真实, 只是如能利用它们必须先有好的记忆不可”
[2]230
几经尝试, 终于摸索出一套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的特殊方法, 开启了中文拉丁音化的历程。
最早进行这一尝试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入华之初, 他们共同编写了《葡汉辞典》。该辞典“共分三栏, 第一栏是葡萄牙语单词和词组, 按字母表顺序排列; 第二栏是罗马字注音; 第三栏是汉语词条, 里面既有单音节词、
[9]206
双音节词, 也有词组和短语”, 例如:
葡语词
Aguoa Aaguoa de fr ol Bom parecer Escarnar Fallar
罗马字
sci oj zen sci sci oj p izu ci co gi o chi cua, sciuo cua
汉语词水甑香水标致、美貌, 嘉割肉、切肉、剖肉讲话、说话
。显然, 利氏之法需要具有一定资
质能力者方可运用, 并非万灵药, 因此, 后来的耶稣会士也未能有效地将其法继承下来。
相比利玛窦“记忆秘宫”的神秘性和限制性, 曾德昭、安文思二人对汉字结构的分析和应用则更具有普遍性和实用性。曾德昭通过细致观察发现, 中国人“把笔画, 或整个有意义的字组合在一起, 用这个法子创造新的不同的字, 赋予另外的涵义”。对此, 他举例说明:“用一表示单一, 加上一竖成为‘十’, 即10, 在下面加一横成‘土’, 意思是土地。上面加一横成‘王’, 意为国王, 在它左上侧, 头两横之间加一撇成‘玉’, 意为宝石, 再加一些笔画便成珠……同样表示任何树木的字, 要和‘木’字结合, 又如表示任何金属的字, 也要和‘金’字结合:铁、铜、
[6]41
钢。这类结合是必然的规律”。同时, 曾德昭还注意
通过这种平行对比排列, 传教士可以根据罗马字的注音读出中文的字或词。不过, 要准确标出汉语读音并不容易, 尤其是汉语的声调变化细微复杂, 难以掌握。因此, , 仍处于摸索阶段。
之后, , , , 并且决定统, 较之《葡汉辞典》中的拼音体系无疑成熟了许多。1601年, 利玛窦应当时制墨名家程大约之邀, 赠其四幅宗教画, 并随图附上三篇解释性短文, 文中所有汉字皆附有拉丁字母注音。经罗常培先生整理, 在该书中, 利玛窦共使用26个字父(声母) , 44个字母
(韵母) , 5个声调符号, 以及专门设计的送气音符号「C 」。
到, “他们在字的结构中也考虑到涵义”, 如将“日“月”相结合则构成表示光亮的“明心”“门”中, 则构成“闷”, 在门内。
[6]41
合”; “如心sin 、木m 、吐t ú、主ch ú; , 如恕x ú、柱ch ú”。接着他解释道, “恕”意为“诚实的”, 由“如”和“心”组成, “因为一个诚实的人, 其容貌和言辞一如其心”; “柱”由“木”和“主”结合而成, “因为柱子犹如房屋的主子, 支撑它的基
[7]43柱”。在曾德昭、安文思眼中, 汉字虽多, 但字形与字义
这些文字后由教会单独编成一本小册子, 全书一共只有六页, 取名《西字奇迹》。例如:
天主已降生, 托人形以行教于世。先诲十二圣徒, 其元徒名曰伯多落。
‘t i ēn ch ù ε ki ám s ēm ‘ǒt g 4n h 4m ì h 4m ki áo y ú x í si ēn ho éi x ě lh’x ím ‘t k ‘ iu ên
[9]262
t ‘ m m yu ě p ě t ō l ǒ
关系密切, 有律可循, 利于减轻记忆负担。安文思甚至断言, “完全可以肯定, 勤奋的人用有效的方法去学习中国
[7]49-50
语言, 可以在一年内学会, 而且讲得很好”。当然,
需要指出的是, 安文思宣称汉语易学, 一方面, 既是出于他对汉语的挚爱之情以及本人的语言天赋, 更是因为他的书“是写给新入华的传教士看的, 负有鼓舞他们树立学
[8]好汉语信心的责任”; 另一方面他过分强调、依赖、甚至
1626年, 金尼阁在总结前人基础上, 出版了《西儒耳
目资》一书。该书是对利玛窦拼音方案的具体应用, “只是对利玛窦等人的方案做了一些非原则性的修改, 其中主要是简化了拼法, 可以说是对这个方案的进一步完
[9]265
善”。
夸大汉字的象形功能, 忽略了来华耶稣会士为掌握汉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对传教士而言, 使用这种方法可以拼读出汉字读音, 而且字母式标音方法也更符合西方拼音文字的特性以及西方人的阅读习惯, 因此掌握起来也要相对容易得多, 这也为日后来华耶稣会士们开辟了一条“学习捷径”。
三、利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
对大多数来华耶稣会士而言, 掌握汉字语音尤为困难。利玛窦曾指出汉语语音的声调差异微小:“一共有五种不同的声调或变音, 非常难于掌握, 区别很小而不易领
[3]28-29
会。”为了能够掌握汉字发音, 来华耶稣会士借鉴西
四、创办汉语教学机构推广汉语学习
相比个人学习, 创办汉语教学机构, 可以大规模推广汉语学习。罗明坚在澳门期间曾建立过一所传道所, 取
方音韵学理论和方法, 对汉语语音进行详细分析、归纳,
・227・
名为“经言学校”。利玛窦抵达澳门后, 即在此地学习汉语。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 “经言学校”创办的首要目的是用于传教, 同时兼有汉语培训之功能, 但规模很小, 所涉及的学习者似乎也只有罗明坚、利玛窦二人。尽管如此, 但它存在的意义却非同寻常, 正如张西平教授所言:“从传教史上看, 这是中国第一个用汉语来传教的机构; 从汉学史上看, 这也是晚明时期中国第一所外国人学
[9]5习汉语的学校。”
此后, “1621年, 嘉定建立了一个传教中心。……澳门的年轻人和入选耶稣会的候选人, 被送到这里来学习中文, ……刚从欧洲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也要被送到嘉定, 开始他们的中文学习。1622年, 有四名新来的传教士在嘉
[13]132-133
定学习中文”。诸如此类的汉语教学机构相信还
有不少, 但目前相关史料欠缺, 唯有待日后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随着天主教会在华传教事业不断发展, 对中国儒家文化宗教性的不同理解造成修会与修会之间、修会内部之间产生严重分歧, 最终导致清政府采取严厉禁教措施, 亦宣告“耶稣会士时代”终结,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人第一次汉语学习高潮也随之落下帷幕。
但纵观这一时期, 面对缺少汉语教师、教材及其他种种困境, 来华耶稣会士们在漫长、艰苦的汉语学习过程中, 通过不断努力和尝试, 逐渐摸索出的一套汉语学习方法, 不但成就了一大批汉学大师, 有效地推动了这一时期西方人汉语学习的整体进程, 甚至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耶稣会士们, 对当今对外[]
[] , (上册) [M].冯承钧,
1594年范礼安在澳门创办了圣保禄学院, 成为第一
所对来华传教士进行汉语培训的高等学府。关于创办该学院的初衷, 许多学者认为正是为了“让澳门成为培养精通汉语、熟悉中国礼仪的培训基地, 使澳门成为天主教的传播中心”
[10]37
。至于圣保禄学院如何进行中文教学, 以
及教学成果怎样, 由于缺乏相关史料, 大部分学者均没有具体涉及, 只是提到该学院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中文教育。如黄鸿钊教授指出, 学院的课程分三类, “其中汉语
[11]
是必修课程, 课时也最多”; 黄启臣教授认为, “学院根
据在中国传教的需要设计课程, ……其中中文课程是最重要的必修课, 人人要学, 学时最多”
[12]55
; 刘羡冰在评价
圣保禄学院汉语教学影响时说:“在圣保禄学院学汉语, 已不单是语言能力的培训, 同时也是进入中国内地的入境许可条件了。于是圣保禄学院的汉语课, 变成法定的必修课了。此后, 不仅是耶稣会的教士, 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语至少两年, [历史贡献所在, 李向玉先生似乎有所保留。
, 1995:21.
[](上/下册) [M].罗渔, 译1台北:光启出版
社, 辅仁大学出版社, 1986.
[3] 艾儒略. 大西利先生行迹[M].民国八年铅印本, 1918:6. [4] 利玛窦, 金尼阁1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 等, 译. 北
京:中华书局, 1983.
[5] 张国刚, 等. 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
据他考证, “在圣保禄学院, 传教士学习中文是一件颇为普遍的事情, 但有关课程是否正式开设, 尚需进一步研究”
[12]60
学出版社, 2001:251.
[6] 曾德昭1大中国志[M].何高济, 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不过, 从1710年康熙给在京传教士颁布的圣谕
社, 1998.
[7] 安文思1中国新史[M].何高济, 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4.
[8] 计翔翔. 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
来看, 圣保禄学院的汉语教学成效应该是卓有成效的, 甚至得到了中国官方认可。该圣谕有云:“新来之人, 若叫他来, 他俱不会中国的话。仍着尔等作通事, 他心里不服。朕意且教他在澳门学中国话语”, 这足以“从一个侧
[12]183-184面证实了圣保禄学院的教学中国语文的地位”。
志》和安思文《中国新志》为中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320.
[9] 张西平. 传教士汉学研究[M].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5. [10] 刘羡冰1澳门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11] 朱维铮(主编) . 基督教与近代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
此外, 耶稣会士还在杭州、嘉定等地建立过类似的汉语学习中心或培训基地。据美国宗教史学者邓恩考证,
1616年由南京礼部侍郎沈凗发动的“南京教案”迫使传教
士们处于隐蔽之处, 传教事业面临巨大危机, 而此时耶稣会士大多数都聚集到杭州。“在这里, 在博学的杨廷筠的指导下, 他们刻苦地学习中国的文学和语言, 为在暴风雨过去之后能够更为有效地传教默默地做着准备”
[13]131
出版社, 1994:323.
[12] 李向玉1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M].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3] 邓恩1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M].余
。
三乐, 石蓉, 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杭州俨然成为这一特殊时期耶稣会士的学习中心。被后人誉为“西来孔子”的艾儒略, 便是杨廷筠的得意门生。
〔责任编辑:曹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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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 学 术 交 流 Dec. , 2009
总第189期 第12期 Acade m ic Exchange Serial No . 189 No . 12
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汉语学习方法浅探
卞浩宇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苏州215004)
[摘 要]16世纪末, 大批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 为确保在华传教成功, 面对汉语教师匮乏、教
学语言不通等诸多困境, 他们除沿袭传统的看图识字法之外, 结合汉字自身特点以及西方音韵学等相关理论, 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西方人的汉语学习方法。从历史的角度对来华耶稣会士汉语学习方法的进行归纳和分析, 对当今对外汉语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明清时期; 来华耶稣会士; 汉语学习方法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9) 12-0226-03
16世纪末, 伴随着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以及新航路的开辟, 大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为确保在华传教成功,
[1]
“最要之条件, 首重熟悉华语”。以罗明坚、利玛窦为首
。
另一方面, 多, 。, 《》记载, “新到会士熊有, 利子又殚其心力, 时与
[3]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提到“罗如望神父每[4]506天还给其他人上中文课”。“其他的传教士也是如
的来华耶稣会士们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将学习汉语作为头等大事, 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第一次西方人汉语学习高潮。士汉语学习的个案研究, 归纳和分析, 此, 如金尼阁跟随郭居静和王丰肃学中文, 邓玉函在嘉兴随费奇观学习中文。白晋在‘安菲特立特’号船上就开始
[5]教随他赴华的耶稣会士们中文和满文了”。虽然这种
一、互帮互学
聘请教师是耶稣会士们学习汉语最直接的途径。然而, 这类汉语教学人员在当时极度匮乏。利玛窦曾指出,
[2]109
缺乏汉语老师, “往往做一、二年便离去了”; 并且他
互助型教学一直延续下去, 但由于教务繁忙, 传教士们不可能等到完全掌握中文之后才展开教务活动, 因此, 一般来说, 大多数来华耶稣会士在经过一段时间学习, 粗通中文后就奔赴各地开教, 继续在实践中提高自身汉语水平。
们身份复杂, 有商人、译员、学者, 汉语水平也参差不齐。即便能够找到中文教师, 教学双方语言不通又对耶稣会士的汉语学习构成巨大障碍, 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他们汉语学习的热情和进程。罗明坚就利用原始的“看图识字”法跟随中文教师学习汉语。在致耶稣会总长的一封信中, 罗明坚详述了这种方法:“起初为找一位能教我中国官话的老师非常困难, 但我为传教非学官话不可; 可是老师如果只会中国官话, 而不会我们的话也是枉然, 因为我听不懂啊! 因此后来找到一位老师, 只能藉图画学习中国语言了, 如画一匹马, 告诉我这个动物中国话叫‘马’, 其他类推, 世上有多少事物, 就有多少中国字, 它并无字母可循。”
[2]446
二、结合西方记忆术、分析汉字结构
由于汉字数量众多, 且与西方拼音文字差别甚大, 因此分析、研究汉字构造以利于理解、记忆从一开始就引起耶稣会士们浓厚兴趣。利玛窦早年曾在罗马耶稣会学院学习过记忆术。来华后, 利玛窦通过研究、分析汉字的独特结构, 结合记忆术, 逐渐摸索出一套奇特的“记忆秘宫”体系, 用以快速记忆汉字。在南昌的一次文人宴会上, 利玛窦当众展示了这种“过目不忘”的神奇本领, 让所有在场的中国文人惊叹不已。随后, 应众人要求, 利玛窦写了《西国记法》一书, 专门向中国人介绍、讲解这种记忆法。在书中, 利玛窦指出, 这种记忆法对于汉字特别有效, 因为每一个汉字都是表示一个事物的形象。例如, 一位来
正是凭借这种“独特”方式, 来华三年
后, 罗明坚很快便掌握了一万五千个汉字。此后, 师资问题似乎得到一定缓解, 许多中国学者, 如徐光启、李之藻、
[收稿日期]2009-09-20
[作者简介]卞浩宇(1978-) , 男, 江苏无锡人, 博士研究生, 苏州职业大学外语系讲师, 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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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部的部落女子, 可用来记忆“要”字; 收割庄稼的农民, 可用来记忆“利”字; 怀抱孩子的女仆, 可用来记忆“好”字。在利玛窦看来, 记忆并非单纯地死记硬背, 而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将西方记忆法和中国文字特点相结合, 这样形成的规则和方法才会有效, 记忆效果才能持久。可惜的是, 大多数中国人在读完该书之后却是赞叹有加, 运用不足。究其原因, 大概是因为“所有的记忆规律, 的确不错而且真实, 只是如能利用它们必须先有好的记忆不可”
[2]230
几经尝试, 终于摸索出一套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的特殊方法, 开启了中文拉丁音化的历程。
最早进行这一尝试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入华之初, 他们共同编写了《葡汉辞典》。该辞典“共分三栏, 第一栏是葡萄牙语单词和词组, 按字母表顺序排列; 第二栏是罗马字注音; 第三栏是汉语词条, 里面既有单音节词、
[9]206
双音节词, 也有词组和短语”, 例如:
葡语词
Aguoa Aaguoa de fr ol Bom parecer Escarnar Fallar
罗马字
sci oj zen sci sci oj p izu ci co gi o chi cua, sciuo cua
汉语词水甑香水标致、美貌, 嘉割肉、切肉、剖肉讲话、说话
。显然, 利氏之法需要具有一定资
质能力者方可运用, 并非万灵药, 因此, 后来的耶稣会士也未能有效地将其法继承下来。
相比利玛窦“记忆秘宫”的神秘性和限制性, 曾德昭、安文思二人对汉字结构的分析和应用则更具有普遍性和实用性。曾德昭通过细致观察发现, 中国人“把笔画, 或整个有意义的字组合在一起, 用这个法子创造新的不同的字, 赋予另外的涵义”。对此, 他举例说明:“用一表示单一, 加上一竖成为‘十’, 即10, 在下面加一横成‘土’, 意思是土地。上面加一横成‘王’, 意为国王, 在它左上侧, 头两横之间加一撇成‘玉’, 意为宝石, 再加一些笔画便成珠……同样表示任何树木的字, 要和‘木’字结合, 又如表示任何金属的字, 也要和‘金’字结合:铁、铜、
[6]41
钢。这类结合是必然的规律”。同时, 曾德昭还注意
通过这种平行对比排列, 传教士可以根据罗马字的注音读出中文的字或词。不过, 要准确标出汉语读音并不容易, 尤其是汉语的声调变化细微复杂, 难以掌握。因此, , 仍处于摸索阶段。
之后, , , , 并且决定统, 较之《葡汉辞典》中的拼音体系无疑成熟了许多。1601年, 利玛窦应当时制墨名家程大约之邀, 赠其四幅宗教画, 并随图附上三篇解释性短文, 文中所有汉字皆附有拉丁字母注音。经罗常培先生整理, 在该书中, 利玛窦共使用26个字父(声母) , 44个字母
(韵母) , 5个声调符号, 以及专门设计的送气音符号「C 」。
到, “他们在字的结构中也考虑到涵义”, 如将“日“月”相结合则构成表示光亮的“明心”“门”中, 则构成“闷”, 在门内。
[6]41
合”; “如心sin 、木m 、吐t ú、主ch ú; , 如恕x ú、柱ch ú”。接着他解释道, “恕”意为“诚实的”, 由“如”和“心”组成, “因为一个诚实的人, 其容貌和言辞一如其心”; “柱”由“木”和“主”结合而成, “因为柱子犹如房屋的主子, 支撑它的基
[7]43柱”。在曾德昭、安文思眼中, 汉字虽多, 但字形与字义
这些文字后由教会单独编成一本小册子, 全书一共只有六页, 取名《西字奇迹》。例如:
天主已降生, 托人形以行教于世。先诲十二圣徒, 其元徒名曰伯多落。
‘t i ēn ch ù ε ki ám s ēm ‘ǒt g 4n h 4m ì h 4m ki áo y ú x í si ēn ho éi x ě lh’x ím ‘t k ‘ iu ên
[9]262
t ‘ m m yu ě p ě t ō l ǒ
关系密切, 有律可循, 利于减轻记忆负担。安文思甚至断言, “完全可以肯定, 勤奋的人用有效的方法去学习中国
[7]49-50
语言, 可以在一年内学会, 而且讲得很好”。当然,
需要指出的是, 安文思宣称汉语易学, 一方面, 既是出于他对汉语的挚爱之情以及本人的语言天赋, 更是因为他的书“是写给新入华的传教士看的, 负有鼓舞他们树立学
[8]好汉语信心的责任”; 另一方面他过分强调、依赖、甚至
1626年, 金尼阁在总结前人基础上, 出版了《西儒耳
目资》一书。该书是对利玛窦拼音方案的具体应用, “只是对利玛窦等人的方案做了一些非原则性的修改, 其中主要是简化了拼法, 可以说是对这个方案的进一步完
[9]265
善”。
夸大汉字的象形功能, 忽略了来华耶稣会士为掌握汉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对传教士而言, 使用这种方法可以拼读出汉字读音, 而且字母式标音方法也更符合西方拼音文字的特性以及西方人的阅读习惯, 因此掌握起来也要相对容易得多, 这也为日后来华耶稣会士们开辟了一条“学习捷径”。
三、利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
对大多数来华耶稣会士而言, 掌握汉字语音尤为困难。利玛窦曾指出汉语语音的声调差异微小:“一共有五种不同的声调或变音, 非常难于掌握, 区别很小而不易领
[3]28-29
会。”为了能够掌握汉字发音, 来华耶稣会士借鉴西
四、创办汉语教学机构推广汉语学习
相比个人学习, 创办汉语教学机构, 可以大规模推广汉语学习。罗明坚在澳门期间曾建立过一所传道所, 取
方音韵学理论和方法, 对汉语语音进行详细分析、归纳,
・227・
名为“经言学校”。利玛窦抵达澳门后, 即在此地学习汉语。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 “经言学校”创办的首要目的是用于传教, 同时兼有汉语培训之功能, 但规模很小, 所涉及的学习者似乎也只有罗明坚、利玛窦二人。尽管如此, 但它存在的意义却非同寻常, 正如张西平教授所言:“从传教史上看, 这是中国第一个用汉语来传教的机构; 从汉学史上看, 这也是晚明时期中国第一所外国人学
[9]5习汉语的学校。”
此后, “1621年, 嘉定建立了一个传教中心。……澳门的年轻人和入选耶稣会的候选人, 被送到这里来学习中文, ……刚从欧洲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也要被送到嘉定, 开始他们的中文学习。1622年, 有四名新来的传教士在嘉
[13]132-133
定学习中文”。诸如此类的汉语教学机构相信还
有不少, 但目前相关史料欠缺, 唯有待日后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随着天主教会在华传教事业不断发展, 对中国儒家文化宗教性的不同理解造成修会与修会之间、修会内部之间产生严重分歧, 最终导致清政府采取严厉禁教措施, 亦宣告“耶稣会士时代”终结,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人第一次汉语学习高潮也随之落下帷幕。
但纵观这一时期, 面对缺少汉语教师、教材及其他种种困境, 来华耶稣会士们在漫长、艰苦的汉语学习过程中, 通过不断努力和尝试, 逐渐摸索出的一套汉语学习方法, 不但成就了一大批汉学大师, 有效地推动了这一时期西方人汉语学习的整体进程, 甚至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耶稣会士们, 对当今对外[]
[] , (上册) [M].冯承钧,
1594年范礼安在澳门创办了圣保禄学院, 成为第一
所对来华传教士进行汉语培训的高等学府。关于创办该学院的初衷, 许多学者认为正是为了“让澳门成为培养精通汉语、熟悉中国礼仪的培训基地, 使澳门成为天主教的传播中心”
[10]37
。至于圣保禄学院如何进行中文教学, 以
及教学成果怎样, 由于缺乏相关史料, 大部分学者均没有具体涉及, 只是提到该学院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中文教育。如黄鸿钊教授指出, 学院的课程分三类, “其中汉语
[11]
是必修课程, 课时也最多”; 黄启臣教授认为, “学院根
据在中国传教的需要设计课程, ……其中中文课程是最重要的必修课, 人人要学, 学时最多”
[12]55
; 刘羡冰在评价
圣保禄学院汉语教学影响时说:“在圣保禄学院学汉语, 已不单是语言能力的培训, 同时也是进入中国内地的入境许可条件了。于是圣保禄学院的汉语课, 变成法定的必修课了。此后, 不仅是耶稣会的教士, 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语至少两年, [历史贡献所在, 李向玉先生似乎有所保留。
, 1995:21.
[](上/下册) [M].罗渔, 译1台北:光启出版
社, 辅仁大学出版社, 1986.
[3] 艾儒略. 大西利先生行迹[M].民国八年铅印本, 1918:6. [4] 利玛窦, 金尼阁1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 等, 译. 北
京:中华书局, 1983.
[5] 张国刚, 等. 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
据他考证, “在圣保禄学院, 传教士学习中文是一件颇为普遍的事情, 但有关课程是否正式开设, 尚需进一步研究”
[12]60
学出版社, 2001:251.
[6] 曾德昭1大中国志[M].何高济, 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不过, 从1710年康熙给在京传教士颁布的圣谕
社, 1998.
[7] 安文思1中国新史[M].何高济, 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4.
[8] 计翔翔. 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
来看, 圣保禄学院的汉语教学成效应该是卓有成效的, 甚至得到了中国官方认可。该圣谕有云:“新来之人, 若叫他来, 他俱不会中国的话。仍着尔等作通事, 他心里不服。朕意且教他在澳门学中国话语”, 这足以“从一个侧
[12]183-184面证实了圣保禄学院的教学中国语文的地位”。
志》和安思文《中国新志》为中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320.
[9] 张西平. 传教士汉学研究[M].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5. [10] 刘羡冰1澳门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11] 朱维铮(主编) . 基督教与近代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
此外, 耶稣会士还在杭州、嘉定等地建立过类似的汉语学习中心或培训基地。据美国宗教史学者邓恩考证,
1616年由南京礼部侍郎沈凗发动的“南京教案”迫使传教
士们处于隐蔽之处, 传教事业面临巨大危机, 而此时耶稣会士大多数都聚集到杭州。“在这里, 在博学的杨廷筠的指导下, 他们刻苦地学习中国的文学和语言, 为在暴风雨过去之后能够更为有效地传教默默地做着准备”
[13]131
出版社, 1994:323.
[12] 李向玉1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M].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3] 邓恩1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M].余
。
三乐, 石蓉, 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杭州俨然成为这一特殊时期耶稣会士的学习中心。被后人誉为“西来孔子”的艾儒略, 便是杨廷筠的得意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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