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聊斋志异•夜叉国》中有惊人之问：“问何以为‘官’？”（我本想写“惊天之问”，后来想想，“天”居高，司空见惯，或不屑听此一问；人处卑，利害相关，闻之方惊。）书中答辞也妙：“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几千年来，中国为“官”者的自我感觉或老百姓对“官”的观感，大抵如此。
二
上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进城，同国民党的官员迥然不同，令人耳目一新。县里开会，自带铺盖，住处就在假期学校的空教室里，饭食之简易也令人叹惋。就是在北京，司局级干部也是或坐大巴，或骑自行车，或步行上下班。
据说朱总司令一日“失踪”，急得警卫团团转。还是秘书稔知老总喜爱，查找当日报上广告，料定是自己溜出去看球赛，这才在球场的人堆里找到了他――哪里有“出则舆马，入则高堂”的气息。从“官员”的作派，百姓判定：国家有望。那是一段“官员”与百姓的“蜜月期”。
三
直到“文革”前夕，杨西光已升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复旦的教师、学生，无老无少还都是称“西光同志”；就是“文革”中，湖南省的干部称张平化也是“平化同志”或“平化老倌”；直到“文革”过后，新华社的员工无大无小称社长穆青还是“穆青同志”或“穆老头儿”。
按照先前官员的品秩，县太爷不过七品，下面的科道只算得上“吏”。现在不行了，哪怕一个县里随便什么局长，不以官职相称，就是“大不敬”。不是有这样的话吗：“你随随便便就给我打电话，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
“局长”很值钱――官民之分严矣。
四
官民之分严，官员觉得“官”与“民”的衣食住行样样要显差别，方能见出威风。于是，官的架子日渐膨胀。大小衙门门禁森严，出入警车开道，道路限行。官阶愈大，官威愈甚。在一处游览区，见一大官乘船下湖，湖上一切游船皆受令回避，好像那湖山就是他的私产，更不用说动辄一路戒严，一路封道，一路扰民了。前人把“松间喝道”视为煞风景之事，比起清船游湖，小巫耳。
五
“出则舆马”，又成官场常例。时代不同，舆马早已换为轿车。上世纪80年代，少数乡镇官员购买公车时，农民刺之为“屁股底下坐头牛”――在普遍贫困的岁月，使用一辆汽车的开销，差不多要一头牛的价钱，在当日农村已是惊人的耗费。现在一个乡镇四套班子，不知有多少屁股，坐多少头牛了。愈往上，衙门愈大，“公车”愈多。有车之后又要讲究品牌，捷达不行要皇冠，皇冠不行要奥迪，奥迪不行要陆虎。车品愈高，耗费愈大，而政府官员视同寻常。
或曰：时代不同了，老百姓不是也有私家车了吗？那么，既然老百姓上下班都用私车，当官的工资已比百姓为高，何以还要公家开销？
六
“入则高堂”，也要改为“入则华厦”了。最近这十几年，是各级衙门办公场所大比拼的时代。每到一处，最华丽的当数政府的衙门。比较欧美各国政府，我们一个乡镇怕也顶得上人家的市政府甚至首相官邸。据说还有人均办公面积超过100平米的衙门。我到过一些地市，官厦的阔绰，叹为观止。中国的富庶，都堆在各级衙门的脸上了。
七
官员的威风岂止“上一呼而下百诺”。雷人官语不时出现在网上。对百姓曰：“你们算个屁呀！”代表着某类官员的“庶民观”。官员到哪里都叫“视察”，哪怕是携眷游玩；官员讲句话都称“指示”，哪怕是不咸不淡的应酬；接待都有盛宴，送行俱备赆送，下雨有人撑伞，烈日有人遮阳。美酒、名烟、“名特土产”，虽是本地风光，俱为罕见珍品。这些做派，无需远溯，同晚清谴责小说描写的竟无太大差别。官，还是那个“官”；官场，也还是那个官场，好像革了一百多年的命，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八
古今毕竟还有不同。过去的官僚，所求不过“升官发财”四字。现在的官员，更加多欲，大凡有名有利之事，样样不肯放过。譬如，过去的官员中虽也有学者，但官阶之外并无头衔，做学问大都要自己去做，自己掏钱刊印，是又赔精力又赔钱财的事情。现在不同，有了官衔，就掌握了权力，有权支配科研“项目”。大官支配大项目，小官也有小项目，真正做学问的人，倒要攀着一个官员领衔才拿得到课题。出了成果，照例官员排名第一――虽然事情是别人做的。于是，官员们在衙里做官，到下面就“讲学”，在别人写的书上署名，凭着他人的成果申报院士。外国的院士出在做学问的机构，中国不久恐怕“院士”都要出自官场了――科教兴国，成了科教兴“官”。
照我的想法，要做官，就勤勤恳恳做官，不要想当院士；做院士，就老老实实做学问，别往官堆里挤。行政事务缠身还有心思于学问吗？整日专研学问，还能勤于政事吗？问题出在当官的什么名誉、好处都想要，连带着念书人也把先当官再捞“学问”，当作“学途捷径”。.
九
追名逐利的官员，心思不在政务。只看各种问题不是媒体曝光，就是网上沸扬，这才看到官员急急忙忙出来表态、承诺，美其名曰“第一时间”。本可防患于未然的事情，何以不闹到干柴烈火绝无人问？中国的官民比据说世界第一，那么国人纳税养着许多官员所为何来？
上世纪80年代一出豫剧台词风行全国：“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把“作主”改为“服务”，更合于时代之观念。
十
官位、钱财、头衔乃至女色无所不贪，内怀多欲，外沽虚名，凌虐百姓的官员当然只是一部分，用权威部门的语言“只是极少数人”。少到什么程度，未见公布，但其造成的局面足以败坏整个官场，使官民对立日益严重，官府的信用大为跌价。若说社会危机，窃以为唯此为大。
十一
孔子弟子问：治理国家时，“足食、足兵、民信之”三者中，不得已要去掉一项时，当去何者？孔子说“去兵”；若不得已再要去掉一项时，当去何者？答曰“去食”，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对“去兵”、“去食”的主张我存疑。无兵，无食，灭国就在眼前，国将不存，还谈什么治理？但孔子非常看重政府的信用，很有眼光。一个政府如果失去了百姓的信任，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位讲《论语》蹿红的明星说，“民信之”就是百姓要对政府有信仰。这就颠倒了主次。百姓不会对所有政府都“信仰”，而政府必须得到百姓的信任。怎样才能得到信任？不是靠封住百姓的嘴巴，也不是靠整日价自我赞扬，而要靠政府所有官员真心实意为百姓做事，而不是让百姓为他们做事。那些败坏着官风的官员，不会顾及政府的信用，只顾捞取眼前的好处。他们的处世哲学，有如一个法国人（且不管是路易十四还是路易十五还是某位法王的情妇）所言：“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不过，他们比那个法国人乖巧，早为自己准备了退路：船还没翻，老鼠早已搬家了。
十二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喜欢孟夫子，原因是他说了一些皇帝不爱听的话。譬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以他下令把孟子逐出孔庙，不许配享。这些话听着刺耳，其实倒是在为君主们的天下着想。“臣”字本来象奴隶之形，后来作为官僚与庶民的通称。如果在上者把百姓视如土芥或“屁民”，那么最终的结果是自己被百姓抛弃。
还是孟夫子的话：“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民心的向背，是一个政权的基石，权力，金钱，武力都不足恃。这道理，战争时期的共产党人是懂得的。今之官员有多少人懂得，难言矣。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望周刊社原副总编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
《聊斋志异•夜叉国》中有惊人之问：“问何以为‘官’？”（我本想写“惊天之问”，后来想想，“天”居高，司空见惯，或不屑听此一问；人处卑，利害相关，闻之方惊。）书中答辞也妙：“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几千年来，中国为“官”者的自我感觉或老百姓对“官”的观感，大抵如此。
二
上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进城，同国民党的官员迥然不同，令人耳目一新。县里开会，自带铺盖，住处就在假期学校的空教室里，饭食之简易也令人叹惋。就是在北京，司局级干部也是或坐大巴，或骑自行车，或步行上下班。
据说朱总司令一日“失踪”，急得警卫团团转。还是秘书稔知老总喜爱，查找当日报上广告，料定是自己溜出去看球赛，这才在球场的人堆里找到了他――哪里有“出则舆马，入则高堂”的气息。从“官员”的作派，百姓判定：国家有望。那是一段“官员”与百姓的“蜜月期”。
三
直到“文革”前夕，杨西光已升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复旦的教师、学生，无老无少还都是称“西光同志”；就是“文革”中，湖南省的干部称张平化也是“平化同志”或“平化老倌”；直到“文革”过后，新华社的员工无大无小称社长穆青还是“穆青同志”或“穆老头儿”。
按照先前官员的品秩，县太爷不过七品，下面的科道只算得上“吏”。现在不行了，哪怕一个县里随便什么局长，不以官职相称，就是“大不敬”。不是有这样的话吗：“你随随便便就给我打电话，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
“局长”很值钱――官民之分严矣。
四
官民之分严，官员觉得“官”与“民”的衣食住行样样要显差别，方能见出威风。于是，官的架子日渐膨胀。大小衙门门禁森严，出入警车开道，道路限行。官阶愈大，官威愈甚。在一处游览区，见一大官乘船下湖，湖上一切游船皆受令回避，好像那湖山就是他的私产，更不用说动辄一路戒严，一路封道，一路扰民了。前人把“松间喝道”视为煞风景之事，比起清船游湖，小巫耳。
五
“出则舆马”，又成官场常例。时代不同，舆马早已换为轿车。上世纪80年代，少数乡镇官员购买公车时，农民刺之为“屁股底下坐头牛”――在普遍贫困的岁月，使用一辆汽车的开销，差不多要一头牛的价钱，在当日农村已是惊人的耗费。现在一个乡镇四套班子，不知有多少屁股，坐多少头牛了。愈往上，衙门愈大，“公车”愈多。有车之后又要讲究品牌，捷达不行要皇冠，皇冠不行要奥迪，奥迪不行要陆虎。车品愈高，耗费愈大，而政府官员视同寻常。
或曰：时代不同了，老百姓不是也有私家车了吗？那么，既然老百姓上下班都用私车，当官的工资已比百姓为高，何以还要公家开销？
六
“入则高堂”，也要改为“入则华厦”了。最近这十几年，是各级衙门办公场所大比拼的时代。每到一处，最华丽的当数政府的衙门。比较欧美各国政府，我们一个乡镇怕也顶得上人家的市政府甚至首相官邸。据说还有人均办公面积超过100平米的衙门。我到过一些地市，官厦的阔绰，叹为观止。中国的富庶，都堆在各级衙门的脸上了。
七
官员的威风岂止“上一呼而下百诺”。雷人官语不时出现在网上。对百姓曰：“你们算个屁呀！”代表着某类官员的“庶民观”。官员到哪里都叫“视察”，哪怕是携眷游玩；官员讲句话都称“指示”，哪怕是不咸不淡的应酬；接待都有盛宴，送行俱备赆送，下雨有人撑伞，烈日有人遮阳。美酒、名烟、“名特土产”，虽是本地风光，俱为罕见珍品。这些做派，无需远溯，同晚清谴责小说描写的竟无太大差别。官，还是那个“官”；官场，也还是那个官场，好像革了一百多年的命，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八
古今毕竟还有不同。过去的官僚，所求不过“升官发财”四字。现在的官员，更加多欲，大凡有名有利之事，样样不肯放过。譬如，过去的官员中虽也有学者，但官阶之外并无头衔，做学问大都要自己去做，自己掏钱刊印，是又赔精力又赔钱财的事情。现在不同，有了官衔，就掌握了权力，有权支配科研“项目”。大官支配大项目，小官也有小项目，真正做学问的人，倒要攀着一个官员领衔才拿得到课题。出了成果，照例官员排名第一――虽然事情是别人做的。于是，官员们在衙里做官，到下面就“讲学”，在别人写的书上署名，凭着他人的成果申报院士。外国的院士出在做学问的机构，中国不久恐怕“院士”都要出自官场了――科教兴国，成了科教兴“官”。
照我的想法，要做官，就勤勤恳恳做官，不要想当院士；做院士，就老老实实做学问，别往官堆里挤。行政事务缠身还有心思于学问吗？整日专研学问，还能勤于政事吗？问题出在当官的什么名誉、好处都想要，连带着念书人也把先当官再捞“学问”，当作“学途捷径”。.
九
追名逐利的官员，心思不在政务。只看各种问题不是媒体曝光，就是网上沸扬，这才看到官员急急忙忙出来表态、承诺，美其名曰“第一时间”。本可防患于未然的事情，何以不闹到干柴烈火绝无人问？中国的官民比据说世界第一，那么国人纳税养着许多官员所为何来？
上世纪80年代一出豫剧台词风行全国：“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把“作主”改为“服务”，更合于时代之观念。
十
官位、钱财、头衔乃至女色无所不贪，内怀多欲，外沽虚名，凌虐百姓的官员当然只是一部分，用权威部门的语言“只是极少数人”。少到什么程度，未见公布，但其造成的局面足以败坏整个官场，使官民对立日益严重，官府的信用大为跌价。若说社会危机，窃以为唯此为大。
十一
孔子弟子问：治理国家时，“足食、足兵、民信之”三者中，不得已要去掉一项时，当去何者？孔子说“去兵”；若不得已再要去掉一项时，当去何者？答曰“去食”，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对“去兵”、“去食”的主张我存疑。无兵，无食，灭国就在眼前，国将不存，还谈什么治理？但孔子非常看重政府的信用，很有眼光。一个政府如果失去了百姓的信任，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位讲《论语》蹿红的明星说，“民信之”就是百姓要对政府有信仰。这就颠倒了主次。百姓不会对所有政府都“信仰”，而政府必须得到百姓的信任。怎样才能得到信任？不是靠封住百姓的嘴巴，也不是靠整日价自我赞扬，而要靠政府所有官员真心实意为百姓做事，而不是让百姓为他们做事。那些败坏着官风的官员，不会顾及政府的信用，只顾捞取眼前的好处。他们的处世哲学，有如一个法国人（且不管是路易十四还是路易十五还是某位法王的情妇）所言：“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不过，他们比那个法国人乖巧，早为自己准备了退路：船还没翻，老鼠早已搬家了。
十二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喜欢孟夫子，原因是他说了一些皇帝不爱听的话。譬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以他下令把孟子逐出孔庙，不许配享。这些话听着刺耳，其实倒是在为君主们的天下着想。“臣”字本来象奴隶之形，后来作为官僚与庶民的通称。如果在上者把百姓视如土芥或“屁民”，那么最终的结果是自己被百姓抛弃。
还是孟夫子的话：“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民心的向背，是一个政权的基石，权力，金钱，武力都不足恃。这道理，战争时期的共产党人是懂得的。今之官员有多少人懂得，难言矣。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望周刊社原副总编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