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放
东岳论丛 1997年09期
内容提要 香港是英国殖民者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掠夺、强占的中国领土。中国收回香港，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和平收回香港奠定了理论基础，促进了香港回归。香港回归为澳门、台湾问题的解决树立了一个样板，并将大大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一定要排除右的、尤其是“左”的干扰，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保持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关键词 “一国两制” 香港回归
香港是英国殖民者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武力胁迫、掠夺而去并长期实行殖民统治的中国领土。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一直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香港，维护祖国的统一与尊严。中国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曾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但由于国力不强、政府软弱而未能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国际局势出发，采取了“长期利用香港”的方针，把香港作为中国通往世界的津门口和桥头堡，作为中国观察世界的了望哨和气象台，暂缓收回香港。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收回香港成为我国领导人和全国人民日益强烈的愿望。1974年5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欢迎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的宴会上，含蓄地回答了希思的疑问：香港问题在将来适当的时候加以解决。为收回香港埋下了伏笔。
一、中英谈判一波三折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路线，实行改革开放方针，要加快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样，解决香港问题就提上议事日程。香港战后几十年在各种国际和国内有利条件配合下已发展成为世界贸易、金融、航运和通讯的中心，宛如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北京开始就香港的前途问题同我国领导人进行谈判，国际社会认为这是一场“慑人心魄的反复较量”。起初她的立场十分强硬，强调中英谈判只有在承认“三项条约”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意即香港和九龙的主权已归英国，要还也只是新界可在1997年退还。邓小平当即于9月24日针锋相对地向她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是1997年以后中国用什么方式管理香港，第三个是从现在到1997年的十五年中如何使香港不出现大波动。他斩钉截铁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龙。”“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2页）这一番柔中寓刚的谈话为今后的中英谈判奠定了基调。英国人碰了一鼻子灰之后，自感理亏气短，于是又抛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新花样，即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仍由英国治理。实际上香港是中国领土，其主权本属中国，不存在交换主权问题，而是恢复行使主权，主权与治权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拥有主权而没有治权，主权岂不架空？有了治权实质上也就享有主权。所以这个方案当即遭到我方批驳。由于英国人的僵持致使近十个月的第一阶段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敦促谈判继续进行，中国政府采取相应对策。1983年6月香港报纸披露了邓小平会见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港澳代表时所作的表示：中英谈判若于1984年9月尚无协议，届时中国将公布自己的解决方案。由于中国国力强盛，政府威信高，说话算数，所以这一消息立即引起英国政府惊慌。于是从7月21日起在北京重新举行第二阶段的谈判。这时英国人又打出“民意牌”和“经济牌”，即以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为借口，要求顺从香港民意，在1997年之后若干年内由中英双方共同管理香港，作为过渡。正好香港出现了股市暴跌的“9月风暴”，英国人想以经济跌宕压中国退让。当然这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中英谈判由于英国政府死守着殖民主义残局，步步为营，所以经历了上述一波三折的反复较量。
二、“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促使香港和平回归
这时，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已经臻于成熟。早在1979年3月下旬 ，香港总督麦理浩来京访问试探，邓小平于3月29日接见他时表明：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97年，无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投资者放心。这里已蕴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深意。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对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又讲到：为使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将来在中国管辖下要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写明：“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已经是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宪法依据。1983年6月邓小平谈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时又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页）到1984年6月22、23日，他同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的谈话时更鲜明地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并且对其具体构想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他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同上书，第59—61页）
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政府在谈判中主张1997年香港回归后长期保留资本主义制度，成立特区政府，依法治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样必能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在1997年以前作为过渡期，中英双方合作协商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以保证和平平稳过渡。1997年以后英国还可以继续在此投资、经商。这个方案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务实态度，对中、港、英三方都有利。英国人权衡自身利弊得失，不得不表示同意以“一国两制”的方案为基础进行讨论，自1983年12月起不再提出与中国主权原则相冲突的意见。这样中英双方政府经过两年时间22轮谈判，终于于1984年9月26日在北京草签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依照中国宪法设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现行法律基本不变，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并在50年内不变。英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理·伊文思签字后称赞说：“联合声明体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个富有想象力的构想，并且证明了和平谈判是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的最好方法。”（《人民日报》1984年9月27日）连撒切尔夫人也盛赞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是“天才的创造”。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交换了批准书，联合声明随即生效。1990年4月我国七届人大常委会经过四年三个月的讨论，终于通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香港回归祖国及其以后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建设等做了具体表述和法律规定。这是香港今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治港的依据和保证，港人对此表示欢迎与放心。多年来我国政府经过与港英当局违背中英联合声明、违背基本法、违背中英联络小组协议的各种行径进行复杂、曲折的反复斗争，终于解决了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临时立法会建立、行政官员任命、原法律处理、驻军等一系列问题，为香港的和平平稳回归作了多方面的良好准备。1993年我国就成立筹委会预委会，负责筹建1997年以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政府，1996年正式成为筹委会取代预委会，指导香港按照基本法实现平稳过渡。这一年11月组建由400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12月11日通过自报公议、公开竞选产生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以320票的绝大多数票当选），21日又选出60位临时立法会议员（范徐立泰当选为临立委主席），随即由特首任命政府行政官员。这标志着香港特区以爱国者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组织的诞生，标志着“一国两制”雏形的出现。
三、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的重大意义
香港7月1日回归，这是因为1898年拓展新界的租期为99年的条约到今年6月30日满期。恰好今年7月1日又是中共诞生76周年纪念日，真是奇遇巧合！香港在丧失156年5个月零4天之后，终于又回到祖国怀抱。它在晚清政府手中丧失，北洋军阀政府无法收回，国民党政府无力收回，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民族独立了，国家强盛了，人民群众的爱国凝聚力增大了，人民政府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理论高超，方针正确，政策灵活，才能够用“一国两制”的方案促使香港通过和平谈判较为顺利而平稳地回归祖国。所以今年的“七一”真可谓双喜临门，举国同庆！
香港当年是在帝国主义武力进攻和威逼之下丧失的。当代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帝国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已经土崩瓦解，霸权主义已是强弩之末，民族独立蔚为世界潮流，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社会主义的中国如旭日东升。在这种国际环境中香港的和平回归是具有广泛的、深远的意义的。它不仅已经为澳门的1999年和平回归树立了样板，也将为台湾的和平统一提供范例，而且必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84年6月邓小平在谈到“一国两制”时曾经说过：“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同上书，第59—60页）在解决香港问题上，“一国两制”能够成功；推而广之，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可能创造奇迹。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是马列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重大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是近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无产阶级在某个国家夺取政权后，经过一定的过渡时期，逐步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改造小生产、逐步改造、排挤、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然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允许在国内某个地区长期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但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根据不发达国家单独一国无产阶级首先夺取政权，面临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包围的严峻形势和国内民族矛盾突出的复杂情况，列宁曾经提出过“两国两制”和“一国两制”的设想，然而终究都未能很好实现。所谓“两国两制”是指1918—1920年间日本占领了苏俄远东地区大片地方，为了反对日、美入侵，作为缓兵之计，俄共（布）中央于1920年4月在东部建立了与苏俄并立共存的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是在俄共领导之下，但是它又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不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而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拥有自己选举产生的议会、政府以及武装力量。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缓冲国。1920年5月以后它在外交上曾获得日本、中国等国家承认。到1922年11月，当远东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最后击溃了白匪军，迫使日本撤军之后，远东共和国就召开人民会议，宣布撤消远东共和国，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决定合并于苏俄。可见，只存在2年8个月的远东共和国，这种“两国两制”实际上只是当时苏俄暂时斗争策略的需要，并非长期的战略方针。所谓“一国两制”是指1917年11月乌克兰的资产阶级民族组织“乌达兰拉达”（拉达意为会议）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并自命为该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列宁于同年12月16日发布《告乌克兰人民书》，其中曾提出苏俄愿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建立联邦。这个方案如果得以实现，这实际上是“一国两制”。因为联邦制国家一般都是由两个以上社会制度相同的州或邦联合组成。而当时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苏俄则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这样不同性质的两国组成联邦，岂不是“一国两制”吗？可是，由于乌克兰拉达推行反苏维埃政权的反动政策，逮捕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拒绝苏维埃军队过境去消灭顿河地区的白匪军，积极支持反革命叛乱，并且同英、法、德、奥帝国主义勾结，企图在乌克兰建立反苏中心，所以苏俄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联邦未能建立起来。1918年1月基辅工人武装起义推翻了“乌克兰拉达”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当即宣布加入苏俄。即便当初苏俄能够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结成联邦，这种“一国两制”看来也只能是短期的策略方针，因为当时的国内外环境都难以允许“一国两制”能够长期存在下去。
可是当代世界和中国的情势都发生了新变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科技革命方面还拥有优势，新兴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近30年来发展迅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已获得生机和活力，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在这种新情势下，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长期的战略方针，它能够行得通，而且只能采取这种方针。他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见“一国两制”是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出发的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可是有不少同志总担心，采取这种“一国两制”有很大风险：因为在一国之内某些地区长期保留资本主义，很有可能象是埋下定时炸弹，到时候会招致社会主义大厦土崩瓦解。这是源于对社会主义主体的实力和威力认识不足。邓小平接着说：“‘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103页）可见只要我们对主体地区社会主义的实力和威力有足够认识，就无须害怕在局部小地区保留资本主义有什么危险，而且只要利用得当，对于发展社会主义还十分有利。可以说，实行“一国两制”正是社会主义有自信心、又有世界眼光的新创造。在全球范围内，当今社会主义还只在极少数国家建立，还处于劣势；而资本主义已在绝大多数国家得到发展，拥有很大的优势。我们敢于从“一国两制”进而实行“一球两制”，这更是社会主义有自信心、又有世界眼光的新表现。我们清醒地估计到当代资本主义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利用之处，深信在“一国两制”和“一球两制”下能更好更快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深信，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将殊途同归，共同趋向社会主义。
四、在香港圆满实现“一国两制”要长期奋斗
香港回归之后，要在50年以至更长时间内圆满实现“一国两制”，不会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平稳、顺利进程，其中必定会有曲折、复杂的斗争，我们一定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要发挥政治智慧，讲究政治艺术，懂得政治策略，千万不可鲁莽行事。
西方右翼势力妄图在香港推行反华的“三空”方针，即政治上架空、经济上挖空、人才上走空，伺机掀起“政治风波”、“金融风暴”和“投奔风潮”。对此我们要密切重视，高度警惕。
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156年之久，后来还有美国、日本的资本势力插手。西方资本主义在香港培植了一批反共右翼势力。西方反华右翼势力旨在西化、分化我国，他们还会支持香港的反共右翼势力，利用香港作为反华反共的基地，作为和平演变中国的桥头堡。他们会利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拥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继续发表反华反共的东西。我们当然要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的批驳，不能听任反华反共的无稽之谈自由泛滥，进行蛊惑人心的煽动，以致危害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现在连西方的有识之士都对此发出了清醒的警告。例如80年代曾参与中英谈判和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英国前外相杰弗里·豪在今年初到香港出席亚洲报业展览会时发表谈话说：“中国承诺，‘九七’后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高度自治，香港不应寻求成为演变中国的桥头堡，若香港如此，则这会为自己带来严重的危险。”他还谈到，“九七”后香港的自由问题，不少人对此也持负面态度。他认为“新闻界应自我约束，不应在政权交接初期的敏感时刻，令情况恶化”。他建议传媒作理智的自我约束，尽力避免出错。（见香港《新报》1997年1月7日报道）看来不仅在政权交接的初期，而且在实行“一国两制”的全过程中，都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处理新闻自由的问题。
我们必须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坚决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反对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反对把香港这个经济城市政治化。应该明确，香港虽然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它过去是由英国实行殖民统治，委任总督实行行政治理，并没有什么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没有什么三权分立、多党议会民主；香港回归后，虽然保留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在政治上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其国防和外交权属中央政府。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表现在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司法权、财务权、对外事务联系权等诸多方面。
香港回归后，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允许存在。要警惕台独势力，要警惕他们可能会在香港鼓吹台湾独立和“两个中国”，要警惕他们可能会在香港制造混乱。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中英联合声明“总会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5、221页）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毫不含糊。
还要考虑到，香港人长期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较多较深，加上我们过去犯过“左”的错误较大，时间又较长，因此不少港人对回归祖国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今后回归祖国怀抱，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不再寄人篱下，堂堂正正成为国家的主人、香港的主人，因祖国的强大而感到扬眉吐气，因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感到自豪；忧的是“一国两制”能否真正长期得到全面贯彻，会不会朝令夕改，会不会对《基本法》随意进行解释，会不会只在经济制度方面保持资本主义不变，而在政治思想文化制度方面把大陆社会主义这一套做法逐步搬过去，会不会把大陆的干部特权和腐败等不良风气也刮到香港去。有些人怀着这种情绪回归是可以理解的。所有这些思想情绪问题，都有赖于我们长期细致地去做群众工作。关键是要坚决认真全面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基本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根深蒂固还是‘左’的东西。”只有排除右、尤其是“左”的干扰，我们才能长期圆满地实现“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实现50年之后会怎么样呢？现在香港有不少人认为“50年之后就会变成一国一制”。这种想法和看法包含很复杂的内容。有些人是怀疑我们在50年之后就不会再继续实行“一国两制”，而会把香港大陆化；另一些人则相信50年之后整个中国大陆都会香港化，也就没有“一国两制”了。实际上邓小平同志早在1984年10月3日就说过：“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处理这些问题吗？”他还说：“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也在变。……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3页）我们深信最终全世界都会变到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
作者介绍：高放 100007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作者：高放
东岳论丛 1997年09期
内容提要 香港是英国殖民者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掠夺、强占的中国领土。中国收回香港，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和平收回香港奠定了理论基础，促进了香港回归。香港回归为澳门、台湾问题的解决树立了一个样板，并将大大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一定要排除右的、尤其是“左”的干扰，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保持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关键词 “一国两制” 香港回归
香港是英国殖民者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武力胁迫、掠夺而去并长期实行殖民统治的中国领土。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一直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香港，维护祖国的统一与尊严。中国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曾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但由于国力不强、政府软弱而未能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国际局势出发，采取了“长期利用香港”的方针，把香港作为中国通往世界的津门口和桥头堡，作为中国观察世界的了望哨和气象台，暂缓收回香港。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收回香港成为我国领导人和全国人民日益强烈的愿望。1974年5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欢迎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的宴会上，含蓄地回答了希思的疑问：香港问题在将来适当的时候加以解决。为收回香港埋下了伏笔。
一、中英谈判一波三折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路线，实行改革开放方针，要加快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样，解决香港问题就提上议事日程。香港战后几十年在各种国际和国内有利条件配合下已发展成为世界贸易、金融、航运和通讯的中心，宛如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北京开始就香港的前途问题同我国领导人进行谈判，国际社会认为这是一场“慑人心魄的反复较量”。起初她的立场十分强硬，强调中英谈判只有在承认“三项条约”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意即香港和九龙的主权已归英国，要还也只是新界可在1997年退还。邓小平当即于9月24日针锋相对地向她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是1997年以后中国用什么方式管理香港，第三个是从现在到1997年的十五年中如何使香港不出现大波动。他斩钉截铁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龙。”“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2页）这一番柔中寓刚的谈话为今后的中英谈判奠定了基调。英国人碰了一鼻子灰之后，自感理亏气短，于是又抛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新花样，即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仍由英国治理。实际上香港是中国领土，其主权本属中国，不存在交换主权问题，而是恢复行使主权，主权与治权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拥有主权而没有治权，主权岂不架空？有了治权实质上也就享有主权。所以这个方案当即遭到我方批驳。由于英国人的僵持致使近十个月的第一阶段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敦促谈判继续进行，中国政府采取相应对策。1983年6月香港报纸披露了邓小平会见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港澳代表时所作的表示：中英谈判若于1984年9月尚无协议，届时中国将公布自己的解决方案。由于中国国力强盛，政府威信高，说话算数，所以这一消息立即引起英国政府惊慌。于是从7月21日起在北京重新举行第二阶段的谈判。这时英国人又打出“民意牌”和“经济牌”，即以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为借口，要求顺从香港民意，在1997年之后若干年内由中英双方共同管理香港，作为过渡。正好香港出现了股市暴跌的“9月风暴”，英国人想以经济跌宕压中国退让。当然这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中英谈判由于英国政府死守着殖民主义残局，步步为营，所以经历了上述一波三折的反复较量。
二、“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促使香港和平回归
这时，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已经臻于成熟。早在1979年3月下旬 ，香港总督麦理浩来京访问试探，邓小平于3月29日接见他时表明：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97年，无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投资者放心。这里已蕴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深意。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对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又讲到：为使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将来在中国管辖下要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写明：“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已经是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宪法依据。1983年6月邓小平谈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时又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页）到1984年6月22、23日，他同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的谈话时更鲜明地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并且对其具体构想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他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同上书，第59—61页）
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政府在谈判中主张1997年香港回归后长期保留资本主义制度，成立特区政府，依法治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样必能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在1997年以前作为过渡期，中英双方合作协商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以保证和平平稳过渡。1997年以后英国还可以继续在此投资、经商。这个方案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务实态度，对中、港、英三方都有利。英国人权衡自身利弊得失，不得不表示同意以“一国两制”的方案为基础进行讨论，自1983年12月起不再提出与中国主权原则相冲突的意见。这样中英双方政府经过两年时间22轮谈判，终于于1984年9月26日在北京草签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依照中国宪法设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现行法律基本不变，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并在50年内不变。英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理·伊文思签字后称赞说：“联合声明体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个富有想象力的构想，并且证明了和平谈判是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的最好方法。”（《人民日报》1984年9月27日）连撒切尔夫人也盛赞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是“天才的创造”。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交换了批准书，联合声明随即生效。1990年4月我国七届人大常委会经过四年三个月的讨论，终于通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香港回归祖国及其以后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建设等做了具体表述和法律规定。这是香港今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治港的依据和保证，港人对此表示欢迎与放心。多年来我国政府经过与港英当局违背中英联合声明、违背基本法、违背中英联络小组协议的各种行径进行复杂、曲折的反复斗争，终于解决了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临时立法会建立、行政官员任命、原法律处理、驻军等一系列问题，为香港的和平平稳回归作了多方面的良好准备。1993年我国就成立筹委会预委会，负责筹建1997年以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政府，1996年正式成为筹委会取代预委会，指导香港按照基本法实现平稳过渡。这一年11月组建由400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12月11日通过自报公议、公开竞选产生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以320票的绝大多数票当选），21日又选出60位临时立法会议员（范徐立泰当选为临立委主席），随即由特首任命政府行政官员。这标志着香港特区以爱国者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组织的诞生，标志着“一国两制”雏形的出现。
三、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的重大意义
香港7月1日回归，这是因为1898年拓展新界的租期为99年的条约到今年6月30日满期。恰好今年7月1日又是中共诞生76周年纪念日，真是奇遇巧合！香港在丧失156年5个月零4天之后，终于又回到祖国怀抱。它在晚清政府手中丧失，北洋军阀政府无法收回，国民党政府无力收回，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民族独立了，国家强盛了，人民群众的爱国凝聚力增大了，人民政府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理论高超，方针正确，政策灵活，才能够用“一国两制”的方案促使香港通过和平谈判较为顺利而平稳地回归祖国。所以今年的“七一”真可谓双喜临门，举国同庆！
香港当年是在帝国主义武力进攻和威逼之下丧失的。当代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帝国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已经土崩瓦解，霸权主义已是强弩之末，民族独立蔚为世界潮流，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社会主义的中国如旭日东升。在这种国际环境中香港的和平回归是具有广泛的、深远的意义的。它不仅已经为澳门的1999年和平回归树立了样板，也将为台湾的和平统一提供范例，而且必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84年6月邓小平在谈到“一国两制”时曾经说过：“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同上书，第59—60页）在解决香港问题上，“一国两制”能够成功；推而广之，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可能创造奇迹。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是马列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重大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是近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无产阶级在某个国家夺取政权后，经过一定的过渡时期，逐步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改造小生产、逐步改造、排挤、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然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允许在国内某个地区长期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但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根据不发达国家单独一国无产阶级首先夺取政权，面临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包围的严峻形势和国内民族矛盾突出的复杂情况，列宁曾经提出过“两国两制”和“一国两制”的设想，然而终究都未能很好实现。所谓“两国两制”是指1918—1920年间日本占领了苏俄远东地区大片地方，为了反对日、美入侵，作为缓兵之计，俄共（布）中央于1920年4月在东部建立了与苏俄并立共存的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是在俄共领导之下，但是它又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不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而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拥有自己选举产生的议会、政府以及武装力量。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缓冲国。1920年5月以后它在外交上曾获得日本、中国等国家承认。到1922年11月，当远东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最后击溃了白匪军，迫使日本撤军之后，远东共和国就召开人民会议，宣布撤消远东共和国，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决定合并于苏俄。可见，只存在2年8个月的远东共和国，这种“两国两制”实际上只是当时苏俄暂时斗争策略的需要，并非长期的战略方针。所谓“一国两制”是指1917年11月乌克兰的资产阶级民族组织“乌达兰拉达”（拉达意为会议）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并自命为该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列宁于同年12月16日发布《告乌克兰人民书》，其中曾提出苏俄愿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建立联邦。这个方案如果得以实现，这实际上是“一国两制”。因为联邦制国家一般都是由两个以上社会制度相同的州或邦联合组成。而当时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苏俄则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这样不同性质的两国组成联邦，岂不是“一国两制”吗？可是，由于乌克兰拉达推行反苏维埃政权的反动政策，逮捕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拒绝苏维埃军队过境去消灭顿河地区的白匪军，积极支持反革命叛乱，并且同英、法、德、奥帝国主义勾结，企图在乌克兰建立反苏中心，所以苏俄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联邦未能建立起来。1918年1月基辅工人武装起义推翻了“乌克兰拉达”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当即宣布加入苏俄。即便当初苏俄能够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结成联邦，这种“一国两制”看来也只能是短期的策略方针，因为当时的国内外环境都难以允许“一国两制”能够长期存在下去。
可是当代世界和中国的情势都发生了新变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科技革命方面还拥有优势，新兴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近30年来发展迅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已获得生机和活力，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在这种新情势下，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长期的战略方针，它能够行得通，而且只能采取这种方针。他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见“一国两制”是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出发的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可是有不少同志总担心，采取这种“一国两制”有很大风险：因为在一国之内某些地区长期保留资本主义，很有可能象是埋下定时炸弹，到时候会招致社会主义大厦土崩瓦解。这是源于对社会主义主体的实力和威力认识不足。邓小平接着说：“‘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103页）可见只要我们对主体地区社会主义的实力和威力有足够认识，就无须害怕在局部小地区保留资本主义有什么危险，而且只要利用得当，对于发展社会主义还十分有利。可以说，实行“一国两制”正是社会主义有自信心、又有世界眼光的新创造。在全球范围内，当今社会主义还只在极少数国家建立，还处于劣势；而资本主义已在绝大多数国家得到发展，拥有很大的优势。我们敢于从“一国两制”进而实行“一球两制”，这更是社会主义有自信心、又有世界眼光的新表现。我们清醒地估计到当代资本主义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利用之处，深信在“一国两制”和“一球两制”下能更好更快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深信，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将殊途同归，共同趋向社会主义。
四、在香港圆满实现“一国两制”要长期奋斗
香港回归之后，要在50年以至更长时间内圆满实现“一国两制”，不会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平稳、顺利进程，其中必定会有曲折、复杂的斗争，我们一定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要发挥政治智慧，讲究政治艺术，懂得政治策略，千万不可鲁莽行事。
西方右翼势力妄图在香港推行反华的“三空”方针，即政治上架空、经济上挖空、人才上走空，伺机掀起“政治风波”、“金融风暴”和“投奔风潮”。对此我们要密切重视，高度警惕。
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156年之久，后来还有美国、日本的资本势力插手。西方资本主义在香港培植了一批反共右翼势力。西方反华右翼势力旨在西化、分化我国，他们还会支持香港的反共右翼势力，利用香港作为反华反共的基地，作为和平演变中国的桥头堡。他们会利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拥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继续发表反华反共的东西。我们当然要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的批驳，不能听任反华反共的无稽之谈自由泛滥，进行蛊惑人心的煽动，以致危害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现在连西方的有识之士都对此发出了清醒的警告。例如80年代曾参与中英谈判和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英国前外相杰弗里·豪在今年初到香港出席亚洲报业展览会时发表谈话说：“中国承诺，‘九七’后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高度自治，香港不应寻求成为演变中国的桥头堡，若香港如此，则这会为自己带来严重的危险。”他还谈到，“九七”后香港的自由问题，不少人对此也持负面态度。他认为“新闻界应自我约束，不应在政权交接初期的敏感时刻，令情况恶化”。他建议传媒作理智的自我约束，尽力避免出错。（见香港《新报》1997年1月7日报道）看来不仅在政权交接的初期，而且在实行“一国两制”的全过程中，都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处理新闻自由的问题。
我们必须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坚决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反对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反对把香港这个经济城市政治化。应该明确，香港虽然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它过去是由英国实行殖民统治，委任总督实行行政治理，并没有什么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没有什么三权分立、多党议会民主；香港回归后，虽然保留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在政治上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其国防和外交权属中央政府。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表现在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司法权、财务权、对外事务联系权等诸多方面。
香港回归后，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允许存在。要警惕台独势力，要警惕他们可能会在香港鼓吹台湾独立和“两个中国”，要警惕他们可能会在香港制造混乱。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中英联合声明“总会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5、221页）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毫不含糊。
还要考虑到，香港人长期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较多较深，加上我们过去犯过“左”的错误较大，时间又较长，因此不少港人对回归祖国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今后回归祖国怀抱，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不再寄人篱下，堂堂正正成为国家的主人、香港的主人，因祖国的强大而感到扬眉吐气，因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感到自豪；忧的是“一国两制”能否真正长期得到全面贯彻，会不会朝令夕改，会不会对《基本法》随意进行解释，会不会只在经济制度方面保持资本主义不变，而在政治思想文化制度方面把大陆社会主义这一套做法逐步搬过去，会不会把大陆的干部特权和腐败等不良风气也刮到香港去。有些人怀着这种情绪回归是可以理解的。所有这些思想情绪问题，都有赖于我们长期细致地去做群众工作。关键是要坚决认真全面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基本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根深蒂固还是‘左’的东西。”只有排除右、尤其是“左”的干扰，我们才能长期圆满地实现“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实现50年之后会怎么样呢？现在香港有不少人认为“50年之后就会变成一国一制”。这种想法和看法包含很复杂的内容。有些人是怀疑我们在50年之后就不会再继续实行“一国两制”，而会把香港大陆化；另一些人则相信50年之后整个中国大陆都会香港化，也就没有“一国两制”了。实际上邓小平同志早在1984年10月3日就说过：“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处理这些问题吗？”他还说：“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也在变。……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3页）我们深信最终全世界都会变到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
作者介绍：高放 100007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