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 你的来信讲到了。你在信里说，同学们学习热情很高，只是在学习外语时感到苦闷，总不大清楚在中学里学习外语究竟有什么用处。你写了许多理由，认为外语这门课程是不必要的。据我了解，和其他的课程相比，外语在一部分中学生的心目中是不被重视的。他们说，数理化是主要课程，因为它们是真知识，真本领，学好了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至于外语，用处不大，学起来又不容易，付出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也未必能够学好，而且一放下就会忘记。与其这样，倒不如集中力量把数理化等课程学得更好些。 说学校里的课程有主要次要之分，也是对的，但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课程并不等于“不必要”，也不等于不重要。 解放以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们对于外语学习有两种不同的看法：顽固的封建主义者拒绝外来的文化，他们不要学习外语 ；另外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迷信西方国家，否定祖国文化，认为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主张“全盘西化”，他们背弃祖国文化，学外语，其结果是直接或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这两种看法显然都是错误的，我们这里不必谈它们。我们要认真回忆一下的，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辈在那个时期对待外语学习是什么态度。 “王若飞在狱中”里有一段文字，叙述若飞同志在监狱里学习外语的情形：“……他本来已经懂得日文、法文和俄文，可是英文还不行。监狱里学习外文是有限制的，经过几番交涉才批准他可以买英文书籍，他买来中学用的英文教科书，英文本‘三民主义’，英华合解字典，学习起来。他说：‘学会一种外国文，就等于打开一个新天地，也等于掌握了一件新的武器，更有利于进行战斗！’” 许多革命前辈不但自已刻苦学习，而且在狱中还教育下一代认真学习。不久以前，“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题名“春满雨花台”的散文，说到卢志英烈士被捕后，敌人把他的爱人和儿子也拘捕起来。“卢志英在狱中给刚满十一岁的儿子大容讲苏联英雄的故事，教他念英文、学算术，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教育儿子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每天早晨，当大容高声朗读英文时，卢志英总是笑眯眯地躺在铺上听着，读错了，随即纠正。有一次，志英深情地望着孩子说：‘未来的天地是你们的，不学好本领可不行啊’！”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抄录了柔石的一封信，信里说柔石入狱后就跟殷夫学德文。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人们求得一点真知识是不容易的，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更不容易。当时在党的领导下虽然介绍和翻译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书籍，但经常遭受迫害，无论是出版或阅读，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受很大的限制。可是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革命者是多么需要用广博的知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来武装自己啊！至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情况，在当时的中国也是同样难以获得真相，也要通过外文的报道来了解。因此我们革命的前辈那样迫切地需要懂得外语，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的一部分青年为什么不重视外语呢？在你的信里提出了许多理由。你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一日千里地在发展，我们国家又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该学习的事物、应解决的问题，真是千头万绪，实在太多了，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去学和我们的关系不是那样密切的外语呢？ 不错，我们应该研究我们的今天，不断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同时也要了解我们过去的历史，整理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这都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不等于因此就不必要学习和了解外国的事物。相反地，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们需要更多地学习和研究外国的事物。各种的科学和技术在国际上达到了什么水平？外国的历史文化有些什么可以供我们吸取或借鉴？社会主又国家的建设获得了什么新的成就和经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在他们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些什么新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腐烂到什么地步，它的走狗如铁托之流又为他们的主子搞了些什么样的阴谋诡计？……我们若是能够深入地了解这些情况，不只是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上团结友人、打击敌人是有利的，就是对于认识自已、估计自己的成绩和缺点也是有帮助的。 我们若是耳目闭塞起来，只看见自己，看不见朋友和敌人，就不能很好地学习和吸取朋友的经验和知识，就不能更好地认识敌人，和敌人作斗争，就会流于片面偏狭，把自己拘限于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这无疑对于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文化科学都是不利的。因此在今天，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外国的事物，有更多的人懂得外语。 你也许要根据第二个理由说，我们不是不要知道外国事物，目前的许多译本不是足够我阅读和参考了吗？诚然，现在翻译外国著作，数量的丰富和质量的提高，解放前是不能与之比拟的，将来还会有更多政治的、学术的和文艺的译本出版。但是翻译无论如何发达，究竟是有局限性的。从数量上说，我们不能把各门各类的外文著作都译成中文。国内的科学技术越发展，我们就越需要知道国外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达到怎样的水平。这不是只靠翻译就能办到的。我们常常听到在科学研究或企业部门工作的同志们说，有许多外文资料不能使用，翻译也感到人手不够，若是能够直接阅读，就经济而且方便得多了。至于在国际斗争上，掌握丰富的资料，这也不是只靠翻译就能够解决。从质量上说，翻译也是有局限性的。东晋时，后秦有一个著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他说翻译如“嚼饭哺人”，意思是说，作品经过翻译，原文的香和味就失去了。失去原文的香和味，优秀的成功的翻译并不是这样，但是从一般的翻译看来，却往往是难免的，这情形在经典著作和文艺作品的翻译中常常使人深切地感到。经典著作的翻译，有时由于一字一句的意义模糊，就会引起误解，甚至被阶级敌人利用。在过去，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和某些修正主义者就最善于利用翻译上个别的弱点歪曲马克思主义，宜扬他们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遇到这种时候，我们就更体会到研究和核对原文、认真地学习和掌握外文的重要意义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低估翻译的价值，我们的翻译界在过去、在现在对于我国的革命事业和文化发展都是有过贡献的，将来它还要起更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翻译有它自身的局限性，我们依靠它明白了许多道理，增长了许多知识，但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它，甚至认为外语可以不必学了。如果这样想，就无异于吃了几个桃子就不去培养桃树，喝了一杯清流就不注意疏浚水源。
××同志： 你的来信讲到了。你在信里说，同学们学习热情很高，只是在学习外语时感到苦闷，总不大清楚在中学里学习外语究竟有什么用处。你写了许多理由，认为外语这门课程是不必要的。据我了解，和其他的课程相比，外语在一部分中学生的心目中是不被重视的。他们说，数理化是主要课程，因为它们是真知识，真本领，学好了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至于外语，用处不大，学起来又不容易，付出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也未必能够学好，而且一放下就会忘记。与其这样，倒不如集中力量把数理化等课程学得更好些。 说学校里的课程有主要次要之分，也是对的，但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课程并不等于“不必要”，也不等于不重要。 解放以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们对于外语学习有两种不同的看法：顽固的封建主义者拒绝外来的文化，他们不要学习外语 ；另外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迷信西方国家，否定祖国文化，认为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主张“全盘西化”，他们背弃祖国文化，学外语，其结果是直接或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这两种看法显然都是错误的，我们这里不必谈它们。我们要认真回忆一下的，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辈在那个时期对待外语学习是什么态度。 “王若飞在狱中”里有一段文字，叙述若飞同志在监狱里学习外语的情形：“……他本来已经懂得日文、法文和俄文，可是英文还不行。监狱里学习外文是有限制的，经过几番交涉才批准他可以买英文书籍，他买来中学用的英文教科书，英文本‘三民主义’，英华合解字典，学习起来。他说：‘学会一种外国文，就等于打开一个新天地，也等于掌握了一件新的武器，更有利于进行战斗！’” 许多革命前辈不但自已刻苦学习，而且在狱中还教育下一代认真学习。不久以前，“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题名“春满雨花台”的散文，说到卢志英烈士被捕后，敌人把他的爱人和儿子也拘捕起来。“卢志英在狱中给刚满十一岁的儿子大容讲苏联英雄的故事，教他念英文、学算术，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教育儿子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每天早晨，当大容高声朗读英文时，卢志英总是笑眯眯地躺在铺上听着，读错了，随即纠正。有一次，志英深情地望着孩子说：‘未来的天地是你们的，不学好本领可不行啊’！”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抄录了柔石的一封信，信里说柔石入狱后就跟殷夫学德文。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人们求得一点真知识是不容易的，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更不容易。当时在党的领导下虽然介绍和翻译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书籍，但经常遭受迫害，无论是出版或阅读，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受很大的限制。可是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革命者是多么需要用广博的知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来武装自己啊！至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情况，在当时的中国也是同样难以获得真相，也要通过外文的报道来了解。因此我们革命的前辈那样迫切地需要懂得外语，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的一部分青年为什么不重视外语呢？在你的信里提出了许多理由。你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一日千里地在发展，我们国家又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该学习的事物、应解决的问题，真是千头万绪，实在太多了，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去学和我们的关系不是那样密切的外语呢？ 不错，我们应该研究我们的今天，不断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同时也要了解我们过去的历史，整理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这都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不等于因此就不必要学习和了解外国的事物。相反地，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们需要更多地学习和研究外国的事物。各种的科学和技术在国际上达到了什么水平？外国的历史文化有些什么可以供我们吸取或借鉴？社会主又国家的建设获得了什么新的成就和经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在他们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些什么新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腐烂到什么地步，它的走狗如铁托之流又为他们的主子搞了些什么样的阴谋诡计？……我们若是能够深入地了解这些情况，不只是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上团结友人、打击敌人是有利的，就是对于认识自已、估计自己的成绩和缺点也是有帮助的。 我们若是耳目闭塞起来，只看见自己，看不见朋友和敌人，就不能很好地学习和吸取朋友的经验和知识，就不能更好地认识敌人，和敌人作斗争，就会流于片面偏狭，把自己拘限于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这无疑对于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文化科学都是不利的。因此在今天，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外国的事物，有更多的人懂得外语。 你也许要根据第二个理由说，我们不是不要知道外国事物，目前的许多译本不是足够我阅读和参考了吗？诚然，现在翻译外国著作，数量的丰富和质量的提高，解放前是不能与之比拟的，将来还会有更多政治的、学术的和文艺的译本出版。但是翻译无论如何发达，究竟是有局限性的。从数量上说，我们不能把各门各类的外文著作都译成中文。国内的科学技术越发展，我们就越需要知道国外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达到怎样的水平。这不是只靠翻译就能办到的。我们常常听到在科学研究或企业部门工作的同志们说，有许多外文资料不能使用，翻译也感到人手不够，若是能够直接阅读，就经济而且方便得多了。至于在国际斗争上，掌握丰富的资料，这也不是只靠翻译就能够解决。从质量上说，翻译也是有局限性的。东晋时，后秦有一个著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他说翻译如“嚼饭哺人”，意思是说，作品经过翻译，原文的香和味就失去了。失去原文的香和味，优秀的成功的翻译并不是这样，但是从一般的翻译看来，却往往是难免的，这情形在经典著作和文艺作品的翻译中常常使人深切地感到。经典著作的翻译，有时由于一字一句的意义模糊，就会引起误解，甚至被阶级敌人利用。在过去，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和某些修正主义者就最善于利用翻译上个别的弱点歪曲马克思主义，宜扬他们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遇到这种时候，我们就更体会到研究和核对原文、认真地学习和掌握外文的重要意义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低估翻译的价值，我们的翻译界在过去、在现在对于我国的革命事业和文化发展都是有过贡献的，将来它还要起更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翻译有它自身的局限性，我们依靠它明白了许多道理，增长了许多知识，但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它，甚至认为外语可以不必学了。如果这样想，就无异于吃了几个桃子就不去培养桃树，喝了一杯清流就不注意疏浚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