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铭
河池师专学报：社科版 1999年12期
中国历史教育的重要目的和任务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爱国主义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澳门今年将回到祖国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之后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又一件大喜事。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同时，这一事件也将为中国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增添许多新的内容，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生动而具体的例子，我们应该运用它来为爱国主义教育服务。
澳门主要由澳门半岛和氹仔、 路环等岛屿组成， 面积23.5平方公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明末以后逐渐被葡萄牙殖民者窃取和占领。葡萄牙是世界上最早的殖民国家，很早就对中国进行侵略，但直到1553年也没有取得成功。这一年，他们改变用武力侵略的手段，用贿赂和欺骗的手段才达到目的。他们“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注：郭棐：《广东通志》卷69，《澳门》。），并通过贿赂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得以入居澳门，终于实现了占领澳门的第一步，从此开始了澳门的屈辱历史。
之后，葡萄牙人趁机大兴土木，建造房屋，以求永远占领澳门，到1557年，终于建成了居留地。葡萄牙人建房，事先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属非法行为，但中国官员因受贿而不予制止。正如明朝大将俞大猷所说的：“商夷（主要指葡萄牙人）用强梗法盖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注：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5，第41页。）。葡萄牙人自己也承认：“为了维护我们在此地的居留，我们必须向异教的中国人花费很多”（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7页。）。 此后，经过几百年的侵略，到鸦片战争前，葡萄牙人逐渐取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贸易权和自治权。但澳门仍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拥有统治权，葡萄牙人须向中国交纳地租每年银五百两，中国可派官员和军队管理澳门，还可在澳门设立海关征税。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地侵略中国，葡萄牙人也进一步加快了侵略的步伐，终于使澳门沦为其殖民地。1843年，葡萄牙兵头公然照会两广总督耆英，提出七点无理要求，妄图否定中国对澳门的主权，把澳门变成为其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并获得比其它列强更为优惠的贸易权利。但这一企图并未得逞。
葡萄牙人仍然坚持其既定的侵略方针。1845年11月，葡萄牙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任命亚马留（Amaral）为澳门总督。亚马留是一个狂热的殖民主义者，他到任后就采取一系列严厉而野蛮的措施，加紧对澳门进行侵略。1849年3月5日，亚马留颁布告示，宣称：“不能容许一个外国海关在澳门办公”（注：《中国丛报》1849年10月号。），11日，亚马留派兵袭击澳门海关，砍倒关前飘扬着中国国旗的旗杆，“钉闭关门，驱逐丁役”（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第24页。），对澳门进行武装占领。守土有责的清朝两广总督徐广缙昏庸无能，竟错误地认为这是英国为进入广州城而耍的花招，没有进行武装反击，只用“用商制夷”的政策来对付，结果只是使澳门的经济萧条而已，并未能有效地反击侵略。
在这期间，葡英关系紧张，广东政府完全可以利用矛盾，采取措施，重新加强对澳门的管辖。可惜徐广缙又误认为亚马留已经醒悟，澳门的“夷情”“无虞复变”，不需采取新的防范、管辖措施，连道光帝下达的“选派妥员，随时前往访察”的谕令也认为没有遵行的必要（注：《清季外交史料》卷67，第22—23页。）。事实上，亚马留并未“庶回心而息彼骄恣”，还扬言采取进一步的侵略措施，但还未等他采取行动即被中国民众处死。8月20日， 澳门义士沈志亮等几位农民刺杀了亚马留，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事件发生后，清政府调派军队到澳门附近，以防止葡萄牙人的进攻，双方剑拔弩张。在这种情况之下，港英总督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出自进一步侵略的需要，决定支持葡萄牙人对付中国。在英国的支持下，葡萄牙殖民者的气焰嚣张起来，进一步挑起事端。8月25日，葡军进攻关闸和拉塔石炮台。在这种情况下， 徐广缙进行了妥协，逮捕并杀害了沈志亮等人，并主观地认为“一切安静如常”了。然而徐广缙却根本没有重视，也没有查处葡人侵占关闸、拒交地租银等重大事件，听任葡萄牙殖民者侵夺中国在澳门的各种主权，使澳门实际上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而道光帝仅听徐广缙的一面之词，不知底蕴，竟对他大加褒奖：“所办万分允当，可嘉之至！朕幸得贤能柱石之臣也”（注：《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6编，第19页。）。 之后，葡萄牙殖民者进一步扩张地盘，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澳门地域。
虽然葡萄牙实际上取得了澳门的主权，但清政府并未承认，也并不承认他们扩张了的澳门地盘。为寻求法律上占领澳门的依据，葡萄牙人还想同清政府谈判，签订条约。为此，他们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了努力，但直到80年代中期都没有取得成功。
80年代中期，出现了对葡萄牙人进行外交讹诈的有利形势。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殖民者遭到中越两国人民的沉重打击，为了摆脱不利局面，法国密谋向葡萄牙人购买或租借澳门，作为进攻广州的跳板。葡萄牙也有以澳门和葡属几内亚交换法属刚果的动议。这使清政府担心澳门被法国占领，从而构成对中国的巨大威胁。与其如此，还不如让澳门给弱小的葡萄牙占据为好。同时这也使英国担心澳门被葡萄牙转让给法国，使香港附近出现与香港抗衡的殖民地，从而损害英国的利益。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英国决定帮助葡萄牙占领澳门，这样，葡萄牙等候多年的机会已经来到。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财政十分困难，为此，急于实行鸦片税厘并征，以增加财政收入。1885年7月，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同意鸦片税厘并征。次年，清政府与港英当局就鸦片税厘并征具体实施办法进行谈判。中方代表是邵友濂和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在谈判中，英方提出鸦片税厘并征， 澳门须与香港一体办理等要求，其目的既是为了避免英国人在鸦片税厘并征过程中“吃亏”，更为了逼迫清政府与葡萄牙谈判，进而承认葡萄牙对澳门的占领。港英当局警告清政府，鸦片税厘并征及鸦片缉私，“澳门若不肯照办，则香港也不肯应允”，“愿中国劝澳门而不勒迫”（注：《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6编，第43页。）， 这就迫使清政府有求于葡萄牙人而不得不与之谈判。由于葡萄牙人已从英国人那里得知：“洋药税厘并征如没有澳门的合作就不能实现”（注：《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6 编，第7页。），因此，清政府在谈判中必然受到讹诈， 而清政府对此却一无所知。据作为中方谈判代表的赫德估计，“为了谈判，我们必须签订条约，而任何条约如果不用若干字句承认葡萄牙在澳门的地位，是决不会被接受的”（注：蓝鼎元：《鹿州初集》卷11，《奥夷论》。）。更令人气愤的是赫德竟然公开表示要作为葡萄牙人的“朋友和顾问行事”（注：郭尚宾：《郭给谏疏稿》卷1，《防澳防黎疏》。）， 而清政府仍然用他作为自己的谈判代表。8月10日， 赫德与澳门总督罗沙拟定了两个文件，作为中葡谈判的基础。其中规定：中国“允葡萄牙国永远驻扎管理”澳门，“并属澳之地”；允许葡萄牙占领对面山等地。赫德背着清政府同罗沙秘密达成上述两项协议后，就对清政府进行欺骗和哄吓。他劝说清政府，要想得到鸦片税厘并征就必须答应葡萄牙人的要求，他还说：葡萄牙要求永驻管理澳门并不过分，“只系将多年相沿之事，作为固有之事”而已。赫德还极力主张让借对面山，认为“照现时形势，中国不能以对面山地方有所作用，而让借于葡萄牙管理，于澳门地方安抚事宜，闻有关系”（注：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5，《论商夷不得恃功恃横》。）。清政府听从赫德的劝说，同意以“澳门地位条款”来换取葡萄牙人在鸦片税厘并征方面的合作，但坚决反租借或割让对面山。这样中葡谈判大有流产的可能。为避免谈判破裂，赫德对葡萄牙人也进行了劝说：“目前的大好机会万一错过是决不会再来的。如果错过就不会有条约，中国将永远不肯承认葡萄牙在澳门的地位”（注：《清季外交史料》卷73，第6—8页。）。葡萄牙人被迫妥协，这样，双方在1887年3月26日签订了《中葡里斯本草约》。12月1日，中葡正式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条约规定：葡萄牙可以“永居管理澳门”，这样，清政府就正式承认葡萄牙占领澳门的现实。
清政府同意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再一次暴露了清政府的昏庸与腐朽。这一条约的签订是因鸦片税厘并征而起，但在立约的最后关头，总理衙门已明瞭要葡萄牙人在澳门协助缉查鸦片走私已没有多大意义，但仍然批准签订条约，根本原因是为了防止西方列强购得澳门，而为此把澳门主权拱手让与葡萄牙，这未免得不偿失。再说，此时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军事力量已有所增强，这在平定新疆之役和中法战争中已显露出来。这使葡萄牙人已不指望清政府会签订承认他们占领澳门的条约，也使法国等西方列强不会贸然向葡萄牙购买这片他们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而且，即使发生这样的事情，清政府也有力量加以制止。然而清政府没有认识到这些，因而不积极维护澳门主权，反而拱手相让，实在是昏庸、腐朽之极。不仅如此，清政府还未能识破和制止葡萄牙人在条约文字上玩弄的花招，使条约中留下了许多导致后患的条文。如该条约中的第二款虽然删去了草约中的“属澳之地”等字句，但因该款承认了草约的第二款，因此这些删改并无实际意义，使葡萄牙有了侵占“属澳之地”的条约依据。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很大程度上是迫于英国的压力和欺骗，当然也是由于葡萄牙人的狡诈，不过，从总体上说不是西方列强强加的，而是昏庸的清政府自愿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然，还应该指出的是，条约并未把澳门割让给葡萄牙，而且规定：没有中国政府的同意不能把澳门转让给其它国家，所以，澳门仍然是中国的领土。
鉴于葡萄牙对澳门的侵略和占领，旧中国的历届政府也曾进行过一些反击，并想予以收复，但都没有成功。1849年，葡萄牙用武力占领了澳门，之后，就企图与清政府谈判，签订条约，使其占领澳门合法化。而清政府也想通过谈判收复澳门。抱着不同的目的，两国进行了谈判，1862年8月，草签了《和好贸易条约》， 这个草约不仅没有使中国收复澳门，反而使葡萄牙占领澳门有了法律依据。不过，清政府最终还是发现了葡萄牙人的阴谋。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清政府又想通过购买的方式收复澳门。1868年春，清政府派西班牙卸任驻华公使玛斯出使葡萄牙，想用白银100万两收购澳门，但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仅未能购回澳门，反而损失了大批钱财。总之，有清一代，中国政府始终未能收复澳门。
进入民国以后，中国政府也作了一些努力收复澳门。北洋政府曾两次试图收回澳门，但都没有成功。一次是在巴黎和会上。1919年1月，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中国也派代表参加。会上，中国代表提出收回各国在华租借地的提案，想以此收复澳门，但遭到“和会”拒绝，没有成功。另一次是在华盛顿会议上。1921年12月，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代表在会上又重提收回各国在华租借地的提案，再次想收回澳门，但结果也以失败而告终。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1928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部分条款期满，收复澳门的良机出现，但不知是何原因，国民政府与葡萄牙重新签订的《和好通商条约》只字未提澳门问题，对澳门问题不闻不问，这样收复澳门的一次好机会就丧失了。不过，随着新约的签订，旧约也就宣告废除，这样，葡萄牙占据澳门的法律依据便消失了，澳门主权已不是问题，中国可以随时收回澳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势力大增，收复澳门的良机再至。当时全国人民要求收复澳门的呼声高涨，国民政府也电饬驻葡公使，向葡萄牙表明中国收复澳门的意愿（注：黄汉强编：《澳门问题资料汇编》（二），澳门《华侨报》1986年编印，第59页。）。 这时， 澳门的军警不足1000人，海上仅有2艘数百吨的小炮舰，所以，一些国民党军官认为：1个师可以占领香港，一个营可以占领澳门。这确实是中国收复澳门的极好机会。但国民政府不知是何原因，只是派兵封锁澳门而已，并没有出兵加以收复，再一次错过了收复澳门的良机。之后，国民政府由于忙于内战，更谈不上收复澳门了。至此，旧中国历届政府收复澳门的计划和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澳门的丢失及旧中国历届政府未能加以收复，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葡萄牙殖民者的阴险狡猾。葡萄牙殖民者为了侵略澳门，可谓用尽心机，不择手段。当他们觉得对手难于对付时，就伪装成“恭顺守法”的样子，表面上承认中国的主权，服从中国政府的管辖，暗中却百般阻挠和破坏中国对澳门行使管辖权。鸦片战争前，葡萄牙对澳门的侵略就采用这种手段。当对手软弱可欺时，他们就原形毕露，赤裸裸地诉诸武力加以占领。1849年，葡萄牙对澳门的占领就是如此。当有机可乘时，他们就狐假虎威，漫天要价。1887年《中葡和好条约》的签订就是这样。
第二，是旧中国历届政府的昏庸与腐朽。这从澳门丢失的过程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行贿受赂，贪赃枉法。其次是孤陋寡闻。由于闭关锁国，所以，旧中国政府对世界情况知之甚少，缺乏必要的外交技巧和才能，因此易于受骗上当。再次是只顾自己的统治，不顾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所以，对外来入侵往往不闻不问，或者故作姿态，并不认真对待，因而很难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再说，对侵略者的本性认识也不清，因而往往受骗上当。总之，由于旧中国历届政府的昏庸与腐朽，因而维护不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第三，是中国的落后，这是最根本的原因。葡萄牙是一个小国，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众所周知的，连旧中国的历届政府都知道这一点，照理说葡萄牙这样的小国是难于欺凌中国这样的大国的，中国是有能力对付葡萄牙，以维护国家和领土主权的，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反被葡萄牙欺凌、宰割，被迫割让澳门，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究其原因，主要是葡萄牙擅于利用英国的力量来进行侵略，没有英国的支持，葡萄牙根本占领不了澳门，更谈不上长久地统治澳门。所以，中葡之间为争夺澳门而进行的斗争其实是在中英之间进行的。而中国与英国相比是远远落后的，斗争的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在中国历史中讲述这段历史，并探索其根源可以使学生认识到侵略者的狡猾、贪婪的侵略本性以及国内反动阶级及其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从而增强对侵略者的义愤和警惕，对反动阶级、反动政府的憎恨。还可以使学生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真理：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宰割。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并付诸行动，努力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作贡献。
澳门的丢失主要是由于中国的落后，而澳门的回归则是由于中国的强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经过28年的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政权，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之后，中国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改革、开放、搞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所以，西方人惊呼“中国这个亚洲巨人已经苏醒了”（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513页。）。正是由于中国的强大， 中葡关于澳门的谈判才能顺利进行，并很快取得成果，澳门问题才能顺利解决。如果没有实力作为后盾，澳门回归肯定波折不少，甚至根本实现不了。正象香港的一份报纸所说的：中国发出收回澳门主权的声音，若发自80年前的清王朝之口，说不定又会引起“列强”们的一番干涉，再演一场“八国联军”血洗京津的惨剧；若发自半个世纪前的南京政府之口，殖民地宗主国也可以一笑置之，或者出现一场外交危机（注：方言：《澳门问题始末》，第213—214页。）。澳门回归现象说明中国的强大，而中国的强大，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在中国历史中讲述这一点，可以使学生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能收回澳门，主要是凭借实力，而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更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能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并推动他们发奋学习，为社会主义建设打好基础。
澳门之所以能顺利回归，当然也与中国执行的正确政策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对澳门的和平统一政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提出“一国两制”的理论来解决澳门、香港和台湾问题，这对澳门的顺利回归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一国两制”构想考虑了中国、澳门和葡萄牙三方的利益，所以，澳门问题的谈判很快达成了协议，使澳门顺利踏上回归之路。
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证明了“一国两制”构想的正确性，澳门的顺利回归再一次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而“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科学性。我们应该坚持这一理论，而这一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也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综上所述，澳门回归可以为中国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许多新的重要内容，我们应该在中国历史的教学中注重对澳门问题的讲述和分析，使学生从中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从而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并以此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作者介绍：谢铭，河池师专政史系 讲师 广西宜州 546300
作者：谢铭
河池师专学报：社科版 1999年12期
中国历史教育的重要目的和任务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爱国主义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澳门今年将回到祖国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之后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又一件大喜事。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同时，这一事件也将为中国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增添许多新的内容，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生动而具体的例子，我们应该运用它来为爱国主义教育服务。
澳门主要由澳门半岛和氹仔、 路环等岛屿组成， 面积23.5平方公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明末以后逐渐被葡萄牙殖民者窃取和占领。葡萄牙是世界上最早的殖民国家，很早就对中国进行侵略，但直到1553年也没有取得成功。这一年，他们改变用武力侵略的手段，用贿赂和欺骗的手段才达到目的。他们“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注：郭棐：《广东通志》卷69，《澳门》。），并通过贿赂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得以入居澳门，终于实现了占领澳门的第一步，从此开始了澳门的屈辱历史。
之后，葡萄牙人趁机大兴土木，建造房屋，以求永远占领澳门，到1557年，终于建成了居留地。葡萄牙人建房，事先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属非法行为，但中国官员因受贿而不予制止。正如明朝大将俞大猷所说的：“商夷（主要指葡萄牙人）用强梗法盖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注：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5，第41页。）。葡萄牙人自己也承认：“为了维护我们在此地的居留，我们必须向异教的中国人花费很多”（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7页。）。 此后，经过几百年的侵略，到鸦片战争前，葡萄牙人逐渐取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贸易权和自治权。但澳门仍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拥有统治权，葡萄牙人须向中国交纳地租每年银五百两，中国可派官员和军队管理澳门，还可在澳门设立海关征税。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地侵略中国，葡萄牙人也进一步加快了侵略的步伐，终于使澳门沦为其殖民地。1843年，葡萄牙兵头公然照会两广总督耆英，提出七点无理要求，妄图否定中国对澳门的主权，把澳门变成为其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并获得比其它列强更为优惠的贸易权利。但这一企图并未得逞。
葡萄牙人仍然坚持其既定的侵略方针。1845年11月，葡萄牙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任命亚马留（Amaral）为澳门总督。亚马留是一个狂热的殖民主义者，他到任后就采取一系列严厉而野蛮的措施，加紧对澳门进行侵略。1849年3月5日，亚马留颁布告示，宣称：“不能容许一个外国海关在澳门办公”（注：《中国丛报》1849年10月号。），11日，亚马留派兵袭击澳门海关，砍倒关前飘扬着中国国旗的旗杆，“钉闭关门，驱逐丁役”（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第24页。），对澳门进行武装占领。守土有责的清朝两广总督徐广缙昏庸无能，竟错误地认为这是英国为进入广州城而耍的花招，没有进行武装反击，只用“用商制夷”的政策来对付，结果只是使澳门的经济萧条而已，并未能有效地反击侵略。
在这期间，葡英关系紧张，广东政府完全可以利用矛盾，采取措施，重新加强对澳门的管辖。可惜徐广缙又误认为亚马留已经醒悟，澳门的“夷情”“无虞复变”，不需采取新的防范、管辖措施，连道光帝下达的“选派妥员，随时前往访察”的谕令也认为没有遵行的必要（注：《清季外交史料》卷67，第22—23页。）。事实上，亚马留并未“庶回心而息彼骄恣”，还扬言采取进一步的侵略措施，但还未等他采取行动即被中国民众处死。8月20日， 澳门义士沈志亮等几位农民刺杀了亚马留，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事件发生后，清政府调派军队到澳门附近，以防止葡萄牙人的进攻，双方剑拔弩张。在这种情况之下，港英总督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出自进一步侵略的需要，决定支持葡萄牙人对付中国。在英国的支持下，葡萄牙殖民者的气焰嚣张起来，进一步挑起事端。8月25日，葡军进攻关闸和拉塔石炮台。在这种情况下， 徐广缙进行了妥协，逮捕并杀害了沈志亮等人，并主观地认为“一切安静如常”了。然而徐广缙却根本没有重视，也没有查处葡人侵占关闸、拒交地租银等重大事件，听任葡萄牙殖民者侵夺中国在澳门的各种主权，使澳门实际上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而道光帝仅听徐广缙的一面之词，不知底蕴，竟对他大加褒奖：“所办万分允当，可嘉之至！朕幸得贤能柱石之臣也”（注：《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6编，第19页。）。 之后，葡萄牙殖民者进一步扩张地盘，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澳门地域。
虽然葡萄牙实际上取得了澳门的主权，但清政府并未承认，也并不承认他们扩张了的澳门地盘。为寻求法律上占领澳门的依据，葡萄牙人还想同清政府谈判，签订条约。为此，他们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了努力，但直到80年代中期都没有取得成功。
80年代中期，出现了对葡萄牙人进行外交讹诈的有利形势。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殖民者遭到中越两国人民的沉重打击，为了摆脱不利局面，法国密谋向葡萄牙人购买或租借澳门，作为进攻广州的跳板。葡萄牙也有以澳门和葡属几内亚交换法属刚果的动议。这使清政府担心澳门被法国占领，从而构成对中国的巨大威胁。与其如此，还不如让澳门给弱小的葡萄牙占据为好。同时这也使英国担心澳门被葡萄牙转让给法国，使香港附近出现与香港抗衡的殖民地，从而损害英国的利益。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英国决定帮助葡萄牙占领澳门，这样，葡萄牙等候多年的机会已经来到。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财政十分困难，为此，急于实行鸦片税厘并征，以增加财政收入。1885年7月，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同意鸦片税厘并征。次年，清政府与港英当局就鸦片税厘并征具体实施办法进行谈判。中方代表是邵友濂和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在谈判中，英方提出鸦片税厘并征， 澳门须与香港一体办理等要求，其目的既是为了避免英国人在鸦片税厘并征过程中“吃亏”，更为了逼迫清政府与葡萄牙谈判，进而承认葡萄牙对澳门的占领。港英当局警告清政府，鸦片税厘并征及鸦片缉私，“澳门若不肯照办，则香港也不肯应允”，“愿中国劝澳门而不勒迫”（注：《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6编，第43页。）， 这就迫使清政府有求于葡萄牙人而不得不与之谈判。由于葡萄牙人已从英国人那里得知：“洋药税厘并征如没有澳门的合作就不能实现”（注：《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6 编，第7页。），因此，清政府在谈判中必然受到讹诈， 而清政府对此却一无所知。据作为中方谈判代表的赫德估计，“为了谈判，我们必须签订条约，而任何条约如果不用若干字句承认葡萄牙在澳门的地位，是决不会被接受的”（注：蓝鼎元：《鹿州初集》卷11，《奥夷论》。）。更令人气愤的是赫德竟然公开表示要作为葡萄牙人的“朋友和顾问行事”（注：郭尚宾：《郭给谏疏稿》卷1，《防澳防黎疏》。）， 而清政府仍然用他作为自己的谈判代表。8月10日， 赫德与澳门总督罗沙拟定了两个文件，作为中葡谈判的基础。其中规定：中国“允葡萄牙国永远驻扎管理”澳门，“并属澳之地”；允许葡萄牙占领对面山等地。赫德背着清政府同罗沙秘密达成上述两项协议后，就对清政府进行欺骗和哄吓。他劝说清政府，要想得到鸦片税厘并征就必须答应葡萄牙人的要求，他还说：葡萄牙要求永驻管理澳门并不过分，“只系将多年相沿之事，作为固有之事”而已。赫德还极力主张让借对面山，认为“照现时形势，中国不能以对面山地方有所作用，而让借于葡萄牙管理，于澳门地方安抚事宜，闻有关系”（注：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5，《论商夷不得恃功恃横》。）。清政府听从赫德的劝说，同意以“澳门地位条款”来换取葡萄牙人在鸦片税厘并征方面的合作，但坚决反租借或割让对面山。这样中葡谈判大有流产的可能。为避免谈判破裂，赫德对葡萄牙人也进行了劝说：“目前的大好机会万一错过是决不会再来的。如果错过就不会有条约，中国将永远不肯承认葡萄牙在澳门的地位”（注：《清季外交史料》卷73，第6—8页。）。葡萄牙人被迫妥协，这样，双方在1887年3月26日签订了《中葡里斯本草约》。12月1日，中葡正式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条约规定：葡萄牙可以“永居管理澳门”，这样，清政府就正式承认葡萄牙占领澳门的现实。
清政府同意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再一次暴露了清政府的昏庸与腐朽。这一条约的签订是因鸦片税厘并征而起，但在立约的最后关头，总理衙门已明瞭要葡萄牙人在澳门协助缉查鸦片走私已没有多大意义，但仍然批准签订条约，根本原因是为了防止西方列强购得澳门，而为此把澳门主权拱手让与葡萄牙，这未免得不偿失。再说，此时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军事力量已有所增强，这在平定新疆之役和中法战争中已显露出来。这使葡萄牙人已不指望清政府会签订承认他们占领澳门的条约，也使法国等西方列强不会贸然向葡萄牙购买这片他们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而且，即使发生这样的事情，清政府也有力量加以制止。然而清政府没有认识到这些，因而不积极维护澳门主权，反而拱手相让，实在是昏庸、腐朽之极。不仅如此，清政府还未能识破和制止葡萄牙人在条约文字上玩弄的花招，使条约中留下了许多导致后患的条文。如该条约中的第二款虽然删去了草约中的“属澳之地”等字句，但因该款承认了草约的第二款，因此这些删改并无实际意义，使葡萄牙有了侵占“属澳之地”的条约依据。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很大程度上是迫于英国的压力和欺骗，当然也是由于葡萄牙人的狡诈，不过，从总体上说不是西方列强强加的，而是昏庸的清政府自愿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然，还应该指出的是，条约并未把澳门割让给葡萄牙，而且规定：没有中国政府的同意不能把澳门转让给其它国家，所以，澳门仍然是中国的领土。
鉴于葡萄牙对澳门的侵略和占领，旧中国的历届政府也曾进行过一些反击，并想予以收复，但都没有成功。1849年，葡萄牙用武力占领了澳门，之后，就企图与清政府谈判，签订条约，使其占领澳门合法化。而清政府也想通过谈判收复澳门。抱着不同的目的，两国进行了谈判，1862年8月，草签了《和好贸易条约》， 这个草约不仅没有使中国收复澳门，反而使葡萄牙占领澳门有了法律依据。不过，清政府最终还是发现了葡萄牙人的阴谋。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清政府又想通过购买的方式收复澳门。1868年春，清政府派西班牙卸任驻华公使玛斯出使葡萄牙，想用白银100万两收购澳门，但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仅未能购回澳门，反而损失了大批钱财。总之，有清一代，中国政府始终未能收复澳门。
进入民国以后，中国政府也作了一些努力收复澳门。北洋政府曾两次试图收回澳门，但都没有成功。一次是在巴黎和会上。1919年1月，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中国也派代表参加。会上，中国代表提出收回各国在华租借地的提案，想以此收复澳门，但遭到“和会”拒绝，没有成功。另一次是在华盛顿会议上。1921年12月，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代表在会上又重提收回各国在华租借地的提案，再次想收回澳门，但结果也以失败而告终。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1928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部分条款期满，收复澳门的良机出现，但不知是何原因，国民政府与葡萄牙重新签订的《和好通商条约》只字未提澳门问题，对澳门问题不闻不问，这样收复澳门的一次好机会就丧失了。不过，随着新约的签订，旧约也就宣告废除，这样，葡萄牙占据澳门的法律依据便消失了，澳门主权已不是问题，中国可以随时收回澳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势力大增，收复澳门的良机再至。当时全国人民要求收复澳门的呼声高涨，国民政府也电饬驻葡公使，向葡萄牙表明中国收复澳门的意愿（注：黄汉强编：《澳门问题资料汇编》（二），澳门《华侨报》1986年编印，第59页。）。 这时， 澳门的军警不足1000人，海上仅有2艘数百吨的小炮舰，所以，一些国民党军官认为：1个师可以占领香港，一个营可以占领澳门。这确实是中国收复澳门的极好机会。但国民政府不知是何原因，只是派兵封锁澳门而已，并没有出兵加以收复，再一次错过了收复澳门的良机。之后，国民政府由于忙于内战，更谈不上收复澳门了。至此，旧中国历届政府收复澳门的计划和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澳门的丢失及旧中国历届政府未能加以收复，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葡萄牙殖民者的阴险狡猾。葡萄牙殖民者为了侵略澳门，可谓用尽心机，不择手段。当他们觉得对手难于对付时，就伪装成“恭顺守法”的样子，表面上承认中国的主权，服从中国政府的管辖，暗中却百般阻挠和破坏中国对澳门行使管辖权。鸦片战争前，葡萄牙对澳门的侵略就采用这种手段。当对手软弱可欺时，他们就原形毕露，赤裸裸地诉诸武力加以占领。1849年，葡萄牙对澳门的占领就是如此。当有机可乘时，他们就狐假虎威，漫天要价。1887年《中葡和好条约》的签订就是这样。
第二，是旧中国历届政府的昏庸与腐朽。这从澳门丢失的过程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行贿受赂，贪赃枉法。其次是孤陋寡闻。由于闭关锁国，所以，旧中国政府对世界情况知之甚少，缺乏必要的外交技巧和才能，因此易于受骗上当。再次是只顾自己的统治，不顾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所以，对外来入侵往往不闻不问，或者故作姿态，并不认真对待，因而很难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再说，对侵略者的本性认识也不清，因而往往受骗上当。总之，由于旧中国历届政府的昏庸与腐朽，因而维护不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第三，是中国的落后，这是最根本的原因。葡萄牙是一个小国，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众所周知的，连旧中国的历届政府都知道这一点，照理说葡萄牙这样的小国是难于欺凌中国这样的大国的，中国是有能力对付葡萄牙，以维护国家和领土主权的，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反被葡萄牙欺凌、宰割，被迫割让澳门，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究其原因，主要是葡萄牙擅于利用英国的力量来进行侵略，没有英国的支持，葡萄牙根本占领不了澳门，更谈不上长久地统治澳门。所以，中葡之间为争夺澳门而进行的斗争其实是在中英之间进行的。而中国与英国相比是远远落后的，斗争的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在中国历史中讲述这段历史，并探索其根源可以使学生认识到侵略者的狡猾、贪婪的侵略本性以及国内反动阶级及其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从而增强对侵略者的义愤和警惕，对反动阶级、反动政府的憎恨。还可以使学生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真理：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宰割。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并付诸行动，努力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作贡献。
澳门的丢失主要是由于中国的落后，而澳门的回归则是由于中国的强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经过28年的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政权，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之后，中国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改革、开放、搞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所以，西方人惊呼“中国这个亚洲巨人已经苏醒了”（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513页。）。正是由于中国的强大， 中葡关于澳门的谈判才能顺利进行，并很快取得成果，澳门问题才能顺利解决。如果没有实力作为后盾，澳门回归肯定波折不少，甚至根本实现不了。正象香港的一份报纸所说的：中国发出收回澳门主权的声音，若发自80年前的清王朝之口，说不定又会引起“列强”们的一番干涉，再演一场“八国联军”血洗京津的惨剧；若发自半个世纪前的南京政府之口，殖民地宗主国也可以一笑置之，或者出现一场外交危机（注：方言：《澳门问题始末》，第213—214页。）。澳门回归现象说明中国的强大，而中国的强大，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在中国历史中讲述这一点，可以使学生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能收回澳门，主要是凭借实力，而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更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能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并推动他们发奋学习，为社会主义建设打好基础。
澳门之所以能顺利回归，当然也与中国执行的正确政策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对澳门的和平统一政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提出“一国两制”的理论来解决澳门、香港和台湾问题，这对澳门的顺利回归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一国两制”构想考虑了中国、澳门和葡萄牙三方的利益，所以，澳门问题的谈判很快达成了协议，使澳门顺利踏上回归之路。
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证明了“一国两制”构想的正确性，澳门的顺利回归再一次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而“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科学性。我们应该坚持这一理论，而这一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也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综上所述，澳门回归可以为中国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许多新的重要内容，我们应该在中国历史的教学中注重对澳门问题的讲述和分析，使学生从中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从而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并以此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作者介绍：谢铭，河池师专政史系 讲师 广西宜州 546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