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变迁与统一信仰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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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专题研究：崧泽文化

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

方向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14）

内容提要：公元前4000年前后，长江下游地区由马家浜文化进入到崧泽文化，环太湖周边水系承载了聚落群形成和发展的重任。崧泽文化晚期，集群发生了大规模移动，鉴于木材、石材、玉材等资源优势，最终选定良渚遗址群所在地作为发展基地。良渚文化时期玉文化反映的原始宗教信仰，体现在聚落等级和聚落规模、墓主身份和地位等方面，其形成过程也就是琮、璧、钺和神人兽面像的形成过程。崧泽文化时期祭器和礼器的形式丰富多样，而良渚文化时期琢玉工艺则形成了固定和僵化的格式，作为身份地位的标识和神秘主义的表达，这些变化预示着社会变革的来临。随着资源的枯竭、艺术创造力的消怠甚至迷失以及外部因素的冲击，良渚文化降下了帷幕。

关键词：崧泽文化斧钺

神人兽面像中图分类号：K871.13

良渚文化

聚落变迁

统一信仰

环太湖流域

玉文化

琢玉工艺

对于良渚文化社会区域政体模式，笔者归纳为：它是一个建立在统一信仰下有着绝对精神倚地理环境相对独立又传承了马家浜文化深厚内

靠的阶级（或阶层）社会；在环太湖流域这个自然涵的区域中，将精神信仰统一为“大同”；以掌握特别资源尤其是“玉”的资源为手段，内部实行阶级分层，形成不同阶级和部族的利益集团，将资源牢牢地控制在反山、瑶山大墓墓主这类既是首领、巫师又是利益集团的“王族”中；对外部的资源控制则实行由近及远的方式。只是这种政体模式虽创造了一时的辉煌，却经不得长时间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随着自然环境的突变、特别资源的消耗（殆尽）、北方强大的龙山文化的冲击，加之本地区山地丘陵地区印纹硬陶文化的兴起,良渚文化、良渚古国很快就湮灭了［1］。

那么，这一区域政体模式的形成有着怎样的过程？这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

2014-12-15

方向明（1967-），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新石器时代考古。

文献标识码：Ａ

一进入崧泽文化后环太湖流域及周边地

区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态势

公元前4000年前后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从西辽河、黄河到长江流域，各地考古学文化进

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如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早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黄河下游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西辽河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长江中游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长江

36，500平方公里的环太湖流域有着相对独

下游地区则由马家浜文化进入到崧泽文化。立的自然地理环境，“又地处中国史前版图中的

东南一隅，地理位置限制了崧泽文化未能直接参

［2］

。太湖看上去是一个凝聚与和中原文化的交往”

的中心，但实际上占据不了中心的地位，核心聚落或者礼仪性建筑无法在太湖水中立足，倒是环太湖周边的水系承载了聚落群形成和发展的重任。如吴淞江两岸的江苏苏州草鞋山、昆山赵陵山和少卿山，乃至不远处的上海青浦崧泽和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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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形成了一个大的聚落群；位于浙西北长兴、安吉的西苕溪流域不仅是皖南、宁镇向杭嘉湖平原的通道，那里的聚落遗址也具有自身的特色；依簸箕形的盆地，山环水抱的地缘优势，石材、玉材、木料的资源优势，又面向广袤的有着发达稻作农业的杭嘉湖平原，良渚遗址的选址和崛起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这一时期环太湖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情况则有所不同。如，江淮地区的龙虬庄文化由于所处自然环境的限制，又缺乏玉石资源，不但生产生活工具制造的取材有制约，而且高端手工业的发展也受限制。在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中，骨角材质的随葬品远远高于玉石类，甚至连纺轮都钱塘江以南，以河姆渡遗址第二、一有角质的［3］。

层为代表的河姆渡第三、四期文化约当于钱塘江虽然这一地区接受了凿形足、鱼鳍形足、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等崧泽文化晚期的典型元素，但仍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和风格，釜、釜支子

地处安徽巢湖的凌家滩文化，似乎没有像崧泽文化那样传承了马家浜文化的深厚积淀，凌家

［7］

。一般滩玉器的源头在本地区确实“无迹可寻”

靠天目山丰富资源的良渚遗址位于东苕溪流域，认为凌家滩文化与江苏南京的北阴阳营文化联

如果两者是同一文化，那么北阴阳营文系密切［8］。

化的源头就有迹可寻了，其源头肯定与龙虬庄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晚期有关。自1987年凌家滩遗址第一次发掘清理出随葬玉龟、刻纹大玉版的87M4，直至2007年凌家滩第五次发掘清理的几乎与家滩遗址是一处体量巨大的中心聚落［10］。崧泽文化同时段的凌家滩文化或者说凌家滩玉文化，给人呈现的形象是突然占有了大量玉石资源之后的“暴发户”。如07M23，葬具之上放置了一件“玉雕猪形器”，全长约72、宽32厘米，是有一定磨圆度的砾石，也就是类似于和田玉中的“山流进一步的深入考古调查还证明凌07M23大墓［9］，

以北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时期这一阶段，水”或岫岩玉中的“河磨料”。结合凌家滩遗址出

土的其他玉料可知，当时的玉料均应为河砾石，而且体量硕大。07M23墓中遗物编号达330件，有玉器200件、石器97件、陶器31件，还有碎骨和绿透闪石软玉占据了主流，但是同一类器件中玉、

［11］

。石依然不分，尚处于长江下游“玉石分野”的阶段

浙江奉化名山后遗址延续到继续存在和发展［4］。

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时期，甚至也有刻划繁缛的螺旋纹结合鸟喙的纹样，但是河姆渡文化传统

的炊器绳纹釜却一直存在。奉化名山后与浙江余葬，绳纹釜和灰陶豆共存［5］。

作为良渚文化代表的玉器，同时期的姚江流域至今几乎没有发现，可以断定作为良渚文化精神的玉器文化，没有被这一时期的钱塘江南岸部族所接受。王海明等先生曾就钱塘江以南地区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性质进行论述，认为河姆渡文化后续文化内涵清楚，如果再划入河姆渡文比较这一时期钱塘江两岸陶器群，陶器相似程度颇高，绳纹仍占有一定的比例；但琢玉工艺没有被钱塘江南岸的部族所接受，墓葬和墓地的埋设制度更是不清楚。如名山后遗址，这一时期的墓葬数量极少，分布也不集中。似乎整个河姆渡文化都是如此，也或许学术界对于这一地区这一时期聚落模式的认识还有待突破。所以，笔者更倾向于暂时称之为“河姆渡文化名山后类型”，或者鉴于名山后遗址第一次确立了河姆渡文化和河姆渡后续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本身堆积又丰富，建议直接称之为“名山后文化”。

姚鲞家山、象山塔山发现了这一阶段的少量墓

玉料甚至多个玉钻芯的随葬。如98M20化，河姆渡文化将跨越三千年，是“不可想象的”，多半成品、

［6］

。笔者认为，出土的4件“石板”，长度在38厘米左右，显然是为此他提出“良渚文化名山后类型”

松石各1件。与之前清理的凌家滩大墓一样，虽然

相对于崧泽文化墓葬中璜、斧钺、纺轮鲜明的性

别特征，凌家滩墓葬显然没有那样讲究。07M23随

葬的情况是：第二层璜1件、石钺9件、斧1件；第

一层璜12件、石钺44件、石斧3件、玉斧9件。该墓随葬器物齐全，玦、环、镯数量众多，仅玦就有34件，如此规格的大墓，居然也还有1件玉芯随

共30葬。87M15是一座随葬璜数量较多的大墓，件，有透闪石、蛇纹石、石英岩、玉髓、玛瑙等多种材质，似乎有欠严肃、规范。凌家滩墓葬中还有很

石锛的半成品；留存的玉芯达111件。严文明先生在《凌家滩》一书的《序》中把相邻的这几座随葬玉芯、玉料和石料等的墓葬主人直接称为“玉匠

［12］

。这些随葬特征与崧泽文化、良渚文或玉石匠”

化显贵大墓中严格的器物组合有着鲜明的对比。凌家滩文化的玉石手工业技术可能随着资源而或者其中的石器手工业被薛家岗文化所南移［13］，

但是这类异常发达的手工业始终没传承发扬［14］，

有给崧泽文化施加外围的压力。这与凌家滩显贵大墓的墓主人身份有关系，也与凌家滩文化分布范围不大、迄今没有发现第二处同时期毗邻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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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

等级聚落有关。笔者无意贬低凌家滩玉文化的地位和意义，因为公元前3300年前后是透闪石软玉作为主体玉器材质确立的时期,凌家滩玉文化无疑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诚如严文明先生在《凌家滩》序中所说，“在长江下游，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了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虽然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后继者是一个什么情况，是不是曾经拿过接力棒进一步奔向文明社

［15］

。会”

二环太湖流域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时期

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格局

关于崧泽文化的分区，《南河浜》报告分为三个区域，即“太湖以北的长江沿岸地区、太湖东南岸的广大地区、余杭地区”，“太湖西南的浙江湖

［24］

。州地区……可能可以作为另一单独的区域”

笔者通过湖州毘山和安吉安乐遗址的发掘，将之修订为“苏南沪沿江平原类型”、“浙北平原类型”、“浙北山地类型”。把余杭地区和湖州地区合并为一区，主要考虑了毘山遗址、1957-1958年湖州邱城墓地崧泽文化晚期圈足盘和良渚庙前遗址良渚文化早期墓葬出土圈足盘的一致性，特别是毘山遗址处于西苕溪和东苕溪汇合地，地理位置相当重要。

崧泽文化的这一分区与实足鬶的类型学分析的结果也基本一致。苏南沪沿江平原类型中，带把

与凌家滩隔江相望的北阴阳营墓地与凌家滩玉文化的内涵基本一致（也有学者认为北阴阳营影响了凌家滩，从陶器的比较上，北阴阳营最），但是在直接早的墓葬似乎要比凌家滩早些［16］

关系上可能还比不上年代稍晚的江苏江浦营盘凌家滩文化对环太湖流域最直观的影山遗址［17］。

响就是江苏张家港东山村。东山村遗址是苏南沿遗址中大型墓和小型墓分区排列，遗存时代从马在长江流域地区发现崧泽文化早中期高等级大

［18］

江地区马家浜文化至崧泽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实足鬶越向东就越式微，青浦崧泽遗址早先发掘

［25］；时没有出土，1994-1995年度发掘也仅出土了三件

家浜文化延续到崧泽文化，专家们称之为“首次

墓，填补了崧泽文化时期没有高等级大墓的空如东山村M101大墓，时段上相当于马家浜文化

深入安吉递铺盆地的白，为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的文明找到了源头”。西苕溪流域的长兴江家山、

安乐和芝里遗址，还有弧腹和折腹带把实足鬶出土，但是良渚遗址群周边的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

［27］

。早期遗址中，实足鬶发现的就很少了

晚期至崧泽文化早期，出土有璜、玦、管和管形饰，陶器既有太湖流域的风格，也有宁镇地区的实际上这类特征在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特点［19］。

中就已经显现出来了。相对于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墓的突兀，苏南的昆山赵陵山、浙西北的安吉安乐、良渚遗址群南部的官井头受到凌家滩文化的影响就可以理解了，凌家滩文化因素虽然不占主又如安乐遗址出土的锯齿璜和鸟形璜，锯齿璜的背景在此不再赘述，安乐鸟形璜（98M12:4）与安天宁寨徽潜山天宁寨璜（M10:1、3）颇为接近［21］。豆（M10：8），豆柄为算珠形；实足鬶（M10:7）的折腹扁平三角形把手，按《潜山薛家岗》一书的分安乐遗址出土的期，属于薛家岗文化第一期［22］。这两类璜，一方面说明了浙西北山地丘陵与皖江流域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凌家滩文化与薛家岗文化之间密切的关系。相似的例子还有良渚官井头遗址M65出土的两头疑是猪首的璜，以及瑶山和官井头出土的镂孔人字形尖突造型的璜另外，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墓也同凌家滩一等［23］。

样，墓葬器物组合中璜、钺共存，丝毫没有典型崧泽文化墓葬中璜女性、钺男性的规制。

［20］

。计，流，但是很鲜明，如赵陵山兽形片状玉饰（M84:1）自然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行为。首先是集群的

一格局只是被进一步深化而已。源占有上的优势。

而在浙北杭嘉平原则几乎没有踪迹，仅海盐仙坛

［26］

，当然这也与这庙M37、M166出土了弧腹实足鬶

类实足鬶年代较早有关；浙北山地类型较为复杂，

崧泽文化的分区完全奠定了其后良渚文化

的基本格局，在良渚遗址群中心地位确立后，这

崧泽文化晚期那群先知先觉的、又掌握了高

端手工业技术的部族选择良渚遗址作为千年大

大规模移动。没有掌握先进技术的部族，不可能马上形成高等级聚落。当时的先进技术无非就是高端手工业，以琢玉工艺为代表（另外还可能包括漆器和象牙器的制作）。关于这一时期人群的西苕溪大规模移动，已经有学者注意并提出［28］，流域崧泽文化晚期的衰落，包括良渚遗址群周边浙北平原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时期的迸发，上演了一曲此伏彼起的聚落迁徙的大戏。这群掌握琢玉工艺的高端手工业部族的迁徙，可能如张敏先生所言，“良渚文化发达的玉器是以牺牲宁即宁镇地区史前文化镇地区史前文化为代价的，

［29］

，最的毁灭，铸就了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辉煌”

后选定良渚遗址群作为发展的基地，就是基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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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从良渚遗址“就地取材”

群反山、瑶山以及南部大雄山官井头良渚文化早期显贵墓葬出土的玉器来看，当时的透闪石软玉资源相当丰富，仅从肉眼辨识可以发现，至少这三地的玉料质地

甚为接近，而且大体分为黄褐色（俗称“鸡骨白”、“南瓜黄”）和翠绿色（俗称“鸭屎青”）两大类，后者主要用于制作玉璧等。反山琮（M12:米左右，下部的一角因为料本身的凹缺而显出不完整。98）外廓大小在9×17×17厘

图一//良渚遗址中木材的使用

3.良渚庙前的垫板木桩干栏式建筑1.良渚庙前遗址的木构水井

资源包括人、自然资源和人创造的资源，崧泽文化晚期环太湖流域的平原沼泽地带应该发面说明部族的大迁徙大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稻生了巨大的变化，遗址点增多、遗址点聚集，一方作农业已经完全能承载生活的需要，水位得到了控制，石犁等与稻作农业有关的关键性生产工具出现并使用，毘山61座墓葬中出土21件石犁就生产生活所需要的资源在当时主是一个昭示［30］。

要是石材和木材，作为生产和非生产的石器原料在平原沼泽地区很难获取，但太湖西南的山地丘陵地带却蕴藏丰富。同样，各类木器、独木棺、干木作为地袱，这类建筑形式并非个例，在良渚安溪石前圩遗址、良渚古城东侧的美人地遗址也有可见木材消耗量之巨大（图一）。发现［31］，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玉材资源。地质学家曾指出天目山脉有生成玉矿的地质条件，良渚文化玉器是

栏式建筑、木构水井等的木材消耗也非常巨大，墩M13采集的玉琮纹样、武进寺墩大玉琮（M3:5）良渚古城的莫角山大型中心建筑基址上还用圆（寺墩距离高城墩不远）、浙江淳安采集的刻划细

说明这一区域从早到晚一直与良渚纹的玉琮［37］，

遗址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良渚遗址群与这些点之间呈现的是一种远程控制和

三

统一信仰是如何形成的

木材、石材和玉材是资源中最主要的三材［32］，被控制的关系（图三）。

本文所指的统一信仰或者说“信仰认同”，是

2.良渚古城美人地木板护岸

4.良渚后杨村M4独木棺

M12是反山的核心墓葬，这件琮也是迄今体量最大、制由此作最为精美的一件［34］，可见，它的玉料也是当时所能获取的最大体量了（图二）。很多环、镯等玉器的一侧留有玉料本身的凹缺，说

明玉料总体上并不大。良渚塘山土垣清理的制玉作坊中曾出土一件透闪石软玉的“河砾石”标本，表皮经过

打磨，露出玉芯，个体仅拳头大小［35］。

崧泽文化开始确立的透闪石软玉地位，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越发显得举足轻重，良渚遗址群所在的区域应该从一开始就有说干就干布局的打算。如果分别根据浙江余杭临平横山M2、玉架山M200以及桐乡普安桥M11出土的与良渚遗可知良渚址群密切相关的玉器［36］进行考察分析，

遗址群与这些点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多层次、多级差的关系。如果观察、分析上海福泉山吴家场M207出土的象牙权杖及雕琢的神人兽面像和鸟形象，江苏昆山赵陵山玉端饰（M86:1）、江阴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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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

指良渚文化时期形成的玉文化本身反映的原始宗教信仰，并且反映在聚落等级和聚落规模、墓主身份和地位等方面。统一信仰的形成和维系需要有一定的文化传承和一定的地域范围，统一信仰的物化证据中的祭器和礼器本身就是高端手工业制造的工艺美术品，是当时

资源控制和高端工艺技术的反映，也是族群高度认同的产物。

关于信仰的内容，目前还不能全面认知，玉器和玉文化肯定是信仰的主要代表，当然还包括特殊的遗迹，如类似瑶山、汇观山遗址发现的回字形祭坛，甚至良渚古城的设计和布局，玉器中神人兽面像的图意以及与神人兽面像相始终的琮的含义，肯定是良渚社会信仰内容的主体。撇开这些细节，统一信仰的形成需要具备以下必要的因素。

图二//反山琮（M12：98

）

下来，浙江平湖庄桥坟良渚文化墓葬中就有鹿角靴型器一对［38］。

其次是一个相对稳定和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模式要基本一致。环湖平原和沿江两岸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前者要比后者更稳定些。经济模式不仅是稻作农业，还包括台墩型遗址的营建、使用和拓展，从崧泽文化

晚期到良渚文化时期，无论聚落规模的大小、等级有无不同，但这一模式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再次是共同的旨趣，玉文化就是典型的代表。从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就开始的玉文化，至崧泽文化时期进入新的时代，器类从原先简单的玦、管等装饰品，走向表明身份与职权的礼器。除了继续使用马家浜文化的玦，璜和手镯以及各种形式的片状坠饰是主要玉器，还出现了象征权力、身份、性别的玉钺，并且在玉材的辨识、琢玉的技术、器形的丰富等方面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成为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玉器的前奏。琮、璧、钺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主要代表，神人兽面像是良渚文化玉器的灵魂。

良渚遗址群依仗着资源的控制和聚落所在

首先是同文同种，要有直接的传承。马家浜

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一脉相承，后世所谓吴越之“吴越为邻、同俗并土”（《越绝书》卷六）、“吴宁、交相克并，实际上两者的同气共俗尚有一定越二邦，同气共俗”（《越绝书》卷七），却干戈不

是新石器时代分布于江淮和长江下游的重要器件，从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龙虬庄文化就开始出现，但惟独良渚文化继承了

图三//良渚遗址玉文化对于周边的影响和控制

、玉钺（M12:100）、柱形器（M12:87）、权的距离。同文同种没有传承也不行，角质靴型器（M12:98）

杖（M12:103）瑁上的神人兽面像成为当时的标准像（图四），并为近千年之后的福泉山吴家场M207的象牙权杖所继承。这种高度认同的记忆极其匪

夷所思，如果没有对信仰的执着，没有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是难以想象的。

这个统一信仰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琮、璧、钺和神人兽面像的形成过程。

凌家滩玉文化中，斧钺的礼仪化走在崧泽文化的前头；崧泽文化晚期如毘山遗址已经出现了以随葬石钺为性别特征的墓葬的成排布列，嘉兴南河浜、海盐仙坛庙崧泽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钺；良渚文化玉钺取得了象征身份和性别的完全地位后，石钺还继续存在，钺的发展脉络甚为清晰。

［39］

。吴汝祚先生最早把有孔斧视同为钺

的特殊位置，主导了良渚玉文化的导向，反山琮

长江下游地区石钺早在马家浜文化晚期就开始出现，如罗家角石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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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T133（二）：9）；河姆渡文化第三、四期中也有葬贯穿了良渚文化始终，清理墓葬30座，除了土墩北部的M1、M2和土墩西部的M9、M40，其余墓葬均位于土墩西南部的两侧，如果把其余26座时段不同的墓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可以发现随葬玉石钺的墓葬数量很高——共有18座墓葬出土有玉石钺［45］。

林沄先生释“王”为斧钺，“在斧钺作为王权的象征物之前，它是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酋长的

［46］

；张忠培先生最近再次提到“中国自文明权杖”

相对而言，相邻的宁镇地区钺的极少量的钺［41］。

数量和品质远远高于环太湖流域，如金坛三星村M38、M513还出土了有骨质帽和牙质镦的豪华石长江对岸的凌家滩无孔的斧、有孔的钺数钺［42］；

量更多，材质中玉石均有，丰富多样。崧泽文化玉石钺与周边地区考古发现的用钺具有鲜明的特征：男性随葬；玉钺开始少量出现。良渚文化时期的用玉特征则是：男性随葬；出现一墓多石钺的现象；一些多石钺的墓葬中有玉钺的替代品；玉钺一般一墓一件，良渚文化晚期出现一墓多玉钺的现象。在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的变迁中，与性别特征有关的重器从标识女性的璜向标识男性的钺转变，虽然这两类器物在凌家滩墓地中没有任何区分，但在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早期中却反映得非常鲜明。如果将崧泽文化阶段的璜和钺分别作为女性和男性身份地位的象征，璜是崧泽文化中消耗玉材最大的玉器，石钺也是这一时候除了石犁之外最大的石器，那么可以发现，至少在如昆山绰镦Ⅰ区清理崧泽文化墓葬34座，墓地保

之初所出现的王权，是以军权为依据并是由军权发展而来的，故一般也以玉钺象征王权”，“但王权是军权发展的结果，其间存在着一个过程，所以不能将两者等同。玉钺直接象征的当仅是军权，在什么情况下同时又象征王权，这个问题还

［47］

。笔者2014年8月在上海博物得进一步研究”

认为用钺的情景和衍变“突出男性权贵控制崧泽文化阶段，这两个性别群体大体势均力敌。时，

［48］

。因此，就目前的研究而的力量和世俗权力”

持相对完整，除了出土石钺的M32墓主被鉴定为女性外，其余随葬玉璜包括纺轮的墓的墓主能鉴定性别的均为女性；随葬石钺者能鉴定性别的均为男性。Ⅰ区共出土玉璜6件，出土石钺6件

［43］

与昆山绰镦那些出土石钺的墓葬在墓地中还不占特别地位相比，毘山随葬石钺成排布列则反映出当时的男性在部族中的地位有了质的变化。在组合和数量特别丰富之外，北列其他墓葬的随葬瑶山显贵墓地中，北列的女性墓除了M11随葬品品数量甚少。这一变化的背后与其说是“军权”的产生和巩固，不如说是男性地位在部族中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树立。

实际上，这就是以张忠培先生所说的“男性同时，相对于瑶山墓地北列6居本位”的体现［44］。座女性墓、南列7座男性墓，显示出彼此数量大致则显示出墓地中的男女性别有了很大的变化：9反山、瑶山出土玉石钺的墓中，琮、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成组半圆形饰已绝对不与玉璜、陶纺轮和陶过滤器配伍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很少有合葬墓的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这类“王族”墓地，整个墓地或者大墓地中的若干组可以视作“异穴合葬”的形式。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

旗鼓相当之外，反山墓地以M12为核心的布局，型的玉器，神人兽面像与琮相始终，所以有学者

曾形容兽面纹是构成良渚文化玉琮的核心因素，认为是太阳神，并认为古代东方普遍存在着太阳崇拜，“介”字形冠状符号和光芒是东方太阳神的

［54］

。重要标识，不同的太阳神是不同观念形态的产物

关于神人兽面像的图意，牟永抗先生座墓葬中仅M22、M23随葬玉璜而不随葬玉石钺。是灵魂［53］。

是探索图意的一条路径。

馆召开的“‘城市与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将钺的随葬表述为“神权向男性社会角色的转变”，也就是在良渚文化社会中，男性完全取得了本位。会上宋建先生在论述凌家滩和福泉山古国

言，暂时不把钺和军权联系起来是妥切的。

良渚文化时期典型的小好宽肉玉璧与崧泽

文化时期的小型环璧有关，从小型环璧到大孔大程应该大体无误。反山M12仅出土两件大孔环瑶山墓璧，简报就未将之记录到璧的数量中［49］。地没有发现良渚文化典型玉璧，笔者曾认为是瑶山墓地年代较早的缘故，也就是良渚文化早期玉当然，王明达先生曾提出璧还没有完全成形［48］。

。环璧再发展到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璧，这一演变过

刘斌先生也认为“璧在良璧是财富的象征物［51］，

渚早期可能仅仅是对于不适宜制作其他玉器的一种玉料的利用和占有……并没有不可或缺的

［52］

。不管什么原因，璧的演变较为清固定职能”

晰，接下来只需要讨论神人兽面像的问题了。

琮贯穿了良渚文化始终，是良渚文化最为典

虽然对于神人兽面像图意的认识，大家并不都认同，但不管如何，这个图像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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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

物，但是编织物的复杂结构同样需要观念意识进行指导，而从中归纳出来的纹样母题就更加被赋予了深刻的含义。圆和弧边三角组合所要体现的就是中心的圆或者重圈圆，这一纹样母题实际上在河姆渡文化时期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由此可

以基本证明，神人兽面像的基本元素就是根植于本地区崧泽文化中晚期滥觞的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母题、崧泽文化晚期直至良渚文化早期还有所保留的龙

图四//反山M12神人兽面像的“标准像”

1.琮（M12：98）2.钺（M12：100）3.柱形器（M12：87）4.瑁（M12：103）

纹样与瑶山圆牌（M2:17）龙首纹展开纹样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55］

笔者早在1996年“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会

议”提交的小文中，就注意到了如瑶山璜（M4:34）我们丝毫不否认东山村遗址在长江下游文明化

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东山村的文明因子显然没有很直接地注入到良渚文化迸发的血液中去；东山村与邻近的以赵陵山为代表的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的高等级聚落遗存之间，似乎也看不出直接的继承关系。因此，探索良渚文化的崛起和良渚遗址群的崛起，还是要把眼光放在良渚遗址群的周边区域，再从周边区域出发，把视野扩展到整个环太湖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乃至整个东部沿海。

四远

与崧泽文化时期祭器和礼器的形式丰富多样不同，良渚文化时期的高端手工业基本体现为琢玉工艺（漆器和象牙器因为保存不佳，限制了研究的深入），琢玉形成了一系列、一整套有序的制作工艺流程。如反山M12出土玉器上所见的神人兽面像，构图完全一致，填刻的细纹也几乎接近；瑶山M9、M11和M10出土的相关柱形器、琮上的填刻纹样，也几乎完全一致（图四）。另外，

还有

神秘主义和艺术僵化的道路没有走太

；之前也曾关注过这一时

期流行在玉器和陶器上的“圆涡线加了两笔三角

［56］

；整理反山报告时发现无论尖形的喙状刻线”

是神人、兽面的眼角还是小尖喙，都是有意而为变体后刻在螺旋体上；之后笔者在《良渚文化玉

的多道刻划，实际上是把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器的龙首纹与神人兽面纹之兽面纹》明确指出兽而来，兽面像的部分元素肯定继承了龙首纹［58］，

现在看面纹很可能直接从龙首纹发展而来［57］。且红山文化玉器中也存在着圆雕的玉雕龙向平面展示发展的同样的过程，甚至在其勾云形玉器上也能见到玉雕龙的影子，两者遥相呼应。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笔者还发现无论是神人还是兽面，它们的眼睛无一不保留着滥觞于崧泽文化时期的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这是揭示神人兽面像图意的一把钥匙。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流行于长江下游地区，但其典型形式流行于崧泽文化时期。虽然大家都认为这一纹样源自于编织

至于兽面像的和龙首纹［59］。

姿势是如何形成的，神人是如何出现的，还有待于进一

步的研究和确认。关于神人兽面像和琮之间的关系，琮反映了良渚社会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今后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图五）。

上述问题涉及到张家

港东山村的发现是否是“良渚文化源头”的问题。

《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总第243期

109

同一墓葬中的同类玉器，如玉璧、成组圆牌、成组柱形器等，显然都有统一的模式。同一玉器上的刻纹和雕琢往往重复出现，如反山琮（M12:98）四个直槽的八幅神人兽面像，四角节面上兽面像和鸟形象的刻纹也是如此。寺墩M3的简报中，发掘者仔细测量了复式节高琮的每节高度，误差均仅在0.1~0.2毫米之间。这样固定和僵化的格式，对于祭器和标识身份地位的礼器和神秘主义的表达，自然都是必须的，但是对于艺术的再发展而言，这却是一条走不远的路。

良渚文化晚期这一领域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如玉器图像上的细节有了一些变形，兽面

1.桐乡普安桥玉龙（M8：28）2.瑶山圆牌（M2：17）3.瑶山璜（M4：34）4.湖州邱城豆盘（M3：8）

5.河姆渡陶兽形塑（T223（4A）：106）6.瑶山牌饰（M7：55）7.反山琮（M20：122）

图五//龙首纹与神人兽面像

像兽面大眼的“眼睑”部位不再为圆弧状，而是呈微尖突状；填刻的螺旋纹也不再呈圆弧状，而是呆滞的直线圆拐角状。另外，陶器上也有兽面像

的摹刻，如良渚古城葡萄畈所出（图六）。这些都预示着社会变革即将来临。

琢玉工艺上器物种类单一、造型僵化、缺乏创造力，也是良渚文化时期社会的折射，他们心甘情愿地认同，盲目地陶醉麻痹在一统的信仰中。如果说在良渚文化晚期阶段，这种僵化有一些发展，那也不过是畸形的发展。这一时期，原料一定有了限制，类似于反山、瑶山和官井头墓地使用的这类高品质透闪石软玉资源几乎已经枯

110

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

［1］方向明：《阶级社会下的统一信仰——环太湖流域新石

器时代晚期区域政体模式的探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学究所“‘早期城址：聚落与社会——区域政体的形成’术研讨会”（山东济南）会议论文，2014年10月。［2］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

明的衰落原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图六//

良渚古城葡萄畈陶壶残片上的兽面像

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3］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

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44页。［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37～348页。［5］如名山后M4，参见名山后遗址考古队：《奉化名山后遗

址第一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0页；如鲞家山M2，参见孙国平、王海明：《余杭市鲞家山遗址发掘报告》，叶树望主编《姚江田野考古》，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1

竭，玉器的器物造型一味向高和大的方向发展，原料供应不上，质地越来越差。琢玉工艺中的纹样雕琢更是没有任何创造，琮的纹样变成了图像的重复叠加。寺墩M3尽管出土了33件琮，玉色差别很大，以致于刚开始的时候考古学家误认为M3寺墩一件玉曾经经过火烧，后来才得以纠正［60］。琮（M3:26）高达36.1厘米，另一件玉琮（M3:16）达

15节。玉璧的尺寸也越来越大，无锡邱承墩M5随葬玉璧9件，外径均超过20厘米，其中M5:28外径

达26.4~26.8厘米；同墓的3件玉钺高度也超过20锥形器也如此，浙厘米，其中M5:6高30.7厘米［61］。嘉兴大坟出江桐乡新地里M73:15长33厘米［62］；

是目前已知良渚文化最长土的一件达38厘米［63］，的锥形器

［64］

。这一阶段优质玉料虽然枯竭，但相

质自然要比反山、瑶山的品种差。可见虽然找到

牟永抗先生曾提到“玉器”的影响，“对中国了新的玉料，但是玉色差别大，品质远不如之前。古代文明的诞生起了催化酶的作用，从而将随着套之中。可以说超越自然属性的玉和政治的神秘文明而来的政治权力，牢牢地包裹在了神秘的袍

［65］

。这一神化共同熔铸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

关遗址仍然出土如此大体量的玉器，看来新的品

秘的袍套，在笔者看来，虽然引领了良渚文化一

时的辉煌，但神秘主义的道路毕竟走不远，神秘

主义一旦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和维系的土壤，就什么都不是了。良渚社会的神秘主义消耗大量社会生产劳动力，高端手工业技术运用于非生产劳动，不同等级的聚落、同一聚落的内部通过这样的神秘主义来划分等级，随着资源的枯竭、艺术创造力的消怠甚至迷失，加之外部因素的冲击，良渚文化降下帷幕是正常的事。至于良渚文化因素影响所及之地和历史发展的后继者，是否还承接和高举了神秘主义的大旗，那是后话了。

2014年9月11日于安乐

12月14日定稿

1993年第1期。1999年第5期。2011年。

址调查试掘的相关重要信息。出版社2012年。

页；如塔山M50，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山县

文物管理委员会：《象山县塔山遗址第一、二期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刘军、王海明：《宁绍平原良渚文化初探》，《东南文化》［6］

［7］［16］田名利：《凌家滩墓地玉器渊源探寻》，《东南文化》［8］朔知：《凌家滩玉器综论》，中华玉文化中心等编《玉魂

，浙江古籍出版社国魄——凌家滩文化玉器精品展》

［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报告之

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收获》，《考古》2008年第3期。

［10］感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朔知先生告之凌家滩遗［11］［14］朔知：《长江下游的“玉石分野”与社会变革——

以五地墓葬材料为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考古学研究》（九），文物［12］［15］严文明：《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

滩》，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Ⅳ、V页。

［13］秦岭：《环太湖地区史前社会结构的探索》，北京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194～195页。

［17］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玉器全集》（1），河北

美术出版社1992年，图六四、六七、六八、七一、七五。［18］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广局、张家港博物馆：《江苏

张家港市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0年第8

《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总第243期

111

期。

［19］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博物馆：《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20］南京博物院：《赵陵山——1990~1995年度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06、274页。

［2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潜山县天宁寨新石器

时代遗址》，《考古》1987年第11期。

［2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3］赵晔：《官井头——大雄山丘陵史前文化的一个窗

口》，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四十八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浙江良渚官井头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1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8页。

［2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文物出版社2005

年，第220页。

［25］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94-1995年上海青浦崧泽

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41页、图三一·1、2。遗址的发掘》，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期，［2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海盐仙坛庙

遗址的早中期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2004年，第402页。

M101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3年第3期。

学考古学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上智大学：《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4期。

［37］福泉山考古队：《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

上海博物馆：《中国文物报》2011年10月21日第4版；《申城寻踪：上海考古大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132、133页；南京博物院：《赵陵山——1990~1995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95页；南京博物院、江阴博物馆：《高城墩》，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19、120页；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3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湖市博物馆：《浙江平湖市

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及墓地》，《考古》2005年第7期，第14页、图版肆·3。

［39］吴汝祚：《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1980年。

［40］罗家角考古队：《桐乡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

文物考古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27］西苕溪流域实足鬶的年代基本为崧泽文化早期，包括

长兴江家山实足鬶（M111:13），可能年代都偏早。态》，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33页、图2-2。的讨论》，《东南文化》2001年第6期。

［28］王宁远：《遥远的村落——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

［3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毘山》，文物

出版社2006年。

［31］刘斌、王宁远：《浙江杭州美人地良渚文化遗址》，国家

年，第42页。

文物局编《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1［32］王明达：《良渚遗址群再认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33］王明达：《论良渚遗址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2009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九辑，科学出版社［3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3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36］浙江省余杭县文管会：《浙江余杭横山良渚文化墓葬

清理简报》，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浙江余杭玉架山史前聚落遗址》，国家文物局编《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2年4月；浙江省文物局编：《发现历史——浙江新世纪考古成果展》，浙江摄影出版社2011年，第170、172页；北京大

［29］张敏：《句容城头山遗址出土的史前玉器及相关问题

页。

2011年，附表一。学报》2012年第4期。1999年第6期。

［4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

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17、352

［42］江苏省三星村联合考古队：《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

时代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

［43］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昆山绰镦遗址》，文物出版社

［44］张忠培：《中国父系氏族制发展阶段的考古学考察

——对含男性居本位的合葬墓的墓地的若干分析》，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1、2期，又载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45］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

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图三三、附表三。［46］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47］张忠培：《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考古［48］方向明：《分化中的凝聚——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

晚期聚落形态和结构的变迁》；宋建：《中国早期文明，上海博物馆编进程中的古国——凌家滩和福泉山》

《“城市与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稿》，2014年8月。另见黄翔、王建文：《“‘城市与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东南文化》2014年第5期。

［49］反山简报记录璧125件，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

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第8页。《反山》报告把原先定名为“环”的5件也一并计入“璧”中。

［50］方向明：《反山、瑶山墓地：年代学研究》，《东南文化》［51］王明达：《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初论》，《文物》1989年第

112

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

［52］刘斌：《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研究》，钱宪

和主编《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2011年。

［53］刘斌：《良渚文化玉琮初探》，《文物》1990年第2期。［54］牟永抗：《东方史前时期太阳崇拜的考古学观察》，（台

北）《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二卷第四期，1995年7月。［55］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纹样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6］方向明：《良渚文化“鸟蛇样组合图案”试析》，《东南文

化》1992年第2期。

［57］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的龙首纹与神人兽面纹之兽

面纹》，邓聪、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3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0～176页。

［58］关于龙首纹与兽面纹之间的关系，蒋卫东先生显然也

是持这一观点，他提到“至此，我们终于恍然大悟，原，浙江摄影东：《神圣与精致——良渚文化玉器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234页；《天地与祖先——良渚文化199、200页，图三六、三七。

12期。

者图案种属不同，崇拜渊源有差异，是两种崇拜偶像，，浙江摄参见刘斌：《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影出版社2007年，第131、145页。

［59］关于神人兽面像，可参见方向明：《良渚文化的神人兽

面像——玉器时代观念形态和美术形式的个案研究》，陈光祖、臧振华主编《东亚考古的新发现》（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方向明：《神人兽面的真像》，杭州出版社2013年。［60］“玉琮、璧和石斧上的所谓火烧痕迹当与某种物化反

应有关”，参见《近十年来江苏考古的新成果》，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03页。

［61］南京博物院等：《邱承墩——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

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6、159页。［6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

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

［63］陆耀华：《浙江嘉兴大坟遗址的清理》，《文物》1991年

第7期。

［64］新沂花厅M18:1，连套管通长40.3厘米，单体根据报告

丈量约35厘米。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70、171页。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90年，第Ⅻ页。

来龙首纹就是兽面纹的母体和原初形态”，参见蒋卫

玉器神人兽面纹的解读》，山东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编·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

出版社2014年，第45页。刘斌先生则继续坚持认为两

FANGXiang-ming

［65］牟永抗：《前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

（责任编辑、校对：毛颖）

SettlementsTransitionandtheFormationofaUnifiedBelief:

FromtheSongzetotheLiangzhu

（Zhejiang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Hangzhou,Zhejiang,310014）

bangtotheSongze,theTaihuLakebasinbecameakeyareawheresettlementswereformedanddeveloped.sourcessuchaswoods,stonesandjades,andfinallysettledintheareawhichlaterdevelopedtheLiangzhuCulture.TheprimitivereligiousbeliefrepresentedinthejadecultureofLiangzhucanbeseeninthegradeandscaleofthesettlementandtheidentityandsocialstatusofthetombowner.Alongwiththeformingofthejadeculture,jadeobjectssuchascong,bi,yueandanimal-facedshamanfigureswereproduced.Whilein

Abstract:Around4000BCwhenthelowerreachoftheYangtzeRiverjusttransitedfromtheMajia⁃

WhenitcametothelateperiodoftheSongzeCulture,thesesettlementsstartedmigratingseekingbetterre⁃

SongzeCulturetheritualandsacrificialwaresenjoyedagreatvariety,thejadecarvinginLiangzhuwasfor⁃sources,themissingofartisticcreativity,andtheaffectsfromexternalfactors.jadeculture;jadecarving;battle-axe;animal-facedshamanfigures.

malizedinsomestandardizedstyleasanexpressionofsocialstatusandmysticism.Suchculturalchangein⁃dicatedtheforthcomingofasocialchange:theLiangzhuCulturecametoanendwiththeexhaustionofre⁃

Keywords:SongzeCulture;LiangzhuCulture;settlementtransition;unifiedbelief;TaihuLakebasin;

102

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专题研究：崧泽文化

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

方向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14）

关键词：崧泽文化斧钺

神人兽面像中图分类号：K871.13

良渚文化

聚落变迁

统一信仰

环太湖流域

玉文化

琢玉工艺

对于良渚文化社会区域政体模式，笔者归纳为：它是一个建立在统一信仰下有着绝对精神倚地理环境相对独立又传承了马家浜文化深厚内

那么，这一区域政体模式的形成有着怎样的过程？这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

2014-12-15

方向明（1967-），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新石器时代考古。

文献标识码：Ａ

一进入崧泽文化后环太湖流域及周边地

区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态势

公元前4000年前后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从西辽河、黄河到长江流域，各地考古学文化进

36，500平方公里的环太湖流域有着相对独

下游地区则由马家浜文化进入到崧泽文化。立的自然地理环境，“又地处中国史前版图中的

东南一隅，地理位置限制了崧泽文化未能直接参

［2］

。太湖看上去是一个凝聚与和中原文化的交往”

《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总第243期

103

地处安徽巢湖的凌家滩文化，似乎没有像崧泽文化那样传承了马家浜文化的深厚积淀，凌家

［7］

。一般滩玉器的源头在本地区确实“无迹可寻”

靠天目山丰富资源的良渚遗址位于东苕溪流域，认为凌家滩文化与江苏南京的北阴阳营文化联

如果两者是同一文化，那么北阴阳营文系密切［8］。

以北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时期这一阶段，水”或岫岩玉中的“河磨料”。结合凌家滩遗址出

［11］

。石依然不分，尚处于长江下游“玉石分野”的阶段

浙江奉化名山后遗址延续到继续存在和发展［4］。

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时期，甚至也有刻划繁缛的螺旋纹结合鸟喙的纹样，但是河姆渡文化传统

的炊器绳纹釜却一直存在。奉化名山后与浙江余葬，绳纹釜和灰陶豆共存［5］。

姚鲞家山、象山塔山发现了这一阶段的少量墓

玉料甚至多个玉钻芯的随葬。如98M20化，河姆渡文化将跨越三千年，是“不可想象的”，多半成品、

［6］

。笔者认为，出土的4件“石板”，长度在38厘米左右，显然是为此他提出“良渚文化名山后类型”

松石各1件。与之前清理的凌家滩大墓一样，虽然

相对于崧泽文化墓葬中璜、斧钺、纺轮鲜明的性

别特征，凌家滩墓葬显然没有那样讲究。07M23随

葬的情况是：第二层璜1件、石钺9件、斧1件；第

一层璜12件、石钺44件、石斧3件、玉斧9件。该墓随葬器物齐全，玦、环、镯数量众多，仅玦就有34件，如此规格的大墓，居然也还有1件玉芯随

共30葬。87M15是一座随葬璜数量较多的大墓，件，有透闪石、蛇纹石、石英岩、玉髓、玛瑙等多种材质，似乎有欠严肃、规范。凌家滩墓葬中还有很

石锛的半成品；留存的玉芯达111件。严文明先生在《凌家滩》一书的《序》中把相邻的这几座随葬玉芯、玉料和石料等的墓葬主人直接称为“玉匠

［12］

。这些随葬特征与崧泽文化、良渚文或玉石匠”

化显贵大墓中严格的器物组合有着鲜明的对比。凌家滩文化的玉石手工业技术可能随着资源而或者其中的石器手工业被薛家岗文化所南移［13］，

但是这类异常发达的手工业始终没传承发扬［14］，

有给崧泽文化施加外围的压力。这与凌家滩显贵大墓的墓主人身份有关系，也与凌家滩文化分布范围不大、迄今没有发现第二处同时期毗邻的高

104

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

［15］

。会”

二环太湖流域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时期

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格局

关于崧泽文化的分区，《南河浜》报告分为三个区域，即“太湖以北的长江沿岸地区、太湖东南岸的广大地区、余杭地区”，“太湖西南的浙江湖

［24］

。州地区……可能可以作为另一单独的区域”

崧泽文化的这一分区与实足鬶的类型学分析的结果也基本一致。苏南沪沿江平原类型中，带把

关系上可能还比不上年代稍晚的江苏江浦营盘凌家滩文化对环太湖流域最直观的影山遗址［17］。

响就是江苏张家港东山村。东山村遗址是苏南沿遗址中大型墓和小型墓分区排列，遗存时代从马在长江流域地区发现崧泽文化早中期高等级大

［18］

江地区马家浜文化至崧泽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实足鬶越向东就越式微，青浦崧泽遗址早先发掘

［25］；时没有出土，1994-1995年度发掘也仅出土了三件

家浜文化延续到崧泽文化，专家们称之为“首次

墓，填补了崧泽文化时期没有高等级大墓的空如东山村M101大墓，时段上相当于马家浜文化

深入安吉递铺盆地的白，为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的文明找到了源头”。西苕溪流域的长兴江家山、

安乐和芝里遗址，还有弧腹和折腹带把实足鬶出土，但是良渚遗址群周边的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

［27］

。早期遗址中，实足鬶发现的就很少了

晚期至崧泽文化早期，出土有璜、玦、管和管形饰，陶器既有太湖流域的风格，也有宁镇地区的实际上这类特征在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特点［19］。

样，墓葬器物组合中璜、钺共存，丝毫没有典型崧泽文化墓葬中璜女性、钺男性的规制。

［20］

。计，流，但是很鲜明，如赵陵山兽形片状玉饰（M84:1）自然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行为。首先是集群的

一格局只是被进一步深化而已。源占有上的优势。

而在浙北杭嘉平原则几乎没有踪迹，仅海盐仙坛

［26］

，当然这也与这庙M37、M166出土了弧腹实足鬶

类实足鬶年代较早有关；浙北山地类型较为复杂，

崧泽文化的分区完全奠定了其后良渚文化

的基本格局，在良渚遗址群中心地位确立后，这

崧泽文化晚期那群先知先觉的、又掌握了高

端手工业技术的部族选择良渚遗址作为千年大

［29］

，最的毁灭，铸就了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辉煌”

后选定良渚遗址群作为发展的基地，就是基于资

《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总第243期

105

［33］

。从良渚遗址“就地取材”

图一//良渚遗址中木材的使用

3.良渚庙前的垫板木桩干栏式建筑1.良渚庙前遗址的木构水井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玉材资源。地质学家曾指出天目山脉有生成玉矿的地质条件，良渚文化玉器是

说明这一区域从早到晚一直与良渚纹的玉琮［37］，

遗址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良渚遗址群与这些点之间呈现的是一种远程控制和

三

统一信仰是如何形成的

木材、石材和玉材是资源中最主要的三材［32］，被控制的关系（图三）。

本文所指的统一信仰或者说“信仰认同”，是

2.良渚古城美人地木板护岸

4.良渚后杨村M4独木棺

明玉料总体上并不大。良渚塘山土垣清理的制玉作坊中曾出土一件透闪石软玉的“河砾石”标本，表皮经过

打磨，露出玉芯，个体仅拳头大小［35］。

106

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

资源控制和高端工艺技术的反映，也是族群高度认同的产物。

图二//反山琮（M12：98

）

下来，浙江平湖庄桥坟良渚文化墓葬中就有鹿角靴型器一对［38］。

晚期到良渚文化时期，无论聚落规模的大小、等级有无不同，但这一模式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良渚遗址群依仗着资源的控制和聚落所在

首先是同文同种，要有直接的传承。马家浜

是新石器时代分布于江淮和长江下游的重要器件，从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龙虬庄文化就开始出现，但惟独良渚文化继承了

图三//良渚遗址玉文化对于周边的影响和控制

、玉钺（M12:100）、柱形器（M12:87）、权的距离。同文同种没有传承也不行，角质靴型器（M12:98）

杖（M12:103）瑁上的神人兽面像成为当时的标准像（图四），并为近千年之后的福泉山吴家场M207的象牙权杖所继承。这种高度认同的记忆极其匪

夷所思，如果没有对信仰的执着，没有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是难以想象的。

这个统一信仰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琮、璧、钺和神人兽面像的形成过程。

［39］

。吴汝祚先生最早把有孔斧视同为钺

的特殊位置，主导了良渚玉文化的导向，反山琮

长江下游地区石钺早在马家浜文化晚期就开始出现，如罗家角石钺

《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总第243期

107

林沄先生释“王”为斧钺，“在斧钺作为王权的象征物之前，它是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酋长的

［46］

；张忠培先生最近再次提到“中国自文明权杖”

相对而言，相邻的宁镇地区钺的极少量的钺［41］。

数量和品质远远高于环太湖流域，如金坛三星村M38、M513还出土了有骨质帽和牙质镦的豪华石长江对岸的凌家滩无孔的斧、有孔的钺数钺［42］；

［47］

。笔者2014年8月在上海博物得进一步研究”

认为用钺的情景和衍变“突出男性权贵控制崧泽文化阶段，这两个性别群体大体势均力敌。时，

［48］

。因此，就目前的研究而的力量和世俗权力”

［43］

旗鼓相当之外，反山墓地以M12为核心的布局，型的玉器，神人兽面像与琮相始终，所以有学者

曾形容兽面纹是构成良渚文化玉琮的核心因素，认为是太阳神，并认为古代东方普遍存在着太阳崇拜，“介”字形冠状符号和光芒是东方太阳神的

［54］

。重要标识，不同的太阳神是不同观念形态的产物

关于神人兽面像的图意，牟永抗先生座墓葬中仅M22、M23随葬玉璜而不随葬玉石钺。是灵魂［53］。

是探索图意的一条路径。

言，暂时不把钺和军权联系起来是妥切的。

良渚文化时期典型的小好宽肉玉璧与崧泽

。环璧再发展到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璧，这一演变过

刘斌先生也认为“璧在良璧是财富的象征物［51］，

渚早期可能仅仅是对于不适宜制作其他玉器的一种玉料的利用和占有……并没有不可或缺的

［52］

。不管什么原因，璧的演变较为清固定职能”

晰，接下来只需要讨论神人兽面像的问题了。

琮贯穿了良渚文化始终，是良渚文化最为典

虽然对于神人兽面像图意的认识，大家并不都认同，但不管如何，这个图像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却

108

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由此可

图四//反山M12神人兽面像的“标准像”

1.琮（M12：98）2.钺（M12：100）3.柱形器（M12：87）4.瑁（M12：103）

纹样与瑶山圆牌（M2:17）龙首纹展开纹样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55］

笔者早在1996年“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会

议”提交的小文中，就注意到了如瑶山璜（M4:34）我们丝毫不否认东山村遗址在长江下游文明化

四远

还有

神秘主义和艺术僵化的道路没有走太

；之前也曾关注过这一时

期流行在玉器和陶器上的“圆涡线加了两笔三角

［56］

；整理反山报告时发现无论尖形的喙状刻线”

是神人、兽面的眼角还是小尖喙，都是有意而为变体后刻在螺旋体上；之后笔者在《良渚文化玉

的多道刻划，实际上是把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器的龙首纹与神人兽面纹之兽面纹》明确指出兽而来，兽面像的部分元素肯定继承了龙首纹［58］，

至于兽面像的和龙首纹［59］。

姿势是如何形成的，神人是如何出现的，还有待于进一

步的研究和确认。关于神人兽面像和琮之间的关系，琮反映了良渚社会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今后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图五）。

上述问题涉及到张家

港东山村的发现是否是“良渚文化源头”的问题。

《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总第2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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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晚期这一领域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如玉器图像上的细节有了一些变形，兽面

1.桐乡普安桥玉龙（M8：28）2.瑶山圆牌（M2：17）3.瑶山璜（M4：34）4.湖州邱城豆盘（M3：8）

5.河姆渡陶兽形塑（T223（4A）：106）6.瑶山牌饰（M7：55）7.反山琮（M20：122）

图五//龙首纹与神人兽面像

像兽面大眼的“眼睑”部位不再为圆弧状，而是呈微尖突状；填刻的螺旋纹也不再呈圆弧状，而是呆滞的直线圆拐角状。另外，陶器上也有兽面像

的摹刻，如良渚古城葡萄畈所出（图六）。这些都预示着社会变革即将来临。

110

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

［1］方向明：《阶级社会下的统一信仰——环太湖流域新石

明的衰落原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图六//

良渚古城葡萄畈陶壶残片上的兽面像

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3］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

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44页。［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37～348页。［5］如名山后M4，参见名山后遗址考古队：《奉化名山后遗

15节。玉璧的尺寸也越来越大，无锡邱承墩M5随葬玉璧9件，外径均超过20厘米，其中M5:28外径

达26.4~26.8厘米；同墓的3件玉钺高度也超过20锥形器也如此，浙厘米，其中M5:6高30.7厘米［61］。嘉兴大坟出江桐乡新地里M73:15长33厘米［62］；

是目前已知良渚文化最长土的一件达38厘米［63］，的锥形器

［64］

。这一阶段优质玉料虽然枯竭，但相

质自然要比反山、瑶山的品种差。可见虽然找到

［65］

。这一神化共同熔铸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

关遗址仍然出土如此大体量的玉器，看来新的品

秘的袍套，在笔者看来，虽然引领了良渚文化一

时的辉煌，但神秘主义的道路毕竟走不远，神秘

2014年9月11日于安乐

12月14日定稿

1993年第1期。1999年第5期。2011年。

址调查试掘的相关重要信息。出版社2012年。

页；如塔山M50，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山县

文物管理委员会：《象山县塔山遗址第一、二期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刘军、王海明：《宁绍平原良渚文化初探》，《东南文化》［6］

［7］［16］田名利：《凌家滩墓地玉器渊源探寻》，《东南文化》［8］朔知：《凌家滩玉器综论》，中华玉文化中心等编《玉魂

，浙江古籍出版社国魄——凌家滩文化玉器精品展》

［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报告之

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收获》，《考古》2008年第3期。

［10］感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朔知先生告之凌家滩遗［11］［14］朔知：《长江下游的“玉石分野”与社会变革——

滩》，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Ⅳ、V页。

［13］秦岭：《环太湖地区史前社会结构的探索》，北京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194～195页。

［17］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玉器全集》（1），河北

美术出版社1992年，图六四、六七、六八、七一、七五。［18］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广局、张家港博物馆：《江苏

张家港市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0年第8

《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总第243期

111

期。

［19］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博物馆：《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20］南京博物院：《赵陵山——1990~1995年度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06、274页。

［2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潜山县天宁寨新石器

时代遗址》，《考古》1987年第11期。

［2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3］赵晔：《官井头——大雄山丘陵史前文化的一个窗

［2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文物出版社2005

年，第220页。

［25］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94-1995年上海青浦崧泽

遗址的早中期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2004年，第402页。

M101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3年第3期。

学考古学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上智大学：《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4期。

［37］福泉山考古队：《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

［3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湖市博物馆：《浙江平湖市

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及墓地》，《考古》2005年第7期，第14页、图版肆·3。

［39］吴汝祚：《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1980年。

［40］罗家角考古队：《桐乡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

文物考古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27］西苕溪流域实足鬶的年代基本为崧泽文化早期，包括

长兴江家山实足鬶（M111:13），可能年代都偏早。态》，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33页、图2-2。的讨论》，《东南文化》2001年第6期。

［28］王宁远：《遥远的村落——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

［3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毘山》，文物

出版社2006年。

［31］刘斌、王宁远：《浙江杭州美人地良渚文化遗址》，国家

年，第42页。

文物局编《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1［32］王明达：《良渚遗址群再认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33］王明达：《论良渚遗址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2009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九辑，科学出版社［3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3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36］浙江省余杭县文管会：《浙江余杭横山良渚文化墓葬

［29］张敏：《句容城头山遗址出土的史前玉器及相关问题

页。

2011年，附表一。学报》2012年第4期。1999年第6期。

［4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

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17、352

［42］江苏省三星村联合考古队：《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

时代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

［43］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昆山绰镦遗址》，文物出版社

［44］张忠培：《中国父系氏族制发展阶段的考古学考察

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图三三、附表三。［46］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47］张忠培：《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考古［48］方向明：《分化中的凝聚——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

晚期聚落形态和结构的变迁》；宋建：《中国早期文明，上海博物馆编进程中的古国——凌家滩和福泉山》

《“城市与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稿》，2014年8月。另见黄翔、王建文：《“‘城市与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东南文化》2014年第5期。

［49］反山简报记录璧125件，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

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第8页。《反山》报告把原先定名为“环”的5件也一并计入“璧”中。

［50］方向明：《反山、瑶山墓地：年代学研究》，《东南文化》［51］王明达：《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初论》，《文物》1989年第

112

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

［52］刘斌：《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研究》，钱宪

和主编《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2011年。

［53］刘斌：《良渚文化玉琮初探》，《文物》1990年第2期。［54］牟永抗：《东方史前时期太阳崇拜的考古学观察》，（台

北）《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二卷第四期，1995年7月。［55］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纹样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

化》1992年第2期。

［57］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的龙首纹与神人兽面纹之兽

面纹》，邓聪、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3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0～176页。

［58］关于龙首纹与兽面纹之间的关系，蒋卫东先生显然也

12期。

者图案种属不同，崇拜渊源有差异，是两种崇拜偶像，，浙江摄参见刘斌：《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影出版社2007年，第131、145页。

［59］关于神人兽面像，可参见方向明：《良渚文化的神人兽

应有关”，参见《近十年来江苏考古的新成果》，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03页。

［61］南京博物院等：《邱承墩——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

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6、159页。［6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

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

［63］陆耀华：《浙江嘉兴大坟遗址的清理》，《文物》1991年

第7期。

［64］新沂花厅M18:1，连套管通长40.3厘米，单体根据报告

来龙首纹就是兽面纹的母体和原初形态”，参见蒋卫

玉器神人兽面纹的解读》，山东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编·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

出版社2014年，第45页。刘斌先生则继续坚持认为两

FANGXiang-ming

［65］牟永抗：《前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

（责任编辑、校对：毛颖）

SettlementsTransitionandtheFormationofaUnifiedBelief:

FromtheSongzetotheLiangzhu

（Zhejiang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Hangzhou,Zhejiang,310014）

Abstract:Around4000BCwhenthelowerreachoftheYangtzeRiverjusttransitedfromtheMajia⁃

WhenitcametothelateperiodoftheSongzeCulture,thesesettlementsstartedmigratingseekingbetterre⁃

malizedinsomestandardizedstyleasanexpressionofsocialstatusandmysticism.Suchculturalchangein⁃dicatedtheforthcomingofasocialchange:theLiangzhuCulturecametoanendwiththeexhaustionofre⁃

Keywords:SongzeCulture;LiangzhuCulture;settlementtransition;unifiedbelief;TaihuLakebasin;

聚落变迁与统一信仰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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