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
摘要：本文具体讨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即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人的“左倾”错误。从三次“左倾”错误的根源、出现、发展、结果等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并对建党初期出现的这三次错误进行反思和总结。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 三次“左倾”错误
正文： 要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就必须知道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按照这种理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之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前的这一段时期都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期间经历了北伐战争（1924-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和解放战争（1945-1949年）四个历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连续出现了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三次“左倾”错误分别为：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李立三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王明教条主义（1931
年1月—遵义会议前）。
下面具体介绍和分析三次“左倾”错误：
一、“复仇心理”导致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全国进行了大屠杀，一共杀了31万人，其中共产党人26000人。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1927年11年9日，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系统地提出了“无间断革命”理论，认为“中国革命虽然简直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剧直下的进于
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共中央在“无间断革命”理论指导下做出重要决策：一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实行大换班；二是，组织暴动计划，策划了广州暴动、武汉暴动、长沙暴动、上海暴动等一系列暴动，并试图搞两湖（湖南、湖北）年关总暴动。这些暴动均以失败告终，使革命蒙受了重大损失。
1928年2月形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无间断革命”的理论，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便结束了。
二、“过分乐观”导致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 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
（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
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求反“左”倾错误的贯彻。六届三中全会从思想上、组织上基本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全党工作才开始转上正常轨道。
三、迷信“共产国际”导致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1930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中, 提出“立三”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指出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 强调中国共产党应继续执行“进攻”路线, 抱定“武装起义的方针”,“切实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 要“教育、团结、组织群众, 把他们引导到决战的阵地上去。”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打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他们夸大中国当时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意义, 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 并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浪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 指责中国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 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王明的观点在其经典小册子《两条路线》( 即《为中共更加布尔赛维克化而斗争》) 中就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 在农村中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和平格局思想”、
“保守观念”、“地方观念”、“右倾”; 坚持“城市中心论”, 主张要以城市的工人暴动为主; 李立三的错误总的说来是右倾,“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 等等。除此以外, 他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可以说, 这些观点和李立三是一致的, 甚至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 气焰更嚣张一经付诸实践后所造成的危害就更加恶劣:不仅使党的国统区工作陷入一片混乱, 而且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使党组织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 被迫开始长征。
1935 年1 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撤去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领导职务, 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
总结：
探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发展的原因可知，首先， 1927年4-12政变前,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占上风,而且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以至在4-12政变的血腥屠杀时毫无抵抗能力，之后的左倾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矫枉过正,也是历史的因果关系.；其次，我党还相当不成熟.面对强大的敌人和瞬息万变的形势,往往估计不足,或幻想在短期内取得全国胜利,或沉不住气,采取一些拼命的做法.；其三，国际共运的影响,食洋不化,照搬照套苏联的经验。一个不成熟的共产国际指挥着一个不成熟的中共，一个脱离实际的上级引领着一个理想化的下级，一
个缺陷甚多的组织指导着一个同样问题多多的组织者，所有的问题结合起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而纵观“左”倾错误的三个方面,不难看出,它们给党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恶劣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都分别在不同时期将党和党的组织推到了死亡的边缘。这是非常时期对党最深刻的考验!因此,需要客观地分析、科学地总结,吸取教训,为现阶段更好地加强思想建设提供借鉴。
参考资料：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
摘要：本文具体讨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即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人的“左倾”错误。从三次“左倾”错误的根源、出现、发展、结果等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并对建党初期出现的这三次错误进行反思和总结。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 三次“左倾”错误
正文： 要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就必须知道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按照这种理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之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前的这一段时期都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期间经历了北伐战争（1924-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和解放战争（1945-1949年）四个历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连续出现了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三次“左倾”错误分别为：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李立三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王明教条主义（1931
年1月—遵义会议前）。
下面具体介绍和分析三次“左倾”错误：
一、“复仇心理”导致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全国进行了大屠杀，一共杀了31万人，其中共产党人26000人。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1927年11年9日，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系统地提出了“无间断革命”理论，认为“中国革命虽然简直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剧直下的进于
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共中央在“无间断革命”理论指导下做出重要决策：一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实行大换班；二是，组织暴动计划，策划了广州暴动、武汉暴动、长沙暴动、上海暴动等一系列暴动，并试图搞两湖（湖南、湖北）年关总暴动。这些暴动均以失败告终，使革命蒙受了重大损失。
1928年2月形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无间断革命”的理论，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便结束了。
二、“过分乐观”导致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 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
（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
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求反“左”倾错误的贯彻。六届三中全会从思想上、组织上基本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全党工作才开始转上正常轨道。
三、迷信“共产国际”导致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1930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中, 提出“立三”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指出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 强调中国共产党应继续执行“进攻”路线, 抱定“武装起义的方针”,“切实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 要“教育、团结、组织群众, 把他们引导到决战的阵地上去。”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打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他们夸大中国当时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意义, 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 并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浪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 指责中国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 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王明的观点在其经典小册子《两条路线》( 即《为中共更加布尔赛维克化而斗争》) 中就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 在农村中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和平格局思想”、
“保守观念”、“地方观念”、“右倾”; 坚持“城市中心论”, 主张要以城市的工人暴动为主; 李立三的错误总的说来是右倾,“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 等等。除此以外, 他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可以说, 这些观点和李立三是一致的, 甚至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 气焰更嚣张一经付诸实践后所造成的危害就更加恶劣:不仅使党的国统区工作陷入一片混乱, 而且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使党组织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 被迫开始长征。
1935 年1 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撤去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领导职务, 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
总结：
探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发展的原因可知，首先， 1927年4-12政变前,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占上风,而且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以至在4-12政变的血腥屠杀时毫无抵抗能力，之后的左倾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矫枉过正,也是历史的因果关系.；其次，我党还相当不成熟.面对强大的敌人和瞬息万变的形势,往往估计不足,或幻想在短期内取得全国胜利,或沉不住气,采取一些拼命的做法.；其三，国际共运的影响,食洋不化,照搬照套苏联的经验。一个不成熟的共产国际指挥着一个不成熟的中共，一个脱离实际的上级引领着一个理想化的下级，一
个缺陷甚多的组织指导着一个同样问题多多的组织者，所有的问题结合起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而纵观“左”倾错误的三个方面,不难看出,它们给党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恶劣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都分别在不同时期将党和党的组织推到了死亡的边缘。这是非常时期对党最深刻的考验!因此,需要客观地分析、科学地总结,吸取教训,为现阶段更好地加强思想建设提供借鉴。
参考资料：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