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段独白/旁白，已成为《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形象的代名词，也是莎士比亚的标志性语言，数百年来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或文本中流传，以“原声”或以各种戏仿的变体。前者是生活中迟疑者/犹疑者的“原型”――自从他被创造出来之后――后者则被称颂为“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有关《哈姆雷特》的评论汗牛充栋，但迄今为止，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生平所知甚少，对他的内心生活几近一无所知，而且作家本人也未曾留下创作谈之类的只言片语。除了从文艺复兴这个宏大背景来理解它，我们怎样进入莎士比亚，尤其是哈姆雷特的内心世界，并意识到在经典中隐藏着的，其实是熟悉又陌生的自己，仿佛“莎士比亚写的就是我”？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经典。语文教材中入选的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经典，或即将进入经典行列;但莎士比亚的地位与其他经典作家相比，是不一样的：他应当被看作“经典中的经典”。当代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曾从数百个往昔公认的西方经典作家中挑选出二十六位代表人物，写成《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他将莎士比亚作为全书的第一人来品评，认为莎士比亚作品的经典在其“原创性”;“他让我们不论在外地还是在异国都有回乡之感。他的感化和浸染能力无人可比”。①也就是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往往给人以“熟悉的陌生感”，让我们有一种精神上的亲近感。 第二个问题是哈姆雷特的形象特征及其意义。如前所述，作为人物形象的哈姆雷特已成为迟疑者或犹疑者的代名词;莎士比亚在他的作品中描写的是“这一个”，但却并不止于一个人，而是一类人。此后，许多作家也创作出“类人”形象，比如俄国作家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人笔下的“多余人”，契诃夫刻画的“套中人”，加缪塑造的“局外人”，卡夫卡揭示的异化的“虫人”等。著名学者王元化回忆，他对哈姆雷特性格的认识经历过变化。最初他认为造成哈姆雷特迟疑的原因，不是由于他的怯懦，而是由于他的生活发生的突变和巨变，“世态的炎凉，处境的险恶，朋友的背叛，是这位从小在宫廷养尊处优的王子所无法承受的。他惊恐地发现脚下布满陷阱，随时都会陷落下去。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迫使他不得不怀疑，不得不思考”。也正是在思考中，他由幼童变成成人。后来他意识到，除了环境的急骤变化，哈姆雷特的迟疑也有他的性格所起的作用，其中的遗传因素不可忽视。②这就是说，贵为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的心中除了善良、正直、崇高、热爱之外，别无他物，而偏偏这样一颗异常敏感的心灵，在自己母亲和叔父身上遭逢了世上最邪恶的人性，他将怎样？歌德用形象的比喻予以说明：“……就像一棵橡树种在一个贵重的花盆里，而这花盆只能种植可爱的花卉，树根生长，花盆便碎了。”③哈姆雷特在与父亲的鬼魂对话后的疯癫确实是佯装的，实际上，这种佯装何尝不是他精神崩溃、心灵轰毁的最好掩饰，只不过在戏剧舞台上，这种巧妙的掩饰需要用戏剧语言和肢体动作传达出来。如果我们以“正常人”的逻辑来要求他，不仅不符合戏剧情境，也与莎士比亚的良苦用心相忤逆：作家显然把整个的自己投射进他所偏爱的人物形象――哈姆雷特不妨看作莎士比亚自我人格的杰出画像。 读者如果也能把自己投射进这出悲剧里，将意识到哈姆雷特形象的另一大价值：认识你自己，认清那混沌难辨的自我。在特定的戏剧情境中，哈姆雷特内心的煎熬正是他不断逼近自我的本性的生动过程。哈罗德・布鲁姆透过哈姆雷特这个形象指出，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是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而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哈姆雷特在舞台上的旁白/独白即是“心灵的自我对话”的呈现，没有比这更清醒，也没有比这更悲哀的自我领悟;他必死无疑，就像加缪笔下孤独的“局外人”，并不希求任何的拯救。剧中人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踽踽独行，他认清了自我，也让我们看清了他的自我，由此敦促我们反转向自身，那个扑朔迷离的自我。这是经典的力量。 第三个问题是莎士比亚写作的价值及其启示。首先，莎士比亚作品所呈现的、让人有“回乡之感”的原创性，恰恰是今天的文学创作所匮乏的。更多的作家关心的是如何使自己的作品与别人“不一样”，并将此当作“创新”;作品因之给读者带来的隔膜感、怪异感。事实上，成熟的作家不会为了追求“不一样”而在艺术上花样翻新，作品的最终价值仍然取决于对生活、对人性探索的高度和广度。 其次是对时代的超越。莎士比亚的作品自然深植于他的时代，但却超越了时代。朱生豪说：“于世界文学史中，足以笼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为词坛之宗匠，诗人之冠冕者，其唯希腊之荷马，意大利之但丁，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乎。……然以超脱时空限制一点而论，则莎士比亚之成就，实远在三子之上。盖莎翁笔下之人物，虽多为古代之贵族阶级，然彼所发掘者，实为古今中外贵贱贫富人人所同具之人性。”④经由特殊的个体形象去发掘人人所具有的人性，这同样是今天的文学创作所面临的严峻课题。 哈姆雷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此外惟余沉默。”他之前在墓地看小丑掘墓时就慨叹“我们大可看透生命无常的消息”。他死得其所，死而无憾，留下更多的人在“哈姆雷特式悖论”里挣扎。经典不是供奉在遥远时代庙堂里的经卷，它的一字一句都好像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 注释： ①[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页，第2页。 ②王元化：《莎剧解读・序》，见张可、元化译《莎剧解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③[德]歌德：《威廉・麦斯脱的学习时代》，译文参见王元化《莎剧解读・序》，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页。 ④《莎士比亚悲剧喜剧全集・悲剧Ⅰ》，朱生豪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年，第3页。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段独白/旁白，已成为《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形象的代名词，也是莎士比亚的标志性语言，数百年来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或文本中流传，以“原声”或以各种戏仿的变体。前者是生活中迟疑者/犹疑者的“原型”――自从他被创造出来之后――后者则被称颂为“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有关《哈姆雷特》的评论汗牛充栋，但迄今为止，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生平所知甚少，对他的内心生活几近一无所知，而且作家本人也未曾留下创作谈之类的只言片语。除了从文艺复兴这个宏大背景来理解它，我们怎样进入莎士比亚，尤其是哈姆雷特的内心世界，并意识到在经典中隐藏着的，其实是熟悉又陌生的自己，仿佛“莎士比亚写的就是我”？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经典。语文教材中入选的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经典，或即将进入经典行列;但莎士比亚的地位与其他经典作家相比，是不一样的：他应当被看作“经典中的经典”。当代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曾从数百个往昔公认的西方经典作家中挑选出二十六位代表人物，写成《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他将莎士比亚作为全书的第一人来品评，认为莎士比亚作品的经典在其“原创性”;“他让我们不论在外地还是在异国都有回乡之感。他的感化和浸染能力无人可比”。①也就是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往往给人以“熟悉的陌生感”，让我们有一种精神上的亲近感。 第二个问题是哈姆雷特的形象特征及其意义。如前所述，作为人物形象的哈姆雷特已成为迟疑者或犹疑者的代名词;莎士比亚在他的作品中描写的是“这一个”，但却并不止于一个人，而是一类人。此后，许多作家也创作出“类人”形象，比如俄国作家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人笔下的“多余人”，契诃夫刻画的“套中人”，加缪塑造的“局外人”，卡夫卡揭示的异化的“虫人”等。著名学者王元化回忆，他对哈姆雷特性格的认识经历过变化。最初他认为造成哈姆雷特迟疑的原因，不是由于他的怯懦，而是由于他的生活发生的突变和巨变，“世态的炎凉，处境的险恶，朋友的背叛，是这位从小在宫廷养尊处优的王子所无法承受的。他惊恐地发现脚下布满陷阱，随时都会陷落下去。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迫使他不得不怀疑，不得不思考”。也正是在思考中，他由幼童变成成人。后来他意识到，除了环境的急骤变化，哈姆雷特的迟疑也有他的性格所起的作用，其中的遗传因素不可忽视。②这就是说，贵为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的心中除了善良、正直、崇高、热爱之外，别无他物，而偏偏这样一颗异常敏感的心灵，在自己母亲和叔父身上遭逢了世上最邪恶的人性，他将怎样？歌德用形象的比喻予以说明：“……就像一棵橡树种在一个贵重的花盆里，而这花盆只能种植可爱的花卉，树根生长，花盆便碎了。”③哈姆雷特在与父亲的鬼魂对话后的疯癫确实是佯装的，实际上，这种佯装何尝不是他精神崩溃、心灵轰毁的最好掩饰，只不过在戏剧舞台上，这种巧妙的掩饰需要用戏剧语言和肢体动作传达出来。如果我们以“正常人”的逻辑来要求他，不仅不符合戏剧情境，也与莎士比亚的良苦用心相忤逆：作家显然把整个的自己投射进他所偏爱的人物形象――哈姆雷特不妨看作莎士比亚自我人格的杰出画像。 读者如果也能把自己投射进这出悲剧里，将意识到哈姆雷特形象的另一大价值：认识你自己，认清那混沌难辨的自我。在特定的戏剧情境中，哈姆雷特内心的煎熬正是他不断逼近自我的本性的生动过程。哈罗德・布鲁姆透过哈姆雷特这个形象指出，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是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而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哈姆雷特在舞台上的旁白/独白即是“心灵的自我对话”的呈现，没有比这更清醒，也没有比这更悲哀的自我领悟;他必死无疑，就像加缪笔下孤独的“局外人”，并不希求任何的拯救。剧中人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踽踽独行，他认清了自我，也让我们看清了他的自我，由此敦促我们反转向自身，那个扑朔迷离的自我。这是经典的力量。 第三个问题是莎士比亚写作的价值及其启示。首先，莎士比亚作品所呈现的、让人有“回乡之感”的原创性，恰恰是今天的文学创作所匮乏的。更多的作家关心的是如何使自己的作品与别人“不一样”，并将此当作“创新”;作品因之给读者带来的隔膜感、怪异感。事实上，成熟的作家不会为了追求“不一样”而在艺术上花样翻新，作品的最终价值仍然取决于对生活、对人性探索的高度和广度。 其次是对时代的超越。莎士比亚的作品自然深植于他的时代，但却超越了时代。朱生豪说：“于世界文学史中，足以笼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为词坛之宗匠，诗人之冠冕者，其唯希腊之荷马，意大利之但丁，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乎。……然以超脱时空限制一点而论，则莎士比亚之成就，实远在三子之上。盖莎翁笔下之人物，虽多为古代之贵族阶级，然彼所发掘者，实为古今中外贵贱贫富人人所同具之人性。”④经由特殊的个体形象去发掘人人所具有的人性，这同样是今天的文学创作所面临的严峻课题。 哈姆雷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此外惟余沉默。”他之前在墓地看小丑掘墓时就慨叹“我们大可看透生命无常的消息”。他死得其所，死而无憾，留下更多的人在“哈姆雷特式悖论”里挣扎。经典不是供奉在遥远时代庙堂里的经卷，它的一字一句都好像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 注释： ①[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页，第2页。 ②王元化：《莎剧解读・序》，见张可、元化译《莎剧解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③[德]歌德：《威廉・麦斯脱的学习时代》，译文参见王元化《莎剧解读・序》，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页。 ④《莎士比亚悲剧喜剧全集・悲剧Ⅰ》，朱生豪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