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振复
上海文化 1995年04期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典籍中，很难找出一部像《周易》这样具有如此独异的思想和学术品格的书来。当前我国的易学研究，大致沿袭传统易学，试图拓展研究思路与方法，成果颇丰。本文作者认为，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及其成果大致上可分为彼此相联系的六个方面，即：“传统易”、“攷古易”、“科学易”、“历史易”、“预测易”、“文化易”，其中“文化易”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前五大治易课题的综合。在作者看来，对《周易》的盲目崇拜或简单排斥都是不可取的，重要的是，通过众多学人的共同努力，实事求是，探赜索微，建构中国当代易学文化体系。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典籍中，似乎难以找出一部像《周易》这样具有如此独异的思想和学术品格的书来。其卦爻符号系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语符；其文辞的简古玄奥；加以卦爻符号系统与文辞之间语义关系的错综复杂、朦胧游移，颇显得这位中华“智者”的脾性刁钻古怪。的确，当代读者与《周易》之间存在着比较巨大的文化时差，这是漫长的历史距离。对一系列卦爻语境的译码，亦即接受与被接受，确是发生在今人与古人之间的一场颇为艰苦而有趣的“对话”。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周易》是一个中华古代的“综合知识库”，是所谓“东方神秘主义”的代表之作。卡普拉(F·Capra)《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曾经指出，“可以把《易经》看成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权威们认为，它在中国2000多年来所享有的地位，只有其他文化中的《吠陀》和《圣经》可以相比。”冯友兰也曾经说过，《周易》是一个“空套子”，似乎什么都可以填进去，消化得了，解释得通。这很难说是思想走入迷途，而在说明《周易》的思想容量及其朴素的辨证思维的确有点非同一般。冠居“群经”的《周易》，无疑具有撩人魂魄的学术魅力。当然，就其思想品格而言，它自有其陈旧的一面。在千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中，大概这就是易学基础上一直是显学的原因之一，而其陈旧之处自应受到合理的扬弃。
当前我国的易学研究，大致具有沿袭传统易学、试图拓展研究思路与方法、且成果颇丰的特点。近十数年“周易热”的经久未衰，成为新时期所出现的弘扬民族文化的一种学术景观。其间，各地竞相重印大批历代易学名著、出版今人新作，数量之巨，前所未见。其中不乏古今严谨学者的优秀著论，亦难免良莠不齐。一些与易学相关的民间方术杂学之书占有相当比重，弄得有些“滥”。从易学研究的社团学术组织来看，除了较早成立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周易研究会”之外，北京、上海、吉林、山东、福建、河南、陕西与广西等地，关于易学的“学会”、“中心”、“研究所”之类纷纷面世并展开活动，其团体之伙，人群之众，看来非其它学术领域可以相比。至于不同规模与层次的易学研讨会，大有彼伏此起之势。其中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学者加强了与欧美、亚洲诸多国家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易学研究的交流。这说明中国当代易学的勃勃生机与活力。
笔者以为，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及其成果，大致上可以分为彼此相联系的六个方面：
一、“传统易”。基本沿着中国易学史上易学研究的传统思路与方法，对《周易》通行本进行卦爻符号与文辞的全面笺注与解读，是传统“象数易”与“义理易”的承续与发展。
中国传统易学始于春秋战国之世，《左传》、《国语》记述周史、司空季子等所占筮例凡二十有二，其间已启象数、义理之端绪。大致上成篇于战国的《易传》，是包容象数、义理之学的中国易学的奠基之作。此后，“汉易”偏于象数而时涉义理。西汉施仇、孟喜、梁丘贺与京房以及东汉虞翻、郑玄与荀爽等的易学，可为代表，往往以“卦气”、“飞伏”、“阴阳五行”、“乾升坤降”与“卦变”之说来立论与治易。汉末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亦以汉易“阴阳卦气”之论来解释黄老学派所钟爱的炼丹术。“汉易”发展至东汉，其谶纬化趋势愈炽，至而逸象蜂起，便有魏晋王弼“尽扫象数”、首倡“得意忘象”之学。王弼易学以老庄解易，以无为本，是“义理易”的时代新学。然其实并未能绝对排斥象数，不过是对《周易》象学的哲学阐释。王弼“义理易”是中国义理派易学的第一次高潮。其第二次高潮是伴随以宋明理学一起到来的。偏重以义理治易的“宋易”，大致可有程颐、朱熹所持理一元论的“哲理易”、胡瑷等的“伦理易”以及李光、杨万里以史解易、抒寄时世忧患的“历史易”等等分别。宋代义理之学大炽之时，尚有陈抟、邵雍的图书派即宋代“象数易”亦盛极一时，说明“宋易”偏于义理而不弃象数。直至清代，正如义理易那样，象数易也得到复兴，以张惠言、惠栋和焦循为代表。而与清代朴学互为生发的，是如陈梦雷《周易浅述》八卷那样具有象数、义理兼治的特点。
尽管中国易学史上诸多治易大家宗派林立、歧见纷呈，而从治易之方法来看，大凡不外通过对《周易》卦爻与文辞的注解，阐发其学术见解甚或建立易学体系，这也大致上是当代“传统易”的基本特点之一。就笔者仅见，这方面暂为归入当代“传统易”的比较有影响的易著，有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版）、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版）、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版）以及海峡彼岸南怀瑾、徐芹庭《周易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版）等，都在笺注《周易》经传内容方面倾注了作者的学力与心力，学风比较严谨，成为承传统易学之余绪、继往开来、阐释《周易》的基础之作。同时，近年还陆续或即将出版三、四部易学辞典，其中以萧元主编《周易大辞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为最早而得风气之先。上海方面由蔡尚思主编的《中华易学大辞典》亦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这些易学辞典的编撰，得力于作者对传统易学颇为深入的研习与掌握。这种当代的“传统易”，在思想渊源与文字资料上，尽管可能带有较多的采自《易传》或“汉易”、“宋易”一些代表性易著的历史痕迹，大凡都在传统象数、义理之学的基础上做文章，而时代与作者毕竟不同了，所以一般都在对“传统”的叙述与语境之中，渗汇着作者新的时代意识、新的研究成果与新的研究方法因素。
二、“考古易”。即从考古角度进入对《周易》的研究。这方面可以帛书《周易》与所谓“数图形卦”的研究为代表，其研究由于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其成果引人注目。帛书《周易》与其余一批古代帛书如《老子》、《战国策》等，在1973年12月，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内容与体例不同于通行本。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点：（一）、六十四卦卦名、卦爻辞以及卦序不同。就卦名言，仅是字形不同，字音相同或相近，可以通假。而其中的钦卦与林卦（即通行本的咸卦与临卦），显与《归藏》易有关。于豪亮说，“《归藏》也有钦卦，朱彝尊《经义考》云：‘钦在恒之前则咸也’。帛书《周易》同《归藏》的咸卦都名为钦卦，应该不是巧合。”《归藏》有“林祸”之说，李过《西溪易说》云：“临为林祸”，是为的证。故帛书《周易》与《归藏》同一林字，“也显得两者有一定的渊源。”由此，于豪亮认为，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关于《归藏》乃“伪妄之书”的见解遭到了挑战，认为“《归藏》不是伪书”。（《帛书周易》）就其卦序而言，帛书六十四卦序比通行本显得更有规律、更均衡，因而结论是“帛书本显然是另一系统的本子。”（二）、帛书本《易传》部分的“系辞”约有六千七百余字，其内容与通行本有较大出入。（三）、其六十四卦之后另有《卷后佚书》，凡五篇，约九千余字，为通行本所无。帛书《周易》，除部分篇章即六十四卦经文、由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加以整理、以《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为题、发表于《文物》1984年第三期外，其余全部内容，有待于整理行世。这方面的研究，以于豪亮、张政烺、饶宗颐、韩仲民、张立文、邓球柏等较有影响。其中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湖南人民出版社版）、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版）、韩仲民《帛“易”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三著用力甚勤。其中有些见解与考辨，曾受到易学界一些同仁的质疑。关于“数图形卦”的学术问题，实起缘于公元十二世纪初（1118年）中国湖北孝感所谓“安州六器”的发现。此“六器”均为出土的西周初年青铜器，其中一件中鼎长篇铭文之后有两个“奇字”
并且这样的“奇字”自宋以来八百年间在对铜器、甲骨等的考古中时有发现，近年尤甚。如1950年春发见于河南安阳殷墟；1956年前后发见于陕西西安张家坡以及1977年秋发见于陕西岐山周原凤雏村等，学界“罕有加以考证者。”仅唐兰于1957年撰《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一文，发表于此年《考古学报》第二期。1978年冬，吉林大学召开古文字讨论会，徐锡台的学术报告中论及“奇字”问题。张政烺在这次大会上作《古代筮法和文字问题》的演讲，首次提出这些“奇字”是“筮数”的学术见解。此后，张先生对三十二个“奇字”进行统计分析，找到“其中六最多，一次之，二、三、四都是零”这一筮数直书排列的规律，而认为这里的一与六，“已经带有符号的性质，表明一种抽象的概念，可以看作阴阳爻的萌芽了。”（见张政烺《易辨》，载《中国哲学》第十四辑）这一关于阴阳爻之原型的学术假设及其初步论证，在考辨观念与方法上，推进了对周易卦爻符号之缘起问题的研究，一是倚重于考古资料的发现使立论具有比较坚实的基础；二则与“筮，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易·系辞》）、“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汉书·律历志》）这些关于卦爻象本原的古籍文字记载不无相合之处。
“考古易”是当代中国易学研究之治易较为严谨的一个领域，也是多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除对帛书《周易》与“数图形卦”考证之外，还有关于对“三易”、太极、河图、洛书、先天与后天八卦方位等问题的考证，论文甚多，恕不在此赘述。考证的目的是为了证伪，但在对某一易题的考辨过程中，由于所据资料的局限与操作时可能有些不利因素的参与，亦会使得本欲对某一易题的证伪变异为一种“伪证”，这种事情在当代易学研究中不是没有发生过。当前对帛书《周易》与“数图形卦”的考释是成果卓著的，但学界对此亦有不种意见。张善文《论周易热及易学研究之走向》一文曾经指出，“帛书《周易》钞工颇为低劣，在汉时即非善本，其可信度不宜过高估量；而‘数字卦’本属假设推测之物，是非仍俟商讨，亦不可草率作出定评。”（见《第十一届国际易学大会论文集》）这一看法值得参考。凡此，说明“考古易”的展开与深入往往荆棘丛生，是一个颇为艰巨、漫长却是诱人的历史过程。
三、“科学易”。试图从自然科学角度看待与研究《周易》，探讨《周易》所涵蕴的朴素的自然科学思想因子与数理、生化、天文等科学的内在联系。首起于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莱氏于1679年写出著名科学论文《论二进制数学》，正式刊布于1703年《皇家科学院论文集》。此前1701年4月，莱氏从曾经来华传教的友人鲍威特(Bouvet)处获识最早传入西欧的两张易图，即“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发现《周易》的阴爻、阳爻可以用○和1来表示，认为二进制数学与易理有相通之处，易图是留传于宇宙科学中之最古纪念物”（转引自董光璧《易图的数学结构》）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曾经指出，莱布尼茨关于数学语言的概念、二进制与《易经》卦爻排列体系有相合之点。自此，《周易》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激起了中外学人的研究兴趣。1938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者刘子华撰《八卦宇宙与现代天文》，应用八卦排列的对称、守恒原理、推导第十颗行星（命名为木王星）的可能存在。1941年，丁超五《科学的易》一书对现代生物学细胞课题、孟德尔遗传定律与《周易》六十四卦排列之关系进行研究，指出储存生物遗传信息的DNA由A、G、T、C四种碱基，并以 A-T、G-C配对形成双链，这四种碱基以三体密码方式共有六十四种组合排列，即生物共有六十四个遗传密码，与六十四卦相似。而从氢键数来看，六十四密码中的氢键数有九、八、七、六四种不同情况，又恰与易筮中九、八、七、六四种象数对应。近年，关于所谓“科学易”的著论时有发表。如朱灿生《太极（阴阳）——科学灯塔初揭》（南京大学学报，1985）、王身立《生命的α、β态与阴阳学说》（自然杂志，廾卷，五期，一九八七）、徐道一、张勤文《天地生各种现象的主周期序列及其重要意义》（大自然探索、六卷，二期，1987）、徐道一等《太极序列与天地生现象》（第三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9）、萧景霖《中国“易经”与遗传密码周期律》（大自然探索，四期，1989）等，多在注意逻辑论证的同时，试持新说。在《周易纵横录》与《大易集成》两本结集以及台湾出版的《中华易学》杂志中，收录、发表多篇“科学易”论文，其作者不乏自然科学界那些兼治易学的学人。沈宜甲《科学无玄的周易》一书于1984年出版后，在“科学易”学术领域产生一定影响。198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董光璧《易图的数学结构》分析了易图的几何、代数、群论和数论性质，提出易图数理逻辑是一种“前科学”的见解，比较平实可取。1993年8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欧阳维诚《周易的数学原理》一书指出，“毋庸讳言，在《周易》的《经》、《传》中不太可能包含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容或预见，把《周易》无限地神秘化的做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不过，也必须看到，易学与数学是确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的。第一，作为一种抽象的符号系统，易64卦所成之集是一个良好的代数结构，有着丰富的数学内容，例如，易卦集是一个格、一个布尔代数、一个交换群、一个古典概型的样本空间，等等，易学中的某些概念，如果只涉及卦画的结构，就可以进行严格的数学描述，从而，这些概念的所有的逻辑的结论，都必然在相应的数学描述中得到平行的反映；第二，各种揲蓍成卦的方法蕴含着数学的内容和技巧，不同的筮法涉及组合论、数论、概率论中某些深刻的定理。”对此，笔者以为值得加以思考。所谓“科学易”的提法（最早见于潘雨廷《科学易》一文，载于《周易纵横录》一书），并不是说涵蕴着数理因素的《周易》占筮术本身及卦爻符号系统是什么“科学”，而是说，《周易》作为一个中国古老的文化形态，首先是由于它的朴素辨证的哲理因素、同时也因其包含着“数”的因子，从而建构起这门古老学问与现代自然科学某些领域的联系。《周易》的哲理思维模式可能会给某些自然科学头脑以某种启迪，正如杨振宁在与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奖后所言，“我怀疑德国物理学家拿波特(Otte Laporte)的奇偶性意见，这和我在40年代在云南省昆明市西南联合大学做大学生时代念《易经》的心得有关。”（转引自《周易十日谈》）然而，《周易》的思想体系则不等于现代自然科学智慧，这是显然的。
四、“历史易”。所谓“以史说易”，从历史角度治易。它包括两大内容：（一）、认为《周易》卦爻符号及经、传文辞所记述或影射的是历史、史事。这源于汉代古文经学派的“六经皆史”说。中国易学史一向有“以史治易”的学术传统。《淮南鸿烈》一书与三国学者淳于俊持“上古史”说。宋代杨万里《诚斋易传》亦是“历史易”著作。明代王阳明以为，一部《周易》，所写的是上古伏羲史。近代章大炎秉承“历史易”余绪，他在《历史之重要》中称，“至于《周易》，人皆谓乃研究哲理之书似与历史无关。不知《周易》实历史之结晶。”他说，乾坤两卦始记天地洪荒，“屯者，草昧之时也。”“进而至蒙，如人之童蒙，渐有开明之象也。”“继之以需，则自游牧而进行耕种，于是有饮食燕乐之事”。“饮食必有讼，故继之以讼”……他试图以历史发展线索，自古至今，来逐卦串解整部《周易》。近人胡朴安《周易古史观》一书，又认为“乾、坤两卦是绪论，既济、未济两卦是余论。自屯卦至离卦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时代之史”。近来，黎子耀《周易秘义》称，“《易经》究为何种易著”，“现在真相大白，确切知道：《易经》是一部殷周奴婢起义史。”黎氏在尔后出版的《周易导读》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近年相继问世的宋祚胤《周易新论》与《周易译注与考释》两书则认为，“《周易》是为周厉王出谋划策而作的书”，意谓寄托历史兴衰与忧患之思。这一“历史易”，意在剔除占筮迷信，力求以颇为理性的历史观来治易，总体上发掘了《周易》一书的历史内容。的确，《周易》卦爻辞及《易传》记述了诸如商人先祖“王亥丧牛羊”、“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康侯用锡马蕃庶”与“王用亨于岐山”等史事，王国维、顾颉刚等学者对此曾有过考证。然则，毕竟《周易》本质上并非史书，“以史治易”，是成果颇丰、值得肯定的一条治易之路，而诸如黎、宋两位先生如此坐实的学术见解，看来是难免会引起争论的。（二）、对中国易学史的研究，包括易学哲学通史、断代易学史以及古代易学家著论研究等。以笔者仅见，目前比较具有影响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有朱伯昆《易学哲学史》（上、中、下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版）、高怀民《先秦易学史》、《两汉易学史》（台湾文津出版社版）与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华夏出版社版）等，这是“历史易”研究的新收获。
五、“预测易。”《周易》原本占筮之书，《易传》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占筮即所谓周易预测，是其原始功能之一。“易测”源远流长。当前所谓“周易热”、“神秘主义”等，主要是就“易测”而言的。在这一领域，近年吸引了人数众多的《周易》爱好者与初学者，国内一些出版部门蜂涌出版了不少属于“易测”方面的书籍。其中不少读物，其内容大凡采撮旧时《命理探原》、《三命通会》、《麻衣相法》等书与“梅花易数”、“子平”旧说，间或杂以作者本人的“预测”操作实例而成书、成篇，如《周易与预测学》进而向社会宣说所谓“预测”的“灵验”与“神秘”。有的“预测易”之读物是对一些此类旧书的抄袭之作，借讹较多，这首先就其学风而言是不够严谨的。周易“预测热”的出现，适应了人们预知未来的善良愿望与对所谓人生之谜的好奇心理甚或恐惧心理。当然，其中有的所谓“预测”亦不过“玩玩”而已。但即使就目前流行的一般“预测”操作本身来说，已与记载在《易传》中的《周易》古筮法相去甚远，不再是筮数的运演，而偏于对所谓“命理”、“命相”的宣染。在这一领域，目前的争论焦点，信之者称周易“预测”是“科学”；不信者则断言是“迷信”。而持“科学”论者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迄今尚未有真正属于科学意义上关于周易“预测”的理论研究与理论建树。值得注意的是，周易占筮是中国古代术数文化的典型代表并且沿承至今，对其进行长期、理性、深入的研究是必要的。只有本着“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颜师古注）的治学态度，才可望对这复杂的文化现象及其可能存在的未知领域作出合理的把握，从而有利于整个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六、“文化易”。试图对《周易》进行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是近年比较新起的治易学术观与方法论。首先，关于“文化易”研究，是建立在《周易》是中华先秦“十分重要”的文化学巨著”、“也是古华古代诸多文化智慧的综合体”（拙著《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这一认识基础上的。研究者注意到，《周易》本经的卦爻符号及卦爻辞，是筮符与筮辞之汇编（李镜池《周易探原》），因而其本为占筮之书，然而《易传》又显然包含丰富的超越占筮文化、即哲理、伦理、数理、文理等智慧因素，故又不能说整部《周易》是占筮之书。《周易》经、传两部分涵蕴着关于“阴阳”的朴素的哲理思想，然而其比较成熟的哲学，其实仅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易传》“系辞”之中。所以，易学界一般关于“《周易》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专著”的立论（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前言），看来是难以成立的。同样，《周易》确实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深刻的忧患意识、严正的伦理思想、某种属于“前科学”阶段的数理因子以及卦爻体系的组合排列显示出初步的逻辑思维的特征，但是我们又不能以偏概全，称整部《周易》是“历史著作”、“忧患之作”、“伦理之书”、“科学之撰”或“思维工具书”。不过，所有这一切思想、知识、智慧因素，都可以看作是周易文化的有机构成，从而经过论证，拙著《周易的美学智慧》重申了《周易》是一部“文化学著作”的初步意见。其次，“文化易”认为，《周易》文化的源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巫术。中国原始巫术可分三类：一是“天启”巫术，比如杂占（又称物占）；二是半“天启”、半“人为”的巫术，比如盛于殷代的龟卜；三是“人为”巫术，指的就是周易占筮。这占筮文化就是中国古代的“第三期巫术”，它是以筮数为其文化基因的，由这筮数开启远古朴素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智慧之门。筮数的文化性格不同于后代成熟数学科学中抽象的数，它始终与象结合在一起。《周易》之象，是结合数的中国文字符号、艺术审美等文化的滥觞。“文化易”并不从事所谓“预测”操作实践，仅专注于对周易战筮的文化学研究。按照西方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巫术是一种“伪技艺”，但它在人类文化史上，是早于宗教成熟的原始文化形态、包含多种文化智慧胚素的文化集成。所以，研究《周易》从其巫术占筮着手，被学界认为是抓住了比较接近中华文化之源的一种文化形态。这在研究方法上是可取的。“文化易”的研究并不宣染《周易》文化的所谓“神秘”，其思维的空间被认为是高远而明丽的，重实证而挥斥“臆断”，而关于“文化易”的研究目前正值初起阶段，在文化人类学与中国传统“象数”、“义理”易学观念与方法的糅用与结合上，确有许多工作要做。
总之，当有中国的易文化研究基本上表现为本文前述的六种趋势，其中“文化易”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其以前五大治易课题的综合。笔者以为，对《周易》的盲目崇拜或简单排斥都是不可取的。重要的是、并且我们期望，通过众多学人的共同努力，实事求是、探赜索微，在《周易》与现代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关系及其转换上建构中国当代易学文化体系，这是中国当代易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作者：王振复
上海文化 1995年04期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典籍中，很难找出一部像《周易》这样具有如此独异的思想和学术品格的书来。当前我国的易学研究，大致沿袭传统易学，试图拓展研究思路与方法，成果颇丰。本文作者认为，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及其成果大致上可分为彼此相联系的六个方面，即：“传统易”、“攷古易”、“科学易”、“历史易”、“预测易”、“文化易”，其中“文化易”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前五大治易课题的综合。在作者看来，对《周易》的盲目崇拜或简单排斥都是不可取的，重要的是，通过众多学人的共同努力，实事求是，探赜索微，建构中国当代易学文化体系。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典籍中，似乎难以找出一部像《周易》这样具有如此独异的思想和学术品格的书来。其卦爻符号系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语符；其文辞的简古玄奥；加以卦爻符号系统与文辞之间语义关系的错综复杂、朦胧游移，颇显得这位中华“智者”的脾性刁钻古怪。的确，当代读者与《周易》之间存在着比较巨大的文化时差，这是漫长的历史距离。对一系列卦爻语境的译码，亦即接受与被接受，确是发生在今人与古人之间的一场颇为艰苦而有趣的“对话”。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周易》是一个中华古代的“综合知识库”，是所谓“东方神秘主义”的代表之作。卡普拉(F·Capra)《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曾经指出，“可以把《易经》看成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权威们认为，它在中国2000多年来所享有的地位，只有其他文化中的《吠陀》和《圣经》可以相比。”冯友兰也曾经说过，《周易》是一个“空套子”，似乎什么都可以填进去，消化得了，解释得通。这很难说是思想走入迷途，而在说明《周易》的思想容量及其朴素的辨证思维的确有点非同一般。冠居“群经”的《周易》，无疑具有撩人魂魄的学术魅力。当然，就其思想品格而言，它自有其陈旧的一面。在千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中，大概这就是易学基础上一直是显学的原因之一，而其陈旧之处自应受到合理的扬弃。
当前我国的易学研究，大致具有沿袭传统易学、试图拓展研究思路与方法、且成果颇丰的特点。近十数年“周易热”的经久未衰，成为新时期所出现的弘扬民族文化的一种学术景观。其间，各地竞相重印大批历代易学名著、出版今人新作，数量之巨，前所未见。其中不乏古今严谨学者的优秀著论，亦难免良莠不齐。一些与易学相关的民间方术杂学之书占有相当比重，弄得有些“滥”。从易学研究的社团学术组织来看，除了较早成立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周易研究会”之外，北京、上海、吉林、山东、福建、河南、陕西与广西等地，关于易学的“学会”、“中心”、“研究所”之类纷纷面世并展开活动，其团体之伙，人群之众，看来非其它学术领域可以相比。至于不同规模与层次的易学研讨会，大有彼伏此起之势。其中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学者加强了与欧美、亚洲诸多国家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易学研究的交流。这说明中国当代易学的勃勃生机与活力。
笔者以为，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及其成果，大致上可以分为彼此相联系的六个方面：
一、“传统易”。基本沿着中国易学史上易学研究的传统思路与方法，对《周易》通行本进行卦爻符号与文辞的全面笺注与解读，是传统“象数易”与“义理易”的承续与发展。
中国传统易学始于春秋战国之世，《左传》、《国语》记述周史、司空季子等所占筮例凡二十有二，其间已启象数、义理之端绪。大致上成篇于战国的《易传》，是包容象数、义理之学的中国易学的奠基之作。此后，“汉易”偏于象数而时涉义理。西汉施仇、孟喜、梁丘贺与京房以及东汉虞翻、郑玄与荀爽等的易学，可为代表，往往以“卦气”、“飞伏”、“阴阳五行”、“乾升坤降”与“卦变”之说来立论与治易。汉末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亦以汉易“阴阳卦气”之论来解释黄老学派所钟爱的炼丹术。“汉易”发展至东汉，其谶纬化趋势愈炽，至而逸象蜂起，便有魏晋王弼“尽扫象数”、首倡“得意忘象”之学。王弼易学以老庄解易，以无为本，是“义理易”的时代新学。然其实并未能绝对排斥象数，不过是对《周易》象学的哲学阐释。王弼“义理易”是中国义理派易学的第一次高潮。其第二次高潮是伴随以宋明理学一起到来的。偏重以义理治易的“宋易”，大致可有程颐、朱熹所持理一元论的“哲理易”、胡瑷等的“伦理易”以及李光、杨万里以史解易、抒寄时世忧患的“历史易”等等分别。宋代义理之学大炽之时，尚有陈抟、邵雍的图书派即宋代“象数易”亦盛极一时，说明“宋易”偏于义理而不弃象数。直至清代，正如义理易那样，象数易也得到复兴，以张惠言、惠栋和焦循为代表。而与清代朴学互为生发的，是如陈梦雷《周易浅述》八卷那样具有象数、义理兼治的特点。
尽管中国易学史上诸多治易大家宗派林立、歧见纷呈，而从治易之方法来看，大凡不外通过对《周易》卦爻与文辞的注解，阐发其学术见解甚或建立易学体系，这也大致上是当代“传统易”的基本特点之一。就笔者仅见，这方面暂为归入当代“传统易”的比较有影响的易著，有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版）、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版）、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版）以及海峡彼岸南怀瑾、徐芹庭《周易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版）等，都在笺注《周易》经传内容方面倾注了作者的学力与心力，学风比较严谨，成为承传统易学之余绪、继往开来、阐释《周易》的基础之作。同时，近年还陆续或即将出版三、四部易学辞典，其中以萧元主编《周易大辞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为最早而得风气之先。上海方面由蔡尚思主编的《中华易学大辞典》亦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这些易学辞典的编撰，得力于作者对传统易学颇为深入的研习与掌握。这种当代的“传统易”，在思想渊源与文字资料上，尽管可能带有较多的采自《易传》或“汉易”、“宋易”一些代表性易著的历史痕迹，大凡都在传统象数、义理之学的基础上做文章，而时代与作者毕竟不同了，所以一般都在对“传统”的叙述与语境之中，渗汇着作者新的时代意识、新的研究成果与新的研究方法因素。
二、“考古易”。即从考古角度进入对《周易》的研究。这方面可以帛书《周易》与所谓“数图形卦”的研究为代表，其研究由于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其成果引人注目。帛书《周易》与其余一批古代帛书如《老子》、《战国策》等，在1973年12月，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内容与体例不同于通行本。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点：（一）、六十四卦卦名、卦爻辞以及卦序不同。就卦名言，仅是字形不同，字音相同或相近，可以通假。而其中的钦卦与林卦（即通行本的咸卦与临卦），显与《归藏》易有关。于豪亮说，“《归藏》也有钦卦，朱彝尊《经义考》云：‘钦在恒之前则咸也’。帛书《周易》同《归藏》的咸卦都名为钦卦，应该不是巧合。”《归藏》有“林祸”之说，李过《西溪易说》云：“临为林祸”，是为的证。故帛书《周易》与《归藏》同一林字，“也显得两者有一定的渊源。”由此，于豪亮认为，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关于《归藏》乃“伪妄之书”的见解遭到了挑战，认为“《归藏》不是伪书”。（《帛书周易》）就其卦序而言，帛书六十四卦序比通行本显得更有规律、更均衡，因而结论是“帛书本显然是另一系统的本子。”（二）、帛书本《易传》部分的“系辞”约有六千七百余字，其内容与通行本有较大出入。（三）、其六十四卦之后另有《卷后佚书》，凡五篇，约九千余字，为通行本所无。帛书《周易》，除部分篇章即六十四卦经文、由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加以整理、以《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为题、发表于《文物》1984年第三期外，其余全部内容，有待于整理行世。这方面的研究，以于豪亮、张政烺、饶宗颐、韩仲民、张立文、邓球柏等较有影响。其中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湖南人民出版社版）、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版）、韩仲民《帛“易”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三著用力甚勤。其中有些见解与考辨，曾受到易学界一些同仁的质疑。关于“数图形卦”的学术问题，实起缘于公元十二世纪初（1118年）中国湖北孝感所谓“安州六器”的发现。此“六器”均为出土的西周初年青铜器，其中一件中鼎长篇铭文之后有两个“奇字”
并且这样的“奇字”自宋以来八百年间在对铜器、甲骨等的考古中时有发现，近年尤甚。如1950年春发见于河南安阳殷墟；1956年前后发见于陕西西安张家坡以及1977年秋发见于陕西岐山周原凤雏村等，学界“罕有加以考证者。”仅唐兰于1957年撰《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一文，发表于此年《考古学报》第二期。1978年冬，吉林大学召开古文字讨论会，徐锡台的学术报告中论及“奇字”问题。张政烺在这次大会上作《古代筮法和文字问题》的演讲，首次提出这些“奇字”是“筮数”的学术见解。此后，张先生对三十二个“奇字”进行统计分析，找到“其中六最多，一次之，二、三、四都是零”这一筮数直书排列的规律，而认为这里的一与六，“已经带有符号的性质，表明一种抽象的概念，可以看作阴阳爻的萌芽了。”（见张政烺《易辨》，载《中国哲学》第十四辑）这一关于阴阳爻之原型的学术假设及其初步论证，在考辨观念与方法上，推进了对周易卦爻符号之缘起问题的研究，一是倚重于考古资料的发现使立论具有比较坚实的基础；二则与“筮，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易·系辞》）、“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汉书·律历志》）这些关于卦爻象本原的古籍文字记载不无相合之处。
“考古易”是当代中国易学研究之治易较为严谨的一个领域，也是多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除对帛书《周易》与“数图形卦”考证之外，还有关于对“三易”、太极、河图、洛书、先天与后天八卦方位等问题的考证，论文甚多，恕不在此赘述。考证的目的是为了证伪，但在对某一易题的考辨过程中，由于所据资料的局限与操作时可能有些不利因素的参与，亦会使得本欲对某一易题的证伪变异为一种“伪证”，这种事情在当代易学研究中不是没有发生过。当前对帛书《周易》与“数图形卦”的考释是成果卓著的，但学界对此亦有不种意见。张善文《论周易热及易学研究之走向》一文曾经指出，“帛书《周易》钞工颇为低劣，在汉时即非善本，其可信度不宜过高估量；而‘数字卦’本属假设推测之物，是非仍俟商讨，亦不可草率作出定评。”（见《第十一届国际易学大会论文集》）这一看法值得参考。凡此，说明“考古易”的展开与深入往往荆棘丛生，是一个颇为艰巨、漫长却是诱人的历史过程。
三、“科学易”。试图从自然科学角度看待与研究《周易》，探讨《周易》所涵蕴的朴素的自然科学思想因子与数理、生化、天文等科学的内在联系。首起于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莱氏于1679年写出著名科学论文《论二进制数学》，正式刊布于1703年《皇家科学院论文集》。此前1701年4月，莱氏从曾经来华传教的友人鲍威特(Bouvet)处获识最早传入西欧的两张易图，即“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发现《周易》的阴爻、阳爻可以用○和1来表示，认为二进制数学与易理有相通之处，易图是留传于宇宙科学中之最古纪念物”（转引自董光璧《易图的数学结构》）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曾经指出，莱布尼茨关于数学语言的概念、二进制与《易经》卦爻排列体系有相合之点。自此，《周易》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激起了中外学人的研究兴趣。1938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者刘子华撰《八卦宇宙与现代天文》，应用八卦排列的对称、守恒原理、推导第十颗行星（命名为木王星）的可能存在。1941年，丁超五《科学的易》一书对现代生物学细胞课题、孟德尔遗传定律与《周易》六十四卦排列之关系进行研究，指出储存生物遗传信息的DNA由A、G、T、C四种碱基，并以 A-T、G-C配对形成双链，这四种碱基以三体密码方式共有六十四种组合排列，即生物共有六十四个遗传密码，与六十四卦相似。而从氢键数来看，六十四密码中的氢键数有九、八、七、六四种不同情况，又恰与易筮中九、八、七、六四种象数对应。近年，关于所谓“科学易”的著论时有发表。如朱灿生《太极（阴阳）——科学灯塔初揭》（南京大学学报，1985）、王身立《生命的α、β态与阴阳学说》（自然杂志，廾卷，五期，一九八七）、徐道一、张勤文《天地生各种现象的主周期序列及其重要意义》（大自然探索、六卷，二期，1987）、徐道一等《太极序列与天地生现象》（第三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9）、萧景霖《中国“易经”与遗传密码周期律》（大自然探索，四期，1989）等，多在注意逻辑论证的同时，试持新说。在《周易纵横录》与《大易集成》两本结集以及台湾出版的《中华易学》杂志中，收录、发表多篇“科学易”论文，其作者不乏自然科学界那些兼治易学的学人。沈宜甲《科学无玄的周易》一书于1984年出版后，在“科学易”学术领域产生一定影响。198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董光璧《易图的数学结构》分析了易图的几何、代数、群论和数论性质，提出易图数理逻辑是一种“前科学”的见解，比较平实可取。1993年8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欧阳维诚《周易的数学原理》一书指出，“毋庸讳言，在《周易》的《经》、《传》中不太可能包含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容或预见，把《周易》无限地神秘化的做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不过，也必须看到，易学与数学是确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的。第一，作为一种抽象的符号系统，易64卦所成之集是一个良好的代数结构，有着丰富的数学内容，例如，易卦集是一个格、一个布尔代数、一个交换群、一个古典概型的样本空间，等等，易学中的某些概念，如果只涉及卦画的结构，就可以进行严格的数学描述，从而，这些概念的所有的逻辑的结论，都必然在相应的数学描述中得到平行的反映；第二，各种揲蓍成卦的方法蕴含着数学的内容和技巧，不同的筮法涉及组合论、数论、概率论中某些深刻的定理。”对此，笔者以为值得加以思考。所谓“科学易”的提法（最早见于潘雨廷《科学易》一文，载于《周易纵横录》一书），并不是说涵蕴着数理因素的《周易》占筮术本身及卦爻符号系统是什么“科学”，而是说，《周易》作为一个中国古老的文化形态，首先是由于它的朴素辨证的哲理因素、同时也因其包含着“数”的因子，从而建构起这门古老学问与现代自然科学某些领域的联系。《周易》的哲理思维模式可能会给某些自然科学头脑以某种启迪，正如杨振宁在与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奖后所言，“我怀疑德国物理学家拿波特(Otte Laporte)的奇偶性意见，这和我在40年代在云南省昆明市西南联合大学做大学生时代念《易经》的心得有关。”（转引自《周易十日谈》）然而，《周易》的思想体系则不等于现代自然科学智慧，这是显然的。
四、“历史易”。所谓“以史说易”，从历史角度治易。它包括两大内容：（一）、认为《周易》卦爻符号及经、传文辞所记述或影射的是历史、史事。这源于汉代古文经学派的“六经皆史”说。中国易学史一向有“以史治易”的学术传统。《淮南鸿烈》一书与三国学者淳于俊持“上古史”说。宋代杨万里《诚斋易传》亦是“历史易”著作。明代王阳明以为，一部《周易》，所写的是上古伏羲史。近代章大炎秉承“历史易”余绪，他在《历史之重要》中称，“至于《周易》，人皆谓乃研究哲理之书似与历史无关。不知《周易》实历史之结晶。”他说，乾坤两卦始记天地洪荒，“屯者，草昧之时也。”“进而至蒙，如人之童蒙，渐有开明之象也。”“继之以需，则自游牧而进行耕种，于是有饮食燕乐之事”。“饮食必有讼，故继之以讼”……他试图以历史发展线索，自古至今，来逐卦串解整部《周易》。近人胡朴安《周易古史观》一书，又认为“乾、坤两卦是绪论，既济、未济两卦是余论。自屯卦至离卦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时代之史”。近来，黎子耀《周易秘义》称，“《易经》究为何种易著”，“现在真相大白，确切知道：《易经》是一部殷周奴婢起义史。”黎氏在尔后出版的《周易导读》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近年相继问世的宋祚胤《周易新论》与《周易译注与考释》两书则认为，“《周易》是为周厉王出谋划策而作的书”，意谓寄托历史兴衰与忧患之思。这一“历史易”，意在剔除占筮迷信，力求以颇为理性的历史观来治易，总体上发掘了《周易》一书的历史内容。的确，《周易》卦爻辞及《易传》记述了诸如商人先祖“王亥丧牛羊”、“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康侯用锡马蕃庶”与“王用亨于岐山”等史事，王国维、顾颉刚等学者对此曾有过考证。然则，毕竟《周易》本质上并非史书，“以史治易”，是成果颇丰、值得肯定的一条治易之路，而诸如黎、宋两位先生如此坐实的学术见解，看来是难免会引起争论的。（二）、对中国易学史的研究，包括易学哲学通史、断代易学史以及古代易学家著论研究等。以笔者仅见，目前比较具有影响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有朱伯昆《易学哲学史》（上、中、下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版）、高怀民《先秦易学史》、《两汉易学史》（台湾文津出版社版）与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华夏出版社版）等，这是“历史易”研究的新收获。
五、“预测易。”《周易》原本占筮之书，《易传》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占筮即所谓周易预测，是其原始功能之一。“易测”源远流长。当前所谓“周易热”、“神秘主义”等，主要是就“易测”而言的。在这一领域，近年吸引了人数众多的《周易》爱好者与初学者，国内一些出版部门蜂涌出版了不少属于“易测”方面的书籍。其中不少读物，其内容大凡采撮旧时《命理探原》、《三命通会》、《麻衣相法》等书与“梅花易数”、“子平”旧说，间或杂以作者本人的“预测”操作实例而成书、成篇，如《周易与预测学》进而向社会宣说所谓“预测”的“灵验”与“神秘”。有的“预测易”之读物是对一些此类旧书的抄袭之作，借讹较多，这首先就其学风而言是不够严谨的。周易“预测热”的出现，适应了人们预知未来的善良愿望与对所谓人生之谜的好奇心理甚或恐惧心理。当然，其中有的所谓“预测”亦不过“玩玩”而已。但即使就目前流行的一般“预测”操作本身来说，已与记载在《易传》中的《周易》古筮法相去甚远，不再是筮数的运演，而偏于对所谓“命理”、“命相”的宣染。在这一领域，目前的争论焦点，信之者称周易“预测”是“科学”；不信者则断言是“迷信”。而持“科学”论者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迄今尚未有真正属于科学意义上关于周易“预测”的理论研究与理论建树。值得注意的是，周易占筮是中国古代术数文化的典型代表并且沿承至今，对其进行长期、理性、深入的研究是必要的。只有本着“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颜师古注）的治学态度，才可望对这复杂的文化现象及其可能存在的未知领域作出合理的把握，从而有利于整个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六、“文化易”。试图对《周易》进行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是近年比较新起的治易学术观与方法论。首先，关于“文化易”研究，是建立在《周易》是中华先秦“十分重要”的文化学巨著”、“也是古华古代诸多文化智慧的综合体”（拙著《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这一认识基础上的。研究者注意到，《周易》本经的卦爻符号及卦爻辞，是筮符与筮辞之汇编（李镜池《周易探原》），因而其本为占筮之书，然而《易传》又显然包含丰富的超越占筮文化、即哲理、伦理、数理、文理等智慧因素，故又不能说整部《周易》是占筮之书。《周易》经、传两部分涵蕴着关于“阴阳”的朴素的哲理思想，然而其比较成熟的哲学，其实仅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易传》“系辞”之中。所以，易学界一般关于“《周易》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专著”的立论（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前言），看来是难以成立的。同样，《周易》确实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深刻的忧患意识、严正的伦理思想、某种属于“前科学”阶段的数理因子以及卦爻体系的组合排列显示出初步的逻辑思维的特征，但是我们又不能以偏概全，称整部《周易》是“历史著作”、“忧患之作”、“伦理之书”、“科学之撰”或“思维工具书”。不过，所有这一切思想、知识、智慧因素，都可以看作是周易文化的有机构成，从而经过论证，拙著《周易的美学智慧》重申了《周易》是一部“文化学著作”的初步意见。其次，“文化易”认为，《周易》文化的源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巫术。中国原始巫术可分三类：一是“天启”巫术，比如杂占（又称物占）；二是半“天启”、半“人为”的巫术，比如盛于殷代的龟卜；三是“人为”巫术，指的就是周易占筮。这占筮文化就是中国古代的“第三期巫术”，它是以筮数为其文化基因的，由这筮数开启远古朴素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智慧之门。筮数的文化性格不同于后代成熟数学科学中抽象的数，它始终与象结合在一起。《周易》之象，是结合数的中国文字符号、艺术审美等文化的滥觞。“文化易”并不从事所谓“预测”操作实践，仅专注于对周易战筮的文化学研究。按照西方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巫术是一种“伪技艺”，但它在人类文化史上，是早于宗教成熟的原始文化形态、包含多种文化智慧胚素的文化集成。所以，研究《周易》从其巫术占筮着手，被学界认为是抓住了比较接近中华文化之源的一种文化形态。这在研究方法上是可取的。“文化易”的研究并不宣染《周易》文化的所谓“神秘”，其思维的空间被认为是高远而明丽的，重实证而挥斥“臆断”，而关于“文化易”的研究目前正值初起阶段，在文化人类学与中国传统“象数”、“义理”易学观念与方法的糅用与结合上，确有许多工作要做。
总之，当有中国的易文化研究基本上表现为本文前述的六种趋势，其中“文化易”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其以前五大治易课题的综合。笔者以为，对《周易》的盲目崇拜或简单排斥都是不可取的。重要的是、并且我们期望，通过众多学人的共同努力，实事求是、探赜索微，在《周易》与现代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关系及其转换上建构中国当代易学文化体系，这是中国当代易学研究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