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原本是冯友兰先生1947年在宾西凡尼亚大学讲课的英文讲稿，后由其学生翻译成中文出版。
先生在自序中开篇直抒胸怀：“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非全史在胸，克臻境。惟其如此，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祥也。”先生自然是全史在胸，大有“小范胸中百万兵”之气势。先生抽筋扒皮，把两千年的哲学脉络清晰地展现于大家眼前。囫囵吞枣读完此书，我仍有许多不解，实在是自己资质愚钝。
所谓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才者，文笔之精妙也；识者，选材之精当也；学者，史料之精熟也。先生虽然强调著小史意在通俗，难展其学。我觉得此书已是三者兼备，方才领悟有人说，49以后大陆已鲜有可读之书（译著除外）。 我自己归纳出一些基本的问题。
一，哲学和宗教。
哲学，
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但是对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更少。 这种思想，之所以称为反思的，因为它以人生为对象。产生人生论，宇宙论，知识论。宇 宙是人生的背景，思想本身就是知识。
宗教，
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事实上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必要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
二，中国的三教。
人们常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其实不然。
儒家不是宗教，道家只是一个哲学派别，道教才是宗教。道家与道教是有很大区别，两者教义不同，甚至相反：道家教人顺乎自然，道教教人反乎自然，有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
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类宗教）。
三，道德价值和超道德价值。
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可以叫做“超道德价值”。爱人是道德价值；爱上帝（宇宙）是超道德价值（更准确地说，爱上帝是准超道德价值，按斯宾诺莎，爱宇宙才是超道德价值）。
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地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例外。中国人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
人们往往通过宗教来追求超道德价值，但科学往前进一步，宗教就往后退一步。幸好，出了宗教还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途径——一条比宗教更为直接的途径。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
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替宗教。
因此，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
四，“入世的哲学”和“出世的哲学”
人虽有各种，但各种人都是人。专就一个人是人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么呢？中国哲学家的答案就是成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就是个人
与宇宙的同一。人如果要得到这个同一，是否必须离开社会，或者甚至否定“生”？ 某些哲学家回答说，这是必须的。这种哲学就是普通所谓的“出世的哲学”
另一种哲学，注重社会中得人伦和世务。这种哲学只讲道德价值，不会讲或不愿讲超道德价值。即普通所讲的“入世的哲学”。
专就中国哲学中得主要传统来说，中国哲学既入世而又出世。
五，哲学的功用
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
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
六，内圣外王
中国哲学认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了“入世与出世”的统一，他就是圣人。中国圣人的精神成就，相当于佛教的佛，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但是中国的圣人并非不问世务的人。
他的人格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的；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可以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至于实际上是否有机会为王无关宏旨，是另外一回事。
而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
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还要养成这种人格。不单是要知道它，还是要体验它。
对于这个问题，冯先生引用了金岳霖先生的一大段话，来说明知道哲学和体验哲学的关系：
“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的身上存在哲学家的合命题（入世和出世的统一），.....他像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不是用来打官腔的。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关在书房里，做在靠椅中，处在人生之外。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
说到金岳霖先生，我的大脑里不禁打了三个大问号。金教授自然是以身载道的哲学大师，但他对人生的领悟，对于情感的领悟，让我费解。据说，他因为林徽音终生未娶，而甘做她的邻居。这是否也在他的哲学体系之内呢，他为何为自己写出如此奇特的人生传记呢？
七，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的表现形式多为语录，书信，多名言隽语，多比喻例证，富于暗示。
富于暗示不单是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也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例如诗歌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理想也影响了哲学家的表达。例如，《庄子》中谈到两位圣人相见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到家则说，道不可道。这个特点一直影响中国的人方方面面，在西方，两个人相爱就会大胆直白的说“I love you”，而中国人要说“月亮代表我的心”，爱不爱你，自己去揣摩吧，不可道。
八，哲学的特色
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时候，人们常受环境的影响和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人们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学也就
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这就就构成哲学的特色。
九，中国哲学的背景
中国是大陆国家。古代中国人以为，国土就是世界，所以创造“天下”“四海之内”既表示世界，又表示国家。作为海洋国家的希腊人，无法理解理解这些词语是同义，换句话说，因为这个基本的背景，他们创造发展了不同的哲学。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不仅生活的地理条件大不一样，经济条件也大不相同。中国是大陆国家，以农业为主，以土地为生，土地是财富的基源。因此，在中国的哲学家眼里，存在着“本”“末”之分。“本”指农业，“末”指商业。因此，贯穿中国历史的，农业都是主线，政策都是“重本轻末”。因而跟土地相关的两个主要职业“农民”和“士——地主”是值得自豪的。而作为海洋国家的希腊是如此的不同，在建立强大的帝国之前，他们甚至都是处于分散在各自小小的城邦（这也大概是为什么西方的童话果故事里多得是公主和王子，在中国王子基本上只有一个，相互残杀的厉害），各自为政，经济靠海洋，和贸易。（关于古希腊的起源和政治经济，《顾准日记》里面有详细的论证）
家族制度。农业靠土地，土地不可移动，人就这样被禁锢下来，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从而建立起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组织得最好的制度之一。中国传统的五中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可以按家族来理解。同样的原因，祖先的崇拜也发展起来了。儒家学说大部分是在论证这种社会制度的合理，或者是这种制度的理论说明。
这种家族制度既是地理条件的产物也是经济条件的产物。近年来，针对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混乱和迷失，有学者寄希望于重建家族制度，从它所依赖的条件来说，或许已经不再适宜了。
十，“反者道之动”
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有一个都支持的理论，就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借用黑格尔的话说，“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老子》也有相似的话：“反者道之动”。儒家也说 ：“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日盈则昃，月盈则食” 。
冯先生说这个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深远，对于中华民族在其悠久的历史中胜利地克服所遭遇的困难，贡献很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就是怀着“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的”的信念，度过了这场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奸是做不得的，毕竟不长久。
十一，新儒家和新道家
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到家强调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公元三，四世纪的时候，有些到家的人试图使道家更接近儒家，十一，十二世纪的时候，也有些儒家的人试图是儒家更接近于道家。我们把这些道家的人称为新道家，这些儒家的人称为新儒家。
正是这种改变，是中国的哲学即出世又入世。
十二，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诺思罗普说过，概念的主要类型有两种，一种是用直觉得到的，一种是用假设得到的。
形上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这样做，负的方法也就启示了它的性质和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无法说出的。
西方哲学以所谓“假设的概念”为出发，中国哲学以所谓“直觉的概念”为
出发点。其结果是，正的方法在西方哲学中很自然地占统治地位，负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
佛家加强了道家的负的方法。道家与佛家的结合产生了禅宗，禅宗的哲学可以说是静默的哲学。谁若了解和认识了静默的意义，谁就对于形上学的对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曾经应用过形上学的负的方法。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发现了不可知者，即本体。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看来，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不“能”对它说什么。但是对于习惯于负的方法的人们看来，正因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应该”对它说什么 ，这是理所当然的。
形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不可知者说些什么；而仅仅在于，对于不可知这个事实，说些什么。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算对于它有所知。关于这点，康德做了许多工作。
负的方法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 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上学系统，无论它在方法论上是正的还是负的，无一不是把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帽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那里，正的方法用的好极了，可是他们的系统的顶点也都有神秘性质。
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该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
中国哲学史上，正的方法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清晰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但是它必须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或缺的训练。它也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 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
前，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
人必须在先说很多话后然后保持沉默。
《中国哲学简史》原本是冯友兰先生1947年在宾西凡尼亚大学讲课的英文讲稿，后由其学生翻译成中文出版。
先生在自序中开篇直抒胸怀：“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非全史在胸，克臻境。惟其如此，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祥也。”先生自然是全史在胸，大有“小范胸中百万兵”之气势。先生抽筋扒皮，把两千年的哲学脉络清晰地展现于大家眼前。囫囵吞枣读完此书，我仍有许多不解，实在是自己资质愚钝。
所谓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才者，文笔之精妙也；识者，选材之精当也；学者，史料之精熟也。先生虽然强调著小史意在通俗，难展其学。我觉得此书已是三者兼备，方才领悟有人说，49以后大陆已鲜有可读之书（译著除外）。 我自己归纳出一些基本的问题。
一，哲学和宗教。
哲学，
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但是对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更少。 这种思想，之所以称为反思的，因为它以人生为对象。产生人生论，宇宙论，知识论。宇 宙是人生的背景，思想本身就是知识。
宗教，
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事实上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必要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
二，中国的三教。
人们常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其实不然。
儒家不是宗教，道家只是一个哲学派别，道教才是宗教。道家与道教是有很大区别，两者教义不同，甚至相反：道家教人顺乎自然，道教教人反乎自然，有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
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类宗教）。
三，道德价值和超道德价值。
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可以叫做“超道德价值”。爱人是道德价值；爱上帝（宇宙）是超道德价值（更准确地说，爱上帝是准超道德价值，按斯宾诺莎，爱宇宙才是超道德价值）。
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地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例外。中国人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
人们往往通过宗教来追求超道德价值，但科学往前进一步，宗教就往后退一步。幸好，出了宗教还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途径——一条比宗教更为直接的途径。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
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替宗教。
因此，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
四，“入世的哲学”和“出世的哲学”
人虽有各种，但各种人都是人。专就一个人是人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么呢？中国哲学家的答案就是成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就是个人
与宇宙的同一。人如果要得到这个同一，是否必须离开社会，或者甚至否定“生”？ 某些哲学家回答说，这是必须的。这种哲学就是普通所谓的“出世的哲学”
另一种哲学，注重社会中得人伦和世务。这种哲学只讲道德价值，不会讲或不愿讲超道德价值。即普通所讲的“入世的哲学”。
专就中国哲学中得主要传统来说，中国哲学既入世而又出世。
五，哲学的功用
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
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
六，内圣外王
中国哲学认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了“入世与出世”的统一，他就是圣人。中国圣人的精神成就，相当于佛教的佛，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但是中国的圣人并非不问世务的人。
他的人格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的；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可以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至于实际上是否有机会为王无关宏旨，是另外一回事。
而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
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还要养成这种人格。不单是要知道它，还是要体验它。
对于这个问题，冯先生引用了金岳霖先生的一大段话，来说明知道哲学和体验哲学的关系：
“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的身上存在哲学家的合命题（入世和出世的统一），.....他像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不是用来打官腔的。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关在书房里，做在靠椅中，处在人生之外。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
说到金岳霖先生，我的大脑里不禁打了三个大问号。金教授自然是以身载道的哲学大师，但他对人生的领悟，对于情感的领悟，让我费解。据说，他因为林徽音终生未娶，而甘做她的邻居。这是否也在他的哲学体系之内呢，他为何为自己写出如此奇特的人生传记呢？
七，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的表现形式多为语录，书信，多名言隽语，多比喻例证，富于暗示。
富于暗示不单是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也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例如诗歌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理想也影响了哲学家的表达。例如，《庄子》中谈到两位圣人相见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到家则说，道不可道。这个特点一直影响中国的人方方面面，在西方，两个人相爱就会大胆直白的说“I love you”，而中国人要说“月亮代表我的心”，爱不爱你，自己去揣摩吧，不可道。
八，哲学的特色
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时候，人们常受环境的影响和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人们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学也就
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这就就构成哲学的特色。
九，中国哲学的背景
中国是大陆国家。古代中国人以为，国土就是世界，所以创造“天下”“四海之内”既表示世界，又表示国家。作为海洋国家的希腊人，无法理解理解这些词语是同义，换句话说，因为这个基本的背景，他们创造发展了不同的哲学。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不仅生活的地理条件大不一样，经济条件也大不相同。中国是大陆国家，以农业为主，以土地为生，土地是财富的基源。因此，在中国的哲学家眼里，存在着“本”“末”之分。“本”指农业，“末”指商业。因此，贯穿中国历史的，农业都是主线，政策都是“重本轻末”。因而跟土地相关的两个主要职业“农民”和“士——地主”是值得自豪的。而作为海洋国家的希腊是如此的不同，在建立强大的帝国之前，他们甚至都是处于分散在各自小小的城邦（这也大概是为什么西方的童话果故事里多得是公主和王子，在中国王子基本上只有一个，相互残杀的厉害），各自为政，经济靠海洋，和贸易。（关于古希腊的起源和政治经济，《顾准日记》里面有详细的论证）
家族制度。农业靠土地，土地不可移动，人就这样被禁锢下来，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从而建立起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组织得最好的制度之一。中国传统的五中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可以按家族来理解。同样的原因，祖先的崇拜也发展起来了。儒家学说大部分是在论证这种社会制度的合理，或者是这种制度的理论说明。
这种家族制度既是地理条件的产物也是经济条件的产物。近年来，针对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混乱和迷失，有学者寄希望于重建家族制度，从它所依赖的条件来说，或许已经不再适宜了。
十，“反者道之动”
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有一个都支持的理论，就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借用黑格尔的话说，“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老子》也有相似的话：“反者道之动”。儒家也说 ：“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日盈则昃，月盈则食” 。
冯先生说这个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深远，对于中华民族在其悠久的历史中胜利地克服所遭遇的困难，贡献很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就是怀着“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的”的信念，度过了这场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奸是做不得的，毕竟不长久。
十一，新儒家和新道家
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到家强调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公元三，四世纪的时候，有些到家的人试图使道家更接近儒家，十一，十二世纪的时候，也有些儒家的人试图是儒家更接近于道家。我们把这些道家的人称为新道家，这些儒家的人称为新儒家。
正是这种改变，是中国的哲学即出世又入世。
十二，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诺思罗普说过，概念的主要类型有两种，一种是用直觉得到的，一种是用假设得到的。
形上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这样做，负的方法也就启示了它的性质和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无法说出的。
西方哲学以所谓“假设的概念”为出发，中国哲学以所谓“直觉的概念”为
出发点。其结果是，正的方法在西方哲学中很自然地占统治地位，负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
佛家加强了道家的负的方法。道家与佛家的结合产生了禅宗，禅宗的哲学可以说是静默的哲学。谁若了解和认识了静默的意义，谁就对于形上学的对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曾经应用过形上学的负的方法。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发现了不可知者，即本体。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看来，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不“能”对它说什么。但是对于习惯于负的方法的人们看来，正因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应该”对它说什么 ，这是理所当然的。
形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不可知者说些什么；而仅仅在于，对于不可知这个事实，说些什么。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算对于它有所知。关于这点，康德做了许多工作。
负的方法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 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上学系统，无论它在方法论上是正的还是负的，无一不是把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帽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那里，正的方法用的好极了，可是他们的系统的顶点也都有神秘性质。
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该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
中国哲学史上，正的方法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清晰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但是它必须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或缺的训练。它也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 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
前，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
人必须在先说很多话后然后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