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女性的空间

  摘要   本文分析了《西厢记》是如何构建一个属于女性的空间的。   关键词 女性 空间      元代戏剧家王实甫的千古名作《西厢记》自问世以来即得到许多关注,既有来自民间的热情呼应,亦有来自学界的诸多研究结果,可谓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此文将重点关注《西厢记》是如何构建一个属于女性的空间的,由于此方面可资借鉴者殊少,故笔者之管见倘失之主观,仍请方家指教。   笔者认为《西厢记》构建的第一层女性空间为建筑空间――普救寺。在《西厢记》这个文本系统中,元稹的《莺莺传》、董解元的《西厢记》和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三部标志性的作品。这三部作品对于普救寺的介绍稍有不同。在元稹的《莺莺传》中仅提到“蒲之东十馀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在董解元的《西厢记》中,当店小二向张生介绍当地“希奇景物”时说道“蒲州东十馀里,有寺曰普救。自则天崇浮屠教,出内府财敕建,僧蓝五丽于此”。其后有关于普救寺建筑精美和气势宏伟的一番描写。而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除继承董解元对普救寺的建筑的描写外,王实甫似乎特别强调了普救寺与武则天的密切关系。《西厢记》一开场,崔老夫人介绍普救寺时说道“这寺是先夫相国修造的,是则天娘娘的香火院”。店小二在向张君瑞介绍河中府名胜时介绍道“俺这里有座寺,名曰普救寺,是则天皇后香火院,盖造非俗”。普救寺住持法本长老也说“此寺是则天皇后盖造的,后来崩损,又是崔相国重修的”。   笔者认为强调普救寺是武则天的香火院是营造《西厢记》的女性空间的一个重要手段。武则天作为“一代女皇”,其特殊性毋庸赘言,武则天为自己践履大位提供合法性的证明主要来自佛教,尤其是其时在民间相当普遍的弥勒信仰。武则天以《大方等无想经》等佛经中的女菩萨下生为依据,将自己塑造成下生凡间的弥勒佛,不仅常以“弥勒佛”自居,更在掌权后大兴修建寺庙与佛像,这其中即有普救寺。尼采有言“建筑是权力的雄辩术”,依此来看,普救寺可看做是武则天的女性权力意志的象征。《西厢记》的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普救寺内,普救寺作为崔张爱情的见证者,无言地渲染了女性意识和女性对于爱情和权力的追求欲望。至于有论者认为在王实甫将这场突破封建伦理大防的爱恋设置在普救寺这样一座佛寺中是为了表现佛教的虚伪性,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未考虑到普救寺这个女性空间的特殊性。   尽管普救寺与武则天有如此紧密的联系,王实甫在介绍普救寺时似也有强调这一层关系的迹象,但《西厢记》毕竟是一出男女爱情的喜剧,普救寺建筑上的女性空间的性质被由崔莺莺、红娘和崔夫人搭起的情节上的戏剧空间所掩盖。   《西厢记》的第二层女性空间即是戏剧空间,在这部角色并不多的戏剧中,崔张二人固然是主角,但崔莺莺、红娘和崔夫人三者之间的联系却构建了一个富有戏剧张力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恰恰是女性的,而非男性的。这三位女性是推动全剧发展的动力,而张生相形之下则处于一个较为被动的状态。在此举两例,其一当张生向红娘介绍自己,问及“小姐常出来么”,立即遭到红娘的一番问责,而张生之所以如此大胆的询问,自然与之前在殿上看见崔莺莺临走对自己的一“觑”和将此错误的解读为崔莺莺对自己有情意不无关系。张生遭到红娘的奚落后,表现出的哭愁之情可看做是张生的被动态势的反映。其二则是崔莺莺投书张生,张生再一次错误解读了崔莺莺所作的诗,翻墙而过,不仅让崔莺莺和红娘大吃一惊,并且威胁张生说要将他“扯到夫人那里去”。红娘以为将事情捅到崔夫人那里去会对张生的名声不利,于是命令张生跪着听她和崔莺莺的数落。这一段简直是将张生玩弄于股掌之间,同时也反映出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女性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男性则属于从属地位。与元稹的《莺莺传》完全从男性的视角入手并且为男性说情和遮羞不同,王实甫的《西厢记》则从营造一个属于女性的戏剧空间入手,将封建伦理和男性地位都巧妙地做了淡化的处理,让读者沉醉在崔张爱情的曲折发展中,忘却在女性空间下封建伦理的颓丧和男性尊严的失落。   作为男性的王实甫,在他的伟大才华的结晶――《西厢记》中所构建起的这个女性空间,其原因何在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以下略抒笔者之管见:尽管王实甫的生平事迹难以确知,但还是能从一些只言片语中得到些许信息。从明代人贾仲名凭吊王实甫的【凌波仙】一曲中,略可得知王实甫曾流连于勾栏之间,与歌妓交往甚密。据另外题为王实甫所作的《退隐》中也可得知王实甫早年间曾有志于仕途,辗转于官场间,但官场的失意最终让他落寞归隐。《西厢记》中女性和科举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在元代汉人受到压制,不仅汉人取士人数很少,即使取中为官也受到很多的限制。民间流传的“九儒十丐”正是这种文人不得志现象的表现。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士人们失去了入仕实践儒家精神的渠道,便纷纷走向了勾栏瓦肆,与女性的接触更为丰富也更为细腻。由此,王实甫所构建的这个女性空间不仅是对女性权力的发现和赞扬,也是对已身遭遇和苦难的抒写,他所创造的大团圆的结局或许正是一种对自身遭遇的无力的对抗和幻想。      参考文献   [1]王实甫.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2]贺新辉,朱捷.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5月.   [3]陈扬炯.中国净土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4]段塔丽.武则天称帝与唐初社会的弥勒信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4期.

  摘要   本文分析了《西厢记》是如何构建一个属于女性的空间的。   关键词 女性 空间      元代戏剧家王实甫的千古名作《西厢记》自问世以来即得到许多关注,既有来自民间的热情呼应,亦有来自学界的诸多研究结果,可谓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此文将重点关注《西厢记》是如何构建一个属于女性的空间的,由于此方面可资借鉴者殊少,故笔者之管见倘失之主观,仍请方家指教。   笔者认为《西厢记》构建的第一层女性空间为建筑空间――普救寺。在《西厢记》这个文本系统中,元稹的《莺莺传》、董解元的《西厢记》和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三部标志性的作品。这三部作品对于普救寺的介绍稍有不同。在元稹的《莺莺传》中仅提到“蒲之东十馀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在董解元的《西厢记》中,当店小二向张生介绍当地“希奇景物”时说道“蒲州东十馀里,有寺曰普救。自则天崇浮屠教,出内府财敕建,僧蓝五丽于此”。其后有关于普救寺建筑精美和气势宏伟的一番描写。而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除继承董解元对普救寺的建筑的描写外,王实甫似乎特别强调了普救寺与武则天的密切关系。《西厢记》一开场,崔老夫人介绍普救寺时说道“这寺是先夫相国修造的,是则天娘娘的香火院”。店小二在向张君瑞介绍河中府名胜时介绍道“俺这里有座寺,名曰普救寺,是则天皇后香火院,盖造非俗”。普救寺住持法本长老也说“此寺是则天皇后盖造的,后来崩损,又是崔相国重修的”。   笔者认为强调普救寺是武则天的香火院是营造《西厢记》的女性空间的一个重要手段。武则天作为“一代女皇”,其特殊性毋庸赘言,武则天为自己践履大位提供合法性的证明主要来自佛教,尤其是其时在民间相当普遍的弥勒信仰。武则天以《大方等无想经》等佛经中的女菩萨下生为依据,将自己塑造成下生凡间的弥勒佛,不仅常以“弥勒佛”自居,更在掌权后大兴修建寺庙与佛像,这其中即有普救寺。尼采有言“建筑是权力的雄辩术”,依此来看,普救寺可看做是武则天的女性权力意志的象征。《西厢记》的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普救寺内,普救寺作为崔张爱情的见证者,无言地渲染了女性意识和女性对于爱情和权力的追求欲望。至于有论者认为在王实甫将这场突破封建伦理大防的爱恋设置在普救寺这样一座佛寺中是为了表现佛教的虚伪性,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未考虑到普救寺这个女性空间的特殊性。   尽管普救寺与武则天有如此紧密的联系,王实甫在介绍普救寺时似也有强调这一层关系的迹象,但《西厢记》毕竟是一出男女爱情的喜剧,普救寺建筑上的女性空间的性质被由崔莺莺、红娘和崔夫人搭起的情节上的戏剧空间所掩盖。   《西厢记》的第二层女性空间即是戏剧空间,在这部角色并不多的戏剧中,崔张二人固然是主角,但崔莺莺、红娘和崔夫人三者之间的联系却构建了一个富有戏剧张力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恰恰是女性的,而非男性的。这三位女性是推动全剧发展的动力,而张生相形之下则处于一个较为被动的状态。在此举两例,其一当张生向红娘介绍自己,问及“小姐常出来么”,立即遭到红娘的一番问责,而张生之所以如此大胆的询问,自然与之前在殿上看见崔莺莺临走对自己的一“觑”和将此错误的解读为崔莺莺对自己有情意不无关系。张生遭到红娘的奚落后,表现出的哭愁之情可看做是张生的被动态势的反映。其二则是崔莺莺投书张生,张生再一次错误解读了崔莺莺所作的诗,翻墙而过,不仅让崔莺莺和红娘大吃一惊,并且威胁张生说要将他“扯到夫人那里去”。红娘以为将事情捅到崔夫人那里去会对张生的名声不利,于是命令张生跪着听她和崔莺莺的数落。这一段简直是将张生玩弄于股掌之间,同时也反映出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女性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男性则属于从属地位。与元稹的《莺莺传》完全从男性的视角入手并且为男性说情和遮羞不同,王实甫的《西厢记》则从营造一个属于女性的戏剧空间入手,将封建伦理和男性地位都巧妙地做了淡化的处理,让读者沉醉在崔张爱情的曲折发展中,忘却在女性空间下封建伦理的颓丧和男性尊严的失落。   作为男性的王实甫,在他的伟大才华的结晶――《西厢记》中所构建起的这个女性空间,其原因何在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以下略抒笔者之管见:尽管王实甫的生平事迹难以确知,但还是能从一些只言片语中得到些许信息。从明代人贾仲名凭吊王实甫的【凌波仙】一曲中,略可得知王实甫曾流连于勾栏之间,与歌妓交往甚密。据另外题为王实甫所作的《退隐》中也可得知王实甫早年间曾有志于仕途,辗转于官场间,但官场的失意最终让他落寞归隐。《西厢记》中女性和科举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在元代汉人受到压制,不仅汉人取士人数很少,即使取中为官也受到很多的限制。民间流传的“九儒十丐”正是这种文人不得志现象的表现。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士人们失去了入仕实践儒家精神的渠道,便纷纷走向了勾栏瓦肆,与女性的接触更为丰富也更为细腻。由此,王实甫所构建的这个女性空间不仅是对女性权力的发现和赞扬,也是对已身遭遇和苦难的抒写,他所创造的大团圆的结局或许正是一种对自身遭遇的无力的对抗和幻想。      参考文献   [1]王实甫.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2]贺新辉,朱捷.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5月.   [3]陈扬炯.中国净土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4]段塔丽.武则天称帝与唐初社会的弥勒信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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