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一）
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
元朝建立了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被统治的人民以汉族为主体。但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包括蒙古族的人民，都遭受着封建王朝和各族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也都在自己生活的地区内从事物质生产和文化创造，进行着不同形式的反压迫斗争。元朝的建立，为民族间的交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并作出过不同的贡献。元代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史书中理应有各民族的篇章。只是由于材料的缺乏和研究的不足，本书还不可能对各个民族的状况都作出详尽的评述。下面叙述的是元朝统治下的蒙古族、藏族、西北各族和云南各族的大略情况。
一、北方草原的蒙古族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以后，草原各部落，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形成为使用共同语言的蒙古族。
蒙古族聚居区大体可分漠北和漠南两部分。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后，随即把统治中心迁到和林。忽必烈即位，定都大都。一三○七年，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后改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漠北成为元朝政府统辖下的一级行政区域。岭北行省东至兴安岭，南濒大戈壁，西达阿尔泰山西麓，西北八邻部管辖着鄂毕河上游直到额尔齐斯河的林木中百姓，驻在唐麓岭北益兰州的五部断事官管辖着叶尼塞河和安加拉河流域的乞儿吉思诸部，东北则包括贝加尔湖周围的豁里、秃马、不里牙惕、巴尔忽诸部以及石勒喀河至额尔古纳河一带合撒儿的领地。
在漠南地区，阴山以北居住着汪古部。一二一四年，成吉思汗又将新占领的金朝土地分封给札刺亦儿、兀鲁兀、忙兀、弘吉刺、亦乞列思等五投下和汗的弟侄。灭西夏后，原属西夏的今鄂尔多斯、贺兰山、额济纳河、河西走廊和青海等地相继被分赐给诸王，大批蒙古牧民也随着南迁。元朝统治时期，除兴安岭地区属岭北行省外，在上述地方分别设立了宣慰司或路，由辽阳、陕西、甘肃等行省和中书省管辖，以后逐渐形成漠南的蒙古族聚居区。下面叙述岭北漠南蒙古族聚居区的社会经济生活、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
（一）社会经济生活
畜牧业 游牧畜牧业是蒙古族人民的主要经济部门。蒙古奴隶占有制国家建立后，奴隶得到了补充。畜牧业得到稳定的发展。
在部落并立的时代，由于相互掠夺人畜和争夺牧场，常常造成经济破坏。国家建立后，大贵族的领地（《秘史》译“嫩秃黑”）必须由大汗指定和确认，贵族有权逐级指定牧场。窝阔台时，曾经指令各千户内选派嫩秃赤专管分配牧场，以防止争夺牧地的纠纷。窝阔台为了开辟新的牧场，还曾经派人到一些缺水的地方打井。忽必烈也派兵到漠北浚井。国家为了保护牧场，颁布了严格的禁令：草生而掘地，遗火烧毁牧场，都要“诛其家”。
蒙古牧民从被征服的民族学到了新的生产技术。征服西夏以后，原来盛产于今内蒙古西部的骆驼大量输入漠北，蒙古牧民并从西夏人那里学会了驯养技术。善于养马和制黑马奶酒的钦察人是能干的牧人（被称为“哈刺赤”），朝廷中管理畜牧的官员常由他们担任。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后，从出兵的数字估计，人口只有几十万（《秘史》载成吉思汗建国时有九十五个千户，《集史》载他晚年有一百二十九个千户）。元世祖至元末年，由于西北诸王的叛乱，从漠北流亡到云、朔间（今雁北地区）的人口就有七十余万。武宗初年，从西北诸王各部归附的又有八十六万余户。岭北行省的总人口一定要大大超过此数，可见漠北蒙族人口在元朝建国后，有很大的增长。牧民放牧的牲畜数量也随之增加。《黑鞑事略》记载，“凡马多是四五百匹为群队，只两兀刺赤管”。延祐间，据一个少年奴隶自述，他要为主人放牧“羊二千余头”（张养浩：《归田类稿》）。一三二四年，中书省确定一个区别蒙古牧民穷富的标准：凡马、骆驼不够二十匹，羊不满五十只者，即属穷困。如要他们充当站户，就应由政府补买牲畜救济。可见十三——十四世纪蒙古的牲畜总数和各个牧户平均拥有的牲畜头数都比十二世纪有了显著的增加。
蒙古大汗和诸王贵族从掠夺战争中俘掳来大量的劳动力和牲畜，又通过对所属牧民征收贡赋、收买和没收所谓无主牲畜等途径，使大量牲畜集中到他们的牧场上来。
元朝官牧场都是由国家挑选的水草丰美的地区。皇帝每年照例要在春未夏初去上都，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为了利用上都附近的好牧场。秋未冬初，漠南牧区的牲畜常就近赶到华北的田野上放牧，这些地区要负担饲马的刍粮和伺草。一三○七年，大都路承担饲马九万四千匹，供应粮食十五万石；外路饲马一十一万九千匹。同时，政府发行盐券向农民换取秆草，这年就收草将近一千三百万束。这里的官牧牲畜普遍搭盖了圈棚，大都还栽培牧草。有苜蓿园，“掌种苜蓿，以饲马驼膳羊”。元朝几次颁布“劝农”条画，其中一条就是规定农村各社“布种苜蓿”，“喂养头匹”。由于官牧场牲畜极多，牧人的分工就更为专业化，见于记载的有：羯羊倌（亦儿哥赤）、山羊倌（亦马赤）、羊倌（火你赤）、骒马倌（苟赤）、骟马倌（阿塔赤）、一岁马驹倌（兀奴忽赤）、马倌（阿都赤）等名目。
官牧场采取的种种新措施，在以往分散的纯游牧经济中是不可想象的，元朝通过国家的力量使部分牧业区和农业区相结合，大大改善了畜牧业的条件，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就残存的一些记载看：在皇室的某个牧场上，官有母羊达三十万头。忙兀部领主自称有马“群连郊炯（音jiong，指遥远的郊野）”。弘吉刺部一个陪臣牧养“马牛羊累钜万”，可见当时大畜群所有制已有巨大的规模。
渔猎业 狩猎仍是蒙古游牧民的重要职业。蒙古大汗、诸王、贵族都喜欢围猎，围猎时所属牧民都得参加。秋冬有五六个月是蒙古牧民围猎的季节。当春天冰消春泛时，他们又用放鹰隼的办法捕捉水鸟和野兽，叫做“飞放”。捕猎期间，他们只吃猎获的野物，实际上是对畜牧业生产的补充。
唐麓岭以北和贝加尔湖地区的林木中百姓，主要以狩猎为生。这里盛产貂皮、兽皮和鹰鹘，驯鹿是驮运的工具。巴尔忽和乞儿吉思出产的鹰鹘很名贵，蒙古贵族都要驯养它以供打猎之助。当地人民以此作为对元朝皇帝的贡品，还有回回商人专程到这里索取鹰鹘贩往内地牟利。
近水之处，捕鱼也是牧民生活上一大补充。贝尔湖、达里诺尔和肇州都产鱼，居民有的以“耕钓为业”，有的以鱼作为贡品。漠北克鲁伦河、土拉河及其它河流、湖泊也产鱼，牧民“至冬可凿冰而捕”。一二八九年，“边民乏食”，忽必烈“诏赐网署，使取鱼自给。”武宗时，西北诸王部民来归者百数十万，朝廷让近水者教取鱼以食，四年之间，共调去鱼网三千。中原的渔具和捕鱼经验使蒙古族人民常常能利用天然的鱼类资源渡过灾荒年岁。
农业十二世纪时，漠北几乎没有农业。史书中只见过色楞格河上的庚几乞人有“田禾”的记载（《元史·太祖纪》；《元朝秘史》一七七节）。成吉思汗建国后，曾令镇海屯田于阿鲁欢，参加屯田的有俘虏万余，包括塔塔儿、契丹、女真、只温、唐兀、钦察、回回等各族人。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克鲁伦、鄂尔浑、塔米尔等河沿岸都利用河水灌田，种植耐寒的糜、麦等谷物。叶尼塞河流域，谦谦州也收床麦，乞儿吉思人从事耕作。
元朝建立后，为供应驻屯军队的需要，陆续开发屯田。一二七四年，元世祖开始派军队前往和林屯田。以后又陆续增派军队，使和林成为岭北一大屯田中心。汉族士兵是屯田的主要劳力，汉军将领王通、石高山、张均等都曾率所部军去和林经管过屯田。武宗时，发一万汉军屯田和林，秋收粮食达九万余石。由于西北诸王连续发动战争，元朝在杭爱山至阿尔泰山一线驻军甚多，为了就近解决戍军的粮饷，自一二九五年（元贞元年）起，成宗又调拨汉军发展称海的屯田（称海即镇海的异译，指镇海在阿鲁欢的屯田），以后不断增拨屯田军队、农具和耕牛等，使称海成为岭北又一屯田中心。武宗即位，称海屯田由行省左丞相哈刺哈孙重加经理，当年收粮二十万斛。五河是同称海齐名的另一屯田要地。泰定帝时，元朝又在海刺秃地方设置屯田总管府。此外，见于记载的还有兀失蛮、扎失蛮、杭爱山、呵札等地的屯田。谦州和乞儿吉思也有屯田，元朝还从淮河以南调派汉族农民携带农具前往屯垦。
屯田收获主要供给驻军，遇到丰收之年，也可储备一部分以备赈济蒙古族牧民。蒙古族人民也已有农业经营。如一二七二年元政府曾令拔都军于克鲁伦河附近开渠耕田，“拔都军”一般是由蒙古军组成的。一三一九年，元仁宗曾派蒙古军五千人和晋王部属贫民二千人屯田称海。哈刺哈孙整理称海屯田，曾选择军士中通晓农事者教蒙古各部落从事耕种。《元史》中还有秃木合地方和塔塔儿部因庄稼欠收要求赈济的记载，说明那里也经营农业。至于暂时以农耕弥补畜牧业不足的情况则更为普遍，每逢灾荒年岁，常由朝廷发给农具、种子和耕牛等使蒙古族人民屯种自赡。
漠南地区本来已有农业，元朝时，又从汉人聚居区扩展到北面蒙古族聚居的牧业区。弘吉刺部聚居的达里诺尔附近，十三世纪初即形成“人烟聚落，以耕钓为业”。元世祖初年的文书中，即有弘吉刺、亦乞列思种田户的记载（《大元马政记》）。以后在弘吉刺驻地设应昌府，每年可籴储粮食近一万石。后来应昌路正式列入全国一百二十余处屯田之一。砂井、净州以至延安府境的汪古人多从事农业，当时人称为“种田白达达”。在亦集乃路的黑水河流域，上著的唐兀人也从事农业。元朝廷曾发给耕牛、农具和种粮救济当地的贫民。后来又在那里屯田，调动军队与唐兀族人疏浚河渠，在合即渠扩大耕地至九千余亩。兀刺海路也有人种田，元朝曾颁发过在那里征收农业税的法令。
城市和手工业一二二○年，成吉思汗定都和林。一二三五年，窝阔台决定修筑城垣，建造以“万安阁”为中心的宫殿，又令诸王在皇宫四周兴建自己的府邸。以后历年增建，据蒙哥时代西方旅行家卢卜鲁克描述：此城已颇具规模，城内有各族商人聚集的回回区，有汉族工匠聚居的汉人区，有若干所衙署，十二座佛寺和庙字，两所清真寺，一所基督教堂。东南西北各有一门，分别有粮食、车、牛、羊、马的市场。一二九九年，和林城又扩建了一次，成为岭北行省的省府，也是军事重地和经济、文化的中心。据说：“和林百年来，生植殷富埒内地”。初建和林时，窝阔台还在它附近兴建了图苏湖和迦坚茶寒宫城。
称海是漠北另一重镇。因镇海在此屯田，建起城池、仓库，就以他的名字作城名。这里首当西北诸王进军之冲，又成为驻防重地，忽必烈太子真金和成宗皇侄海山（武宗）曾指挥诸王、大将在此镇守。一三○七年，元朝在这里设称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据记载，斡赤斤好兴土木，他到处营建宫殿和苑囿（《集史》第一卷，第一册）。合撒儿的分地在额尔古纳河流域，河东岸与根河汇流处的黑山头，河西苏联境内乌卢龙桂河和昆兑河畔等处都有他的家族营建的城市废墟。在库苏古尔湖西德勒格尔河畔曾发现一个城址，有碑文证明是斡亦刺部王府的所在地。《集史》记载：乞儿吉思和谦谦州有很多城镇和村落。益兰州是乞儿吉思等五部断事官的治所，元初在这里修建官廨、仓库和驿道的传舍等，其余工匠的住舍更多。它的遗址已在埃列格斯河岸发现，由四个隔河而建的居民区连成大城。埃列格斯河以东的拜哈克和以西乌鲁克穆河南岸的沃马克，都有元代城镇的遗址。除城镇以外，游牧区也出现了定居的村舍。贵由汗时，旅行者途经克鲁伦河，曾看到蒙汉杂居居住上筑房屋的情形（张德辉：《岭北纪行》）。在漠南地区，辽、金时广设州县，城、堡很多。成吉思汗时多被破坏。元代又逐渐得到恢复，各投下领地内还出现了新的城镇。
弘吉刺部的中心鱼儿泊附近，成吉思汗时已有人烟聚落，后来又修建起一座方广二里许的公主离宫，宫的东西是农民和工匠屯聚的村落。一二七○年，弘吉刺部领主正式在湖西南四里处兴工建造应昌城。一二九五年，又在今翁午特旗兴建全宁城。
在汪古部的驻地，金朝在互市的榷场设置了天山县和集宁县，元朝升为净州路和集宁路的治所。净州以北通往和林的驿道上有砂井城，为砂井总管府的治所。汪古部贵族在世代居住的黑水（艾不盖河）北岸修建了一座以王府为中心的新城，后定名静安县，作为静安路的治所。一三一八年改名为德宁路。大青山后存有不少汪古部人居住的城镇村落遗址，可见当时他们的居址是很多的。
今伊克昭盟地区，是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刺的领地，安西王在西夏的夏州东北新建了一座察罕脑儿城，修筑宫殿。武宗没收了安西王的领地，在察罕脑儿设宣慰司都元帅府，作为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和驿道的中心。
上都是忽必烈新建的一座大城。蒙哥汗时，忽必烈因受命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常驻今锡林郭勒盟南部。一二五六年，在刘秉忠的筹划下，选择桓州东、滦水北一块地方修筑城郭宫室。经过三年的营建，兴起一个新的城市，定名开平。忽必烈在大部建都后，改开平为上都，作为每年夏初至秋未清暑的夏都。上都是元朝的都城，城市规模非常宏伟。全城分内、外城和外苑三重。外城与外苑城周共有十八九里。内城是皇宫，有土木、砖、竹、大理石结构的宫殿、楼台、亭阁、园池等建筑，城外有蒙古族帐幕式的官殿失刺斡耳朵，广泛吸收了当时务民族建筑艺术的特色。外城是市区，仅就《元史》所载统计，上都曾设大小官署六十所，手工匠管理机构和厂局一二一处，还有鳞次柿比的商肆、贵族和平民的住宅、孔庙、佛寺、道观、回回寺等等。上都的交通也四通八达，南有四条驿道通大都，北通和林，东通辽阳行省，西从丰州经宁夏、河西走廊可通中亚。元武宗又在兴和路旺兀察都地方建行宫为新都，命名中都。后因劳民伤财过大，元顺帝初年停罢。
蒙古贵族在掠夺战争中特别重视工匠，每攻下一地，就要把工匠挑选出来，带回各自的领地为他们制作武器和其它各种用品。和林是工匠集中的地方。称海城初建时，就有俘掳来的工匠万余口在这里设局制作。阿不罕山南有许多汉族工匠，设有阿不罕部工匠总管府。和林附近的毕里纥都是“弓匠积养之地”。据考古发掘的报道，仅和林一地就曾发现过十座冶炼炉和大量金属制造品，有供军用的破城机和其它机械，有铁犁、铁锄等农具，有适于牧民使用的带脚生铁锅釜，有商人使用的铜、铁权及车毅等。出土白生铁经过化验，可断定是在摄氏一千三百五十度高温下熔铸成的，估计当时的工匠已用水力鼓风了。当地烧造的陶瓷器也被大量发现，其中多有从事烧造的汉族工匠名氏。宫廷建筑和各种奢侈用品，都有许多精美的创造。和林特产一种名叫碧甸子的玉石，忽必烈即位后就在此设局开采，以后正式设和林玉局提举司。
唐麓岭以北的谦谦州，成吉思汗时就已迁徙许多汉族工匠到这里生产武器、丝织品。元朝在这里设立了几个匠局。当地居民原来只会用柳木作杯、碗，刳木为槽以渡河，也不会铸作农具。断事官刘好礼特向元朝政府请求派陶、木、铁匠，教当地人制陶、铁冶和造船等项技术，对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很大方便。
漠南蒙古族地区的手工业更为发达。上都官营的匠局很多，有制毡和毛织品的毡局、异样毛子局，加工皮革的软皮局、斜皮局等，还有制造武器的铁局、杂造鞍子局、甲匠提举司，以及为宫廷用品生产的器物局、葫芦局和金银器局等。其余百色工匠，也都具备。
在诸王、贵戚、勋臣的分地内，也聚集着许多工匠为他们制作。弘吉刺、汪古部和察罕脑儿等处分别有属于勋贵的人匠总管府、怯怜口民匠总管府和提领所等机构，可见属下的工匠为数不少。
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一）
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
元朝建立了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被统治的人民以汉族为主体。但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包括蒙古族的人民，都遭受着封建王朝和各族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也都在自己生活的地区内从事物质生产和文化创造，进行着不同形式的反压迫斗争。元朝的建立，为民族间的交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并作出过不同的贡献。元代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史书中理应有各民族的篇章。只是由于材料的缺乏和研究的不足，本书还不可能对各个民族的状况都作出详尽的评述。下面叙述的是元朝统治下的蒙古族、藏族、西北各族和云南各族的大略情况。
一、北方草原的蒙古族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以后，草原各部落，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形成为使用共同语言的蒙古族。
蒙古族聚居区大体可分漠北和漠南两部分。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后，随即把统治中心迁到和林。忽必烈即位，定都大都。一三○七年，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后改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漠北成为元朝政府统辖下的一级行政区域。岭北行省东至兴安岭，南濒大戈壁，西达阿尔泰山西麓，西北八邻部管辖着鄂毕河上游直到额尔齐斯河的林木中百姓，驻在唐麓岭北益兰州的五部断事官管辖着叶尼塞河和安加拉河流域的乞儿吉思诸部，东北则包括贝加尔湖周围的豁里、秃马、不里牙惕、巴尔忽诸部以及石勒喀河至额尔古纳河一带合撒儿的领地。
在漠南地区，阴山以北居住着汪古部。一二一四年，成吉思汗又将新占领的金朝土地分封给札刺亦儿、兀鲁兀、忙兀、弘吉刺、亦乞列思等五投下和汗的弟侄。灭西夏后，原属西夏的今鄂尔多斯、贺兰山、额济纳河、河西走廊和青海等地相继被分赐给诸王，大批蒙古牧民也随着南迁。元朝统治时期，除兴安岭地区属岭北行省外，在上述地方分别设立了宣慰司或路，由辽阳、陕西、甘肃等行省和中书省管辖，以后逐渐形成漠南的蒙古族聚居区。下面叙述岭北漠南蒙古族聚居区的社会经济生活、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
（一）社会经济生活
畜牧业 游牧畜牧业是蒙古族人民的主要经济部门。蒙古奴隶占有制国家建立后，奴隶得到了补充。畜牧业得到稳定的发展。
在部落并立的时代，由于相互掠夺人畜和争夺牧场，常常造成经济破坏。国家建立后，大贵族的领地（《秘史》译“嫩秃黑”）必须由大汗指定和确认，贵族有权逐级指定牧场。窝阔台时，曾经指令各千户内选派嫩秃赤专管分配牧场，以防止争夺牧地的纠纷。窝阔台为了开辟新的牧场，还曾经派人到一些缺水的地方打井。忽必烈也派兵到漠北浚井。国家为了保护牧场，颁布了严格的禁令：草生而掘地，遗火烧毁牧场，都要“诛其家”。
蒙古牧民从被征服的民族学到了新的生产技术。征服西夏以后，原来盛产于今内蒙古西部的骆驼大量输入漠北，蒙古牧民并从西夏人那里学会了驯养技术。善于养马和制黑马奶酒的钦察人是能干的牧人（被称为“哈刺赤”），朝廷中管理畜牧的官员常由他们担任。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后，从出兵的数字估计，人口只有几十万（《秘史》载成吉思汗建国时有九十五个千户，《集史》载他晚年有一百二十九个千户）。元世祖至元末年，由于西北诸王的叛乱，从漠北流亡到云、朔间（今雁北地区）的人口就有七十余万。武宗初年，从西北诸王各部归附的又有八十六万余户。岭北行省的总人口一定要大大超过此数，可见漠北蒙族人口在元朝建国后，有很大的增长。牧民放牧的牲畜数量也随之增加。《黑鞑事略》记载，“凡马多是四五百匹为群队，只两兀刺赤管”。延祐间，据一个少年奴隶自述，他要为主人放牧“羊二千余头”（张养浩：《归田类稿》）。一三二四年，中书省确定一个区别蒙古牧民穷富的标准：凡马、骆驼不够二十匹，羊不满五十只者，即属穷困。如要他们充当站户，就应由政府补买牲畜救济。可见十三——十四世纪蒙古的牲畜总数和各个牧户平均拥有的牲畜头数都比十二世纪有了显著的增加。
蒙古大汗和诸王贵族从掠夺战争中俘掳来大量的劳动力和牲畜，又通过对所属牧民征收贡赋、收买和没收所谓无主牲畜等途径，使大量牲畜集中到他们的牧场上来。
元朝官牧场都是由国家挑选的水草丰美的地区。皇帝每年照例要在春未夏初去上都，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为了利用上都附近的好牧场。秋未冬初，漠南牧区的牲畜常就近赶到华北的田野上放牧，这些地区要负担饲马的刍粮和伺草。一三○七年，大都路承担饲马九万四千匹，供应粮食十五万石；外路饲马一十一万九千匹。同时，政府发行盐券向农民换取秆草，这年就收草将近一千三百万束。这里的官牧牲畜普遍搭盖了圈棚，大都还栽培牧草。有苜蓿园，“掌种苜蓿，以饲马驼膳羊”。元朝几次颁布“劝农”条画，其中一条就是规定农村各社“布种苜蓿”，“喂养头匹”。由于官牧场牲畜极多，牧人的分工就更为专业化，见于记载的有：羯羊倌（亦儿哥赤）、山羊倌（亦马赤）、羊倌（火你赤）、骒马倌（苟赤）、骟马倌（阿塔赤）、一岁马驹倌（兀奴忽赤）、马倌（阿都赤）等名目。
官牧场采取的种种新措施，在以往分散的纯游牧经济中是不可想象的，元朝通过国家的力量使部分牧业区和农业区相结合，大大改善了畜牧业的条件，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就残存的一些记载看：在皇室的某个牧场上，官有母羊达三十万头。忙兀部领主自称有马“群连郊炯（音jiong，指遥远的郊野）”。弘吉刺部一个陪臣牧养“马牛羊累钜万”，可见当时大畜群所有制已有巨大的规模。
渔猎业 狩猎仍是蒙古游牧民的重要职业。蒙古大汗、诸王、贵族都喜欢围猎，围猎时所属牧民都得参加。秋冬有五六个月是蒙古牧民围猎的季节。当春天冰消春泛时，他们又用放鹰隼的办法捕捉水鸟和野兽，叫做“飞放”。捕猎期间，他们只吃猎获的野物，实际上是对畜牧业生产的补充。
唐麓岭以北和贝加尔湖地区的林木中百姓，主要以狩猎为生。这里盛产貂皮、兽皮和鹰鹘，驯鹿是驮运的工具。巴尔忽和乞儿吉思出产的鹰鹘很名贵，蒙古贵族都要驯养它以供打猎之助。当地人民以此作为对元朝皇帝的贡品，还有回回商人专程到这里索取鹰鹘贩往内地牟利。
近水之处，捕鱼也是牧民生活上一大补充。贝尔湖、达里诺尔和肇州都产鱼，居民有的以“耕钓为业”，有的以鱼作为贡品。漠北克鲁伦河、土拉河及其它河流、湖泊也产鱼，牧民“至冬可凿冰而捕”。一二八九年，“边民乏食”，忽必烈“诏赐网署，使取鱼自给。”武宗时，西北诸王部民来归者百数十万，朝廷让近水者教取鱼以食，四年之间，共调去鱼网三千。中原的渔具和捕鱼经验使蒙古族人民常常能利用天然的鱼类资源渡过灾荒年岁。
农业十二世纪时，漠北几乎没有农业。史书中只见过色楞格河上的庚几乞人有“田禾”的记载（《元史·太祖纪》；《元朝秘史》一七七节）。成吉思汗建国后，曾令镇海屯田于阿鲁欢，参加屯田的有俘虏万余，包括塔塔儿、契丹、女真、只温、唐兀、钦察、回回等各族人。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克鲁伦、鄂尔浑、塔米尔等河沿岸都利用河水灌田，种植耐寒的糜、麦等谷物。叶尼塞河流域，谦谦州也收床麦，乞儿吉思人从事耕作。
元朝建立后，为供应驻屯军队的需要，陆续开发屯田。一二七四年，元世祖开始派军队前往和林屯田。以后又陆续增派军队，使和林成为岭北一大屯田中心。汉族士兵是屯田的主要劳力，汉军将领王通、石高山、张均等都曾率所部军去和林经管过屯田。武宗时，发一万汉军屯田和林，秋收粮食达九万余石。由于西北诸王连续发动战争，元朝在杭爱山至阿尔泰山一线驻军甚多，为了就近解决戍军的粮饷，自一二九五年（元贞元年）起，成宗又调拨汉军发展称海的屯田（称海即镇海的异译，指镇海在阿鲁欢的屯田），以后不断增拨屯田军队、农具和耕牛等，使称海成为岭北又一屯田中心。武宗即位，称海屯田由行省左丞相哈刺哈孙重加经理，当年收粮二十万斛。五河是同称海齐名的另一屯田要地。泰定帝时，元朝又在海刺秃地方设置屯田总管府。此外，见于记载的还有兀失蛮、扎失蛮、杭爱山、呵札等地的屯田。谦州和乞儿吉思也有屯田，元朝还从淮河以南调派汉族农民携带农具前往屯垦。
屯田收获主要供给驻军，遇到丰收之年，也可储备一部分以备赈济蒙古族牧民。蒙古族人民也已有农业经营。如一二七二年元政府曾令拔都军于克鲁伦河附近开渠耕田，“拔都军”一般是由蒙古军组成的。一三一九年，元仁宗曾派蒙古军五千人和晋王部属贫民二千人屯田称海。哈刺哈孙整理称海屯田，曾选择军士中通晓农事者教蒙古各部落从事耕种。《元史》中还有秃木合地方和塔塔儿部因庄稼欠收要求赈济的记载，说明那里也经营农业。至于暂时以农耕弥补畜牧业不足的情况则更为普遍，每逢灾荒年岁，常由朝廷发给农具、种子和耕牛等使蒙古族人民屯种自赡。
漠南地区本来已有农业，元朝时，又从汉人聚居区扩展到北面蒙古族聚居的牧业区。弘吉刺部聚居的达里诺尔附近，十三世纪初即形成“人烟聚落，以耕钓为业”。元世祖初年的文书中，即有弘吉刺、亦乞列思种田户的记载（《大元马政记》）。以后在弘吉刺驻地设应昌府，每年可籴储粮食近一万石。后来应昌路正式列入全国一百二十余处屯田之一。砂井、净州以至延安府境的汪古人多从事农业，当时人称为“种田白达达”。在亦集乃路的黑水河流域，上著的唐兀人也从事农业。元朝廷曾发给耕牛、农具和种粮救济当地的贫民。后来又在那里屯田，调动军队与唐兀族人疏浚河渠，在合即渠扩大耕地至九千余亩。兀刺海路也有人种田，元朝曾颁发过在那里征收农业税的法令。
城市和手工业一二二○年，成吉思汗定都和林。一二三五年，窝阔台决定修筑城垣，建造以“万安阁”为中心的宫殿，又令诸王在皇宫四周兴建自己的府邸。以后历年增建，据蒙哥时代西方旅行家卢卜鲁克描述：此城已颇具规模，城内有各族商人聚集的回回区，有汉族工匠聚居的汉人区，有若干所衙署，十二座佛寺和庙字，两所清真寺，一所基督教堂。东南西北各有一门，分别有粮食、车、牛、羊、马的市场。一二九九年，和林城又扩建了一次，成为岭北行省的省府，也是军事重地和经济、文化的中心。据说：“和林百年来，生植殷富埒内地”。初建和林时，窝阔台还在它附近兴建了图苏湖和迦坚茶寒宫城。
称海是漠北另一重镇。因镇海在此屯田，建起城池、仓库，就以他的名字作城名。这里首当西北诸王进军之冲，又成为驻防重地，忽必烈太子真金和成宗皇侄海山（武宗）曾指挥诸王、大将在此镇守。一三○七年，元朝在这里设称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据记载，斡赤斤好兴土木，他到处营建宫殿和苑囿（《集史》第一卷，第一册）。合撒儿的分地在额尔古纳河流域，河东岸与根河汇流处的黑山头，河西苏联境内乌卢龙桂河和昆兑河畔等处都有他的家族营建的城市废墟。在库苏古尔湖西德勒格尔河畔曾发现一个城址，有碑文证明是斡亦刺部王府的所在地。《集史》记载：乞儿吉思和谦谦州有很多城镇和村落。益兰州是乞儿吉思等五部断事官的治所，元初在这里修建官廨、仓库和驿道的传舍等，其余工匠的住舍更多。它的遗址已在埃列格斯河岸发现，由四个隔河而建的居民区连成大城。埃列格斯河以东的拜哈克和以西乌鲁克穆河南岸的沃马克，都有元代城镇的遗址。除城镇以外，游牧区也出现了定居的村舍。贵由汗时，旅行者途经克鲁伦河，曾看到蒙汉杂居居住上筑房屋的情形（张德辉：《岭北纪行》）。在漠南地区，辽、金时广设州县，城、堡很多。成吉思汗时多被破坏。元代又逐渐得到恢复，各投下领地内还出现了新的城镇。
弘吉刺部的中心鱼儿泊附近，成吉思汗时已有人烟聚落，后来又修建起一座方广二里许的公主离宫，宫的东西是农民和工匠屯聚的村落。一二七○年，弘吉刺部领主正式在湖西南四里处兴工建造应昌城。一二九五年，又在今翁午特旗兴建全宁城。
在汪古部的驻地，金朝在互市的榷场设置了天山县和集宁县，元朝升为净州路和集宁路的治所。净州以北通往和林的驿道上有砂井城，为砂井总管府的治所。汪古部贵族在世代居住的黑水（艾不盖河）北岸修建了一座以王府为中心的新城，后定名静安县，作为静安路的治所。一三一八年改名为德宁路。大青山后存有不少汪古部人居住的城镇村落遗址，可见当时他们的居址是很多的。
今伊克昭盟地区，是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刺的领地，安西王在西夏的夏州东北新建了一座察罕脑儿城，修筑宫殿。武宗没收了安西王的领地，在察罕脑儿设宣慰司都元帅府，作为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和驿道的中心。
上都是忽必烈新建的一座大城。蒙哥汗时，忽必烈因受命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常驻今锡林郭勒盟南部。一二五六年，在刘秉忠的筹划下，选择桓州东、滦水北一块地方修筑城郭宫室。经过三年的营建，兴起一个新的城市，定名开平。忽必烈在大部建都后，改开平为上都，作为每年夏初至秋未清暑的夏都。上都是元朝的都城，城市规模非常宏伟。全城分内、外城和外苑三重。外城与外苑城周共有十八九里。内城是皇宫，有土木、砖、竹、大理石结构的宫殿、楼台、亭阁、园池等建筑，城外有蒙古族帐幕式的官殿失刺斡耳朵，广泛吸收了当时务民族建筑艺术的特色。外城是市区，仅就《元史》所载统计，上都曾设大小官署六十所，手工匠管理机构和厂局一二一处，还有鳞次柿比的商肆、贵族和平民的住宅、孔庙、佛寺、道观、回回寺等等。上都的交通也四通八达，南有四条驿道通大都，北通和林，东通辽阳行省，西从丰州经宁夏、河西走廊可通中亚。元武宗又在兴和路旺兀察都地方建行宫为新都，命名中都。后因劳民伤财过大，元顺帝初年停罢。
蒙古贵族在掠夺战争中特别重视工匠，每攻下一地，就要把工匠挑选出来，带回各自的领地为他们制作武器和其它各种用品。和林是工匠集中的地方。称海城初建时，就有俘掳来的工匠万余口在这里设局制作。阿不罕山南有许多汉族工匠，设有阿不罕部工匠总管府。和林附近的毕里纥都是“弓匠积养之地”。据考古发掘的报道，仅和林一地就曾发现过十座冶炼炉和大量金属制造品，有供军用的破城机和其它机械，有铁犁、铁锄等农具，有适于牧民使用的带脚生铁锅釜，有商人使用的铜、铁权及车毅等。出土白生铁经过化验，可断定是在摄氏一千三百五十度高温下熔铸成的，估计当时的工匠已用水力鼓风了。当地烧造的陶瓷器也被大量发现，其中多有从事烧造的汉族工匠名氏。宫廷建筑和各种奢侈用品，都有许多精美的创造。和林特产一种名叫碧甸子的玉石，忽必烈即位后就在此设局开采，以后正式设和林玉局提举司。
唐麓岭以北的谦谦州，成吉思汗时就已迁徙许多汉族工匠到这里生产武器、丝织品。元朝在这里设立了几个匠局。当地居民原来只会用柳木作杯、碗，刳木为槽以渡河，也不会铸作农具。断事官刘好礼特向元朝政府请求派陶、木、铁匠，教当地人制陶、铁冶和造船等项技术，对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很大方便。
漠南蒙古族地区的手工业更为发达。上都官营的匠局很多，有制毡和毛织品的毡局、异样毛子局，加工皮革的软皮局、斜皮局等，还有制造武器的铁局、杂造鞍子局、甲匠提举司，以及为宫廷用品生产的器物局、葫芦局和金银器局等。其余百色工匠，也都具备。
在诸王、贵戚、勋臣的分地内，也聚集着许多工匠为他们制作。弘吉刺、汪古部和察罕脑儿等处分别有属于勋贵的人匠总管府、怯怜口民匠总管府和提领所等机构，可见属下的工匠为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