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琪：不断求索的学者
作为七七级大学生，陈东琪于1981年获原湖南师范学院（现在的湖南师范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博士学位。1989-1990年作为特等生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进修，1992-1993年赴美国贝克莱加州大学做博士后课题研究。1988、1992年两度与刘国光、张卓元等专家合作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1996年获国家青年社会科学成果奖，多次获国家部委级科研成果奖，被英国路透社评价为对中国经济政策最有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陈东琪先后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因此确立了他在国内经济界的学术地位和影响。1985－87年，他创立的东欧经济学，填补了外国经济学研究的空白，提出的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理论，为推动市场化改革研究，促使学术界和决策界将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思想来源。1987－88年，他与刘国光、张卓元等学者提出的“稳中求进”思路，为渐进改革和可持续发展、减缓宏观经济波动做出了重大贡献。1989年，他在《新土地所有制》中提出的“土地合股制”，为深化农村土地改革提供了最早构想。1990－92年，他创建的“强波经济理论”，发现市场化改革加快了经济增长，提高了宏观效率，促使周期波动收敛，宏观稳定性更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1994－95年，他与李茂生等学者首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其合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将社会主义经济学建立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推进了国内经济学研究和创新。1996－99年，他在《微调论》中构建系统的微调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强波经济论》提出的“双向微调”思想，为稳健宏观管理、改善政府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1999－2000年，他在《新政府干预轮》中，指出政府作用的局限性，强调必须缩小政府规模，改革政府机构和管理方式，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为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2001年，他在与银温泉等人提出打破地方市场分割，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议。2004－05年，他在《双稳健政策——中国避免大萧条之路》中，建议政府放弃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实施“双稳健”政策（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促进均衡增长。2008－11年，他在与人合著的《繁荣与紧缩——中国2003－07年的宏观调控》、《世界经济危机研究》、《新一轮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思路》等著作中，强调结构性减税，藏富于民，释放市场能量，对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2012年，他提出严法明制、公平竞争的新
一轮改革思路，指出改革目标是全面构建包容透明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把我国建设成为包容和谐、公平高效的现代民主国家。这些理论思想和政策建议，先后被政府采纳，其影响在随后的改革、发展和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逐步显现。
陈东琪多次参加国家中长期规划（计划）起草研究、“3－5－8改革方案”设计（1987）、“政府工作报告”（1999、2009、2010）和中央经济工作文件起草（2009、2010、2012）等。他多次进入中南海参加中央领导主持的重要理论会议，为国家发展改革工作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1991年9－11月，他与刘国光、吴敬琏、张卓元、周小川、郭树清、林毅夫等经济专家一起参加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主持的11次经济问题座谈会，为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贡献了思想。2002年4月，作为时任总理朱镕基问策的12位经济学家之一，提出“入世”后要积极应对挑战和利用难得的发展机遇，促使企业走出去，提升我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2003-12年，15次参加时任总理温家宝主持的经济学家座谈会，为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宏观稳定做出了贡献。2005年4月，参加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座，建议要利用好黄金发展机遇期，将建设“总体小康”提升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同年7月，与王春正、王梦奎、易钢、余永定等经济专家一起参加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主持的国际问题咨询会，为中国如何提升国际地位建言献策。
一、来自湖南乡村的经济学家
陈东琪农历1955年7月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良湖公社新联大队张家屋场，后跟随父母几度搬迁，在铁子坳（泉红组）安居下来，童年、少年和青年的美好时光在家乡度过，家乡的生活给他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他自小就十分聪颖好学，197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湘潭县三中。高中毕业后，回乡担任生产队会计一年。自1974年4月至1975年8月参加湖南省麻阳县谷达坡段的枝柳铁路（三线）建设，任排宣传员、连队文书。他勤学上进，1975年8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湘潭地区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中文教师，兼职学校团总支副书记。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春风拂来，经过不懈努力，陈东琪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进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教系。起初他酷爱文学，1978年偶然读到《人民日报》的一篇宣传农村联合承包制成功经验、鼓励改革的文章时，他敏锐地意识到：
“中国要发生大变化了，中国改革肯定要搞市场经济，至少要改变计划经济现状，所以，经济学很重要，国家一定迫切需要经济学人才。”
这一超前想法，促使陈东琪在大学二年级转专业，
从文学转到经济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经济学教材，包括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小册子，徐禾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以及一些解释《资本论》的读物，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和批注，同时开始大胆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和前景，为他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最初且最重要的认知基础。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用人单位求贤若渴，很多同学毕业后直接走上工作岗位，而陈东琪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长远眼光，为了在学术道路上攀登高峰，立志经济学研究，决定大学毕业后直接考硕士研究生。由于勤奋刻苦，坚持不懈，他如愿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所（系）硕士研究生，1982年2月进北京求学，师从当时国内最著名的《资本论》研究专家田光教授。
陈东琪读研时期，即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探索初期。在这快速走过的3年里，他与樊纲、郭树清、顾海良、何家成、李晓西、王振中等同学一起，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国外经济学。通过学习和了解国外经济学，他们系统了解了“二战”后欧美市场经济快速而稳定的发展，系统认识到原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缺陷和弊端，系统掌握了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莘莘学子，他们胸怀科学信念和国家使命，在国内比较早地确立了市场经济认识，确立了中国改革必须走市场化道路的思想。
硕士毕业后，出于对经济学研究的强烈兴趣，陈东琪没有像多数同学那样进入政界，而是留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经济思想研究室工作，继续深入研究外国经济思想。在经济思想研究室工作期间，作为最早研究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者之一，陈东琪系统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东欧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独立提出了“东欧经济学”概念，构建了东欧经济学理论体系。1988年出版的《探索与创新：东欧经济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书，充溢着创新意愿，既填补了中国“外国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研究的空白，也强化了国内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思维，当时在经济学界影响很大，获1989年全国优秀图书奖。正如刘国光教授在该书“序”中所指出的一样，该书是一部“在改革中求创新、求发展的青年学者的有益之作”，“表现出对我们的改革事业浓厚的关心并寄予极高的期望”。
正是这本书，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使陈东琪能够以“非常熟悉苏东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专家身份，后来有机会直接向中央高层表达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看法，为国家的改革事业贡献智慧。
陈东
琪科研究东欧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既出于理论兴趣，更是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强烈冲动和责任，以及富国强民的强烈愿望，用他后来的话说：
“我学经济理论，构建东欧经济学体系，从过程中得到了乐趣，但最终目的是为了用经济学理论指导身边的改革和发展实践，指导政策的科学操作，用经济学知识服务于国家。”
基于这个认识，陈东琪后来主动请求调到“国民经济研究室”（现在的宏观经济研究室）工作。这次转室，使他的研究视野发生了很大变化，完成了由内而外、从书本（东欧经济改革理论文献）到实践（中国改革和发展实践）的科研角色转换。
当时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既是新中国经济改革思想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宏观经济学家诞生的摇篮，她聚集了国内顶尖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专家，如杨坚白、刘国光、董辅礽、乌家培、戴圆晨等学者。在这个精英汇聚的研究室，陈东琪较早进入我国宏观经济学研究最高平台，获得了认识宏观经济运行和长期发展的秘诀和方法，以及对复杂宏观经济现象的敏锐感悟和理解。
在宏观经济研究室工作之初，他考取了宏观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中国宏观经济学创始人杨坚白先生，他以突出的学术研究成就于1988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成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后起之秀，全国宏观经济学界的佼佼者。
为了使青年学者更好地成长，中国社科院将陈东琪列为重点出国培养对象，给他三个出国选择：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数量经济学博士学位；到英国皇家学院作一年访问学者；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到美国进修。20多年后他回顾说：
“当时我想去最先进、最自由的地方学习，去看看最发达的市场经济，结果去了美国。”
1989年“六四”前，他到了美国，先在博德尔经济学院强化英语，然后以特等生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师从本杰明·弗里德曼教授，进修货币金融理论。按照当时美国的法律，“六四”之前和之中进入美国的中国学生，可以获得保护身份并可随之拿到绿卡，当时和他同住在剑桥区一位研究朝鲜族历史的台湾史学家，建议他留在美国做一个自由人，但陈东琪以湖南人强烈的爱国特质回答说：
“我愿意也有能力为国家服务，不愿意也不可能为布什政府打工”。
这个看准了目标就不回头的湖南人，毅然决然放弃在美国发展的机会，准时回国继续他的经济研究工作。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决定让美国只少了一个可能最多属于普通级的异族公民，却让中国多了一个经常进入中南海建言献策的本族经济学家。
一个人的诚信是要一点一滴来积累的，而每一次诚信积累都会带来回报。陈东琪放弃美国绿卡诱惑，准时回国工作，赢得了祖国的信赖，使他有更多机会去美国。时隔两年，1992-1993年，他又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健康保险基金的博士后课题研究。两次去美国学习，使他深切感受到市场的力量，感受到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陈教授告诉我，他读完小和中学时，经常在周末早晨去离他家很近的楠竹山镇卖菜、卖鸡蛋，将所得不多的钱买一些盐、肉和其他日用品，早期的市场交易经验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心和脑。而两次美国学习，将这些原始的市场意识激发出来。正是这种原始的市场意识、研究东欧市场化改革的心得和美国现代市场经济的体验三者碰撞，使陈东琪教授在后来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始终恪守“从马克思、从计划到市场”的改革和发展理念。正是这种不离不弃的市场信念支持，陈教授才得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出道较早的知名中青年经济学家。
中国从1978年拉开改革开放大幕的那一刻起，就需要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不断提供推动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思想，就需要不断提供有用且可操作的发展政策建议。而作为理论思想和政策建议的提供者之一，陈东琪也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获得了回报：
1988年，破格晋升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1988－92年，担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1992年开始终身享受国务特殊津贴；
1993年晋升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94年成为当时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1993－94年担任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科片（现在的学部）学术秘书（副局级干部）；
1995－99年担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1997年，获中国社科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1997年获国家七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中“千”人才称号；
1999－2002年担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2002－03年担任国家计委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2003年以来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这些职称、职务的变化，虽然没有令时下国人为之追捧的高官光环，但是闪烁着让后学者为之称羡的学术成色！
二、为改革鼓与呼，为政府勤于谏
1、比较社会经济制度，勇于挑战传统理论
1984年底，陈东琪开始经济学研究的职业生涯，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经济思想研究室，重点研究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急需解放思想，急需引进新的经济理念，急需学习借鉴国外的市场化改革理论，而研究比较经济制度是一条
重要途径。当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为数不多，影响较大的团队有以中央编译局为平台的吴敬琏、荣敬本、郭树清等学者，有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为平台的赵人伟、陈东琪、崔之元等学者。
在比较经济制度研究过程中，陈东琪独辟蹊径，从上世纪50－60年代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中提炼出“东欧经济学”，在《探索与创新——东欧经济学概论》（1988）一书中，首次构建了东欧经济学理论体系。这项研究成果，既改变了以往“外国经济学”只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丰富了“外国经济学”的内容，也为改革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一本可集中寻找的思想来源。
陈东琪在该书“后记”中说：
“1982年秋，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偶尔看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兰格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另一本是布鲁斯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很快，我对这两本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我又相继读了锡克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卡德尔的《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和锡克的《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现代工业社会》等书。我在读这些书时，我国经济界正在热烈讨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新构造问题。当时，我感到，我们的讨论，视野不够开阔，各家之说似乎都有点‘闭门造车’的味道。因为到那时为止，西方经济学只是被当作‘学科知识’来介绍、讲授和研究，不大承认它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可用性。经济学家们一方面拿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论合作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材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创造一些新范畴，构筑一个新体系。我发现，这恰恰漏掉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这就是近30多年来伴随改革而获得极大发展的‘东欧经济学’。因此，从那时起，我便开始收集有关‘东欧经济学’的材料，并逐步产生了对‘东欧经济学’进行综合概括和描述的想法，且决意写一本题为《东欧经济学概论》的书。”
上世纪30年代，以哈耶克、米塞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和以兰格为代表的东欧经济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陈东琪完全被论战双方所吸引，甚至对双方都很敬佩。他的内心深处，既被哈耶克、米塞斯的自由精神所冲击、所振奋，更被兰格的社会主义改革精神所感染、所刺激，因而获得强烈的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从长远来说，一定要走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道路。这个认识，体现在他的《东欧经济学概论》全书中。在当时计划经济思维盛行、“食洋不化”被
一批再批的氛围下，不可能在书中直接用哈耶克“自由市场经济”的提法，但他对“自由”和“市场”持明显肯定的态度。从该书的章节内容、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自由”和“市场”本身没有错，就如同“社会主义”和“计划”本身没有错一样，错就错在将“社会主义”、“计划”与“自由”、“市场”对立起来，陈东琪主张“二者结合”。在陈东琪看来，就如同西方国家存在“市场失灵”一样，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政府（计划）失灵”，因为政府（计划）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他赞同通过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所指出的“分权化”改革，走捷克经济学家锡克的“第三条道路”，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轨到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霍瓦特所设计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
在研究过程中，陈东琪受东欧经济学的影响很大，强化了市场经济思维，随后陆续发表了挑战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观点，提出了市场化改革思路和建议。这些观点、思路和建议，从理论史上看都是比较早的。直到1985、1986年，主流理论仍把通货膨胀和失业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存在这两种现象，但陈东琪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出版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内刊）和《经济学动态》等刊物中，连续发文提出通货膨胀和失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并认为这两个现象对效率来说是必然的、必要的，我们不能人为地取消，他据此提出“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的改革思路。这些观点，今天来看属于常识，简单明了，但在近30年以前，提出这样的观点是要冒风险的，要有强烈的反传统意识和勇气，因此具有理论开拓和创新的意义。
从1985年到1988年的研究活动和成果看，陈东琪一方面宣传东欧经济改革理论，一方面形成市场化改革思路并将其变成行动引导。和那时活跃在经济学界，如华生、何家成、边勇状、张学军、周其仁、张维迎等青年学者一样，他不断发表文章强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一定要走市场化道路。后来，他和樊纲、李晓西、王振中等同学，成立了市场化改革研究小组，提出的市场化改革思路直接影响到高层。陈东琪在我写作本《传记》时告诉我：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鸟笼子’观点盛行，经济学界主流偏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主’，‘市场化’被当作‘全盘西化’，我们在那时提出‘市场化改革思路’是有理论风险的。”
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要改变实际已被乌托邦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优越性”观念，突破计划经济思维定势，营造市场思维环境，需要进行持续时间较长的艰苦探索
，需要进行反复的争论和解释。
上世纪80年代，以陈东琪为代表的青年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老师们，做了许多影响后来成名的经济学家和改革决策者思维的开拓工作，为中国走市场化道路起到了促进思想解放和新社会主义理论传播的作用。
人类思想的进步和发展，就像一串长长的链条，每一环只是短短的一段，但是这个链条离不开每一环。上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思想，既直接推动了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也为此后深化改革提供了现在来看仍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来源。陈东琪和他的同代青年学者，以及富有远见卓识的老一辈改革理论家，是那个改革时代的弄潮儿、探路者。
1991年9月至11月，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亲自审定专家名单，在北京主持召开了11次理论座谈会，讨论关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在会上，陈东琪与刘国光、吴敬琏、张卓元、蒋一苇、李宗、王慧炯、周小川、郭树清、林毅夫等经济学家一起，多次发言讨论了“市场社会主义体制”的提法，指出国家走市场化道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的战略意义。最新出版的《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对这11次会议的评价做了如下概括 ：
“11次座谈会比较充分地讨论和酝酿了我国经济体制选择和改革目标，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说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具有的基础性特征进行了较全面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为江泽民同志1992年6月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提供了一定的理论素材。”
20年后，2012年7月9日，江泽民同志邀请吴敬琏、张卓元、周小川、郭树清、陈东琪和林毅夫6位当年参加此工作的同志座谈，回顾20年前11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来龙去脉，回顾当时是怎样分析“‘二战’后资本主义为何‘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其发展为何既快又稳的现状”；是怎样分析“苏联东欧巨变的经验教训”；是怎样分析“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历史过程，为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构建创新驱动的持续发展模式提出建议。江泽民同志在回顾会议上指出：
“之所以要说这段历史，是想回顾1991年我思考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目标，提出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缘由。回顾20年前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一方面温故知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认真谋划未来，今后10年至20年的发展主要靠什么驱动？决不能走老路，要有改革现有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实实在在的措施。要解放思想，研究
新情况、新问题，集思广益，为党的十八大后开创新局面提供建议。”在20年后才解密的这一段改革理论史的人物名单中，陈东琪是其中一位，而且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位。
2、提出“稳中求进”大思路，倡导渐进式改革和微调
1987年，中国面临高通货膨胀的风险，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前期改革成果的巩固面临很大挑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托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社科院等权威研究机构，研究1988年至1995年这8年的综合改革规划（也称“3-5-8”规划）。中国社科院课题组由原副院长刘国光教授率领，陈东琪为主要执笔人。根据当时现实和对未来中国改革的可能前景预测，课题组提出了“双向协同、稳中求进”（后来简称稳中求进）的总体改革思路。这个思路的核心是：中国经济要避免大起大落现象，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稳定增长，就必须加快市场化改革，在实现企业机制转换、建立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大力引进市场参数调节微观不平衡外，同时要改革宏观调节机制，改善宏观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政策有效性。“稳中求进”的“稳”强调既要稳定增长，政府政策操作要平缓、渐进，多用微调方式；“进”强调要在重新构建有利于宏观稳定的微观基础上，加快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机制三个层次的改革，全面推进制度创新，“也就是以稳定经济的措施来保证改革，同时也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稳定经济。”“前三年，稳中求进，以稳为主，有选择地深化本期改革，为后五年改革推进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后五年改革的阶段性策略重点是由‘稳’转‘进’，在‘稳中求进’总的思想指导下，改革步子可以大一些、快一些。这五年是中国改革的大推进时期，或者叫体制模式的大转换时期。”
后来的实践表明，作为中国第一个改革顶层设计的成果，“3.5.8改革方案”因为“六四”而流产，但“稳中求进”被政府多次采纳，多年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经济工作总体指导方针。作为“稳中求进”的设计者之一，陈东琪在后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在《强波经济论》和《微调论》中阐述的“双向微调”，在《双稳健政策——中国避免大萧条之路》等论著中贯穿了这一红线。
他强调，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微调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经济衰退和繁荣到来之前，要注意运用逆向微调而不是急剧扩张或急刹车的调控方式。除了在萧条期的刺激和过热期的紧缩的综合政策力度强一些以外，其他时期的综合政策力度应该随着时间
的推移逐步减小，尽可能采用“经济下行则向上微调，经济上行则向下微调”的方式，以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保障平稳增长。
在陈东琪看来，微调有几个重要特征，一是要打提前量，不能“到跟前才动手”，就如同开汽车一样，要避开障碍，规避或减少风险，要提前“点刹”，不要到跟前踩急刹车，否则容易翻车；二是单次调整的幅度要小，各次调整之间的频率要高，如出台税率、利率、汇率等政策措施的变化率要比较小；三是要注意正确引导预期，通过影响预期来逐步逼近调整目标；四是所有调控行为不能伤害企业元气，不能排斥竞争，不能挤压市场功能，不能为长期均衡和稳定增长设置障碍。
这些观点，对推动渐进式改革，制订有利于可持续增长的稳健主义的宏观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因“稳中求进”的思想贡献，以刘国光、张卓元为课题负责人，戴圆晨、沈立人、陈东琪为主笔人的《中国经济体制（1988－1995）改革纲要》获得了1988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正如张卓元教授所说，陈东琪为提出和倡导“稳中求进”做出了直接贡献。
无论是从1987年以来的研究成果看，还是从对他访问的言谈看，陈东琪教授显得比较温和，言语表达比较中性，不走极端，给人没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感觉，“稳”是他论著和言谈中用得最多的字。这种具有中国儒家文化风格的学者，更容易受到决策者的关注，其思想也更容易被决策者所接受，因为在决策者看来，渐进式的成本比较小，风险比较低，可以留出一个“试错”的空间和机会。
3、主张改革土地所有权，提出“土地合股制”构想
陈东琪的出生地，离毛泽东、齐白石的家20多里，离彭德怀的家30多里，离刘少奇、左宗棠的家50多里，离曾国藩的家不过100里，这是一个真正出伟人的地方，可谓人杰地灵。有一位中国史学家说过，“没有湖南人，就没有近、现代中国史”。的确，这里出过很多伟大人物，有国家领袖，大政治家；也有大军事家，国家大元帅；更有大学者，大思想家。他们个性鲜明，共性突出：有远大理想，有强烈的爱国爱民意识；对环境敏感，悟性好，善于把握和运筹未来；办事执着、不怕死；血脉中，忠孝、耿直、正义，土根思想浓厚。我们从陈东琪的身上，多少能看出这些特质，只是他的农家观念和土根思想更浓、更重，就像他来北京30多年，而谈吐还带着浓厚的湖南口音一样。
1988年底，当时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计划出一套《中国改革研究丛书》，他要担任常务副主编的陈佳贵，约一位学者写一本关于土地改革方面的书，陈佳贵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务院
农村发展中心和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的农业问题研究专家，而是活跃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陈东琪来担当此任。陈东琪很快答应了陈佳贵的约请。后来我问陈东琪教授：“您当时主要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为何写土地方面的书？”他回答说：
“其实，我最早的工作身份是农民，最早的职业是农业，我在农村土地上生，在农村土地上长，到北京读书、搞研究，还是离不开对家乡土地的眷恋，离不开在水田播种、插秧、踩田、扮禾的体验，离不开‘背朝太阳手插泥’的情景回忆，离不开对土地、对农民、对家乡的怀念。”
这些眷恋、怀念和感情，体现在1989年6月出版的《新土地所有制制》一书中。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理论观念和现实制度变化巨大，原来的计划经济逐步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但到今天为止，有一个地方人们还是不敢深度触碰，这就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理论界最大胆的观点也不过是提“土地（承包权或使用权）流转”，而陈教授25年前就触碰了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提出“农村土地合股制”构想。
《新土地所有制制》一书篇幅不长，只有8万字，但从改革的角度看，内容相当丰富，思想非常超前。全书10章，第1章提出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等途径，解决未来中国可能面临的“耕地危机”问题；第2-4章谈土地制度问题；第5-10章谈建立土地市场、发展规模农业和土地的宏观管理问题。在论述土地制度改革中，陈东琪指出：
中国农村土地“从集体统一经营到家庭承包经营”是一个重大变革，是一个进步，但也存在“局限性”，长远目标是进行“土地所有权变革”。
他在对比“土地国有化”、“稳定集体所有制”和“重建农户私有制”这三种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思路基础上指出：
“这三个思路都不是深化土地所有权改革的最佳思路”，最佳选择是“土地合股制”。他说：
“在中国高市场化规模农业既不能走土地国有化道路和集体化道路，又不能走单一个体农民所有制道路，而应当在完善农户私营和合股经营制度的同时建立多户自由组织的农民对土地合股所有制。”
土地合股制如何建立？陈东琪设想：
通过两种“初始购买”形式，让农民支付一定代价“从国家手里得到土地所有权”，再“以入股方式和他人组合占有”。在这种土地合股制度下，“单个农民只握有土地股票，并取得土地身份，其土地所有权，由自由联合股控制。它既是私有的又具有部分社会化性质，因此土地合股制又是一种‘社会的个人所有制’”。
在陈东琪看来，这种“可以自由买卖和继承”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一种“‘公’‘私’相溶
的基本选择形式之一”，是“既能保证公平又能促进增长的崭新制度”，“有利于土地所有权流转和集中”，“可望克服单一个体农民所有制的缺点，便于组织规模经营，由过于分散走向相对集中；同时可以排除国有化和集体化必然产生的直接行政干预，便于把规模农业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
2012年，思想敏锐的德国人将一项“农民奖”授予取消农业税的时任总理温家宝，我想，如果陈东琪在20多年前提出的“合股制构想”变成现实，并以此缓解未来中国耕地危机，基本满足14亿左右中国人不断增加的粮食需求，仅有《新土地所有制》这本书，陈东琪就应该受到经济学界的嘉奖，因为这个构想具有划时代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说解放思想容易，践行解放思想难，在中国，解放思想更难。《新土地所有制》一书出版，正值“六四”，该书出版后不久，被作为“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对象，小平南巡讲话后，虽然经济学界对改革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但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改革，人们一直心有余悸，不敢直谈、多谈。
我们欣喜地看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山东、浙江等地开始在进行土地合股制实践。山东胶州市胶北、胶东、洋河、李哥庄、马店等镇，对2.1万亩土地实行土地入股，实行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农民成为土地股民。“土地变股权，农民变股东，有地不用种，在家就分红”成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事。（见《经济参考报》2008年10月17日修国华文。）
迄今为止，国家层面的土地问题讨论，还停留在“土地流转”，中央文件还没有“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内容，“土地合股制”还没有成为国家土地政策导向。然而，历史总是会向前推演，一旦时机成熟，陈东琪20多年前的“土地合股制构想”一定会在未来某一时期变成国家政策，成为中国农村新一轮土地改革的重要选项之一。
4、推动政府体制改革，主张建立精简有效的“新政府”
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陈东琪一方面关注市场化的微观基础重构，特别是关注企业组织和产权制度的改革，关注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途径，赞成先通过承包制实行“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改制方式，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制企业，将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变为和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新市场主体。这些思想体现在他发表的许多论文和研究报告之中。
另一方面，他花了更多时间和精力研究“政府”，研究对政府的总体规模、机构设置、人事组织、职能选择、管理方式、政策操作、部门协调、外部制衡和地方政府行为等。这些研究所形成的思想，体现在《强
波经济论》（1992）、《新中国经济变迁与分析》（199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1995、1997、2000）、《微调论》（1999）、《新政府干预论》（2000）、《双稳健政策——中国避免大萧条之路》（2005）以及后来与人合作出版的一些著作中。
陈教授主张，全面改革政府体制，在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下，重新界定和转变政府职能，将更多权力和职能交给市场、企业和社会，通过缩小政府规模，精简政府机构，减少政府工作人员，改造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政府体制，构建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精简有效的“新政府”。
为什么要要改造“旧政府”体制，建立“新政府”体制呢？陈教授受哈耶克和锡克的影响，认为政府有局限性，存现实中存在在政府失灵，据此他提出了四个假说，即：
——政府信息不足或信息丢失假说；
——政府决策过程成本过大假说；
——政府决策者智慧不足假说；
——政府决策者（既得）利益约束假说。
根据这四个假说，陈东琪教授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推进和深化，政府应当从一些领域逐步退出来，逐步下放权力，变宏观集权为微观分权，否则会挤压市场，限制企业，牺牲生产者主权和消费者主权，破坏经济自由和公平竞争，降低效率。
事实确实这样。政府做出一个产业决策政策通常是这样一个过程：国务院领导向某部委主任批示，主任再给分管副主任批示，分管副主任给他所分管的司长批示，司长最后批给专业处，这个专业处通常只有几个人，最后由这几个人做出一个方案再自下而上上报，然后高层讨论决定。显然，这个决策逃不脱上述四个假说所指出的弊端和缺陷。按照这个从一开始就存在缺陷的决策去做，最后必然出现与市场精神相矛盾的“三位”（错位、缺位、越位）错误，出现政府失灵，出现“政府自己制造产能过剩，之后又由政府解决产能过剩”的怪圈。因此，陈教授指出：
“我们对政府决策者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就其能力的局限性来说，政府不能把所有事情做好。……，即使是比较成功的政府干预时期，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就说明政府干预本身是有局限性的”。
怎么办呢？陈东琪提出“最优政府规模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效能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政府规模选择的位置应落在它带来的成本最小和效益最大的那一点上，也就是边际政府交易成本和边际市场交易成本相等的那一点上”。
根据他提出的最优政府规模理论，陈东琪教授认为：中国现在的政府规模太大，应当大幅度缩小，应当大幅度精简机构和人员，应当再造政府体制，而这里的“
关键是转变政府的职能”。政府要做的主要事情，不是自己去直接投资、直接分配，去直接参加与民争利的活动，而是维护市场秩序，“创造一个没有歧视、可以平等竞争的企业发展环境”。
陈东琪后来许多关于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以这个“新政府”理论为核心支点的。这些核心支点，为后来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基本指向。
5、独闯“强波理论”，主张用“双稳健”防大萧条
上个世纪80年代末，陈东琪教授开始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周期和改革以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市场化改革既带来了加速增长，也使经济变得较为稳定，经济的周期波动出现收敛，计划经济的古典性周期（负增长）消失，改革时期的周期低谷仍保持增长，充其量只是“有增长衰退”。陈东琪在描述这一现象时，对其原因、形成机理做了独到分析，据此创建了“强波经济理论”，并对自184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波趋势做了首创性研究。
他指出，与欧美经济的历史演变相似，中国经济长期运行和发展显现出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动力的、每隔30-50年一次的大循环周期(长波)轨迹。在每一次长波中，又会有几次10年一次的中波。在每一个中波中，可能有一、两个短波。
根据陈东琪教授的长波理论，从19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长波；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00年代末”，中国经济运行在第四个长波之中，到目前为止，这个长波还没有结束。推动经济长波繁荣的主要动力是制度创新和随之而来的技术创新。每一次长波又包含几个十年左右一次的中波。到2009年为止已经出现了三次中波：1980-1989年、1990-1999年、2000-2009年。2010年开始进入第四个中波，这也是中国走创新驱动、内需扩张、均衡增长的新经济增长时期。
独具特色的强波理论和长波认识，为陈东琪提出务实、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也在多次应对周期波动的政策实践中得到了印证。
2002年的中国经济出现了“倒春寒”，置身于“9·11”后世界经济的波动中，许多人担心中国经济会掉下来。6月，在某次高层政策座谈会上，陈东琪用大量数据说明，中国经济已经从调整阶段，步入新一轮中周期的上升阶段，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是有限的，2002年中国经济会经过先抑后扬的过程，“十六大”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出现下滑。事实最终印证了他的判断。
2003年面对SARS给中国带来的普遍恐慌，陈东琪同样是在高层经济形势与政策座谈会上乐观地提出：“只要中国政府能够控制住SARS
的蔓延，这场危机只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短暂的冲击，不会改变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经济仍将在快车道运行。”当年经济出现V型反转，证明陈东琪的预测是对的。
2004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格外引人注目，对这个快速趋势的反应和评价，国际上的声音不绝于耳。时而有“中国传递通货膨胀”的声音，时而又有“中国传递通货紧缩”的声音；时而有“中国威胁”的声音，时而又有“中国即将崩溃”的声音。这时，美国学者克拉斯穆尔·佩佐夫提出的“2008中国大萧条预言”，引起了经济学界强烈反响。对此如何反应？陈东琪认为，中国经济可以避免大萧条，办法是从现在开始实行“双稳健政策”。
他解释，“双稳健”有三个涵义，一是“稳”，就是政策取向要保持平稳、稳重，不发生大的、急剧的变化；二是“健”，就是政策操作要健康，要注意科学；三是稳健不单指一个，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稳健。双稳健政策的特征是追求平稳运行，财政、货币政策选择的取向相同，操作方式和手段更为强调中性、中庸。
在政策措施操作上，他指出，稳健财政政策的措施操作要注意：合理确定建设国债规模、财政赤字规模，合理确定财政支出的比重和投向，合理确定税收增长区间，建立健全财政风险防范机制等。稳健货币政策的措施操作要注意：稳定货币和信贷增长，微调利率，灵活操作公开市场业务等间接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等。
他进一步指出，考虑到稳健措施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运用这个政策取向来应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形势，可以用这个政策取向来应对2008年前后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变化，从而避免佩佐夫预测的“2008年中国大萧条”。
陈东琪于2004年提出的“双稳健政策”主张，对2005-2006年国家实行“双稳健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现在回过头来看，“双稳健政策”不仅在2005-2007年防止经济过度泡沫化，避免过度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繁荣后的调整防止过度衰退，避免大萧条起到了重要作用。
“ 双稳健”政策主张，是陈教授于2004年主持国家交通部宏观经济预测课题研究中提出的，但与1987-1988年提出“稳中求进”主张的思想一致。所以，经济学界将他作为中国社科院刘国光、张卓元教授为代表的稳健经济学派的重要一员。有人叫他“陈宏观”，有时又称呼他“陈稳健”。的确，陈东琪教授的经济思想，在改革问题上是开放的，较为胆大，但在宏观管理问题上是稳健的，较为中庸。这不是矛盾，而是对不同问题的科学态度。因为严格说来，改革是一个方向问题，而宏观管理只是一个方法问题。实
际上，他在改革的方法上，也是一个稳健主义者，是一个渐进主义者，比如，在2005年7月中央提出人民币汇率改革实行“三性（主权性 、渐进性、可控性）”时，他就坚定地主张渐进性。
有人说，研究或关注历史的学者，其言行比较中庸、温和、稳健。从陈东琪教授的著述来看，他在研究“论”时，比较关注“史”。比如，《新土地所有制》专门设第10章“中国土地改革简史”，概述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关系变化的历史，从中发现土地改革的必然性和方向。《强波经济论》专设“附录 中国的工业化与长波”，描述中国1840年以来的工业化和长波变化的历史趋势，从中发现中国经济长波的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和规律。
陈东琪教授重视专业史研究，还表现在他主编的《1900-2000中国经济学史纲》中。该书线条清晰地描述了中国近100年经济思想史的演变和内容。这本书，按专业史来写，由“社会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企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消费经济学”、“投资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发展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国防经济学”15章组成，均由当时经济学界各专业领军人物撰写，如卫兴华、张卓元、戴元晨、尹世杰、田江海、刘溶仓、陈家勤、郭克莎、库桂生、顾海兵等知名学者。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在2004年7月出版后，学界反应强烈，全国高校纷纷用作基础教材。正如人民日报10月8日发表的文章所说：
“100年以前，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对于中国来说的确是一个‘舶来品’，而经过100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正在发育成熟。其中有经济体制转轨的曲折和经济学家研究的艰辛，也有经济快速增长的喜悦和经济学家走向世界的坚实脚印。”
我想，这一段简短文字，是对我国改革以来经济学发展的整体写照，也适合对陈东琪教授对我国经济学的探索和贡献的高度概括。
陈教授既是一位严谨、勤奋，并极具大视野、大思路和大战略意识的学者，也是一位谦虚谨慎、乐于助人的益友，更是一位关心未来、善于教人的良师。他在孜孜不倦研读的同时，精心培养学生，帮助后学成长。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他培养了20多位博士生，他以智者澹然的人生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们的学业和人生。
回首过去，这位学者感谢时代的恩赐，保持着一贯的从容和淡定，藏于内心的始终是为中国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的使命感和心系国家前途命运的责任感。
陈东琪：不断求索的学者
作为七七级大学生，陈东琪于1981年获原湖南师范学院（现在的湖南师范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博士学位。1989-1990年作为特等生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进修，1992-1993年赴美国贝克莱加州大学做博士后课题研究。1988、1992年两度与刘国光、张卓元等专家合作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1996年获国家青年社会科学成果奖，多次获国家部委级科研成果奖，被英国路透社评价为对中国经济政策最有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陈东琪先后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因此确立了他在国内经济界的学术地位和影响。1985－87年，他创立的东欧经济学，填补了外国经济学研究的空白，提出的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理论，为推动市场化改革研究，促使学术界和决策界将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思想来源。1987－88年，他与刘国光、张卓元等学者提出的“稳中求进”思路，为渐进改革和可持续发展、减缓宏观经济波动做出了重大贡献。1989年，他在《新土地所有制》中提出的“土地合股制”，为深化农村土地改革提供了最早构想。1990－92年，他创建的“强波经济理论”，发现市场化改革加快了经济增长，提高了宏观效率，促使周期波动收敛，宏观稳定性更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1994－95年，他与李茂生等学者首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其合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将社会主义经济学建立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推进了国内经济学研究和创新。1996－99年，他在《微调论》中构建系统的微调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强波经济论》提出的“双向微调”思想，为稳健宏观管理、改善政府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1999－2000年，他在《新政府干预轮》中，指出政府作用的局限性，强调必须缩小政府规模，改革政府机构和管理方式，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为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2001年，他在与银温泉等人提出打破地方市场分割，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议。2004－05年，他在《双稳健政策——中国避免大萧条之路》中，建议政府放弃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实施“双稳健”政策（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促进均衡增长。2008－11年，他在与人合著的《繁荣与紧缩——中国2003－07年的宏观调控》、《世界经济危机研究》、《新一轮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思路》等著作中，强调结构性减税，藏富于民，释放市场能量，对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2012年，他提出严法明制、公平竞争的新
一轮改革思路，指出改革目标是全面构建包容透明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把我国建设成为包容和谐、公平高效的现代民主国家。这些理论思想和政策建议，先后被政府采纳，其影响在随后的改革、发展和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逐步显现。
陈东琪多次参加国家中长期规划（计划）起草研究、“3－5－8改革方案”设计（1987）、“政府工作报告”（1999、2009、2010）和中央经济工作文件起草（2009、2010、2012）等。他多次进入中南海参加中央领导主持的重要理论会议，为国家发展改革工作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1991年9－11月，他与刘国光、吴敬琏、张卓元、周小川、郭树清、林毅夫等经济专家一起参加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主持的11次经济问题座谈会，为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贡献了思想。2002年4月，作为时任总理朱镕基问策的12位经济学家之一，提出“入世”后要积极应对挑战和利用难得的发展机遇，促使企业走出去，提升我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2003-12年，15次参加时任总理温家宝主持的经济学家座谈会，为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宏观稳定做出了贡献。2005年4月，参加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座，建议要利用好黄金发展机遇期，将建设“总体小康”提升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同年7月，与王春正、王梦奎、易钢、余永定等经济专家一起参加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主持的国际问题咨询会，为中国如何提升国际地位建言献策。
一、来自湖南乡村的经济学家
陈东琪农历1955年7月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良湖公社新联大队张家屋场，后跟随父母几度搬迁，在铁子坳（泉红组）安居下来，童年、少年和青年的美好时光在家乡度过，家乡的生活给他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他自小就十分聪颖好学，197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湘潭县三中。高中毕业后，回乡担任生产队会计一年。自1974年4月至1975年8月参加湖南省麻阳县谷达坡段的枝柳铁路（三线）建设，任排宣传员、连队文书。他勤学上进，1975年8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湘潭地区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中文教师，兼职学校团总支副书记。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春风拂来，经过不懈努力，陈东琪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进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教系。起初他酷爱文学，1978年偶然读到《人民日报》的一篇宣传农村联合承包制成功经验、鼓励改革的文章时，他敏锐地意识到：
“中国要发生大变化了，中国改革肯定要搞市场经济，至少要改变计划经济现状，所以，经济学很重要，国家一定迫切需要经济学人才。”
这一超前想法，促使陈东琪在大学二年级转专业，
从文学转到经济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经济学教材，包括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小册子，徐禾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以及一些解释《资本论》的读物，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和批注，同时开始大胆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和前景，为他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最初且最重要的认知基础。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用人单位求贤若渴，很多同学毕业后直接走上工作岗位，而陈东琪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长远眼光，为了在学术道路上攀登高峰，立志经济学研究，决定大学毕业后直接考硕士研究生。由于勤奋刻苦，坚持不懈，他如愿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所（系）硕士研究生，1982年2月进北京求学，师从当时国内最著名的《资本论》研究专家田光教授。
陈东琪读研时期，即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探索初期。在这快速走过的3年里，他与樊纲、郭树清、顾海良、何家成、李晓西、王振中等同学一起，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国外经济学。通过学习和了解国外经济学，他们系统了解了“二战”后欧美市场经济快速而稳定的发展，系统认识到原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缺陷和弊端，系统掌握了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莘莘学子，他们胸怀科学信念和国家使命，在国内比较早地确立了市场经济认识，确立了中国改革必须走市场化道路的思想。
硕士毕业后，出于对经济学研究的强烈兴趣，陈东琪没有像多数同学那样进入政界，而是留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经济思想研究室工作，继续深入研究外国经济思想。在经济思想研究室工作期间，作为最早研究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者之一，陈东琪系统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东欧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独立提出了“东欧经济学”概念，构建了东欧经济学理论体系。1988年出版的《探索与创新：东欧经济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书，充溢着创新意愿，既填补了中国“外国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研究的空白，也强化了国内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思维，当时在经济学界影响很大，获1989年全国优秀图书奖。正如刘国光教授在该书“序”中所指出的一样，该书是一部“在改革中求创新、求发展的青年学者的有益之作”，“表现出对我们的改革事业浓厚的关心并寄予极高的期望”。
正是这本书，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使陈东琪能够以“非常熟悉苏东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专家身份，后来有机会直接向中央高层表达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看法，为国家的改革事业贡献智慧。
陈东
琪科研究东欧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既出于理论兴趣，更是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强烈冲动和责任，以及富国强民的强烈愿望，用他后来的话说：
“我学经济理论，构建东欧经济学体系，从过程中得到了乐趣，但最终目的是为了用经济学理论指导身边的改革和发展实践，指导政策的科学操作，用经济学知识服务于国家。”
基于这个认识，陈东琪后来主动请求调到“国民经济研究室”（现在的宏观经济研究室）工作。这次转室，使他的研究视野发生了很大变化，完成了由内而外、从书本（东欧经济改革理论文献）到实践（中国改革和发展实践）的科研角色转换。
当时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既是新中国经济改革思想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宏观经济学家诞生的摇篮，她聚集了国内顶尖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专家，如杨坚白、刘国光、董辅礽、乌家培、戴圆晨等学者。在这个精英汇聚的研究室，陈东琪较早进入我国宏观经济学研究最高平台，获得了认识宏观经济运行和长期发展的秘诀和方法，以及对复杂宏观经济现象的敏锐感悟和理解。
在宏观经济研究室工作之初，他考取了宏观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中国宏观经济学创始人杨坚白先生，他以突出的学术研究成就于1988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成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后起之秀，全国宏观经济学界的佼佼者。
为了使青年学者更好地成长，中国社科院将陈东琪列为重点出国培养对象，给他三个出国选择：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数量经济学博士学位；到英国皇家学院作一年访问学者；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到美国进修。20多年后他回顾说：
“当时我想去最先进、最自由的地方学习，去看看最发达的市场经济，结果去了美国。”
1989年“六四”前，他到了美国，先在博德尔经济学院强化英语，然后以特等生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师从本杰明·弗里德曼教授，进修货币金融理论。按照当时美国的法律，“六四”之前和之中进入美国的中国学生，可以获得保护身份并可随之拿到绿卡，当时和他同住在剑桥区一位研究朝鲜族历史的台湾史学家，建议他留在美国做一个自由人，但陈东琪以湖南人强烈的爱国特质回答说：
“我愿意也有能力为国家服务，不愿意也不可能为布什政府打工”。
这个看准了目标就不回头的湖南人，毅然决然放弃在美国发展的机会，准时回国继续他的经济研究工作。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决定让美国只少了一个可能最多属于普通级的异族公民，却让中国多了一个经常进入中南海建言献策的本族经济学家。
一个人的诚信是要一点一滴来积累的，而每一次诚信积累都会带来回报。陈东琪放弃美国绿卡诱惑，准时回国工作，赢得了祖国的信赖，使他有更多机会去美国。时隔两年，1992-1993年，他又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健康保险基金的博士后课题研究。两次去美国学习，使他深切感受到市场的力量，感受到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陈教授告诉我，他读完小和中学时，经常在周末早晨去离他家很近的楠竹山镇卖菜、卖鸡蛋，将所得不多的钱买一些盐、肉和其他日用品，早期的市场交易经验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心和脑。而两次美国学习，将这些原始的市场意识激发出来。正是这种原始的市场意识、研究东欧市场化改革的心得和美国现代市场经济的体验三者碰撞，使陈东琪教授在后来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始终恪守“从马克思、从计划到市场”的改革和发展理念。正是这种不离不弃的市场信念支持，陈教授才得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出道较早的知名中青年经济学家。
中国从1978年拉开改革开放大幕的那一刻起，就需要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不断提供推动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思想，就需要不断提供有用且可操作的发展政策建议。而作为理论思想和政策建议的提供者之一，陈东琪也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获得了回报：
1988年，破格晋升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1988－92年，担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1992年开始终身享受国务特殊津贴；
1993年晋升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94年成为当时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1993－94年担任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科片（现在的学部）学术秘书（副局级干部）；
1995－99年担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1997年，获中国社科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1997年获国家七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中“千”人才称号；
1999－2002年担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2002－03年担任国家计委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2003年以来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这些职称、职务的变化，虽然没有令时下国人为之追捧的高官光环，但是闪烁着让后学者为之称羡的学术成色！
二、为改革鼓与呼，为政府勤于谏
1、比较社会经济制度，勇于挑战传统理论
1984年底，陈东琪开始经济学研究的职业生涯，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经济思想研究室，重点研究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急需解放思想，急需引进新的经济理念，急需学习借鉴国外的市场化改革理论，而研究比较经济制度是一条
重要途径。当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为数不多，影响较大的团队有以中央编译局为平台的吴敬琏、荣敬本、郭树清等学者，有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为平台的赵人伟、陈东琪、崔之元等学者。
在比较经济制度研究过程中，陈东琪独辟蹊径，从上世纪50－60年代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中提炼出“东欧经济学”，在《探索与创新——东欧经济学概论》（1988）一书中，首次构建了东欧经济学理论体系。这项研究成果，既改变了以往“外国经济学”只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丰富了“外国经济学”的内容，也为改革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一本可集中寻找的思想来源。
陈东琪在该书“后记”中说：
“1982年秋，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偶尔看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兰格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另一本是布鲁斯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很快，我对这两本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我又相继读了锡克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卡德尔的《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和锡克的《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现代工业社会》等书。我在读这些书时，我国经济界正在热烈讨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新构造问题。当时，我感到，我们的讨论，视野不够开阔，各家之说似乎都有点‘闭门造车’的味道。因为到那时为止，西方经济学只是被当作‘学科知识’来介绍、讲授和研究，不大承认它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可用性。经济学家们一方面拿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论合作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材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创造一些新范畴，构筑一个新体系。我发现，这恰恰漏掉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这就是近30多年来伴随改革而获得极大发展的‘东欧经济学’。因此，从那时起，我便开始收集有关‘东欧经济学’的材料，并逐步产生了对‘东欧经济学’进行综合概括和描述的想法，且决意写一本题为《东欧经济学概论》的书。”
上世纪30年代，以哈耶克、米塞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和以兰格为代表的东欧经济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陈东琪完全被论战双方所吸引，甚至对双方都很敬佩。他的内心深处，既被哈耶克、米塞斯的自由精神所冲击、所振奋，更被兰格的社会主义改革精神所感染、所刺激，因而获得强烈的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从长远来说，一定要走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道路。这个认识，体现在他的《东欧经济学概论》全书中。在当时计划经济思维盛行、“食洋不化”被
一批再批的氛围下，不可能在书中直接用哈耶克“自由市场经济”的提法，但他对“自由”和“市场”持明显肯定的态度。从该书的章节内容、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自由”和“市场”本身没有错，就如同“社会主义”和“计划”本身没有错一样，错就错在将“社会主义”、“计划”与“自由”、“市场”对立起来，陈东琪主张“二者结合”。在陈东琪看来，就如同西方国家存在“市场失灵”一样，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政府（计划）失灵”，因为政府（计划）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他赞同通过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所指出的“分权化”改革，走捷克经济学家锡克的“第三条道路”，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轨到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霍瓦特所设计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
在研究过程中，陈东琪受东欧经济学的影响很大，强化了市场经济思维，随后陆续发表了挑战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观点，提出了市场化改革思路和建议。这些观点、思路和建议，从理论史上看都是比较早的。直到1985、1986年，主流理论仍把通货膨胀和失业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存在这两种现象，但陈东琪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出版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内刊）和《经济学动态》等刊物中，连续发文提出通货膨胀和失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并认为这两个现象对效率来说是必然的、必要的，我们不能人为地取消，他据此提出“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的改革思路。这些观点，今天来看属于常识，简单明了，但在近30年以前，提出这样的观点是要冒风险的，要有强烈的反传统意识和勇气，因此具有理论开拓和创新的意义。
从1985年到1988年的研究活动和成果看，陈东琪一方面宣传东欧经济改革理论，一方面形成市场化改革思路并将其变成行动引导。和那时活跃在经济学界，如华生、何家成、边勇状、张学军、周其仁、张维迎等青年学者一样，他不断发表文章强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一定要走市场化道路。后来，他和樊纲、李晓西、王振中等同学，成立了市场化改革研究小组，提出的市场化改革思路直接影响到高层。陈东琪在我写作本《传记》时告诉我：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鸟笼子’观点盛行，经济学界主流偏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主’，‘市场化’被当作‘全盘西化’，我们在那时提出‘市场化改革思路’是有理论风险的。”
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要改变实际已被乌托邦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优越性”观念，突破计划经济思维定势，营造市场思维环境，需要进行持续时间较长的艰苦探索
，需要进行反复的争论和解释。
上世纪80年代，以陈东琪为代表的青年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老师们，做了许多影响后来成名的经济学家和改革决策者思维的开拓工作，为中国走市场化道路起到了促进思想解放和新社会主义理论传播的作用。
人类思想的进步和发展，就像一串长长的链条，每一环只是短短的一段，但是这个链条离不开每一环。上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思想，既直接推动了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也为此后深化改革提供了现在来看仍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来源。陈东琪和他的同代青年学者，以及富有远见卓识的老一辈改革理论家，是那个改革时代的弄潮儿、探路者。
1991年9月至11月，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亲自审定专家名单，在北京主持召开了11次理论座谈会，讨论关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在会上，陈东琪与刘国光、吴敬琏、张卓元、蒋一苇、李宗、王慧炯、周小川、郭树清、林毅夫等经济学家一起，多次发言讨论了“市场社会主义体制”的提法，指出国家走市场化道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的战略意义。最新出版的《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对这11次会议的评价做了如下概括 ：
“11次座谈会比较充分地讨论和酝酿了我国经济体制选择和改革目标，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说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具有的基础性特征进行了较全面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为江泽民同志1992年6月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提供了一定的理论素材。”
20年后，2012年7月9日，江泽民同志邀请吴敬琏、张卓元、周小川、郭树清、陈东琪和林毅夫6位当年参加此工作的同志座谈，回顾20年前11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来龙去脉，回顾当时是怎样分析“‘二战’后资本主义为何‘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其发展为何既快又稳的现状”；是怎样分析“苏联东欧巨变的经验教训”；是怎样分析“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历史过程，为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构建创新驱动的持续发展模式提出建议。江泽民同志在回顾会议上指出：
“之所以要说这段历史，是想回顾1991年我思考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目标，提出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缘由。回顾20年前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一方面温故知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认真谋划未来，今后10年至20年的发展主要靠什么驱动？决不能走老路，要有改革现有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实实在在的措施。要解放思想，研究
新情况、新问题，集思广益，为党的十八大后开创新局面提供建议。”在20年后才解密的这一段改革理论史的人物名单中，陈东琪是其中一位，而且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位。
2、提出“稳中求进”大思路，倡导渐进式改革和微调
1987年，中国面临高通货膨胀的风险，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前期改革成果的巩固面临很大挑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托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社科院等权威研究机构，研究1988年至1995年这8年的综合改革规划（也称“3-5-8”规划）。中国社科院课题组由原副院长刘国光教授率领，陈东琪为主要执笔人。根据当时现实和对未来中国改革的可能前景预测，课题组提出了“双向协同、稳中求进”（后来简称稳中求进）的总体改革思路。这个思路的核心是：中国经济要避免大起大落现象，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稳定增长，就必须加快市场化改革，在实现企业机制转换、建立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大力引进市场参数调节微观不平衡外，同时要改革宏观调节机制，改善宏观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政策有效性。“稳中求进”的“稳”强调既要稳定增长，政府政策操作要平缓、渐进，多用微调方式；“进”强调要在重新构建有利于宏观稳定的微观基础上，加快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机制三个层次的改革，全面推进制度创新，“也就是以稳定经济的措施来保证改革，同时也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稳定经济。”“前三年，稳中求进，以稳为主，有选择地深化本期改革，为后五年改革推进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后五年改革的阶段性策略重点是由‘稳’转‘进’，在‘稳中求进’总的思想指导下，改革步子可以大一些、快一些。这五年是中国改革的大推进时期，或者叫体制模式的大转换时期。”
后来的实践表明，作为中国第一个改革顶层设计的成果，“3.5.8改革方案”因为“六四”而流产，但“稳中求进”被政府多次采纳，多年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经济工作总体指导方针。作为“稳中求进”的设计者之一，陈东琪在后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在《强波经济论》和《微调论》中阐述的“双向微调”，在《双稳健政策——中国避免大萧条之路》等论著中贯穿了这一红线。
他强调，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微调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经济衰退和繁荣到来之前，要注意运用逆向微调而不是急剧扩张或急刹车的调控方式。除了在萧条期的刺激和过热期的紧缩的综合政策力度强一些以外，其他时期的综合政策力度应该随着时间
的推移逐步减小，尽可能采用“经济下行则向上微调，经济上行则向下微调”的方式，以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保障平稳增长。
在陈东琪看来，微调有几个重要特征，一是要打提前量，不能“到跟前才动手”，就如同开汽车一样，要避开障碍，规避或减少风险，要提前“点刹”，不要到跟前踩急刹车，否则容易翻车；二是单次调整的幅度要小，各次调整之间的频率要高，如出台税率、利率、汇率等政策措施的变化率要比较小；三是要注意正确引导预期，通过影响预期来逐步逼近调整目标；四是所有调控行为不能伤害企业元气，不能排斥竞争，不能挤压市场功能，不能为长期均衡和稳定增长设置障碍。
这些观点，对推动渐进式改革，制订有利于可持续增长的稳健主义的宏观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因“稳中求进”的思想贡献，以刘国光、张卓元为课题负责人，戴圆晨、沈立人、陈东琪为主笔人的《中国经济体制（1988－1995）改革纲要》获得了1988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正如张卓元教授所说，陈东琪为提出和倡导“稳中求进”做出了直接贡献。
无论是从1987年以来的研究成果看，还是从对他访问的言谈看，陈东琪教授显得比较温和，言语表达比较中性，不走极端，给人没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感觉，“稳”是他论著和言谈中用得最多的字。这种具有中国儒家文化风格的学者，更容易受到决策者的关注，其思想也更容易被决策者所接受，因为在决策者看来，渐进式的成本比较小，风险比较低，可以留出一个“试错”的空间和机会。
3、主张改革土地所有权，提出“土地合股制”构想
陈东琪的出生地，离毛泽东、齐白石的家20多里，离彭德怀的家30多里，离刘少奇、左宗棠的家50多里，离曾国藩的家不过100里，这是一个真正出伟人的地方，可谓人杰地灵。有一位中国史学家说过，“没有湖南人，就没有近、现代中国史”。的确，这里出过很多伟大人物，有国家领袖，大政治家；也有大军事家，国家大元帅；更有大学者，大思想家。他们个性鲜明，共性突出：有远大理想，有强烈的爱国爱民意识；对环境敏感，悟性好，善于把握和运筹未来；办事执着、不怕死；血脉中，忠孝、耿直、正义，土根思想浓厚。我们从陈东琪的身上，多少能看出这些特质，只是他的农家观念和土根思想更浓、更重，就像他来北京30多年，而谈吐还带着浓厚的湖南口音一样。
1988年底，当时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计划出一套《中国改革研究丛书》，他要担任常务副主编的陈佳贵，约一位学者写一本关于土地改革方面的书，陈佳贵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务院
农村发展中心和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的农业问题研究专家，而是活跃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陈东琪来担当此任。陈东琪很快答应了陈佳贵的约请。后来我问陈东琪教授：“您当时主要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为何写土地方面的书？”他回答说：
“其实，我最早的工作身份是农民，最早的职业是农业，我在农村土地上生，在农村土地上长，到北京读书、搞研究，还是离不开对家乡土地的眷恋，离不开在水田播种、插秧、踩田、扮禾的体验，离不开‘背朝太阳手插泥’的情景回忆，离不开对土地、对农民、对家乡的怀念。”
这些眷恋、怀念和感情，体现在1989年6月出版的《新土地所有制制》一书中。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理论观念和现实制度变化巨大，原来的计划经济逐步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但到今天为止，有一个地方人们还是不敢深度触碰，这就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理论界最大胆的观点也不过是提“土地（承包权或使用权）流转”，而陈教授25年前就触碰了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提出“农村土地合股制”构想。
《新土地所有制制》一书篇幅不长，只有8万字，但从改革的角度看，内容相当丰富，思想非常超前。全书10章，第1章提出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等途径，解决未来中国可能面临的“耕地危机”问题；第2-4章谈土地制度问题；第5-10章谈建立土地市场、发展规模农业和土地的宏观管理问题。在论述土地制度改革中，陈东琪指出：
中国农村土地“从集体统一经营到家庭承包经营”是一个重大变革，是一个进步，但也存在“局限性”，长远目标是进行“土地所有权变革”。
他在对比“土地国有化”、“稳定集体所有制”和“重建农户私有制”这三种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思路基础上指出：
“这三个思路都不是深化土地所有权改革的最佳思路”，最佳选择是“土地合股制”。他说：
“在中国高市场化规模农业既不能走土地国有化道路和集体化道路，又不能走单一个体农民所有制道路，而应当在完善农户私营和合股经营制度的同时建立多户自由组织的农民对土地合股所有制。”
土地合股制如何建立？陈东琪设想：
通过两种“初始购买”形式，让农民支付一定代价“从国家手里得到土地所有权”，再“以入股方式和他人组合占有”。在这种土地合股制度下，“单个农民只握有土地股票，并取得土地身份，其土地所有权，由自由联合股控制。它既是私有的又具有部分社会化性质，因此土地合股制又是一种‘社会的个人所有制’”。
在陈东琪看来，这种“可以自由买卖和继承”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一种“‘公’‘私’相溶
的基本选择形式之一”，是“既能保证公平又能促进增长的崭新制度”，“有利于土地所有权流转和集中”，“可望克服单一个体农民所有制的缺点，便于组织规模经营，由过于分散走向相对集中；同时可以排除国有化和集体化必然产生的直接行政干预，便于把规模农业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
2012年，思想敏锐的德国人将一项“农民奖”授予取消农业税的时任总理温家宝，我想，如果陈东琪在20多年前提出的“合股制构想”变成现实，并以此缓解未来中国耕地危机，基本满足14亿左右中国人不断增加的粮食需求，仅有《新土地所有制》这本书，陈东琪就应该受到经济学界的嘉奖，因为这个构想具有划时代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说解放思想容易，践行解放思想难，在中国，解放思想更难。《新土地所有制》一书出版，正值“六四”，该书出版后不久，被作为“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对象，小平南巡讲话后，虽然经济学界对改革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但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改革，人们一直心有余悸，不敢直谈、多谈。
我们欣喜地看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山东、浙江等地开始在进行土地合股制实践。山东胶州市胶北、胶东、洋河、李哥庄、马店等镇，对2.1万亩土地实行土地入股，实行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农民成为土地股民。“土地变股权，农民变股东，有地不用种，在家就分红”成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事。（见《经济参考报》2008年10月17日修国华文。）
迄今为止，国家层面的土地问题讨论，还停留在“土地流转”，中央文件还没有“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内容，“土地合股制”还没有成为国家土地政策导向。然而，历史总是会向前推演，一旦时机成熟，陈东琪20多年前的“土地合股制构想”一定会在未来某一时期变成国家政策，成为中国农村新一轮土地改革的重要选项之一。
4、推动政府体制改革，主张建立精简有效的“新政府”
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陈东琪一方面关注市场化的微观基础重构，特别是关注企业组织和产权制度的改革，关注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途径，赞成先通过承包制实行“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改制方式，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制企业，将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变为和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新市场主体。这些思想体现在他发表的许多论文和研究报告之中。
另一方面，他花了更多时间和精力研究“政府”，研究对政府的总体规模、机构设置、人事组织、职能选择、管理方式、政策操作、部门协调、外部制衡和地方政府行为等。这些研究所形成的思想，体现在《强
波经济论》（1992）、《新中国经济变迁与分析》（199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1995、1997、2000）、《微调论》（1999）、《新政府干预论》（2000）、《双稳健政策——中国避免大萧条之路》（2005）以及后来与人合作出版的一些著作中。
陈教授主张，全面改革政府体制，在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下，重新界定和转变政府职能，将更多权力和职能交给市场、企业和社会，通过缩小政府规模，精简政府机构，减少政府工作人员，改造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政府体制，构建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精简有效的“新政府”。
为什么要要改造“旧政府”体制，建立“新政府”体制呢？陈教授受哈耶克和锡克的影响，认为政府有局限性，存现实中存在在政府失灵，据此他提出了四个假说，即：
——政府信息不足或信息丢失假说；
——政府决策过程成本过大假说；
——政府决策者智慧不足假说；
——政府决策者（既得）利益约束假说。
根据这四个假说，陈东琪教授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推进和深化，政府应当从一些领域逐步退出来，逐步下放权力，变宏观集权为微观分权，否则会挤压市场，限制企业，牺牲生产者主权和消费者主权，破坏经济自由和公平竞争，降低效率。
事实确实这样。政府做出一个产业决策政策通常是这样一个过程：国务院领导向某部委主任批示，主任再给分管副主任批示，分管副主任给他所分管的司长批示，司长最后批给专业处，这个专业处通常只有几个人，最后由这几个人做出一个方案再自下而上上报，然后高层讨论决定。显然，这个决策逃不脱上述四个假说所指出的弊端和缺陷。按照这个从一开始就存在缺陷的决策去做，最后必然出现与市场精神相矛盾的“三位”（错位、缺位、越位）错误，出现政府失灵，出现“政府自己制造产能过剩，之后又由政府解决产能过剩”的怪圈。因此，陈教授指出：
“我们对政府决策者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就其能力的局限性来说，政府不能把所有事情做好。……，即使是比较成功的政府干预时期，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就说明政府干预本身是有局限性的”。
怎么办呢？陈东琪提出“最优政府规模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效能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政府规模选择的位置应落在它带来的成本最小和效益最大的那一点上，也就是边际政府交易成本和边际市场交易成本相等的那一点上”。
根据他提出的最优政府规模理论，陈东琪教授认为：中国现在的政府规模太大，应当大幅度缩小，应当大幅度精简机构和人员，应当再造政府体制，而这里的“
关键是转变政府的职能”。政府要做的主要事情，不是自己去直接投资、直接分配，去直接参加与民争利的活动，而是维护市场秩序，“创造一个没有歧视、可以平等竞争的企业发展环境”。
陈东琪后来许多关于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以这个“新政府”理论为核心支点的。这些核心支点，为后来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基本指向。
5、独闯“强波理论”，主张用“双稳健”防大萧条
上个世纪80年代末，陈东琪教授开始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周期和改革以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市场化改革既带来了加速增长，也使经济变得较为稳定，经济的周期波动出现收敛，计划经济的古典性周期（负增长）消失，改革时期的周期低谷仍保持增长，充其量只是“有增长衰退”。陈东琪在描述这一现象时，对其原因、形成机理做了独到分析，据此创建了“强波经济理论”，并对自184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波趋势做了首创性研究。
他指出，与欧美经济的历史演变相似，中国经济长期运行和发展显现出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动力的、每隔30-50年一次的大循环周期(长波)轨迹。在每一次长波中，又会有几次10年一次的中波。在每一个中波中，可能有一、两个短波。
根据陈东琪教授的长波理论，从19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长波；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00年代末”，中国经济运行在第四个长波之中，到目前为止，这个长波还没有结束。推动经济长波繁荣的主要动力是制度创新和随之而来的技术创新。每一次长波又包含几个十年左右一次的中波。到2009年为止已经出现了三次中波：1980-1989年、1990-1999年、2000-2009年。2010年开始进入第四个中波，这也是中国走创新驱动、内需扩张、均衡增长的新经济增长时期。
独具特色的强波理论和长波认识，为陈东琪提出务实、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也在多次应对周期波动的政策实践中得到了印证。
2002年的中国经济出现了“倒春寒”，置身于“9·11”后世界经济的波动中，许多人担心中国经济会掉下来。6月，在某次高层政策座谈会上，陈东琪用大量数据说明，中国经济已经从调整阶段，步入新一轮中周期的上升阶段，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是有限的，2002年中国经济会经过先抑后扬的过程，“十六大”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出现下滑。事实最终印证了他的判断。
2003年面对SARS给中国带来的普遍恐慌，陈东琪同样是在高层经济形势与政策座谈会上乐观地提出：“只要中国政府能够控制住SARS
的蔓延，这场危机只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短暂的冲击，不会改变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经济仍将在快车道运行。”当年经济出现V型反转，证明陈东琪的预测是对的。
2004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格外引人注目，对这个快速趋势的反应和评价，国际上的声音不绝于耳。时而有“中国传递通货膨胀”的声音，时而又有“中国传递通货紧缩”的声音；时而有“中国威胁”的声音，时而又有“中国即将崩溃”的声音。这时，美国学者克拉斯穆尔·佩佐夫提出的“2008中国大萧条预言”，引起了经济学界强烈反响。对此如何反应？陈东琪认为，中国经济可以避免大萧条，办法是从现在开始实行“双稳健政策”。
他解释，“双稳健”有三个涵义，一是“稳”，就是政策取向要保持平稳、稳重，不发生大的、急剧的变化；二是“健”，就是政策操作要健康，要注意科学；三是稳健不单指一个，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稳健。双稳健政策的特征是追求平稳运行，财政、货币政策选择的取向相同，操作方式和手段更为强调中性、中庸。
在政策措施操作上，他指出，稳健财政政策的措施操作要注意：合理确定建设国债规模、财政赤字规模，合理确定财政支出的比重和投向，合理确定税收增长区间，建立健全财政风险防范机制等。稳健货币政策的措施操作要注意：稳定货币和信贷增长，微调利率，灵活操作公开市场业务等间接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等。
他进一步指出，考虑到稳健措施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运用这个政策取向来应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形势，可以用这个政策取向来应对2008年前后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变化，从而避免佩佐夫预测的“2008年中国大萧条”。
陈东琪于2004年提出的“双稳健政策”主张，对2005-2006年国家实行“双稳健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现在回过头来看，“双稳健政策”不仅在2005-2007年防止经济过度泡沫化，避免过度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繁荣后的调整防止过度衰退，避免大萧条起到了重要作用。
“ 双稳健”政策主张，是陈教授于2004年主持国家交通部宏观经济预测课题研究中提出的，但与1987-1988年提出“稳中求进”主张的思想一致。所以，经济学界将他作为中国社科院刘国光、张卓元教授为代表的稳健经济学派的重要一员。有人叫他“陈宏观”，有时又称呼他“陈稳健”。的确，陈东琪教授的经济思想，在改革问题上是开放的，较为胆大，但在宏观管理问题上是稳健的，较为中庸。这不是矛盾，而是对不同问题的科学态度。因为严格说来，改革是一个方向问题，而宏观管理只是一个方法问题。实
际上，他在改革的方法上，也是一个稳健主义者，是一个渐进主义者，比如，在2005年7月中央提出人民币汇率改革实行“三性（主权性 、渐进性、可控性）”时，他就坚定地主张渐进性。
有人说，研究或关注历史的学者，其言行比较中庸、温和、稳健。从陈东琪教授的著述来看，他在研究“论”时，比较关注“史”。比如，《新土地所有制》专门设第10章“中国土地改革简史”，概述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关系变化的历史，从中发现土地改革的必然性和方向。《强波经济论》专设“附录 中国的工业化与长波”，描述中国1840年以来的工业化和长波变化的历史趋势，从中发现中国经济长波的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和规律。
陈东琪教授重视专业史研究，还表现在他主编的《1900-2000中国经济学史纲》中。该书线条清晰地描述了中国近100年经济思想史的演变和内容。这本书，按专业史来写，由“社会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企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消费经济学”、“投资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发展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国防经济学”15章组成，均由当时经济学界各专业领军人物撰写，如卫兴华、张卓元、戴元晨、尹世杰、田江海、刘溶仓、陈家勤、郭克莎、库桂生、顾海兵等知名学者。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在2004年7月出版后，学界反应强烈，全国高校纷纷用作基础教材。正如人民日报10月8日发表的文章所说：
“100年以前，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对于中国来说的确是一个‘舶来品’，而经过100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正在发育成熟。其中有经济体制转轨的曲折和经济学家研究的艰辛，也有经济快速增长的喜悦和经济学家走向世界的坚实脚印。”
我想，这一段简短文字，是对我国改革以来经济学发展的整体写照，也适合对陈东琪教授对我国经济学的探索和贡献的高度概括。
陈教授既是一位严谨、勤奋，并极具大视野、大思路和大战略意识的学者，也是一位谦虚谨慎、乐于助人的益友，更是一位关心未来、善于教人的良师。他在孜孜不倦研读的同时，精心培养学生，帮助后学成长。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他培养了20多位博士生，他以智者澹然的人生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们的学业和人生。
回首过去，这位学者感谢时代的恩赐，保持着一贯的从容和淡定，藏于内心的始终是为中国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的使命感和心系国家前途命运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