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今年第一、二季度更加严峻的经济形势触底前后，农民工失业待业的人数还会进一步攀升，估计在农民工失业峰值期，将可能高达3500万－4000万。如此庞大的农民工失业返乡后无地可种又无活可干，势必成为新闲民或新游民，而再回流城市又无工可做，势必成为新流民、新贫民。为了社会稳定与和谐，为了现代化、复兴大业与长治久安，亟须从理论、制度、战略高度思考、谋划、寻求农民工问题的破解之道。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产物。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产生，除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外，其严重性和特有性，是由于中国30多年的计划经济和农业、农村、农民为工业化做出巨大牺牲所造成的，也是由于30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二元社会依旧分割的户籍制度和束缚农民的农村土地制度仍未根本改革所导致的；除制度的因素之外，还由干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和三大差别问题(城乡、贫富、地区差别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所致。而且还应强调的是，近10年来，由于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逐年大量增加，到去年已达1.5亿左右；去年11月份以前，1.5亿农民工因为有工可做，就业顺利，他们既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们务工收入源源不断汇往家乡，对农民工输出地的地方社会发展、农村建设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鉴于农民工问题的如此严重性，有学者提出，三农问题已发展成为“四农问题”。其实，归根结底，从当前中国的理论、制度、战略和政策、措施层面上来审视，农民工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再者，从客观现实层面看，因为受社会经济制度和在农村有土地、户口、家庭等因素的束缚，大多数农民工在思想观念、社会身份认同上仍然视自己为农民、视自己在农村的家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而城市社会、市民还存在对农民工的排斥现象，视其为打工的农民。总之，具有双重身份的农民工的社会角色，首先被定位为农民，其次在其进城找到工作时才被定位为农民工。
然而，现实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农民工，表面上看是亦农亦工，实质上是非农非工的流动人口，一旦失业就变成了流落外乡的流民，那些在城里出生、长大的数百万新生代农民工，主客观条件都决定了他们绝大多数在失业后选择留在城里寻求生计，一旦生计无着，只能沦为城市新贫民。无情的社会现实是，无论失业返乡的农民工。还是留在城里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民工，都往往被视为社会的包袱，饱受社会的歧视。更为可怕的是，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地方政府也视失业的农民工为各级政府的包袱。这无疑增加了解决农民工失业就业问题的社会难度、政治难度和政策难度。
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站在社会政治理论、制度、战略高度，对三农问题及其中的农民工问题进行根本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说，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途径是实现农民市民化，当务之急是废除具有社会歧视、政治歧视、制度歧视，侵害农民工权益、同工不同酬的农民工制度。
首先，应在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毅然决然地破除由计划经济理论和制度遗留和承接下来的城乡二元社会制度；革除产生三农问题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策法规；改革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个体所有制，实现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同等待遇的一元社会制度，即公民社会制度。中共中央、中国政府的文件、政策、法规，应一律停止使用具有政治歧视性、制度歧视性和社会歧视性的“农民工”称谓。 其次，把农民工问题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检视，也能找出其形成的历史逻辑和历史规律，找出其解决之道的理论和制度必然变革的历史逻辑和历史规律。概而言之，农民工问题这次大爆发是因为城乡二元社会制度、三农问题长期积累和农民工制度的积弊所致。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前30年计划经济制度下的第一波工业化，近30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转型建设的第二波工业化，还将经历后3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三波工业化。第一波工业化延续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并取得胜利的理论和战略，转化为农村支援供应城市、无偿计划调拨实现早期工业化。可以说，第一波工业化是以农业、农村、农民，尤其是农民的巨大利益牺牲为代价，换取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奠基阶段的资本原始积累。与此同时，形成了截然分割的、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特征的二元结构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第二波工业化，其成就史无前例，其做出重大贡献的主体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上亿的农民工，正是他们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做出了极其巨大的利益牺牲，他们的付出与他们的收入之比曾经是世界上最低的。也正是农民工的牺牲和贡献，中国加速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垒球化和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正当中国开始走上后30年第三波工业化道路时，在全球经济危机和国内经济滑坡的双重打击下，凸现出来的近3000万农民工的失业和就业问题，则标志着农民工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三农问题也成为第三波工业化的拦路虎，唯有从理论和制度的根本改革上去解决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中国的第三波工业化即全面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才能得以实现。
随着今年第一、二季度更加严峻的经济形势触底前后，农民工失业待业的人数还会进一步攀升，估计在农民工失业峰值期，将可能高达3500万－4000万。如此庞大的农民工失业返乡后无地可种又无活可干，势必成为新闲民或新游民，而再回流城市又无工可做，势必成为新流民、新贫民。为了社会稳定与和谐，为了现代化、复兴大业与长治久安，亟须从理论、制度、战略高度思考、谋划、寻求农民工问题的破解之道。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产物。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产生，除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外，其严重性和特有性，是由于中国30多年的计划经济和农业、农村、农民为工业化做出巨大牺牲所造成的，也是由于30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二元社会依旧分割的户籍制度和束缚农民的农村土地制度仍未根本改革所导致的；除制度的因素之外，还由干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和三大差别问题(城乡、贫富、地区差别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所致。而且还应强调的是，近10年来，由于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逐年大量增加，到去年已达1.5亿左右；去年11月份以前，1.5亿农民工因为有工可做，就业顺利，他们既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们务工收入源源不断汇往家乡，对农民工输出地的地方社会发展、农村建设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鉴于农民工问题的如此严重性，有学者提出，三农问题已发展成为“四农问题”。其实，归根结底，从当前中国的理论、制度、战略和政策、措施层面上来审视，农民工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再者，从客观现实层面看，因为受社会经济制度和在农村有土地、户口、家庭等因素的束缚，大多数农民工在思想观念、社会身份认同上仍然视自己为农民、视自己在农村的家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而城市社会、市民还存在对农民工的排斥现象，视其为打工的农民。总之，具有双重身份的农民工的社会角色，首先被定位为农民，其次在其进城找到工作时才被定位为农民工。
然而，现实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农民工，表面上看是亦农亦工，实质上是非农非工的流动人口，一旦失业就变成了流落外乡的流民，那些在城里出生、长大的数百万新生代农民工，主客观条件都决定了他们绝大多数在失业后选择留在城里寻求生计，一旦生计无着，只能沦为城市新贫民。无情的社会现实是，无论失业返乡的农民工。还是留在城里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民工，都往往被视为社会的包袱，饱受社会的歧视。更为可怕的是，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地方政府也视失业的农民工为各级政府的包袱。这无疑增加了解决农民工失业就业问题的社会难度、政治难度和政策难度。
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站在社会政治理论、制度、战略高度，对三农问题及其中的农民工问题进行根本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说，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途径是实现农民市民化，当务之急是废除具有社会歧视、政治歧视、制度歧视，侵害农民工权益、同工不同酬的农民工制度。
首先，应在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毅然决然地破除由计划经济理论和制度遗留和承接下来的城乡二元社会制度；革除产生三农问题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策法规；改革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个体所有制，实现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同等待遇的一元社会制度，即公民社会制度。中共中央、中国政府的文件、政策、法规，应一律停止使用具有政治歧视性、制度歧视性和社会歧视性的“农民工”称谓。 其次，把农民工问题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检视，也能找出其形成的历史逻辑和历史规律，找出其解决之道的理论和制度必然变革的历史逻辑和历史规律。概而言之，农民工问题这次大爆发是因为城乡二元社会制度、三农问题长期积累和农民工制度的积弊所致。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前30年计划经济制度下的第一波工业化，近30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转型建设的第二波工业化，还将经历后3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三波工业化。第一波工业化延续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并取得胜利的理论和战略，转化为农村支援供应城市、无偿计划调拨实现早期工业化。可以说，第一波工业化是以农业、农村、农民，尤其是农民的巨大利益牺牲为代价，换取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奠基阶段的资本原始积累。与此同时，形成了截然分割的、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特征的二元结构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第二波工业化，其成就史无前例，其做出重大贡献的主体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上亿的农民工，正是他们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做出了极其巨大的利益牺牲，他们的付出与他们的收入之比曾经是世界上最低的。也正是农民工的牺牲和贡献，中国加速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垒球化和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正当中国开始走上后30年第三波工业化道路时，在全球经济危机和国内经济滑坡的双重打击下，凸现出来的近3000万农民工的失业和就业问题，则标志着农民工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三农问题也成为第三波工业化的拦路虎，唯有从理论和制度的根本改革上去解决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中国的第三波工业化即全面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才能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