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文人对陶渊明归隐原因的认同
作者：马 丽
来源：《现代交际》2010年第08期
[摘要]南宋文人对于陶渊明归隐原因的认同有着自身的精神需要。“耻事二姓”这种说法在南宋末元初时期日益受到重视,在这天翻地覆、国破家亡的时代,陶渊明的精神情怀和行为方式深深影响了这一特殊时代的士人群体,陶渊明“不仕二朝”的忠义之说更是为宋末爱国诗人所大加宣扬。忠义气节、亡国悲愤和超然情怀,从情感深层到理性高度都有了深刻的体认。
[关键词]南宋文人 陶渊明 归隐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8-0051-01
对于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历代文人都有很多的说法。但是不同时代的文人由于自身的精神需要而做出不同的选择,这应该与文人所处的历史时代特质对他们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南宋末期文人对于陶渊明归隐原因的认同就有其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
对于陶渊明归隐原因的一种说法是谓其“耻事二姓”,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沈约。他说:“潜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迹,自以为曾祖世晋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字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宋书•隐逸传》)。东晋末年,主暗臣昏,朝政腐败,社会动荡。出身于低等士族的刘裕凭借数十年中积累的武功德业,出而代晋。由于经过二百年专政历史的发展,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与用世行道的精神被摧折殆尽,刘裕并没有遇到来自士大夫阶层的强烈反抗,晋宋禅代,是在一种相对平静的气氛中完成。但是刘裕仍然在篡政中使用了残暴的弑逆手段。这激起了许多文人的义愤。陶渊明作为整个晋宋交替纷扰时代的亲历者,虽然选择了隐居之路,但他仍然关心世乱。在他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表达了对刘裕代晋的曲折心态,对东晋灭亡历史教训的总结与反思,对统治集团残忍本性的揭露和谴责。这其中最有代表性当是陶渊明作于永初二年的《述酒》,这首诗写在刘裕弑帝之后,刘裕这种行为本来就与陶渊明心中的儒家仁爱精神和道义原则十分冲突,而其手段的残忍,令一向对政治得失比较超然的诗人,亦难以遏止内心的激愤。在这一激愤情绪的支配下,陶渊明在诗中大量用典,表达了对世间之事的厌弃和对夷齐之志的景仰之情,并且揭露了刘裕诛灭异己、剪除晋室枝叶的种种罪行,表明了自己决不与刘宋集团合作的态度并对无辜被害的安、恭二帝寄予深切的同情①。但是作为一位旁观者,陶渊明虽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他感叹于政治的混乱与可怕,只能远离污秽混乱的政局,避祸全身,洁身自好。
这种“耻事二姓”的说法在南宋末元初时期日益受到重视。南宋末元初的文人身处异世乱境,被称为“遗民”文人,他们所强化的正是陶渊明的忠义,即坚守气节,不肯为刘裕做官,并以此作为自身的精神支撑。南宋的覆亡是一段极为惨痛的历史,统治集团为了保持苟安享乐的生活,不惜对金称臣割地,步步退让,最后更是把锦绣河山俯首贴耳地送给元人。在这天翻地覆、国破家亡的时代, 他们对于陶渊明的忠义气节、亡国悲愤和超然情怀,从情感深层到理性高度都有了深刻的
体认。吴仁杰在《陶靖节先生年谱》中就格外强调陶渊明“虽晋臣,未尝一食宋粟”,他不同意世称陶渊明为宋代人,而把陶渊明看作是晋代人。另外,南宋理学渐盛,理学家朱熹在论史时也极为看重有气节的人物,陶渊明就是典范之一。理学家不仅以理学的眼光发现了他的忠贞气节,不事二姓,乃至比为山中诸葛,更将其以老庄玄学理论指导下的人生态度转换成理学家的内在情趣和志向,此道就变成了理学家的道和境界;而且对其诗则更是从道德修养的自然流露角度做出分析,赞赏他的自然风格和理趣。此外,文天祥等爱国、遗民诗人也或深或浅受到影响,他们从陶渊明身上汲取精神营养,滋育身处动荡社会中的或渺小或伟大的生命。
在这种情结的影响下,南宋文人把陶诗推上了诗歌美的典范地位,而且把陶渊明的人品推上了人格美的典范地位。朱熹一派的理学家、陆九渊一派的心学家,以及叶适一派的实学家都格外看重陶渊明的人品、诗文,认为陶渊明安贫乐道;陶诗天然自发,是诗人创作应遵循的根本原则。陶诗的微言大义在这个时代受到了普遍的关注,朱熹在论诗时又从全方面来考查,认为陶渊明诗平淡中有豪放,但豪放得使人不觉。爱国诗人文天祥的《发彭城》中写道“我爱陶渊明,甲子题新诗。”②又如《(重阳)又三绝》之一中写道:“黄花何故无颜色,应为元嘉以后诗。”③这些作品都强调了对于陶渊明忠于故国的气节的敬佩。
正是由于理学影响和特定历史时代方面的原因,宋末士人深深体味到了陶渊明的亡国之悲。汤汉注陶的基本出发点便是陶渊明“不仕异代之节,与子房五世相韩之义同”,因此对陶诗的“忠愤”情志多有独到的发掘。如对于陶渊明《述酒》一诗,牟谳于《题渊明图》中云:“„帝乡不可期,盖其微词所寓,而论者未之察也。呜呼,内望彷徨,修门愈邈,吾生行尽,去将安之,亦惟安乎?天命而已!奚复疑哉!”就是以较为超脱的心态体会了陶渊明的亡国之悲。这些言论代表了宋末士人对陶渊明深隐难掩的亡国悲情的理性认识,其中也渗透了他们自身的深厚感喟。他们在宋朝灭亡后选择不再出仕,归隐田园,以陶渊明式的固穷守节、安贫乐道为立身处世的生命根本,这也是他们给予自己精神的一种慰藉。
注释:
①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三).第102页.
②文天祥全集.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3月版,第363页.
③同上.第379页.
南宋文人对陶渊明归隐原因的认同
作者：马 丽
来源：《现代交际》2010年第08期
[摘要]南宋文人对于陶渊明归隐原因的认同有着自身的精神需要。“耻事二姓”这种说法在南宋末元初时期日益受到重视,在这天翻地覆、国破家亡的时代,陶渊明的精神情怀和行为方式深深影响了这一特殊时代的士人群体,陶渊明“不仕二朝”的忠义之说更是为宋末爱国诗人所大加宣扬。忠义气节、亡国悲愤和超然情怀,从情感深层到理性高度都有了深刻的体认。
[关键词]南宋文人 陶渊明 归隐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8-0051-01
对于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历代文人都有很多的说法。但是不同时代的文人由于自身的精神需要而做出不同的选择,这应该与文人所处的历史时代特质对他们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南宋末期文人对于陶渊明归隐原因的认同就有其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
对于陶渊明归隐原因的一种说法是谓其“耻事二姓”,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沈约。他说:“潜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迹,自以为曾祖世晋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字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宋书•隐逸传》)。东晋末年,主暗臣昏,朝政腐败,社会动荡。出身于低等士族的刘裕凭借数十年中积累的武功德业,出而代晋。由于经过二百年专政历史的发展,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与用世行道的精神被摧折殆尽,刘裕并没有遇到来自士大夫阶层的强烈反抗,晋宋禅代,是在一种相对平静的气氛中完成。但是刘裕仍然在篡政中使用了残暴的弑逆手段。这激起了许多文人的义愤。陶渊明作为整个晋宋交替纷扰时代的亲历者,虽然选择了隐居之路,但他仍然关心世乱。在他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表达了对刘裕代晋的曲折心态,对东晋灭亡历史教训的总结与反思,对统治集团残忍本性的揭露和谴责。这其中最有代表性当是陶渊明作于永初二年的《述酒》,这首诗写在刘裕弑帝之后,刘裕这种行为本来就与陶渊明心中的儒家仁爱精神和道义原则十分冲突,而其手段的残忍,令一向对政治得失比较超然的诗人,亦难以遏止内心的激愤。在这一激愤情绪的支配下,陶渊明在诗中大量用典,表达了对世间之事的厌弃和对夷齐之志的景仰之情,并且揭露了刘裕诛灭异己、剪除晋室枝叶的种种罪行,表明了自己决不与刘宋集团合作的态度并对无辜被害的安、恭二帝寄予深切的同情①。但是作为一位旁观者,陶渊明虽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他感叹于政治的混乱与可怕,只能远离污秽混乱的政局,避祸全身,洁身自好。
这种“耻事二姓”的说法在南宋末元初时期日益受到重视。南宋末元初的文人身处异世乱境,被称为“遗民”文人,他们所强化的正是陶渊明的忠义,即坚守气节,不肯为刘裕做官,并以此作为自身的精神支撑。南宋的覆亡是一段极为惨痛的历史,统治集团为了保持苟安享乐的生活,不惜对金称臣割地,步步退让,最后更是把锦绣河山俯首贴耳地送给元人。在这天翻地覆、国破家亡的时代, 他们对于陶渊明的忠义气节、亡国悲愤和超然情怀,从情感深层到理性高度都有了深刻的
体认。吴仁杰在《陶靖节先生年谱》中就格外强调陶渊明“虽晋臣,未尝一食宋粟”,他不同意世称陶渊明为宋代人,而把陶渊明看作是晋代人。另外,南宋理学渐盛,理学家朱熹在论史时也极为看重有气节的人物,陶渊明就是典范之一。理学家不仅以理学的眼光发现了他的忠贞气节,不事二姓,乃至比为山中诸葛,更将其以老庄玄学理论指导下的人生态度转换成理学家的内在情趣和志向,此道就变成了理学家的道和境界;而且对其诗则更是从道德修养的自然流露角度做出分析,赞赏他的自然风格和理趣。此外,文天祥等爱国、遗民诗人也或深或浅受到影响,他们从陶渊明身上汲取精神营养,滋育身处动荡社会中的或渺小或伟大的生命。
在这种情结的影响下,南宋文人把陶诗推上了诗歌美的典范地位,而且把陶渊明的人品推上了人格美的典范地位。朱熹一派的理学家、陆九渊一派的心学家,以及叶适一派的实学家都格外看重陶渊明的人品、诗文,认为陶渊明安贫乐道;陶诗天然自发,是诗人创作应遵循的根本原则。陶诗的微言大义在这个时代受到了普遍的关注,朱熹在论诗时又从全方面来考查,认为陶渊明诗平淡中有豪放,但豪放得使人不觉。爱国诗人文天祥的《发彭城》中写道“我爱陶渊明,甲子题新诗。”②又如《(重阳)又三绝》之一中写道:“黄花何故无颜色,应为元嘉以后诗。”③这些作品都强调了对于陶渊明忠于故国的气节的敬佩。
正是由于理学影响和特定历史时代方面的原因,宋末士人深深体味到了陶渊明的亡国之悲。汤汉注陶的基本出发点便是陶渊明“不仕异代之节,与子房五世相韩之义同”,因此对陶诗的“忠愤”情志多有独到的发掘。如对于陶渊明《述酒》一诗,牟谳于《题渊明图》中云:“„帝乡不可期,盖其微词所寓,而论者未之察也。呜呼,内望彷徨,修门愈邈,吾生行尽,去将安之,亦惟安乎?天命而已!奚复疑哉!”就是以较为超脱的心态体会了陶渊明的亡国之悲。这些言论代表了宋末士人对陶渊明深隐难掩的亡国悲情的理性认识,其中也渗透了他们自身的深厚感喟。他们在宋朝灭亡后选择不再出仕,归隐田园,以陶渊明式的固穷守节、安贫乐道为立身处世的生命根本,这也是他们给予自己精神的一种慰藉。
注释:
①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三).第102页.
②文天祥全集.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3月版,第363页.
③同上.第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