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鱼思故渊
一代巨匠赵孟頫
本文为《中国书法经典》的第七篇修订稿，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
公元1279年3月19日，对于欲罢不能的赵宋王朝来说，是个世界末日般的日子。惨烈的新会崖门海战使得宋元两朝之间办理了交接手续；元军以其凶猛的攻势击溃了由两千多艘战舰组成的南宋护驾军，迫使丞相陆秀夫背负少帝投海自尽。据史料记载：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海上浮尸者十余万人。
那场海战，无论对于历史学家，还是政治家乃至文学家，都不能轻松地一笔带过；更何况是当事者，宋、元两朝的文武百官，皇室亲族。是的，当元帝国奖赏有功将领举杯欢宴的时候，当蒙元贵族以各种方式举行历史性大典的时候，却还有另一群人，沮丧地躲在各地，心怀忐忑，在等待不测的命运像魔鬼一样降临。这就是历史，就是人类亲手创造的历史。人民史也好，英雄史也罢，总归产生了两群相互对立、相互转换命运的人。无论如何，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赵宋王朝覆亡了，蒙元帝国的太阳升起在这块被血浸透了的土地上空。 时间老人悄悄地走了七年，即公元1286年，有二三十人的一队人马，离开江南鱼米之乡，朝元大都北京方向缓缓而行。看上去，这群人和普通官员的出使与归朝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一定是普通的穿戴，有如百姓一样普通的情绪。然而，这的确不是一群普通的官员，他们中的一个人，不单与老百姓不一样，也与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这个人就是赵孟頫。
赵孟頫（公元1252-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浙江吴兴人。宋太祖第四子秦王德芳之后，宋太祖十一世孙。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十四岁，用父荫补官，试中吏部铨法，调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家居，益自力于学。
徐复观在其《中国艺术精神》中说：“赵松雪当宋亡的时候，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从馀荫下曹，身当夷狄巨变，恢复既无可言，他唯一可走的路，便是入山归隐。”徐复观说得不错，应该说，身为元统治者政敌的后裔，归隐山林，自是一条保全性命和名声的路子，即所谓“闲吟渊明诗，静学右军字。”然而，不幸的是，赵孟頫早岁为才名所累，行台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江南遗逸，得二十余人，以赵孟頫为首选。
中国书法文化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莫过于赵孟頫。
实在说，赵孟頫的确是一位大书法家。据元史记载：“孟頫所著，有《尚书注》；有《琴原》、《乐原》……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前史官杨载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近人马宗霍也说：“元之有赵吴兴，亦犹晋之右军，唐之鲁公，皆所谓主坛坫者。”将赵孟頫一下子提到了元代的峰巅地位。
贬刺者认为，赵孟頫以大宋皇室而仕元，大节有失，“遂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这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傅山说的。他还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学问不正，遂流轻灵一流。”李东阳云：“至对元世祖曰，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则扫地尽矣，其画为人所题者有曰，前代王孙今阁老，只画天闲八尺龙。有曰，两岸青山多少地，岂无十亩种瓜田。至江心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过别船，则亦几乎骂矣。”
赵孟頫除了归隐山林，或者出仕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路可供选择，他还有没有过正常生活的可能性。因了他有王孙的身份，他的抉择已非富贵与贫贱的问题了。傅山贬刺赵孟頫，当然是有资格的。康熙十七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此时的情形与程钜夫下江南搜寻遗逸差不多，也是改朝换代的当口。地方官迫使傅山赴京应试，傅山称疾不从。官吏竟命人舁其床而行。至京，见午门，泪涔涔下，抵死不应试。
初看上去，赵孟頫被选中，与傅山被看中，都在改朝换代之际，都是前朝遗留下来的名人，没什么不同。其实，这里有大不相同，赵孟頫是天生的元朝“政敌”，而傅山不是。
士可杀不可辱！
这是中国古代有气节的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文精神。当我们吟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候，当我们重读“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仓”的时候，不能不为烈士的豪气而动容。
历史的遭遇、事件、人物总有相似之处，而决非有绝对的相同。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老杜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人事沧桑之后，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无论是李白，还是蔡邕，他们于社会，更多的是“儒冠”精神，而非纨绔习气。赵孟頫的心底，赵孟頫的修养，亦非纨绔子弟所能修炼出来的。因此，无论他自己怎样选择，归隐山林也好，仕元也罢，还是拒绝“搜寻”，最终的结果都会以“儒冠”误身，而不能正常的像平常人一样生活。从文化的角度、人生的角度来看赵孟頫仕元，对于他，无论如何是一次生与死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局限性很大，应该说，他别无选择。
这让我想起另一件表面看来与赵孟頫不相类比的事件，但，在我看来，从“文化精神”上去分析，是一脉相通的。事件发生在民国时期：韩复榘主豫时河南大学生罢课、闹风潮。韩复榘传见校长，这位校长略为争辩，韩大怒，让校长跪下。河南大学校长动用了那句话：“士可杀不可辱！”韩复榘便道：“我杀你！”
韩复榘乃军阀习气颇浓的人，你以为他真不敢当着众人的面“成全”了你呢？人们深知其厉害，有两人强拉校长跪下，才免一死。梁实秋先生在转述这个事件的时候，没有详细描述那位校长跪下以后的情形，只说到“才免一死”就戛然而止了，却恰恰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那位校长并非不明白“士可杀不可辱”的真正含义，也并非不明白跪下便是被侮辱了，但他还是跪下了。
赵孟頫当时与其他二三十人上路了，在他上路之前，是否说过不上路的话，或者称疾不从，史无记载。虽然没有强拉他的动作，程钜夫却有“强拉”他的上方宝剑，因为他不是自发地来搜寻逸民的，而是奉诏行事。这时强拉并没有减弱阵势，因为赵孟頫与生俱来的“政敌”身份是不容许他有违于奉旨的“钦差大臣”之命的。
二
如果不是大宋王朝遭到灭顶之灾从此一去不复返，也许，赵孟頫会在平缓的升迁中实现他的梦想，以一个王孙的身份度过他安然平静的一生。因为，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赵孟頫性格中有不宜在宦海中生存的佐证，比如过分刚烈、倔犟，比如“阿斗”式的无能无知又无主心骨。或许，他也不会在书画艺术上焕发那么灿烂的光辉，因为自从大宋以降，各体书法都已达到峰巅，超越峰巅已经极其困难，宋代苏东坡、黄庭坚、米南宫、蔡君谟四大家虽然天分极高，却也无力跨越顶峰。更何况宋末出现的种种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在阻碍文化的发展。
然而，改朝换代的巨浪将赵孟頫打入水中，又从水中卷起。惊魂未定的年轻的赵孟頫，并非“至江心正好看明月”，因为大宋的天早已毁灭，大宋的江心早已成了死水。随之而来的是蒙元王朝那条巨轮在退潮之后的水面隐隐地前行。赵孟頫被动地、几乎是别无选择地上了那条“别船”，却并没有抱着大宋的琵琶。
我非王孙，又未经历过改朝换代，无法真切体味赵孟頫上了“别船”的真实感受。所有的评判于思想的抒发全部来自于史料乃至文艺论著，甚至是主观臆测。
据《元史》记载：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颇之喜，使坐右丞叶李上。或言孟頫宋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听。时方立尚书省，命孟頫草诏颁天下，帝览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
看来，赵孟頫深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然而，他毕竟是大宋宗室。在《元史》的《赵孟頫传》中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信号：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初欲大用孟頫，议者难之。
实际上，满朝文武，没有谁能忘了赵孟頫的出身，也就是“政敌”的身份。赵孟頫之所以被后人讥贬，除了仕元的事实之外，还有其“言论”可为把炳。忽必烈曾让其赋诗讥评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的留梦炎，赵孟頫诗云：“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这几乎是表忠心了。
难道赵孟頫真的那么无耻吗？未必！
什么事都有个前因后果。忽必烈对赵孟頫等的“宠爱”，其实不过是想豢养而已。不必真会替他咬人，只要能当好摆设就行了。忽必烈也常常拿“身份”来刺激他们。他说：“留梦炎曾经中过状元，是宋朝廷的丞相，贾似道误国罔上，他只能苟且偷安，从来没有采取过挽救措施……留梦炎是你父亲的朋友，你不便直言不讳的指斥他的过错，你写一首诗讽刺他吧！”
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虽然是三伏天，却感到皮肤上有一层冷气疾速爬行。这让我想起了电影《屈原》中让奴隶们（或壮士）互相斗杀取乐的场面。尽管他们相互间可以是朋友，也必须让对方倒在血泊之中，不然的话，统治者就无乐趣可言。
“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的奉命之作。比起用铁器将朋友杀死，应该说，这个忠心也算是够“文明”的了。如果有一天忽必烈高兴了，或者闷了，真的让赵孟頫将其父辈的老朋友留梦炎杀死，我想，赵孟頫未必下得了手。
大概赵孟頫知道后人将对他的仕元做出讥评，或许，是他真的总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下无可奈何地生存。上有飞鸟，下有潜鱼，还有活下来的逸民们，不都在元朝的统治下活着吗？干嘛单独指责我呢！他曾有感秋诗五首，能说明他的内心深处的苦楚。其四曰：
下有沉潜鱼，上有冥飞禽。
先民莫不逸，我独怀苦辛。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菲菲，”莫名的惆怅与感伤的情绪，伴随着赵孟頫，宛如他的影子，挥之不去。而“我是敌人”的情结，深植在他的心底，他得面对所有的刺痛，承受来自往昔的、将来的、现时的所有的精神重负。
有一次，忽必烈问赵孟頫，说你是太祖的孙子，还是太宗的孙子。旧事重提，提醒他，你是谁。忽必烈说：“太祖的事迹我很了解的，他的行为大多是可取的。”赵孟頫是感觉到长期留在皇上身边被人忌恨，还是怕“伤疤”随时被人揭开而心痛呢！史料臆断是前者，我认为是后者，或许两者兼而有之。那次谈话以后，赵孟頫调补外任。
大德元年（1297年），迁汾州，未上；迁秦州尹，未上；1319年，得诸南归；帝遣使赐衣币，趋之还朝；以疾不果行。
赵孟頫一直在想方设法躲避政治的漩涡，企图逃离政治的浪端。我是敌人——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贯穿始终。但是，他的躲避与逃离不是强硬的，而是以用心工作为主要表现方式，小心翼翼地躲避，这从他的《谥文》一段话可以得到证实。他是这样概括仕途情形的：
议法刑曹，一去深文之弊。条事政府，屡犯权臣之威。佐郡治，则平反役卒之冤，兴学校，则奖励勤苦之士。官登一品，名高四海，而处之恬然若寒素。
他对新政的态度，当然不是像傅山那样采对敌对的态度，以“抵死不应试”而站在敌对的立场上。他的“敌”的概念是单方面的，隐蔽在内心的，他以“我是敌人”来完成他的立场而不是以蒙元为敌。赵孟頫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作为宋室王孙，亲身经历了国家的沦亡，江山易色。宋朝末年，仓皇南渡的大宋君臣，偏安一隅，歌舞作乐，赵孟頫无力无为。那时他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北来风俗犹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人间俯仰成今古，何待他年始惘然”。赵孟頫诗篇虽然够不上壮烈，却也让人回肠荡气，那喟叹，让人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三
明代何良俊在评书时说：“宋时惟蔡中惠、米南宫用晋法，亦只是具体而微。至元时有赵集贤出，始尽右军之妙，而得晋人之正脉。故世之评其书者，以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针对类似有关对赵孟頫的评价，傅山发起猛烈攻击。他云：“然又须知赵都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对此，他解释说：“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日亲日密，百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傅山将赵孟頫的人格直接与君子对立起来，是儒家正统观念的集中体现。他的意思是，晋唐的楷书法，无论怎样下功夫，却不能略肖。而学赵子昂，几下子就能达到乱真的地步。这几句话，不但把赵子昂的书法贬得一文不值，还对其人格以痛打落水狗的姿态，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攻击。
对于傅山其人，我是十分敬重的。如果时日可待，我会专文加以述说，其书法，也大有可取之处。数年前曾见过当代吴连城先生《傅山及其书论》，知道傅山的身世，感叹万端。那是一位义士，铁骨铮铮。由此，我曾写过《傅山及其美学思想》一小文，发在八十年代的《广西侨报》上，但是，当我通览了书学史，考察了上至两汉，下至晚清的书法家乃至书法文化的背景之后，我不得不说，傅山对赵孟頫的气愤导致了他对赵孟頫书法的偏见。从而，也引发了我对赵孟頫其人、其书、其说的全面考察。虽然未必是五百年中仅此一个，却也不
得不说，赵孟頫在书法上的造诣，在赵宋至满清（北宋960年至清亡1909年）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可以称之为一代巨匠。。
赵孟頫的仕元，当然不能让人敬仰。与颜真卿的壮烈牺牲相比，与文天祥、谭嗣同英勇就义相比，都是软弱无力的。与傅山救助其师长袁继咸、抵死不应清廷之试相比，也显得不够气宇轩昂。然而，不是谁都能当烈士的，也不是人人都可以称之为义士的。我在此文中，既不是想给赵孟頫翻案，也不想给赵孟頫立传。我只想从中揭示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背负的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有多少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我在考察了蔡邕与颜真卿之后，我明白了许多许多，也许，我不该这么早地动手，将笔墨匆忙地指向赵孟頫。也许，以我的才力，知识，还无法准确地把握赵孟頫这么一个复杂的人物。然而，当我读了《元史》有关赵孟頫的资料之后，特别是浏览了一些诗作之后，我就不能“移情别恋”了。胸闷，气短，浑身难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受，不尽早地将关于他的断想写出来，恐怕我难以干其他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重新打开书本，重新再读赵孟頫的诗作，企图在他的诗中，了解这个人的内心世界。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守怀抱。
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为笼中鸟。
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有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
骨肉生别离，丘陇谁为扫？愁深无一语，日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
如果说赵孟頫在元为官时时刻刻以“我是敌人”而小心从事的话，那么，他一旦闲下来，抚今追昔，“我是罪人”便是他内心深处刺得心痛的情结。对于赵孟頫来说，以往，怎能说啊！将来，不堪想象。不管是以往还是将来，都来自于现实——
做为诗人的赵孟頫，当然不是一流的。他的诗大都有“来历”，用典过多，造成了创造力的不足。“在山为志远，出山为小草”两句，来自东晋谢安出仕的典故，更出自“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的诗句。但是，远志与小草确乎生动准确地道明了赵孟頫初仕元的境况，让人想到远与小的区别，志与草的不相称。“守山”与“出山”在一念之间，上了任才明白，“见事苦不早”，也让人感受到陶渊明“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凄伤感叹。所不同的是，赵孟頫仕的是敌朝。
我是罪人——赵孟頫时时刻刻在内心深处这么说。
孤灯空月夜，是什么滋味儿。春天，当蛰伏的小动物鸣叫之时，赵孟頫\\n在此起彼伏的春风中能否感受到大地的复苏；夏天，溽热的气浪拥进卧房的时候，他能否感受到季节在变幻；秋天，秋虫咻咻，他能否感受到收获的殷实。我想，他不会，季节的变化于赵孟頫的内心深处会是一个样。病妻抱着“弱子”，那病，那弱，有可能并非仅仅指的是肉体，更有可能指的是精神，是境况，是状况。
在写蔡邕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曾发问，毕竟是政治误了蔡邕，还是蔡邕误了政治。是的，蔡邕在书法上乃至文章音乐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天才，独步汉代。但是，他政治上的幼稚，在他白发苍苍的时候还如当初，令人扼腕。赵孟頫不同，他不是幼稚可笑的。然而，却陷进去了。“谁令堕尘网，宛转守缠绕”，则是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因为，他并没有想在赵宋灭亡之后出仕，他只想读陶渊明诗，练王羲之的字。但他没有反抗，就上了别船，而那船，是击沉了大宋王朝的敌船。
我是罪人——
痛悔、凄楚，内心深处的痛楚难以诉说。
赵孟頫“名高四海”，却一生贫困。虽然没有像颜真卿那样，常常靠乞米来维持生活，却也在“寒素”之中度日，蔬食常常靠亲友馈赠。据《元史》记载：帝闻孟頫素贫，赐钞五千锭；俄赐钞五百锭；孟頫尝累月不至宫中，帝问左右，皆言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赐貂鼠裘。赵孟頫为官之穷，看来是出了名的。朋友亲戚看不过去，皇上也看不过去了。可见，赵孟頫为官，并未富起来。也说明，他并非贪图富贵。乐不思蜀是尽人皆知的故事。赵孟頫并非阿斗，赵宋王朝的覆亡对于赵孟頫来说，是切肤之痛，那伤痛是难以化解的。他在难以化解的切肤之痛中又仕了元朝，内心的刺痛与切肤之痛遥相互应。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宿命，矛盾、精神的痛苦，往往会加深他们的艺术成就。在讲究雄性精神的中国，一切来自多方面的压迫，也必须由直立行走的仁人志士来承受。
多少年之后，当赵孟頫来到西子湖畔，在岳飞墓前凭吊时，由于他儒雅的性格，未能如其后傅山那样拒仕所造成的无法挽救的局面，并且造成的内心矛盾与精神苦痛，使他面对英雄，却终于忍不住了。那是一首抚今追昔的挽歌，那是一首复杂的内心表露。一腔幽怨， 百世难解之恨，追悔、怪罪。大宋王朝亡国之责该由谁来承担？江山易色的切肤之痛，上别船的精神之痛，这些苦果都由儒士赵子昂吞咽——
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四
在体现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方面，士大夫由两条光明大道可走，走起来是那么的理直气壮，气吞山河。齐家治国平天下——隐逸山林渔歌唱晚。
我当然不否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追求与社会实践给社会带来的正面效应，也对道家文化精神予以足够的尊重。然而，不是哪一个士大夫都能够治国平天下的，也不是谁都有条件隐逸山林不干活只读书赋诗而可以生存的。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赵孟頫也必须在两条光明大道面前努力地上轨。如果仅仅是那样的选择，于赵孟頫来说，也并非难事。然而，无论怎样，他都不可能使自已成为正德君子，或者隐士。
如果说“我是罪人”是他闲暇下来的一种自我谴责，那么，“我是敌人”则是他一生对自己的精神压迫。“我是敌人”为主线，“我是罪人”为副线，构成了赵孟頫精神的两大脉络。“我是敌人”的精神压迫，使他对“自由”的要求日异强烈起来，对自然的皈依，对隐逸山林的渴望，是他不能忘怀的。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便是他在蒙元王朝那只豢养他的笼中吟唱的一首哀歌，即没有行吟诗人的悠然自得与放浪形骸，也没有身怀抱负要求天公重料擞的气派，甚至连大志难酬的怨言也没有。剩下的，只是飞出笼子，归于普通。他在中国士大夫中，其要求降到了最低点—
平生山林道，独往乃所达。
池鱼思故渊，槛兽念旧薮。
“池鱼”、“槛兽”的自喻对于赵孟頫来说，对于官登一品的人来说，是不能再行自我贬损了。“池鱼”、“槛兽”与“故渊”、“旧薮”相对应，其要求，仅仅是恢复一种状态而已。自喻的自我贬损，要求是那么可怜。我们又能有什么感想呢？可怜，小得可怜的一点愿望，也得不到实现，那么，生活中的一切，于他还有没有意义呢？
徐复观先生曾经说：“轻责人以不死，实为不恕。”是的，我们今天去看古代知识分子的行为，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宋亡之际，他才二十几岁。实际上与当时普通知识分子，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其他人仕元，似乎并没有“大节有亏”之论，只是因了他是过气的王孙，才有大节失与不失的问题。赵孟頫对笼中鸟是有切身感受的，也是因为他的切身感受，对笼中的无可奈何，才导致他对山林、对自由、对当个普通人的非同寻常的渴望。
一个大艺术家，往往有其深刻的矛盾性。正是由于种种自身的矛盾，给艺术家的创造力补充了添加剂。正是由于现实生活与精神向往所构成的深刻的矛盾，使赵孟頫焕发了艺术创造力。一方面借书画以安慰灵魂的不安而寄托于艺术，这两方面的动力合为一股，在深刻的矛盾之中挖掘了创作潜力。从而，使他在书画两个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自宋代以后，包括宋代，我们已经绝望了，对楷书的前途感到绝望。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三家，分别以欧体、颜体、柳体楷书称善。那座山峰高耸入云，让我们看不到顶端的瑰丽之所望，更看不到颜真卿们从山的那一面是怎样登顶的。一直到元代赵孟頫的楷书的出现，在三体中又增加了赵体，终结了楷书以姓氏冠名“体”而固定下来，在以后历朝历代漫长的时间里，时至如今，尽管可以自称谁谁为其姓氏之书体，只是自我安慰罢了，楷书以书家姓氏冠名为“体”，再也没有被公认过。
自从傅青主“遂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的宣言发布天下，赵孟頫就成了“俗书”的代表，就成了人品不高的代表，就成了人人都可以鄙薄其人进而鄙薄其书的口实。新近学者也出来起哄，说赵孟頫的书法是如何的“甜腻”，让人如何受不了。其实，在改朝换代之际，不要说全国的老百姓都要在新的政权之下维持生计，就是高官如欧阳询者等一大批隋朝元老，也在唐朝为官，却没有生出这等是非。而赵孟頫除了“仕元”之外，并无行政的恶行，更无其人狡诈、凶残、贪污、欺压百姓的恶的记录。那么，他为什么被傅青主等所鄙视。我想，这首要的原因则在于赵孟頫是宋宗室，与其他人的身份大不一样；还有个大家都不愿意挑明了的因由，则是我们大汉民族的自大，是容不得少数民族统治的。傅山也面临着与赵孟頫同样的境况，他就没有接受满族“高官厚禄”的威逼利诱。他以他的行动实践了他的理论，他有资格评判赵孟頫。似乎更多的以起哄为“学者”资本的人，并没有多少资格批判这所谓的“甜腻”，也并不构成其书“俗”而藐视其人的理论依据。
傅青主批评赵孟頫，显然失控。然而，我们没有话说，无法跟他理论。因为那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以他的社会实践与艺术实践为前提，让人可信，以致于我们后代人只要说赵孟頫，就无法回避傅山。傅山的品格是让人敬仰的，这不仅仅表现他的社会实践上的傲骨，他在失控以后，往往也能够平静下来，于是他还告诉我们：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观之，亦未可厚非……潤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这话带着情绪，在薄其人恶其书的情况下，还能够冷静地说这番话，也足见傅山分析问题在纠缠一个侧面的同时，还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了赵孟頫书法的“正脉”，而“稍变”的“变”字，指出了赵孟頫求变的实质走向。
根据王献之《玉版十三行》补写的小楷《洛神赋》全文，是赵孟頫的代表作品。通篇雅致多彩，风神峻拔。舒展开放，笔画粗细变化很大，却又是浑然天成。结体宽博，神采怡然，尽天下之美，无甜腻之气，即使是王献之全文，想来也不过如此。而他的章草《千字文》、《急就章》，为章草这个已经作古的书体，注如了新的血液，又是书法史上无人可以比拟的。楷书《帝师胆巴经》、行书《趵突泉》等等书作，他的不为人们第一注视的绘画，淹没在他的书法绘画里为人不能晓畅的自我反省的诗作等等，构成了一位千古巨匠，不仅仅是傅山，自从诸体皆能的赵孟頫出现，到现在为止，达到他艺术成就的，可能还没有出现。在书法上，是有元一代领风骚者，在绘画方面，成为元四大家之首。
名高四海——赵孟頫知道他自己的地位，并不用盖棺就有论定。然而，当夜幕悄悄降临的时候，当生命的时钟指向尽头的时候，当为他打造棺材的木匠叮叮当当响起锤声的时候，世界于赵孟頫又是什么样呢？回首往事——每个人都有这一时刻，在临死前对人生有个看法。但不是人人都有总结自己的机会的，他在垂老之年，他在人生的尽头，拄着拐杖，在秋风扫落叶的旷野，或者栖身的小院，吟唱他的最后的哀歌：“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怜。惟馀笔研情犹在，留与人间做笑谈。”赵孟頫啊赵孟頫！你留给人间的一切，恁“笑谈”二字可以了得。
赵孟頫的一生，在政治舞台上是极其平静的，并未经历腥风血雨。然而，他的内心又是极其孤寂的，虽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贵倾朝野，但以宋室后裔而入元为官，依然受摆布而不得施展抱负，常因自惭而心情郁闷，故潜心于书画以自遣。那痛楚隐隐发作，他靠书画的精美制作，平息那滚动的情绪，慰藉伤痛发作的内心世界。与他相知的书法家鲜于枢，二人多有唱和，互为抬举，都说对方的书法为本朝第一。考察起来，有元书法，二人是占了冠亚军了。
晚年的赵孟頫，更为孤寂，有两个人是他生命最后的精神支柱——妻子管道昇和中锋和上（非和尚，作者注）。妻子管道昇是历史上著名的女性书画家，与赵孟頫结婚的时候，已经将近三十岁。据说赵孟頫想学苏东坡，也要纳妾。管道昇即填《我侬词》云：“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是真有其事，还是后人看到他们夫妻的美满无比而牵强，则无关宏旨了。
夫妻，这冤家，这伴侣，这阴阳的搭配，是万难的事情。真正和谐的，在这个世界上，最为难找了。官到“民主”国家的总统，也还伺机来温情。到钱钟书与杨绛先生默契的境界，不免让人嫉妒。赵孟頫与管道昇，更为贴己。女性于书法，在古代几乎是更难的事情。女子无才便是德什么的经书之语，困扰着女性的造就，拿得起针线比拿的起毛笔更让人夸赞。然则，女性一旦拿起毛笔，则会有男人不到的境界。那一番柔情似水的流露，那一番外柔内刚的表达，那一番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淡定，是在官场商海里摸爬滚打的男人所无法抒发的。
赵孟頫既然已经上了贼船，如何下得来。管道昇告诉他：“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吟风弄月归去休！”近得黑龙江美术出版社《赵孟頫作品集》，内收录赵孟頫给中锋和上数封信札。其一云：“中锋和上吾师侍者，孟頫归自吴门，得所惠字，审道体安隐，深慰下情。”
经数次请求圣恩，以妻子病甚得以放假，时在公元1319年，即延祐六年。四月准送夫人南归。五月中旬，途经山东临清，管道升病逝于舟中。在给中锋和上的信中，深为悲痛：“孟頫得旨南还，何图病妻道卒，哀痛之极，不知无生。酷暑长途三千里，护柩来归，与死为临，年过耳顺，罹此荼毒。唯吾师慈悲，必当哀怜，蒙遣以中致，名香之奠。但老妻无恙时，曾有普度之愿。吾师亦已允许，以资超度。”
《与中锋大和上书》真切记录了老年赵孟頫的丧妻之痛，“老妻之助整三十年……老妻之亡，伤悼痛切……”浓烈的情感，强过口鸡三号的感念，让人难以忍读。三年后，赵孟頫也去世，两人合葬于湖州德清县东衡山南麓。
池鱼思故渊
一代巨匠赵孟頫
本文为《中国书法经典》的第七篇修订稿，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
公元1279年3月19日，对于欲罢不能的赵宋王朝来说，是个世界末日般的日子。惨烈的新会崖门海战使得宋元两朝之间办理了交接手续；元军以其凶猛的攻势击溃了由两千多艘战舰组成的南宋护驾军，迫使丞相陆秀夫背负少帝投海自尽。据史料记载：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海上浮尸者十余万人。
那场海战，无论对于历史学家，还是政治家乃至文学家，都不能轻松地一笔带过；更何况是当事者，宋、元两朝的文武百官，皇室亲族。是的，当元帝国奖赏有功将领举杯欢宴的时候，当蒙元贵族以各种方式举行历史性大典的时候，却还有另一群人，沮丧地躲在各地，心怀忐忑，在等待不测的命运像魔鬼一样降临。这就是历史，就是人类亲手创造的历史。人民史也好，英雄史也罢，总归产生了两群相互对立、相互转换命运的人。无论如何，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赵宋王朝覆亡了，蒙元帝国的太阳升起在这块被血浸透了的土地上空。 时间老人悄悄地走了七年，即公元1286年，有二三十人的一队人马，离开江南鱼米之乡，朝元大都北京方向缓缓而行。看上去，这群人和普通官员的出使与归朝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一定是普通的穿戴，有如百姓一样普通的情绪。然而，这的确不是一群普通的官员，他们中的一个人，不单与老百姓不一样，也与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这个人就是赵孟頫。
赵孟頫（公元1252-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浙江吴兴人。宋太祖第四子秦王德芳之后，宋太祖十一世孙。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十四岁，用父荫补官，试中吏部铨法，调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家居，益自力于学。
徐复观在其《中国艺术精神》中说：“赵松雪当宋亡的时候，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从馀荫下曹，身当夷狄巨变，恢复既无可言，他唯一可走的路，便是入山归隐。”徐复观说得不错，应该说，身为元统治者政敌的后裔，归隐山林，自是一条保全性命和名声的路子，即所谓“闲吟渊明诗，静学右军字。”然而，不幸的是，赵孟頫早岁为才名所累，行台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江南遗逸，得二十余人，以赵孟頫为首选。
中国书法文化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莫过于赵孟頫。
实在说，赵孟頫的确是一位大书法家。据元史记载：“孟頫所著，有《尚书注》；有《琴原》、《乐原》……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前史官杨载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近人马宗霍也说：“元之有赵吴兴，亦犹晋之右军，唐之鲁公，皆所谓主坛坫者。”将赵孟頫一下子提到了元代的峰巅地位。
贬刺者认为，赵孟頫以大宋皇室而仕元，大节有失，“遂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这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傅山说的。他还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学问不正，遂流轻灵一流。”李东阳云：“至对元世祖曰，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则扫地尽矣，其画为人所题者有曰，前代王孙今阁老，只画天闲八尺龙。有曰，两岸青山多少地，岂无十亩种瓜田。至江心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过别船，则亦几乎骂矣。”
赵孟頫除了归隐山林，或者出仕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路可供选择，他还有没有过正常生活的可能性。因了他有王孙的身份，他的抉择已非富贵与贫贱的问题了。傅山贬刺赵孟頫，当然是有资格的。康熙十七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此时的情形与程钜夫下江南搜寻遗逸差不多，也是改朝换代的当口。地方官迫使傅山赴京应试，傅山称疾不从。官吏竟命人舁其床而行。至京，见午门，泪涔涔下，抵死不应试。
初看上去，赵孟頫被选中，与傅山被看中，都在改朝换代之际，都是前朝遗留下来的名人，没什么不同。其实，这里有大不相同，赵孟頫是天生的元朝“政敌”，而傅山不是。
士可杀不可辱！
这是中国古代有气节的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文精神。当我们吟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候，当我们重读“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仓”的时候，不能不为烈士的豪气而动容。
历史的遭遇、事件、人物总有相似之处，而决非有绝对的相同。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老杜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人事沧桑之后，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无论是李白，还是蔡邕，他们于社会，更多的是“儒冠”精神，而非纨绔习气。赵孟頫的心底，赵孟頫的修养，亦非纨绔子弟所能修炼出来的。因此，无论他自己怎样选择，归隐山林也好，仕元也罢，还是拒绝“搜寻”，最终的结果都会以“儒冠”误身，而不能正常的像平常人一样生活。从文化的角度、人生的角度来看赵孟頫仕元，对于他，无论如何是一次生与死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局限性很大，应该说，他别无选择。
这让我想起另一件表面看来与赵孟頫不相类比的事件，但，在我看来，从“文化精神”上去分析，是一脉相通的。事件发生在民国时期：韩复榘主豫时河南大学生罢课、闹风潮。韩复榘传见校长，这位校长略为争辩，韩大怒，让校长跪下。河南大学校长动用了那句话：“士可杀不可辱！”韩复榘便道：“我杀你！”
韩复榘乃军阀习气颇浓的人，你以为他真不敢当着众人的面“成全”了你呢？人们深知其厉害，有两人强拉校长跪下，才免一死。梁实秋先生在转述这个事件的时候，没有详细描述那位校长跪下以后的情形，只说到“才免一死”就戛然而止了，却恰恰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那位校长并非不明白“士可杀不可辱”的真正含义，也并非不明白跪下便是被侮辱了，但他还是跪下了。
赵孟頫当时与其他二三十人上路了，在他上路之前，是否说过不上路的话，或者称疾不从，史无记载。虽然没有强拉他的动作，程钜夫却有“强拉”他的上方宝剑，因为他不是自发地来搜寻逸民的，而是奉诏行事。这时强拉并没有减弱阵势，因为赵孟頫与生俱来的“政敌”身份是不容许他有违于奉旨的“钦差大臣”之命的。
二
如果不是大宋王朝遭到灭顶之灾从此一去不复返，也许，赵孟頫会在平缓的升迁中实现他的梦想，以一个王孙的身份度过他安然平静的一生。因为，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赵孟頫性格中有不宜在宦海中生存的佐证，比如过分刚烈、倔犟，比如“阿斗”式的无能无知又无主心骨。或许，他也不会在书画艺术上焕发那么灿烂的光辉，因为自从大宋以降，各体书法都已达到峰巅，超越峰巅已经极其困难，宋代苏东坡、黄庭坚、米南宫、蔡君谟四大家虽然天分极高，却也无力跨越顶峰。更何况宋末出现的种种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在阻碍文化的发展。
然而，改朝换代的巨浪将赵孟頫打入水中，又从水中卷起。惊魂未定的年轻的赵孟頫，并非“至江心正好看明月”，因为大宋的天早已毁灭，大宋的江心早已成了死水。随之而来的是蒙元王朝那条巨轮在退潮之后的水面隐隐地前行。赵孟頫被动地、几乎是别无选择地上了那条“别船”，却并没有抱着大宋的琵琶。
我非王孙，又未经历过改朝换代，无法真切体味赵孟頫上了“别船”的真实感受。所有的评判于思想的抒发全部来自于史料乃至文艺论著，甚至是主观臆测。
据《元史》记载：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颇之喜，使坐右丞叶李上。或言孟頫宋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听。时方立尚书省，命孟頫草诏颁天下，帝览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
看来，赵孟頫深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然而，他毕竟是大宋宗室。在《元史》的《赵孟頫传》中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信号：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初欲大用孟頫，议者难之。
实际上，满朝文武，没有谁能忘了赵孟頫的出身，也就是“政敌”的身份。赵孟頫之所以被后人讥贬，除了仕元的事实之外，还有其“言论”可为把炳。忽必烈曾让其赋诗讥评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的留梦炎，赵孟頫诗云：“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这几乎是表忠心了。
难道赵孟頫真的那么无耻吗？未必！
什么事都有个前因后果。忽必烈对赵孟頫等的“宠爱”，其实不过是想豢养而已。不必真会替他咬人，只要能当好摆设就行了。忽必烈也常常拿“身份”来刺激他们。他说：“留梦炎曾经中过状元，是宋朝廷的丞相，贾似道误国罔上，他只能苟且偷安，从来没有采取过挽救措施……留梦炎是你父亲的朋友，你不便直言不讳的指斥他的过错，你写一首诗讽刺他吧！”
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虽然是三伏天，却感到皮肤上有一层冷气疾速爬行。这让我想起了电影《屈原》中让奴隶们（或壮士）互相斗杀取乐的场面。尽管他们相互间可以是朋友，也必须让对方倒在血泊之中，不然的话，统治者就无乐趣可言。
“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的奉命之作。比起用铁器将朋友杀死，应该说，这个忠心也算是够“文明”的了。如果有一天忽必烈高兴了，或者闷了，真的让赵孟頫将其父辈的老朋友留梦炎杀死，我想，赵孟頫未必下得了手。
大概赵孟頫知道后人将对他的仕元做出讥评，或许，是他真的总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下无可奈何地生存。上有飞鸟，下有潜鱼，还有活下来的逸民们，不都在元朝的统治下活着吗？干嘛单独指责我呢！他曾有感秋诗五首，能说明他的内心深处的苦楚。其四曰：
下有沉潜鱼，上有冥飞禽。
先民莫不逸，我独怀苦辛。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菲菲，”莫名的惆怅与感伤的情绪，伴随着赵孟頫，宛如他的影子，挥之不去。而“我是敌人”的情结，深植在他的心底，他得面对所有的刺痛，承受来自往昔的、将来的、现时的所有的精神重负。
有一次，忽必烈问赵孟頫，说你是太祖的孙子，还是太宗的孙子。旧事重提，提醒他，你是谁。忽必烈说：“太祖的事迹我很了解的，他的行为大多是可取的。”赵孟頫是感觉到长期留在皇上身边被人忌恨，还是怕“伤疤”随时被人揭开而心痛呢！史料臆断是前者，我认为是后者，或许两者兼而有之。那次谈话以后，赵孟頫调补外任。
大德元年（1297年），迁汾州，未上；迁秦州尹，未上；1319年，得诸南归；帝遣使赐衣币，趋之还朝；以疾不果行。
赵孟頫一直在想方设法躲避政治的漩涡，企图逃离政治的浪端。我是敌人——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贯穿始终。但是，他的躲避与逃离不是强硬的，而是以用心工作为主要表现方式，小心翼翼地躲避，这从他的《谥文》一段话可以得到证实。他是这样概括仕途情形的：
议法刑曹，一去深文之弊。条事政府，屡犯权臣之威。佐郡治，则平反役卒之冤，兴学校，则奖励勤苦之士。官登一品，名高四海，而处之恬然若寒素。
他对新政的态度，当然不是像傅山那样采对敌对的态度，以“抵死不应试”而站在敌对的立场上。他的“敌”的概念是单方面的，隐蔽在内心的，他以“我是敌人”来完成他的立场而不是以蒙元为敌。赵孟頫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作为宋室王孙，亲身经历了国家的沦亡，江山易色。宋朝末年，仓皇南渡的大宋君臣，偏安一隅，歌舞作乐，赵孟頫无力无为。那时他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北来风俗犹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人间俯仰成今古，何待他年始惘然”。赵孟頫诗篇虽然够不上壮烈，却也让人回肠荡气，那喟叹，让人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三
明代何良俊在评书时说：“宋时惟蔡中惠、米南宫用晋法，亦只是具体而微。至元时有赵集贤出，始尽右军之妙，而得晋人之正脉。故世之评其书者，以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针对类似有关对赵孟頫的评价，傅山发起猛烈攻击。他云：“然又须知赵都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对此，他解释说：“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日亲日密，百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傅山将赵孟頫的人格直接与君子对立起来，是儒家正统观念的集中体现。他的意思是，晋唐的楷书法，无论怎样下功夫，却不能略肖。而学赵子昂，几下子就能达到乱真的地步。这几句话，不但把赵子昂的书法贬得一文不值，还对其人格以痛打落水狗的姿态，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攻击。
对于傅山其人，我是十分敬重的。如果时日可待，我会专文加以述说，其书法，也大有可取之处。数年前曾见过当代吴连城先生《傅山及其书论》，知道傅山的身世，感叹万端。那是一位义士，铁骨铮铮。由此，我曾写过《傅山及其美学思想》一小文，发在八十年代的《广西侨报》上，但是，当我通览了书学史，考察了上至两汉，下至晚清的书法家乃至书法文化的背景之后，我不得不说，傅山对赵孟頫的气愤导致了他对赵孟頫书法的偏见。从而，也引发了我对赵孟頫其人、其书、其说的全面考察。虽然未必是五百年中仅此一个，却也不
得不说，赵孟頫在书法上的造诣，在赵宋至满清（北宋960年至清亡1909年）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可以称之为一代巨匠。。
赵孟頫的仕元，当然不能让人敬仰。与颜真卿的壮烈牺牲相比，与文天祥、谭嗣同英勇就义相比，都是软弱无力的。与傅山救助其师长袁继咸、抵死不应清廷之试相比，也显得不够气宇轩昂。然而，不是谁都能当烈士的，也不是人人都可以称之为义士的。我在此文中，既不是想给赵孟頫翻案，也不想给赵孟頫立传。我只想从中揭示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背负的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有多少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我在考察了蔡邕与颜真卿之后，我明白了许多许多，也许，我不该这么早地动手，将笔墨匆忙地指向赵孟頫。也许，以我的才力，知识，还无法准确地把握赵孟頫这么一个复杂的人物。然而，当我读了《元史》有关赵孟頫的资料之后，特别是浏览了一些诗作之后，我就不能“移情别恋”了。胸闷，气短，浑身难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受，不尽早地将关于他的断想写出来，恐怕我难以干其他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重新打开书本，重新再读赵孟頫的诗作，企图在他的诗中，了解这个人的内心世界。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守怀抱。
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为笼中鸟。
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有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
骨肉生别离，丘陇谁为扫？愁深无一语，日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
如果说赵孟頫在元为官时时刻刻以“我是敌人”而小心从事的话，那么，他一旦闲下来，抚今追昔，“我是罪人”便是他内心深处刺得心痛的情结。对于赵孟頫来说，以往，怎能说啊！将来，不堪想象。不管是以往还是将来，都来自于现实——
做为诗人的赵孟頫，当然不是一流的。他的诗大都有“来历”，用典过多，造成了创造力的不足。“在山为志远，出山为小草”两句，来自东晋谢安出仕的典故，更出自“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的诗句。但是，远志与小草确乎生动准确地道明了赵孟頫初仕元的境况，让人想到远与小的区别，志与草的不相称。“守山”与“出山”在一念之间，上了任才明白，“见事苦不早”，也让人感受到陶渊明“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凄伤感叹。所不同的是，赵孟頫仕的是敌朝。
我是罪人——赵孟頫时时刻刻在内心深处这么说。
孤灯空月夜，是什么滋味儿。春天，当蛰伏的小动物鸣叫之时，赵孟頫\\n在此起彼伏的春风中能否感受到大地的复苏；夏天，溽热的气浪拥进卧房的时候，他能否感受到季节在变幻；秋天，秋虫咻咻，他能否感受到收获的殷实。我想，他不会，季节的变化于赵孟頫的内心深处会是一个样。病妻抱着“弱子”，那病，那弱，有可能并非仅仅指的是肉体，更有可能指的是精神，是境况，是状况。
在写蔡邕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曾发问，毕竟是政治误了蔡邕，还是蔡邕误了政治。是的，蔡邕在书法上乃至文章音乐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天才，独步汉代。但是，他政治上的幼稚，在他白发苍苍的时候还如当初，令人扼腕。赵孟頫不同，他不是幼稚可笑的。然而，却陷进去了。“谁令堕尘网，宛转守缠绕”，则是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因为，他并没有想在赵宋灭亡之后出仕，他只想读陶渊明诗，练王羲之的字。但他没有反抗，就上了别船，而那船，是击沉了大宋王朝的敌船。
我是罪人——
痛悔、凄楚，内心深处的痛楚难以诉说。
赵孟頫“名高四海”，却一生贫困。虽然没有像颜真卿那样，常常靠乞米来维持生活，却也在“寒素”之中度日，蔬食常常靠亲友馈赠。据《元史》记载：帝闻孟頫素贫，赐钞五千锭；俄赐钞五百锭；孟頫尝累月不至宫中，帝问左右，皆言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赐貂鼠裘。赵孟頫为官之穷，看来是出了名的。朋友亲戚看不过去，皇上也看不过去了。可见，赵孟頫为官，并未富起来。也说明，他并非贪图富贵。乐不思蜀是尽人皆知的故事。赵孟頫并非阿斗，赵宋王朝的覆亡对于赵孟頫来说，是切肤之痛，那伤痛是难以化解的。他在难以化解的切肤之痛中又仕了元朝，内心的刺痛与切肤之痛遥相互应。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宿命，矛盾、精神的痛苦，往往会加深他们的艺术成就。在讲究雄性精神的中国，一切来自多方面的压迫，也必须由直立行走的仁人志士来承受。
多少年之后，当赵孟頫来到西子湖畔，在岳飞墓前凭吊时，由于他儒雅的性格，未能如其后傅山那样拒仕所造成的无法挽救的局面，并且造成的内心矛盾与精神苦痛，使他面对英雄，却终于忍不住了。那是一首抚今追昔的挽歌，那是一首复杂的内心表露。一腔幽怨， 百世难解之恨，追悔、怪罪。大宋王朝亡国之责该由谁来承担？江山易色的切肤之痛，上别船的精神之痛，这些苦果都由儒士赵子昂吞咽——
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四
在体现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方面，士大夫由两条光明大道可走，走起来是那么的理直气壮，气吞山河。齐家治国平天下——隐逸山林渔歌唱晚。
我当然不否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追求与社会实践给社会带来的正面效应，也对道家文化精神予以足够的尊重。然而，不是哪一个士大夫都能够治国平天下的，也不是谁都有条件隐逸山林不干活只读书赋诗而可以生存的。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赵孟頫也必须在两条光明大道面前努力地上轨。如果仅仅是那样的选择，于赵孟頫来说，也并非难事。然而，无论怎样，他都不可能使自已成为正德君子，或者隐士。
如果说“我是罪人”是他闲暇下来的一种自我谴责，那么，“我是敌人”则是他一生对自己的精神压迫。“我是敌人”为主线，“我是罪人”为副线，构成了赵孟頫精神的两大脉络。“我是敌人”的精神压迫，使他对“自由”的要求日异强烈起来，对自然的皈依，对隐逸山林的渴望，是他不能忘怀的。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便是他在蒙元王朝那只豢养他的笼中吟唱的一首哀歌，即没有行吟诗人的悠然自得与放浪形骸，也没有身怀抱负要求天公重料擞的气派，甚至连大志难酬的怨言也没有。剩下的，只是飞出笼子，归于普通。他在中国士大夫中，其要求降到了最低点—
平生山林道，独往乃所达。
池鱼思故渊，槛兽念旧薮。
“池鱼”、“槛兽”的自喻对于赵孟頫来说，对于官登一品的人来说，是不能再行自我贬损了。“池鱼”、“槛兽”与“故渊”、“旧薮”相对应，其要求，仅仅是恢复一种状态而已。自喻的自我贬损，要求是那么可怜。我们又能有什么感想呢？可怜，小得可怜的一点愿望，也得不到实现，那么，生活中的一切，于他还有没有意义呢？
徐复观先生曾经说：“轻责人以不死，实为不恕。”是的，我们今天去看古代知识分子的行为，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宋亡之际，他才二十几岁。实际上与当时普通知识分子，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其他人仕元，似乎并没有“大节有亏”之论，只是因了他是过气的王孙，才有大节失与不失的问题。赵孟頫对笼中鸟是有切身感受的，也是因为他的切身感受，对笼中的无可奈何，才导致他对山林、对自由、对当个普通人的非同寻常的渴望。
一个大艺术家，往往有其深刻的矛盾性。正是由于种种自身的矛盾，给艺术家的创造力补充了添加剂。正是由于现实生活与精神向往所构成的深刻的矛盾，使赵孟頫焕发了艺术创造力。一方面借书画以安慰灵魂的不安而寄托于艺术，这两方面的动力合为一股，在深刻的矛盾之中挖掘了创作潜力。从而，使他在书画两个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自宋代以后，包括宋代，我们已经绝望了，对楷书的前途感到绝望。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三家，分别以欧体、颜体、柳体楷书称善。那座山峰高耸入云，让我们看不到顶端的瑰丽之所望，更看不到颜真卿们从山的那一面是怎样登顶的。一直到元代赵孟頫的楷书的出现，在三体中又增加了赵体，终结了楷书以姓氏冠名“体”而固定下来，在以后历朝历代漫长的时间里，时至如今，尽管可以自称谁谁为其姓氏之书体，只是自我安慰罢了，楷书以书家姓氏冠名为“体”，再也没有被公认过。
自从傅青主“遂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的宣言发布天下，赵孟頫就成了“俗书”的代表，就成了人品不高的代表，就成了人人都可以鄙薄其人进而鄙薄其书的口实。新近学者也出来起哄，说赵孟頫的书法是如何的“甜腻”，让人如何受不了。其实，在改朝换代之际，不要说全国的老百姓都要在新的政权之下维持生计，就是高官如欧阳询者等一大批隋朝元老，也在唐朝为官，却没有生出这等是非。而赵孟頫除了“仕元”之外，并无行政的恶行，更无其人狡诈、凶残、贪污、欺压百姓的恶的记录。那么，他为什么被傅青主等所鄙视。我想，这首要的原因则在于赵孟頫是宋宗室，与其他人的身份大不一样；还有个大家都不愿意挑明了的因由，则是我们大汉民族的自大，是容不得少数民族统治的。傅山也面临着与赵孟頫同样的境况，他就没有接受满族“高官厚禄”的威逼利诱。他以他的行动实践了他的理论，他有资格评判赵孟頫。似乎更多的以起哄为“学者”资本的人，并没有多少资格批判这所谓的“甜腻”，也并不构成其书“俗”而藐视其人的理论依据。
傅青主批评赵孟頫，显然失控。然而，我们没有话说，无法跟他理论。因为那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以他的社会实践与艺术实践为前提，让人可信，以致于我们后代人只要说赵孟頫，就无法回避傅山。傅山的品格是让人敬仰的，这不仅仅表现他的社会实践上的傲骨，他在失控以后，往往也能够平静下来，于是他还告诉我们：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观之，亦未可厚非……潤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这话带着情绪，在薄其人恶其书的情况下，还能够冷静地说这番话，也足见傅山分析问题在纠缠一个侧面的同时，还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了赵孟頫书法的“正脉”，而“稍变”的“变”字，指出了赵孟頫求变的实质走向。
根据王献之《玉版十三行》补写的小楷《洛神赋》全文，是赵孟頫的代表作品。通篇雅致多彩，风神峻拔。舒展开放，笔画粗细变化很大，却又是浑然天成。结体宽博，神采怡然，尽天下之美，无甜腻之气，即使是王献之全文，想来也不过如此。而他的章草《千字文》、《急就章》，为章草这个已经作古的书体，注如了新的血液，又是书法史上无人可以比拟的。楷书《帝师胆巴经》、行书《趵突泉》等等书作，他的不为人们第一注视的绘画，淹没在他的书法绘画里为人不能晓畅的自我反省的诗作等等，构成了一位千古巨匠，不仅仅是傅山，自从诸体皆能的赵孟頫出现，到现在为止，达到他艺术成就的，可能还没有出现。在书法上，是有元一代领风骚者，在绘画方面，成为元四大家之首。
名高四海——赵孟頫知道他自己的地位，并不用盖棺就有论定。然而，当夜幕悄悄降临的时候，当生命的时钟指向尽头的时候，当为他打造棺材的木匠叮叮当当响起锤声的时候，世界于赵孟頫又是什么样呢？回首往事——每个人都有这一时刻，在临死前对人生有个看法。但不是人人都有总结自己的机会的，他在垂老之年，他在人生的尽头，拄着拐杖，在秋风扫落叶的旷野，或者栖身的小院，吟唱他的最后的哀歌：“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怜。惟馀笔研情犹在，留与人间做笑谈。”赵孟頫啊赵孟頫！你留给人间的一切，恁“笑谈”二字可以了得。
赵孟頫的一生，在政治舞台上是极其平静的，并未经历腥风血雨。然而，他的内心又是极其孤寂的，虽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贵倾朝野，但以宋室后裔而入元为官，依然受摆布而不得施展抱负，常因自惭而心情郁闷，故潜心于书画以自遣。那痛楚隐隐发作，他靠书画的精美制作，平息那滚动的情绪，慰藉伤痛发作的内心世界。与他相知的书法家鲜于枢，二人多有唱和，互为抬举，都说对方的书法为本朝第一。考察起来，有元书法，二人是占了冠亚军了。
晚年的赵孟頫，更为孤寂，有两个人是他生命最后的精神支柱——妻子管道昇和中锋和上（非和尚，作者注）。妻子管道昇是历史上著名的女性书画家，与赵孟頫结婚的时候，已经将近三十岁。据说赵孟頫想学苏东坡，也要纳妾。管道昇即填《我侬词》云：“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是真有其事，还是后人看到他们夫妻的美满无比而牵强，则无关宏旨了。
夫妻，这冤家，这伴侣，这阴阳的搭配，是万难的事情。真正和谐的，在这个世界上，最为难找了。官到“民主”国家的总统，也还伺机来温情。到钱钟书与杨绛先生默契的境界，不免让人嫉妒。赵孟頫与管道昇，更为贴己。女性于书法，在古代几乎是更难的事情。女子无才便是德什么的经书之语，困扰着女性的造就，拿得起针线比拿的起毛笔更让人夸赞。然则，女性一旦拿起毛笔，则会有男人不到的境界。那一番柔情似水的流露，那一番外柔内刚的表达，那一番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淡定，是在官场商海里摸爬滚打的男人所无法抒发的。
赵孟頫既然已经上了贼船，如何下得来。管道昇告诉他：“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吟风弄月归去休！”近得黑龙江美术出版社《赵孟頫作品集》，内收录赵孟頫给中锋和上数封信札。其一云：“中锋和上吾师侍者，孟頫归自吴门，得所惠字，审道体安隐，深慰下情。”
经数次请求圣恩，以妻子病甚得以放假，时在公元1319年，即延祐六年。四月准送夫人南归。五月中旬，途经山东临清，管道升病逝于舟中。在给中锋和上的信中，深为悲痛：“孟頫得旨南还，何图病妻道卒，哀痛之极，不知无生。酷暑长途三千里，护柩来归，与死为临，年过耳顺，罹此荼毒。唯吾师慈悲，必当哀怜，蒙遣以中致，名香之奠。但老妻无恙时，曾有普度之愿。吾师亦已允许，以资超度。”
《与中锋大和上书》真切记录了老年赵孟頫的丧妻之痛，“老妻之助整三十年……老妻之亡，伤悼痛切……”浓烈的情感，强过口鸡三号的感念，让人难以忍读。三年后，赵孟頫也去世，两人合葬于湖州德清县东衡山南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