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的敌手感受到这种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所具有的能量，从而估计自已贸然进攻将面临的后果，最终不得不放弃进攻之企图，这就达成了经济动员威慑功能的目的。经济动员若不足以使敌人改变原有企图，威慑功能不能实现时，则可能遭敌进攻的地区已作好了准备，不致于为敌所乘而措手不及。经济动员的威慑功能就转换为支撑反侵略战争的功能，实现由经济实力向军事实力的转化。
三、公开经济动员
公开经济动员是由国家公开发布经济动员令，宣布全国或局部地区处于紧急状态的经济动员。公开经济动员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公开性。通过公开经济动员，一方面可以向敌显示我之坚强不屈、决心抵抗到底的立场，使其产生震撼和畏惧心理，另一方面可以借此激起全体国民保卫国家、克服困难的勇气，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参加战争。公开经济动员往往还是支援联盟作战的一种手段。
公开经济动员的公开性不是无条件的。发布经济动员令，宣布国民经济转入战时状态，实行战时国民经济管理体制这一层次的重大战略决策可以公开，但实施国民经济动员的具体措施，如国民经济动员指标，针对敌国反动员的措施和方案，国民经济动员的体制、计划以及有关重要生产基地的布局、设施、搬迁预案等资料，则属于国民经济和国家军事战略的核心机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泄漏。
公开经济动员的初期，大多是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为弥补作战物资不足或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为抗击敌对国家的大规模入侵而采取的被迫之举。但二战以来，这种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公开动员不仅在规模上有了变化，而且被许多奉行进攻战略的国家所采用，呈现出了多样性特点。比如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当时的布什政府就通过征召预备役，动用战略物资储备，公布对汽油等石油产品实行配给和限价管理的计划，公开向国内企业采购盛尸袋等一系列局部经济动员措施，向萨达姆政权传递要与之开战的决心，以逼其撤出科威特。
四、秘密经济动员
为达成进攻的突然性或预防敌人突然袭击而采取秘密方式进行的经济动员就是秘密经济动员。它往往是战争爆发前或战争初期采取的动员方式。当战争爆发以后，秘密动员也就转为公开动员，不再具有秘密性质。当然，在公开动员时也不排除动员过程中的某些时间、某些阶段、某些地区、某些部门仍然处于秘密动员状态。它要求在组织和实施经济动员的全过程中严格保守机密，力争隐蔽自已的企图，以取得经济动员的先机或避免已方在经济动员过程中遭敌反动员措施的破坏。
秘密经济动员比较成功
的例证，当数法西斯德国。本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在经历了一战后的经济恐慌和1929一1933的经济大危机后，经济上得到了逐步恢复，上台不久的希特勒纳粹政府即开始了整军备战，在经济上推行战争经济政策。到了二战初期，德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恶性膨胀，适应其不宣而战、突然袭击、速战速决战略企图的国民经济秘密动员已成为其“闪击战”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推行其闪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法西斯德国一方面采取政治、外交手段麻痹对手，另一方面高效率地推行其秘密经济动员。从入侵波兰到侵苏战争前夕，德国的军费开支已增加至710亿马克，占整个国民收入的58％，军工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经过秘密动员使得德国很快进入动员高峰。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世界人民反对战争，希望和平的呼声日渐高涨，战后美苏长期对抗的冷战格局使得大战爆发的门槛提高，主要国家公开地鼓动国民经济动员，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也会遭到对方反动员措施的威胁。同时对于那些奉行霸权主义政策、推行其进攻战略的国家而言，公开的经济动员往往使它们难以达成战略的突然性。另外一方面，那些奉行防御战略、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为了免致授人以柄，惹火烧身，也不愿意在战前采用公开经济动员方式，甚至一些局部范围的经济动员，也有采用秘密动员方式的情况，以使得敏感地区的经济动员不至于成为加速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第二节 经济动员的社会属性
经济动员要由一定的主体来组织实施，在存在着阶级和国家的条件下，动员主体所具有的社会特征必然影响到经济动员的目的、方式以及动员的程度；同时，任何动员体系如果脱离了对战争特点的分析，不能反映战争对经济动员提出的要求，它就必然失去了实践上的指导意义，成为无的放矢。因此，本节将着重就经济动员的社会属性进行一些探讨。
国民经济动员的社会属性指的是组织和实施经济动员的主体，由于其根本制度、政治、外交路线和政策等的差异而在经济动员过程中表现出的某些特殊性。
一、决定经济动员社会属性的若干因素
l、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对经济动员的制约作用非常明显。剥削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基础之上。为了维护这种统治地位，牟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统治者除了对内进行镇压和欺骗人民、麻痹他们的斗志外，还对外经常进行侵略扩张，一方面转移国内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大肆抢夺攫取海外市场和资源。经济动员在这种过程中起着服从和服务于非正义战争的目的、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的反动作用
。反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由于其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特征，不存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社会基础，经济动员也就不会具有掠夺和侵略的性质。
2、政治外交路线。一般而言，政治外交路线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紧密相关，政治路线上反动、外交路线上强权和冒险，大多是剥削制度的国家政治外交路线的特征。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动员所具有的冒险性和进攻性。例如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侵略者的不光彩角色，就是其长期执行的政治外交路线的结果。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少反法西斯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不过它们当时奉行的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是反法西斯的，是正确的，是符合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另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由于其历史不长，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很低，在很多方面还带有旧的社会制度的痕迹，决定了它还要受到以往的旧的腐朽力量的影响。比如前苏联，在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之后，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走上了和美国争霸世界的道路。在战后长期的对抗和扩张过程中，前苏联有一段时期奉行霸权主义政策，其经济动员准备带有某些侵略和进攻的性质。
3、社会价值观念。社会价值观念对经济动员社会属性的影响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体现在人们对战争和经济二者关系的认识以及和平时期对经济动员准备措施的认同上。西方某些国家有悠久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传统，部分人把战争看成是对和平时期经济的一种扰乱，战时的经济动员措施是对民众生活自由的剥夺，因此，和平时期的经济动员准备往往不易得到人们的认可。
4、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每个民族都有其不同于其它民族的传统和精神，它们对战争的经济动员产生一定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能用经济动员体系的完善来加以说明。一个民族的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精神，奉公守法、团结一致的态度，对经济动员的影响十分巨大。这些不同的民族特性也往往在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二、经济动员社会属性的表现形态
诸多因素对经济动员影响的结果，使得经济动员的社会属性也表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
l、经济动员目的的侵略性和防御性。经济动员的目的是为即将来临或已经到来的战争提供物质基础，因此，经济动员的目的一般与战争的目的相一致。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或者是为了争夺海外市场、掠夺别国资源，或者是为了转移国内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缓和严重的统治危机。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经济动员也就必然表现出了侵略性和扩张性。经
济动员准备在和平时期就深深地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军事开支在国民经济中长期维持着较大的比重，甚至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非正义性的战争机器一经开动，不需采取更多的措施即可使经济动员进入实施阶段，这种性质的经济动员就是侵略性质的动员；相反，防御性质的经济动员则是适应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在和平时期着眼于国家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奉行在使经济建设上新台阶的前提下相应提高国防建设水平的方针。不论是和平时期的经济动员准备还是临战时的经济动员实施，目的都是为了使国家的经济建设能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是为了保证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
2、经济动员手段的掠夺性和生产性。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本来就有通过战争掠夺他国资源、侵占他国财产的目的，实施经济动员时大肆采用掠夺性手段也就不足为奇。这种掠夺性的手段不仅表现在掠夺被侵占国家的资源方面，还表现在对本国人民的掠夺上。它通过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战时经济政策，采取向人民征收各种捐税、公债、通货贬值的方法，使人民的财富集中到统治者手中，以利其中饱私囊。法西斯德国在二战期间掠夺被占领国的物资总额，仅1941年以前就高达90亿英镑之巨，为战前一年德国国民收入的两倍！相反，奉行防御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最高准则，在进行经济动员时，就非常注意把握经济动员的“度”和采取有利于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的措施，通过降低产品成本和原材料消耗、节约能源等办法力争使战争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3、经济动员后果的破坏性和保护性。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进行的经济动员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对别国领土的入侵、资源的掠夺、人民生命财产的攫取，使被占国家的经济基础遭至毁灭性破坏。同时，本国的经济由于转入战争，大批可用于经济建设的资源被用于战争用途，使经济的再生产不可避免地出现萎缩趋势，劳动生产率下降、生产情绪低落、民族凝聚力消散，使自己陷入毁灭的深渊。爱好和平的国家，其经济动员，则由于注意到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危害，一方面正确处理了军事开支的合理限度问题，另一方面深刻认识到经济支持战争、决定战争结局的重大作用，在和平时期对国民经济布局进行有计划的调整，加强对重要经济目标的保护。在实施经济动员的过程中，依靠这些完善的准备措施，使国民经济免遭敌人的恣
意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得以稳步提高。
第三节 经济动员的时机
选择适当的时机，将国民经济迅速转入战争轨道，实行战时经济体制，既不致于在战争爆发时措手不及，又不致于过早打乱国民经济正常运行，使经济发生大的波动，这是一项富有高度战略性和决策性技巧的难题。探讨经济动员实施的适当时机，显得至关重要。
一、把握经济动员时机的重要性
建立经济动员体系以及确立这种体系何时发挥功能，以适应现代战争的爆发突然、交战剧烈、物耗巨大、人员伤亡惨重的特点，是各国政府在和平时期经济动员准备工作的重点。
l、恰当地把握经济动员时机，直接影响战争的进程。经济动员开始实施的时机，决定于对战争爆发时间的判断。原则上讲，当发现敌人已进入秘密动员，部队向临近己方边境地区机动，战争迫在眉睫，国家即将遭到武装侵犯之际，整个国家应及时地由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状态，实行战时经济体制。然而由于现代战争的爆发越来越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的特点，不但战前获取情报、发现战争征候不易，而且正确及时地作出判断和定下决心更难。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普遍严重失利，大都没有进行及时的经济动员。有的国家，如波兰、法国等甚至还未及进行经济动员就国破家亡了，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苏联、美国也都是在遭到严重损失、付出了巨大的栖牲之后，才使经济动员得以实施，并最终依靠经济动员所提供的巨大经济力，打败希特勒德国。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对埃及准备战争的迹象判断失误，直到战争爆发的当天中午还未发布动员令，造成战争初期濒于绝境，幸赖以色列自身的经济动员基础比较厚实，加上美国多方支持，最终才扭转战局。由此可见选择适当的经济动员时机对战争进程具有多么重大的影响。
2、恰当地把握经济动员时机，可以减轻国民经济的波动。经济动员是以对常态国民经济的破坏和扰乱为代价的。经济运行环境的严酷、国民经济系统内部有机联系的打乱、经济结构的调整、管理体制的转变、消费积累比例关系的重大变化，都将决定战争经济动员有一个客观的支持战争的时限，过早地进行战争经济动员，拉长了动员时间，增大了战争的成本，直接表现为国民经济受影响的程度和范围加大。另一方面，经济动员失之过迟，战争爆发征候已十分明显，而国民经济尚未做好平转战准备，当战争爆发时，国民经济遭战火破坏而无有效的防卫也同样会给国民经济运行带来扰乱和破坏。
3、恰当地把握经济动员时机，可以争取政治上、外交上的主
动权。不论经济动员的性质、目的如何，经济动员过迟，招致困难的局面和军事上的失利，直接损害了国家安全和国防地位。动员过早，又会在扰乱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同时，被敌利用来作为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借口，使国家在外交上陷入孤立，政治上陷入被动，即使敌方不发动进攻，战争危机趋缓，再将国民经济重新恢复常态，亦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居民心理上也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初就吃尽苦头，几致落败，就是由于对阿拉伯国家方面的行动征候判断失误，没有采取预防措施。而更深一层次地分析这一原因，则除了以色列情报机关疏忽大意之外，在此前不久的“五月危机”中以色列曾经动员落空亦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在那次动员中，以色列发布了局部战争动员令，结果战争没有打起来，空忙一场，而付出的代价不菲：经济上蒙受了1100万美元的损失，政治上引起国内外的一片抗议声讨之声。待到战争威胁真的来临，高层决策班子又有些犹豫不决，这样一来，也就难免坐失良机了。
二、影响经济动员时机的诸因素
正确地把握经济动员时机既然如此重要，分析制约经济动员时机的各因素也就理所当然。大致说来，确定经济动员时机的因素有以下三点
l、国际战略形势。战争从来就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现代战争则更是如此，它总得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才能发生。就一国而言，正确地判断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分析其现实的周边环境和形势，准确地判断其威胁因素，分清威胁等级大小，等等，都是国家决定其经济动员时机的重要因素。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其局部战争的经济动员往往是依靠平时的物资、装备、人力的准备。在二战后多次的局部战争和小规模武装冲突时，一般不正式宣布战争动员。另一方面，判断大规模战争爆发时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至少要考虑下述几个因素：世界主要矛盾尖锐程度及发展趋向，互相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实力对比，战备程度及相互关系，主要军事大国的战略企图等等。它们都是影响战争爆发的决定因素，从而也就直接影响到经济动员时机的选择。二战时，苏联在战争初期遭致严重损失，战前对国际形势的估量出现偏差就是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长期处于国外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他们对国际敌对势力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早有警惕，在两个五年计划期内建立了国防工业，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改善了苏军的武器装备，在国民经济的动员准备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是在二战初期，他们对国家安全形
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他们估计德国要在征服英国或同英国议和以后才有可能发动侵苏战争。因此他们把战略重点放在外交斗争上，希望通过外交活动使自已不致过早地卷入战争，把德军进攻苏联的种种战争准备活动，仅仅看成是德国迫使苏联作出外交让步的军事压力。这样，由于对国家安全形势判断失误，白白丧失了临战前实施国民经济动员的宝贵时间。
2、敌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战争企图、战争力量、战争决心。发动战争的企图源于利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源于一定时期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其中主要是国家利益。国家间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三个方面。战争的爆发，大都是由于这三种利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使然。
发动战争的力量主要指军事实力。军事实力的大小在能否发动战争的问题上至为关键。一国现实的军事实力增长速度异常，并较之对方远居优势地位时，其挑起战争的可能性必将明显增大。
使用力量的决心是指领导人发动战争的意志。这种意志又将转化为作战行动方案和计划的制订过程。一旦有了使用力量的决心，在时机和条件成熟时，战争必将爆发。
战争企图、战争力量和战争决心集中表现在一系列战争准备行动上，敌方虽然要竭力加以掩盖，但总归有端倪可察：如在国内实施公开或秘密动员，大幅度增加军工生产，军队大规模地变更部署和频繁地进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外交活动异常，制造种种借口和事端，提出领土和其它方面的无理要求，等等。这些都是确定战争动员时机的重要参考因素。
3、经济动员对象的不同特点。经济动员领域几乎包括所有经济部门，适应战争需要的物资又多种多样，这些领域转入战时状态所需时间也是不同的。工业在战时的紧急搬迁、转产以及军用品大规模扩大再生产等，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农业的动员，还要考虑到自然因素和作物生长规律。因此针对动员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动员准备和实施措施，直接影响到经济动员的时机和效率。其主要因素有：第一，军品生产的周期。军用品的需求，大到飞机、军舰、坦克，小至子弹、鞋帽，它们的生产周期很不相同。现代复杂的武器系统的建造，需时数年，但子弹、鞋帽的筹措却需时甚短。第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发展状况。一个国家的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网发达，通信网设施健全，在实施经济动员时，就能够及时地转入战时状态，承担繁重的军运工作。反之，这类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一旦实施动员，则必然出现忙乱，延误动员时机。在这种
情况下，就必须要提前多日进行经济动员，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被敌察觉或遭敌破坏的机会。为此，和平时期加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第三，产品稀缺程度。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都不是无限的，且每一个国家的资源丰饶程度也不尽相同，战略物资更是如此。为保证战时所需物资的供应，就应根据本国甚或本地区的各种物资分布状况，对那些产量有限、但又十分重要的物资实行严格的配额和定量管制，并较早地实施动员。反之，对那些生产量大、供应来源多样的物资则可以在战前短时间内再进行经济动员。
三、正确把握经济动员时机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都要经过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经济动员时机的确定，亦是如此。对经济动员时机的正确把握，会因为各个国家的条件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通常它们都是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就把握经济动员时机的基本方法而言，似应有如下方面：
1、科学预测。经济动员时机的确定，归根结底主要依赖于对战争爆发时间的判断和预测。预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战争经济动员的先决条件，并对动员时机的把握有着直接的影响。对战争爆发时间预测较准确时，动员实施的开始时机就会恰当，否则就必然失误。尽管现代战争爆发具有突然性特点，但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决策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及现代战略侦察手段、预警手段的广泛应用，都为预测战争爆发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为确定恰当的经济动员时机创造了前提。为确定经济动员时机进行的预测包括：未来的国际战略环境、敌对国家军事思想的发展趋势、支持战争的能力、武器装备的技术状况、经济动员的规模和程度，相应地本国方面的情况变化以及对可能发生战争的时间、地区、规模、样式及发展阶段的设想等等。这些方面构成了对战争形势判断的基础。
2、严密侦察。战争中侦察与反侦察的斗争贯穿始终，双方力争获取对方的情况，隐蔽己方的企图，以争取主动。在确定经济动员时机时亦是如此。在现代条件下，敌方固然有多种秘密动员的手段和措施，但与此同时，我亦有多种侦察手段能对敌方进行广泛的侦察。
3、果断决策。经济动员作为战争动员的组成部分，必不可少地带有战争动员所具有的强烈的竞争性、对抗性和博奕性特点。它不仅直接关系战争的胜败和民族的存亡，而且受着时间、情报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绝对有把握的决策，主观判断和客观实际完全相符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各种方案中进行选择。举棋不走、优柔
寡断的决策行为应该坚决摒弃。当然这种果断不是一种盲目的行动，它同样是经过综合分析和正确判断之后的结果。它也不排除在采取重大行动的同时，辅之以一些弥补性的措施。如在有战争征候，但一时尚难判断准确的情况下，可采取先局部、秘密的经济动员方式，在受威胁较大的战略方向、作战地区，加速经济动员准备，使装备物资和征用物资处于应急待发状态等等。然后视情况的发展，再转入全面的公开经济动员，如此，即便战争没有爆发，也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这些动员准备的措施和灵活的动员方法，同样能达到缩短动员时间、争取动员速度的目的。经济动员时机的决策，其果断性要求不仅体现在战前经济动员时机的确定上，而且体现在不同阶段面临转折关头的决策上。如战中经济动员措施的调整、动员特定资源去参与影响战争进程的重大项目、确定有限的资源投入各领域的优先顺序等。它们都是非常现实的决策问题，也与经济动员时机有密切关联。
只有有效地把握了以上各点，才有可能正确地把握经济动员的时机。
第二篇 中国国民经济动员
研究国民经济动员的一般理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的国民经济动员。中国国民经济动员涉及经济的各个领域，既包括工业、农业等各经济部门，也包括经济体制、经济法律等各经济系统。
中国国民经济动员是本书的骨干部分，共11章，本篇的研究，也是从抽象到具体逐渐展开的。第6章是本篇的绪论部分。它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经济动员开始，到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动员为止，分阶段进行概括性叙述，以便读者从总体上把握我国经济动员的发展脉络。第7至16章涉及经济动员的10个方面。在每个方面的研究中，我们首先说明这一方面动员的内涵、历史发展过程、地位、作用、制约因素等等。在此基础上。再深入到各个领域，展开分桥这个方面经济动员的准备和实施，力图从中找出一些可以操作的具体方法和措施。
理论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是本书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深化理论不易，具体操作则更难。
第六章 新中国国民经济动员发展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尽管长期面临严峻的国际局势，但并未卷入全面战争，尚未进行过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动员实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进行过波澜壮阔的经济动员活动，有着丰富的经济动员实践经验，由于当时共产党未掌握全国政权，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动员。然而，建国以来，我们进行过广泛而长期的经济动员准备，也进行过多次局部战争，仍有大量
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和归纳。本章的任务是首先从宏观的角度概略地把握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的全面情况，以便后面从各个部门的角度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动员工作，与我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一些风格、习惯、制度等紧密相关，所以我们还必须首先追溯一下革命战争年代的经济动员。
第一节 革命战争年代的经济动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人民政府开展过广泛的经济动员活动。这些活动既是我国经济动员历史的延续，又是新中国经济动员发展的基础。
一、经济动员机构、政策、法规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动员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因此，只要条件具备，就建立经济动员机构、制定有关政策、条令，广泛开展经济动员活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展开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就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建立了一些经济动员机构、发布有关经济动员命令。1932年6月，临时中央政府公布《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条例称：临时中央政府为发展革命战争起见，特募集公债以充裕战争经费，发行定额为国币60万元。同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训令》，训令分11条，从兵员动员、财政金融动员、物资动员、劳动力动员，到动员的方式和组织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同时还成立“劳动与战争委员会”，负责领导经济、财政、劳动、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工作。同年10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战争紧急动员令》(12号)，要求动员根据地的全体工农群众储备粮食、食盐等生活消费品，节省粮食的消耗，努力种植杂粮、蔬菜，争取在战争中为红军提供更多的粮食等供给品。1933年2月26日，中央政府召开36次常务会议，研究创办“粮食调剂局”、广泛开展经济动员等问题。3月4日即发布第39号令：《为调节民食接济军粮》。命令中决定成立“粮食调济局”，其任务是：开展粮食的购、销、调、存等业务活动，打击奸商，平抑粮价，保证军需民食；有计划地组织粮食出口，换取食盐、药材、布匹等根据地稀缺的物资。同年4月，又成立了“国民经济委员部”，专管经济动员工作；成立“对外贸易局”，管理苏区的对外贸易事务，打破敌人的封锁，保证商品的正常交换。粮食始终是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经济动员的主要物资，中央特别重视。1933年12月，中央又决定成立“粮食人民委员部”，由陈潭秋任部长。1934年1月23日，由中共中央和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主席团发布了《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
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详细列举经济动员的项目和动员的方法。同年6月2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又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号召各级党部和苏维埃广泛开展“节省三升米运动”，为红军筹措粮食。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动员群众，团结抗日”。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能的敌手感受到这种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所具有的能量，从而估计自已贸然进攻将面临的后果，最终不得不放弃进攻之企图，这就达成了经济动员威慑功能的目的。经济动员若不足以使敌人改变原有企图，威慑功能不能实现时，则可能遭敌进攻的地区已作好了准备，不致于为敌所乘而措手不及。经济动员的威慑功能就转换为支撑反侵略战争的功能，实现由经济实力向军事实力的转化。
三、公开经济动员
公开经济动员是由国家公开发布经济动员令，宣布全国或局部地区处于紧急状态的经济动员。公开经济动员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公开性。通过公开经济动员，一方面可以向敌显示我之坚强不屈、决心抵抗到底的立场，使其产生震撼和畏惧心理，另一方面可以借此激起全体国民保卫国家、克服困难的勇气，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参加战争。公开经济动员往往还是支援联盟作战的一种手段。
公开经济动员的公开性不是无条件的。发布经济动员令，宣布国民经济转入战时状态，实行战时国民经济管理体制这一层次的重大战略决策可以公开，但实施国民经济动员的具体措施，如国民经济动员指标，针对敌国反动员的措施和方案，国民经济动员的体制、计划以及有关重要生产基地的布局、设施、搬迁预案等资料，则属于国民经济和国家军事战略的核心机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泄漏。
公开经济动员的初期，大多是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为弥补作战物资不足或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为抗击敌对国家的大规模入侵而采取的被迫之举。但二战以来，这种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公开动员不仅在规模上有了变化，而且被许多奉行进攻战略的国家所采用，呈现出了多样性特点。比如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当时的布什政府就通过征召预备役，动用战略物资储备，公布对汽油等石油产品实行配给和限价管理的计划，公开向国内企业采购盛尸袋等一系列局部经济动员措施，向萨达姆政权传递要与之开战的决心，以逼其撤出科威特。
四、秘密经济动员
为达成进攻的突然性或预防敌人突然袭击而采取秘密方式进行的经济动员就是秘密经济动员。它往往是战争爆发前或战争初期采取的动员方式。当战争爆发以后，秘密动员也就转为公开动员，不再具有秘密性质。当然，在公开动员时也不排除动员过程中的某些时间、某些阶段、某些地区、某些部门仍然处于秘密动员状态。它要求在组织和实施经济动员的全过程中严格保守机密，力争隐蔽自已的企图，以取得经济动员的先机或避免已方在经济动员过程中遭敌反动员措施的破坏。
秘密经济动员比较成功
的例证，当数法西斯德国。本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在经历了一战后的经济恐慌和1929一1933的经济大危机后，经济上得到了逐步恢复，上台不久的希特勒纳粹政府即开始了整军备战，在经济上推行战争经济政策。到了二战初期，德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恶性膨胀，适应其不宣而战、突然袭击、速战速决战略企图的国民经济秘密动员已成为其“闪击战”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推行其闪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法西斯德国一方面采取政治、外交手段麻痹对手，另一方面高效率地推行其秘密经济动员。从入侵波兰到侵苏战争前夕，德国的军费开支已增加至710亿马克，占整个国民收入的58％，军工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经过秘密动员使得德国很快进入动员高峰。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世界人民反对战争，希望和平的呼声日渐高涨，战后美苏长期对抗的冷战格局使得大战爆发的门槛提高，主要国家公开地鼓动国民经济动员，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也会遭到对方反动员措施的威胁。同时对于那些奉行霸权主义政策、推行其进攻战略的国家而言，公开的经济动员往往使它们难以达成战略的突然性。另外一方面，那些奉行防御战略、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为了免致授人以柄，惹火烧身，也不愿意在战前采用公开经济动员方式，甚至一些局部范围的经济动员，也有采用秘密动员方式的情况，以使得敏感地区的经济动员不至于成为加速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第二节 经济动员的社会属性
经济动员要由一定的主体来组织实施，在存在着阶级和国家的条件下，动员主体所具有的社会特征必然影响到经济动员的目的、方式以及动员的程度；同时，任何动员体系如果脱离了对战争特点的分析，不能反映战争对经济动员提出的要求，它就必然失去了实践上的指导意义，成为无的放矢。因此，本节将着重就经济动员的社会属性进行一些探讨。
国民经济动员的社会属性指的是组织和实施经济动员的主体，由于其根本制度、政治、外交路线和政策等的差异而在经济动员过程中表现出的某些特殊性。
一、决定经济动员社会属性的若干因素
l、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对经济动员的制约作用非常明显。剥削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基础之上。为了维护这种统治地位，牟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统治者除了对内进行镇压和欺骗人民、麻痹他们的斗志外，还对外经常进行侵略扩张，一方面转移国内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大肆抢夺攫取海外市场和资源。经济动员在这种过程中起着服从和服务于非正义战争的目的、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的反动作用
。反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由于其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特征，不存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社会基础，经济动员也就不会具有掠夺和侵略的性质。
2、政治外交路线。一般而言，政治外交路线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紧密相关，政治路线上反动、外交路线上强权和冒险，大多是剥削制度的国家政治外交路线的特征。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动员所具有的冒险性和进攻性。例如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侵略者的不光彩角色，就是其长期执行的政治外交路线的结果。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少反法西斯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不过它们当时奉行的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是反法西斯的，是正确的，是符合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另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由于其历史不长，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很低，在很多方面还带有旧的社会制度的痕迹，决定了它还要受到以往的旧的腐朽力量的影响。比如前苏联，在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之后，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走上了和美国争霸世界的道路。在战后长期的对抗和扩张过程中，前苏联有一段时期奉行霸权主义政策，其经济动员准备带有某些侵略和进攻的性质。
3、社会价值观念。社会价值观念对经济动员社会属性的影响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体现在人们对战争和经济二者关系的认识以及和平时期对经济动员准备措施的认同上。西方某些国家有悠久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传统，部分人把战争看成是对和平时期经济的一种扰乱，战时的经济动员措施是对民众生活自由的剥夺，因此，和平时期的经济动员准备往往不易得到人们的认可。
4、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每个民族都有其不同于其它民族的传统和精神，它们对战争的经济动员产生一定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能用经济动员体系的完善来加以说明。一个民族的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精神，奉公守法、团结一致的态度，对经济动员的影响十分巨大。这些不同的民族特性也往往在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二、经济动员社会属性的表现形态
诸多因素对经济动员影响的结果，使得经济动员的社会属性也表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
l、经济动员目的的侵略性和防御性。经济动员的目的是为即将来临或已经到来的战争提供物质基础，因此，经济动员的目的一般与战争的目的相一致。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或者是为了争夺海外市场、掠夺别国资源，或者是为了转移国内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缓和严重的统治危机。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经济动员也就必然表现出了侵略性和扩张性。经
济动员准备在和平时期就深深地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军事开支在国民经济中长期维持着较大的比重，甚至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非正义性的战争机器一经开动，不需采取更多的措施即可使经济动员进入实施阶段，这种性质的经济动员就是侵略性质的动员；相反，防御性质的经济动员则是适应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在和平时期着眼于国家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奉行在使经济建设上新台阶的前提下相应提高国防建设水平的方针。不论是和平时期的经济动员准备还是临战时的经济动员实施，目的都是为了使国家的经济建设能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是为了保证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
2、经济动员手段的掠夺性和生产性。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本来就有通过战争掠夺他国资源、侵占他国财产的目的，实施经济动员时大肆采用掠夺性手段也就不足为奇。这种掠夺性的手段不仅表现在掠夺被侵占国家的资源方面，还表现在对本国人民的掠夺上。它通过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战时经济政策，采取向人民征收各种捐税、公债、通货贬值的方法，使人民的财富集中到统治者手中，以利其中饱私囊。法西斯德国在二战期间掠夺被占领国的物资总额，仅1941年以前就高达90亿英镑之巨，为战前一年德国国民收入的两倍！相反，奉行防御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最高准则，在进行经济动员时，就非常注意把握经济动员的“度”和采取有利于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的措施，通过降低产品成本和原材料消耗、节约能源等办法力争使战争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3、经济动员后果的破坏性和保护性。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进行的经济动员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对别国领土的入侵、资源的掠夺、人民生命财产的攫取，使被占国家的经济基础遭至毁灭性破坏。同时，本国的经济由于转入战争，大批可用于经济建设的资源被用于战争用途，使经济的再生产不可避免地出现萎缩趋势，劳动生产率下降、生产情绪低落、民族凝聚力消散，使自己陷入毁灭的深渊。爱好和平的国家，其经济动员，则由于注意到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危害，一方面正确处理了军事开支的合理限度问题，另一方面深刻认识到经济支持战争、决定战争结局的重大作用，在和平时期对国民经济布局进行有计划的调整，加强对重要经济目标的保护。在实施经济动员的过程中，依靠这些完善的准备措施，使国民经济免遭敌人的恣
意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得以稳步提高。
第三节 经济动员的时机
选择适当的时机，将国民经济迅速转入战争轨道，实行战时经济体制，既不致于在战争爆发时措手不及，又不致于过早打乱国民经济正常运行，使经济发生大的波动，这是一项富有高度战略性和决策性技巧的难题。探讨经济动员实施的适当时机，显得至关重要。
一、把握经济动员时机的重要性
建立经济动员体系以及确立这种体系何时发挥功能，以适应现代战争的爆发突然、交战剧烈、物耗巨大、人员伤亡惨重的特点，是各国政府在和平时期经济动员准备工作的重点。
l、恰当地把握经济动员时机，直接影响战争的进程。经济动员开始实施的时机，决定于对战争爆发时间的判断。原则上讲，当发现敌人已进入秘密动员，部队向临近己方边境地区机动，战争迫在眉睫，国家即将遭到武装侵犯之际，整个国家应及时地由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状态，实行战时经济体制。然而由于现代战争的爆发越来越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的特点，不但战前获取情报、发现战争征候不易，而且正确及时地作出判断和定下决心更难。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普遍严重失利，大都没有进行及时的经济动员。有的国家，如波兰、法国等甚至还未及进行经济动员就国破家亡了，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苏联、美国也都是在遭到严重损失、付出了巨大的栖牲之后，才使经济动员得以实施，并最终依靠经济动员所提供的巨大经济力，打败希特勒德国。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对埃及准备战争的迹象判断失误，直到战争爆发的当天中午还未发布动员令，造成战争初期濒于绝境，幸赖以色列自身的经济动员基础比较厚实，加上美国多方支持，最终才扭转战局。由此可见选择适当的经济动员时机对战争进程具有多么重大的影响。
2、恰当地把握经济动员时机，可以减轻国民经济的波动。经济动员是以对常态国民经济的破坏和扰乱为代价的。经济运行环境的严酷、国民经济系统内部有机联系的打乱、经济结构的调整、管理体制的转变、消费积累比例关系的重大变化，都将决定战争经济动员有一个客观的支持战争的时限，过早地进行战争经济动员，拉长了动员时间，增大了战争的成本，直接表现为国民经济受影响的程度和范围加大。另一方面，经济动员失之过迟，战争爆发征候已十分明显，而国民经济尚未做好平转战准备，当战争爆发时，国民经济遭战火破坏而无有效的防卫也同样会给国民经济运行带来扰乱和破坏。
3、恰当地把握经济动员时机，可以争取政治上、外交上的主
动权。不论经济动员的性质、目的如何，经济动员过迟，招致困难的局面和军事上的失利，直接损害了国家安全和国防地位。动员过早，又会在扰乱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同时，被敌利用来作为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借口，使国家在外交上陷入孤立，政治上陷入被动，即使敌方不发动进攻，战争危机趋缓，再将国民经济重新恢复常态，亦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居民心理上也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初就吃尽苦头，几致落败，就是由于对阿拉伯国家方面的行动征候判断失误，没有采取预防措施。而更深一层次地分析这一原因，则除了以色列情报机关疏忽大意之外，在此前不久的“五月危机”中以色列曾经动员落空亦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在那次动员中，以色列发布了局部战争动员令，结果战争没有打起来，空忙一场，而付出的代价不菲：经济上蒙受了1100万美元的损失，政治上引起国内外的一片抗议声讨之声。待到战争威胁真的来临，高层决策班子又有些犹豫不决，这样一来，也就难免坐失良机了。
二、影响经济动员时机的诸因素
正确地把握经济动员时机既然如此重要，分析制约经济动员时机的各因素也就理所当然。大致说来，确定经济动员时机的因素有以下三点
l、国际战略形势。战争从来就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现代战争则更是如此，它总得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才能发生。就一国而言，正确地判断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分析其现实的周边环境和形势，准确地判断其威胁因素，分清威胁等级大小，等等，都是国家决定其经济动员时机的重要因素。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其局部战争的经济动员往往是依靠平时的物资、装备、人力的准备。在二战后多次的局部战争和小规模武装冲突时，一般不正式宣布战争动员。另一方面，判断大规模战争爆发时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至少要考虑下述几个因素：世界主要矛盾尖锐程度及发展趋向，互相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实力对比，战备程度及相互关系，主要军事大国的战略企图等等。它们都是影响战争爆发的决定因素，从而也就直接影响到经济动员时机的选择。二战时，苏联在战争初期遭致严重损失，战前对国际形势的估量出现偏差就是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长期处于国外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他们对国际敌对势力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早有警惕，在两个五年计划期内建立了国防工业，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改善了苏军的武器装备，在国民经济的动员准备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是在二战初期，他们对国家安全形
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他们估计德国要在征服英国或同英国议和以后才有可能发动侵苏战争。因此他们把战略重点放在外交斗争上，希望通过外交活动使自已不致过早地卷入战争，把德军进攻苏联的种种战争准备活动，仅仅看成是德国迫使苏联作出外交让步的军事压力。这样，由于对国家安全形势判断失误，白白丧失了临战前实施国民经济动员的宝贵时间。
2、敌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战争企图、战争力量、战争决心。发动战争的企图源于利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源于一定时期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其中主要是国家利益。国家间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三个方面。战争的爆发，大都是由于这三种利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使然。
发动战争的力量主要指军事实力。军事实力的大小在能否发动战争的问题上至为关键。一国现实的军事实力增长速度异常，并较之对方远居优势地位时，其挑起战争的可能性必将明显增大。
使用力量的决心是指领导人发动战争的意志。这种意志又将转化为作战行动方案和计划的制订过程。一旦有了使用力量的决心，在时机和条件成熟时，战争必将爆发。
战争企图、战争力量和战争决心集中表现在一系列战争准备行动上，敌方虽然要竭力加以掩盖，但总归有端倪可察：如在国内实施公开或秘密动员，大幅度增加军工生产，军队大规模地变更部署和频繁地进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外交活动异常，制造种种借口和事端，提出领土和其它方面的无理要求，等等。这些都是确定战争动员时机的重要参考因素。
3、经济动员对象的不同特点。经济动员领域几乎包括所有经济部门，适应战争需要的物资又多种多样，这些领域转入战时状态所需时间也是不同的。工业在战时的紧急搬迁、转产以及军用品大规模扩大再生产等，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农业的动员，还要考虑到自然因素和作物生长规律。因此针对动员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动员准备和实施措施，直接影响到经济动员的时机和效率。其主要因素有：第一，军品生产的周期。军用品的需求，大到飞机、军舰、坦克，小至子弹、鞋帽，它们的生产周期很不相同。现代复杂的武器系统的建造，需时数年，但子弹、鞋帽的筹措却需时甚短。第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发展状况。一个国家的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网发达，通信网设施健全，在实施经济动员时，就能够及时地转入战时状态，承担繁重的军运工作。反之，这类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一旦实施动员，则必然出现忙乱，延误动员时机。在这种
情况下，就必须要提前多日进行经济动员，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被敌察觉或遭敌破坏的机会。为此，和平时期加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第三，产品稀缺程度。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都不是无限的，且每一个国家的资源丰饶程度也不尽相同，战略物资更是如此。为保证战时所需物资的供应，就应根据本国甚或本地区的各种物资分布状况，对那些产量有限、但又十分重要的物资实行严格的配额和定量管制，并较早地实施动员。反之，对那些生产量大、供应来源多样的物资则可以在战前短时间内再进行经济动员。
三、正确把握经济动员时机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都要经过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经济动员时机的确定，亦是如此。对经济动员时机的正确把握，会因为各个国家的条件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通常它们都是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就把握经济动员时机的基本方法而言，似应有如下方面：
1、科学预测。经济动员时机的确定，归根结底主要依赖于对战争爆发时间的判断和预测。预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战争经济动员的先决条件，并对动员时机的把握有着直接的影响。对战争爆发时间预测较准确时，动员实施的开始时机就会恰当，否则就必然失误。尽管现代战争爆发具有突然性特点，但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决策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及现代战略侦察手段、预警手段的广泛应用，都为预测战争爆发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为确定恰当的经济动员时机创造了前提。为确定经济动员时机进行的预测包括：未来的国际战略环境、敌对国家军事思想的发展趋势、支持战争的能力、武器装备的技术状况、经济动员的规模和程度，相应地本国方面的情况变化以及对可能发生战争的时间、地区、规模、样式及发展阶段的设想等等。这些方面构成了对战争形势判断的基础。
2、严密侦察。战争中侦察与反侦察的斗争贯穿始终，双方力争获取对方的情况，隐蔽己方的企图，以争取主动。在确定经济动员时机时亦是如此。在现代条件下，敌方固然有多种秘密动员的手段和措施，但与此同时，我亦有多种侦察手段能对敌方进行广泛的侦察。
3、果断决策。经济动员作为战争动员的组成部分，必不可少地带有战争动员所具有的强烈的竞争性、对抗性和博奕性特点。它不仅直接关系战争的胜败和民族的存亡，而且受着时间、情报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绝对有把握的决策，主观判断和客观实际完全相符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各种方案中进行选择。举棋不走、优柔
寡断的决策行为应该坚决摒弃。当然这种果断不是一种盲目的行动，它同样是经过综合分析和正确判断之后的结果。它也不排除在采取重大行动的同时，辅之以一些弥补性的措施。如在有战争征候，但一时尚难判断准确的情况下，可采取先局部、秘密的经济动员方式，在受威胁较大的战略方向、作战地区，加速经济动员准备，使装备物资和征用物资处于应急待发状态等等。然后视情况的发展，再转入全面的公开经济动员，如此，即便战争没有爆发，也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这些动员准备的措施和灵活的动员方法，同样能达到缩短动员时间、争取动员速度的目的。经济动员时机的决策，其果断性要求不仅体现在战前经济动员时机的确定上，而且体现在不同阶段面临转折关头的决策上。如战中经济动员措施的调整、动员特定资源去参与影响战争进程的重大项目、确定有限的资源投入各领域的优先顺序等。它们都是非常现实的决策问题，也与经济动员时机有密切关联。
只有有效地把握了以上各点，才有可能正确地把握经济动员的时机。
第二篇 中国国民经济动员
研究国民经济动员的一般理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的国民经济动员。中国国民经济动员涉及经济的各个领域，既包括工业、农业等各经济部门，也包括经济体制、经济法律等各经济系统。
中国国民经济动员是本书的骨干部分，共11章，本篇的研究，也是从抽象到具体逐渐展开的。第6章是本篇的绪论部分。它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经济动员开始，到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动员为止，分阶段进行概括性叙述，以便读者从总体上把握我国经济动员的发展脉络。第7至16章涉及经济动员的10个方面。在每个方面的研究中，我们首先说明这一方面动员的内涵、历史发展过程、地位、作用、制约因素等等。在此基础上。再深入到各个领域，展开分桥这个方面经济动员的准备和实施，力图从中找出一些可以操作的具体方法和措施。
理论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是本书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深化理论不易，具体操作则更难。
第六章 新中国国民经济动员发展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尽管长期面临严峻的国际局势，但并未卷入全面战争，尚未进行过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动员实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进行过波澜壮阔的经济动员活动，有着丰富的经济动员实践经验，由于当时共产党未掌握全国政权，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动员。然而，建国以来，我们进行过广泛而长期的经济动员准备，也进行过多次局部战争，仍有大量
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和归纳。本章的任务是首先从宏观的角度概略地把握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的全面情况，以便后面从各个部门的角度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动员工作，与我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一些风格、习惯、制度等紧密相关，所以我们还必须首先追溯一下革命战争年代的经济动员。
第一节 革命战争年代的经济动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人民政府开展过广泛的经济动员活动。这些活动既是我国经济动员历史的延续，又是新中国经济动员发展的基础。
一、经济动员机构、政策、法规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动员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因此，只要条件具备，就建立经济动员机构、制定有关政策、条令，广泛开展经济动员活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展开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就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建立了一些经济动员机构、发布有关经济动员命令。1932年6月，临时中央政府公布《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条例称：临时中央政府为发展革命战争起见，特募集公债以充裕战争经费，发行定额为国币60万元。同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训令》，训令分11条，从兵员动员、财政金融动员、物资动员、劳动力动员，到动员的方式和组织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同时还成立“劳动与战争委员会”，负责领导经济、财政、劳动、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工作。同年10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战争紧急动员令》(12号)，要求动员根据地的全体工农群众储备粮食、食盐等生活消费品，节省粮食的消耗，努力种植杂粮、蔬菜，争取在战争中为红军提供更多的粮食等供给品。1933年2月26日，中央政府召开36次常务会议，研究创办“粮食调剂局”、广泛开展经济动员等问题。3月4日即发布第39号令：《为调节民食接济军粮》。命令中决定成立“粮食调济局”，其任务是：开展粮食的购、销、调、存等业务活动，打击奸商，平抑粮价，保证军需民食；有计划地组织粮食出口，换取食盐、药材、布匹等根据地稀缺的物资。同年4月，又成立了“国民经济委员部”，专管经济动员工作；成立“对外贸易局”，管理苏区的对外贸易事务，打破敌人的封锁，保证商品的正常交换。粮食始终是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经济动员的主要物资，中央特别重视。1933年12月，中央又决定成立“粮食人民委员部”，由陈潭秋任部长。1934年1月23日，由中共中央和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主席团发布了《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
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详细列举经济动员的项目和动员的方法。同年6月2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又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号召各级党部和苏维埃广泛开展“节省三升米运动”，为红军筹措粮食。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动员群众，团结抗日”。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