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的汉族历史
云南省的汉族是云南的主体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二,约2657.37万人，遍及全省128个县市。汉族的历史可追溯到5000年前的华夏族。至汉朝，汉族名称正式出现使用。先秦时期云南就有汉族先民活动的记载。公元前310年秦国武王时曾派遣军队官吏和移民充实其管辖蜀郡西南的姚府(今楚雄、姚安一带)，标志着中原王朝对云南地区统治的开始，也是汉族先民进入云南的开始。战国末年，公元前279年前后，楚威王时，派将军庄□率兵攻打巴蜀黔中以西，庄 乔率军到达滇池沿岸，并在滇称王。这是历史记载中进入云南的数量较多的一次内地移民，人数在几千至万人(一说2万人)，史称“西南外徼，庄 乔首通”。这与楚国在云南采矿冶炼黄金铸币有一定关系，是内地汉族先民进入滇池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云南的重要历史事件。但是，比起原来的土著民族，这批人毕竟是少数，所以“变服，从其俗，以长之”，逐渐融化在当地民族之中。
秦开“五尺道”，通过四川，沟通了云南与中原的联系。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在秦始皇即位前后李冰任蜀郡郡守期间，即已开始在今川滇交界的□道(今四川宜宾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滇东北的道路。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时候，又派常頞继续修筑道路。常頞把李冰在□道修筑的道路继续向前延伸，一直修到今曲靖附近。由于道路仅宽五尺，时称“五尺道”。由于“五尺道”的修筑，“西南夷”各部落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起来。据文献记载，秦汉之际关中和今四川之间，四川和云南部分地区之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商人来往于途，络绎不绝，把邛□牛马运人四川，又把四川的铁器输入云南。四川铁器的输入，对于促进云南生产的发展起了—定的作用。昭通地区东汉墓葬封土中发现过铸有“蜀郡千万”、“蜀郡成都”字样的铁器，从字体看，它们应是东汉以前就输入云南的。秦对“西南夷”地区的统治这一事件本身，标志着中央王朝对云南正式统治的开始。
到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平西南夷，置益州郡。从此内地汉族先民移居云南，进入一个川流不息的时代。汉武帝曾进行政治移民，把死罪和重刑囚犯、豪强或难以统治的地方大户，大批地强迫迁移到西南夷地区落籍，出现了许多汉族移民区。后来他们中的上层人物成了当地的豪强势力，云南史称“南中大姓”，如吕不韦后人吕凯父子就是—个典型例子。随着汉移民的迁入，政治上、经济上和内地的密切交往， 汉文字至迟自西汉起在己南使用。晋宁石寨山除发现著名的“滇王之印”外，还发现“胜西印”和“王牢私印”。江川李家山也发现汉印三方：“李德”、“黄义印”、“寿之人”。这些印章的主人或是汉移民，或是被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统治者。
7世纪，隋唐时期约300年间，内地人民通过战争与贸易关系进入云南的也不少，例如天宝九年(750年)南诏阁罗凤掠取三十二夷州人口；大历十四年(779年)异牟寻侵茂、黎、雅诸州，“悉虏工技以还”；太和三年(829年)南诏陷成都，掠子女百工数万人而去，“自是南招工巧，捋于蜀中”。元代以武力征服云南，屯有大量戊军，更兼与蒲甘王朝战争关系和多次镇压各族反抗起义，曾聚集各地军队进入云南，所以从内地到德宏边境一带都有汉族和畏吾儿人等移入定居。明代从洪武年间开始，历经正统、嘉靖、万历诸朝185年中，在云南大力推行屯田制，军队、农民、商贾、罪犯等汉族移民大量进入边境，出现了移民高潮。
云南人口在原有的25.9万人的基础上净增了120多万人，汉族人口开始超过世居少数民族人口，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
从总体上说，元末明初的移民主要来自陕西、四川、湖广、江西以及南京等地。沐英部队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山西、河北、河南士兵。这些地方大多属于北方官话区，这就决定了云南汉族方言总体上属于北方方言。明代的屯田，对云南汉语方言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滇中、滇西、滇东北和滇南各地均有汉民屯田，形成了与市、镇、村、屯等行政区划相适应的，各具特色的汉语方言。因此，云南汉语方言分为滇中、滇西、滇东北和滇南四个片区。四个片区的汉语方言既保持了汉语的共同点，又各具特色。如“干什么”这个短语，滇东北多数县说“做啥子”；滇南多数说“整酿”，“酿”是“哪样”的合音；滇中、滇西多说“整哪样”，“哪样”分读。又如“怎么办”这个短语，滇南多数县说“纵整”，滇西、滇中多说“咋个整”，滇东北不少县说“怎个整”。而使用量词“根”拌人，则订以成为识别滇南的人的标识。
新中国成立以前，云南汉族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49年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56元，云南各族人民均处在饥饿线上，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困苦生活。新中国成立5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云南各族人民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在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使云南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从1950年至1998年，全省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523.79亿元，建成投产项目3万多个。新增固定资产l837.04亿元，一个具有云南特点、门类比较齐全并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初步建立，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现已有国有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2516个，钢、煤、电、化肥等重要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增长了数十倍。发电装机容量达703万千瓦，能源供应是全国最好的省份之一。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134.99万公顷，比新中国成立之初增长4.6倍，大大改善了农业的生产条件。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经济效益最好的玉溪烟草工业基地，使烤烟和卷烟成为云南的重要经济支柱。公路贯穿城乡，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达7.7万千米，建成了以昆明为中心，辐射滇中200千米范围的高等级公路网，完成了以省内6条干线公路为骨架，覆盖全省的公路网建设，全部乡镇和80%以上的行政村通了公路。贵(阳)昆(明)、成(都)昆(明)、南(宁)昆(明)3条铁路干线通向省外，连结全国。改建和新建省内10个机场(临沧机场正在建设中)，组建了云南航空公司，拥有大型客机2l架、国际因内及地区航线98条。市内程控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313万门，实现了省地县通讯程控化，全部乡镇和98%的行政村通了电话，全省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有电话机6.1部。现在，以昆明为中心，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运输综合网和多种通讯手段相结合的邮电通讯网已基本形成。昔日交通闭塞、通讯落后的面貌已大为改观。199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4355元，比l949年增长了77倍。
云南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世居云南境内、人口在4000人以上的26个民族，是由许许多多或土著、或外来的民族集团和民族群体经过长期的接触、交往、迁徙、汇聚、分化、融合而逐步形成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形成了既与全国民族关系主流相一致，又具有云南特点的民族关系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对云南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云南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个缩影，也是祖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一个缩影，云南的民族问题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研究历史上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基本特点及其影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为今天全国全省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事业提供借鉴与参考，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理论价值。
一、历史上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基本特点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云南的民族关系格局逐步形成了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一）形成了在全国各省区中民族成份最多，26个民族杂居共处的多民族格局。
（二）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各民族交错杂居的民族分布格局。
（三）形成了同源异流、异源合流而又源流交错，各民族不断分化融合因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源远流长的血缘和亲缘关系。
（四）形成以汉族为主体又与众多少数民族长期共存的民族人口结构和基层社会结构。
（五）形成了云南各民族与祖国内地由浅入深、由松散到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
（六）形成了云南山坝之间、边疆与内地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优长互补、相互依存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坝区民族统治山区民族和大民族统治弱小民族的政治关系。
（七）在以上特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云南各民族占主导地位的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友好合作、共同发展与不占主导地位的相互矛盾、相互排斥、隔阂冲突以至武力争斗长期共存、交替出现的民族关系格局。
（八）以上七大特点归结为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云南各民族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根本特点在近代各民族共同抵御外侮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升华，最终形成了云南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云南民族关系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云南各民族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部分的发展史。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我国民族众多而又长期统一，各兄弟民族对中华民族具有总体认同这一客观实际情况所作的科学概括。他指出：中华民族是指今天中国疆域内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6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然都称民族，但层次是不同的。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存在着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分别创造了他们各具特色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的起点。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先人在相互接触和交流中也出现了竞争机制，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失其原有的个性。中华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大体形成既是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呈现多元区域性文化向中原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就在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区的多种民族集团逐渐融合形成华夏民族集团；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的民族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 华夏族集团进一步扩大而逐渐形成汉族。汉族形成之后便以其较高的文化优势向周围各族辐射，或把他们吸收成汉族的一部分，从而使汉族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凝聚核心。但汉族在向四周渗透与扩展的过程中也有许多融合入其他民族。与此同时，中原以外的其他民族地区也先后形成了地区性的初级统一体，如秦汉时匈奴统一北方，唐宋时吐蕃统一西藏，南诏、大理国统一云南等，这些地区性的多元统一都为整个中华民族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实体奠定了基础。以后，又经过长期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的过程，汉族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形成了特大的核心。汉族一方面仍然主要聚居在平原盆地等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并以其高水平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影响周围各族；另一方面又通过屯垦移民和经商，逐步渗透到其他
民族聚居区，在各非汉民族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中国大地上的各民族串连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了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近代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具有总体民族认同的自觉的民族实体。但这个实体至今仍然是包含着56个民族的多元统一体，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
二、云南民族关系格局基本特点的形成原因
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基本特点既然是在云南这块土地上经过长期历史发展逐渐形成的，那么，它的形成原因自然就要从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遵循这一思路，我们分析得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地理环境的影响
列宁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跟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2]。民族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 它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有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空间，“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 而民族关系便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民族分布格局基础上，不同民族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相互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因此，我们对云南民族格局的历史考察，自然便要从云南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基础出发。
古代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广袤与宏大堪称世界第一。中华大地东西跨60多个经度，南北跨30多个纬度，雨量依距海远近从东南至西北逐渐递减，温度据纬度高低从南向北逐渐递降，自然形成了东西两大块和南北三带的地理分界和经济类型区别。云南地处中国大陆的东西过渡地带上，这条分界线大体上北起大兴安岭，沿阴山河套，南下陇山山脉、邛崃山脉，再南至云南腾冲。这一过渡带具有比其他地区更为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为古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可选择空间，因而使云南成为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发源地。继元谋人之后，云南还发现了可能属于早期智人（古人）的昭通人，属晚期智人（新人）的西畴人、丽江人等。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已遍布云南全境，迄今所发现的3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几乎遍及全省所有县市。这些土著居民在如此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就必然发展出各自适应当地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多元、多类型、多区域异彩纷呈的文化，这就为多民族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云南的六大江河体系及其自然形成的河谷通道，又把云南各土著民族与祖国内地和东南亚国家联系起来，构成若干条民族迁徙、流动的走廊。氐羌族群自甘青高原沿澜沧江、怒江和金沙江河谷南下，百越族群自东南沿海顺珠江水系西进，百濮族群自东南亚溯澜沧江北上，使云南在拥有众多土著民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量的外来民族。故早在新石器时代，云南就已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而多民族格局的存在本身便自然产生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因此，云南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及其天然形成的河谷通道，为云南成为祖国大家庭中民族成份最多的一个省，为云南各民族先民早在远古时期便与祖国内地展开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云南与祖国内地由浅入深、由松散到紧密不可分割的政治关系的发展，为云南各民族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部分，发挥了基础作用。
地理环境对云南各民族间优长互补、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则表现得更为明显。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个典型的实例予以说明。居住在红河沿岸哀牢山区呈立体分布的傣族和哈尼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结成了相互依存的“牛马亲家”。这种“牛马姻缘”一般以居住在河谷热带地区的傣族为一方，居住在山区的哈尼族为一方，双方为适应立体地形立体气候所带来的农时节令的差异并有利于牲畜的繁殖，经相互协商而结成。这种关系一旦确定下来，山坝不同民族的两家人便像亲戚一样频繁交往。初春，河坝地区气候温和宜人，青草嫩绿，正是傣族兄弟撒种栽插之季，于是耕牛驮马由傣族兄弟喂养并使用。四、五月间，傣族农闲，而山区哈尼族正是犁田栽秧的时候，
耕牛驮马上山归哈尼族喂养和使用。六、七月份，哈尼族稻秧栽完，河坝傣族又要栽插晚稻了，耕牛驮马又下山归傣家使用和管理。晚稻栽完，河坝炎热无比，而山区气候温和，草木青青，耕牛驮马上山来避署养肥。十月以后，山区气候转冷，草木干枯，而河坝仍然气候温和，耕牛驮马又下山来由傣族管理饲养过冬。母畜生产的牛崽和马驹属双方共有财产，出卖或宰杀均相互平分。这种“牛马亲家”，既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牲畜繁殖，更把不同民族的两家人联结成长年互助、相互依存的“一家人”。坝区傣族种双季稻，粮食比较富裕，可烧柴就非常困难。山区哈尼族粮食紧缺，找烧柴却很容易。于是，傣族“亲家”常常送米上山，哈尼“亲家”常常送柴下山，山上山下，互通有无，亲如一家。而这种亲密关系的基础，无疑就是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所自然形成的山坝民族生计方式的互补性。
（二）民族迁徙流动及汉族的凝聚核心作用
云南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天然形成的河谷通道，使云南既成为远古人类的发祥地，又成为远古时期的区域性多种族群和多元文化交流融汇的中心。自远古迄于清代，云南境内的民族迁徙流动几乎从未停止过，在云南原始土著居民的基础上，氐羌族群和苗瑶族群南下，百越族群西进，百濮族群北上，再加上大批汉族移民和回族、蒙古族、满族的迁入，就使云南成为世所罕见的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汇聚地。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汇自然便使同处于云南这一共同地域内的多元民族文化逐渐趋同，从而在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民族迁徙——打破民族地域界限——民族错杂居住——民族经济文化的交往——语言融合——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化，这是各民族历史发展中比较清晰的一种规律性现象。”
汉民族并不是滇云之域的土著民族，至汉代司马迁作《史记》，在滇云之域繁衍生息的是滇人、夜郎、劳浸、靡莫等西南夷。汉文化也不是滇云之域的原生文化，在滇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所出现的与内地文化遗址中有相似形的半月形石刀和陶鼎残足，只能说明在远古时期，滇
云文化或许同内地文化发生着隐隐约约的文化交流，或许也只能说远古时期的人们在思维活动出现相似性时的一种结果。而在滇云新石器文化中显示出的更多的是地方性和土著性。楚人庄跻入滇是滇云文化史中见诸记载的最早的一次文化交流。历经几百年的筚路蓝缕，到春秋末期，楚人已被华夏所认同，“南楚北夏”楚文化已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庄跻入滇是播撒在滇云之域的第一粒汉文化的种子，只不过这粒种子，还无适合它生长的土壤。随着庄跻的“变服从其俗”作了滇王，而没能发芽、开花、结果。滇云土著文化仍在自由地生长着，及至两千多年前滇云之域的古先民们用铜锡合金把云南的历史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文化时代——青铜时代。我们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楚雄万家坝以及祥云大波那所发掘的数以千计的青铜制品中，从万家坝铜鼓的古拙，江川牛虎铜案完美的构图和大波那铜棺的精美中，仍能感受到滇云文化的自成特点，在中国青铜文化中鼎足而立的地位。汉武以前，滇云同中原内地还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中，尚无太多的文化交流，滇云还处于“西南外蛮夷，别种殊域”的文化态势。
史家告诉我们，滇云地处多种文化的交汇叠合的边缘地带，这种特殊的地域特征加上多民族的分布，使得滇云成为吸纳融合各种文化的天然交汇之地。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海伦·查平在《云南的观音像》一文中即已指出：“他们(云南人)在思想意识和艺术风格两方面，将亚洲各个地区联结起来，并使我们领悟到，云南是最为有趣的熔炉之一，印度、西藏、尼泊尔、缅甸、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各种特质都在这一炉中熔化混合。”在诸多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中国内地汉族地区传入滇云的汉文化。
面对匈奴滚滚而来长驱直入的铁骑，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准备好了精兵强将，决心一搏。“断匈奴右臂”策略的实施，为汉文化同滇云文化的再次接触提供了历史机遇。公元前122年柏始昌、王然于等人作为汉王朝的使臣为寻求通往大夏的道路来到滇国。当滇王向使臣问出：“汉与我孰大”时，包容在其中的不仅仅是贻笑大方的井底之蛙的故事，而是封闭发展着的滇云文化在初同汉文化接触时，由于无知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勇气，一种欲同汉文化相较量的勇气。及至汉兵平南越，回师入滇，孰大孰小已不再是问题，滇王俯首称臣，“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有了益州郡的设置。在这场极富历史意义的汉文化同滇云文化的碰撞中，碰撞出的是滇云文化败北于汉文化后对自我的重新认识、重新估价与重新塑造；碰撞出的是滇云对汉文化的了解、仰慕、认同与接纳。这种认同和接纳在益州郡的设置、汉王朝正朔的认可、滇王金印的接受以及叶榆人张叔负笈往从司马相如等事件中表现出来。这种认同和接纳在滇云文化史中又是一次极富历史意义的文化认同，它是滇云土著文化对汉文化的首次认同，奠定了滇云文化在以后诸多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取向，也确定了在滇云多元复合文化中汉文化统摄与主干的基调。金丹元教授在《云南各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关系论》中指出，历史上云南地区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导向，即云南各民族文化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时，始终将汉文化放在首位，有时甚至将汉文化置于与本民族文化平肩的地位，
[1]有意无意中视汉文化为正宗，或将汉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参照系数”。益州郡的设置是汉
文化与滇云文化第一次交融的结果，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滇云与内地中央王朝之间绵延千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的历史关系。这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文化上，并且政治与文化常常互为表里，交织出涵盖着多元的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的滇云文化的历史画卷。
文化是一个不断运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在魏晋唐宋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滇云文化又经历了朱提文化、爨文化(有的学者又称之为千顷池文化，见王文光《滇东北千顷池文化
[2]初探》)以及南诏仿唐文化几个重要阶段。孕育于滇东北和滇东地区的朱提文化、爨文化
形成于汉晋，如果以汉武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犍为郡的设置为朱提文化产生的标志，历晋时爨氏称霸南中，到唐玄宗天宝五年(公元746年)爨氏为南诏蒙氏所灭，这一文化历时八百余年，闻名遐迩的朱提银、器型丰富的朱提堂狼洗、高耸的梁堆、有“古汉碑第一”之称的孟孝琚碑以及昭通霍氏墓壁画是朱提文化的主要代表，而间于隶楷之间的大小爨碑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一席之地，又是爨文化令人骄傲的象征。极富生命力的汉文化的种子播撒在滇云这片沃土中，植物中杂交的优势和文化中混同的优势，很快在南中大姓的身上显现出来，大姓与夷帅分庭抗礼，并进而成为滇云政治经济的实际主宰者，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成为滇云文化的主创者。正是由于朱提爨文化的创造主体为南中大姓——这些来自内地而已发生“夷化”的汉族移民，使得在朱提文化、爨文化的诸多内涵中，已较为明显地打上了汉文化的烙印，汉文化在这相承关系的文化体系中有着多种的表现和意义。
以昭通霍承嗣墓为代表的梁堆墓葬，从衣衾装殓、随葬器物到起坟立碑一整套与内地汉族无异，从汉碑和晋墓中所反映的归葬祖茔和改葬，也是汉文化中家族观念浓厚的表现；霍承嗣墓中的壁画所绘的斗拱、瓦顶、檐牙高翘，为典型的汉族式房屋；用来祈求吉祥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反映出汉民族对“四灵”的崇拜；墓主戴平底小冠，穿汉式右衽长袍，其侍从着蓝灰色长裤、黑鞋，冠以乌帽，均是汉式服装。从服饰等生活习俗、丧葬礼俗到宗教信仰，都存留着汉文化中俗文化的要素。而孟孝琚碑和大小爨碑中的汉语碑文，则反映出汉字汉语当为当时南中人士的通用语言和文字，其辞章华美的则说明他们当中不乏具有一定汉文化素养的文人雅士。至于经历着由隶到楷演变的爨碑，“其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的书法特征，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光辉地位则又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实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化传布南中的一个最为典型而深刻的文化奇观。在夷化中折射出来的这种汉文化的光辉说明汉晋时期汉族移民尽管在与滇云土著民族杂居中，对滇云土著文化产生了认同趋向，发生了“夷化”的问题，但这些汉族移民对本民族的文化又有着深深的眷念之情和与生俱来的认同感，这些汉族移民如同辛勤耕耘的农夫，把汉文化的种子播撒在滇云这片沃土中，终于让它在这里扎下了根。
南诏文化孕育于六诏时期，形成于南诏初期，成熟于南诏中期，大理国时期又继承和拓展了南诏文化。关于南诏文化的特质，南诏王异牟寻在与韦皋书中说“人知礼乐，本唐风化”，许多学者于此也做了多样的描述。林超民教授在《唐
代云南的汉文化》一文中指出：“南诏文化是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富于民族色彩的地方文化；南诏文化的发展又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南诏文化是在汉文化与土著民族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发展起来的。在研究唐代云南文化时，我们自然而然地着眼于其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同时也应注意到汉文化对云南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脱离汉文化孤
[3]立地谈云南地方民族文化，要把握云南文化的本质与特点是不可能的。”禺弛先生则更为
直接地指明，南诏文化是一种仿唐文化，有着极为明显的仿唐特征。“仿唐性，如果说具体一点，那就是南诏时期，生活在这个区域内的各族人民在接受唐文化影响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趋同意识，即向优势文化靠拢的强烈愿望。从实质上看，这种仿唐和趋同是一种积极进
[4]取的表现，是一种能动的表现。”无论是仿唐也好，“本唐风化”也罢，他们都在说着同
一个主题，就是南诏文化中有唐代汉文化的特质，南诏文化中渗透着大量汉文化的因素，南诏文化在冲突中走向了融合，在趋同中得到了升华。汉文化的要素在南诏文化中有多层次的表现；南诏政权中六个清平官、大将军以及六曹的设立；二牛三夫的耕种方式；所通用的汉语汉字；南诏蒙氏代代相因的家学传统和乌白蛮贵族子弟的就学成都；所演奏的“南诏奉圣乐”；剑川石宝山的石窟造像；《南诏图传》中房屋建筑的“曲廊”式样，男女服饰中的矮圆领、缺胯衫到对各种文化的兼收并蓄等方面都具有盛唐汉文化的色彩。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南诏政权是由乌蛮、白蛮贵族联合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乌蛮、白蛮、施蛮、顺蛮等诸蛮是南诏文化的创造主体。民族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南诏诸民族对各自的民族和文化保有强烈的认同意识，因而在南诏文化中不可避免地保有许多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如语言上白蛮语与汉语相近，只是四声讹重，有的名物称呼不同。如诗文中曾出现的“震旦”、“元昶”等词，而其他的乌蛮、施蛮、顺蛮等其语言与汉语的差异就更大了。姓名称谓上，诸蛮以父子连名，或无名字，“以长幼次第呼之”，丧俗上无墓葬，兴火葬，宗教上崇信巫鬼，服饰上跣足，“虽清平官、大将军亦不以为耻”，而有的部族还“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正如文化学家们所认为的“在融合期两种文化，两种认同相对峙，天平的砝码略有不平，一
[5]种文化就可能融入另一种文化中”。而在南诏文化中所出现的这些现象说明，在南诏文化
中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竞相交辉的特征是非常清晰的，两种文化在南诏文化中可谓平分秋色，使南诏文化具有鲜活的两面性，南诏文化中的多层面特征也显示出南诏文化丰富而深厚的内涵，成为云南文化史中散发着淳朴乡土气息而又极富魅力的一章。
在大理统治云南的300年中，大理文化对汉文化的汲取显得更为深沉，对儒家哲学的接受更为大胆与迫切，伴随着“儒释”或“释儒”现象的产生，汉文化与大理土著文化的交融走得更深、更远，以致本是以白族文化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大理文化，带上了重重的汉文化色彩。元初，郭松年的《大理行记》对大理文化作出一番概括：“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及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如果说南诏文化中土著文化与汉文化是平分秋色的话，那么300年之后，在白族化的大理文化中，天平的砝码似乎已开始偏向汉文化一边，白族文化中的汉文化因子表现得更为突出。应当说这一时期的白族文化其实就是在吸取了大量汉文化要素，以汉文化为基础又还保留着一些本民族文化的一种地方民族文化，而且随着白族在大理地方割据政权中主体民族地位的确定，在政治经济中主导作用的树立和云南各民族中白族化倾向的日益显露，这种已具有明显汉文化特征的白族文化，在很长时期内一直代表着滇云各民族文化的最高水平，它汉白相杂的语言文字、重儒崇释的宗教信仰和日趋汉化的民风习俗以及审美情趣的价值取向，成为滇云地方文化的主导，对滇云各民族产生深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大理地区甚至持续到元代末期，及至明初。
回顾汉唐间汉文化在滇云走过的历程，它带着一种与滇云土著文化相异的文化意趣，凭着它先进的农耕技术，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和优秀文化的特质，散发出魅力，充满着感召力，一步一步地走进滇云，牢牢地在滇云之域扎下根来。这是一段滇云文化五色交辉的发展历史，也是一段充满着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历史，与其说是汉文化为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偶然地选择了滇云，还不如说是滇云义无反顾地必然地选择了汉文化。
云南省的汉族历史
云南省的汉族是云南的主体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二,约2657.37万人，遍及全省128个县市。汉族的历史可追溯到5000年前的华夏族。至汉朝，汉族名称正式出现使用。先秦时期云南就有汉族先民活动的记载。公元前310年秦国武王时曾派遣军队官吏和移民充实其管辖蜀郡西南的姚府(今楚雄、姚安一带)，标志着中原王朝对云南地区统治的开始，也是汉族先民进入云南的开始。战国末年，公元前279年前后，楚威王时，派将军庄□率兵攻打巴蜀黔中以西，庄 乔率军到达滇池沿岸，并在滇称王。这是历史记载中进入云南的数量较多的一次内地移民，人数在几千至万人(一说2万人)，史称“西南外徼，庄 乔首通”。这与楚国在云南采矿冶炼黄金铸币有一定关系，是内地汉族先民进入滇池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云南的重要历史事件。但是，比起原来的土著民族，这批人毕竟是少数，所以“变服，从其俗，以长之”，逐渐融化在当地民族之中。
秦开“五尺道”，通过四川，沟通了云南与中原的联系。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在秦始皇即位前后李冰任蜀郡郡守期间，即已开始在今川滇交界的□道(今四川宜宾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滇东北的道路。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时候，又派常頞继续修筑道路。常頞把李冰在□道修筑的道路继续向前延伸，一直修到今曲靖附近。由于道路仅宽五尺，时称“五尺道”。由于“五尺道”的修筑，“西南夷”各部落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起来。据文献记载，秦汉之际关中和今四川之间，四川和云南部分地区之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商人来往于途，络绎不绝，把邛□牛马运人四川，又把四川的铁器输入云南。四川铁器的输入，对于促进云南生产的发展起了—定的作用。昭通地区东汉墓葬封土中发现过铸有“蜀郡千万”、“蜀郡成都”字样的铁器，从字体看，它们应是东汉以前就输入云南的。秦对“西南夷”地区的统治这一事件本身，标志着中央王朝对云南正式统治的开始。
到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平西南夷，置益州郡。从此内地汉族先民移居云南，进入一个川流不息的时代。汉武帝曾进行政治移民，把死罪和重刑囚犯、豪强或难以统治的地方大户，大批地强迫迁移到西南夷地区落籍，出现了许多汉族移民区。后来他们中的上层人物成了当地的豪强势力，云南史称“南中大姓”，如吕不韦后人吕凯父子就是—个典型例子。随着汉移民的迁入，政治上、经济上和内地的密切交往， 汉文字至迟自西汉起在己南使用。晋宁石寨山除发现著名的“滇王之印”外，还发现“胜西印”和“王牢私印”。江川李家山也发现汉印三方：“李德”、“黄义印”、“寿之人”。这些印章的主人或是汉移民，或是被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统治者。
7世纪，隋唐时期约300年间，内地人民通过战争与贸易关系进入云南的也不少，例如天宝九年(750年)南诏阁罗凤掠取三十二夷州人口；大历十四年(779年)异牟寻侵茂、黎、雅诸州，“悉虏工技以还”；太和三年(829年)南诏陷成都，掠子女百工数万人而去，“自是南招工巧，捋于蜀中”。元代以武力征服云南，屯有大量戊军，更兼与蒲甘王朝战争关系和多次镇压各族反抗起义，曾聚集各地军队进入云南，所以从内地到德宏边境一带都有汉族和畏吾儿人等移入定居。明代从洪武年间开始，历经正统、嘉靖、万历诸朝185年中，在云南大力推行屯田制，军队、农民、商贾、罪犯等汉族移民大量进入边境，出现了移民高潮。
云南人口在原有的25.9万人的基础上净增了120多万人，汉族人口开始超过世居少数民族人口，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
从总体上说，元末明初的移民主要来自陕西、四川、湖广、江西以及南京等地。沐英部队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山西、河北、河南士兵。这些地方大多属于北方官话区，这就决定了云南汉族方言总体上属于北方方言。明代的屯田，对云南汉语方言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滇中、滇西、滇东北和滇南各地均有汉民屯田，形成了与市、镇、村、屯等行政区划相适应的，各具特色的汉语方言。因此，云南汉语方言分为滇中、滇西、滇东北和滇南四个片区。四个片区的汉语方言既保持了汉语的共同点，又各具特色。如“干什么”这个短语，滇东北多数县说“做啥子”；滇南多数说“整酿”，“酿”是“哪样”的合音；滇中、滇西多说“整哪样”，“哪样”分读。又如“怎么办”这个短语，滇南多数县说“纵整”，滇西、滇中多说“咋个整”，滇东北不少县说“怎个整”。而使用量词“根”拌人，则订以成为识别滇南的人的标识。
新中国成立以前，云南汉族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49年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56元，云南各族人民均处在饥饿线上，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困苦生活。新中国成立5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云南各族人民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在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使云南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从1950年至1998年，全省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523.79亿元，建成投产项目3万多个。新增固定资产l837.04亿元，一个具有云南特点、门类比较齐全并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初步建立，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现已有国有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2516个，钢、煤、电、化肥等重要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增长了数十倍。发电装机容量达703万千瓦，能源供应是全国最好的省份之一。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134.99万公顷，比新中国成立之初增长4.6倍，大大改善了农业的生产条件。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经济效益最好的玉溪烟草工业基地，使烤烟和卷烟成为云南的重要经济支柱。公路贯穿城乡，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达7.7万千米，建成了以昆明为中心，辐射滇中200千米范围的高等级公路网，完成了以省内6条干线公路为骨架，覆盖全省的公路网建设，全部乡镇和80%以上的行政村通了公路。贵(阳)昆(明)、成(都)昆(明)、南(宁)昆(明)3条铁路干线通向省外，连结全国。改建和新建省内10个机场(临沧机场正在建设中)，组建了云南航空公司，拥有大型客机2l架、国际因内及地区航线98条。市内程控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313万门，实现了省地县通讯程控化，全部乡镇和98%的行政村通了电话，全省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有电话机6.1部。现在，以昆明为中心，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运输综合网和多种通讯手段相结合的邮电通讯网已基本形成。昔日交通闭塞、通讯落后的面貌已大为改观。199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4355元，比l949年增长了77倍。
云南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世居云南境内、人口在4000人以上的26个民族，是由许许多多或土著、或外来的民族集团和民族群体经过长期的接触、交往、迁徙、汇聚、分化、融合而逐步形成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形成了既与全国民族关系主流相一致，又具有云南特点的民族关系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对云南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云南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个缩影，也是祖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一个缩影，云南的民族问题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研究历史上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基本特点及其影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为今天全国全省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事业提供借鉴与参考，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理论价值。
一、历史上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基本特点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云南的民族关系格局逐步形成了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一）形成了在全国各省区中民族成份最多，26个民族杂居共处的多民族格局。
（二）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各民族交错杂居的民族分布格局。
（三）形成了同源异流、异源合流而又源流交错，各民族不断分化融合因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源远流长的血缘和亲缘关系。
（四）形成以汉族为主体又与众多少数民族长期共存的民族人口结构和基层社会结构。
（五）形成了云南各民族与祖国内地由浅入深、由松散到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
（六）形成了云南山坝之间、边疆与内地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优长互补、相互依存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坝区民族统治山区民族和大民族统治弱小民族的政治关系。
（七）在以上特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云南各民族占主导地位的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友好合作、共同发展与不占主导地位的相互矛盾、相互排斥、隔阂冲突以至武力争斗长期共存、交替出现的民族关系格局。
（八）以上七大特点归结为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云南各民族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根本特点在近代各民族共同抵御外侮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升华，最终形成了云南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云南民族关系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云南各民族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部分的发展史。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我国民族众多而又长期统一，各兄弟民族对中华民族具有总体认同这一客观实际情况所作的科学概括。他指出：中华民族是指今天中国疆域内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6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然都称民族，但层次是不同的。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存在着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分别创造了他们各具特色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的起点。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先人在相互接触和交流中也出现了竞争机制，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失其原有的个性。中华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大体形成既是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呈现多元区域性文化向中原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就在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区的多种民族集团逐渐融合形成华夏民族集团；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的民族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 华夏族集团进一步扩大而逐渐形成汉族。汉族形成之后便以其较高的文化优势向周围各族辐射，或把他们吸收成汉族的一部分，从而使汉族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凝聚核心。但汉族在向四周渗透与扩展的过程中也有许多融合入其他民族。与此同时，中原以外的其他民族地区也先后形成了地区性的初级统一体，如秦汉时匈奴统一北方，唐宋时吐蕃统一西藏，南诏、大理国统一云南等，这些地区性的多元统一都为整个中华民族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实体奠定了基础。以后，又经过长期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的过程，汉族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形成了特大的核心。汉族一方面仍然主要聚居在平原盆地等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并以其高水平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影响周围各族；另一方面又通过屯垦移民和经商，逐步渗透到其他
民族聚居区，在各非汉民族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中国大地上的各民族串连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了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近代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具有总体民族认同的自觉的民族实体。但这个实体至今仍然是包含着56个民族的多元统一体，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
二、云南民族关系格局基本特点的形成原因
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基本特点既然是在云南这块土地上经过长期历史发展逐渐形成的，那么，它的形成原因自然就要从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遵循这一思路，我们分析得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地理环境的影响
列宁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跟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2]。民族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 它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有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空间，“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 而民族关系便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民族分布格局基础上，不同民族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相互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因此，我们对云南民族格局的历史考察，自然便要从云南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基础出发。
古代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广袤与宏大堪称世界第一。中华大地东西跨60多个经度，南北跨30多个纬度，雨量依距海远近从东南至西北逐渐递减，温度据纬度高低从南向北逐渐递降，自然形成了东西两大块和南北三带的地理分界和经济类型区别。云南地处中国大陆的东西过渡地带上，这条分界线大体上北起大兴安岭，沿阴山河套，南下陇山山脉、邛崃山脉，再南至云南腾冲。这一过渡带具有比其他地区更为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为古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可选择空间，因而使云南成为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发源地。继元谋人之后，云南还发现了可能属于早期智人（古人）的昭通人，属晚期智人（新人）的西畴人、丽江人等。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已遍布云南全境，迄今所发现的3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几乎遍及全省所有县市。这些土著居民在如此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就必然发展出各自适应当地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多元、多类型、多区域异彩纷呈的文化，这就为多民族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云南的六大江河体系及其自然形成的河谷通道，又把云南各土著民族与祖国内地和东南亚国家联系起来，构成若干条民族迁徙、流动的走廊。氐羌族群自甘青高原沿澜沧江、怒江和金沙江河谷南下，百越族群自东南沿海顺珠江水系西进，百濮族群自东南亚溯澜沧江北上，使云南在拥有众多土著民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量的外来民族。故早在新石器时代，云南就已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而多民族格局的存在本身便自然产生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因此，云南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及其天然形成的河谷通道，为云南成为祖国大家庭中民族成份最多的一个省，为云南各民族先民早在远古时期便与祖国内地展开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云南与祖国内地由浅入深、由松散到紧密不可分割的政治关系的发展，为云南各民族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部分，发挥了基础作用。
地理环境对云南各民族间优长互补、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则表现得更为明显。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个典型的实例予以说明。居住在红河沿岸哀牢山区呈立体分布的傣族和哈尼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结成了相互依存的“牛马亲家”。这种“牛马姻缘”一般以居住在河谷热带地区的傣族为一方，居住在山区的哈尼族为一方，双方为适应立体地形立体气候所带来的农时节令的差异并有利于牲畜的繁殖，经相互协商而结成。这种关系一旦确定下来，山坝不同民族的两家人便像亲戚一样频繁交往。初春，河坝地区气候温和宜人，青草嫩绿，正是傣族兄弟撒种栽插之季，于是耕牛驮马由傣族兄弟喂养并使用。四、五月间，傣族农闲，而山区哈尼族正是犁田栽秧的时候，
耕牛驮马上山归哈尼族喂养和使用。六、七月份，哈尼族稻秧栽完，河坝傣族又要栽插晚稻了，耕牛驮马又下山归傣家使用和管理。晚稻栽完，河坝炎热无比，而山区气候温和，草木青青，耕牛驮马上山来避署养肥。十月以后，山区气候转冷，草木干枯，而河坝仍然气候温和，耕牛驮马又下山来由傣族管理饲养过冬。母畜生产的牛崽和马驹属双方共有财产，出卖或宰杀均相互平分。这种“牛马亲家”，既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牲畜繁殖，更把不同民族的两家人联结成长年互助、相互依存的“一家人”。坝区傣族种双季稻，粮食比较富裕，可烧柴就非常困难。山区哈尼族粮食紧缺，找烧柴却很容易。于是，傣族“亲家”常常送米上山，哈尼“亲家”常常送柴下山，山上山下，互通有无，亲如一家。而这种亲密关系的基础，无疑就是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所自然形成的山坝民族生计方式的互补性。
（二）民族迁徙流动及汉族的凝聚核心作用
云南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天然形成的河谷通道，使云南既成为远古人类的发祥地，又成为远古时期的区域性多种族群和多元文化交流融汇的中心。自远古迄于清代，云南境内的民族迁徙流动几乎从未停止过，在云南原始土著居民的基础上，氐羌族群和苗瑶族群南下，百越族群西进，百濮族群北上，再加上大批汉族移民和回族、蒙古族、满族的迁入，就使云南成为世所罕见的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汇聚地。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汇自然便使同处于云南这一共同地域内的多元民族文化逐渐趋同，从而在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民族迁徙——打破民族地域界限——民族错杂居住——民族经济文化的交往——语言融合——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化，这是各民族历史发展中比较清晰的一种规律性现象。”
汉民族并不是滇云之域的土著民族，至汉代司马迁作《史记》，在滇云之域繁衍生息的是滇人、夜郎、劳浸、靡莫等西南夷。汉文化也不是滇云之域的原生文化，在滇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所出现的与内地文化遗址中有相似形的半月形石刀和陶鼎残足，只能说明在远古时期，滇
云文化或许同内地文化发生着隐隐约约的文化交流，或许也只能说远古时期的人们在思维活动出现相似性时的一种结果。而在滇云新石器文化中显示出的更多的是地方性和土著性。楚人庄跻入滇是滇云文化史中见诸记载的最早的一次文化交流。历经几百年的筚路蓝缕，到春秋末期，楚人已被华夏所认同，“南楚北夏”楚文化已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庄跻入滇是播撒在滇云之域的第一粒汉文化的种子，只不过这粒种子，还无适合它生长的土壤。随着庄跻的“变服从其俗”作了滇王，而没能发芽、开花、结果。滇云土著文化仍在自由地生长着，及至两千多年前滇云之域的古先民们用铜锡合金把云南的历史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文化时代——青铜时代。我们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楚雄万家坝以及祥云大波那所发掘的数以千计的青铜制品中，从万家坝铜鼓的古拙，江川牛虎铜案完美的构图和大波那铜棺的精美中，仍能感受到滇云文化的自成特点，在中国青铜文化中鼎足而立的地位。汉武以前，滇云同中原内地还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中，尚无太多的文化交流，滇云还处于“西南外蛮夷，别种殊域”的文化态势。
史家告诉我们，滇云地处多种文化的交汇叠合的边缘地带，这种特殊的地域特征加上多民族的分布，使得滇云成为吸纳融合各种文化的天然交汇之地。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海伦·查平在《云南的观音像》一文中即已指出：“他们(云南人)在思想意识和艺术风格两方面，将亚洲各个地区联结起来，并使我们领悟到，云南是最为有趣的熔炉之一，印度、西藏、尼泊尔、缅甸、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各种特质都在这一炉中熔化混合。”在诸多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中国内地汉族地区传入滇云的汉文化。
面对匈奴滚滚而来长驱直入的铁骑，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准备好了精兵强将，决心一搏。“断匈奴右臂”策略的实施，为汉文化同滇云文化的再次接触提供了历史机遇。公元前122年柏始昌、王然于等人作为汉王朝的使臣为寻求通往大夏的道路来到滇国。当滇王向使臣问出：“汉与我孰大”时，包容在其中的不仅仅是贻笑大方的井底之蛙的故事，而是封闭发展着的滇云文化在初同汉文化接触时，由于无知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勇气，一种欲同汉文化相较量的勇气。及至汉兵平南越，回师入滇，孰大孰小已不再是问题，滇王俯首称臣，“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有了益州郡的设置。在这场极富历史意义的汉文化同滇云文化的碰撞中，碰撞出的是滇云文化败北于汉文化后对自我的重新认识、重新估价与重新塑造；碰撞出的是滇云对汉文化的了解、仰慕、认同与接纳。这种认同和接纳在益州郡的设置、汉王朝正朔的认可、滇王金印的接受以及叶榆人张叔负笈往从司马相如等事件中表现出来。这种认同和接纳在滇云文化史中又是一次极富历史意义的文化认同，它是滇云土著文化对汉文化的首次认同，奠定了滇云文化在以后诸多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取向，也确定了在滇云多元复合文化中汉文化统摄与主干的基调。金丹元教授在《云南各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关系论》中指出，历史上云南地区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导向，即云南各民族文化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时，始终将汉文化放在首位，有时甚至将汉文化置于与本民族文化平肩的地位，
[1]有意无意中视汉文化为正宗，或将汉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参照系数”。益州郡的设置是汉
文化与滇云文化第一次交融的结果，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滇云与内地中央王朝之间绵延千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的历史关系。这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文化上，并且政治与文化常常互为表里，交织出涵盖着多元的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的滇云文化的历史画卷。
文化是一个不断运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在魏晋唐宋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滇云文化又经历了朱提文化、爨文化(有的学者又称之为千顷池文化，见王文光《滇东北千顷池文化
[2]初探》)以及南诏仿唐文化几个重要阶段。孕育于滇东北和滇东地区的朱提文化、爨文化
形成于汉晋，如果以汉武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犍为郡的设置为朱提文化产生的标志，历晋时爨氏称霸南中，到唐玄宗天宝五年(公元746年)爨氏为南诏蒙氏所灭，这一文化历时八百余年，闻名遐迩的朱提银、器型丰富的朱提堂狼洗、高耸的梁堆、有“古汉碑第一”之称的孟孝琚碑以及昭通霍氏墓壁画是朱提文化的主要代表，而间于隶楷之间的大小爨碑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一席之地，又是爨文化令人骄傲的象征。极富生命力的汉文化的种子播撒在滇云这片沃土中，植物中杂交的优势和文化中混同的优势，很快在南中大姓的身上显现出来，大姓与夷帅分庭抗礼，并进而成为滇云政治经济的实际主宰者，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成为滇云文化的主创者。正是由于朱提爨文化的创造主体为南中大姓——这些来自内地而已发生“夷化”的汉族移民，使得在朱提文化、爨文化的诸多内涵中，已较为明显地打上了汉文化的烙印，汉文化在这相承关系的文化体系中有着多种的表现和意义。
以昭通霍承嗣墓为代表的梁堆墓葬，从衣衾装殓、随葬器物到起坟立碑一整套与内地汉族无异，从汉碑和晋墓中所反映的归葬祖茔和改葬，也是汉文化中家族观念浓厚的表现；霍承嗣墓中的壁画所绘的斗拱、瓦顶、檐牙高翘，为典型的汉族式房屋；用来祈求吉祥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反映出汉民族对“四灵”的崇拜；墓主戴平底小冠，穿汉式右衽长袍，其侍从着蓝灰色长裤、黑鞋，冠以乌帽，均是汉式服装。从服饰等生活习俗、丧葬礼俗到宗教信仰，都存留着汉文化中俗文化的要素。而孟孝琚碑和大小爨碑中的汉语碑文，则反映出汉字汉语当为当时南中人士的通用语言和文字，其辞章华美的则说明他们当中不乏具有一定汉文化素养的文人雅士。至于经历着由隶到楷演变的爨碑，“其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的书法特征，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光辉地位则又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实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化传布南中的一个最为典型而深刻的文化奇观。在夷化中折射出来的这种汉文化的光辉说明汉晋时期汉族移民尽管在与滇云土著民族杂居中，对滇云土著文化产生了认同趋向，发生了“夷化”的问题，但这些汉族移民对本民族的文化又有着深深的眷念之情和与生俱来的认同感，这些汉族移民如同辛勤耕耘的农夫，把汉文化的种子播撒在滇云这片沃土中，终于让它在这里扎下了根。
南诏文化孕育于六诏时期，形成于南诏初期，成熟于南诏中期，大理国时期又继承和拓展了南诏文化。关于南诏文化的特质，南诏王异牟寻在与韦皋书中说“人知礼乐，本唐风化”，许多学者于此也做了多样的描述。林超民教授在《唐
代云南的汉文化》一文中指出：“南诏文化是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富于民族色彩的地方文化；南诏文化的发展又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南诏文化是在汉文化与土著民族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发展起来的。在研究唐代云南文化时，我们自然而然地着眼于其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同时也应注意到汉文化对云南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脱离汉文化孤
[3]立地谈云南地方民族文化，要把握云南文化的本质与特点是不可能的。”禺弛先生则更为
直接地指明，南诏文化是一种仿唐文化，有着极为明显的仿唐特征。“仿唐性，如果说具体一点，那就是南诏时期，生活在这个区域内的各族人民在接受唐文化影响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趋同意识，即向优势文化靠拢的强烈愿望。从实质上看，这种仿唐和趋同是一种积极进
[4]取的表现，是一种能动的表现。”无论是仿唐也好，“本唐风化”也罢，他们都在说着同
一个主题，就是南诏文化中有唐代汉文化的特质，南诏文化中渗透着大量汉文化的因素，南诏文化在冲突中走向了融合，在趋同中得到了升华。汉文化的要素在南诏文化中有多层次的表现；南诏政权中六个清平官、大将军以及六曹的设立；二牛三夫的耕种方式；所通用的汉语汉字；南诏蒙氏代代相因的家学传统和乌白蛮贵族子弟的就学成都；所演奏的“南诏奉圣乐”；剑川石宝山的石窟造像；《南诏图传》中房屋建筑的“曲廊”式样，男女服饰中的矮圆领、缺胯衫到对各种文化的兼收并蓄等方面都具有盛唐汉文化的色彩。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南诏政权是由乌蛮、白蛮贵族联合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乌蛮、白蛮、施蛮、顺蛮等诸蛮是南诏文化的创造主体。民族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南诏诸民族对各自的民族和文化保有强烈的认同意识，因而在南诏文化中不可避免地保有许多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如语言上白蛮语与汉语相近，只是四声讹重，有的名物称呼不同。如诗文中曾出现的“震旦”、“元昶”等词，而其他的乌蛮、施蛮、顺蛮等其语言与汉语的差异就更大了。姓名称谓上，诸蛮以父子连名，或无名字，“以长幼次第呼之”，丧俗上无墓葬，兴火葬，宗教上崇信巫鬼，服饰上跣足，“虽清平官、大将军亦不以为耻”，而有的部族还“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正如文化学家们所认为的“在融合期两种文化，两种认同相对峙，天平的砝码略有不平，一
[5]种文化就可能融入另一种文化中”。而在南诏文化中所出现的这些现象说明，在南诏文化
中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竞相交辉的特征是非常清晰的，两种文化在南诏文化中可谓平分秋色，使南诏文化具有鲜活的两面性，南诏文化中的多层面特征也显示出南诏文化丰富而深厚的内涵，成为云南文化史中散发着淳朴乡土气息而又极富魅力的一章。
在大理统治云南的300年中，大理文化对汉文化的汲取显得更为深沉，对儒家哲学的接受更为大胆与迫切，伴随着“儒释”或“释儒”现象的产生，汉文化与大理土著文化的交融走得更深、更远，以致本是以白族文化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大理文化，带上了重重的汉文化色彩。元初，郭松年的《大理行记》对大理文化作出一番概括：“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及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如果说南诏文化中土著文化与汉文化是平分秋色的话，那么300年之后，在白族化的大理文化中，天平的砝码似乎已开始偏向汉文化一边，白族文化中的汉文化因子表现得更为突出。应当说这一时期的白族文化其实就是在吸取了大量汉文化要素，以汉文化为基础又还保留着一些本民族文化的一种地方民族文化，而且随着白族在大理地方割据政权中主体民族地位的确定，在政治经济中主导作用的树立和云南各民族中白族化倾向的日益显露，这种已具有明显汉文化特征的白族文化，在很长时期内一直代表着滇云各民族文化的最高水平，它汉白相杂的语言文字、重儒崇释的宗教信仰和日趋汉化的民风习俗以及审美情趣的价值取向，成为滇云地方文化的主导，对滇云各民族产生深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大理地区甚至持续到元代末期，及至明初。
回顾汉唐间汉文化在滇云走过的历程，它带着一种与滇云土著文化相异的文化意趣，凭着它先进的农耕技术，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和优秀文化的特质，散发出魅力，充满着感召力，一步一步地走进滇云，牢牢地在滇云之域扎下根来。这是一段滇云文化五色交辉的发展历史，也是一段充满着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历史，与其说是汉文化为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偶然地选择了滇云，还不如说是滇云义无反顾地必然地选择了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