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黄文政
2014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全面放开单独两孩政策会带来不利因素》的文章。从标题来看，文章是要批评“单独两孩”政策，但实际谈论的却是“全面放开两孩”政策的所谓不利因素，所以整篇文章是文不对题。抛开这种标题上的低级错误不谈，文章内容更是逻辑混乱、漏洞百出，不仅严重误判中国人口形势，更是在人口观念上刻意误导读者。
文章称：“实行科学的生育政策，采取措施影响生育率，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这种说法掩盖了自愿与强制的区别，也混淆了影响生育率的方向性不同。不错，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采取措施影响生育率，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采取强制的行政措施来干预生育；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生育政策都是在家庭自愿的基础上实施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处于世界最低之列，更是远远低于维持人口正常繁衍的更替水平。世界其他国家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时都在鼓励生育，而中国在如此低的生育率下依然用强制手段来限制生育。
文章称：“我国人口最突出的特点是基数大、增长快。”这种说法是在混淆视听。虽然人口基数大，但我国地域辽阔。根据联合国统计署的数据计算，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人口密度排第84位，仅是中等偏前的位置。也许有人会说，中国西部很多高原，人口分布不均匀。但实际上，高原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26%。即便不把高原计入中国的国土面积，中国的人口密度也小于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更是远小于荷兰、比利时、日本、韩国等。何况，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土地不适宜居住，人口分布也不均匀。比如，根据《国家地理》，人均土地面积远小于中国的日本仅有18%的土地适宜于人类居住。
至于“人口增长快”的说法从世界比较来看根本就不成立。在过去200年，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1950、1980和2013年分别是35.0%、21.8%、22.1%和19.0%，总体上在大幅下降。即便在增长的1950-1980年，增长幅度也不过0.3个百分点,这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中国的人均寿命从40岁上升到约70岁。相比之下，1980-2013年则下降了超过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是前30年上升速度的10倍。难道这能说“中国人口增长快”？而且，虽然中国人口现在占世界的19.0%，但中国每年出生的新生儿仅占世界12.0%。
文章称：“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基本国情。”事实上，由于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农业成熟，中国人口才长期居世界第一位。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虽然在近代确实落后了，但改革开放后却又快速崛起。所有这些都是在人口众多的条件发生的。如果说历史上人口多的中国可以创造辉煌，为什么现在人口多就成了问题？如果说依然人口众多的中国在经历波折后可东山再起，为什么现在还要把人口众多看成是问题？
我们不清楚文章所说的底子薄到底是何含义，更不明白这个底子薄与控制人口有何逻辑关系。如果是与历史纵向比，中国现在的经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发达，底子应该说更厚了。在计划生育实施之前，中国从未限制过生育，国运既有高峰也有低谷。怎么如今更厚的底子还是太薄，以至于要实行在原来底子更薄时都从未实行过的生育限制政策？如果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人均GDP已经处于世界中间靠前的位置，全球仅有29.6%的人口生活在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用过如此极端的手段来限制生育。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处于世界最低之列，远低于维持人口正常繁衍的替代水平，世界上更是没有一个国家在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之后还继续限制生育。怎么这个已经处于世界中等甚至偏上水平的底子还是太薄，以至于还要继续实行所有国家都从未施行过的如此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
确实，中国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以世界平均来衡量一国的资源是否丰富完全是误导，因为世界资源分布极不均匀，少数资源丰富国拉高世界平均值，使其失去代表性意义，导致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都要远少于世界平均。以耕地为例，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耕地少于世界平均的就有167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占世界69.2%；而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资源的分布更不均匀。实际上，在上述每项自然资源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占有量都处于世界中间甚至靠前的位置。除耕地外，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的总人口都不到世界50%，而且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并不比低于中国的国家更发达。以世界人均为标准来认定自己人口太多并限制生育完全是削己足适他履。
文章称：“据估算，如不实行计划生育，现在人口可能激增到十七八亿。”这完全是信口开河的人口恐吓。参考其他未实行生育限制背景下的国家的生育率变化来估计，如果没有1980年代以来的生育限制政策，中国人口最多比现在多一两亿，而这也正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说法。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官方对中国人口峰值的预测不断下调，但却没有给出正式解释。1996年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预测中国人口在2030年将达到16亿人的峰值。2005年6月20日，时任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表示，中国人口预计在2033年前后达到15亿人左右。而2013年12月7日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负责人表示，到2020年总人口将低于14.3亿人，峰值也将明显低于15亿人。
文章称：“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1/3左右，创造了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期，对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贡献率达1/4以上。”实际上，生育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几十年的滞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是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几无关系。根据我们最宽松的估计，严厉的生育限制使得中国人均GDP的增长在过去三十多年来最多快出一两年，但它所加剧的人口老化和未来人口的急剧衰减，却势必严重拖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人口红利的前提是生育率下降之前的高生育率，没有1960-1980年代的相对高生育率，哪来所谓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来说，高生育率是在积累能量，生育率从高到低，能量得到释放，推动经济发展。但长时间维持低生育率则是在不断地低效释放能量，更是在耗费发展的后劲；这种做法即使对过去经济增长有微弱的贡献，那也是寅吃卯粮、杀鸡取卵。
文章称：“为什么不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大量研究表明，如果现阶段就实施普遍两孩政策，短期内将引起出生人口大幅增长。据专家预测，届时全国出生人口每年将增加1000万，加上现有的每年出生人口1600万左右，出生总人口接近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这将给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带来很大压力。”这里引用了所谓“大量研究”和“专家预测”，对具体信息却含糊其辞。《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说话是要负责任的，请问是哪项研究估算、哪位专家预测“届时全国出生人口每年将增加1000万”？为何不敢说出研究项目的名称和专家的姓名？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人口政策调整一再被离谱的估算和预测所误导。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生育率仅1.22，但被大幅调高后的1.8却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根据2010年的完整的人口普查数据回推验证发现当年的生育率不到1.4，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基本吻合，但远远低于被刻意调整后的1.8。此外，“十五”和“十一五”人口规划对短短5年内的增加人口的预计竟然连续两次都超出实际50%多。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更是验证了相关机构和学者之前对放松生育限制后出生人数的预测有多么离谱。比如《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就预测，实施单独二孩后，峰值生育率也达到2.4，出生人口将达2600万；而全面放开二孩，头几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会超过4.4，每年出生4700多万人。国家卫计委官员和翟振武等人则宣称：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后，可将生育率提升到1.8；而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峰值将达到4.5左右，出生人口将达到每年4995万。北大人口所教授乔晓春则预测：单独二孩政策后，第一年新增的出生人数会在326.2万到437.5万之间，总出生人数将超过2000万。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自浙江省在2014年1月17日率先启动以来，目前除新疆和西藏外，全国其他省市区都已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截至5月31日，虽然绝大部分省市区都已经实施“单独两孩”超过2个月以上，但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只有27.16万对，已批准了24.13万对，仅占符合条件的单独夫妻数量的2.5%。按照这种趋势，再考虑到申请的夫妻未必能如期生育，全年多出生的人口最终可能不到100万，远低于之前相关机构和学者的预测。
根据我们最宽松的估算，即使在2014年全面放开生育（而不只是放开两孩），未来数年的生育率也不过2.25、2.12、2.02、1.93、1.89；年出生人口峰值也不会超过2500万人，低于199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且很快会大幅下降。在“单独两孩”政策宣布的当天，我们就曾撰写文章《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杯水车薪》, 而这一政策在过去数月的实施效果比我们当初的预料更小。
至于文章以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不足来作为生育政策不能放松的理由更是荒唐至极。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公报，1992年全国小学有71.3万所，到2013则减少至21.35万所，减幅达70%以上。大幅度的缩减不仅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城市。比如，从1995年到2012年，由于外来人口涌入，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从1070万增长到2069万,而北京小学数量却从2867所锐减到1081所。
在过去孩子数量减少甚至稳定的时候，可以大幅度地缩减学校的数量来压缩教育资源，未来放开后的短暂反弹怎么就不能应对了？即便按文章中对“放开两孩”效应的夸张估算，出生人口数量也大大低于1990年代初的水平，反弹幅度也不比当年更高。而且，在世界几乎所有的低生育率国家，婴儿潮都被当成社会的福祉，在中国怎么就成了洪水猛兽？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们认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应该体现在每年出生人口基本稳定，这样才可以保证公共资源的需求和未来就业规模相对稳定，不会大起大落。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每年出生人口为1600万左右，大致上维持稳定。但这是因为中国目前处于理论上的生育高峰期，也就是说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数较多。这背后的原因是60后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代人，当前他们的孩子正处于生育旺盛年龄。但即使如此，实际上出生人口没有明显增加，说明中国的生育率在不断走低。更关键的是，从2014至2024年这10年间，23至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将从7387万降至4116万。这意味着10年后即使生育率保持不变，出生人数也将萎缩接近一半。
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是1.18，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则分别是1.04和1.26。即便假设生育率被低估10%，那2012年的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而这年还是生育意愿相对较高的龙年。在2.2的更替水平下，1.4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36%，这还没有考虑未来十年生育旺盛期女性减少近半的效应。这种人口趋势显然不符合“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为了维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政策繁衍，应该全面放开生育并在补偿反弹过后开始鼓励生育。根据中国的生育意愿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各地的经验来看，提升生育率是一项长期的极其艰巨的任务，这将是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超过20年，不要说只放开两孩，就是全面放开乃至鼓励生育也难以避免未来出生人口的进一步萎缩。我们曾在之前的系列文章中指出，这种人口趋势将严重威胁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形势，也违背习近平总书记表述的人口是巨大力量的理念。我们认为，无论《人民日报》还是其他媒体、专家，在论述人口问题时都应该表现出更为认真负责的态度，不能将一些妄加猜测、缺乏根据的数据当成论据，更不能将个别部门的私利置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刻意误导公众和决策层，以拖延人口政策的改革。对于这个问题信口开河，将给中华民族带来难以估量且无法逆转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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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两本书：《中国人太多了吗？》、《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梁建章、黄文政
2014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全面放开单独两孩政策会带来不利因素》的文章。从标题来看，文章是要批评“单独两孩”政策，但实际谈论的却是“全面放开两孩”政策的所谓不利因素，所以整篇文章是文不对题。抛开这种标题上的低级错误不谈，文章内容更是逻辑混乱、漏洞百出，不仅严重误判中国人口形势，更是在人口观念上刻意误导读者。
文章称：“实行科学的生育政策，采取措施影响生育率，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这种说法掩盖了自愿与强制的区别，也混淆了影响生育率的方向性不同。不错，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采取措施影响生育率，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采取强制的行政措施来干预生育；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生育政策都是在家庭自愿的基础上实施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处于世界最低之列，更是远远低于维持人口正常繁衍的更替水平。世界其他国家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时都在鼓励生育，而中国在如此低的生育率下依然用强制手段来限制生育。
文章称：“我国人口最突出的特点是基数大、增长快。”这种说法是在混淆视听。虽然人口基数大，但我国地域辽阔。根据联合国统计署的数据计算，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人口密度排第84位，仅是中等偏前的位置。也许有人会说，中国西部很多高原，人口分布不均匀。但实际上，高原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26%。即便不把高原计入中国的国土面积，中国的人口密度也小于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更是远小于荷兰、比利时、日本、韩国等。何况，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土地不适宜居住，人口分布也不均匀。比如，根据《国家地理》，人均土地面积远小于中国的日本仅有18%的土地适宜于人类居住。
至于“人口增长快”的说法从世界比较来看根本就不成立。在过去200年，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1950、1980和2013年分别是35.0%、21.8%、22.1%和19.0%，总体上在大幅下降。即便在增长的1950-1980年，增长幅度也不过0.3个百分点,这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中国的人均寿命从40岁上升到约70岁。相比之下，1980-2013年则下降了超过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是前30年上升速度的10倍。难道这能说“中国人口增长快”？而且，虽然中国人口现在占世界的19.0%，但中国每年出生的新生儿仅占世界12.0%。
文章称：“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基本国情。”事实上，由于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农业成熟，中国人口才长期居世界第一位。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虽然在近代确实落后了，但改革开放后却又快速崛起。所有这些都是在人口众多的条件发生的。如果说历史上人口多的中国可以创造辉煌，为什么现在人口多就成了问题？如果说依然人口众多的中国在经历波折后可东山再起，为什么现在还要把人口众多看成是问题？
我们不清楚文章所说的底子薄到底是何含义，更不明白这个底子薄与控制人口有何逻辑关系。如果是与历史纵向比，中国现在的经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发达，底子应该说更厚了。在计划生育实施之前，中国从未限制过生育，国运既有高峰也有低谷。怎么如今更厚的底子还是太薄，以至于要实行在原来底子更薄时都从未实行过的生育限制政策？如果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人均GDP已经处于世界中间靠前的位置，全球仅有29.6%的人口生活在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用过如此极端的手段来限制生育。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处于世界最低之列，远低于维持人口正常繁衍的替代水平，世界上更是没有一个国家在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之后还继续限制生育。怎么这个已经处于世界中等甚至偏上水平的底子还是太薄，以至于还要继续实行所有国家都从未施行过的如此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
确实，中国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以世界平均来衡量一国的资源是否丰富完全是误导，因为世界资源分布极不均匀，少数资源丰富国拉高世界平均值，使其失去代表性意义，导致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都要远少于世界平均。以耕地为例，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耕地少于世界平均的就有167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占世界69.2%；而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资源的分布更不均匀。实际上，在上述每项自然资源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占有量都处于世界中间甚至靠前的位置。除耕地外，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的总人口都不到世界50%，而且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并不比低于中国的国家更发达。以世界人均为标准来认定自己人口太多并限制生育完全是削己足适他履。
文章称：“据估算，如不实行计划生育，现在人口可能激增到十七八亿。”这完全是信口开河的人口恐吓。参考其他未实行生育限制背景下的国家的生育率变化来估计，如果没有1980年代以来的生育限制政策，中国人口最多比现在多一两亿，而这也正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说法。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官方对中国人口峰值的预测不断下调，但却没有给出正式解释。1996年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预测中国人口在2030年将达到16亿人的峰值。2005年6月20日，时任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表示，中国人口预计在2033年前后达到15亿人左右。而2013年12月7日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负责人表示，到2020年总人口将低于14.3亿人，峰值也将明显低于15亿人。
文章称：“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1/3左右，创造了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期，对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贡献率达1/4以上。”实际上，生育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几十年的滞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是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几无关系。根据我们最宽松的估计，严厉的生育限制使得中国人均GDP的增长在过去三十多年来最多快出一两年，但它所加剧的人口老化和未来人口的急剧衰减，却势必严重拖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人口红利的前提是生育率下降之前的高生育率，没有1960-1980年代的相对高生育率，哪来所谓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来说，高生育率是在积累能量，生育率从高到低，能量得到释放，推动经济发展。但长时间维持低生育率则是在不断地低效释放能量，更是在耗费发展的后劲；这种做法即使对过去经济增长有微弱的贡献，那也是寅吃卯粮、杀鸡取卵。
文章称：“为什么不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大量研究表明，如果现阶段就实施普遍两孩政策，短期内将引起出生人口大幅增长。据专家预测，届时全国出生人口每年将增加1000万，加上现有的每年出生人口1600万左右，出生总人口接近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这将给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带来很大压力。”这里引用了所谓“大量研究”和“专家预测”，对具体信息却含糊其辞。《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说话是要负责任的，请问是哪项研究估算、哪位专家预测“届时全国出生人口每年将增加1000万”？为何不敢说出研究项目的名称和专家的姓名？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人口政策调整一再被离谱的估算和预测所误导。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生育率仅1.22，但被大幅调高后的1.8却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根据2010年的完整的人口普查数据回推验证发现当年的生育率不到1.4，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基本吻合，但远远低于被刻意调整后的1.8。此外，“十五”和“十一五”人口规划对短短5年内的增加人口的预计竟然连续两次都超出实际50%多。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更是验证了相关机构和学者之前对放松生育限制后出生人数的预测有多么离谱。比如《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就预测，实施单独二孩后，峰值生育率也达到2.4，出生人口将达2600万；而全面放开二孩，头几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会超过4.4，每年出生4700多万人。国家卫计委官员和翟振武等人则宣称：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后，可将生育率提升到1.8；而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峰值将达到4.5左右，出生人口将达到每年4995万。北大人口所教授乔晓春则预测：单独二孩政策后，第一年新增的出生人数会在326.2万到437.5万之间，总出生人数将超过2000万。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自浙江省在2014年1月17日率先启动以来，目前除新疆和西藏外，全国其他省市区都已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截至5月31日，虽然绝大部分省市区都已经实施“单独两孩”超过2个月以上，但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只有27.16万对，已批准了24.13万对，仅占符合条件的单独夫妻数量的2.5%。按照这种趋势，再考虑到申请的夫妻未必能如期生育，全年多出生的人口最终可能不到100万，远低于之前相关机构和学者的预测。
根据我们最宽松的估算，即使在2014年全面放开生育（而不只是放开两孩），未来数年的生育率也不过2.25、2.12、2.02、1.93、1.89；年出生人口峰值也不会超过2500万人，低于199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且很快会大幅下降。在“单独两孩”政策宣布的当天，我们就曾撰写文章《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杯水车薪》, 而这一政策在过去数月的实施效果比我们当初的预料更小。
至于文章以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不足来作为生育政策不能放松的理由更是荒唐至极。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公报，1992年全国小学有71.3万所，到2013则减少至21.35万所，减幅达70%以上。大幅度的缩减不仅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城市。比如，从1995年到2012年，由于外来人口涌入，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从1070万增长到2069万,而北京小学数量却从2867所锐减到1081所。
在过去孩子数量减少甚至稳定的时候，可以大幅度地缩减学校的数量来压缩教育资源，未来放开后的短暂反弹怎么就不能应对了？即便按文章中对“放开两孩”效应的夸张估算，出生人口数量也大大低于1990年代初的水平，反弹幅度也不比当年更高。而且，在世界几乎所有的低生育率国家，婴儿潮都被当成社会的福祉，在中国怎么就成了洪水猛兽？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们认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应该体现在每年出生人口基本稳定，这样才可以保证公共资源的需求和未来就业规模相对稳定，不会大起大落。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每年出生人口为1600万左右，大致上维持稳定。但这是因为中国目前处于理论上的生育高峰期，也就是说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数较多。这背后的原因是60后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代人，当前他们的孩子正处于生育旺盛年龄。但即使如此，实际上出生人口没有明显增加，说明中国的生育率在不断走低。更关键的是，从2014至2024年这10年间，23至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将从7387万降至4116万。这意味着10年后即使生育率保持不变，出生人数也将萎缩接近一半。
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是1.18，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则分别是1.04和1.26。即便假设生育率被低估10%，那2012年的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而这年还是生育意愿相对较高的龙年。在2.2的更替水平下，1.4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36%，这还没有考虑未来十年生育旺盛期女性减少近半的效应。这种人口趋势显然不符合“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为了维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政策繁衍，应该全面放开生育并在补偿反弹过后开始鼓励生育。根据中国的生育意愿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各地的经验来看，提升生育率是一项长期的极其艰巨的任务，这将是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超过20年，不要说只放开两孩，就是全面放开乃至鼓励生育也难以避免未来出生人口的进一步萎缩。我们曾在之前的系列文章中指出，这种人口趋势将严重威胁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形势，也违背习近平总书记表述的人口是巨大力量的理念。我们认为，无论《人民日报》还是其他媒体、专家，在论述人口问题时都应该表现出更为认真负责的态度，不能将一些妄加猜测、缺乏根据的数据当成论据，更不能将个别部门的私利置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刻意误导公众和决策层，以拖延人口政策的改革。对于这个问题信口开河，将给中华民族带来难以估量且无法逆转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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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两本书：《中国人太多了吗？》、《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