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齐抓共管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对话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教授王太元
社会治安，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全感，一头连着改革发展的大局。治安状况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目标任务、运行机制、工作格局等方面对社会治安防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意见》有哪些亮点？如何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怎样把《意见》的要求落到实处？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教授王太元。 改变公安机关唱独角戏的局面
记者：你认为，这次发布的《意见》与以往有何不同？
王太元：《意见》的目标设置要比以前类似文件扩大不少。《意见》明确，要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从体制机制上看，在国家治理各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实现总目标应有相应的体制机制变化，而中办、国办印发此《意见》就是一个体制的变化，改变了过去单由一部门发布的情形，真正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记者：《意见》要求，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王太元：众所周知，2000年以前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由中央政法委指定，公安部主导，主要要求形成“几个网”“几个拳头”“几个体系”，其实人力、物力、财力都限于公安机关可调动的范围，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也就是公安机关那一套，谈不上多大的体制、机制变化。然而，如果将这次《意见》中的
各项工作一一分解的话，公安机关主导时期的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差不多只有今后需要做的工作的三分之一。《意见》更多规范的是公安之外的哪些方面、哪些层次、哪些领域应该怎么做，而不单是公安机关要做什么。
《意见》分为六个部分、二十一条，需要公安机关做好的工作，主要体现在第二部分，即“加强社会治安防控网建设”，其他的很多工作，都是原来没有提及或者没有重点强调的，也不是对公安机关的要求，而是对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这就是《意见》的体制机制创新的部分。
也就是说，今后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必须是在党委领导、政府统筹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过程，而不能是公安包打天下或者唱独角戏的局面。正因为如此，《意见》明确的目标任务是“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格局”，这是基本体制。各部门齐抓共管，就需要各部门将自己领域内影响治安的相关问题解决好，全面实行主管责任制，“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做好自己的事”“谁主管、谁负责；谁容留、谁负责；谁雇佣、谁负责；谁接纳、谁负责”。 信息化对维护公共安全有重要意义
记者：我注意到《意见》非常强调信息技术的应用，提出要以信息化为引领。对这些要求你怎么看？
王太元：《意见》的“加强信息网络防控网建设”“加强信息资源互通共享和深度应用”“加快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等条目，都直接、全面规范了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信息化工作。我想强调的不是这些大家习惯上都比较重视的工作，而是其他一些新内容。
例如，《意见》提出，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统一共享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这个内容，与去年国务院的户籍制度改革相关文件的提法高度一致，但这里是从治安防控的角度去提出和强调的。
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媒体曝光了一系列“证明我妈是我妈”的问题。其实，在一个充满活力与自由的社会里推行法治，各种证明的需要不会也不该减少，反而必然会不断增多。问题的核心实质是，不应该由我自己去找这些“奇葩”证明，而应该从管理这些事务的相关部门的数据库自然提供。例如，一个人出生后有医学出生证明，再有公安机关的出生登记。既然有了这两个证明，无论是打拐还是出入境管理，都应该是由相关政府部门以内部信息共享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向“我”这个普通公民要各种证明。现在的问题是，公民的各种基础信息由各个部门管理后，往往是各自封存在自己的数据库内，而不能让全社会统一共享。每个职能部门都向公民要证明，但又都说自己无责任出具这些证明，长此以往，自然就形成很多的“奇葩”证明。
根据《意见》，国家行政管理涉及的公民基本信息，凡是本部门收集到而其他部门还要用到的信息，各部门在收集信息的同时就应上报给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存储备用，以后就不需要公民个人到处去找各部门索要原始凭证或者专门开具相关证明。
记者：《意见》还提出，探索建立公民所有信息一卡通制度，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出门办事只需带一张卡，就能“走遍天下”？
王太元：探索建立公民所有信息一卡通制度，意味着所有信息都将存储在一张卡内，公民出门办事需要各种证明，只需提供这一张卡，相关部门自行核实即
可，不再需要公众到四面八方去开证明。公民身份号码、居住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集成、合成为一体，只需上网一比对就能发现真实与否、准确与否。这样一来，再使用假身份证就行不通了，再编造假信息也不大可能了。随着一卡通制度的推行，各种造假证的人，一定就会没有了市场。
公众的生产生活、社会服务等方面实现信息化后，各个组织、个人的各种活动都将在信息系统中留下真实的烙印，违法犯罪的空间被大大压缩，这对维护公共安全无疑有重要意义。因此我认为，各部门、各单位都应配合《意见》的全面实施，真正将这些内容落到实处。
基础建设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前提与保障
记者：《意见》要求“以基础建设为支撑”。什么是治安防控的基础？
王太元：以基础建设为支撑，意味着不允许存在治安管理的“三不管”地带，我们要加强各方面、各层级的社会治安防控网建设，包括加强巡逻、动态控制、防护控制、重要场所的管理和安全检查等。此外，还要加强重点行业治安防控网建设，加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治安防控网建设，核心内容是乡村社区这些基层组织如何搞好社会治安。《意见》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国各县（市、区、旗）的中心城区网格化管理全覆盖，整合各种资源力量等，实现县、乡镇、村三级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全覆盖。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每一个乡镇、社区、企业、学校、厂矿等，其监管是否到位，人员是否管理好，事关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成败得失，不能不抓紧、抓好。
落实《意见》的要求，我认为平时应该多下功夫。要在日常工作中做到信息掌握到位、矛盾化解到位、治安防控到位、便民服务到位，完善和强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层基础。这样，一旦有违法犯罪、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发生，这些普遍建立又运转良好的社会基层基础组织，就是科学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前提与保障。
建设齐抓共管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对话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教授王太元
社会治安，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全感，一头连着改革发展的大局。治安状况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目标任务、运行机制、工作格局等方面对社会治安防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意见》有哪些亮点？如何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怎样把《意见》的要求落到实处？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教授王太元。 改变公安机关唱独角戏的局面
记者：你认为，这次发布的《意见》与以往有何不同？
王太元：《意见》的目标设置要比以前类似文件扩大不少。《意见》明确，要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从体制机制上看，在国家治理各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实现总目标应有相应的体制机制变化，而中办、国办印发此《意见》就是一个体制的变化，改变了过去单由一部门发布的情形，真正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记者：《意见》要求，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王太元：众所周知，2000年以前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由中央政法委指定，公安部主导，主要要求形成“几个网”“几个拳头”“几个体系”，其实人力、物力、财力都限于公安机关可调动的范围，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也就是公安机关那一套，谈不上多大的体制、机制变化。然而，如果将这次《意见》中的
各项工作一一分解的话，公安机关主导时期的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差不多只有今后需要做的工作的三分之一。《意见》更多规范的是公安之外的哪些方面、哪些层次、哪些领域应该怎么做，而不单是公安机关要做什么。
《意见》分为六个部分、二十一条，需要公安机关做好的工作，主要体现在第二部分，即“加强社会治安防控网建设”，其他的很多工作，都是原来没有提及或者没有重点强调的，也不是对公安机关的要求，而是对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这就是《意见》的体制机制创新的部分。
也就是说，今后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必须是在党委领导、政府统筹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过程，而不能是公安包打天下或者唱独角戏的局面。正因为如此，《意见》明确的目标任务是“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格局”，这是基本体制。各部门齐抓共管，就需要各部门将自己领域内影响治安的相关问题解决好，全面实行主管责任制，“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做好自己的事”“谁主管、谁负责；谁容留、谁负责；谁雇佣、谁负责；谁接纳、谁负责”。 信息化对维护公共安全有重要意义
记者：我注意到《意见》非常强调信息技术的应用，提出要以信息化为引领。对这些要求你怎么看？
王太元：《意见》的“加强信息网络防控网建设”“加强信息资源互通共享和深度应用”“加快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等条目，都直接、全面规范了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信息化工作。我想强调的不是这些大家习惯上都比较重视的工作，而是其他一些新内容。
例如，《意见》提出，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统一共享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这个内容，与去年国务院的户籍制度改革相关文件的提法高度一致，但这里是从治安防控的角度去提出和强调的。
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媒体曝光了一系列“证明我妈是我妈”的问题。其实，在一个充满活力与自由的社会里推行法治，各种证明的需要不会也不该减少，反而必然会不断增多。问题的核心实质是，不应该由我自己去找这些“奇葩”证明，而应该从管理这些事务的相关部门的数据库自然提供。例如，一个人出生后有医学出生证明，再有公安机关的出生登记。既然有了这两个证明，无论是打拐还是出入境管理，都应该是由相关政府部门以内部信息共享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向“我”这个普通公民要各种证明。现在的问题是，公民的各种基础信息由各个部门管理后，往往是各自封存在自己的数据库内，而不能让全社会统一共享。每个职能部门都向公民要证明，但又都说自己无责任出具这些证明，长此以往，自然就形成很多的“奇葩”证明。
根据《意见》，国家行政管理涉及的公民基本信息，凡是本部门收集到而其他部门还要用到的信息，各部门在收集信息的同时就应上报给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存储备用，以后就不需要公民个人到处去找各部门索要原始凭证或者专门开具相关证明。
记者：《意见》还提出，探索建立公民所有信息一卡通制度，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出门办事只需带一张卡，就能“走遍天下”？
王太元：探索建立公民所有信息一卡通制度，意味着所有信息都将存储在一张卡内，公民出门办事需要各种证明，只需提供这一张卡，相关部门自行核实即
可，不再需要公众到四面八方去开证明。公民身份号码、居住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集成、合成为一体，只需上网一比对就能发现真实与否、准确与否。这样一来，再使用假身份证就行不通了，再编造假信息也不大可能了。随着一卡通制度的推行，各种造假证的人，一定就会没有了市场。
公众的生产生活、社会服务等方面实现信息化后，各个组织、个人的各种活动都将在信息系统中留下真实的烙印，违法犯罪的空间被大大压缩，这对维护公共安全无疑有重要意义。因此我认为，各部门、各单位都应配合《意见》的全面实施，真正将这些内容落到实处。
基础建设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前提与保障
记者：《意见》要求“以基础建设为支撑”。什么是治安防控的基础？
王太元：以基础建设为支撑，意味着不允许存在治安管理的“三不管”地带，我们要加强各方面、各层级的社会治安防控网建设，包括加强巡逻、动态控制、防护控制、重要场所的管理和安全检查等。此外，还要加强重点行业治安防控网建设，加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治安防控网建设，核心内容是乡村社区这些基层组织如何搞好社会治安。《意见》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国各县（市、区、旗）的中心城区网格化管理全覆盖，整合各种资源力量等，实现县、乡镇、村三级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全覆盖。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每一个乡镇、社区、企业、学校、厂矿等，其监管是否到位，人员是否管理好，事关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成败得失，不能不抓紧、抓好。
落实《意见》的要求，我认为平时应该多下功夫。要在日常工作中做到信息掌握到位、矛盾化解到位、治安防控到位、便民服务到位，完善和强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层基础。这样，一旦有违法犯罪、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发生，这些普遍建立又运转良好的社会基层基础组织，就是科学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前提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