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阅读材料·新闻时评（一）
其一：“人人自危”不是规避道德义务的借口
9月3日上午，武汉市一位88岁的老人在菜场口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小时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9月4日《成都晚报》）
一群人看着老人死在自己面前，无人伸手，人人自危。最动听的理由是，“彭宇案”后好人心死，复活不易；二是屡见不鲜的好心无好报，更灭了众生心中那一点善念——譬如9月4日《扬子晚报》消息说，江苏镇江六旬老人杨老先生晨练时帮扶醉酒男子，不想男子误以为杨老先生要偷自己东西，随即与他人一起将老人暴打至重伤，生命垂危。帮人、救人，似乎已经不单单是物质风险这么简单的事情，似乎无以复加的道德成本正在戕害社会道德行为。
事实上，所谓道德滑坡只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必经阶段，是打破旧道德体系、从而重塑道德的过程。经济社会不够发达的时候，是不存在救不救老人的问题的，因为都是乡里乡亲、左邻右舍，熟人之间的外部关系约束每个个体、不可能不讲道德，因为任何不道德行为都会被批评、被揭发，道德的它律说白了就是“大家都认识你”；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际流动的增强，陌生人社会则很少有道德的外部约束，大家对面不相识，即便见死不救，没人认识你、批判你，道德行为完全依赖自律，所谓“人心不古”，此为原因之一。
那么，人人自危的逻辑成立吗？对于本来就不准备帮助别人的人来说，“自危”不过是标榜自己道德优秀的“皇帝的新衣”，因为即便道德行为不存在被讹诈、被误解的风险，它也一样不会产生道德行为；对于心存善意、乐于助人的人来说，“自危”是一种可以忽略的成本，因为任何道德行为都要支付成本，比如扶老人过马路可能遇到交通事故、比如跳水救人可能有溺水的风险、甚至报警或打个120都可能改变人生的轨迹„„但恻隐之心大过了风险考量，因此你还是要伸出一双手，扶危济困；对于犹豫不决、想做好人又担心好人难做的人来说，“自危”之下，起码还有次优选择，比如拍照录像、自证清白，或者找三两路人、以示见证——总之，眼睁睁看着老人惨死街头，很难以“人人自危”的理由搪塞而过。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们吁求道德，却又用所谓“人人自危”的盔甲卸去自己在道德行为上的义务；我们渴望道德，却又在实践道德行为前放大了若干极端的风险成本——其实，最安全的道德就是“无道德”，见死不救、见危不扶，人人都可能毙命于马路、横尸在街头——这样的道德现实，果真是我们所欲所求？ （江苏 邓海建）
其二：查奥数班反被驱赶证明利益链不斩不行
西安市7部门联合检查奥数班时遭遇尴尬，60多名小学生齐声将检查人员往门外轰赶。 为什么赶检查人员？一名学生答道：“我不喜欢，但我们都想上好学校。”让人心酸。他们不是对奥数情有独钟，是逼不得已才钻进了名校与奥数培训班共同设的套。
虽然很多地方已经取消了奥数加分政策，但孩子想要进名校，仍要过奥数这一关。因为很多名校的入学试题中都有奥数题，没学过奥数的根本无法通过考试。想进名校，就必须报名参加奥数班的培训。这也是家长和学生不愿意上奥数班受罪，却不得不咬牙交钱参加培训的原因。有关部门取缔奥数班的行动等于断了这些学生进名校的路，学生和家长能不反感吗？
名校之所以热衷于奥数，除了可以借此抬高入学门槛，显示自己高质量外，还因为很多名校都与奥数培训班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另外，教育部门的一些官员都能从奥数班拿
到这样那样的好处。因此，深受公众痛恨的奥数班才能在有关部门的一次次禁令下顽强的生存下来。
要让奥数不再“绑架”学生与家长，光取缔奥数班没用，必须同时对名校下手，禁止其在入学考试中再出远远超出小学数学课难度的奥数题，让小学生不用上奥数班也能考上名校。对取缔奥数班不力的教育官员必须严厉问责，才能真正斩断奥数班背后的利益链。
（江苏 杨国栋）
其三：给父母洗脚，是愚教不是愚孝
曾经亮相央视《百家讲坛》的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近日做客南国书香节佛山分会场。谈及时下中小学喜欢组织学生给父母洗脚，学习感恩，她表示反对，称“小学生给父母洗脚，不就是把我们推倒的东西又捡起来了吗？这种愚孝，已经在鲁迅时代被推翻，为何现在还要去捡起来呢？孝道本身是什么？洗脚就是尽孝吗？我不这样认为。”（8月21日《广州日报》）
说实话，对眼下一些学校蜂拥出现的洗脚感恩教育，我也很反感。孝道原本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情感，教育形式一旦简单化、平面化，就不仅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还容易成为舆论的笑点。现在，这种呆板的模仿，惹来高校教授的痛批。可冠之以“愚孝”的帽子，似乎又言过其实了点。
父母年纪大了，弯腰不方便，子女打来热水代为洗脚，又或者父母在外劳累了一天，子女打来热水让他们泡脚解解乏，这其实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亲情流露。如果硬要说这是愚孝，那不如说看着父母拖着蹒跚的步伐自己打水，然后艰难地弯腰洗脚，又或者对劳累一天归来的父母没有任何行动上的抚慰，更是一种不孝。
蒙曼更该知道，鲁迅那个时代批“愚孝”，是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的。那时的鲁迅，为了反对僵死的封建礼教传统，可以将一些孝道的具体表现形式，诸如《二十四孝》里提到的那些，作为批判的对象，进而推翻“孝治天下”的封建文化。但如今的时代，这样的背景已不复存在，倒是家庭关系的松散和亲情的淡漠，越来越成为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继续以鲁迅反愚孝来反对洗脚，其实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不仅错误理解了孝，更错误理解了鲁迅。实际上，鲁迅自己就是个孝子，尤其是生活上，对母亲的照料相当细心。
包括孝道、感恩教育在内的国学教育，如今确实相当流行，但由于未能深刻理解传统文化，中小学开展这类教育也确实一直浮于表面。但批评这种教育形式是一方面，探讨我们是否需要传统文化里的那些精华则是另一方面，而不能因为教育形式的刻板，则连一些我们应该继承和学习的东西也一并摒弃。这不是一个学术研究者应有的态度，倒像是为了迎合某些世俗口味而故作犀利之举。
回到洗脚和孝道这件事上来，洗脚和孝道应该提倡的对等的尊重，从来就不是矛盾的，应该被批判的是把洗脚当感恩教育唯一形式的僵化的教育思想，而不是为父母洗脚本身。而就像鲁迅知道他那个时代需要什么，该抛弃什么一样，现在的学者也该知道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应该抛弃什么。别在浮躁的观点传播和浅阅读中，放弃了对前人思想内涵的探索，更放弃了对时代内在的思考和自身内涵的追求。 （湖北 丁寅）
其四：“烧钱”的暑假谁最“伤不起”
暑假之际，家长纷纷给孩子补知识、补见识、补特长、补体格。而这些“补”都表现在了
人民币数额的不断增加上。孩子暑假比上学还烧钱，当家长的个个直喊“伤不起”！在9月开学来临时，不少家长晒出账本，孩子的暑假消费开支大多上万元，最多花了4万余元。家长都盼望快点开学，结束这烧钱的暑假。（8月21日重庆晚报）
与“每周一歌”一样，放暑假的惯例早已约定俗成。不仅中国放，外国也放。美国从6月中旬开始放暑假，学生可以享受2-3个月的假期，我们满打满算大约才两个月放假时间。不同的是，美国人比咱们有钱，可人家既没有晒暑假账的“爱好”，更没有暑假“烧钱”的痛感。同为暑假，差距咋就那么大哩！
“烧钱”的暑假谁最“伤不起”？表面看，无疑学生家长莫属。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够高。尤其是“姜你军”、“豆你玩”横行，工资却原地“踏步”，多数家长挣钱不易。按说，暑假应该是家长喘口气的时候，毕竟孩子休闲在家花钱有底。不曾想，如意算盘居然打错了，暑假消费开支大多上万元，最多花了4万余元。多少家庭会“无所谓”？多少家长“不受伤”？
其实，“烧钱”的暑假谁最“伤不起”？恰恰不是学生家长，而是学生自己。一来，家长有求必应百依百顺，极大导致了孩子高消费理念的膨胀。二来，暑假本是孩子休整、发展个性的大好时机，获得放松、快乐和休息的“季节”。可家长不管三七二十一，纷纷给孩子补知识、补见识、补特长、补体格。暑假，俨然成了“第三学期”，而过度的“进补”孩子能不得“肥胖症”、“厌食症”吗？
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暑假，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段宝贵的幸福时光，更是一段难得的心理缓冲和释放过程，而不是单纯的一场“烧钱”嘉年华；作为家长，只要为孩子度过一个健康、安全、文明、愉快和有意义的暑假则足矣，不必事事钱上前，更不能拼命吃河豚玩“烧钱”游戏。现实一点，理智一点，节省一点，无论有钱没钱，“烧钱”的暑假谁也“伤不起”！ (江苏 陈文祥）
其五：设“县长特别奖”的县长该回家卖红薯
河北省盐山县设立了一个名为“县长特别奖”的奖项，获得这个奖项的必须是“为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在下一年度为这些单位相关负责人或个人的一位子女在事业单位安排工作（8月28日《北京晨报》）。
盐山县的“县长特别奖”，不仅奖项怪异，奖品更怪异，居然是安排获奖者子女到事业单位工作。原本需要公开招聘的事业单位岗位，在这里竟然变成了县长大人随意授予的私人奖品。而且，因为是“县长特别奖”，除了县长大人的意愿之外，当然没有任何硬性的评奖规则，可能跟谁关系好给谁，也可能谁官大给谁，更可能谁付的“拍卖款”高给谁。换言之，“县长特别奖”的全部规则就是：县长负责给官员子女安排到事业单位工作，官员负责巴结讨好县长，全心全意为县长服务。
看一下盐山县2010年“县长特别奖”的获奖者：获奖单位是县公安局和县商务局，获奖个人是县国税局局长、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盐山中学教研处主任和孟店乡东帽圈村党支部书记。无一例外，全是官员，而且基本都是一把手——我们总算明白了什么叫“突出贡献”，原来官越大贡献就越突出。于是，这六家单位的高层都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县长特别奖”安排自己的子女到吃香喝辣的事业单位就业。不出几年，县里各单位主要官员的子女就业问题就能全解决了。
最近，事业单位专招官员子女的“萝卜招聘”新闻可谓比比皆是，有的专门为子女量身打造奇异的招聘条件，更多的则大搞暗箱操作走形式，为了应付上面和下面，可以说想尽了
招数，但总归还是偷偷摸摸地走后门；与之相比，盐山县就技高一筹了，只胡乱设一个奖，就光明正大地将领导子女们安排到事业单位工作，而且排排坐分果果，今年这些单位明年那些单位，今年一把手明年二把手，你好我好大家好，岂不高明哉？只是人家不屑于偷偷摸摸地走后门，略施小计就大摇大摆地走前门。
绝对的权力造就特别的奖项，私下的利益交换变成公开的集体腐败，盐山县的“县长特别奖”不仅是官员谋私安排子女就业的登峰造极之作，更是集体疯狂徇私腐败的恶劣典型。这位县长大人设下一个特别的奖项就随意封赏群官，将紧缺的公共资源尽数肥水不流外人田——如此当官只为官做主，设“县长特别奖”的县长请趁早回家卖红薯。 （湖南 舒圣祥）
其六：税收在“规定”之外还该有“伦理”
这几天“月饼税”和“婚前房产证加名税”成为热点。有评论说，这听起来就很荒唐，这是见缝插针，与民争利；税务部门则说，这是老百姓不明真相，大惊小怪——中秋节发月饼属于员工福利，早在1998年，国税局就出了一份文件，规定“从福利费和工会经费中支付给本单位职工的人人有份的补贴、补助，应当并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至于武汉市对婚前房产证加名按“赠与行为”对待，按加名方取得房产份额征收4%契税，做法也“合乎国家相关规定和法律条文”（综合近日扬子晚报、京华时报等媒体报道）。
既然能找到法律依据，人家这税似乎也就收得。而民众持有不满，除了当下整体税负较重、纳税人享受权益不足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收税不确定感”——大家不知道，到底在哪些环节“有些部门”还可以见缝插针地坐地收税；可不可以收税、按怎样的比例收，解释权又到底在谁手里。前些天南京推出“房产证加名税”，比例3%，舆论哗然；现在武汉推出比例4%，也“合法合理”：相互效仿，又能奈何？所谓“月饼税”也一样，1998年就“可以收”，但税务部门一直以来都没怎么征税，一直到了2009年经济危机背景下财政“钱紧”，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各自下发了一份文件正式开收……收，还是不收，这成了一个具有可塑性的选题，甚至“领导一个电话”，就可以给出一份答案！
既然地方税务部门拥有如此多的解释权，甚至下个文件就成为“收税权”，民众自然忧虑：地方财政可能经常缺钱，地税部门压力永远都是巨大，这种压力会不会转换成对民众的压力，成为无孔不入、甚至重复建设的“征税”？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称，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50028.43亿元，同比增长29.6%，而GDP的同比增长仅为9.6%，征税又一次跑赢了GDP，谁来遏制这种不匹配的增收游戏？
税收不能成为橡皮筋，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些“弹性”刺激着民众的神经：同样是福利纳税，那些享受了最多福利的官员们是否“被纳税”了？同样是所得税，为什么工薪阶层成了纳税主体，而大量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逃之夭夭？同样是纳税人，普通老百姓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是否享受到了公平公正的待遇？同样是纳税人，为什么在不同的地方要有完全不同的待遇？如果怎么征收、怎么使用，都充斥了不确定性。
税收，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需要严肃对待的公共事务。谁可以被授权、应该怎么确定收税范围、怎样监督使用、怎样向纳税人负责，都是一连串需要理清楚、讲明白、宣讲透明的重要命题，大家不能容忍它神神秘秘地被视为专业性机构的专业性行为——可以被选择性使用，可以被选择性解释。
重塑税收伦理，时不我待，这也是理顺民心的重要内容。刚性的税收政策，尽量让利于民，给民众一个弹性的生活空间；而不是弹性的税收条款，总是与民争利——唯有如此，纳税人的尊严与权利，才可以被充分地保障。 (陕西 毕诗成）
高三阅读材料·新闻时评（一）
其一：“人人自危”不是规避道德义务的借口
9月3日上午，武汉市一位88岁的老人在菜场口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小时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9月4日《成都晚报》）
一群人看着老人死在自己面前，无人伸手，人人自危。最动听的理由是，“彭宇案”后好人心死，复活不易；二是屡见不鲜的好心无好报，更灭了众生心中那一点善念——譬如9月4日《扬子晚报》消息说，江苏镇江六旬老人杨老先生晨练时帮扶醉酒男子，不想男子误以为杨老先生要偷自己东西，随即与他人一起将老人暴打至重伤，生命垂危。帮人、救人，似乎已经不单单是物质风险这么简单的事情，似乎无以复加的道德成本正在戕害社会道德行为。
事实上，所谓道德滑坡只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必经阶段，是打破旧道德体系、从而重塑道德的过程。经济社会不够发达的时候，是不存在救不救老人的问题的，因为都是乡里乡亲、左邻右舍，熟人之间的外部关系约束每个个体、不可能不讲道德，因为任何不道德行为都会被批评、被揭发，道德的它律说白了就是“大家都认识你”；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际流动的增强，陌生人社会则很少有道德的外部约束，大家对面不相识，即便见死不救，没人认识你、批判你，道德行为完全依赖自律，所谓“人心不古”，此为原因之一。
那么，人人自危的逻辑成立吗？对于本来就不准备帮助别人的人来说，“自危”不过是标榜自己道德优秀的“皇帝的新衣”，因为即便道德行为不存在被讹诈、被误解的风险，它也一样不会产生道德行为；对于心存善意、乐于助人的人来说，“自危”是一种可以忽略的成本，因为任何道德行为都要支付成本，比如扶老人过马路可能遇到交通事故、比如跳水救人可能有溺水的风险、甚至报警或打个120都可能改变人生的轨迹„„但恻隐之心大过了风险考量，因此你还是要伸出一双手，扶危济困；对于犹豫不决、想做好人又担心好人难做的人来说，“自危”之下，起码还有次优选择，比如拍照录像、自证清白，或者找三两路人、以示见证——总之，眼睁睁看着老人惨死街头，很难以“人人自危”的理由搪塞而过。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们吁求道德，却又用所谓“人人自危”的盔甲卸去自己在道德行为上的义务；我们渴望道德，却又在实践道德行为前放大了若干极端的风险成本——其实，最安全的道德就是“无道德”，见死不救、见危不扶，人人都可能毙命于马路、横尸在街头——这样的道德现实，果真是我们所欲所求？ （江苏 邓海建）
其二：查奥数班反被驱赶证明利益链不斩不行
西安市7部门联合检查奥数班时遭遇尴尬，60多名小学生齐声将检查人员往门外轰赶。 为什么赶检查人员？一名学生答道：“我不喜欢，但我们都想上好学校。”让人心酸。他们不是对奥数情有独钟，是逼不得已才钻进了名校与奥数培训班共同设的套。
虽然很多地方已经取消了奥数加分政策，但孩子想要进名校，仍要过奥数这一关。因为很多名校的入学试题中都有奥数题，没学过奥数的根本无法通过考试。想进名校，就必须报名参加奥数班的培训。这也是家长和学生不愿意上奥数班受罪，却不得不咬牙交钱参加培训的原因。有关部门取缔奥数班的行动等于断了这些学生进名校的路，学生和家长能不反感吗？
名校之所以热衷于奥数，除了可以借此抬高入学门槛，显示自己高质量外，还因为很多名校都与奥数培训班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另外，教育部门的一些官员都能从奥数班拿
到这样那样的好处。因此，深受公众痛恨的奥数班才能在有关部门的一次次禁令下顽强的生存下来。
要让奥数不再“绑架”学生与家长，光取缔奥数班没用，必须同时对名校下手，禁止其在入学考试中再出远远超出小学数学课难度的奥数题，让小学生不用上奥数班也能考上名校。对取缔奥数班不力的教育官员必须严厉问责，才能真正斩断奥数班背后的利益链。
（江苏 杨国栋）
其三：给父母洗脚，是愚教不是愚孝
曾经亮相央视《百家讲坛》的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近日做客南国书香节佛山分会场。谈及时下中小学喜欢组织学生给父母洗脚，学习感恩，她表示反对，称“小学生给父母洗脚，不就是把我们推倒的东西又捡起来了吗？这种愚孝，已经在鲁迅时代被推翻，为何现在还要去捡起来呢？孝道本身是什么？洗脚就是尽孝吗？我不这样认为。”（8月21日《广州日报》）
说实话，对眼下一些学校蜂拥出现的洗脚感恩教育，我也很反感。孝道原本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情感，教育形式一旦简单化、平面化，就不仅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还容易成为舆论的笑点。现在，这种呆板的模仿，惹来高校教授的痛批。可冠之以“愚孝”的帽子，似乎又言过其实了点。
父母年纪大了，弯腰不方便，子女打来热水代为洗脚，又或者父母在外劳累了一天，子女打来热水让他们泡脚解解乏，这其实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亲情流露。如果硬要说这是愚孝，那不如说看着父母拖着蹒跚的步伐自己打水，然后艰难地弯腰洗脚，又或者对劳累一天归来的父母没有任何行动上的抚慰，更是一种不孝。
蒙曼更该知道，鲁迅那个时代批“愚孝”，是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的。那时的鲁迅，为了反对僵死的封建礼教传统，可以将一些孝道的具体表现形式，诸如《二十四孝》里提到的那些，作为批判的对象，进而推翻“孝治天下”的封建文化。但如今的时代，这样的背景已不复存在，倒是家庭关系的松散和亲情的淡漠，越来越成为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继续以鲁迅反愚孝来反对洗脚，其实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不仅错误理解了孝，更错误理解了鲁迅。实际上，鲁迅自己就是个孝子，尤其是生活上，对母亲的照料相当细心。
包括孝道、感恩教育在内的国学教育，如今确实相当流行，但由于未能深刻理解传统文化，中小学开展这类教育也确实一直浮于表面。但批评这种教育形式是一方面，探讨我们是否需要传统文化里的那些精华则是另一方面，而不能因为教育形式的刻板，则连一些我们应该继承和学习的东西也一并摒弃。这不是一个学术研究者应有的态度，倒像是为了迎合某些世俗口味而故作犀利之举。
回到洗脚和孝道这件事上来，洗脚和孝道应该提倡的对等的尊重，从来就不是矛盾的，应该被批判的是把洗脚当感恩教育唯一形式的僵化的教育思想，而不是为父母洗脚本身。而就像鲁迅知道他那个时代需要什么，该抛弃什么一样，现在的学者也该知道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应该抛弃什么。别在浮躁的观点传播和浅阅读中，放弃了对前人思想内涵的探索，更放弃了对时代内在的思考和自身内涵的追求。 （湖北 丁寅）
其四：“烧钱”的暑假谁最“伤不起”
暑假之际，家长纷纷给孩子补知识、补见识、补特长、补体格。而这些“补”都表现在了
人民币数额的不断增加上。孩子暑假比上学还烧钱，当家长的个个直喊“伤不起”！在9月开学来临时，不少家长晒出账本，孩子的暑假消费开支大多上万元，最多花了4万余元。家长都盼望快点开学，结束这烧钱的暑假。（8月21日重庆晚报）
与“每周一歌”一样，放暑假的惯例早已约定俗成。不仅中国放，外国也放。美国从6月中旬开始放暑假，学生可以享受2-3个月的假期，我们满打满算大约才两个月放假时间。不同的是，美国人比咱们有钱，可人家既没有晒暑假账的“爱好”，更没有暑假“烧钱”的痛感。同为暑假，差距咋就那么大哩！
“烧钱”的暑假谁最“伤不起”？表面看，无疑学生家长莫属。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够高。尤其是“姜你军”、“豆你玩”横行，工资却原地“踏步”，多数家长挣钱不易。按说，暑假应该是家长喘口气的时候，毕竟孩子休闲在家花钱有底。不曾想，如意算盘居然打错了，暑假消费开支大多上万元，最多花了4万余元。多少家庭会“无所谓”？多少家长“不受伤”？
其实，“烧钱”的暑假谁最“伤不起”？恰恰不是学生家长，而是学生自己。一来，家长有求必应百依百顺，极大导致了孩子高消费理念的膨胀。二来，暑假本是孩子休整、发展个性的大好时机，获得放松、快乐和休息的“季节”。可家长不管三七二十一，纷纷给孩子补知识、补见识、补特长、补体格。暑假，俨然成了“第三学期”，而过度的“进补”孩子能不得“肥胖症”、“厌食症”吗？
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暑假，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段宝贵的幸福时光，更是一段难得的心理缓冲和释放过程，而不是单纯的一场“烧钱”嘉年华；作为家长，只要为孩子度过一个健康、安全、文明、愉快和有意义的暑假则足矣，不必事事钱上前，更不能拼命吃河豚玩“烧钱”游戏。现实一点，理智一点，节省一点，无论有钱没钱，“烧钱”的暑假谁也“伤不起”！ (江苏 陈文祥）
其五：设“县长特别奖”的县长该回家卖红薯
河北省盐山县设立了一个名为“县长特别奖”的奖项，获得这个奖项的必须是“为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在下一年度为这些单位相关负责人或个人的一位子女在事业单位安排工作（8月28日《北京晨报》）。
盐山县的“县长特别奖”，不仅奖项怪异，奖品更怪异，居然是安排获奖者子女到事业单位工作。原本需要公开招聘的事业单位岗位，在这里竟然变成了县长大人随意授予的私人奖品。而且，因为是“县长特别奖”，除了县长大人的意愿之外，当然没有任何硬性的评奖规则，可能跟谁关系好给谁，也可能谁官大给谁，更可能谁付的“拍卖款”高给谁。换言之，“县长特别奖”的全部规则就是：县长负责给官员子女安排到事业单位工作，官员负责巴结讨好县长，全心全意为县长服务。
看一下盐山县2010年“县长特别奖”的获奖者：获奖单位是县公安局和县商务局，获奖个人是县国税局局长、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盐山中学教研处主任和孟店乡东帽圈村党支部书记。无一例外，全是官员，而且基本都是一把手——我们总算明白了什么叫“突出贡献”，原来官越大贡献就越突出。于是，这六家单位的高层都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县长特别奖”安排自己的子女到吃香喝辣的事业单位就业。不出几年，县里各单位主要官员的子女就业问题就能全解决了。
最近，事业单位专招官员子女的“萝卜招聘”新闻可谓比比皆是，有的专门为子女量身打造奇异的招聘条件，更多的则大搞暗箱操作走形式，为了应付上面和下面，可以说想尽了
招数，但总归还是偷偷摸摸地走后门；与之相比，盐山县就技高一筹了，只胡乱设一个奖，就光明正大地将领导子女们安排到事业单位工作，而且排排坐分果果，今年这些单位明年那些单位，今年一把手明年二把手，你好我好大家好，岂不高明哉？只是人家不屑于偷偷摸摸地走后门，略施小计就大摇大摆地走前门。
绝对的权力造就特别的奖项，私下的利益交换变成公开的集体腐败，盐山县的“县长特别奖”不仅是官员谋私安排子女就业的登峰造极之作，更是集体疯狂徇私腐败的恶劣典型。这位县长大人设下一个特别的奖项就随意封赏群官，将紧缺的公共资源尽数肥水不流外人田——如此当官只为官做主，设“县长特别奖”的县长请趁早回家卖红薯。 （湖南 舒圣祥）
其六：税收在“规定”之外还该有“伦理”
这几天“月饼税”和“婚前房产证加名税”成为热点。有评论说，这听起来就很荒唐，这是见缝插针，与民争利；税务部门则说，这是老百姓不明真相，大惊小怪——中秋节发月饼属于员工福利，早在1998年，国税局就出了一份文件，规定“从福利费和工会经费中支付给本单位职工的人人有份的补贴、补助，应当并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至于武汉市对婚前房产证加名按“赠与行为”对待，按加名方取得房产份额征收4%契税，做法也“合乎国家相关规定和法律条文”（综合近日扬子晚报、京华时报等媒体报道）。
既然能找到法律依据，人家这税似乎也就收得。而民众持有不满，除了当下整体税负较重、纳税人享受权益不足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收税不确定感”——大家不知道，到底在哪些环节“有些部门”还可以见缝插针地坐地收税；可不可以收税、按怎样的比例收，解释权又到底在谁手里。前些天南京推出“房产证加名税”，比例3%，舆论哗然；现在武汉推出比例4%，也“合法合理”：相互效仿，又能奈何？所谓“月饼税”也一样，1998年就“可以收”，但税务部门一直以来都没怎么征税，一直到了2009年经济危机背景下财政“钱紧”，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各自下发了一份文件正式开收……收，还是不收，这成了一个具有可塑性的选题，甚至“领导一个电话”，就可以给出一份答案！
既然地方税务部门拥有如此多的解释权，甚至下个文件就成为“收税权”，民众自然忧虑：地方财政可能经常缺钱，地税部门压力永远都是巨大，这种压力会不会转换成对民众的压力，成为无孔不入、甚至重复建设的“征税”？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称，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50028.43亿元，同比增长29.6%，而GDP的同比增长仅为9.6%，征税又一次跑赢了GDP，谁来遏制这种不匹配的增收游戏？
税收不能成为橡皮筋，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些“弹性”刺激着民众的神经：同样是福利纳税，那些享受了最多福利的官员们是否“被纳税”了？同样是所得税，为什么工薪阶层成了纳税主体，而大量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逃之夭夭？同样是纳税人，普通老百姓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是否享受到了公平公正的待遇？同样是纳税人，为什么在不同的地方要有完全不同的待遇？如果怎么征收、怎么使用，都充斥了不确定性。
税收，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需要严肃对待的公共事务。谁可以被授权、应该怎么确定收税范围、怎样监督使用、怎样向纳税人负责，都是一连串需要理清楚、讲明白、宣讲透明的重要命题，大家不能容忍它神神秘秘地被视为专业性机构的专业性行为——可以被选择性使用，可以被选择性解释。
重塑税收伦理，时不我待，这也是理顺民心的重要内容。刚性的税收政策，尽量让利于民，给民众一个弹性的生活空间；而不是弹性的税收条款，总是与民争利——唯有如此，纳税人的尊严与权利，才可以被充分地保障。 (陕西 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