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面向未来的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方略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社会两大因素构建的新世纪坐标系中，与职业教育生存和发展紧密相关的专业建设，应从全球化、国际化的视野确立在新世纪的参照点：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要完成系统化的层次定位，专业管理要实现服务型的职能转变，专业资源要进行国际化的重组整合，专业办学要采取开放式的模式体制，专业调整要建立前瞻性的预警机制。这正是职业教育面向未来，因应变化了的教育外部框架环境和教育内部运行机制作出迅速反应与积极调整的发展方略。
关键词：职业教育 专业建设 选择
姜大源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100816）
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随着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新世纪的两大特征：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社会，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话题。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态，外国企业的大量进入与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导致企业必须实施国际化的运作机制与生产组织，这不仅需要大量熟悉国际规则的管理者，更需要大批懂得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的技术精湛的劳动者。这就要求中国的职业教育在全球化经济的格局下，培养出既能满足国内劳动市场需求，又能参与国际劳动市场竞争的高技艺的职业人才。
知识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知识半衰期”的缩短。由不久前的10年，减至当前的5年。同样，在这一个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新知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涌现，也会引发“能力半衰期”的加速。这表现在职业活动，对处于生产、服务与管理第一线的劳动者的综合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新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岗位的复合、职业变动的频繁，使得劳动市场呈现极大的动态特性，这就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动态的适应能力，由此劳动者对自身发展的期望也越来越高。显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这又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要求中国的职业教育在知识社会的背景下，培养出既能适应动态性市场需求，又能满足个人生计发展的高素质职业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职业学校为社会培养和输送的4000多万毕业生以及数以亿计的接受过不同形式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城乡劳动者，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改革开放初期，职业教育曾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但近年来职业教育面临很大困难，形势十分严峻。自1996年起，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数连年“滑坡”。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的研究资料表明，三类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2000年比1999年减少71万，而普通高中招生数2000年则比1999年增加76万。至此，三类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的比例由1999年的52比48减至2000年的47比53，下降5个百分点，形成比例倒挂情况。另据江苏省统计资料，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也出现了15%的新生不入学的现象，入学率仅85%。
这表明，职业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一个“怪圈”：一方面，职业院校的“入口”受阻，学校招生难，生源质量差；“出口”不畅，学生就业难，适应能力差。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的加快，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制造业高新技术化及服务由传统的餐饮、旅店等服务业，向咨询、信息、教育等服务业的全面扩展，全国又急需大量训练有素的生产、服务与管理的一线劳动者。当前，在许多发达地区，技术工人和高级技术工人的工资已超过博士和硕士生，高素质的劳动者的严重短缺初见端倪。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已不能完全适应新世纪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当职业教育探究自身的新的历史定位的时候，职业教育的人才规格如何确立在新世纪坐标系的参照点，就成了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的关键。无疑，制约职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连接社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专业建设，已成为职业教育因应变化了的教育外部框架环境和教育内部运行机制能作出迅速反应与积极调整的切入点，成为解决问题的核心、寻求方案的关键。
适者生存，强者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专业建设的优劣决定了转型期职
业学校的生存与发展。职业学校如何学会通过专业建设的优化组合确保新世纪职业学校的生存有一个大的空间，又如何学会通过专业建设的改革创新确保新世纪职业学校的发展有一个强的趋势呢？本文试图从五个方面，勾勒出专业建设走向的大框架，以求为新时期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提供一些理性选择，形成专业建设的新的发展方略。
一、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要完成系统化的层次定位
从构建终身教育的体系出发，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的结构如何与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合理分工、互补与衔接，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的职业教育决策问题。对此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科学定位。从人才需求的层次结构考虑，哪些职业可由中等职业学校的专业覆盖，哪些职业需由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覆盖，又有哪些职业则应由中职后的非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覆盖。再如，哪些专业教育或专业培训属于职前范畴，又有哪些属于职后范畴，都需要进行深入的实践研究与理论分析，以求获得科学的结论。
以软件人员为例，软件大国印度的权威人士的分析表明，如果把IT 比做一个金字塔，处在顶层的是少数高科研人员及管理人员，中间层是系统分析员，而在基层支撑整个金字塔的则是大量的软件开发人员，主要是中初级程序员。在印度，IT 基层人才与中高级人才之比大约为4∶1，软件业从业人员中的90%是基础信息技术人才。从事计算机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机构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一般的中等城市都有上百家。每家培训机构的学员都在800人左右。印度在教学中，强调IT 技术的应用性、标准性和针对性，以至每年能“生产”出数万廉价高效的“软件篮领”。印度最大的软件公司有1.5万员工。正是由于庞大的“软件篮领”成就了发达的印度软件业。2001年第一季度，印度软件收益高达86亿美元，出口达63亿美元，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出口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包”型软件加工中心。这表明，对只需掌握基本编码、编程规则和软件工具后就能胜任的底层编程人员的培养，完全可由中等职业教育承担。我国号称有“百万编程员”，主要是大学本科生，甚至还有许多博士生在从事简单、枯燥但要求严格和规范的基础编程工作。我国6000家软件企业，年产值仅40亿美元，不到全球总产值的1%，出口仅为印度的1%。这与我国将软件业大一统地定位于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不无关系，这一人才“错位”或“定位欠妥”的状况必须改变。
二、职业教育的专业管理要实现服务型的职能转变
从积极应对加入世贸的挑战来看，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的管理如何与属于“贸易服务”领域的教育培训的国际规则接轨，是一个职业教育的专业管理职能转变的问题。要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定，承诺开放教育市场，对国内外所有教育机构给予“同等国民待遇”，实行“非歧视原则”，允诺“市场准入”，就要面对所有成员国的竞争，同时还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透明度。所以，“入世”对政府管理部门是一个重大考验，涉及政府在“机制”层面的“职能”转变。对教育行政部门来说，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各级教育部门对专业设置的管理的重心，应是建构专业建设的法律与政策的框架条件，制定科学的专业评审规则和国家认可的专业目录的原则标准，而将具体的评审工作和制定工作交由有关社会服务机构去组织实施。
例如，加入世贸组织后，全面清理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涉及职业教育部分，将工作重心由行政性审批转为提供服务，是一件首当其冲的工作。教育机构，包括专业设置，要向需求方承诺质量保证，就必须接受国际标准化组织强制性的国际质量标准ISO9001/2/3。对于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在制定的质量保证与管理专题指南——“教育与培训指南”——ISO/CD-100015，教育行政部门也应及时组织教育科研和咨询机构进行专门研究，了解其对职业教育机构及其专业建设的影响，以便制定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专业评估与考核规定。此外，由于办学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国际标准的实施，职业教育机构的资格、质量的评估与认证，将成为新时期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应由市场形式和认可的权威性的社会服务机构实施。为此，教育行政部门还要尽快制定职业教育咨询、评估与认证机构建立与认定的法律法规。
三、职业教育的专业资源要进行国际化的重组整合
从重组优化教育资源的角度考虑，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的布局如何与全球化的国际教育环境相融合，是一个从国际化的高度与视野改变传统职教观念的重要问题。要利用国际化的契机，摈弃传统的封闭式的全局观、地域观，树立现代的开放式的整体观、全球观，以便实施对国内外教育资源的综合考虑，为我服务。为此，必须对职业教育的资源，包括职业院校的专业，在一个国际化的教育平台上进行全方位的重组、整合、创新。无疑，这将是一种全新视野下的大手笔。
例如，在不改变我国职教体系以使我们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相对独立的情况下，拟可借鉴欧盟各国职教证书互认的经验，有目的地在世界上选择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公认的特色专业开展国际合作，或者允许其独立办学，或者让其依托我们的职业院校开办特色专业。这种目标明确的利用国外教育资源、建立双边的或多边的职业证书互认制度的做法，将有可能构筑起多个国际化的高起点的专业平台，培养大批的“走出去”的职业人才，进而在国际工程招标和国际劳动市场中占据有利位置，以获得相当大的市场份额。此外，对我国自身一些极具中国特色、区域特色的专业，由于其在办学经验与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化的竞争中可进一步“做大做强”，特别是可敞开“国门”，努力向世界各国提供国际化的职教有偿服务，“输出”富余的职业教育资源。鉴此，为使越来越多的职教机构或职教专业的跨国合作实现有序发展，要尽快制定有关建立和管理公益性与赢利性教育机构的有关法规，以便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四、职业教育的专业办学要采取开放式的模式体制
从主动适应劳动市场的需求着手，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的学历证书如何与职业资格证书及职业培训证书相互促进、相互依存，是职业院校功能转变的又一个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在高新技术领域，经验和经历在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非学历的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培训证书可能会比学历证书更受重视，职业培训将受到更多人的青睐。特别是，由于我国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在专业教育的内容、手段、质量和效益上滞后于发达国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可能会丢失部分市场与资源。为此，教育行政部门与职业院校应主动、积极地将培训纳入学校的正常职能范围和教学范围，努力探索职业教育的学历证书与职业培训的资格证书结合的途径和办法，建立起开放型的办学体制和专业运行机制，逐步采取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的办学模式。
例如，鉴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梯度性与不平衡性，是否可以经过严格的科学认证而不只是经验认证，建立与国家重点投入的支柱产业以及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重要行业相匹配的国家“核心专业”或称“基础专业”的概念，其数量约100个左右。在此基础上，教育行政部门应允许东、中、西部地区的职业学校根据区域经济和劳动市场的具体情况，“网开一面”，自行开设与市场紧密接轨的专业或专业培训，以增强职业院校的发展空间。又如，近年来具有先进教育理念、标准和质量的国外培训机构已大量通过合作办学方式进入我国，包括英国的BTEC 证书、美国的项目管理专业资格认证（PMP ）、北美的精算师（SOA ）、英国和加拿大的注册会计师、世界商务策划师联合会（WBSA ）的商务策划师认证、印度国家科技信息学院，以及微软公司、思科公司、印度APTEC 公司等。由于这些机构的专业培训证书在国际和国内，尤其是外资企业中，具有较强的知名度与竞争力，因此获得一份“洋证书”，已成为当前我国许多地方，如北京、上海、深圳许多学生和市民的时尚目标。为避免“洋证书”大量取代我国传统的学历证书从而左右我国部分就业市场的情况，对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尽快制定符合国际准则的政策法规，既积极支持“洋证书”，又有所限定，逐步放开。
五、职业教育的专业调整要建立前瞻性的预警机制
从超前应对经济结构的变革考虑，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的调整如何与经济结构性改革所引起的职业资格的动态变化相适应，是关系到职业教育专业的生存与发展的前瞻性的问题。专业的设置与调整要跟踪职业发展的总体趋势并积极跟进，需要建立一套自适应机制和运行控制机制。面对21世纪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势头和知识技术半衰期进一步缩短的趋势，建议我国应加强专业与职业动态跟进
机制的研究，并逐步建立“专业预警机制”，以加强专业建设的宏观引导，对专业实施“预期诊断”和“预后诊断”。
在这方面，德国的做法值得学习和借鉴。一方面，德国劳动部门设有专门研究劳动市场变化与相应对策的科研机构——劳动市场与职业研究所，不仅从经验层面开展研究，而且还建立了劳动市场中长期预报的数学模型，在理论层面并用定量方法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严密性。另一方面，德国教育部门为适应劳动市场变化所蕴涵的职业资格的变化，不久前由教育部门的研究机构——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建立了“职业资格早期监测系统”，成员包括德国所有最有影响、代表德国经济发展方向的企业和有关机构，目的在于对未来5～10年职业资格的变化实施监测，从经验层面并用定性方法为面向未来的专业划分与专业设置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欧盟各国也仿照德国的做法，建立了类似的系统。对此，我国应加强在人才市场预测与专业设置走向方面的国际合作，在东、中、西部尝试先在一些地区建立这种预警机制，然后逐步推广，最终实现联网，以建立全国性系统，使人才市场的结构趋于合理，形成人才的有序与理性的流动和迁徙。
选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2年第5期
论面向未来的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方略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社会两大因素构建的新世纪坐标系中，与职业教育生存和发展紧密相关的专业建设，应从全球化、国际化的视野确立在新世纪的参照点：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要完成系统化的层次定位，专业管理要实现服务型的职能转变，专业资源要进行国际化的重组整合，专业办学要采取开放式的模式体制，专业调整要建立前瞻性的预警机制。这正是职业教育面向未来，因应变化了的教育外部框架环境和教育内部运行机制作出迅速反应与积极调整的发展方略。
关键词：职业教育 专业建设 选择
姜大源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100816）
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随着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新世纪的两大特征：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社会，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话题。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态，外国企业的大量进入与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导致企业必须实施国际化的运作机制与生产组织，这不仅需要大量熟悉国际规则的管理者，更需要大批懂得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的技术精湛的劳动者。这就要求中国的职业教育在全球化经济的格局下，培养出既能满足国内劳动市场需求，又能参与国际劳动市场竞争的高技艺的职业人才。
知识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知识半衰期”的缩短。由不久前的10年，减至当前的5年。同样，在这一个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新知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涌现，也会引发“能力半衰期”的加速。这表现在职业活动，对处于生产、服务与管理第一线的劳动者的综合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新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岗位的复合、职业变动的频繁，使得劳动市场呈现极大的动态特性，这就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动态的适应能力，由此劳动者对自身发展的期望也越来越高。显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这又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要求中国的职业教育在知识社会的背景下，培养出既能适应动态性市场需求，又能满足个人生计发展的高素质职业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职业学校为社会培养和输送的4000多万毕业生以及数以亿计的接受过不同形式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城乡劳动者，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改革开放初期，职业教育曾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但近年来职业教育面临很大困难，形势十分严峻。自1996年起，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数连年“滑坡”。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的研究资料表明，三类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2000年比1999年减少71万，而普通高中招生数2000年则比1999年增加76万。至此，三类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的比例由1999年的52比48减至2000年的47比53，下降5个百分点，形成比例倒挂情况。另据江苏省统计资料，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也出现了15%的新生不入学的现象，入学率仅85%。
这表明，职业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一个“怪圈”：一方面，职业院校的“入口”受阻，学校招生难，生源质量差；“出口”不畅，学生就业难，适应能力差。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的加快，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制造业高新技术化及服务由传统的餐饮、旅店等服务业，向咨询、信息、教育等服务业的全面扩展，全国又急需大量训练有素的生产、服务与管理的一线劳动者。当前，在许多发达地区，技术工人和高级技术工人的工资已超过博士和硕士生，高素质的劳动者的严重短缺初见端倪。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已不能完全适应新世纪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当职业教育探究自身的新的历史定位的时候，职业教育的人才规格如何确立在新世纪坐标系的参照点，就成了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的关键。无疑，制约职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连接社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专业建设，已成为职业教育因应变化了的教育外部框架环境和教育内部运行机制能作出迅速反应与积极调整的切入点，成为解决问题的核心、寻求方案的关键。
适者生存，强者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专业建设的优劣决定了转型期职
业学校的生存与发展。职业学校如何学会通过专业建设的优化组合确保新世纪职业学校的生存有一个大的空间，又如何学会通过专业建设的改革创新确保新世纪职业学校的发展有一个强的趋势呢？本文试图从五个方面，勾勒出专业建设走向的大框架，以求为新时期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提供一些理性选择，形成专业建设的新的发展方略。
一、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要完成系统化的层次定位
从构建终身教育的体系出发，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的结构如何与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合理分工、互补与衔接，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的职业教育决策问题。对此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科学定位。从人才需求的层次结构考虑，哪些职业可由中等职业学校的专业覆盖，哪些职业需由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覆盖，又有哪些职业则应由中职后的非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覆盖。再如，哪些专业教育或专业培训属于职前范畴，又有哪些属于职后范畴，都需要进行深入的实践研究与理论分析，以求获得科学的结论。
以软件人员为例，软件大国印度的权威人士的分析表明，如果把IT 比做一个金字塔，处在顶层的是少数高科研人员及管理人员，中间层是系统分析员，而在基层支撑整个金字塔的则是大量的软件开发人员，主要是中初级程序员。在印度，IT 基层人才与中高级人才之比大约为4∶1，软件业从业人员中的90%是基础信息技术人才。从事计算机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机构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一般的中等城市都有上百家。每家培训机构的学员都在800人左右。印度在教学中，强调IT 技术的应用性、标准性和针对性，以至每年能“生产”出数万廉价高效的“软件篮领”。印度最大的软件公司有1.5万员工。正是由于庞大的“软件篮领”成就了发达的印度软件业。2001年第一季度，印度软件收益高达86亿美元，出口达63亿美元，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出口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包”型软件加工中心。这表明，对只需掌握基本编码、编程规则和软件工具后就能胜任的底层编程人员的培养，完全可由中等职业教育承担。我国号称有“百万编程员”，主要是大学本科生，甚至还有许多博士生在从事简单、枯燥但要求严格和规范的基础编程工作。我国6000家软件企业，年产值仅40亿美元，不到全球总产值的1%，出口仅为印度的1%。这与我国将软件业大一统地定位于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不无关系，这一人才“错位”或“定位欠妥”的状况必须改变。
二、职业教育的专业管理要实现服务型的职能转变
从积极应对加入世贸的挑战来看，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的管理如何与属于“贸易服务”领域的教育培训的国际规则接轨，是一个职业教育的专业管理职能转变的问题。要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定，承诺开放教育市场，对国内外所有教育机构给予“同等国民待遇”，实行“非歧视原则”，允诺“市场准入”，就要面对所有成员国的竞争，同时还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透明度。所以，“入世”对政府管理部门是一个重大考验，涉及政府在“机制”层面的“职能”转变。对教育行政部门来说，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各级教育部门对专业设置的管理的重心，应是建构专业建设的法律与政策的框架条件，制定科学的专业评审规则和国家认可的专业目录的原则标准，而将具体的评审工作和制定工作交由有关社会服务机构去组织实施。
例如，加入世贸组织后，全面清理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涉及职业教育部分，将工作重心由行政性审批转为提供服务，是一件首当其冲的工作。教育机构，包括专业设置，要向需求方承诺质量保证，就必须接受国际标准化组织强制性的国际质量标准ISO9001/2/3。对于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在制定的质量保证与管理专题指南——“教育与培训指南”——ISO/CD-100015，教育行政部门也应及时组织教育科研和咨询机构进行专门研究，了解其对职业教育机构及其专业建设的影响，以便制定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专业评估与考核规定。此外，由于办学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国际标准的实施，职业教育机构的资格、质量的评估与认证，将成为新时期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应由市场形式和认可的权威性的社会服务机构实施。为此，教育行政部门还要尽快制定职业教育咨询、评估与认证机构建立与认定的法律法规。
三、职业教育的专业资源要进行国际化的重组整合
从重组优化教育资源的角度考虑，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的布局如何与全球化的国际教育环境相融合，是一个从国际化的高度与视野改变传统职教观念的重要问题。要利用国际化的契机，摈弃传统的封闭式的全局观、地域观，树立现代的开放式的整体观、全球观，以便实施对国内外教育资源的综合考虑，为我服务。为此，必须对职业教育的资源，包括职业院校的专业，在一个国际化的教育平台上进行全方位的重组、整合、创新。无疑，这将是一种全新视野下的大手笔。
例如，在不改变我国职教体系以使我们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相对独立的情况下，拟可借鉴欧盟各国职教证书互认的经验，有目的地在世界上选择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公认的特色专业开展国际合作，或者允许其独立办学，或者让其依托我们的职业院校开办特色专业。这种目标明确的利用国外教育资源、建立双边的或多边的职业证书互认制度的做法，将有可能构筑起多个国际化的高起点的专业平台，培养大批的“走出去”的职业人才，进而在国际工程招标和国际劳动市场中占据有利位置，以获得相当大的市场份额。此外，对我国自身一些极具中国特色、区域特色的专业，由于其在办学经验与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化的竞争中可进一步“做大做强”，特别是可敞开“国门”，努力向世界各国提供国际化的职教有偿服务，“输出”富余的职业教育资源。鉴此，为使越来越多的职教机构或职教专业的跨国合作实现有序发展，要尽快制定有关建立和管理公益性与赢利性教育机构的有关法规，以便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四、职业教育的专业办学要采取开放式的模式体制
从主动适应劳动市场的需求着手，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的学历证书如何与职业资格证书及职业培训证书相互促进、相互依存，是职业院校功能转变的又一个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在高新技术领域，经验和经历在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非学历的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培训证书可能会比学历证书更受重视，职业培训将受到更多人的青睐。特别是，由于我国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在专业教育的内容、手段、质量和效益上滞后于发达国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可能会丢失部分市场与资源。为此，教育行政部门与职业院校应主动、积极地将培训纳入学校的正常职能范围和教学范围，努力探索职业教育的学历证书与职业培训的资格证书结合的途径和办法，建立起开放型的办学体制和专业运行机制，逐步采取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的办学模式。
例如，鉴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梯度性与不平衡性，是否可以经过严格的科学认证而不只是经验认证，建立与国家重点投入的支柱产业以及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重要行业相匹配的国家“核心专业”或称“基础专业”的概念，其数量约100个左右。在此基础上，教育行政部门应允许东、中、西部地区的职业学校根据区域经济和劳动市场的具体情况，“网开一面”，自行开设与市场紧密接轨的专业或专业培训，以增强职业院校的发展空间。又如，近年来具有先进教育理念、标准和质量的国外培训机构已大量通过合作办学方式进入我国，包括英国的BTEC 证书、美国的项目管理专业资格认证（PMP ）、北美的精算师（SOA ）、英国和加拿大的注册会计师、世界商务策划师联合会（WBSA ）的商务策划师认证、印度国家科技信息学院，以及微软公司、思科公司、印度APTEC 公司等。由于这些机构的专业培训证书在国际和国内，尤其是外资企业中，具有较强的知名度与竞争力，因此获得一份“洋证书”，已成为当前我国许多地方，如北京、上海、深圳许多学生和市民的时尚目标。为避免“洋证书”大量取代我国传统的学历证书从而左右我国部分就业市场的情况，对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尽快制定符合国际准则的政策法规，既积极支持“洋证书”，又有所限定，逐步放开。
五、职业教育的专业调整要建立前瞻性的预警机制
从超前应对经济结构的变革考虑，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的调整如何与经济结构性改革所引起的职业资格的动态变化相适应，是关系到职业教育专业的生存与发展的前瞻性的问题。专业的设置与调整要跟踪职业发展的总体趋势并积极跟进，需要建立一套自适应机制和运行控制机制。面对21世纪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势头和知识技术半衰期进一步缩短的趋势，建议我国应加强专业与职业动态跟进
机制的研究，并逐步建立“专业预警机制”，以加强专业建设的宏观引导，对专业实施“预期诊断”和“预后诊断”。
在这方面，德国的做法值得学习和借鉴。一方面，德国劳动部门设有专门研究劳动市场变化与相应对策的科研机构——劳动市场与职业研究所，不仅从经验层面开展研究，而且还建立了劳动市场中长期预报的数学模型，在理论层面并用定量方法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严密性。另一方面，德国教育部门为适应劳动市场变化所蕴涵的职业资格的变化，不久前由教育部门的研究机构——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建立了“职业资格早期监测系统”，成员包括德国所有最有影响、代表德国经济发展方向的企业和有关机构，目的在于对未来5～10年职业资格的变化实施监测，从经验层面并用定性方法为面向未来的专业划分与专业设置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欧盟各国也仿照德国的做法，建立了类似的系统。对此，我国应加强在人才市场预测与专业设置走向方面的国际合作，在东、中、西部尝试先在一些地区建立这种预警机制，然后逐步推广，最终实现联网，以建立全国性系统，使人才市场的结构趋于合理，形成人才的有序与理性的流动和迁徙。
选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