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韩诗与佛典之关系，学术界已有比较充分的讨论，如饶宗颐先生《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陈允吉师《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韩愈的诗与佛经偈颂》、《韩愈〈南山诗〉与密宗“曼荼罗画”》（载《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黄阳兴博士《图像、仪轨与文学——略论中唐密教艺术与韩愈的险怪诗风》（《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等论文都相当精彩。但很少有人检讨韩文与佛典之关联，兹仅就其家喻户晓的《杂说》（其四）略陈管见，不当之处，谨盼方家指正。 为了便于和相关佛典比较，兹先迻录其原文如下：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关于退之此文素材来源及立意，高步瀛先生《唐宋文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指出： 《楚策》四：汗明见春申君曰：“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中坂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纻衣幂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此文反用其意。 《吕览·知士篇》：“今有千里之马于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马也相得则然后成。譬之若枹之与鼓。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马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贤者也。”与此文可以相证。 此说后来还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如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当然，博学多才的韩愈对高先生所说的这些典籍肯定不会陌生；而且，《杂说》（其四）的主要议论要素（伯乐与千里马）、情感表达与批判力度，确实与《楚策四》、《吕览·知士篇》有相通之处。但反复研读之后，便不难发现《杂说》（其四）还有不少议论要素，是《楚策》与《吕览》所没有，像奴隶人及其饲养方式之类，它们反倒见于《根本律》之“智马”故事。 说到《根本律》之“智马”故事，悉出于义净（635—713）所译：一者见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后文简称《杂事》）卷三八（《大正藏》第24册），二者见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后文简称《根本毗奈耶》）卷三二（《大正藏》第23册）。但两相比较，至少有三大不同：一者从文体性质言，前者是纯粹的佛本生（故事结尾处，佛仅云“彼时智马，即我身是”），后者则为混合型因缘（“本生因缘+譬喻因缘”式，若仅就其本生部分而言，则是弟子本生，详后）；二者就内容言，则前略（近700字）后详（2500字左右）；三者就创作主题言，前者是赞颂（佛自谓“我为彼王受诸苦楚，身形分解，不顾身命，尚能救济，令离危厄”），后者则是因缘制戒（佛谓“当以智慧随处观察，如是应学”）。 正因为《根本毗奈耶》之“智马”故事是混合型，故其人物关系远较《杂事》所叙复杂得多。在《杂事》中，主要出场人物有二——婆罗痆斯国王梵授（前者译“梵摩达多”）和智马。智马为保护国王，奋力相救，从而献出了生命，所以国王就为它设七日之非时白莲华会（前者译“非时俱物头会”）。而《根本毗奈耶》出场的主要人物有：一是贩马商主。其人有草马生下智马却不识，且虐待之；二是陶师夫妇。陶师听从妻子建议，用礼物与商主交换物品，商主送他小智马。一开始，他想小智马随其劳作，定会踏损器物，因此不想领养，然小智马舐其双足，其妻见已，爱心顿起，故领之回家。后来小智马劳动才能十分突出，可惜只能吃上稻糠和油麻滓。三是国王梵婆达多和相马人。因国王原有智马病死，故而遭到他国欺凌，他便令相马人四处再找新的智马。当时恰逢贩马商主路过，相马人便入马队，知其五百马全被小智马调教过，却不见小智马身在何处。商主告之，在恭侍城陶师家。陶师经小智马提示，国王若要交换，得付亿金。四是掌马人。小智马到婆罗痆斯城后，掌马人还想像陶师一样用粗劣食物喂养，但智马绝食；掌马人便教国王应用古仙法次第供养它，国王一一照办。五是小智马。商主、陶师、相马人、掌马人、国王、大臣等系列人物形象的刻画及故事情节的展开，全都离不开它，即它才是中心。而且，刻画人物时多用自比法，如商主从无知到忏悔的变化，小智马对陶师知恩必报、对掌马人蔑视有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根本毗奈耶》故事结尾交待人物关系时说：“往时商主者，即侍缚迦太子是；往时智马者，即愚路苾刍是。”此表明故事性质是有关两位弟子的本生因缘。又说：“是故诸苾刍凡夫之人，自无慧目，不应于他辄生轻慢”，其“自无慧目”四字，可谓画龙点睛，指明了该本生因缘寓意之所在，据此，故事又具有譬喻性质。 若把《杂说》（其四）与《根本律》尤其是《根本毗奈耶》之“智马”故事相比，不难发现两者相似点更多，最重要的有： 1. 就马（千里马或智马）受辱原因言：一是未被伯乐发现；一是未被相马人发现。而伯乐、相马人的作用，完全相同。 2. 就辱马人之身份言：一是概要式的介绍，说是奴隶；一是分层次地介绍，先是商主（贩马人）、再是瓦师和掌马人。但后三种人的身份，总体而言，与奴隶差别不是太大（按，商主在印度的社会地位更高些）。 3. 就辱马的表现言：一是系于槽枥间，难得一饱，故千里马才美不外现；一则稍微复杂些，先是商主有眼无珠，把智马抛弃；后是瓦师，瓦师虽救智马一命，却发现不了智马的特殊才能，仅是把它作为普通劳力而已，饲养时也只有稻糠一类的劣等食物；最后是王宫掌马人，一开始也仅用穬麦、草喂养。 4. 就非伯乐的观察结果言：一是有千里马而不识，反而说天下无马；二是商主、瓦师等悉以为智马是普通草马。 5. 就中心论点或寓意言：一者强调伯乐的重要性；一者突出“诸苾刍凡夫之人自无慧目，不应于他辄生轻慢，当以智慧随处观察”的制戒用意。但后者其实同样显示了慧眼识人才的重要性。 当然，由于文体不同，《杂说》（其四）短小精悍，“智马”则篇幅较长，人物关系也更复杂。首先，“智马”故事中有一最重要的人物——国王，韩愈《杂说》则未言及。个中原因，颇值深思，因为国之贤士（千里马）能否受到重用，最后的决定权往往在最高统治者皇帝手中。而《智马》本生中，正因为国王原有的智马病逝了，所以，他才心焦如焚（若无智马，则国家不保），立即派出相马人四处寻求智马，而且，花去亿金也在所不惜。其次，《智马》故事中，智马在皇宫里受到污辱时，它能奋起反击加以自救，如掌马人一开始送上了与瓦师家一样的食物，它怒不可遏，说：“我有迅足心骁勇，详审智策无众过。所有胜德汝皆知，何故令人共轻慢？……纵被愚人久欺慢，我分不生忧恼心；见知已者暂生轻，令我怀愁不望活。”（《大正藏》第23册）此种大义凛然，《杂说》之千里马为何没有？诸如此类之异，可能暗示韩愈心中有难言之隐，即他虽有关心国家命运的满腔热情与济世才能，但最高统治者为“天下无马”的假象所蒙蔽，他即使发起自救运动，也将于事无补，故《杂说》揭示寓义时仅是点到为止，不再深入展开。或者说，《杂说》虽受到律典“智马”故事要素的影响，却不一一照搬，而是有所删减与改造。 最后顺便说一下，在诸广律中《根本律》的故事化倾向最为明显，文学性最强。而义净自己就曾把不少故事抄出，以广流布，《开元释教录》卷十六即载他从《根本律》共抄出缘起故事42部49卷，别出流行。其中，出自《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者有《竭鱼因缘经》、《水生太子经》、《善来苾刍因缘经》等9种9卷，出于《杂事》者有《胜鬘夫人本缘经》、《胜光王信佛经》、《大目连受报经》、《降伏外道现大神通经》、《大药善巧方便经》等33种39卷。此外，《给孤独长者请画寺因缘》一卷，则出于《杂事》第十七及《毗奈耶颂》第五卷（《大正藏》第55册）。显而易见，义净此举，当有助于各故事的独立传播。而好怪好奇的韩愈，一旦有机会接触到这类他感兴趣的故事，自然不会放过，甚至还巧妙地改造与利用，最后促成了这一千古名篇的问世。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有关韩诗与佛典之关系，学术界已有比较充分的讨论，如饶宗颐先生《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陈允吉师《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韩愈的诗与佛经偈颂》、《韩愈〈南山诗〉与密宗“曼荼罗画”》（载《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黄阳兴博士《图像、仪轨与文学——略论中唐密教艺术与韩愈的险怪诗风》（《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等论文都相当精彩。但很少有人检讨韩文与佛典之关联，兹仅就其家喻户晓的《杂说》（其四）略陈管见，不当之处，谨盼方家指正。 为了便于和相关佛典比较，兹先迻录其原文如下：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关于退之此文素材来源及立意，高步瀛先生《唐宋文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指出： 《楚策》四：汗明见春申君曰：“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中坂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纻衣幂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此文反用其意。 《吕览·知士篇》：“今有千里之马于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马也相得则然后成。譬之若枹之与鼓。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马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贤者也。”与此文可以相证。 此说后来还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如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当然，博学多才的韩愈对高先生所说的这些典籍肯定不会陌生；而且，《杂说》（其四）的主要议论要素（伯乐与千里马）、情感表达与批判力度，确实与《楚策四》、《吕览·知士篇》有相通之处。但反复研读之后，便不难发现《杂说》（其四）还有不少议论要素，是《楚策》与《吕览》所没有，像奴隶人及其饲养方式之类，它们反倒见于《根本律》之“智马”故事。 说到《根本律》之“智马”故事，悉出于义净（635—713）所译：一者见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后文简称《杂事》）卷三八（《大正藏》第24册），二者见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后文简称《根本毗奈耶》）卷三二（《大正藏》第23册）。但两相比较，至少有三大不同：一者从文体性质言，前者是纯粹的佛本生（故事结尾处，佛仅云“彼时智马，即我身是”），后者则为混合型因缘（“本生因缘+譬喻因缘”式，若仅就其本生部分而言，则是弟子本生，详后）；二者就内容言，则前略（近700字）后详（2500字左右）；三者就创作主题言，前者是赞颂（佛自谓“我为彼王受诸苦楚，身形分解，不顾身命，尚能救济，令离危厄”），后者则是因缘制戒（佛谓“当以智慧随处观察，如是应学”）。 正因为《根本毗奈耶》之“智马”故事是混合型，故其人物关系远较《杂事》所叙复杂得多。在《杂事》中，主要出场人物有二——婆罗痆斯国王梵授（前者译“梵摩达多”）和智马。智马为保护国王，奋力相救，从而献出了生命，所以国王就为它设七日之非时白莲华会（前者译“非时俱物头会”）。而《根本毗奈耶》出场的主要人物有：一是贩马商主。其人有草马生下智马却不识，且虐待之；二是陶师夫妇。陶师听从妻子建议，用礼物与商主交换物品，商主送他小智马。一开始，他想小智马随其劳作，定会踏损器物，因此不想领养，然小智马舐其双足，其妻见已，爱心顿起，故领之回家。后来小智马劳动才能十分突出，可惜只能吃上稻糠和油麻滓。三是国王梵婆达多和相马人。因国王原有智马病死，故而遭到他国欺凌，他便令相马人四处再找新的智马。当时恰逢贩马商主路过，相马人便入马队，知其五百马全被小智马调教过，却不见小智马身在何处。商主告之，在恭侍城陶师家。陶师经小智马提示，国王若要交换，得付亿金。四是掌马人。小智马到婆罗痆斯城后，掌马人还想像陶师一样用粗劣食物喂养，但智马绝食；掌马人便教国王应用古仙法次第供养它，国王一一照办。五是小智马。商主、陶师、相马人、掌马人、国王、大臣等系列人物形象的刻画及故事情节的展开，全都离不开它，即它才是中心。而且，刻画人物时多用自比法，如商主从无知到忏悔的变化，小智马对陶师知恩必报、对掌马人蔑视有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根本毗奈耶》故事结尾交待人物关系时说：“往时商主者，即侍缚迦太子是；往时智马者，即愚路苾刍是。”此表明故事性质是有关两位弟子的本生因缘。又说：“是故诸苾刍凡夫之人，自无慧目，不应于他辄生轻慢”，其“自无慧目”四字，可谓画龙点睛，指明了该本生因缘寓意之所在，据此，故事又具有譬喻性质。 若把《杂说》（其四）与《根本律》尤其是《根本毗奈耶》之“智马”故事相比，不难发现两者相似点更多，最重要的有： 1. 就马（千里马或智马）受辱原因言：一是未被伯乐发现；一是未被相马人发现。而伯乐、相马人的作用，完全相同。 2. 就辱马人之身份言：一是概要式的介绍，说是奴隶；一是分层次地介绍，先是商主（贩马人）、再是瓦师和掌马人。但后三种人的身份，总体而言，与奴隶差别不是太大（按，商主在印度的社会地位更高些）。 3. 就辱马的表现言：一是系于槽枥间，难得一饱，故千里马才美不外现；一则稍微复杂些，先是商主有眼无珠，把智马抛弃；后是瓦师，瓦师虽救智马一命，却发现不了智马的特殊才能，仅是把它作为普通劳力而已，饲养时也只有稻糠一类的劣等食物；最后是王宫掌马人，一开始也仅用穬麦、草喂养。 4. 就非伯乐的观察结果言：一是有千里马而不识，反而说天下无马；二是商主、瓦师等悉以为智马是普通草马。 5. 就中心论点或寓意言：一者强调伯乐的重要性；一者突出“诸苾刍凡夫之人自无慧目，不应于他辄生轻慢，当以智慧随处观察”的制戒用意。但后者其实同样显示了慧眼识人才的重要性。 当然，由于文体不同，《杂说》（其四）短小精悍，“智马”则篇幅较长，人物关系也更复杂。首先，“智马”故事中有一最重要的人物——国王，韩愈《杂说》则未言及。个中原因，颇值深思，因为国之贤士（千里马）能否受到重用，最后的决定权往往在最高统治者皇帝手中。而《智马》本生中，正因为国王原有的智马病逝了，所以，他才心焦如焚（若无智马，则国家不保），立即派出相马人四处寻求智马，而且，花去亿金也在所不惜。其次，《智马》故事中，智马在皇宫里受到污辱时，它能奋起反击加以自救，如掌马人一开始送上了与瓦师家一样的食物，它怒不可遏，说：“我有迅足心骁勇，详审智策无众过。所有胜德汝皆知，何故令人共轻慢？……纵被愚人久欺慢，我分不生忧恼心；见知已者暂生轻，令我怀愁不望活。”（《大正藏》第23册）此种大义凛然，《杂说》之千里马为何没有？诸如此类之异，可能暗示韩愈心中有难言之隐，即他虽有关心国家命运的满腔热情与济世才能，但最高统治者为“天下无马”的假象所蒙蔽，他即使发起自救运动，也将于事无补，故《杂说》揭示寓义时仅是点到为止，不再深入展开。或者说，《杂说》虽受到律典“智马”故事要素的影响，却不一一照搬，而是有所删减与改造。 最后顺便说一下，在诸广律中《根本律》的故事化倾向最为明显，文学性最强。而义净自己就曾把不少故事抄出，以广流布，《开元释教录》卷十六即载他从《根本律》共抄出缘起故事42部49卷，别出流行。其中，出自《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者有《竭鱼因缘经》、《水生太子经》、《善来苾刍因缘经》等9种9卷，出于《杂事》者有《胜鬘夫人本缘经》、《胜光王信佛经》、《大目连受报经》、《降伏外道现大神通经》、《大药善巧方便经》等33种39卷。此外，《给孤独长者请画寺因缘》一卷，则出于《杂事》第十七及《毗奈耶颂》第五卷（《大正藏》第55册）。显而易见，义净此举，当有助于各故事的独立传播。而好怪好奇的韩愈，一旦有机会接触到这类他感兴趣的故事，自然不会放过，甚至还巧妙地改造与利用，最后促成了这一千古名篇的问世。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