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历史教科书上造了很多神，也造了很多魔，但却较少用人的角度去看待很多历史人物。
林肯为美国结束奴隶制的善心和诚意不用怀疑，但面对严峻的政治现实，他的决心却并非没有动摇过。况且，由始至终，在这位总统心目中，维护国家统一比取缔奴隶制更重要。
例如，起初当林肯在总统选举中胜出，7个南部州愤而宣布退出联邦、国家面临分裂时，为了安抚南方的情绪，林肯在其第一任的就职演说中，对保留奴隶制度采取一种姑息的态度，而非道德上的强烈谴责，或者骑墙派的模棱两可态度。他甚至说联邦政府可以姑息州政府包括奴隶制在内的种种制度。
为何林肯会变得如此和稀泥？原因只有一个，他企图左右逢源，除了原有的支持者，还想讨好奴隶主，令南方诸州不至继续出走。
即使内战于1861年4月爆发，到了1862年8月22日，林肯在写给《纽约论坛报》编辑Horace Greeley的一封公开信中，仍是如此直接了当地说：“如果我不解放任何奴隶就能挽救联邦，那我便一个也不解放；如果我要解放所有奴隶才能挽救联邦，那我便全部解放；如果我要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不管其他才能挽救联邦，我一样会这样做。”
苦战近一年半，林肯才于l862年9月22日颁布《解放奴隶宣言》，利用战时自己作为三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发布命令，宣布南方邦联各叛乱州奴隶获得解放自由，但一直效忠联邦的北方诸州却不在此列，因此5个没有脱离联邦的蓄奴州之奴隶，宣言无效。直到此时，这位总统才算就解放南方奴隶这个问题明确表态，落实政策，但却仍未彻底。直到1865年年初通过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才真正明确及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
讽刺的是，早在1861年年底，即内战爆发后半年，北军将领John Fremont曾经在其统率大军所到之处，未得总统授权，径自宣布解放当地奴隶。林肯得悉后大惊，立即公开宣布这些解放令无效，并解除Fremont将军的职务和军权。读者心里可能会纳闷，这不正是林肯后来所做的吗？那他岂不是自相矛盾？那么他当时为何又要反对呢？答案是，1861年年底，林肯当时仍心存幻想，认为可以在政治上谋求妥协，而不想Fremont将军的“激进”做法坏其大事，甚至刺激那些仍然选择留在联邦的蓄奴州愤而出走，投奔南方的邦联。
所以不少史学家均指出，林肯的回心转意，痛下决心颁布《解放奴隶宣言》，是为了适时进占道德高地，让战情对北军更加有利。例如，The History Channel的纪录片便指出，到了那时，林肯终于得面对现实，承认陷入全面内战之势已不可逆转，因此需要取得坚实的道德理由为自己背书。再举一例，南北战争专家Tom Wicker也指出：“解放宣言排除了欧洲介入的可能，因为它让这场战争成为北方十字军征讨奴隶制度的战争（不管这场战争进行得有多迟缓与勉强）。如果某个外国势力在解放宣言颁布后还承认并支持邦联，这个国家就会被全世界视为替奴隶买卖背书。”
再举个例，林肯虽然道德上反对奴隶制，但起初却并不急于要立即把它废除，而是采取循序渐进之法。更甚的是，林肯原先的方案，是以政府债券作为对奴隶主的补偿，为奴隶赎身，但被解放的黑奴则将会被殖民到海外，例如非洲和拉丁美洲，令人怀疑林肯是否连自己也没有信心，白人和黑人可以在同一天空下相安无事、和睦共处，而要变相把黑人流放。除此之外，林肯也说自己不会主张黑人有投票权。所以，是林肯就任后那一年半的事态发展，把他逼向坚定解放奴隶一途，正如他于战时（1864年4月4日）写信给Albert Hodges时所言：“我得承认自己并没有掌控事态的发展，坦白说，反而是事态的发展掌控了我。”我相信这是十分中肯和坦诚的说法。
内战是由南军挑起和打响第一枪、而不是林肯为解放南方奴隶而主动开打的圣战，他只是被动和不情不愿地应战，但是战争最终改变了林肯，让他最终成了一个坚决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总统。
历史往往不是由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人按一个美好的蓝图打造出来的。政治领袖的抉择，往往被形势和事态的发展所主导，身不由己地成了英雄、魔头以至狗熊。所以，我们不要把历史人物过于神化或妖魔化，要记住，他们往往也只是一个人。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中国人在历史教科书上造了很多神，也造了很多魔，但却较少用人的角度去看待很多历史人物。
林肯为美国结束奴隶制的善心和诚意不用怀疑，但面对严峻的政治现实，他的决心却并非没有动摇过。况且，由始至终，在这位总统心目中，维护国家统一比取缔奴隶制更重要。
例如，起初当林肯在总统选举中胜出，7个南部州愤而宣布退出联邦、国家面临分裂时，为了安抚南方的情绪，林肯在其第一任的就职演说中，对保留奴隶制度采取一种姑息的态度，而非道德上的强烈谴责，或者骑墙派的模棱两可态度。他甚至说联邦政府可以姑息州政府包括奴隶制在内的种种制度。
为何林肯会变得如此和稀泥？原因只有一个，他企图左右逢源，除了原有的支持者，还想讨好奴隶主，令南方诸州不至继续出走。
即使内战于1861年4月爆发，到了1862年8月22日，林肯在写给《纽约论坛报》编辑Horace Greeley的一封公开信中，仍是如此直接了当地说：“如果我不解放任何奴隶就能挽救联邦，那我便一个也不解放；如果我要解放所有奴隶才能挽救联邦，那我便全部解放；如果我要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不管其他才能挽救联邦，我一样会这样做。”
苦战近一年半，林肯才于l862年9月22日颁布《解放奴隶宣言》，利用战时自己作为三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发布命令，宣布南方邦联各叛乱州奴隶获得解放自由，但一直效忠联邦的北方诸州却不在此列，因此5个没有脱离联邦的蓄奴州之奴隶，宣言无效。直到此时，这位总统才算就解放南方奴隶这个问题明确表态，落实政策，但却仍未彻底。直到1865年年初通过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才真正明确及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
讽刺的是，早在1861年年底，即内战爆发后半年，北军将领John Fremont曾经在其统率大军所到之处，未得总统授权，径自宣布解放当地奴隶。林肯得悉后大惊，立即公开宣布这些解放令无效，并解除Fremont将军的职务和军权。读者心里可能会纳闷，这不正是林肯后来所做的吗？那他岂不是自相矛盾？那么他当时为何又要反对呢？答案是，1861年年底，林肯当时仍心存幻想，认为可以在政治上谋求妥协，而不想Fremont将军的“激进”做法坏其大事，甚至刺激那些仍然选择留在联邦的蓄奴州愤而出走，投奔南方的邦联。
所以不少史学家均指出，林肯的回心转意，痛下决心颁布《解放奴隶宣言》，是为了适时进占道德高地，让战情对北军更加有利。例如，The History Channel的纪录片便指出，到了那时，林肯终于得面对现实，承认陷入全面内战之势已不可逆转，因此需要取得坚实的道德理由为自己背书。再举一例，南北战争专家Tom Wicker也指出：“解放宣言排除了欧洲介入的可能，因为它让这场战争成为北方十字军征讨奴隶制度的战争（不管这场战争进行得有多迟缓与勉强）。如果某个外国势力在解放宣言颁布后还承认并支持邦联，这个国家就会被全世界视为替奴隶买卖背书。”
再举个例，林肯虽然道德上反对奴隶制，但起初却并不急于要立即把它废除，而是采取循序渐进之法。更甚的是，林肯原先的方案，是以政府债券作为对奴隶主的补偿，为奴隶赎身，但被解放的黑奴则将会被殖民到海外，例如非洲和拉丁美洲，令人怀疑林肯是否连自己也没有信心，白人和黑人可以在同一天空下相安无事、和睦共处，而要变相把黑人流放。除此之外，林肯也说自己不会主张黑人有投票权。所以，是林肯就任后那一年半的事态发展，把他逼向坚定解放奴隶一途，正如他于战时（1864年4月4日）写信给Albert Hodges时所言：“我得承认自己并没有掌控事态的发展，坦白说，反而是事态的发展掌控了我。”我相信这是十分中肯和坦诚的说法。
内战是由南军挑起和打响第一枪、而不是林肯为解放南方奴隶而主动开打的圣战，他只是被动和不情不愿地应战，但是战争最终改变了林肯，让他最终成了一个坚决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总统。
历史往往不是由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人按一个美好的蓝图打造出来的。政治领袖的抉择，往往被形势和事态的发展所主导，身不由己地成了英雄、魔头以至狗熊。所以，我们不要把历史人物过于神化或妖魔化，要记住，他们往往也只是一个人。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