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很拉风的朝代，它的历史是从成语“黄袍加身”开始的。 后周大将赵匡胤领兵北上御敌，途经陈桥驿驻扎。早晨赵匡胤酒醉醒来，一出屋，就被部下披上了黄袍，众将高呼万岁，江山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不过赵匡胤当时是真喝醉了还是假喝醉了，事先是否知道有黄袍加身，就不得而知了。中国历史上每到改朝换代，总会上演新主子三番五次推辞，流着泪说“我不行，你们怎么能逼我当皇上”的闹剧，结果这些满口仁义的新主子哪个也没推辞成功，全都“被迫”登上了皇位。赵匡胤基本上也属于这样一位“品德高尚”的君主。 开局虽然略显老套，但赵匡胤的大宋此后却不同凡响，令人刮目相看。 富甲全球的大宋 赵匡胤此人是职业军人出身，按理说应该好勇斗狠，热衷攻伐，重武轻文。谁料到这位宋太祖竟然是个热爱生命、热爱世界和平的好男儿，解决事情尽量避免杀戮。 比如初登大宝不久，赵匡胤就在太庙的一间密室中立了一块碑，此后大宋新皇登基，都要由一位不识字的太监带到密室里瞧瞧那块碑。碑上到底写了些什么，除了皇上谁也不知道。直到金军攻破汴梁城，打进太庙才真相大白，碑上赫然书写着三条，大意是：第一，不杀柴氏子孙（后周的后裔），如果他们谋反，就在监狱里让他们自尽，不能公开杀掉；第二，不杀士大夫，尤其是那些谏臣；第三，子孙如果违背了前两条，天诛地灭。 这“勒石三戒”不仅给大宋历代皇帝划下了执政的底线，也给大宋的经济方针定下了基调，通俗来讲就是三个字：不折腾。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能和平解决争端，就不诉诸武力；对内能调和矛盾，就不激化冲突。 在不折腾国策的指引下，大宋的经济一举超越了此前历代的各项纪录。宋朝财政收入最高的一年，达到了1.6亿贯（1贯=1000文），即使是后来失去了北方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高的时候也能达到1亿贯。这样的收入记录在古代中国不仅空前，也堪称绝后。比如明朝在财政收入上比北宋差了整整一个数量级，清朝康乾盛世时状况稍好，但也不及北宋财政收入的一半。 宋朝平民百姓的生活也要好于其他朝代。司马光曾经痛心疾首世风日下，连农夫走卒都穿丝质的鞋子，实在太奢靡了！看看《水浒传》里的那一百单八将上水泊梁山的原因，有因杀人放火来的，有因触犯朝廷律法来的，有游手好闲图快活来的，就是没有穷困潦倒吃不上饭来的！ 这样一个安定团结奔小康的局面是如何得来的呢？我们不应该把1000年前宋朝的成绩过分拔高了，这个朝代的经济基础还是广大的自耕农们，这些农民上交的皇粮和税款，支撑起了大宋的江山社稷，骨子里大宋还是很传统的。 但在经济上，宋朝同其他朝代相比，有两个亮点，第一个是开源，就是海外贸易搞起来了。 原本古代中国通过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与其他国家做贸易，但宋朝建立没多久，西北的党项人就起兵造反，建立了西夏，阻断了宋朝与中亚、西亚的路上贸易通道。不得已，宋朝的对外贸易转向了东南沿海，竟然开辟出了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今杭州）、明州（今宁波）等十几个沿海城市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中广州、泉州和明州的贸易量最大，特别是泉州，在南宋时期一跃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南宋时每年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已经达到200万贯，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6%。这只是官方的收益，民间也有许多人从事海外贸易，获利颇丰。 虽然不能直接从陆上丝绸之路做长途贸易，但宋朝还是积极与陆上邻国开展贸易。比如宋朝在与金、大理的交界处开设市场，对外出口药材、茶叶、棉花，进口人参、毛皮、马匹等。这些陆上贸易的收益也不容小觑。 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虽然大宋的税收主要来源还是农业，但有了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日子自然要比闭关锁国的那些朝代富裕多了。 此外，古代中国许多朝代的财政往往是皇族经济、战争经济、工程经济，税收收入主要是充当满足皇族奢华享受的私房钱、对外战争的军费和工程建设的拨款。这些经济类型，宋朝经济当然也都不缺，但它还有另一个亮点，就是消费拉动型经济。 前面已经提到，宋朝从赵匡胤开始就十分重视读书人，科举制在宋朝得到了发展，只要中了科举，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职，这等于是给民间读书人打了一针鸡血，不用看出身，不用看门第，只要中举，前途将一片光明。科举制繁荣的结果之一，就是宋朝的文官队伍膨胀，在北宋的都城汴梁就集中了大量的朝廷官员。 汴梁城内皇族、官员、军人、商人云集，人口达百万之众，这些人的吃穿用不是附近州县能够充足供应的，于是北宋依靠运河漕运，从日渐富庶的江南地区运送大量的物资到汴梁。一船船送抵汴梁的货物，不仅有粮食，还有丝绸、茶叶、瓷器、木器等，吃喝玩乐的装备一应俱全。当时的欧洲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美洲的玛雅人还在丛林中乱闯，大宋的汴梁城犹如地球上文明的第一灯塔，照耀着四夷蛮荒之地，令四方心神往之。 汴梁城庞大的消费力和强大的购买力，刺激了全国各地的生产力。宋朝和古代许多重农抑商的朝代不同，它对商人的限制相对宽松，并不惧怕商人坐大后威胁皇权。而经商获得的利润，要比务农高出许多倍，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国度自然要比畜牧业、农业发达的国度富裕，宋朝的手工业、商业的发达程度在历朝历代中堪称高峰，所以能够富甲全球也就不奇怪了。 宋兵乙：我曾是个无业游民 宋朝皇帝为什么不担心江南地区凭借强大的财力挑战皇权呢？其实当皇帝的，随时都担心有人取而代之，只是宋朝把全国的精锐之师都集中到了汴梁城，集中到了皇帝的身边，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地方势力坐大。 和平主义者赵匡胤坐江山的时候，麾下的军队才不足40万。就这些军队，赵匡胤还搞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演出，让手下大将把各自的军权都交了出来，集中在赵匡胤一个人手中，这些昔日大将拿着养老钱享清福。和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就开始杀功臣相比，赵匡胤处理问题的做法非常人性化。 此后，北宋的军队逐渐壮大，到了北宋中期的时候，军队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人，除了喜欢搞阅兵仪式的隋炀帝外，北宋军队数量几乎是古代中国之最。从军队构成看，士兵主要分两类：一类是驻守汴梁地区的禁军，《水浒传》中豹子头林冲落草前的职业就是80万禁军教头。对，没错，是80万禁军，作者施耐庵并没有夸张，北宋的都城集中了80余万的军队；剩余的军队属于厢军，驻扎在地方各处，人数远比禁军要少，而且待遇也低一些。每个禁军每年要消耗约50贯，厢兵每年消耗30贯，单是这百万大军的军费，就高达四五千万贯。 除了富甲天下的大宋，没有哪个朝代能维持这么大规模的常备军，而且士兵待遇还相当优厚。曾经有位西方学者感叹，当时欧洲小国的君主，都不如汴梁城把门的守卒生活条件好。 北宋养活这么多的军队，是为了作战需要吗？北宋在北方面临辽或金的威胁，在西北方面临西夏的威胁，的确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御敌。但是，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北宋这百万大军对外作战鲜有胜绩，倒是多次被辽国军队深入国境，饮马黄河。 是因为林冲教头对这些禁军的军事训练太糟糕，使得宋军在战场上不堪一击吗？非也，这其中有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北宋招募庞大的军队，并非单纯为了作战，而是为了解决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 各个朝代要获得兵员，无非采取两个办法，一个是征兵，一个是募兵。征兵就是强制老百姓参军入伍，而募兵就是花钱雇佣老百姓参军入伍。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长期坚持募兵制的朝代，它的大军都是花钱雇佣的，而且还没有退役制度，只要某个人进入了宋朝的军队体系里，就等于是捧上了铁饭碗，一辈子衣食无忧。 北宋时期，高产的占城稻开始推广，农业开始采用水稻和小麦轮种，粮食的大幅增产直接激发了全国人口突破1亿人。宋朝虽然商品经济发达，许多非农业的行业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但宋朝的统治者还是为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业游民头疼不已。 这些无业游民对社会的安定是潜在的威胁，为了消除这个威胁，宋朝再次用钱开路，花钱从这些游民中选择身强力壮的人，补充进军队里，让他们从游民变成了士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就是北宋解决失业人口的国策。 宋太祖赵匡胤就是这个国策的奠基者。他曾经说过，灾年最容易出现民变，不过此时募兵也最容易，因为老百姓没粮食，想有口饭吃，给点钱就能招募到士兵；而在丰年，老百姓丰衣足食，即使提高军队的待遇，肯参军的人也寥寥无几，毕竟当兵是一个有生命危险的职业。《水浒传》中描写的朝廷三番五次派官员到水泊梁山招安，就是这一国策的体现。在宋朝皇帝眼中，剿灭山贼太费力气，还不如花点钱招安了这帮草寇省事，反正朝廷有钱。 参军入伍有吃有喝，还有钱赚，何乐而不为呢？在其他朝代非常头疼的兵源问题，在大宋看来简直是不值一提。宋朝时期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起义，比如北方的宋江起义和南方的方腊起义，只是这些起义与推翻了汉朝的黄巾起义、推翻唐朝的黄巢起义以及后来推翻明朝的李闯王起义相比，规模小了许多，不会对江山社稷造成致命伤害。不论北宋还是南宋，都亡于外族入侵而不是农民起义，这充分说明宋朝的募兵制在解决社会不安定因素方面还是很管用的。宋江、方腊就算揭竿而起，群众基础也相当薄弱，大宋地界没多少人愿意舍弃性命同他们一起“替天行道”。而且一遇招安，宋江之流带头投靠朝廷，这不能算是叛变革命，只能说被官府金钱的糖衣炮弹打垮了队伍。 但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的的募兵制，自然难以获得有足够战斗力的队伍。北宋最初招募士兵，有严格的体检标准，比如上等禁军的身高要求5尺8寸以上，这个标准放到今天，差不多得1米8的个子才能入选；入伍的身高最低标准，在宋真宗时期是5尺5寸。但是标准高了，就会有许多无业游民进不了军营，有悖于解决失业问题这个基本国策，于是有大臣提出，只要体格健壮，身高矮一点儿没关系，此后最低标准就不断降低，到了宋仁宗时期，入伍标准下降到5尺2寸，换算成今天的计量单位，也就是1米6多一点，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有资格入伍了。 这样招来的士兵，身体素质可想而知，林冲这样的禁军教头再敬业，也不可能把素质很低的士兵都练成宋太祖赵匡胤那样的猛将。而且，既然参军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这些士兵保家卫国的荣誉感就丧失了，朝廷不给优厚的待遇，宋兵们就不愿意去打仗。于是，北宋的将军们为了让这帮兵油子能上阵杀敌，甚至违反军规，允许他们吃喝嫖赌，把他们手里的钱都挥霍掉，这样他们才有动力去打仗，去赚赏钱花。有这样一支大爷似的百万熊兵，宋朝对外作战屡战屡败也就不奇怪了。 从飞钱到交子：四川人有法子 中国是世界上印刷术的鼻祖，蔡伦造纸和毕昇活字印刷这两大发明，使中国人很早就享受到了轻薄的纸张带来的生活便利。但是纸张用于金融领域，却已经是唐朝后期了。 在唐宪宗在位时，许多商人外出经商，随身需要携带大量的铜钱，非常不方便。于是发明出了“飞钱”，商人在一地比如京城把铜钱如数交给官府，官府给开具一张有效力的凭证，上面记录着开具的地方和铜钱数目。商人只要带着这张凭证到异地相关官府部门，就可以提取同样数量的铜钱，用于购买货物，铜钱就好像自己飞到了目的地一样。这种凭证就是飞钱，相当于现代金融业里的汇票。 飞钱使得商人们可以轻装上路，交易更方便了，同时也减少了长距离的铜钱大搬家，减少了人们在交易中使用铜钱的数量，缓和了铜钱短缺的现象。不过，使用飞钱只是汇兑业务，它本身不是货币，使用完毕就销毁，不进入货币流通领域，所以它并不算真正的纸币。 在宋朝建立之初，灭掉了位于四川的后蜀国，把当地的铜钱劫掠到京师，只留下铁钱在当地流通，以此缓解新兴王朝的货币短缺问题。此后，北宋朝廷甚至宣布，禁止四川地区使用铜钱，只能使用铁钱，希望减少市场上对铜钱的需求量。 可是，铁钱购买力太低下，按照北宋前期的货币兑换比率，一贯小铁钱重6斤多，币值却只有铜钱的1/10。当时要买一匹绢，需要的小铁钱的重量有30多斤。可以想见，人们日常生活因铁币的流通产生了诸多不便。商人就更苦不堪言了，想进货100匹绢，竟然要用牛车拉着铁钱去买。许多小额交易的买卖双方一想到沉重的铁钱，立刻打消了念头，回家洗洗睡了。 迫于无奈，受飞钱的启发，宋太宗初年，成都十六家富商订立契约，联合创立了世界首家发行纸币的私人金融机构——交子铺，开始发行信用纸币“交子”。交子一开始还是与飞钱类似，只是一种民间的汇兑凭证，并非真正的货币。后来，北宋政府介入了交子的发行之中，交子的发行由民办改为官办，并把交子作为货币强制推行，交子摇身一变，成了可以在四川市场中流通的货币。 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就这样在四川人手中诞生了。而且北宋官府在发行纸币之初，就显露出了高度的现代金融标准，宋朝人知道纸币虽然看上去一本万利，但却不能随意乱印，毕竟这东西只是货币符号，不是财富，论实际价值，纸币还不如铜钱，后者起码有料。纸币的发行必须要以一定比例的准备金作为基础，以防人们大规模把纸币兑换成其他货币时能够应付挤兑潮。 由于纸币诞生于北宋的四川地区，这个地区又是铁钱的流通范围，于是一开始宋朝人会预留一定数量的铁钱作为准备金，然后再发行相当数量的纸币。从面额来看，铁钱面值约是纸币发行额的二成八，也就是28%。我们今天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一般在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之间波动，几乎不会超过20%。由此可见，宋朝刚发行纸币的时候，还是非常谨慎小心的。那时候的造纸工艺不比现在，纸币磨损得很快，北宋官府通常过3年就要再发行一次新纸币，同时回收旧纸币，以新换旧。 纸币对于被钱荒折磨的大宋，真是一剂灵丹妙药。宋时，民间对铜钱趋之若鹜，收集起来熔化铜钱造铜器，使得市场上难见铜钱。其实，大宋的铜钱不仅是本国的法定货币，而且“一国所铸，四朝共用”，在辽朝、西夏和金朝境内也是硬通货，大家都处于一个货币体系中，类似于今天欧元在许多欧洲国家中充当法定货币一样。大宋铜钱甚至还流向了不与本国接壤的高丽、日本、东南亚各国，进一步导致了大宋境内铜钱严重缺乏的状况。 铜钱缺乏，自然会引发通货紧缩，但纸币一发行，用少量的铁钱准备金放大出面额巨大的纸币，流通于世，立刻抵消了通货紧缩的趋势，市场上有了流通的货币，人们做交易也就更加方便了。 除了法定的楮币这种纸币，宋朝官府还发行类似于今天的汇票或支票之类的证券，有些证券有固定面额。拿着这些证券，人们可以在官营的部门领取到盐、酒、茶、矾、香料等专卖品，类似于几十年前中国大地上通行的布票、粮票、油票之类的作用。更有趣的是，大宋就连和尚、道士也有专门的证券，叫做“紫衣”或“师号”，他们可以用这种专用证券购买自己所需之物。纸币一旦出现，人们就开始思如泉涌，发明出各种花样的用法，方便自己的生活。 大宋开始对纸币上瘾 纸币绝对是划时代的金融创新，但这个早产儿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有喜悦，也有痛苦和灾难。任何货币都有自身的特性，纸币也不例外：纸币的“铸造”过于容易，面额又可以随意书写，这让纸币好像是一匹性情暴烈的骏马，骑手驾驭得当，可以日行千里，建功立业；但如果驾驭不当，直接尥蹶子把骑手摔翻在地。纸币是福是祸，全看骑手的驾驭能力。 北宋最初对纸币的使用很谨慎，严格遵守准备金比率发行，维护了纸币的市场信用，所以从宋仁宗到宋神宗的50年中，纸币币值保持稳定，为大宋的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到了宋徽宗的时候，蔡京太师主持朝政，开始大肆印刷纸币，把纸币的流通地区扩大到全国，搜刮民间财富，终于把北宋的经济局面引入了严重通货膨胀的深渊中。发行纸币时的准备金比率越来越低，准备金只有纸币面额的1/60时，也敢开印。甚至到了最后，没有准备金也照样发行纸币，汹涌的纸币搞乱了北宋末年的经济。 北宋末年，固然有辽朝、金朝大举进攻的威胁，国家需要筹集足够的御敌资金。但也正是这个时期，蔡京帮助宋徽宗大办花石纲，给皇上四处搜罗奇石怪树，满足皇上高雅的艺术需求，却搞得许多中产阶级都倾家荡产；方腊在南方揭竿而起，朝廷又要花钱去镇压。假如能够把办花石纲的钱用于御敌，也就不必靠狂印纸币来筹措军费了。所以北宋滥发纸币，怪不到辽朝人和金朝人的头上，皇上和奸臣的贪婪才是病根。 民众的财富也不是可以随意屠宰的羔羊。大量的纸币不仅带来了通货膨胀，还把市场中的铜钱彻底驱赶走了，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北宋民众知道纸币肯定会贬值，而且还会大幅度贬值，于是拒绝接收纸币，手头有纸币的也尽快兑换成铜钱或实物，把铜钱压在箱底存着。于是市场上纸币充斥，铜钱难得一见，纸币这种“劣币”驱逐了铜钱“良币”。 面对混乱的局面，北宋官府不得不宣布，民众纳税时必须交纳一定数量的铜钱，纸币和铜钱的币值必须按照某个固定的汇率进行兑换。可是，破坏纸币信用的恰恰是北宋官府自己，它却希望老百姓尊重纸币的信用，这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的金融政策，也向老百姓暴露了纸币的信用已经崩溃的现实。 还没等金朝的铁骑冲入国境，北宋其实已经被纸币摧毁了，金兵南下不过是收拾一下残局而已。
宋朝是一个很拉风的朝代，它的历史是从成语“黄袍加身”开始的。 后周大将赵匡胤领兵北上御敌，途经陈桥驿驻扎。早晨赵匡胤酒醉醒来，一出屋，就被部下披上了黄袍，众将高呼万岁，江山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不过赵匡胤当时是真喝醉了还是假喝醉了，事先是否知道有黄袍加身，就不得而知了。中国历史上每到改朝换代，总会上演新主子三番五次推辞，流着泪说“我不行，你们怎么能逼我当皇上”的闹剧，结果这些满口仁义的新主子哪个也没推辞成功，全都“被迫”登上了皇位。赵匡胤基本上也属于这样一位“品德高尚”的君主。 开局虽然略显老套，但赵匡胤的大宋此后却不同凡响，令人刮目相看。 富甲全球的大宋 赵匡胤此人是职业军人出身，按理说应该好勇斗狠，热衷攻伐，重武轻文。谁料到这位宋太祖竟然是个热爱生命、热爱世界和平的好男儿，解决事情尽量避免杀戮。 比如初登大宝不久，赵匡胤就在太庙的一间密室中立了一块碑，此后大宋新皇登基，都要由一位不识字的太监带到密室里瞧瞧那块碑。碑上到底写了些什么，除了皇上谁也不知道。直到金军攻破汴梁城，打进太庙才真相大白，碑上赫然书写着三条，大意是：第一，不杀柴氏子孙（后周的后裔），如果他们谋反，就在监狱里让他们自尽，不能公开杀掉；第二，不杀士大夫，尤其是那些谏臣；第三，子孙如果违背了前两条，天诛地灭。 这“勒石三戒”不仅给大宋历代皇帝划下了执政的底线，也给大宋的经济方针定下了基调，通俗来讲就是三个字：不折腾。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能和平解决争端，就不诉诸武力；对内能调和矛盾，就不激化冲突。 在不折腾国策的指引下，大宋的经济一举超越了此前历代的各项纪录。宋朝财政收入最高的一年，达到了1.6亿贯（1贯=1000文），即使是后来失去了北方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高的时候也能达到1亿贯。这样的收入记录在古代中国不仅空前，也堪称绝后。比如明朝在财政收入上比北宋差了整整一个数量级，清朝康乾盛世时状况稍好，但也不及北宋财政收入的一半。 宋朝平民百姓的生活也要好于其他朝代。司马光曾经痛心疾首世风日下，连农夫走卒都穿丝质的鞋子，实在太奢靡了！看看《水浒传》里的那一百单八将上水泊梁山的原因，有因杀人放火来的，有因触犯朝廷律法来的，有游手好闲图快活来的，就是没有穷困潦倒吃不上饭来的！ 这样一个安定团结奔小康的局面是如何得来的呢？我们不应该把1000年前宋朝的成绩过分拔高了，这个朝代的经济基础还是广大的自耕农们，这些农民上交的皇粮和税款，支撑起了大宋的江山社稷，骨子里大宋还是很传统的。 但在经济上，宋朝同其他朝代相比，有两个亮点，第一个是开源，就是海外贸易搞起来了。 原本古代中国通过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与其他国家做贸易，但宋朝建立没多久，西北的党项人就起兵造反，建立了西夏，阻断了宋朝与中亚、西亚的路上贸易通道。不得已，宋朝的对外贸易转向了东南沿海，竟然开辟出了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今杭州）、明州（今宁波）等十几个沿海城市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中广州、泉州和明州的贸易量最大，特别是泉州，在南宋时期一跃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南宋时每年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已经达到200万贯，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6%。这只是官方的收益，民间也有许多人从事海外贸易，获利颇丰。 虽然不能直接从陆上丝绸之路做长途贸易，但宋朝还是积极与陆上邻国开展贸易。比如宋朝在与金、大理的交界处开设市场，对外出口药材、茶叶、棉花，进口人参、毛皮、马匹等。这些陆上贸易的收益也不容小觑。 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虽然大宋的税收主要来源还是农业，但有了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日子自然要比闭关锁国的那些朝代富裕多了。 此外，古代中国许多朝代的财政往往是皇族经济、战争经济、工程经济，税收收入主要是充当满足皇族奢华享受的私房钱、对外战争的军费和工程建设的拨款。这些经济类型，宋朝经济当然也都不缺，但它还有另一个亮点，就是消费拉动型经济。 前面已经提到，宋朝从赵匡胤开始就十分重视读书人，科举制在宋朝得到了发展，只要中了科举，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职，这等于是给民间读书人打了一针鸡血，不用看出身，不用看门第，只要中举，前途将一片光明。科举制繁荣的结果之一，就是宋朝的文官队伍膨胀，在北宋的都城汴梁就集中了大量的朝廷官员。 汴梁城内皇族、官员、军人、商人云集，人口达百万之众，这些人的吃穿用不是附近州县能够充足供应的，于是北宋依靠运河漕运，从日渐富庶的江南地区运送大量的物资到汴梁。一船船送抵汴梁的货物，不仅有粮食，还有丝绸、茶叶、瓷器、木器等，吃喝玩乐的装备一应俱全。当时的欧洲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美洲的玛雅人还在丛林中乱闯，大宋的汴梁城犹如地球上文明的第一灯塔，照耀着四夷蛮荒之地，令四方心神往之。 汴梁城庞大的消费力和强大的购买力，刺激了全国各地的生产力。宋朝和古代许多重农抑商的朝代不同，它对商人的限制相对宽松，并不惧怕商人坐大后威胁皇权。而经商获得的利润，要比务农高出许多倍，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国度自然要比畜牧业、农业发达的国度富裕，宋朝的手工业、商业的发达程度在历朝历代中堪称高峰，所以能够富甲全球也就不奇怪了。 宋兵乙：我曾是个无业游民 宋朝皇帝为什么不担心江南地区凭借强大的财力挑战皇权呢？其实当皇帝的，随时都担心有人取而代之，只是宋朝把全国的精锐之师都集中到了汴梁城，集中到了皇帝的身边，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地方势力坐大。 和平主义者赵匡胤坐江山的时候，麾下的军队才不足40万。就这些军队，赵匡胤还搞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演出，让手下大将把各自的军权都交了出来，集中在赵匡胤一个人手中，这些昔日大将拿着养老钱享清福。和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就开始杀功臣相比，赵匡胤处理问题的做法非常人性化。 此后，北宋的军队逐渐壮大，到了北宋中期的时候，军队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人，除了喜欢搞阅兵仪式的隋炀帝外，北宋军队数量几乎是古代中国之最。从军队构成看，士兵主要分两类：一类是驻守汴梁地区的禁军，《水浒传》中豹子头林冲落草前的职业就是80万禁军教头。对，没错，是80万禁军，作者施耐庵并没有夸张，北宋的都城集中了80余万的军队；剩余的军队属于厢军，驻扎在地方各处，人数远比禁军要少，而且待遇也低一些。每个禁军每年要消耗约50贯，厢兵每年消耗30贯，单是这百万大军的军费，就高达四五千万贯。 除了富甲天下的大宋，没有哪个朝代能维持这么大规模的常备军，而且士兵待遇还相当优厚。曾经有位西方学者感叹，当时欧洲小国的君主，都不如汴梁城把门的守卒生活条件好。 北宋养活这么多的军队，是为了作战需要吗？北宋在北方面临辽或金的威胁，在西北方面临西夏的威胁，的确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御敌。但是，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北宋这百万大军对外作战鲜有胜绩，倒是多次被辽国军队深入国境，饮马黄河。 是因为林冲教头对这些禁军的军事训练太糟糕，使得宋军在战场上不堪一击吗？非也，这其中有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北宋招募庞大的军队，并非单纯为了作战，而是为了解决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 各个朝代要获得兵员，无非采取两个办法，一个是征兵，一个是募兵。征兵就是强制老百姓参军入伍，而募兵就是花钱雇佣老百姓参军入伍。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长期坚持募兵制的朝代，它的大军都是花钱雇佣的，而且还没有退役制度，只要某个人进入了宋朝的军队体系里，就等于是捧上了铁饭碗，一辈子衣食无忧。 北宋时期，高产的占城稻开始推广，农业开始采用水稻和小麦轮种，粮食的大幅增产直接激发了全国人口突破1亿人。宋朝虽然商品经济发达，许多非农业的行业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但宋朝的统治者还是为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业游民头疼不已。 这些无业游民对社会的安定是潜在的威胁，为了消除这个威胁，宋朝再次用钱开路，花钱从这些游民中选择身强力壮的人，补充进军队里，让他们从游民变成了士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就是北宋解决失业人口的国策。 宋太祖赵匡胤就是这个国策的奠基者。他曾经说过，灾年最容易出现民变，不过此时募兵也最容易，因为老百姓没粮食，想有口饭吃，给点钱就能招募到士兵；而在丰年，老百姓丰衣足食，即使提高军队的待遇，肯参军的人也寥寥无几，毕竟当兵是一个有生命危险的职业。《水浒传》中描写的朝廷三番五次派官员到水泊梁山招安，就是这一国策的体现。在宋朝皇帝眼中，剿灭山贼太费力气，还不如花点钱招安了这帮草寇省事，反正朝廷有钱。 参军入伍有吃有喝，还有钱赚，何乐而不为呢？在其他朝代非常头疼的兵源问题，在大宋看来简直是不值一提。宋朝时期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起义，比如北方的宋江起义和南方的方腊起义，只是这些起义与推翻了汉朝的黄巾起义、推翻唐朝的黄巢起义以及后来推翻明朝的李闯王起义相比，规模小了许多，不会对江山社稷造成致命伤害。不论北宋还是南宋，都亡于外族入侵而不是农民起义，这充分说明宋朝的募兵制在解决社会不安定因素方面还是很管用的。宋江、方腊就算揭竿而起，群众基础也相当薄弱，大宋地界没多少人愿意舍弃性命同他们一起“替天行道”。而且一遇招安，宋江之流带头投靠朝廷，这不能算是叛变革命，只能说被官府金钱的糖衣炮弹打垮了队伍。 但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的的募兵制，自然难以获得有足够战斗力的队伍。北宋最初招募士兵，有严格的体检标准，比如上等禁军的身高要求5尺8寸以上，这个标准放到今天，差不多得1米8的个子才能入选；入伍的身高最低标准，在宋真宗时期是5尺5寸。但是标准高了，就会有许多无业游民进不了军营，有悖于解决失业问题这个基本国策，于是有大臣提出，只要体格健壮，身高矮一点儿没关系，此后最低标准就不断降低，到了宋仁宗时期，入伍标准下降到5尺2寸，换算成今天的计量单位，也就是1米6多一点，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有资格入伍了。 这样招来的士兵，身体素质可想而知，林冲这样的禁军教头再敬业，也不可能把素质很低的士兵都练成宋太祖赵匡胤那样的猛将。而且，既然参军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这些士兵保家卫国的荣誉感就丧失了，朝廷不给优厚的待遇，宋兵们就不愿意去打仗。于是，北宋的将军们为了让这帮兵油子能上阵杀敌，甚至违反军规，允许他们吃喝嫖赌，把他们手里的钱都挥霍掉，这样他们才有动力去打仗，去赚赏钱花。有这样一支大爷似的百万熊兵，宋朝对外作战屡战屡败也就不奇怪了。 从飞钱到交子：四川人有法子 中国是世界上印刷术的鼻祖，蔡伦造纸和毕昇活字印刷这两大发明，使中国人很早就享受到了轻薄的纸张带来的生活便利。但是纸张用于金融领域，却已经是唐朝后期了。 在唐宪宗在位时，许多商人外出经商，随身需要携带大量的铜钱，非常不方便。于是发明出了“飞钱”，商人在一地比如京城把铜钱如数交给官府，官府给开具一张有效力的凭证，上面记录着开具的地方和铜钱数目。商人只要带着这张凭证到异地相关官府部门，就可以提取同样数量的铜钱，用于购买货物，铜钱就好像自己飞到了目的地一样。这种凭证就是飞钱，相当于现代金融业里的汇票。 飞钱使得商人们可以轻装上路，交易更方便了，同时也减少了长距离的铜钱大搬家，减少了人们在交易中使用铜钱的数量，缓和了铜钱短缺的现象。不过，使用飞钱只是汇兑业务，它本身不是货币，使用完毕就销毁，不进入货币流通领域，所以它并不算真正的纸币。 在宋朝建立之初，灭掉了位于四川的后蜀国，把当地的铜钱劫掠到京师，只留下铁钱在当地流通，以此缓解新兴王朝的货币短缺问题。此后，北宋朝廷甚至宣布，禁止四川地区使用铜钱，只能使用铁钱，希望减少市场上对铜钱的需求量。 可是，铁钱购买力太低下，按照北宋前期的货币兑换比率，一贯小铁钱重6斤多，币值却只有铜钱的1/10。当时要买一匹绢，需要的小铁钱的重量有30多斤。可以想见，人们日常生活因铁币的流通产生了诸多不便。商人就更苦不堪言了，想进货100匹绢，竟然要用牛车拉着铁钱去买。许多小额交易的买卖双方一想到沉重的铁钱，立刻打消了念头，回家洗洗睡了。 迫于无奈，受飞钱的启发，宋太宗初年，成都十六家富商订立契约，联合创立了世界首家发行纸币的私人金融机构——交子铺，开始发行信用纸币“交子”。交子一开始还是与飞钱类似，只是一种民间的汇兑凭证，并非真正的货币。后来，北宋政府介入了交子的发行之中，交子的发行由民办改为官办，并把交子作为货币强制推行，交子摇身一变，成了可以在四川市场中流通的货币。 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就这样在四川人手中诞生了。而且北宋官府在发行纸币之初，就显露出了高度的现代金融标准，宋朝人知道纸币虽然看上去一本万利，但却不能随意乱印，毕竟这东西只是货币符号，不是财富，论实际价值，纸币还不如铜钱，后者起码有料。纸币的发行必须要以一定比例的准备金作为基础，以防人们大规模把纸币兑换成其他货币时能够应付挤兑潮。 由于纸币诞生于北宋的四川地区，这个地区又是铁钱的流通范围，于是一开始宋朝人会预留一定数量的铁钱作为准备金，然后再发行相当数量的纸币。从面额来看，铁钱面值约是纸币发行额的二成八，也就是28%。我们今天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一般在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之间波动，几乎不会超过20%。由此可见，宋朝刚发行纸币的时候，还是非常谨慎小心的。那时候的造纸工艺不比现在，纸币磨损得很快，北宋官府通常过3年就要再发行一次新纸币，同时回收旧纸币，以新换旧。 纸币对于被钱荒折磨的大宋，真是一剂灵丹妙药。宋时，民间对铜钱趋之若鹜，收集起来熔化铜钱造铜器，使得市场上难见铜钱。其实，大宋的铜钱不仅是本国的法定货币，而且“一国所铸，四朝共用”，在辽朝、西夏和金朝境内也是硬通货，大家都处于一个货币体系中，类似于今天欧元在许多欧洲国家中充当法定货币一样。大宋铜钱甚至还流向了不与本国接壤的高丽、日本、东南亚各国，进一步导致了大宋境内铜钱严重缺乏的状况。 铜钱缺乏，自然会引发通货紧缩，但纸币一发行，用少量的铁钱准备金放大出面额巨大的纸币，流通于世，立刻抵消了通货紧缩的趋势，市场上有了流通的货币，人们做交易也就更加方便了。 除了法定的楮币这种纸币，宋朝官府还发行类似于今天的汇票或支票之类的证券，有些证券有固定面额。拿着这些证券，人们可以在官营的部门领取到盐、酒、茶、矾、香料等专卖品，类似于几十年前中国大地上通行的布票、粮票、油票之类的作用。更有趣的是，大宋就连和尚、道士也有专门的证券，叫做“紫衣”或“师号”，他们可以用这种专用证券购买自己所需之物。纸币一旦出现，人们就开始思如泉涌，发明出各种花样的用法，方便自己的生活。 大宋开始对纸币上瘾 纸币绝对是划时代的金融创新，但这个早产儿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有喜悦，也有痛苦和灾难。任何货币都有自身的特性，纸币也不例外：纸币的“铸造”过于容易，面额又可以随意书写，这让纸币好像是一匹性情暴烈的骏马，骑手驾驭得当，可以日行千里，建功立业；但如果驾驭不当，直接尥蹶子把骑手摔翻在地。纸币是福是祸，全看骑手的驾驭能力。 北宋最初对纸币的使用很谨慎，严格遵守准备金比率发行，维护了纸币的市场信用，所以从宋仁宗到宋神宗的50年中，纸币币值保持稳定，为大宋的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到了宋徽宗的时候，蔡京太师主持朝政，开始大肆印刷纸币，把纸币的流通地区扩大到全国，搜刮民间财富，终于把北宋的经济局面引入了严重通货膨胀的深渊中。发行纸币时的准备金比率越来越低，准备金只有纸币面额的1/60时，也敢开印。甚至到了最后，没有准备金也照样发行纸币，汹涌的纸币搞乱了北宋末年的经济。 北宋末年，固然有辽朝、金朝大举进攻的威胁，国家需要筹集足够的御敌资金。但也正是这个时期，蔡京帮助宋徽宗大办花石纲，给皇上四处搜罗奇石怪树，满足皇上高雅的艺术需求，却搞得许多中产阶级都倾家荡产；方腊在南方揭竿而起，朝廷又要花钱去镇压。假如能够把办花石纲的钱用于御敌，也就不必靠狂印纸币来筹措军费了。所以北宋滥发纸币，怪不到辽朝人和金朝人的头上，皇上和奸臣的贪婪才是病根。 民众的财富也不是可以随意屠宰的羔羊。大量的纸币不仅带来了通货膨胀，还把市场中的铜钱彻底驱赶走了，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北宋民众知道纸币肯定会贬值，而且还会大幅度贬值，于是拒绝接收纸币，手头有纸币的也尽快兑换成铜钱或实物，把铜钱压在箱底存着。于是市场上纸币充斥，铜钱难得一见，纸币这种“劣币”驱逐了铜钱“良币”。 面对混乱的局面，北宋官府不得不宣布，民众纳税时必须交纳一定数量的铜钱，纸币和铜钱的币值必须按照某个固定的汇率进行兑换。可是，破坏纸币信用的恰恰是北宋官府自己，它却希望老百姓尊重纸币的信用，这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的金融政策，也向老百姓暴露了纸币的信用已经崩溃的现实。 还没等金朝的铁骑冲入国境，北宋其实已经被纸币摧毁了，金兵南下不过是收拾一下残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