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号至23号在北京召开，这届全会主题聚焦依法治国，是首次以此为主题的中央全会。
以往的中共四中全会多聚焦于党风建设，分析认为这一届选择依法治国为主题，反映出执政党在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时期的重大政策考量，依法治国是保证改革能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通过完善法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更好深化改革，实现改革目标。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后高压反腐，大力简政放权，并通过惩治和改革，解决日益突出的司法不公问题。相信在此次全会上，当局将提出更为具体有效举措。
四中全会绘依法治国新路线
1997年9月，“依法治国”四个字被写入十五大报告。依法治国成为执政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被视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详细描绘法治中国新图景。
舆论认为，中国的执政党在致力于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对这一变化，民众有清晰的感知。最高领导人多次在重要场合表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一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改革被纳入法治轨道，司法腐败面临强力打击，政法机关不再神秘，更为公开透明。
新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探寻法治中国的轨迹，分享法学大家的思考。
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后的第17个年头，“依法治国”新路线图将出台。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破解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信访不信法等一系列问题。
目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草稿正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修订完善。“很全面，很深入，很震撼”，一位了解草稿内容的法律学者告诉新京报记者，“《决定》基本上是三中全会提出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具体化，内容涉及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司法改革等各个方面”。新京报记者王姝
新进展
十八大提法治是治国理政基本方式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好国家，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是党的领导集体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最高法前院长肖扬亲历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过程，他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一文中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等受访专家也表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过程，反映出改革开放30余年，执政党对于治国理政方式的探索和调整。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前看》讲话，总结“文革”沉痛教训时指出：“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许耀桐说。
“这里讲的制度化、法律化，实际就是法治化的问题。”许耀桐说。
“法治三老”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1979年与人合写了《国》，开了“以法治国第一腔”。李步云对新京报记者说，1978年10月，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北大法律系原主任陈守一提出，“人治还是法治呢，值得研究”。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这次学术会议后，李步云开始思考“人治”、“法治”问题，随后与人合写了18000字的《论以法治国》。
论文发表后，曾有人将其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机关门口，引发了激烈争论，“法学界出现„三大派‟论战。„法治论‟的观点主张反对人治，提倡法治；„取消论‟认为„法治‟和„人治‟是西方的提法，是资产阶级观点；„结合论‟认为„法治‟和„人治‟都有必要，应该结合起来”。
“三大派”论战引发了中央领导的关注。肖扬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一文中称，1995年下半年，中央举办第三次法制讲座，主题就是《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个多月后，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一条基本方针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1997年9月，“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十五大报告。
此后，历次党代会报告都强调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至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新局面
现实需求促“依法治国”建设提速
虽然十五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一再重申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但17年来的历次党的中央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主题的是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李步云、许耀桐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锦光等受访专家们认为，四中全会之所以首次圈定“依法治国”主题，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要求，更是社会矛盾高发期的迫切要求。
“改革开放初期，需要打破计划经济体系，总体说法律体系不完善，所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确定后的第一个十年，一直在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现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60条。但一些政府部门并没有适应从改革推进法治，到法治推进改革的转变。什么法不法的，先干起来再说，这样的草莽式人物还不少”。许耀桐说。
一些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直接干涉司法的案例时有出现。比如2010年，重庆李渡新区管委会在一起当地养殖户与爆破公司的诉讼中，要求一审法院，“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不要“一意孤行”。
同年，陕西国土资源厅在一起“民告官”的诉讼中败诉，面对生效判决，陕西国土资源厅召开协调会，作出了否定法院判决的决定。不久后，最高法审理陕西一起矿权纠纷案件时，收到了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函件，称一审判决不正确，最高法如果维持一审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
与政府层面的上述行政表现相比，高居不下的群体性事件、暴力执法事件、冤假错案、信访排名引发的“黑监狱”等，更诠释出现行法治的严峻局面。
尽管依法治国成为治国方略也已历时17年，违背依法治国要求的事件层出不穷，许耀桐说，“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需求，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全面解答如何建设法治国家这个问题”。
十八大报告重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在许耀桐认为，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建设全面提速。
据新京报记者统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至少在17个重要讲话中，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路，“依法治国”贯穿其中，无论是改革还是反腐，都强调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刚刚20天，习近平就在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重申宪法高于一切，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新内涵
四中全会将从六方面阐述依法治国
今年2月，习近平在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上说，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负责人表示，党中央有了政治决策之后，要先立法后推行，“先立后破”，确保一切改革举措都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不允许再存在法治轨道之外的改革试点。
“十八大以来，党的相关决议和举措，表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法治及其治理国家的作用之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肖中华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了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草稿内容的一法律学者向新京报记者透露，《决定》草稿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三个依法、三个法治”展开，“也就是怎样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如何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具体化阐述„法治中国‟的内涵与外延，明确法治建设的步骤”。
该名学者预计，十八届四中全会极有可能深入讨论依法治国的六大方面议题：如何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违宪监督机制怎样破题？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如何运用法治思维推进改革，实现凡是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法治政府建设，怎样划定公权力的边界，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司法改革，怎样破解司法权的行政化、地方化问题？法治与反腐，在高压强势反腐的态势下，怎样形成“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制度反腐机制？
李步云、许耀桐、胡锦光等受访专家们都认为，上述六大议题中，“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将是四中全会的核心议题之一。比如党的领导如何从工作机制、领导方式、行政体制上，与依法治国接轨？如何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的关系？“有人认为，改革要于法有据，
依法治国让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有损于党的形象。这种观点误读了党与法之间的关系。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没有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年初，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全新地阐述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党要守法”，李步云强调，“在我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法律。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这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一环。”
李步云：宪法监督是“依法治国”突破口
李步云
1933年生，湖南娄底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79年9月发表《论以法治国》，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以法治国的理论框架与制度构想，开启“依法治国第一腔”。近三十年，作为主要决策和建议专家，参与和推动了1982年修宪、2004年修宪、“依法治国”入宪、人权入宪等国家法治的重要进程。2013年倡立民间法学奖——“李步云法学奖”。
十八大首次提“法治精神”
新京报：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十八大以来的法治建设的情况如何？
李步云：十八大以来进步明显，新一届中央领导更加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出现了一些新提法和新概念。比如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在中央文件中，十八大第一次提出“法治精神”，现代法治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本精神，这是推动法治改革的主要动力。还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法治中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等等，将依法治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京报：四中全会将全面研究“依法治国”，会不会有新的内涵？融入新的内容？
李步云：回顾依法治国进程，十五大依法治国成为基本方略，这是法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999年3月“依法治国”入宪，这是又一个里程碑。
2002年的十六大，正式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过去讲的都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十六大首次将民主、法治、人权建设，从以往“精神文明”的概念和范畴中独立出来，成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的一种文明形态，提升了依法治国的战略地位。
2004年人权入宪，标志依法治国进入一个新阶段。接下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强调以人为本，为依法治国方略和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刚才讲到，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和概念，将依法治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三中全会提到“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四中全会是首个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党的全会，可以预期，这次会议将成为依法治国的又一个里程碑。
树立宪法权威，必须建监督制度
新京报：那么四中全会可能会涉及依法治国的哪些问题？
李步云：一些重要问题可能会有重大突破。首先是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必须建立起来，这是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来的。
再有就是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司法改革如何去行政化、地方化，这也是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向。
还有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执政党依法执政，依宪执政，这也是中央领导多次强调的。
新京报：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该如何破题？
李步云：树立宪法法律的权威性，必须建立宪法监督制度。没有监督制度，宪法就是没有牙齿的宪法。
2012年12月4日，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宪法实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时，就提出了“主要表现在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法治中国建设”章节明确提出，“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要进
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
可见，宪法监督机制和程序的建立，已提上日程。四中全会应该制定宪法监督机制和程序的具体方案。
新京报：此前你曾经建议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
李步云：那是2003年6月，我在修宪座谈会上提的建议。
我的思路是，全国人大现有九个专门委员会，再加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监督委员会的性质与地位，和其他九个专门委员会大体上相当，委员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和最有水平的法学家组成，规定所有公民、社会组织都有权提起违宪审查，由宪法监督委员会审查和提出意见，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由常委会讨论决定是不是违宪，要不要处理，怎么处理，权力最后在人大常委会。宪法监督委员无权直接作宪法监督事项的决定、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和作出决定并宣布。
前不久，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建立宪法监督制度正当其时》，再次建议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
新京报：四中全会将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首个“路线图”。“依法治国”的突破口在哪里？首先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李步云：突破口还是建立宪法监督制度，建立宪法监督机制和程序，这是依法治国“路线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30余年来，“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现在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怎样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对未来法治建设，我很乐观
新京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的司法改革思路，四中全会可能还会有哪些突破？ 李步云：对于司法改革，三中全会明确了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劳教制度也宣布取消，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
过去一段时期，有些群众“信访不信法”。四中全会应该会对三中全会确定的司法改革方向，作出进一步具体部署。比如如何具体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
权、检察权”，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是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是依法治国的另一个突破口。
新京报：对于未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前景，你怎么看？
李步云：法治国家这是我们的目标，肯定要建成。我们希望走得快一点，少走一点弯路，但也不要太快，不能走回头路。法治国家建设的快慢，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就是现代化水平，另一个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改革等不能拖法治建设的后腿。对于未来我国的法治建设，我很乐观。
因为，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这就决定了必须走法治这条道路；中国的领导人将越来越有知识，视野越来越开阔。所以，我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前景非常乐观。
图解依法治国
什么是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十五大报告
1997年
十五大
依法治国
出现6次
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1999年
依法治国入宪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国”正式写入了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02年
十六大
依法治国
出现8次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十七大
依法治国
出现7次
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十八大
依法治国
首提“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述评》
新华社
金秋十月，世界的目光聚焦北京。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大幕将启。“依法治国”，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次镌刻在党的中央全会的历史坐标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全党作出的战略抉择，高扬法治精神、发展法治理论、运用法治思维、创新法治方式，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既是对我们党法治思想、法治实践的总结，更将掀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崭新一页。
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命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法治，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艰辛探索。
法治，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历史的演进为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启了时间窗口——党的十八大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从“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到“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从“法律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到“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系列重大思想重要论断，一系列关键部署核心举措，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指明了方向，为党治国理政提供了根本遵循。
此时的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表”已进入倒计时，而经济社会发展则面临许多新形势新课题——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粗放发展阶段转向科学发展阶段，必须通过法治克服短期化、功利化倾向；改革进入“深水区”，必须通过法治形成更加规范有序推进改革的方式；社会进入“转型期”，必须通过法治化解当下社会问题复杂性与应对方式简单化之间的矛盾……
“时代已经给出命题，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迈过前进道路上的沟沟坎坎，考验着新一届党中央的智慧和魄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所所长李林说。
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高度，鲜明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思想。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各级政府的基本准则；法治国家是主体，法治政府是重点，法治社会
是基础。”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指出，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坚持”是建设法治中国的总布局。
在这一总布局的架构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理论阐述，不断丰富和完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这些重要论述，既有对多年来党的治国理政思想的一脉相承，又有应对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的创新发展，为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再像过去那样运用权力思维、行政思维甚至人治思维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已经不行了。”袁曙宏说。
时代呼唤依法治国，群众期盼依法治国。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直面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积极回应群众呼声，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坚决整治以权谋私、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严禁侵犯群众合法权益。”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
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专家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既有理论层面的深邃思考，又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的具体部署，展现出系统推进、重点突破的态势。
依法治国，中华大地上的生动实践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指引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向着制度化、法律化不断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向纵深发展。我们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的能力不断提高，良好的法治环境正在形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如何处理深化改革所必需的“破”与法律规定上“立”之间的关系，成为检验执政者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一个风向标。
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海外媒体评价说，法治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也是改革成功与否的界限，正如习近平所言，凡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总体上已经有法可依。“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求坚持依法办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各项改革举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阚珂说。
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立法机关集中开展对法律的“立改废”工作，既释放了依法治国的强烈信号，也为全面深化改革能够按照“施工图”蹄疾步稳地向前推进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党要实现改革意图，尤其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来指导立法工作，将党内通过的改革举措，通过国家制度的形式科学地固定下来，在程序化的环节中予以落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
法治是安邦固本的基石。让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严格依法行政，营造透明有序、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是执政党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成熟先行，抓住主要矛盾和重点问题，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论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决心和意志。
从一批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到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全面铺开；从一份份“权力清单”的公布，到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减少，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简政放权不断向纵深推进。
“这背后是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理念的强大支撑。”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张占斌说。
当前，我国正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要求日益提高。
近年来，佘祥林、赵作海等冤错案的曝光，使公正司法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加快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提上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评价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关键看是否符合国情、能否解决本国实际问题。”陈卫东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表明了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的高度重视。
延续半个世纪的劳教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密集出台防范冤假错案制度规定，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全面推进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
中全会以来，一系列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举措相继推出，着眼全局谋划、注重顶层设计、解决现实问题。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指针。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执政党的自觉担当，更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加强党的建设、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思想。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扎紧制度的笼子，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集中清理党内法规，1978年以来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近四成被废止或宣布失效。去年5月，两部党内的“立法法《”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公布。
党必须和善于通过法律来治国理政，以确保国家政权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任铁缨说，集中清理之后，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在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吸纳这些年党建创新的成果，党的法规制度将更加具有生命力，将为管党治党、执政治国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依法治国，实现中国梦的康庄大道
“我们必须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断把法治中国建设推向前进。”
一年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
今天，党的中央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以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已然清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前景呈现眼前。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是法治中国的根本遵循；
——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是法治中国的制度基石；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是法治中国的实现路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思想、主体内容、基本要求，都在宪法中得到确认和体现。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
“宪法权威就是宪法得到全社会普遍的认同、自觉遵守、有效维护的一种理念、文化与力量，表现为宪法至上，所有的公权力、国家活动都要受宪法的约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说。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创新法治方式，积极探索实践、拿出真招实招——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依法治国需要在每一个具体目标的落实中得到检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徐汉明认为，建立这样的体系和标准，可以使国家法治化进程得到“方向标”的引领和“观察仪”“监测器”的评价，可以适时防止、
预警、纠正破坏法治现象的发生，使法治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助推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学习借鉴、发展继承法治理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了“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这一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精髓要旨。
“这是执政党治国理政认识的重大提升，为科学汲取古人治国理政智慧提供了镜鉴。”专家指出，“数千年来，„礼‟与„德‟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也必将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对一个国家而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
对国家的公民而言，对于法、礼、德等规则的遵守，就是要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行为规范，而最高境界的守法是恪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最低限度的守法是做到法律的底线不能逾越、道德的红线不能触碰，法律的义务不能弃、道德的责任不能丢。”李林指出。
依法治国，贵在树立法治理念，追求法律至上、公平正义、尊重程序、保障人权的法治精神；培育法治精神，重在让人们对法治形成信仰，使法治变成人们的生活方式。
一切难题，只有在改革中才能破解；一切愿景，只有在实干中才能实现。
建设法治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康庄大道。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为新起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必将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创法治中国更加光明的前景。
解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法治的论述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这个目标要求，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
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在规则治理上下功夫，在中国特色上费心力，在加快建设上用力气，在全面推进上做文章，在有效治理上见成效。 要把“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诚信”、“和谐”等理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江必新）
唯有依靠法治，依靠宪法和法律体系才能凝聚共识和力量，保证中国社会可持续的发展与稳定。法治的第三个优越性在于，宪法和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作为终极力量保证实施的，它能够克服政策、道德等社会规范体系的局限性。(张文显)
推进“依法治国”是涉及中国各领域、各方面的一项政治任务。“全面性”表现在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使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更加注重发
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十八大报告关于推进“依法治国”的“时间”要求。“依法治国”方略自从党的十五大确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贯彻实施15年来，已经取得了可喜成就，但依然存有不少差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的承上启下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加快法治建设的步伐，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胡建淼瞭望）
宪法至上是由宪法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宪法是国家的政治宣言、根本大法，是治国理政、安邦福民的总章程，是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是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保证。
宪法至上是建立在宪法神圣的理念之上的。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人的权利与生俱来，人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神圣性决定了宪法的神圣性。宪法是绝对的红线。
宪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我国宪法是党领导制定的，宪法的历次修改，无论是大修、中修，还是小修，都是由党中央提出修宪建议、通过人大常委会成为修宪草案。同时，宪法原则、宪法规范和宪法的其他内容又是建立在人民利益、人民愿望、人民意志的基础上，所以说宪法是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表现为法律原则和规则的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是党的事业与人民利益的制度表达，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保障。所以，主张宪法至上，实际上也就是主张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同样，主张党的事业至上和人民利益至上，也必然要求宪法至上。（张文显）
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统帅和核心地位。因此，推进依法治国、全面落实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首先是要落实依宪治国。我国的所有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定的，是对宪法精神、原则和制度的具体化宪（王利明）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的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主要的标志就是要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用“法治精神”来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提供所要求和相适宜的制度土壤。（莫纪宏）
在我国目前党政合一的体制下，执政党的政策对国家各项工作也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力，甚至执政党本身制定的党规党法也与国家法律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国家治理体系”不仅存在着“法治化”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首先必须要“制度化”、“规范化”。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当包含了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等多方面的内涵。“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更不能仅仅从“法治化”角度入手，除了要根据党的十八报告的要求，学习和掌握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重要和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之外，通过增强政府的应急反应能力来有效地处置各种突发性事件，通过有效的“道德”、“公序良俗”、“宗教信仰”等精神性力量来化解社会矛盾、解决在国家治理中遇到的价值冲突也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必要手段。学会如何驾轻就熟地运用包括法治手段在内的各种治理手段来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并基于具有现代化特征的治理能力来构建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治理结构，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作为国家软实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现代化事业，应当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应当齐心协力，为全面推进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全面现代化做好各项扎扎实实地理论准备工作，努力地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莫纪宏）
关键词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党委政法委要明确职能定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这标志着我们党对领导政法工作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提高政法工作法治化水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认识到的最佳治国理政方式。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法治方式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政法机关作为执法司法机关，其工作人员是否具有法治思维、能否善用法治方式，关系到社会主义法治强国建设，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汪永清）
领导干部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应对改革发展稳定等问题时，要善于与人民群众理性对话，善于与不同意见的当事者协商，做到合法合理，合真理、合情理。只要政府理性平和、真诚对话、协商执法，人民群众也会理性、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至于采取极端的行为。官民都理性平和，很多矛盾就不会升级，不会激化为恶性事件，不会爆发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张文显)
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执掌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的特殊群体，作为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执政主体，必须具有较高的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就像其必须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水平和能力一样。(袁曙宏)
关键词政策和法律的关系
要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政法工作要自觉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权威性，确保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得到统一正确实施。要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政法系统各单位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习近平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在我国，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汪永清）
就政策而言，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是两种最重要的社会调整机制。政策和法律各有自己的优势，各有自己的调整方式和范围。
因此，必须强调正确认识和处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一方面，要注重用党的政策指引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要时，及时通过法定程序将政策上升为法律；另一方面，党的政策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更不能冲击宪法和法律秩序，要切实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张文显）
中国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不排除政策、道德以及领导人智慧的作用。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只是许多社会调整方法的一种，法律的作用范围不是无限的，也并非在任何问题上都是适当的。法对千姿百态、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涵概性和适应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限度。法律实施需要人财物等支撑条件，有些法律的实施成本很高。法律的这些局限性需要由道德、政策、乡规民约及其他社会调整机制给予辅助和补充。（张文显）
关键词司法公正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
——习近平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我们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规范司法行为，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关键要把好每一起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确保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前提，实体正义是程序正义追求的目标，两者相辅相成。只有运用法治思维把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结合好，才能坚守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确保实体正义。在我国，对一些事情只走程序是不够的，还要在法律轨道上设法解决实体问题。实现实体正义，关键是依法律靠证据。要把证据作为保证案件办理质量的生命线，
严格执行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对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供述陈述，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对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坚持疑罪从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裁判处理公正，让受到侵害的权利得到救济、违法犯罪行为受到制裁。对穷尽法律手段仍不能完全实现实体正义的，要给予适当补偿或救助，尽可能促进实体正义实现。
确保程序正义。程序在法治思维中之所以有特殊意义，在于其有三个重要价值：机会公平、中立公正和权利救济。正因为此，程序不仅成为保障实体正义的机制，而且成为社会成员实现普遍理性的载体。特别是实体上难以分清对错或实体正义难以保证时，按照事先设置的公平透明的程序来处理，即使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人们也会自我释然、坦然接受。政法机关要肩负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责任，必须把程序正义的要求落实到执法司法全过程，确保中立公正，严格办案期限，落实告知、回避、开庭审理、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制度，让社会成员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汪永清）
司法公正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心从立法转向了司法；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加速，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和诉讼观念显著提升，越来越寄希望于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矛盾纠纷，致使社会矛盾纠纷以司法案件的形式大量地涌入法院，持续呈现诉讼“井喷”、诉讼“爆炸”的态势，我国超乎预料地提前进入“诉讼社会”。司法公正问题成为中国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公正是司法的本质，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的底线，如果这一防线被突破，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信心、对法律的信任、对法治的期待，就会一落千丈。
党和人民对司法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为了做到司法公正，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公正这个问题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同时，要坚持和改进党的司法的领导，加强和改进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确保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驶审判权和检察权、特别是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要进一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严格规范司法行为，提升司法公信力；要大力培养理性的司法文化，尊重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为司法机关创造公正司法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物质条件。司法公正是关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突出问题，更是关乎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的全局问题，而不仅仅是司法机关自身的问题。所以，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倍加重视司法。(张文显)
关键词政法队伍建设
我们的政法队伍主流是好的，是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能打硬仗、不怕牺牲的队伍，是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政法队伍的政治灵魂。
政法队伍要敢于担当，面对歪风邪气，必须敢于亮剑、坚决斗争，绝不能听之任之；面对急难险重任务，必须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绝不能畏缩不前。要加强纪律教育，健全纪律执行机制，以铁的纪律带出一支铁的政法队伍。要提高干警本领，确保更好履行政法工作各项任务。要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扫除政法领域的腐败现象，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要建立健全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习近平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既要端正执法理念、提高执法素质、改进执法作风，又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从制度建构层面，对管人管权管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长远解决方案，确保权力规范、公正行使，确保队伍清廉、司法清明。
用制度厘定执法司法权边界。法治既授予权力，更约束权力。把执法司法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最重要的是明确执法司法权都由法律授予；没有法律授权，不得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执法司法行为。要对法律授予政法机关的执法司法权进行全面梳理，清晰界定执法司法人员行使权力、承担责任的界限。
用制度实现对执法司法权运行的监督制约。执法司法权行使关乎当事人权利，如果缺乏监督，既会影响执法司法公正，也会产生腐败。要坚持以权力制约权力，健全政法各单位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依法制约的制度机制。正在进行的执法司法责任制改革，一开始设计改革方案时就要注重强化对执法司法权的监督制约，确保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制约机制就到哪里，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出轨、寻租的机会。
用制度促进执法司法权公开透明运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通过健全制度，确保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都及时公之于众，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保廉洁。把信息化和公开化结合起来，健全执法办案全流程信息化管理机制，做到动态管理、刚性约束，促进执法司法公开、规范、公正、高效。坚持以权利制约权力，拓宽人民群众依法有序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渠道，促进司法公正。
用制度的严格执行保障权责一致。有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要在执法办案各个环节都设置“隔离墙”、通上“高压线”，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约束没有例外。对违反法律制度的，无论涉及谁，都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能姑息。
关键词维权与维稳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是政法工作的基本任务。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要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习近平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法治是最大的社会公约数。在法律框架内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惩治各类犯罪、维护政治安全，能够最大限度地稳定社会预期、最大限度地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社会的支持，使法治成为社会安定有序的压舱石。从人民内部和社会一般意义上说，对涉及维权的维稳问题，首先要把群众合法合理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同时不能一味迁就用“闹”来解决问题的做法，因为“闹”的本质是打破常规、放大诉求，是以高昂的社会代价满足眼前和个别的利益，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干扰我国现代化进程。把法律而不是个人意愿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符合人们的普遍理性。因此，矛盾的解决、诉求的张扬，都应当纳入法律轨道。不管眼前有多大困难，都应当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坚定地推进依法办事进程。全社会要有这个共识。
牵住依法办事这个预防矛盾的牛鼻子。当前，不少矛盾是不依法办事造成的。预防减少矛盾，最根本的是社会全体成员都要遵守法律而不破坏法律。政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带头依法办事，形成示范效应。对各个环节的执法司法活动，都要建立责任倒查机制，谁不依法办事引发矛盾就追究谁的责任。同时，要结合执法司法实践，加强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善于引导群众把法律作为规范自身行为的基本准则，自觉做到依法办事。这些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坚持抓下去，就一定会有成效。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法治思维是权衡思维、建设性思维，注重瞻前顾后、常规持久。依法化解矛盾具有权威性，可以较少留有后遗症。如果以牺牲法律权威为代价，求得问题一时解决，会破坏人们的行为预期，引发新的问题。面对矛盾，我们要善于用法律上的事实分清是非，用权利义务思维分清对错，在法律框架内明确权利、界定义务。对进入法定渠道的矛盾问题，要严格依据事实、法律，公开公正处理，以依法解决矛盾问题的实际成效，让群众体会公平正义、信服法律权威，从而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
强化法治在预防化解矛盾中的权威。法治是一种非人格化权威，需要人们敬畏和尊崇。对矛盾纠纷，依法达成的协议、依法作出的处理结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普通百姓都要一体执行；如果不服，可以通过法定渠道寻求解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执行或执行
不到位的，应严肃追究责任。同样，如果有人在合法合理诉求解决以后无理取闹甚至聚众滋事、扰乱公共秩序，也要依法严肃处理。只有建立依法办事、依法维权、违法必究的规则和机制，才能树立法治权威，维护正常社会秩序。(汪永清)
专家：四中全会将围绕“有法必依”问题制定路线图
四中全会核心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路线图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近日撰文指出，法治的核心命题，是权大还是法大。如果是权大于法，那么执掌权力的个人就会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就会变成权治，权治就会变成人治，那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当然也是执政党的灾难。如何解决好二者关系，他以为至少有三点。第一，至上规则。党必须和善于通过法律来治国理政，宪法和法律既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是二者意志的高度统一。任何个人的意志和行为，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只能在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之下，而不能在其之上。第二，底线规则。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底线，是社会秩序的底线，如果击穿这个底线，党、国家和社会就会出大问题。第三，践行法治。无论是至上规则还是底线规则，都仅仅是规则，而不是事实。法大于权，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关键是要落实在实践中、行为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三个概念不完全一样。”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法治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实现市场管理的法治化。如果讲到法治政府，那当然很明显了，就是讲公权力怎么来实现法治化，政府的权力不能过大。如果涉及到法治国家，或者是依法治国的概念，那么这包含立法、司法、行政，甚至军队在内，这是我们将来一个大的法治国家的概念。这三个层次不太一样。法治实际上就是怎么样来贯彻治理国家的现代化的模式，就是把我们过去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提升一步到治理国家的现代化。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则指出，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现在要解决的是有法必依的问题。自“依法治国”理念提出以来，我国法律体系逐渐完善，十八大前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构成，因此，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何才能做到“有法必依”？这就是四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制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路线图。
“依法治国”难点和关键：
法律能够自动运转，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武汉大学宪政与法治国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秦前红教授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场合下讲到改革必须要有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利益更加多元，社会矛盾交织，要求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依法治国自然而然成为
改革的路径选择。十八大之后采取了高频度、高强度的反腐措施，这些举措赢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但是这种反腐方式难以治本，没有配套的制度建设，反腐将会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这也就要求进行法治国家的建设，打造好制度的笼子。大家的解读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表明执政党和国家会更加重视依法治国的议题。这是执政党基于社会各种形势的变化和社会期待的一种判断，也是执政党保持自身优势的举措。执政党不是国家机关，但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地位，执政党把依法治国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这个行动本身就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中国的法治发展将迎来一个新的契机。
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聚焦“依法治国”有何特殊背景？海南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教研室主任王琳认为，法治的实质是良法之治，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只有制定良好的法律并得到全社会一体遵行，法律能够自动运转，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问题在于，推行法治触及执政者的根本利益，必然会遭到各种明里暗里的抵制。“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法，这是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建设“四个现代化”以来，执政党对国家建设战略目标的重大调整。“依法治国”从过去单纯的治国方式方法提升到了“既是手段也是目标”，并伴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获得了独立地位。而如何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注入强大的动力，让法律的切实施行不再成为难题，或将是下一步推进“依法治国”需要重点讨论和解决的关键议题。
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号至23号在北京召开，这届全会主题聚焦依法治国，是首次以此为主题的中央全会。
以往的中共四中全会多聚焦于党风建设，分析认为这一届选择依法治国为主题，反映出执政党在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时期的重大政策考量，依法治国是保证改革能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通过完善法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更好深化改革，实现改革目标。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后高压反腐，大力简政放权，并通过惩治和改革，解决日益突出的司法不公问题。相信在此次全会上，当局将提出更为具体有效举措。
四中全会绘依法治国新路线
1997年9月，“依法治国”四个字被写入十五大报告。依法治国成为执政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被视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详细描绘法治中国新图景。
舆论认为，中国的执政党在致力于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对这一变化，民众有清晰的感知。最高领导人多次在重要场合表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一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改革被纳入法治轨道，司法腐败面临强力打击，政法机关不再神秘，更为公开透明。
新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探寻法治中国的轨迹，分享法学大家的思考。
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后的第17个年头，“依法治国”新路线图将出台。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破解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信访不信法等一系列问题。
目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草稿正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修订完善。“很全面，很深入，很震撼”，一位了解草稿内容的法律学者告诉新京报记者，“《决定》基本上是三中全会提出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具体化，内容涉及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司法改革等各个方面”。新京报记者王姝
新进展
十八大提法治是治国理政基本方式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好国家，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是党的领导集体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最高法前院长肖扬亲历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过程，他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一文中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等受访专家也表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过程，反映出改革开放30余年，执政党对于治国理政方式的探索和调整。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前看》讲话，总结“文革”沉痛教训时指出：“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许耀桐说。
“这里讲的制度化、法律化，实际就是法治化的问题。”许耀桐说。
“法治三老”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1979年与人合写了《国》，开了“以法治国第一腔”。李步云对新京报记者说，1978年10月，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北大法律系原主任陈守一提出，“人治还是法治呢，值得研究”。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这次学术会议后，李步云开始思考“人治”、“法治”问题，随后与人合写了18000字的《论以法治国》。
论文发表后，曾有人将其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机关门口，引发了激烈争论，“法学界出现„三大派‟论战。„法治论‟的观点主张反对人治，提倡法治；„取消论‟认为„法治‟和„人治‟是西方的提法，是资产阶级观点；„结合论‟认为„法治‟和„人治‟都有必要，应该结合起来”。
“三大派”论战引发了中央领导的关注。肖扬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一文中称，1995年下半年，中央举办第三次法制讲座，主题就是《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个多月后，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一条基本方针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1997年9月，“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十五大报告。
此后，历次党代会报告都强调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至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新局面
现实需求促“依法治国”建设提速
虽然十五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一再重申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但17年来的历次党的中央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主题的是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李步云、许耀桐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锦光等受访专家们认为，四中全会之所以首次圈定“依法治国”主题，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要求，更是社会矛盾高发期的迫切要求。
“改革开放初期，需要打破计划经济体系，总体说法律体系不完善，所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确定后的第一个十年，一直在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现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60条。但一些政府部门并没有适应从改革推进法治，到法治推进改革的转变。什么法不法的，先干起来再说，这样的草莽式人物还不少”。许耀桐说。
一些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直接干涉司法的案例时有出现。比如2010年，重庆李渡新区管委会在一起当地养殖户与爆破公司的诉讼中，要求一审法院，“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不要“一意孤行”。
同年，陕西国土资源厅在一起“民告官”的诉讼中败诉，面对生效判决，陕西国土资源厅召开协调会，作出了否定法院判决的决定。不久后，最高法审理陕西一起矿权纠纷案件时，收到了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函件，称一审判决不正确，最高法如果维持一审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
与政府层面的上述行政表现相比，高居不下的群体性事件、暴力执法事件、冤假错案、信访排名引发的“黑监狱”等，更诠释出现行法治的严峻局面。
尽管依法治国成为治国方略也已历时17年，违背依法治国要求的事件层出不穷，许耀桐说，“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需求，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全面解答如何建设法治国家这个问题”。
十八大报告重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在许耀桐认为，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建设全面提速。
据新京报记者统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至少在17个重要讲话中，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路，“依法治国”贯穿其中，无论是改革还是反腐，都强调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刚刚20天，习近平就在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重申宪法高于一切，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新内涵
四中全会将从六方面阐述依法治国
今年2月，习近平在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上说，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负责人表示，党中央有了政治决策之后，要先立法后推行，“先立后破”，确保一切改革举措都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不允许再存在法治轨道之外的改革试点。
“十八大以来，党的相关决议和举措，表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法治及其治理国家的作用之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肖中华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了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草稿内容的一法律学者向新京报记者透露，《决定》草稿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三个依法、三个法治”展开，“也就是怎样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如何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具体化阐述„法治中国‟的内涵与外延，明确法治建设的步骤”。
该名学者预计，十八届四中全会极有可能深入讨论依法治国的六大方面议题：如何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违宪监督机制怎样破题？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如何运用法治思维推进改革，实现凡是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法治政府建设，怎样划定公权力的边界，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司法改革，怎样破解司法权的行政化、地方化问题？法治与反腐，在高压强势反腐的态势下，怎样形成“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制度反腐机制？
李步云、许耀桐、胡锦光等受访专家们都认为，上述六大议题中，“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将是四中全会的核心议题之一。比如党的领导如何从工作机制、领导方式、行政体制上，与依法治国接轨？如何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的关系？“有人认为，改革要于法有据，
依法治国让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有损于党的形象。这种观点误读了党与法之间的关系。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没有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年初，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全新地阐述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党要守法”，李步云强调，“在我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法律。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这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一环。”
李步云：宪法监督是“依法治国”突破口
李步云
1933年生，湖南娄底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79年9月发表《论以法治国》，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以法治国的理论框架与制度构想，开启“依法治国第一腔”。近三十年，作为主要决策和建议专家，参与和推动了1982年修宪、2004年修宪、“依法治国”入宪、人权入宪等国家法治的重要进程。2013年倡立民间法学奖——“李步云法学奖”。
十八大首次提“法治精神”
新京报：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十八大以来的法治建设的情况如何？
李步云：十八大以来进步明显，新一届中央领导更加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出现了一些新提法和新概念。比如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在中央文件中，十八大第一次提出“法治精神”，现代法治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本精神，这是推动法治改革的主要动力。还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法治中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等等，将依法治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京报：四中全会将全面研究“依法治国”，会不会有新的内涵？融入新的内容？
李步云：回顾依法治国进程，十五大依法治国成为基本方略，这是法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999年3月“依法治国”入宪，这是又一个里程碑。
2002年的十六大，正式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过去讲的都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十六大首次将民主、法治、人权建设，从以往“精神文明”的概念和范畴中独立出来，成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的一种文明形态，提升了依法治国的战略地位。
2004年人权入宪，标志依法治国进入一个新阶段。接下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强调以人为本，为依法治国方略和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刚才讲到，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和概念，将依法治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三中全会提到“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四中全会是首个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党的全会，可以预期，这次会议将成为依法治国的又一个里程碑。
树立宪法权威，必须建监督制度
新京报：那么四中全会可能会涉及依法治国的哪些问题？
李步云：一些重要问题可能会有重大突破。首先是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必须建立起来，这是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来的。
再有就是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司法改革如何去行政化、地方化，这也是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向。
还有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执政党依法执政，依宪执政，这也是中央领导多次强调的。
新京报：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该如何破题？
李步云：树立宪法法律的权威性，必须建立宪法监督制度。没有监督制度，宪法就是没有牙齿的宪法。
2012年12月4日，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宪法实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时，就提出了“主要表现在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法治中国建设”章节明确提出，“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要进
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
可见，宪法监督机制和程序的建立，已提上日程。四中全会应该制定宪法监督机制和程序的具体方案。
新京报：此前你曾经建议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
李步云：那是2003年6月，我在修宪座谈会上提的建议。
我的思路是，全国人大现有九个专门委员会，再加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监督委员会的性质与地位，和其他九个专门委员会大体上相当，委员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和最有水平的法学家组成，规定所有公民、社会组织都有权提起违宪审查，由宪法监督委员会审查和提出意见，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由常委会讨论决定是不是违宪，要不要处理，怎么处理，权力最后在人大常委会。宪法监督委员无权直接作宪法监督事项的决定、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和作出决定并宣布。
前不久，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建立宪法监督制度正当其时》，再次建议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
新京报：四中全会将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首个“路线图”。“依法治国”的突破口在哪里？首先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李步云：突破口还是建立宪法监督制度，建立宪法监督机制和程序，这是依法治国“路线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30余年来，“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现在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怎样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对未来法治建设，我很乐观
新京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的司法改革思路，四中全会可能还会有哪些突破？ 李步云：对于司法改革，三中全会明确了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劳教制度也宣布取消，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
过去一段时期，有些群众“信访不信法”。四中全会应该会对三中全会确定的司法改革方向，作出进一步具体部署。比如如何具体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
权、检察权”，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是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是依法治国的另一个突破口。
新京报：对于未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前景，你怎么看？
李步云：法治国家这是我们的目标，肯定要建成。我们希望走得快一点，少走一点弯路，但也不要太快，不能走回头路。法治国家建设的快慢，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就是现代化水平，另一个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改革等不能拖法治建设的后腿。对于未来我国的法治建设，我很乐观。
因为，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这就决定了必须走法治这条道路；中国的领导人将越来越有知识，视野越来越开阔。所以，我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前景非常乐观。
图解依法治国
什么是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十五大报告
1997年
十五大
依法治国
出现6次
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1999年
依法治国入宪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国”正式写入了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02年
十六大
依法治国
出现8次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十七大
依法治国
出现7次
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十八大
依法治国
首提“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述评》
新华社
金秋十月，世界的目光聚焦北京。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大幕将启。“依法治国”，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次镌刻在党的中央全会的历史坐标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全党作出的战略抉择，高扬法治精神、发展法治理论、运用法治思维、创新法治方式，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既是对我们党法治思想、法治实践的总结，更将掀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崭新一页。
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命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法治，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艰辛探索。
法治，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历史的演进为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启了时间窗口——党的十八大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从“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到“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从“法律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到“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系列重大思想重要论断，一系列关键部署核心举措，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指明了方向，为党治国理政提供了根本遵循。
此时的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表”已进入倒计时，而经济社会发展则面临许多新形势新课题——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粗放发展阶段转向科学发展阶段，必须通过法治克服短期化、功利化倾向；改革进入“深水区”，必须通过法治形成更加规范有序推进改革的方式；社会进入“转型期”，必须通过法治化解当下社会问题复杂性与应对方式简单化之间的矛盾……
“时代已经给出命题，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迈过前进道路上的沟沟坎坎，考验着新一届党中央的智慧和魄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所所长李林说。
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高度，鲜明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思想。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各级政府的基本准则；法治国家是主体，法治政府是重点，法治社会
是基础。”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指出，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坚持”是建设法治中国的总布局。
在这一总布局的架构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理论阐述，不断丰富和完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这些重要论述，既有对多年来党的治国理政思想的一脉相承，又有应对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的创新发展，为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再像过去那样运用权力思维、行政思维甚至人治思维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已经不行了。”袁曙宏说。
时代呼唤依法治国，群众期盼依法治国。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直面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积极回应群众呼声，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坚决整治以权谋私、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严禁侵犯群众合法权益。”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
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专家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既有理论层面的深邃思考，又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的具体部署，展现出系统推进、重点突破的态势。
依法治国，中华大地上的生动实践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指引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向着制度化、法律化不断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向纵深发展。我们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的能力不断提高，良好的法治环境正在形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如何处理深化改革所必需的“破”与法律规定上“立”之间的关系，成为检验执政者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一个风向标。
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海外媒体评价说，法治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也是改革成功与否的界限，正如习近平所言，凡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总体上已经有法可依。“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求坚持依法办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各项改革举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阚珂说。
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立法机关集中开展对法律的“立改废”工作，既释放了依法治国的强烈信号，也为全面深化改革能够按照“施工图”蹄疾步稳地向前推进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党要实现改革意图，尤其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来指导立法工作，将党内通过的改革举措，通过国家制度的形式科学地固定下来，在程序化的环节中予以落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
法治是安邦固本的基石。让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严格依法行政，营造透明有序、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是执政党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成熟先行，抓住主要矛盾和重点问题，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论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决心和意志。
从一批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到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全面铺开；从一份份“权力清单”的公布，到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减少，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简政放权不断向纵深推进。
“这背后是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理念的强大支撑。”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张占斌说。
当前，我国正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要求日益提高。
近年来，佘祥林、赵作海等冤错案的曝光，使公正司法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加快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提上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评价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关键看是否符合国情、能否解决本国实际问题。”陈卫东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表明了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的高度重视。
延续半个世纪的劳教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密集出台防范冤假错案制度规定，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全面推进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
中全会以来，一系列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举措相继推出，着眼全局谋划、注重顶层设计、解决现实问题。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指针。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执政党的自觉担当，更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加强党的建设、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思想。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扎紧制度的笼子，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集中清理党内法规，1978年以来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近四成被废止或宣布失效。去年5月，两部党内的“立法法《”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公布。
党必须和善于通过法律来治国理政，以确保国家政权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任铁缨说，集中清理之后，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在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吸纳这些年党建创新的成果，党的法规制度将更加具有生命力，将为管党治党、执政治国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依法治国，实现中国梦的康庄大道
“我们必须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断把法治中国建设推向前进。”
一年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
今天，党的中央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以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已然清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前景呈现眼前。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是法治中国的根本遵循；
——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是法治中国的制度基石；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是法治中国的实现路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思想、主体内容、基本要求，都在宪法中得到确认和体现。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
“宪法权威就是宪法得到全社会普遍的认同、自觉遵守、有效维护的一种理念、文化与力量，表现为宪法至上，所有的公权力、国家活动都要受宪法的约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说。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创新法治方式，积极探索实践、拿出真招实招——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依法治国需要在每一个具体目标的落实中得到检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徐汉明认为，建立这样的体系和标准，可以使国家法治化进程得到“方向标”的引领和“观察仪”“监测器”的评价，可以适时防止、
预警、纠正破坏法治现象的发生，使法治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助推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学习借鉴、发展继承法治理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了“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这一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精髓要旨。
“这是执政党治国理政认识的重大提升，为科学汲取古人治国理政智慧提供了镜鉴。”专家指出，“数千年来，„礼‟与„德‟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也必将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对一个国家而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
对国家的公民而言，对于法、礼、德等规则的遵守，就是要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行为规范，而最高境界的守法是恪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最低限度的守法是做到法律的底线不能逾越、道德的红线不能触碰，法律的义务不能弃、道德的责任不能丢。”李林指出。
依法治国，贵在树立法治理念，追求法律至上、公平正义、尊重程序、保障人权的法治精神；培育法治精神，重在让人们对法治形成信仰，使法治变成人们的生活方式。
一切难题，只有在改革中才能破解；一切愿景，只有在实干中才能实现。
建设法治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康庄大道。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为新起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必将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创法治中国更加光明的前景。
解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法治的论述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这个目标要求，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
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在规则治理上下功夫，在中国特色上费心力，在加快建设上用力气，在全面推进上做文章，在有效治理上见成效。 要把“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诚信”、“和谐”等理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江必新）
唯有依靠法治，依靠宪法和法律体系才能凝聚共识和力量，保证中国社会可持续的发展与稳定。法治的第三个优越性在于，宪法和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作为终极力量保证实施的，它能够克服政策、道德等社会规范体系的局限性。(张文显)
推进“依法治国”是涉及中国各领域、各方面的一项政治任务。“全面性”表现在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使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更加注重发
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十八大报告关于推进“依法治国”的“时间”要求。“依法治国”方略自从党的十五大确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贯彻实施15年来，已经取得了可喜成就，但依然存有不少差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的承上启下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加快法治建设的步伐，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胡建淼瞭望）
宪法至上是由宪法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宪法是国家的政治宣言、根本大法，是治国理政、安邦福民的总章程，是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是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保证。
宪法至上是建立在宪法神圣的理念之上的。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人的权利与生俱来，人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神圣性决定了宪法的神圣性。宪法是绝对的红线。
宪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我国宪法是党领导制定的，宪法的历次修改，无论是大修、中修，还是小修，都是由党中央提出修宪建议、通过人大常委会成为修宪草案。同时，宪法原则、宪法规范和宪法的其他内容又是建立在人民利益、人民愿望、人民意志的基础上，所以说宪法是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表现为法律原则和规则的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是党的事业与人民利益的制度表达，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保障。所以，主张宪法至上，实际上也就是主张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同样，主张党的事业至上和人民利益至上，也必然要求宪法至上。（张文显）
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统帅和核心地位。因此，推进依法治国、全面落实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首先是要落实依宪治国。我国的所有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定的，是对宪法精神、原则和制度的具体化宪（王利明）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的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主要的标志就是要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用“法治精神”来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提供所要求和相适宜的制度土壤。（莫纪宏）
在我国目前党政合一的体制下，执政党的政策对国家各项工作也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力，甚至执政党本身制定的党规党法也与国家法律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国家治理体系”不仅存在着“法治化”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首先必须要“制度化”、“规范化”。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当包含了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等多方面的内涵。“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更不能仅仅从“法治化”角度入手，除了要根据党的十八报告的要求，学习和掌握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重要和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之外，通过增强政府的应急反应能力来有效地处置各种突发性事件，通过有效的“道德”、“公序良俗”、“宗教信仰”等精神性力量来化解社会矛盾、解决在国家治理中遇到的价值冲突也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必要手段。学会如何驾轻就熟地运用包括法治手段在内的各种治理手段来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并基于具有现代化特征的治理能力来构建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治理结构，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作为国家软实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现代化事业，应当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应当齐心协力，为全面推进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全面现代化做好各项扎扎实实地理论准备工作，努力地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莫纪宏）
关键词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党委政法委要明确职能定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这标志着我们党对领导政法工作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提高政法工作法治化水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认识到的最佳治国理政方式。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法治方式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政法机关作为执法司法机关，其工作人员是否具有法治思维、能否善用法治方式，关系到社会主义法治强国建设，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汪永清）
领导干部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应对改革发展稳定等问题时，要善于与人民群众理性对话，善于与不同意见的当事者协商，做到合法合理，合真理、合情理。只要政府理性平和、真诚对话、协商执法，人民群众也会理性、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至于采取极端的行为。官民都理性平和，很多矛盾就不会升级，不会激化为恶性事件，不会爆发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张文显)
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执掌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的特殊群体，作为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执政主体，必须具有较高的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就像其必须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水平和能力一样。(袁曙宏)
关键词政策和法律的关系
要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政法工作要自觉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权威性，确保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得到统一正确实施。要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政法系统各单位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习近平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在我国，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汪永清）
就政策而言，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是两种最重要的社会调整机制。政策和法律各有自己的优势，各有自己的调整方式和范围。
因此，必须强调正确认识和处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一方面，要注重用党的政策指引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要时，及时通过法定程序将政策上升为法律；另一方面，党的政策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更不能冲击宪法和法律秩序，要切实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张文显）
中国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不排除政策、道德以及领导人智慧的作用。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只是许多社会调整方法的一种，法律的作用范围不是无限的，也并非在任何问题上都是适当的。法对千姿百态、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涵概性和适应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限度。法律实施需要人财物等支撑条件，有些法律的实施成本很高。法律的这些局限性需要由道德、政策、乡规民约及其他社会调整机制给予辅助和补充。（张文显）
关键词司法公正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
——习近平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我们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规范司法行为，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关键要把好每一起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确保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前提，实体正义是程序正义追求的目标，两者相辅相成。只有运用法治思维把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结合好，才能坚守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确保实体正义。在我国，对一些事情只走程序是不够的，还要在法律轨道上设法解决实体问题。实现实体正义，关键是依法律靠证据。要把证据作为保证案件办理质量的生命线，
严格执行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对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供述陈述，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对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坚持疑罪从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裁判处理公正，让受到侵害的权利得到救济、违法犯罪行为受到制裁。对穷尽法律手段仍不能完全实现实体正义的，要给予适当补偿或救助，尽可能促进实体正义实现。
确保程序正义。程序在法治思维中之所以有特殊意义，在于其有三个重要价值：机会公平、中立公正和权利救济。正因为此，程序不仅成为保障实体正义的机制，而且成为社会成员实现普遍理性的载体。特别是实体上难以分清对错或实体正义难以保证时，按照事先设置的公平透明的程序来处理，即使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人们也会自我释然、坦然接受。政法机关要肩负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责任，必须把程序正义的要求落实到执法司法全过程，确保中立公正，严格办案期限，落实告知、回避、开庭审理、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制度，让社会成员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汪永清）
司法公正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心从立法转向了司法；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加速，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和诉讼观念显著提升，越来越寄希望于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矛盾纠纷，致使社会矛盾纠纷以司法案件的形式大量地涌入法院，持续呈现诉讼“井喷”、诉讼“爆炸”的态势，我国超乎预料地提前进入“诉讼社会”。司法公正问题成为中国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公正是司法的本质，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的底线，如果这一防线被突破，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信心、对法律的信任、对法治的期待，就会一落千丈。
党和人民对司法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为了做到司法公正，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公正这个问题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同时，要坚持和改进党的司法的领导，加强和改进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确保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驶审判权和检察权、特别是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要进一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严格规范司法行为，提升司法公信力；要大力培养理性的司法文化，尊重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为司法机关创造公正司法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物质条件。司法公正是关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突出问题，更是关乎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的全局问题，而不仅仅是司法机关自身的问题。所以，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倍加重视司法。(张文显)
关键词政法队伍建设
我们的政法队伍主流是好的，是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能打硬仗、不怕牺牲的队伍，是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政法队伍的政治灵魂。
政法队伍要敢于担当，面对歪风邪气，必须敢于亮剑、坚决斗争，绝不能听之任之；面对急难险重任务，必须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绝不能畏缩不前。要加强纪律教育，健全纪律执行机制，以铁的纪律带出一支铁的政法队伍。要提高干警本领，确保更好履行政法工作各项任务。要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扫除政法领域的腐败现象，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要建立健全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习近平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既要端正执法理念、提高执法素质、改进执法作风，又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从制度建构层面，对管人管权管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长远解决方案，确保权力规范、公正行使，确保队伍清廉、司法清明。
用制度厘定执法司法权边界。法治既授予权力，更约束权力。把执法司法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最重要的是明确执法司法权都由法律授予；没有法律授权，不得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执法司法行为。要对法律授予政法机关的执法司法权进行全面梳理，清晰界定执法司法人员行使权力、承担责任的界限。
用制度实现对执法司法权运行的监督制约。执法司法权行使关乎当事人权利，如果缺乏监督，既会影响执法司法公正，也会产生腐败。要坚持以权力制约权力，健全政法各单位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依法制约的制度机制。正在进行的执法司法责任制改革，一开始设计改革方案时就要注重强化对执法司法权的监督制约，确保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制约机制就到哪里，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出轨、寻租的机会。
用制度促进执法司法权公开透明运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通过健全制度，确保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都及时公之于众，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保廉洁。把信息化和公开化结合起来，健全执法办案全流程信息化管理机制，做到动态管理、刚性约束，促进执法司法公开、规范、公正、高效。坚持以权利制约权力，拓宽人民群众依法有序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渠道，促进司法公正。
用制度的严格执行保障权责一致。有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要在执法办案各个环节都设置“隔离墙”、通上“高压线”，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约束没有例外。对违反法律制度的，无论涉及谁，都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能姑息。
关键词维权与维稳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是政法工作的基本任务。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要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习近平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法治是最大的社会公约数。在法律框架内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惩治各类犯罪、维护政治安全，能够最大限度地稳定社会预期、最大限度地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社会的支持，使法治成为社会安定有序的压舱石。从人民内部和社会一般意义上说，对涉及维权的维稳问题，首先要把群众合法合理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同时不能一味迁就用“闹”来解决问题的做法，因为“闹”的本质是打破常规、放大诉求，是以高昂的社会代价满足眼前和个别的利益，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干扰我国现代化进程。把法律而不是个人意愿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符合人们的普遍理性。因此，矛盾的解决、诉求的张扬，都应当纳入法律轨道。不管眼前有多大困难，都应当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坚定地推进依法办事进程。全社会要有这个共识。
牵住依法办事这个预防矛盾的牛鼻子。当前，不少矛盾是不依法办事造成的。预防减少矛盾，最根本的是社会全体成员都要遵守法律而不破坏法律。政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带头依法办事，形成示范效应。对各个环节的执法司法活动，都要建立责任倒查机制，谁不依法办事引发矛盾就追究谁的责任。同时，要结合执法司法实践，加强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善于引导群众把法律作为规范自身行为的基本准则，自觉做到依法办事。这些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坚持抓下去，就一定会有成效。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法治思维是权衡思维、建设性思维，注重瞻前顾后、常规持久。依法化解矛盾具有权威性，可以较少留有后遗症。如果以牺牲法律权威为代价，求得问题一时解决，会破坏人们的行为预期，引发新的问题。面对矛盾，我们要善于用法律上的事实分清是非，用权利义务思维分清对错，在法律框架内明确权利、界定义务。对进入法定渠道的矛盾问题，要严格依据事实、法律，公开公正处理，以依法解决矛盾问题的实际成效，让群众体会公平正义、信服法律权威，从而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
强化法治在预防化解矛盾中的权威。法治是一种非人格化权威，需要人们敬畏和尊崇。对矛盾纠纷，依法达成的协议、依法作出的处理结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普通百姓都要一体执行；如果不服，可以通过法定渠道寻求解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执行或执行
不到位的，应严肃追究责任。同样，如果有人在合法合理诉求解决以后无理取闹甚至聚众滋事、扰乱公共秩序，也要依法严肃处理。只有建立依法办事、依法维权、违法必究的规则和机制，才能树立法治权威，维护正常社会秩序。(汪永清)
专家：四中全会将围绕“有法必依”问题制定路线图
四中全会核心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路线图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近日撰文指出，法治的核心命题，是权大还是法大。如果是权大于法，那么执掌权力的个人就会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就会变成权治，权治就会变成人治，那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当然也是执政党的灾难。如何解决好二者关系，他以为至少有三点。第一，至上规则。党必须和善于通过法律来治国理政，宪法和法律既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是二者意志的高度统一。任何个人的意志和行为，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只能在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之下，而不能在其之上。第二，底线规则。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底线，是社会秩序的底线，如果击穿这个底线，党、国家和社会就会出大问题。第三，践行法治。无论是至上规则还是底线规则，都仅仅是规则，而不是事实。法大于权，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关键是要落实在实践中、行为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三个概念不完全一样。”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法治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实现市场管理的法治化。如果讲到法治政府，那当然很明显了，就是讲公权力怎么来实现法治化，政府的权力不能过大。如果涉及到法治国家，或者是依法治国的概念，那么这包含立法、司法、行政，甚至军队在内，这是我们将来一个大的法治国家的概念。这三个层次不太一样。法治实际上就是怎么样来贯彻治理国家的现代化的模式，就是把我们过去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提升一步到治理国家的现代化。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则指出，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现在要解决的是有法必依的问题。自“依法治国”理念提出以来，我国法律体系逐渐完善，十八大前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构成，因此，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何才能做到“有法必依”？这就是四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制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路线图。
“依法治国”难点和关键：
法律能够自动运转，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武汉大学宪政与法治国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秦前红教授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场合下讲到改革必须要有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利益更加多元，社会矛盾交织，要求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依法治国自然而然成为
改革的路径选择。十八大之后采取了高频度、高强度的反腐措施，这些举措赢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但是这种反腐方式难以治本，没有配套的制度建设，反腐将会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这也就要求进行法治国家的建设，打造好制度的笼子。大家的解读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表明执政党和国家会更加重视依法治国的议题。这是执政党基于社会各种形势的变化和社会期待的一种判断，也是执政党保持自身优势的举措。执政党不是国家机关，但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地位，执政党把依法治国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这个行动本身就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中国的法治发展将迎来一个新的契机。
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聚焦“依法治国”有何特殊背景？海南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教研室主任王琳认为，法治的实质是良法之治，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只有制定良好的法律并得到全社会一体遵行，法律能够自动运转，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问题在于，推行法治触及执政者的根本利益，必然会遭到各种明里暗里的抵制。“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法，这是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建设“四个现代化”以来，执政党对国家建设战略目标的重大调整。“依法治国”从过去单纯的治国方式方法提升到了“既是手段也是目标”，并伴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获得了独立地位。而如何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注入强大的动力，让法律的切实施行不再成为难题，或将是下一步推进“依法治国”需要重点讨论和解决的关键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