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23名科技工作者每人一枚由515克纯金制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这次表彰大会上，江泽民同志饱含激情地说：“他们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在追授“两弹一星元勋奖章”的7名功臣中，有一个名字――郭永怀让许多人感到陌生。这颗当年夺目的科技之星由于过早地陨落，使他的名字没有让更多的人熟知，但是他的功绩却是无法磨灭的。 考上“庚子赔款”的留学生，登船前发现领到的护照竟是日本政府签发，于是怒不可遏，毅然放弃出国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普通农家，他是郭文吉夫妇的第四个儿子。10岁的时候，郭文吉将郭永怀送到了本家叔叔所办的学堂里读书习文。17岁那年，郭永怀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附中，成为四乡八疃第一个公费中学生。20岁时，郭永怀考取了天津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那时，在南开大学的校园内经常活跃着他那瘦削高挑的身影。在校档案馆两本发黄的档案里，至今还保留着郭永怀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1年7月，郭永怀预科班毕业后转入本科学习，由于在数学方面的专长和对光学的爱好，他选择了物理学专业。当时的南开大学物理系是由著名光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饶毓泰教授任系主任。郭永怀入学时，饶先生已去德国做访问学者，陈礼教授也在休假中，只有新留学归来的顾静微先生主持教学工作。这位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很快发现了郭永怀的过人天赋，他经常让郭永怀到他住的百树村寓所为郭永怀辅导，培养郭永怀对物理学的兴趣。饶毓泰从欧洲回国后，被北京大学挖去，郭永怀决心追随他所仰慕的饶先生继续深造，于是在南开物理系学习两年后，他便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饶毓泰对这位来自南开的学生极为赏识，1935年7月便把完成本科学业的郭永怀留了下来，做他的助教和研究生。 1938年夏天，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而考试结果是，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1939年12月，郭永怀和钱伟长、林家翘三人一起从上海登船出发赴加拿大留学。谁知上船后他们发现自己的护照上竟是日本签证，上面赫然写着：“允许在横滨停船三日，上岸游览”。他们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于是他们不惜牺牲这一难得的留学机会，当即带着行李下了船。直到1940年，他们才又有机会赴加拿大学习。 1941年5月，郭永怀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航空大师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研究空气动力学这一极具挑战性的前沿课题，郭永怀的出色研究成果使美国专家刮目相看。此后不久，郭永怀又与钱学森合作写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定的理论基础。此后，名声大振的郭永怀便一发而不可收，最终成为了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三个著名攻关课题主持人之一。 五星红旗让他看到了祖国的希望，他毅然放弃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途 1946年，郭永怀以一篇高质量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又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教授，并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他的研究成果为人类突破音障，实现超音速飞行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凭着优秀的研究成果和业务能力，郭永怀想到美国任何一家科研单位都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他在回答“为什么要到美国来”这一问题时，却十分明白地说：“到美国来，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正因为这句话，在美国，郭永怀不能进入与国防尖端技术有关的实验室去工作，而他自己也有意不去和那些“敏感部门”打交道，免得将来给自己的回国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撞击着郭永怀那颗拳拳爱国之心，他从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恨不得立刻就飞回到祖国母亲的怀中。他在后来发表的《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一文中说：“自从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被逐出了中国大陆，广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头，有了办法，有了保障，这个保障便是中国共产党。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河山。” 钱学森是郭永怀的莫逆之交。当时已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56年6月写信给郭永怀，盼他回国的急切之情跃然笔端：“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第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第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 其实，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便在康奈尔大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进步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那时大家谈论得最多的，当属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当然，其中还有一个非常秘密的话题，那就是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样的时机，把他们所学到的科学知识贡献给自己的祖国。他们在焦灼中等待着。然而郭永怀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已经引起了美国当局的高度警觉。美国政府专门发布了禁令，制造障碍，令一大批像郭永怀这样的优秀科学家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 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不久，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教授后来回忆说：“禁令一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那时美国的许多朋友包括已经加入美籍的华人朋友都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已经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不劝倒罢，劝的人越多，老郭越来火。他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一面是美国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一面是祖国的需要，何去何从？郭永怀选择了后者。为了避免遇到美国当局节外生枝制造的麻烦，他在和学生们聚会的篝火旁，掏出十几年来写成的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书稿，一叠一叠地丢进火里，烧成灰烬，在场的学生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夫人李佩教授当时也感到烧掉这些非常可惜，她劝阻说：“何必烧掉？留下回国还有用。”郭永怀说：“省得他们再找麻烦，反正这些东西都装在了我的脑子里了，属于自己的知识，美方无法扣下。” 事实证明了郭永怀的机智和远见。在他们搭乘的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即将启航回国时，突然上来几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彪形大汉。这些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闯入核科学家张文裕、王承书夫妇的舱房里搜查了所有的行李，使开船的时间推迟了近两个小时。在焦急的等待中，郭永怀和李佩在甲板上暗暗为张文裕夫妇担心，生怕把他们一家扣下，直到看见特务们离开时才松了一口气。同时，李佩也为郭永怀烧掉了书稿暗自庆幸，因为人的头脑是无法搜查的。这件事让李佩更加钦佩郭永怀的远见了。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张文裕等科学家到达罗湖边防站，他们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几十年后，李佩仍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当年我们过境踏上国土时，首先看到的是几间灰秃秃的小屋和穿着灰色制服的边防战士，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非常醒目，它使我们大家感到既兴奋又温暖。”
当郭永怀他们走过罗湖桥时，何祚庥和胡翼之已经在那里迎接他们了，何祚庥还带来了钱学森的一封信。郭永怀打开一看，那信竟如同一团烈火，把他的心烧得热乎乎的。钱学森在信中说：“这封信是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算是我们欢迎您一家三口的一点心意！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是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在最愉快的生活之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你们回来后也必定会有一样的体验。……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会拼命欢迎的，请您不要使我们失望……”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焦急地说：“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在北京，郭永怀见到了先期回国的钱学森，他兴奋得流下热泪。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回国不久，周恩来总理便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他问郭永怀有什么要求？郭永怀只是焦急地说了一句话：“我想尽快投入工作。”言出必行。到任后的郭永怀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高超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电磁流体力学、飞行力学和固体力学的研究和指导工作之中，经常是早出晚归，埋头书案，星期天和节假日也不休息。郭永怀喜欢听音乐，可是繁忙的工作让他放弃了爱好。从美国带回来的两箱新唱片，回国后就一直未拆封，后来他全部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郭永怀还喜欢集邮，自清朝以来的国内外邮票他整整搜集了三大本，后来也全部送给了国家邮政总局。郭永怀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我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能早日实现现代化，能早日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鼓舞全世界的革命人民。” 在我国“两弹”发展的关键时刻，钱学森再一次向党中央推荐了郭永怀。对郭永怀来说，这意味着将要接触机密，将要默默无闻地为祖国去献身。这位在美国坚持拒绝接触机密的科学家，在祖国的召唤下，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了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工程之中。 在党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由105位科学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队伍。郭永怀当时担任了九院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他们经常要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在艰苦的条件下，郭永怀带领科研小组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动力难题，被称为核研究领域的“三尊大菩萨”之一（另两尊是理论、试验部门的负责人）。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对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郭永怀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为确立核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所一直沿用。 在核武器研究的进程中，郭永怀既是一线科学家，又是科研活动的组织者。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1963年，党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科研队伍，陆续迁往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为工作需要，郭永怀经常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 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三国签署了《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妄图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党中央随即下达了更为明确的命令：作好一切准备，在1964年年内爆响第一颗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是中国人民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在西北高原浩瀚的沙漠上，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爆炸成功！当磨菇状怒云扶摇升腾之时，郭永怀和他的战友们无不欢呼雀跃！ 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贺龙等7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郭永怀等参加第一、二次核武器实验的专家和学者，并为他们设宴庆功。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党中央的鼓舞激励，使郭永怀等科学家们士气大振，他们又投入了新一轮战斗……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启动，郭永怀受命“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当年只有20多岁的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四所科技委主任陈裕泽回忆说，由于工作繁忙，郭永怀每天一大早便赶到现场，了解装配进展情况和系统联试结果，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研究处理。一天接着一天的飞快的工作节奏，让他这个年轻小伙子都有些吃不消。在将要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郭永怀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吃饭也是大家席地而坐边吃边研究。其实何止是试验前后的那段时间是这样，从1964年首次核试验到1968年底的8次核试验，在四年多的时间里，郭永怀的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在郭永怀致力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八年多时间里，从原子弹到氢弹装置再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郭永怀究竟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又有谁能说得清楚！然而，郭永怀在谈及这些时，经常挂在嘴上的是这样的话：“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辱。” 在飞机失事前的最后一瞬间，郭永怀与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用身体夹住了装有宝贵科研资料的公文包 从外貌看，郭永怀身体瘦弱，不到半百便已双鬓斑白。他平时不苟言笑，总爱沉思，工作起来精力超人。1963年研究部门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后，郭永怀与许多同事都出现了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他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但为了工作，他还是一如既往。在生活上，郭永怀的简朴也是出了名的，一支钢笔从中学时代竟一直用到牺牲前。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叮嘱郭永怀等科学家为了安全起见不要乘飞机，但郭永怀为了节省时间赶进度经常冒着生命危险飞来飞去。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从北京回到试验基地，为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进行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倾注了4年心血的试验基地。12月4日，在研制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为此，他急于赶回北京，于是他让人抓紧时间联系飞机。就在郭永怀从研制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着疲惫的身体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上空徐徐下降，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平衡，偏离了降落的跑道，歪歪斜斜地向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一头扎了下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飞机前舱碎裂，紧接着，火焰冲天而起……机场的人员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当人们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急忙向出事现场飞奔过去。当来接郭永怀的人从一片残骸中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看到他往常穿的那件夹克已经烧焦了大半，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了他们胸前。人们可以想象到，在飞机遇险，机上所用人面临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是用身体来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绝密科技资料！ 中央领导闻听郭永怀牺牲的消息后十分震惊，整个科技界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人们为这位伟大科学家仰天顿足，扼腕垂泪。就在郭永怀牺牲后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又一朵中华民族的蘑菇云状精神之花，为我们的英雄科学家冲天怒放！ 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只是为郭永怀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虽然追悼会的规模不大，但是却非常隆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悼词，钱学森、王淦昌等郭永怀生前好友参加了追悼会，他们要送好友最后一程。熟知郭永怀的人都知道，时间对郭永怀来说太重要了。为了抢时间，郭永怀经常冒险登机，出事这次正是由于时间紧迫，他一定要坚持夜航。就在他临上飞机前，人们还劝他换个时间再走，但郭永怀却平静地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还可以照常工作。” 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85年，郭永怀又被补授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2000年12月27日，在纪念郭永怀牺牲32周年的日子里，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金志涛等采写的《永不陨落的“两弹”之星――共和国“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追记》一文，以悼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23名科技工作者每人一枚由515克纯金制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这次表彰大会上，江泽民同志饱含激情地说：“他们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在追授“两弹一星元勋奖章”的7名功臣中，有一个名字――郭永怀让许多人感到陌生。这颗当年夺目的科技之星由于过早地陨落，使他的名字没有让更多的人熟知，但是他的功绩却是无法磨灭的。 考上“庚子赔款”的留学生，登船前发现领到的护照竟是日本政府签发，于是怒不可遏，毅然放弃出国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普通农家，他是郭文吉夫妇的第四个儿子。10岁的时候，郭文吉将郭永怀送到了本家叔叔所办的学堂里读书习文。17岁那年，郭永怀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附中，成为四乡八疃第一个公费中学生。20岁时，郭永怀考取了天津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那时，在南开大学的校园内经常活跃着他那瘦削高挑的身影。在校档案馆两本发黄的档案里，至今还保留着郭永怀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1年7月，郭永怀预科班毕业后转入本科学习，由于在数学方面的专长和对光学的爱好，他选择了物理学专业。当时的南开大学物理系是由著名光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饶毓泰教授任系主任。郭永怀入学时，饶先生已去德国做访问学者，陈礼教授也在休假中，只有新留学归来的顾静微先生主持教学工作。这位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很快发现了郭永怀的过人天赋，他经常让郭永怀到他住的百树村寓所为郭永怀辅导，培养郭永怀对物理学的兴趣。饶毓泰从欧洲回国后，被北京大学挖去，郭永怀决心追随他所仰慕的饶先生继续深造，于是在南开物理系学习两年后，他便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饶毓泰对这位来自南开的学生极为赏识，1935年7月便把完成本科学业的郭永怀留了下来，做他的助教和研究生。 1938年夏天，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而考试结果是，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1939年12月，郭永怀和钱伟长、林家翘三人一起从上海登船出发赴加拿大留学。谁知上船后他们发现自己的护照上竟是日本签证，上面赫然写着：“允许在横滨停船三日，上岸游览”。他们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于是他们不惜牺牲这一难得的留学机会，当即带着行李下了船。直到1940年，他们才又有机会赴加拿大学习。 1941年5月，郭永怀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航空大师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研究空气动力学这一极具挑战性的前沿课题，郭永怀的出色研究成果使美国专家刮目相看。此后不久，郭永怀又与钱学森合作写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定的理论基础。此后，名声大振的郭永怀便一发而不可收，最终成为了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三个著名攻关课题主持人之一。 五星红旗让他看到了祖国的希望，他毅然放弃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途 1946年，郭永怀以一篇高质量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又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教授，并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他的研究成果为人类突破音障，实现超音速飞行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凭着优秀的研究成果和业务能力，郭永怀想到美国任何一家科研单位都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他在回答“为什么要到美国来”这一问题时，却十分明白地说：“到美国来，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正因为这句话，在美国，郭永怀不能进入与国防尖端技术有关的实验室去工作，而他自己也有意不去和那些“敏感部门”打交道，免得将来给自己的回国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撞击着郭永怀那颗拳拳爱国之心，他从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恨不得立刻就飞回到祖国母亲的怀中。他在后来发表的《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一文中说：“自从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被逐出了中国大陆，广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头，有了办法，有了保障，这个保障便是中国共产党。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河山。” 钱学森是郭永怀的莫逆之交。当时已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56年6月写信给郭永怀，盼他回国的急切之情跃然笔端：“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第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第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 其实，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便在康奈尔大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进步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那时大家谈论得最多的，当属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当然，其中还有一个非常秘密的话题，那就是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样的时机，把他们所学到的科学知识贡献给自己的祖国。他们在焦灼中等待着。然而郭永怀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已经引起了美国当局的高度警觉。美国政府专门发布了禁令，制造障碍，令一大批像郭永怀这样的优秀科学家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 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不久，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教授后来回忆说：“禁令一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那时美国的许多朋友包括已经加入美籍的华人朋友都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已经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不劝倒罢，劝的人越多，老郭越来火。他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一面是美国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一面是祖国的需要，何去何从？郭永怀选择了后者。为了避免遇到美国当局节外生枝制造的麻烦，他在和学生们聚会的篝火旁，掏出十几年来写成的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书稿，一叠一叠地丢进火里，烧成灰烬，在场的学生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夫人李佩教授当时也感到烧掉这些非常可惜，她劝阻说：“何必烧掉？留下回国还有用。”郭永怀说：“省得他们再找麻烦，反正这些东西都装在了我的脑子里了，属于自己的知识，美方无法扣下。” 事实证明了郭永怀的机智和远见。在他们搭乘的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即将启航回国时，突然上来几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彪形大汉。这些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闯入核科学家张文裕、王承书夫妇的舱房里搜查了所有的行李，使开船的时间推迟了近两个小时。在焦急的等待中，郭永怀和李佩在甲板上暗暗为张文裕夫妇担心，生怕把他们一家扣下，直到看见特务们离开时才松了一口气。同时，李佩也为郭永怀烧掉了书稿暗自庆幸，因为人的头脑是无法搜查的。这件事让李佩更加钦佩郭永怀的远见了。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张文裕等科学家到达罗湖边防站，他们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几十年后，李佩仍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当年我们过境踏上国土时，首先看到的是几间灰秃秃的小屋和穿着灰色制服的边防战士，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非常醒目，它使我们大家感到既兴奋又温暖。”
当郭永怀他们走过罗湖桥时，何祚庥和胡翼之已经在那里迎接他们了，何祚庥还带来了钱学森的一封信。郭永怀打开一看，那信竟如同一团烈火，把他的心烧得热乎乎的。钱学森在信中说：“这封信是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算是我们欢迎您一家三口的一点心意！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是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在最愉快的生活之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你们回来后也必定会有一样的体验。……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会拼命欢迎的，请您不要使我们失望……”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焦急地说：“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在北京，郭永怀见到了先期回国的钱学森，他兴奋得流下热泪。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回国不久，周恩来总理便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他问郭永怀有什么要求？郭永怀只是焦急地说了一句话：“我想尽快投入工作。”言出必行。到任后的郭永怀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高超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电磁流体力学、飞行力学和固体力学的研究和指导工作之中，经常是早出晚归，埋头书案，星期天和节假日也不休息。郭永怀喜欢听音乐，可是繁忙的工作让他放弃了爱好。从美国带回来的两箱新唱片，回国后就一直未拆封，后来他全部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郭永怀还喜欢集邮，自清朝以来的国内外邮票他整整搜集了三大本，后来也全部送给了国家邮政总局。郭永怀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我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能早日实现现代化，能早日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鼓舞全世界的革命人民。” 在我国“两弹”发展的关键时刻，钱学森再一次向党中央推荐了郭永怀。对郭永怀来说，这意味着将要接触机密，将要默默无闻地为祖国去献身。这位在美国坚持拒绝接触机密的科学家，在祖国的召唤下，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了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工程之中。 在党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由105位科学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队伍。郭永怀当时担任了九院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他们经常要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在艰苦的条件下，郭永怀带领科研小组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动力难题，被称为核研究领域的“三尊大菩萨”之一（另两尊是理论、试验部门的负责人）。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对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郭永怀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为确立核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所一直沿用。 在核武器研究的进程中，郭永怀既是一线科学家，又是科研活动的组织者。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1963年，党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科研队伍，陆续迁往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为工作需要，郭永怀经常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 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三国签署了《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妄图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党中央随即下达了更为明确的命令：作好一切准备，在1964年年内爆响第一颗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是中国人民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在西北高原浩瀚的沙漠上，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爆炸成功！当磨菇状怒云扶摇升腾之时，郭永怀和他的战友们无不欢呼雀跃！ 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贺龙等7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郭永怀等参加第一、二次核武器实验的专家和学者，并为他们设宴庆功。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党中央的鼓舞激励，使郭永怀等科学家们士气大振，他们又投入了新一轮战斗……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启动，郭永怀受命“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当年只有20多岁的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四所科技委主任陈裕泽回忆说，由于工作繁忙，郭永怀每天一大早便赶到现场，了解装配进展情况和系统联试结果，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研究处理。一天接着一天的飞快的工作节奏，让他这个年轻小伙子都有些吃不消。在将要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郭永怀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吃饭也是大家席地而坐边吃边研究。其实何止是试验前后的那段时间是这样，从1964年首次核试验到1968年底的8次核试验，在四年多的时间里，郭永怀的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在郭永怀致力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八年多时间里，从原子弹到氢弹装置再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郭永怀究竟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又有谁能说得清楚！然而，郭永怀在谈及这些时，经常挂在嘴上的是这样的话：“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辱。” 在飞机失事前的最后一瞬间，郭永怀与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用身体夹住了装有宝贵科研资料的公文包 从外貌看，郭永怀身体瘦弱，不到半百便已双鬓斑白。他平时不苟言笑，总爱沉思，工作起来精力超人。1963年研究部门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后，郭永怀与许多同事都出现了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他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但为了工作，他还是一如既往。在生活上，郭永怀的简朴也是出了名的，一支钢笔从中学时代竟一直用到牺牲前。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叮嘱郭永怀等科学家为了安全起见不要乘飞机，但郭永怀为了节省时间赶进度经常冒着生命危险飞来飞去。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从北京回到试验基地，为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进行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倾注了4年心血的试验基地。12月4日，在研制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为此，他急于赶回北京，于是他让人抓紧时间联系飞机。就在郭永怀从研制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着疲惫的身体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上空徐徐下降，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平衡，偏离了降落的跑道，歪歪斜斜地向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一头扎了下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飞机前舱碎裂，紧接着，火焰冲天而起……机场的人员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当人们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急忙向出事现场飞奔过去。当来接郭永怀的人从一片残骸中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看到他往常穿的那件夹克已经烧焦了大半，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了他们胸前。人们可以想象到，在飞机遇险，机上所用人面临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是用身体来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绝密科技资料！ 中央领导闻听郭永怀牺牲的消息后十分震惊，整个科技界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人们为这位伟大科学家仰天顿足，扼腕垂泪。就在郭永怀牺牲后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又一朵中华民族的蘑菇云状精神之花，为我们的英雄科学家冲天怒放！ 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只是为郭永怀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虽然追悼会的规模不大，但是却非常隆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悼词，钱学森、王淦昌等郭永怀生前好友参加了追悼会，他们要送好友最后一程。熟知郭永怀的人都知道，时间对郭永怀来说太重要了。为了抢时间，郭永怀经常冒险登机，出事这次正是由于时间紧迫，他一定要坚持夜航。就在他临上飞机前，人们还劝他换个时间再走，但郭永怀却平静地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还可以照常工作。” 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85年，郭永怀又被补授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2000年12月27日，在纪念郭永怀牺牲32周年的日子里，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金志涛等采写的《永不陨落的“两弹”之星――共和国“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追记》一文，以悼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