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早在上海解放初经毛泽东审定的新华社社论就加以确认。本文追溯党的诞生喻的形成过程，特别是通过梳理中共成立前后涌现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成立情况，对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论证。
中国共产党；建党标志日；中共一大
提起建党日，人们自然会想到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就将7月1日定为建党日。然而，这只是在特定情境下所确立的建党纪念日，并非历史上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日。在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95周年，而党的诞生地却纷争不止的今天，对建党标志日进行历史查考更具正本清源的现实意义。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原本是毫无争议之事。早在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5月29日，新华社发表社论《祝上海解放》就宣称：“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 此文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这也就意味着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的判定得到了曾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党的领袖的认可，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在紧接着七一来临之际，宋庆龄在上海发表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庆祝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的文章，热情洋溢地欢呼：“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2]，继续明确将上海作为党的“诞生”之地。
以人类诞生比喻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不与党的创建活动同起始。党创立初期的文献由俄文回译中文显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仅以平实之语表述党的“成立”。[3]情况在1936年发生突进，那年共产国际高调纪念宣传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时在苏联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撰写了追述当年大会召开情况的回忆文章。陈在文中抒情道：“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此告终，而领导中国革命，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伟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乃正式生产而呱呱堕地了。”[4]虽未用“诞生”一词，却有其实。
以人类诞生比喻政党的创建，不排除受海外影响的可能。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问世的译著《日本社会运动史》，就赫然出现了“社会民主党的诞生”的章节标题。[5]金则人、黄峰1938年编译出版的《列宁》，第一章之“十一”题为“布尔塞维克党的诞生”。[6]虽然该书中译本在中国问世要晚于陈潭秋的回忆，但是俄共（布）领袖人物传记的政党诞生喻在苏联应该早就出现，对陈潭秋可能有所影响。无论如何，陈潭秋应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喻的原创者，中国共产党诞生喻，就此确立。此后，1947年、1948年解放区纪念建党的诗文有《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六周年》《献：向中国共产党――人民的灵魂诞生二十七年致敬》等篇，重新以诞生喻称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7]新中国成立后，纪念党的诞生文章层出不穷，党的诞生喻渐成熟语。
需要强调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富有文学色彩的比喻。二者不能作引申对应式的不当比附。陈潭秋将“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党的组织的胚胎”，首开先例。[8]今人踵事增华，放大瑕疵。比如，将预定的中共一大会期称为“预产期”，将李公馆和博文女校称为准备的“产房”，将马林、尼克尔斯基称为“催生婆”，将中共一大第6次会议遭遇警察搜查称为“难产”，将建议并安排代表到嘉兴开会的王会悟称为“接生婆”，进而将嘉兴南湖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产床”。诸如此类，看似讨巧生动，细究起来多不妥当。究其根源，实因不甚了解当时无产阶级政党纷起成立于诸国的史实，误以为共产党建立并无例可循，反倒要借助喻体来作为参照。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实处于十月革命后共产党在世界各国纷起成立的国际政治大背景中。除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时称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荷兰共产党，以及在俄境内成立的芬兰共产党、俄国境内德意志人侨居区共产党，与旧俄领土内涌现的乌克兰、拉脱维亚共产党等若干共产党组织在十月革命成功两年内成立外，另有32个共产党则于1919年至1922年在世界各洲成立。[9]后一阶段的建党热潮，主要得力于共产国际的推手，尤其是1920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明确“共产国际开始进入组织建设时期”[10]，要求“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中成立统一的共产党”[11]，并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做出规定：至迟在共产国际二大闭幕后4个月内“必须召集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以便作出结论”，“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称为：某国共产党”[12]，等等。凡此进一步加速了各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加强了组织建设的规范性。
再看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党日，除去会期一天的，其确立大体也可分为三类：一是大会的首日，如印度尼西亚、伊朗、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13]、罗马尼亚[14]、比利时[15]等国共产党以及蒙古人民党[16]；二是大会就加入共产国际的表决日，如法国共产党[17]，这仅发生在前身为社会民主党一类的政党，通常是在大会中后期；其三，因表决加入共产国际而导致分裂且左派属于少数，为此左派另开大会组党，如卢森堡共产党[18]、意大利共产党[19]，实际上仍以另开大会的首日为建党日。另有资料显示，个别共产党似以成立大会的最后一天为建党日，但是深入了解实情却并非如此。比如，通常所说的1919年8月31―9月1日，从美国社会党分裂出来的两支左派力量分别成立了“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和“美国共产党”，两党都宣布加入共产国际。[20]其实是美国两个共产主义派别的代表在那年8月30日社会党大会上被赶了出来，这两派遂先后于8月31日、9月1日开会，成立美国的两大共产党组织。而“美国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9月1日，正是其开会的首日。[21]
由于第二国际在中国没什么社会基础，中共上海发起组又断然拒绝与无政府主义，以及梁启超、张东荪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妥协，这就决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只有采取第三种方式，且无与社会民主党左派联合的可能。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并不需要就改名、加入共产国际等重要事项表决来作为建党日，更不会有组织分裂、另立山头的可能。为此，中国共产党理应取大会首日这一各国共产党最为常用的建党日确立方式来定下自己的生日。 可能会有人强调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的特殊性：中共一大的第6次会议突有陌生人闯入，不久法租界巡警闻风而来，“一大”代表险遭不测；于是，原定于当晚结束的大会又引出了到嘉兴续开的尾声。其实，无独有偶，共产国际推动下在世界各国成立的共产党，也有在成立大会中遇险的，而且情况更加糟糕。罗马尼亚共产党1921年5月8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罗共一大，有资料显示，截止5月12日会期是5天。[22]然而，这最后一天会议未必就是原定的闭幕日，因为罗共一大遭到政府当局的镇压，“出席大会的代表被捕”，以至原拟好的党章都未能在会上表决通过。[23]但这并不意味着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成立被迫延后，该党仍以罗共一大的首日为其建党日。[24]
这方面，在世界政党史上似乎还存有一个反例。1898年3月1日至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明斯克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该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履行了宣告社会民主工党成立这一正式手续。但它没有提出党纲和党章，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又并不适合于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大会后，全部中央委员又为沙皇政府所逮捕，党的地方委员会跟大会前一样，还是一些孤立、彼此不相联系的组织。因此，1903年7月30日召开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继续承担起建党的使命。该会起初在布鲁塞尔举行，因受比利时警察的干涉，后移至伦敦。[25]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通过了党纲和党章，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今著有的认其“正式建立了党。”[26]更需要铭记的是列宁对该党二大的评价：“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思潮和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起。”[27]这应该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903年说的根源所在。质言之，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是苏联共产党的红色之源，到1917年起该党改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28]
据此可见，在共产国际既定政策作用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建党模式上，有着巨大的区别。即便是中共一大7月30日会议发生的意外导致最坏结果，其建党日的确定也应参照罗马尼亚共产党为是。
历史亲历者追述中共一大召开的情形，也佐证中共一大的首日实已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回忆说：“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29]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回忆当时情形：“开会时，马林首先用英文演说，大意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很有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的支部，苏联布党添了东方的朋友，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他在演说中，强调着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的成立。”[30]大会主持与共产国际代表先后发言，都强调了党的成立。事实正是如此，中共一大的召开首重的是确定党正式成立，其他如工作计划、制度建立、宣言发表与选举领导核心等，都在其后。即使部分使命没有完成，也可采用变通办法或交付下次大会。
确定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建党标志日，有利于党的诞生地的再度确定。因为历史原因，上海与嘉兴先后成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地。然而，若论党的诞生地，就只能是唯一的，应与历史上的建党标志日协同，确定上海为是。
确定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建党标志日，并无意与既定的建党日构成冲突。因为国内革命斗争异常的激烈，加之往事已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代表在十数年后都无从记起大会的具体日期。对此决策者采取权变方式，将中共一大召开的7月首日定为建党日，至今看来仍颇觉英明。贯彻于此决策中的首日原则，从另一方面再度印证将中共一大的首日定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建党标志日所具有的合理性。事实上，如前文所述，毛泽东还确认了上海是党的诞生地，这就与大会首日原则形成了有意味的呼应。
参考文献
[1]新华通讯社编.新华社社论集1947-1950[M].1960：174.
[2]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M].人民出版社，1952：157-158.
[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A].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C].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56.
[4]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A].陈潭秋文集[M].人民出版社，2013：244.
[5]岗阳之助.日本社会运动史[M].上海联合书店，1929：53.
[6]金则人，黄峰编译.列宁[M].光明书局，1938：105.
[7]毅生.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六周年[J].知识（哈尔滨），1947，4（1）：2-3.若.献：向中国共产党――人民的灵魂诞生二十七年致敬[J].鸭绿江，1948（3）.
[8]陈潭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提纲[A].陈潭秋文集[M].人民出版社，2013：249.
[9]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学院等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下卷）[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646
[10][11][1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Z].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23.685-686.694-725.
[13][17][18][20][22][27][28]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804.174.983-994.1129.567-575.718.396.426.579.1059.891.891.
[14]范恒山.政治体制改革辞典[M].中国物资出版社，1988：743.皮纯协，徐理明，曹文光.简明政治学辞典[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383.
[15]朱庭光.当代国际知识大辞典[M].团结出版社，1995：97.
[16]蒙古人民革命党百度词条
[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seh_j5GwrhEP5R
-4Z1Jjx29ajQSZrNs7qtigqYgAdc_HGZsGjCDtx8HStOftA49XPR0b5JPpS16WDTK9U5Ek-q，2016-04-25.
[19]陆人译.意大利共产党简史[M].人民出版社，1953：28-30.
[21][美]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M].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180.
[23]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世界政党党章编选组.罗马尼亚共产党章程汇编[Z].求实出版社1988：1.
[24]沈杰飞.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十五年[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9.
[25]校纪英编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形成[M].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26-27.48.
[27][苏]斯特鲁契柯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争取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纲领而作的斗争[M].新知识出版社，1956：1.
[29]张国焘.我的回忆[A].吴殿尧主编.亲历者说建党纪事[M].解放军出版社，2011：95.
[30]李达.党的一大前后[A].《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文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88：4.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早在上海解放初经毛泽东审定的新华社社论就加以确认。本文追溯党的诞生喻的形成过程，特别是通过梳理中共成立前后涌现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成立情况，对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论证。
中国共产党；建党标志日；中共一大
提起建党日，人们自然会想到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就将7月1日定为建党日。然而，这只是在特定情境下所确立的建党纪念日，并非历史上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日。在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95周年，而党的诞生地却纷争不止的今天，对建党标志日进行历史查考更具正本清源的现实意义。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原本是毫无争议之事。早在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5月29日，新华社发表社论《祝上海解放》就宣称：“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 此文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这也就意味着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的判定得到了曾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党的领袖的认可，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在紧接着七一来临之际，宋庆龄在上海发表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庆祝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的文章，热情洋溢地欢呼：“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2]，继续明确将上海作为党的“诞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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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诞生比喻政党的创建，不排除受海外影响的可能。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问世的译著《日本社会运动史》，就赫然出现了“社会民主党的诞生”的章节标题。[5]金则人、黄峰1938年编译出版的《列宁》，第一章之“十一”题为“布尔塞维克党的诞生”。[6]虽然该书中译本在中国问世要晚于陈潭秋的回忆，但是俄共（布）领袖人物传记的政党诞生喻在苏联应该早就出现，对陈潭秋可能有所影响。无论如何，陈潭秋应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喻的原创者，中国共产党诞生喻，就此确立。此后，1947年、1948年解放区纪念建党的诗文有《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六周年》《献：向中国共产党――人民的灵魂诞生二十七年致敬》等篇，重新以诞生喻称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7]新中国成立后，纪念党的诞生文章层出不穷，党的诞生喻渐成熟语。
需要强调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富有文学色彩的比喻。二者不能作引申对应式的不当比附。陈潭秋将“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党的组织的胚胎”，首开先例。[8]今人踵事增华，放大瑕疵。比如，将预定的中共一大会期称为“预产期”，将李公馆和博文女校称为准备的“产房”，将马林、尼克尔斯基称为“催生婆”，将中共一大第6次会议遭遇警察搜查称为“难产”，将建议并安排代表到嘉兴开会的王会悟称为“接生婆”，进而将嘉兴南湖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产床”。诸如此类，看似讨巧生动，细究起来多不妥当。究其根源，实因不甚了解当时无产阶级政党纷起成立于诸国的史实，误以为共产党建立并无例可循，反倒要借助喻体来作为参照。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实处于十月革命后共产党在世界各国纷起成立的国际政治大背景中。除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时称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荷兰共产党，以及在俄境内成立的芬兰共产党、俄国境内德意志人侨居区共产党，与旧俄领土内涌现的乌克兰、拉脱维亚共产党等若干共产党组织在十月革命成功两年内成立外，另有32个共产党则于1919年至1922年在世界各洲成立。[9]后一阶段的建党热潮，主要得力于共产国际的推手，尤其是1920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明确“共产国际开始进入组织建设时期”[10]，要求“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中成立统一的共产党”[11]，并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做出规定：至迟在共产国际二大闭幕后4个月内“必须召集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以便作出结论”，“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称为：某国共产党”[12]，等等。凡此进一步加速了各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加强了组织建设的规范性。
再看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党日，除去会期一天的，其确立大体也可分为三类：一是大会的首日，如印度尼西亚、伊朗、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13]、罗马尼亚[14]、比利时[15]等国共产党以及蒙古人民党[16]；二是大会就加入共产国际的表决日，如法国共产党[17]，这仅发生在前身为社会民主党一类的政党，通常是在大会中后期；其三，因表决加入共产国际而导致分裂且左派属于少数，为此左派另开大会组党，如卢森堡共产党[18]、意大利共产党[19]，实际上仍以另开大会的首日为建党日。另有资料显示，个别共产党似以成立大会的最后一天为建党日，但是深入了解实情却并非如此。比如，通常所说的1919年8月31―9月1日，从美国社会党分裂出来的两支左派力量分别成立了“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和“美国共产党”，两党都宣布加入共产国际。[20]其实是美国两个共产主义派别的代表在那年8月30日社会党大会上被赶了出来，这两派遂先后于8月31日、9月1日开会，成立美国的两大共产党组织。而“美国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9月1日，正是其开会的首日。[21]
由于第二国际在中国没什么社会基础，中共上海发起组又断然拒绝与无政府主义，以及梁启超、张东荪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妥协，这就决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只有采取第三种方式，且无与社会民主党左派联合的可能。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并不需要就改名、加入共产国际等重要事项表决来作为建党日，更不会有组织分裂、另立山头的可能。为此，中国共产党理应取大会首日这一各国共产党最为常用的建党日确立方式来定下自己的生日。 可能会有人强调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的特殊性：中共一大的第6次会议突有陌生人闯入，不久法租界巡警闻风而来，“一大”代表险遭不测；于是，原定于当晚结束的大会又引出了到嘉兴续开的尾声。其实，无独有偶，共产国际推动下在世界各国成立的共产党，也有在成立大会中遇险的，而且情况更加糟糕。罗马尼亚共产党1921年5月8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罗共一大，有资料显示，截止5月12日会期是5天。[22]然而，这最后一天会议未必就是原定的闭幕日，因为罗共一大遭到政府当局的镇压，“出席大会的代表被捕”，以至原拟好的党章都未能在会上表决通过。[23]但这并不意味着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成立被迫延后，该党仍以罗共一大的首日为其建党日。[24]
这方面，在世界政党史上似乎还存有一个反例。1898年3月1日至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明斯克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该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履行了宣告社会民主工党成立这一正式手续。但它没有提出党纲和党章，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又并不适合于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大会后，全部中央委员又为沙皇政府所逮捕，党的地方委员会跟大会前一样，还是一些孤立、彼此不相联系的组织。因此，1903年7月30日召开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继续承担起建党的使命。该会起初在布鲁塞尔举行，因受比利时警察的干涉，后移至伦敦。[25]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通过了党纲和党章，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今著有的认其“正式建立了党。”[26]更需要铭记的是列宁对该党二大的评价：“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思潮和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起。”[27]这应该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903年说的根源所在。质言之，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是苏联共产党的红色之源，到1917年起该党改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28]
据此可见，在共产国际既定政策作用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建党模式上，有着巨大的区别。即便是中共一大7月30日会议发生的意外导致最坏结果，其建党日的确定也应参照罗马尼亚共产党为是。
历史亲历者追述中共一大召开的情形，也佐证中共一大的首日实已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回忆说：“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29]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回忆当时情形：“开会时，马林首先用英文演说，大意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很有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的支部，苏联布党添了东方的朋友，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他在演说中，强调着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的成立。”[30]大会主持与共产国际代表先后发言，都强调了党的成立。事实正是如此，中共一大的召开首重的是确定党正式成立，其他如工作计划、制度建立、宣言发表与选举领导核心等，都在其后。即使部分使命没有完成，也可采用变通办法或交付下次大会。
确定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建党标志日，有利于党的诞生地的再度确定。因为历史原因，上海与嘉兴先后成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地。然而，若论党的诞生地，就只能是唯一的，应与历史上的建党标志日协同，确定上海为是。
确定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建党标志日，并无意与既定的建党日构成冲突。因为国内革命斗争异常的激烈，加之往事已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代表在十数年后都无从记起大会的具体日期。对此决策者采取权变方式，将中共一大召开的7月首日定为建党日，至今看来仍颇觉英明。贯彻于此决策中的首日原则，从另一方面再度印证将中共一大的首日定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建党标志日所具有的合理性。事实上，如前文所述，毛泽东还确认了上海是党的诞生地，这就与大会首日原则形成了有意味的呼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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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苏]斯特鲁契柯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争取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纲领而作的斗争[M].新知识出版社，1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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