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
1927年7月14日夜，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武汉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和平分共”，当时称为“7·15分共”事件，国共两党彻底分裂。在这同时，一直不满于共产国际政策的中共领袖陈独秀十分苦恼，隐居起来并辞职。当时在中共地位仅次于陈独秀的张国焘召集在武汉地区的要人召开会议，组成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五人政治局常委，作为中共临时中央最高领导机构。之后，中共走上了全面武装斗争道路，8月1日的南昌起义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当然，众所周知，中共早期的武装起义基本都是迅速发动，又迅速失败。就武装力量而言，南昌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当时号称三万之众（实际约在二万人左右），但很快被以粤军为主力的国军摧毁。好在曾经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朱德从起义人才群中脱颖而出，保存下了相当于一个团的建制部队，并发展为后来中共红军的主力，从而使得中共武装正统血脉得到延续。不过，当时中共中央虽然知道朱德获得幸存，但并不看好他的命运。这样，南昌起义失败责任的追究就十分严厉，其中最大的冤大头是谭平山。
虽然中共政策一直是由共产国际主导，汪精卫“7·15分共”事件实际宣布了国产国际政策的破产，但是，共产国际怎么能是错误的呢？就中共本身而言，必须要有共产国际的替罪羊，错误越大，则替罪羊的身份就必须越高。国共分裂的替罪羊只能由作为中共领袖的陈独秀担当。
还在南昌起义部队浩浩荡荡离开南昌城不久时候，在共产国际的支配下，在武汉的一些人召开了“八七会议”，彻底改组了中共领导层，组成了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张太雷、项英、向忠发、卢坦福七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取代了五人政治局常委，把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排斥出了核心领导层，对陈独秀进行了严厉的缺席批判，而一向积极追随陈独秀的谭平山也成为了一个不在席的靶子。由于南昌起义的失败，谭平山就更加倒霉了。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幸存逃亡的很多领导层人物通过各种途径到了上海，而中共中央也已经从武汉转到上海。11月中旬，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支持下，瞿秋白主持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其中进行处罚的第一人就是谭平山，将他开除党籍——这是中共最严厉的组织处罚。
处罚谭平山当然有一系列理由。理由当中，无非是指责被处罚人犯有一贯错误，但仅仅这个理由对于开除党籍这样的处罚来说，实际是毫不充分的——既然一贯错误，难道不应该早就开除出党了吗？因此，真正能够站住脚跟的理由，还是在于谭平山在南昌起义中的角色地位，这一角色地位可以让他成为南昌起义失败的第一替罪羊。
那么，谭平山在南昌起义中到底有着怎样的角色地位呢？要而言之：一，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主要发动人；二，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法定最高领导人。
就国共合作而言，谭平山是中共要人当中十分积极的实行者，但这只是他的一面，就如陈独秀一样，他还有着另一面，在是否进行合作，在中共人员是否应该参加国民党这个问题上，谭平山却不是一个积极主张者。
这似乎很矛盾，其实不然，不认为应该加入国民党是一种政治主张，但既然按照共产国际意志加入了，则就尽心尽力，这不过是一种坦诚的政治行为。当合作时候，就认真合作，但由于本来就不是积极主张合作者，国共分裂之后，也就干干脆脆分裂。汪精卫“7·15分共”事件之后，谭平山一改以往认认真真合作的行为，走向了干干脆脆分裂的立场，完全是合乎政治逻辑的。由于是干干脆脆分裂，因此，谭平山就成了南昌起义的主要发动人。
7月19日左右，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中共要人聚集到九江，次日在叶挺司令部召开了一次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发动南昌起义的主张。聂荣臻回忆：“李立三等同志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P61。）
聂荣臻这个晚年回忆只能说基本符合事实，但并不准确。强调李立三的作用是正确的，但这是从党的角度，并不符合南昌起义当时的合法性基础。南昌起义是中共主张并进行实际领导，但在起义决策期间和举行时期并没有想到要明确中共自身的身份，而是仍然高举国民革命的旗帜，从而获得合法性。7月20日前后，从党的角度来说，在南昌、九江地区的中共要员自然是以政治局常委李立三为领袖，但从国民革命角度来说，李立三并不具备领袖资格，从中共利益来说最具有资格的是谭平山。
李立三在事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前委的组织原照中央的命令，没有平山同志，但是当时平山在政治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所以前委商量的结果，只好要平山参加前委会议。”（李立三：《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419。）李立三这个汇报说明，虽然试图排斥谭平山，但却无法排斥这位在中共党内正备受攻击的人物。
同样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叶挺明确：“至7月20日左右，……由谭平山召集一个谈话会，参加的有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等，多主张令我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叶挺虽然是当时中共掌握军队的头号大将，但他在党内并非高层领导人物，跟其他人没有利益冲突，其个人品格也没有什么偏见，所说话是最为可信的。谭平山不但是不能被排斥的人物，而且，作为国民革命的行动，他也是当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7月20日会议由他负责是最为正当的。也就是说，在南昌的中共要员主张进行南昌起义，是由谭平山主持并做出决定的。
为什么在中共党内正备受排斥的谭平山具有如此资格呢？
谭平山生于1886年，早年参加同盟会，1920年即加入中共，并是中共早期在广东地区组织的负责人，国共合作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组织部长，“中山舰事件”后虽然中共在国民政府中力量被排挤，但谭平山转而分管农民工作，1927年在武汉国民政府委员是政府委员兼农民部长，而农民部正是几乎由中共全民控制，1927年中共“五大” 谭平山也是政治局委员和农民部长。
简而言之，谭平山既是中共要员，也是国民政府要员，并且是中共最有成效的农民工作领域当然的领袖，既是中共要员中从国民革命角度最具有合法性的人物，又是对社会底层最具有号召力的人物。
谭平山非常清楚自己的领袖角色。张国焘回忆说：谭平山“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之下，即在南昌九江一带展开活动。他曾标榜要在南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句话的意思，具体的说，大致由他策划出一个南昌暴动，并由他自己名符其实的领导起来，不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直到有了相当成就之后再说。”（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内部参考版，1980年。P298。）
谭平山策动南昌起义获得了李立三的支持，后来的恽代英等人也积极主张进行起义，但叶挺从军事角度考虑并不坚决，聂荣臻则坚持要得到中共中央同意。李立三、邓中夏赴庐山找瞿秋白，希望寻求中共中央同意，但决定性的活动并不在于实际由张国焘、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谭平山直接找贺龙商谈，贺龙非常积极，跟谭平山约定举行南昌起义。
正是由于贺龙跟谭平山的这一约定，从而使得举行南昌起义成了无法中止的行动。当张国焘、周恩来获知在南昌、九江的统治准备举行起义后，决定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前去具体领导。共产国际的人开始也赞同举行起义，但之后并不主张，又要张国焘前去九江、南昌阻止。当张国焘赶到九江、南昌，系于中共已经跟贺龙约定，不可能中止起义行动，也就同意举行起义。
8月1日顺利进行起义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虽然名义上把宋庆龄、邓演达等人列入委员会领导层，但委员长则由谭平山担任。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分别担任了具体职务，但是，从政治角度而不是从中共和军事角度来说，南昌起义法定的最高领袖则是谭平山。张国焘晚年酸溜溜地说：“南昌暴动发动以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贺龙是他提携起来的，中共的前敌委员会似乎也可由他来领导，通过前敌委员会更可指挥叶挺等重要军人，一切似都如愿以偿，是以他曾摆过领袖的架子。”
三个多月后，作为南昌起义头号领袖的谭平山付出了代价，自然成为南昌起义失败的头号替罪羊，在上海的中国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将他开除出了中共。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被不断强调和提高，贺龙也成为了坚定的中共革命将领，事实证明了谭平山没有看走眼，但承认一个开除出党的人是头号领袖十分尴尬，谭平山从官方历史叙事中被删除出了令人骄傲的主要领导人名单，好在历史本就如此——这应该就是张国焘酸溜溜回忆往事的原因。
顾则徐
1927年7月14日夜，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武汉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和平分共”，当时称为“7·15分共”事件，国共两党彻底分裂。在这同时，一直不满于共产国际政策的中共领袖陈独秀十分苦恼，隐居起来并辞职。当时在中共地位仅次于陈独秀的张国焘召集在武汉地区的要人召开会议，组成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五人政治局常委，作为中共临时中央最高领导机构。之后，中共走上了全面武装斗争道路，8月1日的南昌起义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当然，众所周知，中共早期的武装起义基本都是迅速发动，又迅速失败。就武装力量而言，南昌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当时号称三万之众（实际约在二万人左右），但很快被以粤军为主力的国军摧毁。好在曾经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朱德从起义人才群中脱颖而出，保存下了相当于一个团的建制部队，并发展为后来中共红军的主力，从而使得中共武装正统血脉得到延续。不过，当时中共中央虽然知道朱德获得幸存，但并不看好他的命运。这样，南昌起义失败责任的追究就十分严厉，其中最大的冤大头是谭平山。
虽然中共政策一直是由共产国际主导，汪精卫“7·15分共”事件实际宣布了国产国际政策的破产，但是，共产国际怎么能是错误的呢？就中共本身而言，必须要有共产国际的替罪羊，错误越大，则替罪羊的身份就必须越高。国共分裂的替罪羊只能由作为中共领袖的陈独秀担当。
还在南昌起义部队浩浩荡荡离开南昌城不久时候，在共产国际的支配下，在武汉的一些人召开了“八七会议”，彻底改组了中共领导层，组成了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张太雷、项英、向忠发、卢坦福七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取代了五人政治局常委，把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排斥出了核心领导层，对陈独秀进行了严厉的缺席批判，而一向积极追随陈独秀的谭平山也成为了一个不在席的靶子。由于南昌起义的失败，谭平山就更加倒霉了。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幸存逃亡的很多领导层人物通过各种途径到了上海，而中共中央也已经从武汉转到上海。11月中旬，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支持下，瞿秋白主持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其中进行处罚的第一人就是谭平山，将他开除党籍——这是中共最严厉的组织处罚。
处罚谭平山当然有一系列理由。理由当中，无非是指责被处罚人犯有一贯错误，但仅仅这个理由对于开除党籍这样的处罚来说，实际是毫不充分的——既然一贯错误，难道不应该早就开除出党了吗？因此，真正能够站住脚跟的理由，还是在于谭平山在南昌起义中的角色地位，这一角色地位可以让他成为南昌起义失败的第一替罪羊。
那么，谭平山在南昌起义中到底有着怎样的角色地位呢？要而言之：一，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主要发动人；二，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法定最高领导人。
就国共合作而言，谭平山是中共要人当中十分积极的实行者，但这只是他的一面，就如陈独秀一样，他还有着另一面，在是否进行合作，在中共人员是否应该参加国民党这个问题上，谭平山却不是一个积极主张者。
这似乎很矛盾，其实不然，不认为应该加入国民党是一种政治主张，但既然按照共产国际意志加入了，则就尽心尽力，这不过是一种坦诚的政治行为。当合作时候，就认真合作，但由于本来就不是积极主张合作者，国共分裂之后，也就干干脆脆分裂。汪精卫“7·15分共”事件之后，谭平山一改以往认认真真合作的行为，走向了干干脆脆分裂的立场，完全是合乎政治逻辑的。由于是干干脆脆分裂，因此，谭平山就成了南昌起义的主要发动人。
7月19日左右，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中共要人聚集到九江，次日在叶挺司令部召开了一次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发动南昌起义的主张。聂荣臻回忆：“李立三等同志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P61。）
聂荣臻这个晚年回忆只能说基本符合事实，但并不准确。强调李立三的作用是正确的，但这是从党的角度，并不符合南昌起义当时的合法性基础。南昌起义是中共主张并进行实际领导，但在起义决策期间和举行时期并没有想到要明确中共自身的身份，而是仍然高举国民革命的旗帜，从而获得合法性。7月20日前后，从党的角度来说，在南昌、九江地区的中共要员自然是以政治局常委李立三为领袖，但从国民革命角度来说，李立三并不具备领袖资格，从中共利益来说最具有资格的是谭平山。
李立三在事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前委的组织原照中央的命令，没有平山同志，但是当时平山在政治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所以前委商量的结果，只好要平山参加前委会议。”（李立三：《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419。）李立三这个汇报说明，虽然试图排斥谭平山，但却无法排斥这位在中共党内正备受攻击的人物。
同样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叶挺明确：“至7月20日左右，……由谭平山召集一个谈话会，参加的有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等，多主张令我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叶挺虽然是当时中共掌握军队的头号大将，但他在党内并非高层领导人物，跟其他人没有利益冲突，其个人品格也没有什么偏见，所说话是最为可信的。谭平山不但是不能被排斥的人物，而且，作为国民革命的行动，他也是当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7月20日会议由他负责是最为正当的。也就是说，在南昌的中共要员主张进行南昌起义，是由谭平山主持并做出决定的。
为什么在中共党内正备受排斥的谭平山具有如此资格呢？
谭平山生于1886年，早年参加同盟会，1920年即加入中共，并是中共早期在广东地区组织的负责人，国共合作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组织部长，“中山舰事件”后虽然中共在国民政府中力量被排挤，但谭平山转而分管农民工作，1927年在武汉国民政府委员是政府委员兼农民部长，而农民部正是几乎由中共全民控制，1927年中共“五大” 谭平山也是政治局委员和农民部长。
简而言之，谭平山既是中共要员，也是国民政府要员，并且是中共最有成效的农民工作领域当然的领袖，既是中共要员中从国民革命角度最具有合法性的人物，又是对社会底层最具有号召力的人物。
谭平山非常清楚自己的领袖角色。张国焘回忆说：谭平山“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之下，即在南昌九江一带展开活动。他曾标榜要在南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句话的意思，具体的说，大致由他策划出一个南昌暴动，并由他自己名符其实的领导起来，不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直到有了相当成就之后再说。”（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内部参考版，1980年。P298。）
谭平山策动南昌起义获得了李立三的支持，后来的恽代英等人也积极主张进行起义，但叶挺从军事角度考虑并不坚决，聂荣臻则坚持要得到中共中央同意。李立三、邓中夏赴庐山找瞿秋白，希望寻求中共中央同意，但决定性的活动并不在于实际由张国焘、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谭平山直接找贺龙商谈，贺龙非常积极，跟谭平山约定举行南昌起义。
正是由于贺龙跟谭平山的这一约定，从而使得举行南昌起义成了无法中止的行动。当张国焘、周恩来获知在南昌、九江的统治准备举行起义后，决定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前去具体领导。共产国际的人开始也赞同举行起义，但之后并不主张，又要张国焘前去九江、南昌阻止。当张国焘赶到九江、南昌，系于中共已经跟贺龙约定，不可能中止起义行动，也就同意举行起义。
8月1日顺利进行起义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虽然名义上把宋庆龄、邓演达等人列入委员会领导层，但委员长则由谭平山担任。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分别担任了具体职务，但是，从政治角度而不是从中共和军事角度来说，南昌起义法定的最高领袖则是谭平山。张国焘晚年酸溜溜地说：“南昌暴动发动以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贺龙是他提携起来的，中共的前敌委员会似乎也可由他来领导，通过前敌委员会更可指挥叶挺等重要军人，一切似都如愿以偿，是以他曾摆过领袖的架子。”
三个多月后，作为南昌起义头号领袖的谭平山付出了代价，自然成为南昌起义失败的头号替罪羊，在上海的中国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将他开除出了中共。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被不断强调和提高，贺龙也成为了坚定的中共革命将领，事实证明了谭平山没有看走眼，但承认一个开除出党的人是头号领袖十分尴尬，谭平山从官方历史叙事中被删除出了令人骄傲的主要领导人名单，好在历史本就如此——这应该就是张国焘酸溜溜回忆往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