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澧水船工号子是澧水流域船工们在长期的船运劳作中共同创造出来的一种表达内心情感和思想观念的民间歌谣。其历史悠久、题材多样、内涵丰富，是澧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通过实地调查、文献追踪，对澧水船工号子的历史源流、唱腔特色、音乐本体、传人传谱、传承发展等方面作系统理论把握，旨在为保护、传承和发展好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样式提供参考。
关键词：澧水船工号子；平板；数板；快板；慢板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6）03-0051-05
澧水船工号子是澧水流域船工们在长期的船运劳作活动中，共同创造、传承下来的一种表达内心情感和思想观念的民间歌谣，不仅反映出澧水流域的社会变迁，也渗透着澧水两岸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澧水船工号子历史悠久、题材多样、内涵丰富，是澧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至衰落的过程，现如今，又得到各级文化部门的充分重视，再次绽放出古老艺术的绚烂光彩。收集整理、努力抢救和保护传承澧水船工号子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基于此，我们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结合文献史料的梳理，力图对澧水船工号子的历史源流、唱腔特色、音乐本体、传人传谱、传承发展等方面作宏观动态的理论把握，旨在为保护、传承和发展好这一古老的文化魂宝提供参照。
一、历史脉络与活态调查
澧水船工号子是澧水流域船工们世代传承下来的一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发生、发展过程不仅与湘北地区民间音乐联系紧密，而且也与澧水的船运事业息息相关。从《澧州志》的记载和一代代老船工的追忆中判断，澧水船工号子早在明代就已产生并获得初步发展，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确切地说，澧水船工号子伴随着船运事业的产生而形成，伴随船运事业的发展而兴盛，亦随船运事业的消失而濒危。
明末清初之际，澧州（今澧县）是澧水流域重要的商埠码头，是整个湘西北物资进出口的集散中心，流域境内的劳动人民大多以行船运货为生。一时间，澧水河面船来客往，歌号起伏，连绵不绝，成为澧水船工号子的雏形。清末民初之际，木质帆船盛行，澧水运河航运大兴，运河往来客商络绎不绝，促成澧水船工号子的极大发展。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交通事业的迅猛发展，澧县船工行船拉纤的身影渐成往事，90%的船民被迫改行，另谋生路。澧水船工号子也因失去了它原有的生存土壤而逐渐走向消亡。而今，澧水船工号子已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亟待保护与传承。
澧水船工号子的消亡，不仅仅是一个有丰富意蕴的文化品种的失落，而且还深藏着我们理解、认识世界方式的变迁。“那么，它能继续在这个城市、在民众生活里和情感里存在？存在的背后到底有多少的消失？消失的又何止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文化遗存的实体？”带着种种疑问，我们踏上探寻这一古老艺术奥秘的旅程，来到常德澧县，采访了戴作林、黄苏平、皮丕国等活态传承人。
戴作林，1957年生，现为澧县城关中学一级音乐教师、澧州夯歌传承人。1973年高中毕业后，他回到农村从事生产劳动。熟听家乡打夯号子、车水号子以及其它劳动歌曲，随父亲戴承进学唱号子。1974年参加澧县县城多安桥堵口工程建设，白天劳动，晚上沿澧水河边上下渡过船只、木排，听到船上唱的号子，很感兴趣，主动打招呼学唱澧水船号《吆妹子歌》。近年来，戴老师还先后整理并创作有《澧水谣》《澧水船工号子》《杵糍粑》《郎在高山捡干柴》等多首民歌，组织人员学唱，致力于保护、传承民间音乐文化。
黄苏平，1954年生，澧县城关镇人。从小随父亲黄继金学习号子，曾改编有《船工号子》等民间歌曲，并在多个场合传唱，现为澧水船工号子湖南省级传承人。曾任澧县剧团音乐专干（琵琶、三弦、柳琴演奏员），澧县音协第三届、第四届主席等。改编并演唱的《船工号子》于2012年湖南公共频道播出。多次参与非遗展演和各级文艺演出活动，演唱《澧水船工号子》。
皮丕国，1962年生，澧县太青乡东门村人，从小在号子、山歌环境中长大。2005年参加了澧县文化馆举办的城头山遗址邮票首发仪式中的船工号子培训班，随黄苏平学唱船工号子。
孙山清，1989年生，澧县城关镇人。初中毕业后到澧县荆河剧院当演员，扮生行，演过《四郎探母》《斩三妖》等。2006年开始跟黄苏平学习演唱澧水船工号子。
此外，我们还采访了澧县荆河剧院的青年演员周枭、刘浪、陈芳、王晨、吴小荣等。他们为我们深入了解澧水船工号子的历史、现状以及传承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
二、艺术特征
宋大能评价说：“湖南的《澧水船夫号子》，也是十分著名而具有代表性的行船号子，它的艺术风格独特，地方色彩鲜明，在结构上已完整成套。”
从音乐体裁的角度说，澧水船工号子可分为桨号、撸号、篙号、纤号、缆号、锚号以及帆号等；从唱腔板式的视角看，有平板、数板、快板以及慢板四种形式，并且各具特征。平板俗称“幺妹子嗬嗨”，主要用于平水行船时所唱，速度平缓（见谱例1）。
平板为变化重复的复乐段结构，采用五声宫调式记谱。旋律从中音区开始，逐渐向低音区转换，形成乐曲前后鲜明的对比，旋律进行中常常出现四、六、八度的大跳进行，并配有劳动韵律的衬词和衬句。既体现出船工们摇橹时的坦然与舒畅，又将船工们高涨的热情刻画得栩栩如生。
数板也称“低腔”，主要用于深水行船、船工用力摇橹时，速度较快，是平板的两倍（见谱例2）。
数板音乐节奏紧凑，乐曲结构短小、精悍，主要采用呼应式、对应性（领、和对应）上下旬结构反复进行手法创作而成，将船工们深水行船、努力摇橹的英雄气概和战斗精神鲜明、形象地表现出来。
快板又名“高腔”，主要在船只路过险滩，船工们与急流搏斗时演唱，音乐曲调高亢、激越（见谱例3）。
快板采用领、和简短对应（一拍对一拍）的方式环环紧扣，旋律音型不断反复让人产生一种刚强、果敢的音乐性格，尤其是旋律进行中的七度跳进（第12小节），使整个乐曲豪迈有力、热情高涨，表现了人与自然搏斗的大无畏精神气概。 慢板，俗称“三幺台”，多用于深水、缓行摇橹时所唱，速度较慢，显得深沉、稳重（见谱例4）。
慢板从低音区开始，中部发展到高音区，而后又转回低音区，旋律线条起伏不大，较为平稳。描绘了船工们深水缓行摇橹时那种深思熟虑、沉着冷静的良好心境。
从曲体结构的层面论，澧水船工号子主要有单曲体和联套体两种形式。单曲体主要指专门用于某一特定劳动场面所用的乐曲，表现为“专曲专用”，如专门用于摇橹时所唱的《摇橹号子》，用于起锚时所唱的《起锚号子》，用于撑篙时所唱的《撑篙号子》等；联套体是将单曲体结构的乐曲，连缀成套演唱，如传谱《澧水船工号子》就是由引号、平水号子、过滩号子以及平板构成的联套体结构形式。从音乐旋律的手法看，因劳动场景的限制，船工号子的音乐形式简洁质朴，音乐材料的使用以重复见多，音乐材料有规则的重复出现是船工号子音乐最为常见的发展手法和显著特征。从调式调性的构成看，澧水船工号子以五声民族调式为主，多使用“6-2”“5-1”的四度和谐音调进行，给人以强烈听觉美感体验和审美享受。
澧水船工号子的唱词不固定，基本都是即兴创作，一草一木，一人一山，一水一浪，都是编创的素材。虽然没有固定唱词，但创作讲究一定的韵律。唱词通常由正词和衬词两部分构成，正词通常由一人（领唱者）演唱，具有较为明确的内容指向、主题鲜明；而衬词大多是无实际内容的，通常由生活气息浓郁的虚词构成，如：哟、��、啊、哎、咿、呀、嗬、咳啦等，多为众人合唱。从唱词的句式结构来看，澧水船工号子的唱词以七字上下旬对称结构最为多见，如“大河涨水好放排，头帮去二帮来。”（《澧水船工号子・平板》）、“高山有雨四处飘，船工好比坐天牢。”、（《澧水船工号子・数板》）、“杉木尾子五色棚，有钱难买女艄公。”（《澧水船工号子・快板》）以及“四川下来十八滩，滩滩看见峨眉山。”（《澧水船工号子・慢板》）等。从唱词的表现内容来说，澧水船工号子以反映船工们苦难生活和劳动场面为主，这类号子的唱词内容与船工行船的劳动密切相关；也有船工们专门唱给船老板和旁观者听的号子，这类号子的唱词内容丰富多样，大多取材于民间生活；有的反映男欢女爱，有的反映世俗风情……表现内容十分宽泛，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澧水船工号子的表演以澧水流域各地方言为演唱语音，采用“一人领唱，众人合唱”的方式。依据其风格、表演性质的不同，主要有劳作唱、休闲唱以及表演唱三种呈现方式。劳作唱的号子，其歌词密切配合劳动过程，以反映船工的劳动场景、工作性质为主要内容；休闲唱是指船停靠码头后，船工们自发喊起，自编自创，内容不固定，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多带自娱自乐的性质；表演唱通常指根据船工号子基调，加以新编或编创船工号子，参加各类文艺演出活动。在当今社会，特别是澧水船工号子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情境之下，表演唱最受追捧，当是有效传承、推广澧水船工号子的主要途径之一。
澧水船工号子的发展，融合了当地各少数民族的语言音调、装饰音、衬词等元素，音乐表现手段上呈现出多民族的特点。在调式方面，一般采用民族五声调式创作而成，旋律音调婉转、质朴；在装饰音运用方面，借鉴了苗歌音乐中装饰音、滑音丰富多变等特点，用假声演唱高腔和用真声演唱平腔的演唱方式同苗族音乐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衬词方面，大量运用苗族、土家族音乐以及民间方言俗曲中的衬词，如：哟、咳、啊、哎、哪、啦、��、咿、呀、嘿、哩、嗬等。因此，澧水船工号子充分体现了音乐元素的民族多样化和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特点。
三、同向比较
湖南有“四水一湖”，即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和洞庭湖，历来是省内外经济往来的水上通道，许多城乡物质从这里通过商船集散。船工们常年在这些河流、湖泊中从事船务劳动，创造了澧水船工号子、湘江船工号子、沅江船工号子、洞庭湖船工号子。它们相互关联而又彼此独立。从相似性的视角看，它们都是随着船事业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民间艺术形式，都有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背景；体裁类型基本一致，都有“摇橹号子”“下水号子”“撑篙号子”“拉纤号子”等多种形式；歌词内容都与船工们的生存环境、工种性质、内心情感等联系紧密，唱词采用大量的虚词、语气词等；演唱采用“领”、“和”及其相互交替的方式；在调式调性上，始终以民族五声调式为母体；在音乐板式方面都有平板、数板、快板与慢板之分；在音乐发展手法方面，多用重复；从呈现方式来看，都有表演唱、劳作唱以及休闲唱等。
但它们彼此又存在着差异。首先，流传地域不同，澧水船工号子分布在澧水流域；湘江船工号子流布于湘江流域；资江、沅江船工号子则分别在资江沿岸、沅江沿岸传唱；而洞庭湖船工号子则流布在洞庭湖沿岸。其次，音乐调式音阶上有细微的差别，澧水船工号子为五声调式音阶，多用徵调式、宫调式、商调式，而羽调式和角调式较为少见，音乐语言多使用四度音程进行；湘江船工号子除了采用五声调式音阶外，也用四声调式音阶，多为羽调式、微调式、宫调式、商调式，而角调式少用，音乐语言多为三度音调进行；资江船工号子通常采用三声或四声音阶构成民族调式，多为角调式与徵调式，音乐语言以三度进行为主；沅江船工号子多为由四声或五声音阶构成的民族调式，并且以羽调式最为常见，音乐语言多用四度进行；而洞庭湖船工号子的调式音阶是由五声音阶构成的民族调式，并且宫调式、商调式、角调式、微调式、羽调式都有，音乐语言通常以三度进行为主，但也有采用四度音程的音调。再次，演唱语言方面的差异，澧水船工号子与沅江船工号子的演唱语言都为西南官话；湘江船工号子与资江船工号子的演唱语言均为湘方言，属汉藏语系；而洞庭湖船工号子的演唱语言具有过渡性质，兼具湘方言与西南官话的双重特征。
上述船工号子都随木板商船的产生而形成，又随木板商船的发展而壮大，现在则随木板商船的消失而濒危。大量水坝的修建增加了行船难度，加之陆上交通突飞猛进，汽车、火车运输取代了水上运输，大多数船民早已另谋生路，木板帆船也被机动船代替，船工拉纤已绝迹。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已远远跟不上形势的急剧变化，千百年留存至今的文化正面临消亡的危险，活态的民族民间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里逐渐衰退，被誉为民族民间文化“活的图书馆”的民间艺人多已年逾古稀或相继去世，不少青年对民族传统文化了无兴致，导致船工号子的生存土壤与日流失，传承后继乏人。 四、传承策略
现今，如何将澧水船工号子这一古老的音乐文化形态存留下去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以为，保护澧水船工号子的前提是要转变观念、认清价值。澧水船工号子历史悠久，渊源流长，忠实地记录着澧水船工们的血汗与心酸，展现了劳动人民勇于与大自然拼搏的大无畏精神，反映着澧水流域社会历史的变迁。它是澧水船工们勤劳与智慧的结晶，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瑰宝。其内容丰富、声调悠扬、节奏舒缓，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鲜明的民间音乐特色，浑厚粗犷、铿锵有力、声调和谐、振奋精神，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实用性以及较高的艺术性。传承发展好这一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就是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对于活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促进本地区的文化建设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澧水劳动号子之所以面临着消失的境遇，原因之一是人们生产劳动方式的改变使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故而营造传承环境对于澧水船工号子的传承发展也很重要。相关部门已在其分布区域建立传承基地、设立专题宣传窗口，制定符合实际发展状况的政策，并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扶持，让传承基地成为保存、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同时，还应加大宣传力度，如通过图片、文字、书籍、影音、现场演唱等形式，积极地展示和介绍澧水船工号子文化，共同营造有利于澧水船工号子传承的适宜环境。
保护澧水船工号子的关键在于保护好传承人、培养好传承人。调查显示，澧水船工号子的传承主体老龄化的趋向越发严重，更面临着后继传承人断层的困境。保护好健在的传承人和建立健全传承人培养机制是目前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活态”传承人的保护，给予他们相应的优惠政策和经济资助，创设环境，积极鼓励他们参加各类演出，引导他们做好传授工作，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也要积极地组织老艺人定期进行交流，以提高自身素养；还要支持他们到地方社区、到学校举办讲座，将传统民间音乐文化与社区、校园文化结合起来，在社区、学校中培养合格的传承人。做好教育传承工作，是澧水船工号子获得长效的发展有益途径。
保护澧水船工号子还要做到理论研究与实践践行的紧密结合。澧水船工号子是表演类的遗产，它的保护与传承一刻也离不开演出实践。但又不得不承认它有着独特的社会基础、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也有着特色的文化内涵、艺术特征和发展规律。对其生成环境、发展脉络、传人传曲、活态现状等展开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接受和普及它，也能更好地诠释它。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民间音乐文化样态，澧水船工号子应当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发展方略，积极地与其它地方的民间音乐文化进行交流，吸取他们的优势，为自我发展、自我提升提供借鉴。
在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我们回避不了“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这个利弊相生的话题。在澧水船工号子的保护进程中既要遵循其自身发展的规律，避免强制性、被动式、静态化地保护，又要使其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我们的保护将不再是传统的保护，而是创新的、动态的、创造性的保护。创新保护不仅要将其固有的文化精神传承下去，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赋予它新的、符合时代特征的文化阐释，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传统的形式中注入现代内容、融入时代精神，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否则，将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总之，我们不能把澧水船工号子当成“活化石”放到博物馆，也不能把它当成“观赏品”放在展览厅，而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步实施、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方针，坚持“理论探索与实践践行相统一”的原则，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让广大的民众积极地去了解它、接触它、传承它。共同营造起澧水船工号子传承与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共同担负起保护与传承澧水船工号子的历史重任，才能让这支古老、悠扬的歌在永恒地唱响在百姓心中。
责任编辑：钱芳
摘要：澧水船工号子是澧水流域船工们在长期的船运劳作中共同创造出来的一种表达内心情感和思想观念的民间歌谣。其历史悠久、题材多样、内涵丰富，是澧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通过实地调查、文献追踪，对澧水船工号子的历史源流、唱腔特色、音乐本体、传人传谱、传承发展等方面作系统理论把握，旨在为保护、传承和发展好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样式提供参考。
关键词：澧水船工号子；平板；数板；快板；慢板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6）03-0051-05
澧水船工号子是澧水流域船工们在长期的船运劳作活动中，共同创造、传承下来的一种表达内心情感和思想观念的民间歌谣，不仅反映出澧水流域的社会变迁，也渗透着澧水两岸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澧水船工号子历史悠久、题材多样、内涵丰富，是澧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至衰落的过程，现如今，又得到各级文化部门的充分重视，再次绽放出古老艺术的绚烂光彩。收集整理、努力抢救和保护传承澧水船工号子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基于此，我们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结合文献史料的梳理，力图对澧水船工号子的历史源流、唱腔特色、音乐本体、传人传谱、传承发展等方面作宏观动态的理论把握，旨在为保护、传承和发展好这一古老的文化魂宝提供参照。
一、历史脉络与活态调查
澧水船工号子是澧水流域船工们世代传承下来的一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发生、发展过程不仅与湘北地区民间音乐联系紧密，而且也与澧水的船运事业息息相关。从《澧州志》的记载和一代代老船工的追忆中判断，澧水船工号子早在明代就已产生并获得初步发展，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确切地说，澧水船工号子伴随着船运事业的产生而形成，伴随船运事业的发展而兴盛，亦随船运事业的消失而濒危。
明末清初之际，澧州（今澧县）是澧水流域重要的商埠码头，是整个湘西北物资进出口的集散中心，流域境内的劳动人民大多以行船运货为生。一时间，澧水河面船来客往，歌号起伏，连绵不绝，成为澧水船工号子的雏形。清末民初之际，木质帆船盛行，澧水运河航运大兴，运河往来客商络绎不绝，促成澧水船工号子的极大发展。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交通事业的迅猛发展，澧县船工行船拉纤的身影渐成往事，90%的船民被迫改行，另谋生路。澧水船工号子也因失去了它原有的生存土壤而逐渐走向消亡。而今，澧水船工号子已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亟待保护与传承。
澧水船工号子的消亡，不仅仅是一个有丰富意蕴的文化品种的失落，而且还深藏着我们理解、认识世界方式的变迁。“那么，它能继续在这个城市、在民众生活里和情感里存在？存在的背后到底有多少的消失？消失的又何止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文化遗存的实体？”带着种种疑问，我们踏上探寻这一古老艺术奥秘的旅程，来到常德澧县，采访了戴作林、黄苏平、皮丕国等活态传承人。
戴作林，1957年生，现为澧县城关中学一级音乐教师、澧州夯歌传承人。1973年高中毕业后，他回到农村从事生产劳动。熟听家乡打夯号子、车水号子以及其它劳动歌曲，随父亲戴承进学唱号子。1974年参加澧县县城多安桥堵口工程建设，白天劳动，晚上沿澧水河边上下渡过船只、木排，听到船上唱的号子，很感兴趣，主动打招呼学唱澧水船号《吆妹子歌》。近年来，戴老师还先后整理并创作有《澧水谣》《澧水船工号子》《杵糍粑》《郎在高山捡干柴》等多首民歌，组织人员学唱，致力于保护、传承民间音乐文化。
黄苏平，1954年生，澧县城关镇人。从小随父亲黄继金学习号子，曾改编有《船工号子》等民间歌曲，并在多个场合传唱，现为澧水船工号子湖南省级传承人。曾任澧县剧团音乐专干（琵琶、三弦、柳琴演奏员），澧县音协第三届、第四届主席等。改编并演唱的《船工号子》于2012年湖南公共频道播出。多次参与非遗展演和各级文艺演出活动，演唱《澧水船工号子》。
皮丕国，1962年生，澧县太青乡东门村人，从小在号子、山歌环境中长大。2005年参加了澧县文化馆举办的城头山遗址邮票首发仪式中的船工号子培训班，随黄苏平学唱船工号子。
孙山清，1989年生，澧县城关镇人。初中毕业后到澧县荆河剧院当演员，扮生行，演过《四郎探母》《斩三妖》等。2006年开始跟黄苏平学习演唱澧水船工号子。
此外，我们还采访了澧县荆河剧院的青年演员周枭、刘浪、陈芳、王晨、吴小荣等。他们为我们深入了解澧水船工号子的历史、现状以及传承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
二、艺术特征
宋大能评价说：“湖南的《澧水船夫号子》，也是十分著名而具有代表性的行船号子，它的艺术风格独特，地方色彩鲜明，在结构上已完整成套。”
从音乐体裁的角度说，澧水船工号子可分为桨号、撸号、篙号、纤号、缆号、锚号以及帆号等；从唱腔板式的视角看，有平板、数板、快板以及慢板四种形式，并且各具特征。平板俗称“幺妹子嗬嗨”，主要用于平水行船时所唱，速度平缓（见谱例1）。
平板为变化重复的复乐段结构，采用五声宫调式记谱。旋律从中音区开始，逐渐向低音区转换，形成乐曲前后鲜明的对比，旋律进行中常常出现四、六、八度的大跳进行，并配有劳动韵律的衬词和衬句。既体现出船工们摇橹时的坦然与舒畅，又将船工们高涨的热情刻画得栩栩如生。
数板也称“低腔”，主要用于深水行船、船工用力摇橹时，速度较快，是平板的两倍（见谱例2）。
数板音乐节奏紧凑，乐曲结构短小、精悍，主要采用呼应式、对应性（领、和对应）上下旬结构反复进行手法创作而成，将船工们深水行船、努力摇橹的英雄气概和战斗精神鲜明、形象地表现出来。
快板又名“高腔”，主要在船只路过险滩，船工们与急流搏斗时演唱，音乐曲调高亢、激越（见谱例3）。
快板采用领、和简短对应（一拍对一拍）的方式环环紧扣，旋律音型不断反复让人产生一种刚强、果敢的音乐性格，尤其是旋律进行中的七度跳进（第12小节），使整个乐曲豪迈有力、热情高涨，表现了人与自然搏斗的大无畏精神气概。 慢板，俗称“三幺台”，多用于深水、缓行摇橹时所唱，速度较慢，显得深沉、稳重（见谱例4）。
慢板从低音区开始，中部发展到高音区，而后又转回低音区，旋律线条起伏不大，较为平稳。描绘了船工们深水缓行摇橹时那种深思熟虑、沉着冷静的良好心境。
从曲体结构的层面论，澧水船工号子主要有单曲体和联套体两种形式。单曲体主要指专门用于某一特定劳动场面所用的乐曲，表现为“专曲专用”，如专门用于摇橹时所唱的《摇橹号子》，用于起锚时所唱的《起锚号子》，用于撑篙时所唱的《撑篙号子》等；联套体是将单曲体结构的乐曲，连缀成套演唱，如传谱《澧水船工号子》就是由引号、平水号子、过滩号子以及平板构成的联套体结构形式。从音乐旋律的手法看，因劳动场景的限制，船工号子的音乐形式简洁质朴，音乐材料的使用以重复见多，音乐材料有规则的重复出现是船工号子音乐最为常见的发展手法和显著特征。从调式调性的构成看，澧水船工号子以五声民族调式为主，多使用“6-2”“5-1”的四度和谐音调进行，给人以强烈听觉美感体验和审美享受。
澧水船工号子的唱词不固定，基本都是即兴创作，一草一木，一人一山，一水一浪，都是编创的素材。虽然没有固定唱词，但创作讲究一定的韵律。唱词通常由正词和衬词两部分构成，正词通常由一人（领唱者）演唱，具有较为明确的内容指向、主题鲜明；而衬词大多是无实际内容的，通常由生活气息浓郁的虚词构成，如：哟、��、啊、哎、咿、呀、嗬、咳啦等，多为众人合唱。从唱词的句式结构来看，澧水船工号子的唱词以七字上下旬对称结构最为多见，如“大河涨水好放排，头帮去二帮来。”（《澧水船工号子・平板》）、“高山有雨四处飘，船工好比坐天牢。”、（《澧水船工号子・数板》）、“杉木尾子五色棚，有钱难买女艄公。”（《澧水船工号子・快板》）以及“四川下来十八滩，滩滩看见峨眉山。”（《澧水船工号子・慢板》）等。从唱词的表现内容来说，澧水船工号子以反映船工们苦难生活和劳动场面为主，这类号子的唱词内容与船工行船的劳动密切相关；也有船工们专门唱给船老板和旁观者听的号子，这类号子的唱词内容丰富多样，大多取材于民间生活；有的反映男欢女爱，有的反映世俗风情……表现内容十分宽泛，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澧水船工号子的表演以澧水流域各地方言为演唱语音，采用“一人领唱，众人合唱”的方式。依据其风格、表演性质的不同，主要有劳作唱、休闲唱以及表演唱三种呈现方式。劳作唱的号子，其歌词密切配合劳动过程，以反映船工的劳动场景、工作性质为主要内容；休闲唱是指船停靠码头后，船工们自发喊起，自编自创，内容不固定，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多带自娱自乐的性质；表演唱通常指根据船工号子基调，加以新编或编创船工号子，参加各类文艺演出活动。在当今社会，特别是澧水船工号子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情境之下，表演唱最受追捧，当是有效传承、推广澧水船工号子的主要途径之一。
澧水船工号子的发展，融合了当地各少数民族的语言音调、装饰音、衬词等元素，音乐表现手段上呈现出多民族的特点。在调式方面，一般采用民族五声调式创作而成，旋律音调婉转、质朴；在装饰音运用方面，借鉴了苗歌音乐中装饰音、滑音丰富多变等特点，用假声演唱高腔和用真声演唱平腔的演唱方式同苗族音乐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衬词方面，大量运用苗族、土家族音乐以及民间方言俗曲中的衬词，如：哟、咳、啊、哎、哪、啦、��、咿、呀、嘿、哩、嗬等。因此，澧水船工号子充分体现了音乐元素的民族多样化和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特点。
三、同向比较
湖南有“四水一湖”，即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和洞庭湖，历来是省内外经济往来的水上通道，许多城乡物质从这里通过商船集散。船工们常年在这些河流、湖泊中从事船务劳动，创造了澧水船工号子、湘江船工号子、沅江船工号子、洞庭湖船工号子。它们相互关联而又彼此独立。从相似性的视角看，它们都是随着船事业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民间艺术形式，都有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背景；体裁类型基本一致，都有“摇橹号子”“下水号子”“撑篙号子”“拉纤号子”等多种形式；歌词内容都与船工们的生存环境、工种性质、内心情感等联系紧密，唱词采用大量的虚词、语气词等；演唱采用“领”、“和”及其相互交替的方式；在调式调性上，始终以民族五声调式为母体；在音乐板式方面都有平板、数板、快板与慢板之分；在音乐发展手法方面，多用重复；从呈现方式来看，都有表演唱、劳作唱以及休闲唱等。
但它们彼此又存在着差异。首先，流传地域不同，澧水船工号子分布在澧水流域；湘江船工号子流布于湘江流域；资江、沅江船工号子则分别在资江沿岸、沅江沿岸传唱；而洞庭湖船工号子则流布在洞庭湖沿岸。其次，音乐调式音阶上有细微的差别，澧水船工号子为五声调式音阶，多用徵调式、宫调式、商调式，而羽调式和角调式较为少见，音乐语言多使用四度音程进行；湘江船工号子除了采用五声调式音阶外，也用四声调式音阶，多为羽调式、微调式、宫调式、商调式，而角调式少用，音乐语言多为三度音调进行；资江船工号子通常采用三声或四声音阶构成民族调式，多为角调式与徵调式，音乐语言以三度进行为主；沅江船工号子多为由四声或五声音阶构成的民族调式，并且以羽调式最为常见，音乐语言多用四度进行；而洞庭湖船工号子的调式音阶是由五声音阶构成的民族调式，并且宫调式、商调式、角调式、微调式、羽调式都有，音乐语言通常以三度进行为主，但也有采用四度音程的音调。再次，演唱语言方面的差异，澧水船工号子与沅江船工号子的演唱语言都为西南官话；湘江船工号子与资江船工号子的演唱语言均为湘方言，属汉藏语系；而洞庭湖船工号子的演唱语言具有过渡性质，兼具湘方言与西南官话的双重特征。
上述船工号子都随木板商船的产生而形成，又随木板商船的发展而壮大，现在则随木板商船的消失而濒危。大量水坝的修建增加了行船难度，加之陆上交通突飞猛进，汽车、火车运输取代了水上运输，大多数船民早已另谋生路，木板帆船也被机动船代替，船工拉纤已绝迹。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已远远跟不上形势的急剧变化，千百年留存至今的文化正面临消亡的危险，活态的民族民间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里逐渐衰退，被誉为民族民间文化“活的图书馆”的民间艺人多已年逾古稀或相继去世，不少青年对民族传统文化了无兴致，导致船工号子的生存土壤与日流失，传承后继乏人。 四、传承策略
现今，如何将澧水船工号子这一古老的音乐文化形态存留下去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以为，保护澧水船工号子的前提是要转变观念、认清价值。澧水船工号子历史悠久，渊源流长，忠实地记录着澧水船工们的血汗与心酸，展现了劳动人民勇于与大自然拼搏的大无畏精神，反映着澧水流域社会历史的变迁。它是澧水船工们勤劳与智慧的结晶，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瑰宝。其内容丰富、声调悠扬、节奏舒缓，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鲜明的民间音乐特色，浑厚粗犷、铿锵有力、声调和谐、振奋精神，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实用性以及较高的艺术性。传承发展好这一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就是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对于活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促进本地区的文化建设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澧水劳动号子之所以面临着消失的境遇，原因之一是人们生产劳动方式的改变使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故而营造传承环境对于澧水船工号子的传承发展也很重要。相关部门已在其分布区域建立传承基地、设立专题宣传窗口，制定符合实际发展状况的政策，并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扶持，让传承基地成为保存、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同时，还应加大宣传力度，如通过图片、文字、书籍、影音、现场演唱等形式，积极地展示和介绍澧水船工号子文化，共同营造有利于澧水船工号子传承的适宜环境。
保护澧水船工号子的关键在于保护好传承人、培养好传承人。调查显示，澧水船工号子的传承主体老龄化的趋向越发严重，更面临着后继传承人断层的困境。保护好健在的传承人和建立健全传承人培养机制是目前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活态”传承人的保护，给予他们相应的优惠政策和经济资助，创设环境，积极鼓励他们参加各类演出，引导他们做好传授工作，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也要积极地组织老艺人定期进行交流，以提高自身素养；还要支持他们到地方社区、到学校举办讲座，将传统民间音乐文化与社区、校园文化结合起来，在社区、学校中培养合格的传承人。做好教育传承工作，是澧水船工号子获得长效的发展有益途径。
保护澧水船工号子还要做到理论研究与实践践行的紧密结合。澧水船工号子是表演类的遗产，它的保护与传承一刻也离不开演出实践。但又不得不承认它有着独特的社会基础、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也有着特色的文化内涵、艺术特征和发展规律。对其生成环境、发展脉络、传人传曲、活态现状等展开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接受和普及它，也能更好地诠释它。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民间音乐文化样态，澧水船工号子应当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发展方略，积极地与其它地方的民间音乐文化进行交流，吸取他们的优势，为自我发展、自我提升提供借鉴。
在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我们回避不了“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这个利弊相生的话题。在澧水船工号子的保护进程中既要遵循其自身发展的规律，避免强制性、被动式、静态化地保护，又要使其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我们的保护将不再是传统的保护，而是创新的、动态的、创造性的保护。创新保护不仅要将其固有的文化精神传承下去，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赋予它新的、符合时代特征的文化阐释，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传统的形式中注入现代内容、融入时代精神，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否则，将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总之，我们不能把澧水船工号子当成“活化石”放到博物馆，也不能把它当成“观赏品”放在展览厅，而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步实施、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方针，坚持“理论探索与实践践行相统一”的原则，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让广大的民众积极地去了解它、接触它、传承它。共同营造起澧水船工号子传承与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共同担负起保护与传承澧水船工号子的历史重任，才能让这支古老、悠扬的歌在永恒地唱响在百姓心中。
责任编辑：钱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