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索恩-雷特尔确认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康德的“认识论革命”披露了先天性观念对经验的预先构架和“向自然立法”的塑形机制，但是他没有透视到所有观念上的先天性预先塑形都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现实结果，观念的抽象塑形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生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先验的社会塑形是先验的观念塑形的基础。康德的先天综合构架真正现实基础是商品生产与交换生成的社会综合，商品生产中由货币的中介功能所生成的社会组织原则同时具有思想认识功能，或者说，这种客观的抽象和组织就是康德发现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神秘先验统摄机制。 关键词：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历史唯物主义；康德认识论 作者简介：张一兵，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008-08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1，法兰克福学派最近的“同路人”，却被严重忽略了。1970年，他出版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Geistige und k?rperliche Arbeit Zur Epistemologie der abendl?ndischen Geschichte）2一书，这应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非常重要的哲学认识论专著。在这本书的初版序言中，他非常高调地提出一个观点：通过对唯心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彻底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问题将由此系统地被确立。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序言中确立了一系列大的认识论原则。应该特别注意，相比他30年代的讨论情境，此时索恩-雷特尔思考的背景有了一定的变化，即增加了对前苏东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传统的批评。固然，这一序言在1989年此书的修订版中被删除了，但作为一种完整历史构境的重要痕迹，我还是要来认真看一下其中的主要构境质点。 一、社会存在规制认识论 序言开篇，索恩-雷特尔就把自己的学术构境明确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marxistisch）”性质，并且声称在他的手里将握有“本真的马克思”。这里的本真性当然有其针对性，即前苏东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传统的非本真性。所以他才会挑明自己的研究在语言上以及一部分概念上，“都偏离了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风格和术语”[1]（S9）1。准确地说，是偏离了前苏东教条式的解释构架的那种对马克思文献的解读。其实，摆脱教条式的前苏东解释构架，回到本真的马克思，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学术特征。 首先，索恩-雷特尔坚定地认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开端。这种广阔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向前走，而是在其中更为深入。为何我们时代的本质问题会导致这些困难的原因，是我们的思想还不够马克思主义，在很多重要领域没有搞透”[1]（S14）。不是离开马克思，而是在其中更加深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努力方向。并且，针对有一些人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责难马克思，索恩-雷特尔回答说，这是因为我们在许多重要的思想学术领域根本没有真正深透地理解马克思。我原则上同意索恩-雷特尔在上世纪70年代的这个判断。这个判断与列宁在20世纪初所说的“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断言是一致的。 其次，这一研究的主题是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Verh?ltnis zwischen Basis und ?berbau），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将历史建造（Geschichtsbaus klargelegt）的一般建筑学清楚地阐述了：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物质基础构成了意识的上层建筑（materielle Basis für den ?berbau des Bewu?tseins bilden）。然而他们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从低层建筑（Unterbau）走向上层建筑的梯子的图纸。这一梯子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或者最少是一个光秃秃的，但在形式上已经清晰可见的混凝土装置。[1]（S9） 我们不难看到，苏式教科书此时对索恩-雷特尔的影响，这一概括在他30年代的讨论中是不存在的。这一复述似乎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了一般社会历史结构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以及这种生产结构的物质性基础与整个意识性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精准地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阐明了特定社会历史结构中出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特定构序方式中生成的物质基础之上意识性的上层建筑。因为在原始部族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上层建筑的。可是，索恩-雷特尔责备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具体地说明如何从底层走向上层建筑的梯子的图纸，依索恩-雷特尔自己自信的断言，是他发现了这一图纸，并找到了一个可以伸手触到上层建筑的光秃秃的“混凝土装置”， 这就是从“在商品的形式分析”中发现走向全部上层建筑的路径。 在索恩-雷特尔看来，今天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按照马克思的指涉就意味着人类前史的终结，也就是从自发形成的人类向自觉的人类（naturwüchsigen zur bewu?ten Menschheitsentwicklung）的发展过渡”[1]（S14）。我们能看到，索恩-雷特尔此时已经开始使用“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科学概念，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这是一个进步。资本主义制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形成的社会形式”的最后阶段，对此，马克思认真探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构造之间因果性和相互影响”，这在《资本论》中“有数不尽的线索”，但是，上述从基础到上导建筑中的核心线索之一的“意识塑形的问题”（Bewu?tseinsformation）并不位于马克思理论构境和思考的核心，甚至“没有构成马克思主要著作的首要部分”[1]（S14）。索恩-雷特尔是想指认这一巨大的理论空白，这也就形成了他要我们关注的理论原创的可能性空间。这里的意识塑形（Bewu?tseinsformation）概念是重要的，其实这也是20世纪初胡塞尔现象学精心开启的重要哲学前沿，只是索恩-雷特尔立志提供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案。 在开始自己的独立反思之前，索恩-雷特尔还想具体指认出在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缺陷性理论盲区：第一，他特别强调说，对于一个真正自觉的人类社会来说，“对现代技术的本质及其自然科学中的理论基础的一种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认识”尤为重要。然而，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在关于科学与技术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存在着一种二元论式的观点：“一种时间本质地参与（Zeit wesentlich teilhat）的辩证的真理概念和一种关于非时间性（zeitloser）习惯的非辩证的真理概念。”[1]（S16）前者是马克思关于科学的历史性的认识，而后者是非历史地观察自然、非历史地假设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抽象观念。他狡猾地援引施米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隐晦地指认后一种观念缘起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类文献，并部分因之于马克思文献中所缺乏的必要解释。实际上能看得出来，他在将恩格斯开启的“自然辩证法”观念贬斥为非历史性的科学技术观和自然观。这种贬斥源自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第二，索恩-雷特尔认为马克思关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理论分析，也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分离（Scheidung）和它们可能性结合的条件的欠缺”[1]（S17）。请注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关系问题，是索恩-雷特尔自50年代后新提炼出来的基础性观点，或者说，是他的剥削认识论的新的理论前提。因为，虽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论及共产主义实现的前提条件时，已经指认“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可是他并没有说明后一种对立的“历史的成因（Ursachen）”。索恩-雷特尔认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存在于阶级社会和经济剥削的整个历史之中，这是一种异化现象（Entfremdungserscheinungen）。 脑力劳动的客观认识特征（objektive Erkenntnischarakter），也即真理概念（Wahrheitsbegriff）自身，随着脑和手的分离进程而出现在历史中，这在它那一方面是社会阶级分离的构成部分。对智力方式（intellektuellen Art）认识的客观性与阶级功能因此在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只有在他们的联系之中才能够被认识清楚。[1]（S18） 索恩-雷特尔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马克思的确没有专门讨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的具体历史成因，特别是看起来抽象的智力方式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阶级统治功能的关系，这是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索恩-雷特尔思考哲学认识论中十分深刻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索恩-雷特尔重新确认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作为智力方式（康德的先天综合构架）真正现实基础的社会综合（die gesellschaftliche Synthesis）的概念。他认为，正是这个社会综合才“中介了人和一个可延续的社会的定在关联（Daseinszusammenhang）的功能。社会形式（Gesellschaftsformen）是如何发展和转换的，以及综合是如何将人之间劳动参与的依赖性之中的多样性整合为可延续的整体”[1]（S17）。我以为，这是索恩-雷特尔对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问题的非常深刻的认识。由于索恩-雷特尔无法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边界，所以他会将人的劳动关系与特定社会形式中介了的依赖性泛化到整个历史中去。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还会看到这一失误所造成的逻辑混乱。但这一失误并不影响我们由此延伸出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研究视域。 二、社会综合规制先天思想结构 那么再进一步说，究竟什么是索恩-雷特尔20世纪70年代所指认的社会综合呢？其中新的进展是什么？依我的理解，他是想指认发生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存在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行为互动和特定实践功能结构的生成。然而，当他一具体描述这种功能结构的时候，我们却会发现其中的问题： 每一个社会都是众多人之间在其活动之中建构起来的一种定在关联（Daseinszusammenhang）。对于他们的社会关联（Gesellschaftszusammenhang）来说，人们的实干（tun）是更为首要的，而思想（denken）则是次要的。他们的活动必须相互产生联系，从而构成（zu bilden）社会的一个部分，而这种联系必须一定揭示出同一性的一种最低限度，在此之上社会才能够表述一种功能作用（funktionsf?higen）的定在关联。行为相互之间的联系可以是一种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但是它是不可或缺的，在社会没有变得有功能作用，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没有瓦解的情况下。[1]（S19） 显然，此时索恩-雷特尔已经对新发现的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939年第一次公开出版）有所关注，所以他会使用“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这一重要表述，意思大约是，在第一大社会形态中，人与人的关系是自觉的，没有经过社会功能化中介的，而当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瓦解之后，人与人的活动关系则功能化为一种特定的同一性“定在关联”，正是这种特定的功能性关联同一构成了社会综合。由此看来，社会综合倒是特定社会才具有的，而非他所说的“每一个社会”。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索恩-雷特尔对功能概念的突出使用，此处，他仍然强调这一特征。 依索恩-雷特尔的说法，社会综合概念是对马克思“社会塑形”（Gesellschaftsformation）观念的一种“特殊结构化要素”（spezifisch struktureller Bestandteil）。[1]（S20）其实，索恩-雷特尔是比照康德在认识论中使用的先天综合判断，在现实社会层面也重构一个相近范式。依我的理解，马克思固然十分强调社会结构和系统，但却很少使用Gesellschaftsformation这个概念。索恩-雷特尔想要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必要的思想结构（notwendigen Denkstrukturen），与这一时代社会综合的形式（Forme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有着最紧密的形式上的联系。”[1]（S20）他明确将社会综合与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链接起来，这是别有深意的。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综合形式规制了一定时代的思想结构，当社会综合的形式发生改变时，思想综合的结构也必然随之改变。这的确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逻辑。不过，索恩-雷特尔还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当行为的方式改变了，行为的方式相互联结（Bezug zueinander）承载了人们的定在联系，例如这是否是生产性的或消费性的活动，在其中人们与自然处于交换关系，或者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据有（zwischenmenschlicher Aneignung）行为上，这在那些自然交换（Naturaustausches）的背后进行，并拥有剥削的特征，即便它采取了商品交换的相互形式（wechselseitige Form des Warenaus-tauschs）。[1]（S20） 这就已经是索恩-雷特尔想引导我们进入的特定社会综合情境，即商品交换的形式。依他的看法，在通常的社会关系中，人与人的生产或消费交往中，总会表现为客观的物质关系（“自然交换”），但是一旦进入到商品交换中，剥削性的相互据有关系则产生出一种新的定在关联，即商品交换的物化形式。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已经得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原来专制社会中的单方面据有剥削转变为商品交换中的“相互据有”，这种新的据有方式建构起在生产与消费之外的特定的物化关联域。对此，索恩-雷特尔进一步分析道： 在商品生产社会中货币构成了社会综合的承载者（Tr?ger），并且为了这一特定形式特征（gewisser Formeigenschaften）的功能而需要最高的抽象程度（h?chster Abstraktionsstufe），这一抽象程度必须符合对所有在这些社会之中事实上的或者可能性的正在发生的商品和服务。这种从使用价值中抽象出来的形式特征，其为了社会功能的需要（zum Behufe seiner gesellschaftlichen Funktion）而必然附属于货币，然而在货币之上却不会有表现（Erscheinung），的确，它能够作为纯粹的形式抽象而根本不能“表现”出来。在货币之上表现出来的，是其物质（Material），其版式以及印在上面的符号，也就是那些使其成为一个物（Ding）的东西，从而可以使人放在口袋里，支付和收取。但是使得一个物成为货币的，在价值以及“价值抽象”的关联与境（Zusammenhang）之中，则是那些除了是它看起来、摸起来和清点起来如何的东西，而且是本质上不同的东西，也就是那些按照其本质是纯粹形式的并且是最高程度上普遍性的即达到抽象阶段的。[1]（S21） 之所以大段援引索恩-雷特尔的这一表述，是因为我觉得这里恰恰反映了他在新的手稿中重大的理论突破，即对商品形式抽象问题的认知。虽然能看出，此处索恩-雷特尔的表述不够准确。这可能也是后来他将这个序言删除的原因之一。索恩-雷特尔这里的构境线索大概有这样几层：一是商品生产社会中的社会综合的承载者是货币，这并不是他的新观点，可是，货币以自身的抽象程度对应于现实商品生产中的综合功能。这个“抽象程度”是全新的，它将对应于新稿中关于“现实抽象”的重大理论突现的直接构境点。此处，这一论点并没有展开。二是货币所承载的这些社会综合功能关系并不会在自身中显现出来，货币在可见的物质层面恰恰不是功能和关系性的，当抽象的货币（关系）实体化为对象性的物时，它彻底遮盖起社会综合的真实缘起。货币的物化存在正是据有被遮蔽起来的伪相。 索恩-雷特尔想说，正是这种被物化存在遮蔽起来的“货币的社会的-综合的功能的抽象形式”――社会综合构成了一定时代中思想综合的基础。至此，索恩-雷特尔在自己关于康德认识论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方案中，功能（1936）、综合（1937）就与商品交换-货币的抽象形式整合为一个新的社会综合。他进一步指认道： 作为在商品生产之中的，或者说货币中介的社会中变得必要的思想认识功能（Erkenntnisfunktionen des Denkens），作为最后的组织原则（Organisationsprinzipien）被证明出来。它是构成了古代哲学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的概念基础的认识原则，也是我们可以因其简单性而用自康德以来变得流行的“先天范畴”（Kategorien a priori）的标签来标注的。[1]（S21） 这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断言了，也是马克思在经济学分析没有直接涉及过的一个思想构境层，即商品生产中由货币的中介功能所生成的社会组织原则同时具有思想认识功能，或者说，只要是商品交换出现以来一切哲学与科学的概念基础都缘起于这种客观的抽象和组织，最直接的例证就是康德发现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神秘先验统摄机制。请注意，索恩-雷特尔所揭示的从货币功能生成的社会塑形-先验观念综合机制，不同于旧唯物主义所坚持的物象反映论，它将过去在认识论中由理念、观念独立实现的复杂认知塑形机制�魅化了，逻辑构架的秘密在于社会现实中的实践关系和功能。可以说，这是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意识到的实践认识论的一次重大深入。在这一点上，索恩-雷特尔是自觉的。但是，古代哲学的理念构架和逻各斯在何种程度上基于商品交换的形式，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索恩-雷特尔发现，有趣的现象是，在现实生活中，当每一个人主体在文化教化中获得这些“先验”观念后，却都自以为拥有了“独立地为社会思考的智力和理智”。他说：“特别是对现代的个体来说，他社会化的思想相反表现为他的成就，按照起源却是神秘的（神赋予的也是由神来否定的），按照其逻辑却是自主的，来自于他们自身的‘我思’（ego cogitans）。”[1]（S21）在现代性的个人主体那里，先天观念是自明神授，逻辑的自主性来自“我思”，被社会现实所根本制约的思想颠倒地表现为主体的创造。索恩-雷特尔就是要揭穿这种颠倒的假象。因为， 这些范畴是社会地预先塑形的，因而正如它们以一种完成了的（但也正因此也长期没有直接被确定化）形式给予个体，因此事实上“先天”（a priori）范畴对于这个社会的所有个体来说当然也是同一的。康德知道，这些范畴是被预先塑形的（vorgeformt），但是他将预先塑形的过程（Vorformungsproze?）错置进意识之中，作为一个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无法被定位的，幻觉一般的“先天综合”。事实上，抽象范畴的这种预先塑形的综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geschichtlicher Proze?），只有特定的、明确定义的社会塑形（Gesellschaftsformationen）才能表达。[1]（S21-22） 依索恩-雷特尔的观点，康德的“认识论革命”是披露了这些先天性观念对经验的预先构架和“向自然立法”的塑形机制，但是他没有透视到这种先验统摄已经是“第二性”的，康德的先天综合失却了其真实现实历史基础，因为所有观念上的先天性预先塑形都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现实结果，观念的抽象塑形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生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先验的社会塑形是先验的观念塑形的基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索恩-雷特尔指认，“康德的哲学以戏剧化的方式（dramatischer Weise）变成了必然错误的意识，尽管无损于他科学的自然认识论的有效性”[1]（S22）。总体说，索恩-雷特尔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然而，人们为什么会无视先天综合观念的现实社会塑形基础呢？索恩-雷特尔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他自认为在新书稿中最重要的发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和分立。应该说，这是索恩-雷特尔自50年代以来研究中的一个新认识，在这里只是强化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由于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脑力劳动逐渐从体力劳动中脱离和分立起来，并且，“脑和手指尖的分离与社会的阶级分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恐怕是先天观念综合渐渐脱离现实社会塑形的根本原因。索恩-雷特尔告诉我们，按照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首先，在没有认真分析人的意识与体力劳动的关系的情况下，“认识”将无从谈起，从根本上看，意识依存于最直接的体力劳动，这显然是马克思的实践意识观。进而，也只有作为一种与体力劳动相区别的特殊观念活动（脑力劳动）出现时，人的思想才能够激起抽象的哲学思考的兴趣。甚至，“理论哲学恰恰产生自这种分离”。这是说，哲学的产生就是以脑力劳动独立化为前提的。其次，以至于“知识分子（以伽利略为代表）在方法论上被构形为客观认识的器官（Organ der Objekterkenntnis ausformt），在自然问题上，知识分子必须将社会掌握为自然的历史进程，但知识分子却忽略了社会”[1]（S22）。这是对脑力劳动主体的批评，知识分子作为认识的器官远离了社会现实。其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可能，恰恰因之于它的生产技术的源头已经不再存在于工人的体力劳动之中，而是某种看起来先验的科学知识。自现代工业发展起来以后，生产过程越来越成为创造性科学技术（独立化的脑力劳动）的对象化，而体力劳动则成为这一过程的辅助功能。这样，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观念构架就在看似独立的脑力劳动中获得了先天统摄的假象，而根本遮蔽了这种先验性的真实社会历史基础。而索恩-雷特尔认为，恰恰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案就是重新揭示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现实基础，于是，“康德的追问（Kantsche Frage）就与马克思的研究（Marxschen Erforschung）相并列了”[1]（S24）。 三、康德命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答案 索恩-雷特尔认为，他这里提出的“‘纯粹理性’的历史本源来自于社会的预先塑形”的观点，是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了康德先天综合判断中的难题。因为“借助于这些充实了马克思的论断，这一论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准确地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即‘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他的存在，而是相反，他们的社会存在（gesellschaftliches Sein）决定他的意识’，这是更具精确性的表达”[1]（S23）。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索恩-雷特尔。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前提，不是抽象的物质决定意识，而是社会存在，即一定的社会历史生活质性和方式决定一定的人的意识。 当然，回落到这里的讨论语境，索恩-雷特尔就是要指认，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秘密就在马克思的商品生产和价值交换的抽象中。在他看来，马克思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开篇第一章中，从经济学的视角发现了货币的自我分离（Abzweigung）现象，确切地讲，即货币作为“商品形式的交换的相互据有关系（reziproken Aneignungsverh?ltnis des Austausches）”，却表象为一种“物的自我独立（dingliche Verselbst?ndigung）”。[1]（S23）其实，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进展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深化的思想实验室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1939年出版的《大纲》），索恩-雷特尔显然没有深入理解这一文献中所内含的深刻哲学意义。认为马克思在全身心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去时却有时忽略了他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种特殊历史现象的哲学构境层面的意义，特别是认识论的深刻含义，这种批评明显是武断的，无论是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还是《资本论》，都蕴含着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哲学思考，只是索恩-雷特尔并不能达及马克思的哲学构境层面而已。不过，哲学认识论的确并不是马克思思考的主要方向。索恩-雷特尔有些得意地写道： 马克思第一个发现了商品抽象的现象（Ph?nomen der Warenabstraktion），并认识到了和描述了它的基础意义，但是马克思却没有对在商品分析之中包含的形式特征具体地加以分析。马克思将他的发现，也正符合于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按照其经济学内涵的方面加以剖析了，但主要也就是在这一方面了。马克思没有探究商品分析的认识论内涵（erkenntnistheoretischen Implikationen）。[1]（S23） 在这一点上，我原则上同意索恩-雷特尔的分析。当然，马克思不是第一个发现“商品抽象的现象”的人，其实，斯密和李嘉图都已经在讨论商品的价值抽象，只是马克思已经跳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科学地透视了商品的价值抽象问题。但马克思确实没有认真地进一步思考商品的价值抽象所产生的认识论意义。在这一点上，索恩-雷特尔表示赞成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即认为马克思忽视了认识论的研究。其实，这是一句废话，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主要理论任务是经济学，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他不是忽略认识论，而是根本没有涉及哲学问题，然而，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是最好的历史认识论基础。 远一些说，索恩-雷特尔认为黑格尔意识到了康德命题中的二元论，他试图用辩证法的方式来实现统一，然而这种辩证法采取了“纯粹精神内部的解决方式”，所以它“只是在精神的幻觉（Einbildung des Geistes）中完成的，甚至在这种幻觉中实在最终仅仅对于不变的资产阶级世界及其国家才是有效的”[1]（S25）。为此索恩-雷特尔援引阿多诺的话说，“如果黑格尔的综合正确，那么它恰恰是伪造的”（Wenn die Hegeische Synthesis stimmte， so w?re sie die falsche）[1]（S25）。这当然是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暴力逻辑。 在索恩-雷特尔看来，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不能再像马克思那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忽略认识论问题。他口气真是有些过大。 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必须与对认识论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这两者是并行的，而非谁在谁之上的关系。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形式解释（geschichtliche Formerkl?rung），也就是说对它的“批判”，以及对认识形式的历史解释（geschichtliche Erkl?rung der Erkenntnisform），也就是对内在虚假解释（immanenten Pseudoerkl?rung）的批判，是两个彼此独立的系统任务，两者相互之间不能够替代。尽管它们是产生于同样的历史生成基础（Entstehungsgrund）之上，经济学和自然认识论彼此是完全无视的，并因为它们各自特殊的逻辑和自身的必然性而互不依赖。[1]（S25） 这是索恩-雷特尔自己的观点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应该同时对认识论进行批判，这是对的。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可是马克思的确没有再刻意回到哲学尺度上拷问其认识论，更没有直接思考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现实基础，在这一点上，索恩-雷特尔的评论是有道理的。当然，他也承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的形式分析与认识形式的分析是完全分离的两个理论系统，这也是马克思容易忽略认识论形式分析的客观因素。其实还有一个思想渊源方面的问题，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更多地受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的社会历史哲学的影响，而远离康德的纯粹认识论哲学。 依索恩-雷特尔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其开端上，就呈现出一个经济过程与智识的过程（intellektueller Proze?）的分立状况。 作为商业革命的结果，封建主义（Feudalismus）走向终结，并为资本主义（Kapitalismus）创造了开端，生产所面临的任务，只有通过社会化的程度（gesellschaftlichen Ausma?es）才能够解决。生产对于中世纪的手工工匠来说，不仅要超越他的经济资源，在文字的意义上还要超越头脑。对于火器、更发达的采矿术、冶金、筑城、港口装置、远洋航行等等技术来说，个人手和脑的统一的辅助，目测的辅助，和个体单独的劳动一样作用有限。个人手和脑的统一被打碎了，从而为他们社会的分离创造了空间。手工劳动变得需要合作，并在更大程度上社会化，但更片面的手工劳动也更要求“资本的集聚”（Subsumtion unter das Kapital）。脑力劳动经受了向精确科学的计量化方法（quantifizierenden Methode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en）的转变，也就是说，向一个社会化头脑（vergesellschafteten Kopfes）的转变。[1]（S26）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索恩-雷特尔已经非常熟练地使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资本的积聚”这样一些比较规范的概念，讨论问题的方式也更加学术化了。这也就是说，在中世纪的手工业生产中，个体工匠师傅的劳动是手脑并用的，而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劳动分工使合作成为必须，而脑力劳动则开始向精密科学建构起来的社会化大脑转变。由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在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中彻底分离。与此同时，智力活动缘起于体力劳动-社会活动的机制也被悄悄遮蔽起来。用索恩-雷特尔的话来描述，即“社会化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及社会化的然而片面智识思想的科学以同样的比例发展，凭借一种本质的联系，其秘密隐藏在作为基础的社会综合的形式和功能（Formen und Funktionen）之中”[1]（S26）。他的这一判断是深刻的。 索恩-雷特尔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的早期发展状况进行了描述，总体上说，那是“一个还完全由单纯自然形成的因果性（naturwüchsiger Kausalit?t）的辩证法统治的时代”[1]（S27）。但是，自1880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全新的情况，特别是社会综合的机制发生了整体性的根本改变，所以，索恩-雷特尔表示，自己的研究工作将是对这个新时期中资本主义社会综合与思维综合关系进行新的探索的努力。索恩-雷特尔提出，要通过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更为发达的发展阶段，也就是将其作为一个正在超越自身的过渡阶段，“其结构和社会存在建构（Struktur und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konstitution）的特定角度是全新的”。正因为如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综合的新变化“在深入的关联的特定序列（bestimmte Züge der tiefgelegenen Zusammenh?nge）之上运用更具确切性的分析是必要的，这些序列在马克思那里还是相对边缘的和形式主义的”[1]（S28-29）。索恩-雷特尔总免不了标榜自己的恶俗之气。 正如所有和认识现象联系在一起，但也有经济基础的特定方面如劳动的可计算性，及其深刻的改变（einschneidenden Modifikationen）的一般意义，或者最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确切联系，如果这是在变化之中被把握的，以及思想塑形和认识塑形（Denk-und Erkenntnisformation）在我们技术的科学化的时代里，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现象，也是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中必须要被弥补的，还要提及的可能性是，当人们不再紧盯着文本中马克思的公式（Text de Marxschen Formulierungen），而是试图将马克思思想的原则化作己用，因而马克思的设想从其自身的流动的形式安置到生产的运动中，遵照历史自身的发展，在一个自觉的社会控制的内在必然性的方向之上。[1]（S29） 我觉得，索恩-雷特尔此处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真诚的。他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将会越过马克思的论述而扩展为对于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生产性进展的起始点和开端”，当然，这“不是因为马克思的生产能力不够，而是因为历史已经走出了他所面临的局面。在今天不能将马克思的著作当作经文的集合一样内在于他的原文来解释，而不多关注历史的进展。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再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那他们也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1]（S28）。这倒真是雄心大志。 参 考 文 献 [1] Alfred Sohn-Rethel.Geistige und k?rperliche Arbeit ：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2. [责任编辑 付洪泉] Abstract： Sohn Rethel suggest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Kant’s revolution of epistemology reveals the advance construction of transcendental idea to experience and the mechanism of “legislation towards nature”， but he is not aware of that all ideal transcendental construction is the realistic result in certan historical space-time. Transcendental social construction is the base of transcendental ideal construction. The realistic base of Kant’s transcendental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is the social colligation， which comes from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Key words： Sohn Rethel， Mental Labor and Physical Lab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antian epistemology
摘 要：索恩-雷特尔确认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康德的“认识论革命”披露了先天性观念对经验的预先构架和“向自然立法”的塑形机制，但是他没有透视到所有观念上的先天性预先塑形都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现实结果，观念的抽象塑形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生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先验的社会塑形是先验的观念塑形的基础。康德的先天综合构架真正现实基础是商品生产与交换生成的社会综合，商品生产中由货币的中介功能所生成的社会组织原则同时具有思想认识功能，或者说，这种客观的抽象和组织就是康德发现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神秘先验统摄机制。 关键词：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历史唯物主义；康德认识论 作者简介：张一兵，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008-08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1，法兰克福学派最近的“同路人”，却被严重忽略了。1970年，他出版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Geistige und k?rperliche Arbeit Zur Epistemologie der abendl?ndischen Geschichte）2一书，这应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非常重要的哲学认识论专著。在这本书的初版序言中，他非常高调地提出一个观点：通过对唯心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彻底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问题将由此系统地被确立。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序言中确立了一系列大的认识论原则。应该特别注意，相比他30年代的讨论情境，此时索恩-雷特尔思考的背景有了一定的变化，即增加了对前苏东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传统的批评。固然，这一序言在1989年此书的修订版中被删除了，但作为一种完整历史构境的重要痕迹，我还是要来认真看一下其中的主要构境质点。 一、社会存在规制认识论 序言开篇，索恩-雷特尔就把自己的学术构境明确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marxistisch）”性质，并且声称在他的手里将握有“本真的马克思”。这里的本真性当然有其针对性，即前苏东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传统的非本真性。所以他才会挑明自己的研究在语言上以及一部分概念上，“都偏离了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风格和术语”[1]（S9）1。准确地说，是偏离了前苏东教条式的解释构架的那种对马克思文献的解读。其实，摆脱教条式的前苏东解释构架，回到本真的马克思，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学术特征。 首先，索恩-雷特尔坚定地认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开端。这种广阔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向前走，而是在其中更为深入。为何我们时代的本质问题会导致这些困难的原因，是我们的思想还不够马克思主义，在很多重要领域没有搞透”[1]（S14）。不是离开马克思，而是在其中更加深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努力方向。并且，针对有一些人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责难马克思，索恩-雷特尔回答说，这是因为我们在许多重要的思想学术领域根本没有真正深透地理解马克思。我原则上同意索恩-雷特尔在上世纪70年代的这个判断。这个判断与列宁在20世纪初所说的“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断言是一致的。 其次，这一研究的主题是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Verh?ltnis zwischen Basis und ?berbau），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将历史建造（Geschichtsbaus klargelegt）的一般建筑学清楚地阐述了：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物质基础构成了意识的上层建筑（materielle Basis für den ?berbau des Bewu?tseins bilden）。然而他们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从低层建筑（Unterbau）走向上层建筑的梯子的图纸。这一梯子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或者最少是一个光秃秃的，但在形式上已经清晰可见的混凝土装置。[1]（S9） 我们不难看到，苏式教科书此时对索恩-雷特尔的影响，这一概括在他30年代的讨论中是不存在的。这一复述似乎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了一般社会历史结构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以及这种生产结构的物质性基础与整个意识性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精准地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阐明了特定社会历史结构中出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特定构序方式中生成的物质基础之上意识性的上层建筑。因为在原始部族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上层建筑的。可是，索恩-雷特尔责备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具体地说明如何从底层走向上层建筑的梯子的图纸，依索恩-雷特尔自己自信的断言，是他发现了这一图纸，并找到了一个可以伸手触到上层建筑的光秃秃的“混凝土装置”， 这就是从“在商品的形式分析”中发现走向全部上层建筑的路径。 在索恩-雷特尔看来，今天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按照马克思的指涉就意味着人类前史的终结，也就是从自发形成的人类向自觉的人类（naturwüchsigen zur bewu?ten Menschheitsentwicklung）的发展过渡”[1]（S14）。我们能看到，索恩-雷特尔此时已经开始使用“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科学概念，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这是一个进步。资本主义制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形成的社会形式”的最后阶段，对此，马克思认真探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构造之间因果性和相互影响”，这在《资本论》中“有数不尽的线索”，但是，上述从基础到上导建筑中的核心线索之一的“意识塑形的问题”（Bewu?tseinsformation）并不位于马克思理论构境和思考的核心，甚至“没有构成马克思主要著作的首要部分”[1]（S14）。索恩-雷特尔是想指认这一巨大的理论空白，这也就形成了他要我们关注的理论原创的可能性空间。这里的意识塑形（Bewu?tseinsformation）概念是重要的，其实这也是20世纪初胡塞尔现象学精心开启的重要哲学前沿，只是索恩-雷特尔立志提供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案。 在开始自己的独立反思之前，索恩-雷特尔还想具体指认出在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缺陷性理论盲区：第一，他特别强调说，对于一个真正自觉的人类社会来说，“对现代技术的本质及其自然科学中的理论基础的一种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认识”尤为重要。然而，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在关于科学与技术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存在着一种二元论式的观点：“一种时间本质地参与（Zeit wesentlich teilhat）的辩证的真理概念和一种关于非时间性（zeitloser）习惯的非辩证的真理概念。”[1]（S16）前者是马克思关于科学的历史性的认识，而后者是非历史地观察自然、非历史地假设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抽象观念。他狡猾地援引施米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隐晦地指认后一种观念缘起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类文献，并部分因之于马克思文献中所缺乏的必要解释。实际上能看得出来，他在将恩格斯开启的“自然辩证法”观念贬斥为非历史性的科学技术观和自然观。这种贬斥源自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第二，索恩-雷特尔认为马克思关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理论分析，也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分离（Scheidung）和它们可能性结合的条件的欠缺”[1]（S17）。请注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关系问题，是索恩-雷特尔自50年代后新提炼出来的基础性观点，或者说，是他的剥削认识论的新的理论前提。因为，虽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论及共产主义实现的前提条件时，已经指认“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可是他并没有说明后一种对立的“历史的成因（Ursachen）”。索恩-雷特尔认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存在于阶级社会和经济剥削的整个历史之中，这是一种异化现象（Entfremdungserscheinungen）。 脑力劳动的客观认识特征（objektive Erkenntnischarakter），也即真理概念（Wahrheitsbegriff）自身，随着脑和手的分离进程而出现在历史中，这在它那一方面是社会阶级分离的构成部分。对智力方式（intellektuellen Art）认识的客观性与阶级功能因此在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只有在他们的联系之中才能够被认识清楚。[1]（S18） 索恩-雷特尔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马克思的确没有专门讨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的具体历史成因，特别是看起来抽象的智力方式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阶级统治功能的关系，这是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索恩-雷特尔思考哲学认识论中十分深刻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索恩-雷特尔重新确认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作为智力方式（康德的先天综合构架）真正现实基础的社会综合（die gesellschaftliche Synthesis）的概念。他认为，正是这个社会综合才“中介了人和一个可延续的社会的定在关联（Daseinszusammenhang）的功能。社会形式（Gesellschaftsformen）是如何发展和转换的，以及综合是如何将人之间劳动参与的依赖性之中的多样性整合为可延续的整体”[1]（S17）。我以为，这是索恩-雷特尔对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问题的非常深刻的认识。由于索恩-雷特尔无法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边界，所以他会将人的劳动关系与特定社会形式中介了的依赖性泛化到整个历史中去。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还会看到这一失误所造成的逻辑混乱。但这一失误并不影响我们由此延伸出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研究视域。 二、社会综合规制先天思想结构 那么再进一步说，究竟什么是索恩-雷特尔20世纪70年代所指认的社会综合呢？其中新的进展是什么？依我的理解，他是想指认发生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存在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行为互动和特定实践功能结构的生成。然而，当他一具体描述这种功能结构的时候，我们却会发现其中的问题： 每一个社会都是众多人之间在其活动之中建构起来的一种定在关联（Daseinszusammenhang）。对于他们的社会关联（Gesellschaftszusammenhang）来说，人们的实干（tun）是更为首要的，而思想（denken）则是次要的。他们的活动必须相互产生联系，从而构成（zu bilden）社会的一个部分，而这种联系必须一定揭示出同一性的一种最低限度，在此之上社会才能够表述一种功能作用（funktionsf?higen）的定在关联。行为相互之间的联系可以是一种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但是它是不可或缺的，在社会没有变得有功能作用，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没有瓦解的情况下。[1]（S19） 显然，此时索恩-雷特尔已经对新发现的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939年第一次公开出版）有所关注，所以他会使用“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这一重要表述，意思大约是，在第一大社会形态中，人与人的关系是自觉的，没有经过社会功能化中介的，而当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瓦解之后，人与人的活动关系则功能化为一种特定的同一性“定在关联”，正是这种特定的功能性关联同一构成了社会综合。由此看来，社会综合倒是特定社会才具有的，而非他所说的“每一个社会”。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索恩-雷特尔对功能概念的突出使用，此处，他仍然强调这一特征。 依索恩-雷特尔的说法，社会综合概念是对马克思“社会塑形”（Gesellschaftsformation）观念的一种“特殊结构化要素”（spezifisch struktureller Bestandteil）。[1]（S20）其实，索恩-雷特尔是比照康德在认识论中使用的先天综合判断，在现实社会层面也重构一个相近范式。依我的理解，马克思固然十分强调社会结构和系统，但却很少使用Gesellschaftsformation这个概念。索恩-雷特尔想要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必要的思想结构（notwendigen Denkstrukturen），与这一时代社会综合的形式（Forme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有着最紧密的形式上的联系。”[1]（S20）他明确将社会综合与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链接起来，这是别有深意的。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综合形式规制了一定时代的思想结构，当社会综合的形式发生改变时，思想综合的结构也必然随之改变。这的确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逻辑。不过，索恩-雷特尔还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当行为的方式改变了，行为的方式相互联结（Bezug zueinander）承载了人们的定在联系，例如这是否是生产性的或消费性的活动，在其中人们与自然处于交换关系，或者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据有（zwischenmenschlicher Aneignung）行为上，这在那些自然交换（Naturaustausches）的背后进行，并拥有剥削的特征，即便它采取了商品交换的相互形式（wechselseitige Form des Warenaus-tauschs）。[1]（S20） 这就已经是索恩-雷特尔想引导我们进入的特定社会综合情境，即商品交换的形式。依他的看法，在通常的社会关系中，人与人的生产或消费交往中，总会表现为客观的物质关系（“自然交换”），但是一旦进入到商品交换中，剥削性的相互据有关系则产生出一种新的定在关联，即商品交换的物化形式。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已经得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原来专制社会中的单方面据有剥削转变为商品交换中的“相互据有”，这种新的据有方式建构起在生产与消费之外的特定的物化关联域。对此，索恩-雷特尔进一步分析道： 在商品生产社会中货币构成了社会综合的承载者（Tr?ger），并且为了这一特定形式特征（gewisser Formeigenschaften）的功能而需要最高的抽象程度（h?chster Abstraktionsstufe），这一抽象程度必须符合对所有在这些社会之中事实上的或者可能性的正在发生的商品和服务。这种从使用价值中抽象出来的形式特征，其为了社会功能的需要（zum Behufe seiner gesellschaftlichen Funktion）而必然附属于货币，然而在货币之上却不会有表现（Erscheinung），的确，它能够作为纯粹的形式抽象而根本不能“表现”出来。在货币之上表现出来的，是其物质（Material），其版式以及印在上面的符号，也就是那些使其成为一个物（Ding）的东西，从而可以使人放在口袋里，支付和收取。但是使得一个物成为货币的，在价值以及“价值抽象”的关联与境（Zusammenhang）之中，则是那些除了是它看起来、摸起来和清点起来如何的东西，而且是本质上不同的东西，也就是那些按照其本质是纯粹形式的并且是最高程度上普遍性的即达到抽象阶段的。[1]（S21） 之所以大段援引索恩-雷特尔的这一表述，是因为我觉得这里恰恰反映了他在新的手稿中重大的理论突破，即对商品形式抽象问题的认知。虽然能看出，此处索恩-雷特尔的表述不够准确。这可能也是后来他将这个序言删除的原因之一。索恩-雷特尔这里的构境线索大概有这样几层：一是商品生产社会中的社会综合的承载者是货币，这并不是他的新观点，可是，货币以自身的抽象程度对应于现实商品生产中的综合功能。这个“抽象程度”是全新的，它将对应于新稿中关于“现实抽象”的重大理论突现的直接构境点。此处，这一论点并没有展开。二是货币所承载的这些社会综合功能关系并不会在自身中显现出来，货币在可见的物质层面恰恰不是功能和关系性的，当抽象的货币（关系）实体化为对象性的物时，它彻底遮盖起社会综合的真实缘起。货币的物化存在正是据有被遮蔽起来的伪相。 索恩-雷特尔想说，正是这种被物化存在遮蔽起来的“货币的社会的-综合的功能的抽象形式”――社会综合构成了一定时代中思想综合的基础。至此，索恩-雷特尔在自己关于康德认识论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方案中，功能（1936）、综合（1937）就与商品交换-货币的抽象形式整合为一个新的社会综合。他进一步指认道： 作为在商品生产之中的，或者说货币中介的社会中变得必要的思想认识功能（Erkenntnisfunktionen des Denkens），作为最后的组织原则（Organisationsprinzipien）被证明出来。它是构成了古代哲学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的概念基础的认识原则，也是我们可以因其简单性而用自康德以来变得流行的“先天范畴”（Kategorien a priori）的标签来标注的。[1]（S21） 这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断言了，也是马克思在经济学分析没有直接涉及过的一个思想构境层，即商品生产中由货币的中介功能所生成的社会组织原则同时具有思想认识功能，或者说，只要是商品交换出现以来一切哲学与科学的概念基础都缘起于这种客观的抽象和组织，最直接的例证就是康德发现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神秘先验统摄机制。请注意，索恩-雷特尔所揭示的从货币功能生成的社会塑形-先验观念综合机制，不同于旧唯物主义所坚持的物象反映论，它将过去在认识论中由理念、观念独立实现的复杂认知塑形机制�魅化了，逻辑构架的秘密在于社会现实中的实践关系和功能。可以说，这是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意识到的实践认识论的一次重大深入。在这一点上，索恩-雷特尔是自觉的。但是，古代哲学的理念构架和逻各斯在何种程度上基于商品交换的形式，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索恩-雷特尔发现，有趣的现象是，在现实生活中，当每一个人主体在文化教化中获得这些“先验”观念后，却都自以为拥有了“独立地为社会思考的智力和理智”。他说：“特别是对现代的个体来说，他社会化的思想相反表现为他的成就，按照起源却是神秘的（神赋予的也是由神来否定的），按照其逻辑却是自主的，来自于他们自身的‘我思’（ego cogitans）。”[1]（S21）在现代性的个人主体那里，先天观念是自明神授，逻辑的自主性来自“我思”，被社会现实所根本制约的思想颠倒地表现为主体的创造。索恩-雷特尔就是要揭穿这种颠倒的假象。因为， 这些范畴是社会地预先塑形的，因而正如它们以一种完成了的（但也正因此也长期没有直接被确定化）形式给予个体，因此事实上“先天”（a priori）范畴对于这个社会的所有个体来说当然也是同一的。康德知道，这些范畴是被预先塑形的（vorgeformt），但是他将预先塑形的过程（Vorformungsproze?）错置进意识之中，作为一个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无法被定位的，幻觉一般的“先天综合”。事实上，抽象范畴的这种预先塑形的综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geschichtlicher Proze?），只有特定的、明确定义的社会塑形（Gesellschaftsformationen）才能表达。[1]（S21-22） 依索恩-雷特尔的观点，康德的“认识论革命”是披露了这些先天性观念对经验的预先构架和“向自然立法”的塑形机制，但是他没有透视到这种先验统摄已经是“第二性”的，康德的先天综合失却了其真实现实历史基础，因为所有观念上的先天性预先塑形都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现实结果，观念的抽象塑形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生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先验的社会塑形是先验的观念塑形的基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索恩-雷特尔指认，“康德的哲学以戏剧化的方式（dramatischer Weise）变成了必然错误的意识，尽管无损于他科学的自然认识论的有效性”[1]（S22）。总体说，索恩-雷特尔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然而，人们为什么会无视先天综合观念的现实社会塑形基础呢？索恩-雷特尔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他自认为在新书稿中最重要的发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和分立。应该说，这是索恩-雷特尔自50年代以来研究中的一个新认识，在这里只是强化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由于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脑力劳动逐渐从体力劳动中脱离和分立起来，并且，“脑和手指尖的分离与社会的阶级分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恐怕是先天观念综合渐渐脱离现实社会塑形的根本原因。索恩-雷特尔告诉我们，按照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首先，在没有认真分析人的意识与体力劳动的关系的情况下，“认识”将无从谈起，从根本上看，意识依存于最直接的体力劳动，这显然是马克思的实践意识观。进而，也只有作为一种与体力劳动相区别的特殊观念活动（脑力劳动）出现时，人的思想才能够激起抽象的哲学思考的兴趣。甚至，“理论哲学恰恰产生自这种分离”。这是说，哲学的产生就是以脑力劳动独立化为前提的。其次，以至于“知识分子（以伽利略为代表）在方法论上被构形为客观认识的器官（Organ der Objekterkenntnis ausformt），在自然问题上，知识分子必须将社会掌握为自然的历史进程，但知识分子却忽略了社会”[1]（S22）。这是对脑力劳动主体的批评，知识分子作为认识的器官远离了社会现实。其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可能，恰恰因之于它的生产技术的源头已经不再存在于工人的体力劳动之中，而是某种看起来先验的科学知识。自现代工业发展起来以后，生产过程越来越成为创造性科学技术（独立化的脑力劳动）的对象化，而体力劳动则成为这一过程的辅助功能。这样，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观念构架就在看似独立的脑力劳动中获得了先天统摄的假象，而根本遮蔽了这种先验性的真实社会历史基础。而索恩-雷特尔认为，恰恰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案就是重新揭示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现实基础，于是，“康德的追问（Kantsche Frage）就与马克思的研究（Marxschen Erforschung）相并列了”[1]（S24）。 三、康德命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答案 索恩-雷特尔认为，他这里提出的“‘纯粹理性’的历史本源来自于社会的预先塑形”的观点，是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了康德先天综合判断中的难题。因为“借助于这些充实了马克思的论断，这一论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准确地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即‘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他的存在，而是相反，他们的社会存在（gesellschaftliches Sein）决定他的意识’，这是更具精确性的表达”[1]（S23）。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索恩-雷特尔。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前提，不是抽象的物质决定意识，而是社会存在，即一定的社会历史生活质性和方式决定一定的人的意识。 当然，回落到这里的讨论语境，索恩-雷特尔就是要指认，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秘密就在马克思的商品生产和价值交换的抽象中。在他看来，马克思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开篇第一章中，从经济学的视角发现了货币的自我分离（Abzweigung）现象，确切地讲，即货币作为“商品形式的交换的相互据有关系（reziproken Aneignungsverh?ltnis des Austausches）”，却表象为一种“物的自我独立（dingliche Verselbst?ndigung）”。[1]（S23）其实，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进展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深化的思想实验室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1939年出版的《大纲》），索恩-雷特尔显然没有深入理解这一文献中所内含的深刻哲学意义。认为马克思在全身心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去时却有时忽略了他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种特殊历史现象的哲学构境层面的意义，特别是认识论的深刻含义，这种批评明显是武断的，无论是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还是《资本论》，都蕴含着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哲学思考，只是索恩-雷特尔并不能达及马克思的哲学构境层面而已。不过，哲学认识论的确并不是马克思思考的主要方向。索恩-雷特尔有些得意地写道： 马克思第一个发现了商品抽象的现象（Ph?nomen der Warenabstraktion），并认识到了和描述了它的基础意义，但是马克思却没有对在商品分析之中包含的形式特征具体地加以分析。马克思将他的发现，也正符合于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按照其经济学内涵的方面加以剖析了，但主要也就是在这一方面了。马克思没有探究商品分析的认识论内涵（erkenntnistheoretischen Implikationen）。[1]（S23） 在这一点上，我原则上同意索恩-雷特尔的分析。当然，马克思不是第一个发现“商品抽象的现象”的人，其实，斯密和李嘉图都已经在讨论商品的价值抽象，只是马克思已经跳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科学地透视了商品的价值抽象问题。但马克思确实没有认真地进一步思考商品的价值抽象所产生的认识论意义。在这一点上，索恩-雷特尔表示赞成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即认为马克思忽视了认识论的研究。其实，这是一句废话，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主要理论任务是经济学，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他不是忽略认识论，而是根本没有涉及哲学问题，然而，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是最好的历史认识论基础。 远一些说，索恩-雷特尔认为黑格尔意识到了康德命题中的二元论，他试图用辩证法的方式来实现统一，然而这种辩证法采取了“纯粹精神内部的解决方式”，所以它“只是在精神的幻觉（Einbildung des Geistes）中完成的，甚至在这种幻觉中实在最终仅仅对于不变的资产阶级世界及其国家才是有效的”[1]（S25）。为此索恩-雷特尔援引阿多诺的话说，“如果黑格尔的综合正确，那么它恰恰是伪造的”（Wenn die Hegeische Synthesis stimmte， so w?re sie die falsche）[1]（S25）。这当然是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暴力逻辑。 在索恩-雷特尔看来，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不能再像马克思那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忽略认识论问题。他口气真是有些过大。 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必须与对认识论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这两者是并行的，而非谁在谁之上的关系。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形式解释（geschichtliche Formerkl?rung），也就是说对它的“批判”，以及对认识形式的历史解释（geschichtliche Erkl?rung der Erkenntnisform），也就是对内在虚假解释（immanenten Pseudoerkl?rung）的批判，是两个彼此独立的系统任务，两者相互之间不能够替代。尽管它们是产生于同样的历史生成基础（Entstehungsgrund）之上，经济学和自然认识论彼此是完全无视的，并因为它们各自特殊的逻辑和自身的必然性而互不依赖。[1]（S25） 这是索恩-雷特尔自己的观点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应该同时对认识论进行批判，这是对的。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可是马克思的确没有再刻意回到哲学尺度上拷问其认识论，更没有直接思考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现实基础，在这一点上，索恩-雷特尔的评论是有道理的。当然，他也承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的形式分析与认识形式的分析是完全分离的两个理论系统，这也是马克思容易忽略认识论形式分析的客观因素。其实还有一个思想渊源方面的问题，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更多地受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的社会历史哲学的影响，而远离康德的纯粹认识论哲学。 依索恩-雷特尔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其开端上，就呈现出一个经济过程与智识的过程（intellektueller Proze?）的分立状况。 作为商业革命的结果，封建主义（Feudalismus）走向终结，并为资本主义（Kapitalismus）创造了开端，生产所面临的任务，只有通过社会化的程度（gesellschaftlichen Ausma?es）才能够解决。生产对于中世纪的手工工匠来说，不仅要超越他的经济资源，在文字的意义上还要超越头脑。对于火器、更发达的采矿术、冶金、筑城、港口装置、远洋航行等等技术来说，个人手和脑的统一的辅助，目测的辅助，和个体单独的劳动一样作用有限。个人手和脑的统一被打碎了，从而为他们社会的分离创造了空间。手工劳动变得需要合作，并在更大程度上社会化，但更片面的手工劳动也更要求“资本的集聚”（Subsumtion unter das Kapital）。脑力劳动经受了向精确科学的计量化方法（quantifizierenden Methode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en）的转变，也就是说，向一个社会化头脑（vergesellschafteten Kopfes）的转变。[1]（S26）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索恩-雷特尔已经非常熟练地使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资本的积聚”这样一些比较规范的概念，讨论问题的方式也更加学术化了。这也就是说，在中世纪的手工业生产中，个体工匠师傅的劳动是手脑并用的，而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劳动分工使合作成为必须，而脑力劳动则开始向精密科学建构起来的社会化大脑转变。由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在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中彻底分离。与此同时，智力活动缘起于体力劳动-社会活动的机制也被悄悄遮蔽起来。用索恩-雷特尔的话来描述，即“社会化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及社会化的然而片面智识思想的科学以同样的比例发展，凭借一种本质的联系，其秘密隐藏在作为基础的社会综合的形式和功能（Formen und Funktionen）之中”[1]（S26）。他的这一判断是深刻的。 索恩-雷特尔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的早期发展状况进行了描述，总体上说，那是“一个还完全由单纯自然形成的因果性（naturwüchsiger Kausalit?t）的辩证法统治的时代”[1]（S27）。但是，自1880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全新的情况，特别是社会综合的机制发生了整体性的根本改变，所以，索恩-雷特尔表示，自己的研究工作将是对这个新时期中资本主义社会综合与思维综合关系进行新的探索的努力。索恩-雷特尔提出，要通过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更为发达的发展阶段，也就是将其作为一个正在超越自身的过渡阶段，“其结构和社会存在建构（Struktur und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konstitution）的特定角度是全新的”。正因为如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综合的新变化“在深入的关联的特定序列（bestimmte Züge der tiefgelegenen Zusammenh?nge）之上运用更具确切性的分析是必要的，这些序列在马克思那里还是相对边缘的和形式主义的”[1]（S28-29）。索恩-雷特尔总免不了标榜自己的恶俗之气。 正如所有和认识现象联系在一起，但也有经济基础的特定方面如劳动的可计算性，及其深刻的改变（einschneidenden Modifikationen）的一般意义，或者最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确切联系，如果这是在变化之中被把握的，以及思想塑形和认识塑形（Denk-und Erkenntnisformation）在我们技术的科学化的时代里，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现象，也是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中必须要被弥补的，还要提及的可能性是，当人们不再紧盯着文本中马克思的公式（Text de Marxschen Formulierungen），而是试图将马克思思想的原则化作己用，因而马克思的设想从其自身的流动的形式安置到生产的运动中，遵照历史自身的发展，在一个自觉的社会控制的内在必然性的方向之上。[1]（S29） 我觉得，索恩-雷特尔此处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真诚的。他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将会越过马克思的论述而扩展为对于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生产性进展的起始点和开端”，当然，这“不是因为马克思的生产能力不够，而是因为历史已经走出了他所面临的局面。在今天不能将马克思的著作当作经文的集合一样内在于他的原文来解释，而不多关注历史的进展。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再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那他们也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1]（S28）。这倒真是雄心大志。 参 考 文 献 [1] Alfred Sohn-Rethel.Geistige und k?rperliche Arbeit ：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2. [责任编辑 付洪泉] Abstract： Sohn Rethel suggest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Kant’s revolution of epistemology reveals the advance construction of transcendental idea to experience and the mechanism of “legislation towards nature”， but he is not aware of that all ideal transcendental construction is the realistic result in certan historical space-time. Transcendental social construction is the base of transcendental ideal construction. The realistic base of Kant’s transcendental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is the social colligation， which comes from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Key words： Sohn Rethel， Mental Labor and Physical Lab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antian epistem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