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耘农大地 闲来读书的时候，常常为一些方块汉字而揣摩思量。比方“诺诺”、“谔谔”，比方“昏昏”、“昭昭”，比方“城府”、“世故”，等等。窃以为，假若单独使用这些字眼，恐怕谁都会觉得有些晦涩，但联系到某件具体事情以及特定的人文教化氛围来加以把玩，的确耐人寻味。 有些稍通文墨且又喜好附庸风雅者，在现实生活中，乐于捡拾业已风化的文化贝壳，以此作为自我崇尚的经典，还美其名曰为“修身、养性”。这些人恰恰是将文化本义颠倒过来，或教化于人，或为己所用。譬如说做人吧，本来应该讲究率真，追求个性，坚持磊落，然而有人却遵崇唯唯诺诺，抱守“城府”作派，所谓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所谓胳膊拧不过大腿，惹不起躲得起，等等。如此一来，自然是“千人之诺诺”，而鲜有“一人之谔谔”；自然是卑微怯懦，低三下四之委琐，而鲜有仗义执言之慷慨；自然是虚伪的应对，违心的趋同，而鲜有坦荡磊落与独立率真的性情。相反还说这是什么深沉理智，是什么成熟稳健。说白了，无一不是明哲保身、圆滑世故的代名词。 不可否认，在咱们这个有着独特文化背景与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的国度里，许多时候是由不得你去“谔谔”的，似乎只能是“诺诺”，即便“其人昏昏，使人昭昭”，你又不得不承认它的合理存在。因而一些人为了所谓的“修身、养性”而刻意掩饰自己的个性，甚至以扭曲的心态和人格来待人处事。恕我直言，这种病弱的心理与世风，如今不是随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削减，而是因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加剧，乃至被人玩得更稔熟、更高明。谓予不信，只要你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许多人除了情感渐趋冷漠、精神渐趋颓丧和心理渐趋迷失外，凡事都是三缄其口，或是随流附和，一片“诺诺”之声；而另有一些深悉所谓“历史”与“经验”的人，则又以一层伪装包裹自己，从悖反的方面去领会和运用文化的消极之意，并在它的暗示下，游刃有余的谋求狭隘乞想与物欲追求的建构，从而钻营者有之，阿谀者有之，玩深沉者有之，虚伪者有之。时下许多人一天到晚，或谨小慎微，道貌岸然；或一本正经，四平八稳；或深不可测，狡诘诡秘；或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其沉默与颓丧之状，寂寥与寞落之境，令人压抑。假如今天你到一些党政机关去作一番哪怕是浮光掠影的探访，你会觉得整个一千人一腔、千人一面的景象。因为在这种近乎刻板、程式化的模子里，塑造出来的要么是被虚假外表严实包裹了的“两性人”，要么是些“小老头”、“马屁精”、“伪君子”之类的人，而少见议论风声、堂堂正正之气。真不敢想象，在这种刻意装饰、谨小慎微的行为与语境背后，究竟还有多少率真可言？！ 行文至此，我忽然对“适者生存”之语反感起来。我以为，长期以来，这一仿若温柔陷阱的经典，不知该抹杀了多少人性之辉，该阻滞了多少创造的潜力。它教给人们的只是泯灭个性的“生存”之道，其实是教化人们如何装聋作哑，如何虚假掩饰；怎样工于心计，怎样“投其所好”。从国外社会与文化史可知，在日尔曼民族、犹太民族的词典里，无论如何也是找不到类似的教化和暗示，然而在素称文明古国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中，则更多的是在中庸外衣下所包容的摧折个性的负面教化，因而把消极当经典，视糟粕为精华，几乎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最为繁茂畅行的劣根性本源。难怪常常让我们司空见惯的是，那些昧着良知与良心说话处事者可大行其道，而率真坦荡、直抒胸臆者却受排挤压抑乃至打击，这些不都是人性扭曲乃至心理卑劣阴暗的典型症结么？！ 在我看来，一个真正大写之人，实在不应弯下自我坚贞的脊梁，而那些什么“夹着尾巴做人”、“摸着石头过河”的训导，无一不是沦丧良知的陈腐破烂，实在不应恭维、不敢苟同。倒是应该倡导在遵守起码道义与德性的前提下，努力闪现自身人性的应有光亮。就应该怀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保持“莫以善小而不为”的品行，坚守“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正气，崇尚“不唯上，不唯书”的秉赋。毫不隐晦的说，那些唯唯诺诺之态，那些鸡鸣狗盗之事，那些戚戚小人之举，原本就在每个人的骨子里存有无师自通的“遗传基因”，就看你是发扬崇高，还是膨胀卑劣罢了，而坚守率真个性实乃发扬崇高之所在。 因其如此，我们委实应当在儒家、道家包括佛家那里获得些许的养分，应当从近代那些诸如“人杰”、“鬼雄”者那里获取些许激励，始终不渝的做到不辱个性、抱持信仰、坚守率真的理念，无论风雨与坎坷都矢志不渝的在茫茫人海和岁月风尘里，竭力张扬生命的雄性，执意追求着“声名人去后”的至真至纯之境界。即便尚未能至，只要心向往之，行实践之，就不失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这样，才能将颠倒的人文教化再颠倒过来。
文/耘农大地 闲来读书的时候，常常为一些方块汉字而揣摩思量。比方“诺诺”、“谔谔”，比方“昏昏”、“昭昭”，比方“城府”、“世故”，等等。窃以为，假若单独使用这些字眼，恐怕谁都会觉得有些晦涩，但联系到某件具体事情以及特定的人文教化氛围来加以把玩，的确耐人寻味。 有些稍通文墨且又喜好附庸风雅者，在现实生活中，乐于捡拾业已风化的文化贝壳，以此作为自我崇尚的经典，还美其名曰为“修身、养性”。这些人恰恰是将文化本义颠倒过来，或教化于人，或为己所用。譬如说做人吧，本来应该讲究率真，追求个性，坚持磊落，然而有人却遵崇唯唯诺诺，抱守“城府”作派，所谓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所谓胳膊拧不过大腿，惹不起躲得起，等等。如此一来，自然是“千人之诺诺”，而鲜有“一人之谔谔”；自然是卑微怯懦，低三下四之委琐，而鲜有仗义执言之慷慨；自然是虚伪的应对，违心的趋同，而鲜有坦荡磊落与独立率真的性情。相反还说这是什么深沉理智，是什么成熟稳健。说白了，无一不是明哲保身、圆滑世故的代名词。 不可否认，在咱们这个有着独特文化背景与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的国度里，许多时候是由不得你去“谔谔”的，似乎只能是“诺诺”，即便“其人昏昏，使人昭昭”，你又不得不承认它的合理存在。因而一些人为了所谓的“修身、养性”而刻意掩饰自己的个性，甚至以扭曲的心态和人格来待人处事。恕我直言，这种病弱的心理与世风，如今不是随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削减，而是因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加剧，乃至被人玩得更稔熟、更高明。谓予不信，只要你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许多人除了情感渐趋冷漠、精神渐趋颓丧和心理渐趋迷失外，凡事都是三缄其口，或是随流附和，一片“诺诺”之声；而另有一些深悉所谓“历史”与“经验”的人，则又以一层伪装包裹自己，从悖反的方面去领会和运用文化的消极之意，并在它的暗示下，游刃有余的谋求狭隘乞想与物欲追求的建构，从而钻营者有之，阿谀者有之，玩深沉者有之，虚伪者有之。时下许多人一天到晚，或谨小慎微，道貌岸然；或一本正经，四平八稳；或深不可测，狡诘诡秘；或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其沉默与颓丧之状，寂寥与寞落之境，令人压抑。假如今天你到一些党政机关去作一番哪怕是浮光掠影的探访，你会觉得整个一千人一腔、千人一面的景象。因为在这种近乎刻板、程式化的模子里，塑造出来的要么是被虚假外表严实包裹了的“两性人”，要么是些“小老头”、“马屁精”、“伪君子”之类的人，而少见议论风声、堂堂正正之气。真不敢想象，在这种刻意装饰、谨小慎微的行为与语境背后，究竟还有多少率真可言？！ 行文至此，我忽然对“适者生存”之语反感起来。我以为，长期以来，这一仿若温柔陷阱的经典，不知该抹杀了多少人性之辉，该阻滞了多少创造的潜力。它教给人们的只是泯灭个性的“生存”之道，其实是教化人们如何装聋作哑，如何虚假掩饰；怎样工于心计，怎样“投其所好”。从国外社会与文化史可知，在日尔曼民族、犹太民族的词典里，无论如何也是找不到类似的教化和暗示，然而在素称文明古国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中，则更多的是在中庸外衣下所包容的摧折个性的负面教化，因而把消极当经典，视糟粕为精华，几乎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最为繁茂畅行的劣根性本源。难怪常常让我们司空见惯的是，那些昧着良知与良心说话处事者可大行其道，而率真坦荡、直抒胸臆者却受排挤压抑乃至打击，这些不都是人性扭曲乃至心理卑劣阴暗的典型症结么？！ 在我看来，一个真正大写之人，实在不应弯下自我坚贞的脊梁，而那些什么“夹着尾巴做人”、“摸着石头过河”的训导，无一不是沦丧良知的陈腐破烂，实在不应恭维、不敢苟同。倒是应该倡导在遵守起码道义与德性的前提下，努力闪现自身人性的应有光亮。就应该怀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保持“莫以善小而不为”的品行，坚守“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正气，崇尚“不唯上，不唯书”的秉赋。毫不隐晦的说，那些唯唯诺诺之态，那些鸡鸣狗盗之事，那些戚戚小人之举，原本就在每个人的骨子里存有无师自通的“遗传基因”，就看你是发扬崇高，还是膨胀卑劣罢了，而坚守率真个性实乃发扬崇高之所在。 因其如此，我们委实应当在儒家、道家包括佛家那里获得些许的养分，应当从近代那些诸如“人杰”、“鬼雄”者那里获取些许激励，始终不渝的做到不辱个性、抱持信仰、坚守率真的理念，无论风雨与坎坷都矢志不渝的在茫茫人海和岁月风尘里，竭力张扬生命的雄性，执意追求着“声名人去后”的至真至纯之境界。即便尚未能至，只要心向往之，行实践之，就不失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这样，才能将颠倒的人文教化再颠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