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卫兴华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4年05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过去一直讲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为“决定性”作用，是一个突出的新提法。学界的解读存在差异。笔者认为，不能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提法作出新自由主义的解读和宣传，应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
一、改革的方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有三种关于改革方向的提法，需要正确理解与把握。
(一)坚持改革的方向，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对这一提法，应按其本意正确理解。那就是要改革僵化保守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建立有活力有效率的新体制。改革与不改革，是两种方向，应取前者而舍后者。但是，有人高调讲“坚持改革的方向”另有其取向。例如，一再宣称“国退民进”是改革的方向，他们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经济领域，由私人经济取而代之，又大力宣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诚然，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会被打破。国有经济的绝对量和比重减少、非公有制经济的绝对量和比重增加，是必然趋势。我国现有的国有经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提出了改革的部署。但需要明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的根本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这一规定不容否定。我国的国有经济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已缩小很多。如果继续宣传“国退民进”、“国有经济从竞争领域退出”的主张，就离开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改革方向。国有经济大多是竞争性行业，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为什么不允许国有经济参与竞争呢？如果让在国有经济中占多数的竞争性企业全部退出，由私人经济取而代之，让私有制经济一统天下，搞全面私有化，那就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了。
(二)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或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这一提法本身是可以成立的，但存在正确解读和偏离本意的解读问题。正确的解读应是指坚持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而有人高调宣传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或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将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分离和相对立。他们否定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否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有时，他们也讲社会主义，但讲的是另一回事。有人讲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私营经济是人民社会主义。有人不断写文章引证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批评“冒牌社会主义”的话来否定我国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完全曲解了恩格斯的话，恩格斯批评“冒牌社会主义”，是指有人把镇压工人运动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某些国有化措施称作社会主义，当然是错误的，“冒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被学界称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的性质。恩格斯之所以将其批评为“冒牌社会主义”，是因为“现代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即使搞国有化，“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而人民掌握政权下的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恩格斯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这种生产资料国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1](p.630)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的。《决定》再次强调这一提法。这一提法比前两种提法更明确、更完整。前两种提法只强调要坚持改革方向或市场化改革方向，容易被另有所图者接过去另搞一套。讲改革，必须弄清改什么、怎样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存在一个改革的大方向问题。改革，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要改革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创立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认识到了传统计划经济日益显露出的弊端，进行了市场取向改革的探索。最终，突破了市场经济姓“资”、计划经济姓“社”的理论框架，找到完全创新的改革模式。
二、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不要将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画等号。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也存在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其他文件中还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将创建和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取向。有商品经济就有市场，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不起调节经济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中起配置资源作用的是指令性计划，而不是市场。西方有些国家的词典中没有商品经济概念，只有市场经济概念，因而不存在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异同问题。我国的特殊历史发展条件，造成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概念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情况。只有当市场机制能起调节生产的作用，从而成为资源配置者时，这种商品经济才是市场经济。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调节起资源配置作用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它自身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但它又不能脱离开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而独立存在。它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有人借口市场经济是中性的，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因而反对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当前世界上只有两种市场经济，反对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里存在一个思维逻辑问题：“商品经济”概念也是中性的，但我国区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形成共识。为什么一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反对呢？其真实意图是反对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的市场经济。
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界定的是党的十四大。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p.19)这里所讲的资源配置，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讲的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调节生产与流通，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分配到各个经济部门。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市场经济是由市场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利率机制、价格机制等)调节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或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的；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发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运行的市场经济。国家要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和法律手段，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在于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同市场经济的灵活性、效率性结合起来。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鼓励强者而不怜悯弱者。市场规律会形成一种激励机制和创新机制，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市场调节经济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存在市场失灵。当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已不是政府只起“守夜人”作用的自由市场经济，也要实行政府干预。二战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法、韩等国实行的经济计划，包括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用“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也是将政府的作用与市场的作用结合起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家的宏观调控制约着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可以避免和削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经济震荡和经济危机。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消了指令性计划，放开了市场。商品价格的市场化率已达98%，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再由国家计划规定任务指标，基本上是根据市场供求和价格状况安排生产结构和规模。消费者可以自由进入市场，按市场规则自由选择商品。“计划供应”、“短缺经济”成为历史。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这正是市场经济的特点。但我国初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善，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又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3](p.20，p.1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既是全面落实十八大提出的改革任务，又将各项任务具体化，并提出了新的理论指导与部署。怎样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怎样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怎样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决定》提供了指导意见。
三、为什么《决定》强调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决定》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提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4]将多年来所讲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变为“决定性”作用。显然，从行文上看，强化和扩大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习近平指出：这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
之所以强调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根据《决定》和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可以说，由“基础性”作用改变为“决定性”作用，是回归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和要求，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国民经济完全受指令性计划调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提供到何处，完全根据计划指标安排，企业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因此，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资源怎样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和企业，完全由政府计划调节。因此，实行计划经济，发挥计划调节作用，就是国家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计划经济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市场取向的渐进改革，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市场经济就是由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但政府不是从此撒手不管，而是要更好发挥自己应尽的责任。应当注意到，《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连在一起作为不可分割的一句话来阐述的。政府起什么作用，《决定》也做了简要说明。
(二)过去一直提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现在改提“决定性”作用，有一个条件成熟因素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大的20年来，没有提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只提“基础性”作用，现在改提“决定性”作用，表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具备成熟的条件。按照历史事实和习近平的说明，大体有两方面的成熟条件：其一是认识上的条件；其二是实践所提供的条件。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而且从历史事实来看，资本主义国家都一直实行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国家曾一直践行计划经济。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历了市场取向改革的不同阶段。大体上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市场经济)为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更大范围发挥市场作用)；计划和市场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市场经济)相结合；最后统一了认识，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逐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也是逐步推进思想解放的过程。突破市场经济“姓资”、计划经济“姓社”的传统认识已不容易，如果再直接提出西方所宣传和践行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仍会有认识上的障碍，不如提“基础性”作用更平稳。而目前之所以改提“决定性”作用，是由于如习近平所说：“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和现实发展要求，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中央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5]这表明，以前不提“决定性”作用，是条件还不成熟。讲条件成熟，还有另一方面的条件即实践条件。习近平指出：“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5]就是说，在新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市场的能力不断提高。因此，从理论认识和实践过程两方面看，提高和扩大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主客观条件都已成熟。主观条件是理论认识条件；客观条件是现实实践条件。据此，可以而且有必要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变为“决定性”作用。
所谓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一直没有人解释其含义。其实，“基础性”作用并非与“决定性”作用相排斥，也可以作出相一致的解读。有时，讲基础作用，就是决定作用。例如，讲经济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讲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体系基础，就是指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体系。另外，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可以理解为基础层次的作用，即在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中，政府在宏观层次起作用，市场在基础层次起作用，并不排斥其决定性作用。不过，“基础性”作用的提法毕竟不够透明，会模糊其含义，容易被理解为“初步性”或“打基础”之作用，为地方官员不合理干预提供了空间。
(三)强调提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我国虽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规则不统一，存在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习近平指出：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规律，是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并且指出，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5]事实证明，有些政府人员不当干预，与腐败行为相关。
四、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习近平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5]这表明，某些特定行业和企业的资源配置，并不由市场决定。例如，发展国防军事工业，国家创建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开创和发展航天工程事业，建立社会保障性事业等，这些方面的资源配置不会都交给市场决定，而主要由政府决定。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市场监管。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越大，范围越广，政府监管市场的职责也越大，越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又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和“监管不到位问题”。[5]解决后两方面的问题，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和宏观调控的任务。所谓政府干预“过多”，表明并不否定不“过多”的、必要的、正当的政府干预。“过多的干预”是不当干预，不是政府职责所在，也不是宏观调控任务。政府监管职责主要是针对诸如制假售假、生产和销售有毒食品、非法集资和传销、黄赌毒市场、欺行霸市、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虚假广告、环境污染，等等。这种政府干预是必要的。政府还要监管生产安全和职工权益保障。连西方经济学的权威著作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也概括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四项职能：为市场确立法律框架，确定市场准则；影响资源配置以改善经济效率，“帮助按社会需要进行资源配置”，“有时候，政府做出的选择凌驾于市场供给和需求的配置之上”，如“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制定改善收入分配的计划。“看不见的手可能惊人地有效率，但它同时也带来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收入再分配是政府的第二个主要经济职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稳定经济。以上四种政府职能表明“政府应进行干预以增进市场经济的功能和公正”。[6](pp.552-555)这里讲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和必要干预。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在更大程度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政府的职能除前面所讲的监管与促进作用外，还有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职责。要统一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消除市场封锁与割据，打破市场垄断，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防止和处置环境污染和损害生态平衡的行为；运用利率、税收、信贷等财政金融手段，影响和调节市场，引导企业科学发展；以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理念与政策，缩小收入分配过大差距、消除贫富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
五、分清两个层面的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作用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就市场经济运行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言的。在这个层面，是市场起决定作用，政府起监管和促进作用。这是市场经济运行中基础层面的关系，另一个是宏观层面的关系，即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不应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泛化和扩展到第二个层面，我们讲“宏观调控”，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政府、市场、企业的三者关系中，政府处于宏观层次，即居高层次，市场处于中间层次，企业处于基础层次。在这个层面讲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就是指在市场起决定资源配置的前提下，政府在宏观层次上对市场和企业进行必要的、科学的监管和引导，并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促进企业的科学发展。宏观调控的另一层含义，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宏观经济是指整个国民经济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称。根据《决定》和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在资源配置和宏观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等职责。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去办而且应办得更好的事情。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能办到和办好的事，就让市场去起决定作用，政府不要过多干预，政府应做好自己能办而市场办不了和办不好的事。这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应有之义。
2014年1月1日，《人民日报》等媒体发表了习近平的《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一文。其中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党和政府要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要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决策。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需要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表示不应单强调市场化改革，而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脱离。离开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决定》在提出“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后面，紧接着讲“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并要求加快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而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首先要求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所有上述这些方面，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推进。
六、泛化市场决定作用的解读偏离《决定》精神
有的学者出于泛化市场决定作用的误解，质疑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新提法。认为这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讲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价值规律调节生产即自发地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源)分配于不同的部门，是一样的道理。价值规律调节生产，也就是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反映供求关系和竞争关系的价格来决定，价值规律决定同市场决定是一回事。讲价值规律决定资源配置或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涉及三个方面的“决定”事项：一是价格的决定。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价格不再由政府决定，而是在价值基础上由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决定。二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其生产规模与结构的安排，不再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而是由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市场信号决定。三是消费需求的选择与决定。不再是“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下的凭票供应、排队抢购，购买者没有选择权和决定权的状况，而是在市场经济中的供求规律与竞争规律作用下，消费者有权决定自己的需求选择，也就是《决定》中所说的“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弄清这些方面的理论与实际情况，弄清价值规律决定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本意，就不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理论与实践产生质疑。
有些读者和学者，由于没有分清不同领域政府和市场的不同作用，也没有弄清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在不同层面的作用，误以为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涵盖了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产生疑虑。
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有的主流媒体也出现了泛化市场决定作用的解读，这会误导读者。例如，2013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详解十八届三中全会亮点：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权威访谈·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一文，受访者是中央宣讲团成员。他解读说：“市场的作用从‘基础’变为‘决定’……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财政金融、土地制度、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为标尺。”这里竟然将市场的决定作用泛化到整个经济社会、生态文明等不同领域，甚至泛化到由市场决定基本经济制度。然而，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或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党和政府的引导与推进，能由市场决定其形成、存在和发展吗？竟然连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也要由市场决定！颠倒了关系！应是由政府职能监管市场，由宏观调控调节市场运行，而不是反过来由市场决定政府的监管和宏观调控作用。对于这种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项目的一个课题组已在《对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些“权威解读”值得商榷》一文中进行了评论。①
另外，有的学者以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或欧美市场经济模式的理念为依据，对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也作了泛化的解读。如有的学者在解读中淡化和否定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中的宏观调控作用，说什么“是市场起决定作用，不是宏观调控”。公然忽视和否定《决定》中强调宏观调控作用的有关论述。另外，有的学者认为中央提出市场的决定作用，就是要弱化政府的职能，是否定“强势政府”，否定政府对市场的“驾驭”和对市场及社会经济生活的监管，否定国有经济的作用。认为自己的一套新自由主义观点，被三中全会采纳，争论见了分晓。这种解读和宣传，完全不符合《决定》的本意和精神，也会影响和加重一些读者和学者对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新提法的疑虑。应正本清源，按照《决定》的精神，澄清理论是非。
习近平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提到“我们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指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管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内在要求”。而且，“全会决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5]可见，《决定》和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是与新自由主义的“教义”完全对立的。
作者介绍：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作者：卫兴华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4年05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过去一直讲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为“决定性”作用，是一个突出的新提法。学界的解读存在差异。笔者认为，不能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提法作出新自由主义的解读和宣传，应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
一、改革的方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有三种关于改革方向的提法，需要正确理解与把握。
(一)坚持改革的方向，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对这一提法，应按其本意正确理解。那就是要改革僵化保守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建立有活力有效率的新体制。改革与不改革，是两种方向，应取前者而舍后者。但是，有人高调讲“坚持改革的方向”另有其取向。例如，一再宣称“国退民进”是改革的方向，他们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经济领域，由私人经济取而代之，又大力宣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诚然，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会被打破。国有经济的绝对量和比重减少、非公有制经济的绝对量和比重增加，是必然趋势。我国现有的国有经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提出了改革的部署。但需要明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的根本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这一规定不容否定。我国的国有经济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已缩小很多。如果继续宣传“国退民进”、“国有经济从竞争领域退出”的主张，就离开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改革方向。国有经济大多是竞争性行业，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为什么不允许国有经济参与竞争呢？如果让在国有经济中占多数的竞争性企业全部退出，由私人经济取而代之，让私有制经济一统天下，搞全面私有化，那就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了。
(二)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或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这一提法本身是可以成立的，但存在正确解读和偏离本意的解读问题。正确的解读应是指坚持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而有人高调宣传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或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将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分离和相对立。他们否定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否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有时，他们也讲社会主义，但讲的是另一回事。有人讲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私营经济是人民社会主义。有人不断写文章引证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批评“冒牌社会主义”的话来否定我国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完全曲解了恩格斯的话，恩格斯批评“冒牌社会主义”，是指有人把镇压工人运动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某些国有化措施称作社会主义，当然是错误的，“冒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被学界称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的性质。恩格斯之所以将其批评为“冒牌社会主义”，是因为“现代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即使搞国有化，“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而人民掌握政权下的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恩格斯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这种生产资料国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1](p.630)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的。《决定》再次强调这一提法。这一提法比前两种提法更明确、更完整。前两种提法只强调要坚持改革方向或市场化改革方向，容易被另有所图者接过去另搞一套。讲改革，必须弄清改什么、怎样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存在一个改革的大方向问题。改革，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要改革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创立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认识到了传统计划经济日益显露出的弊端，进行了市场取向改革的探索。最终，突破了市场经济姓“资”、计划经济姓“社”的理论框架，找到完全创新的改革模式。
二、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不要将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画等号。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也存在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其他文件中还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将创建和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取向。有商品经济就有市场，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不起调节经济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中起配置资源作用的是指令性计划，而不是市场。西方有些国家的词典中没有商品经济概念，只有市场经济概念，因而不存在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异同问题。我国的特殊历史发展条件，造成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概念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情况。只有当市场机制能起调节生产的作用，从而成为资源配置者时，这种商品经济才是市场经济。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调节起资源配置作用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它自身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但它又不能脱离开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而独立存在。它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有人借口市场经济是中性的，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因而反对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当前世界上只有两种市场经济，反对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里存在一个思维逻辑问题：“商品经济”概念也是中性的，但我国区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形成共识。为什么一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反对呢？其真实意图是反对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的市场经济。
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界定的是党的十四大。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p.19)这里所讲的资源配置，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讲的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调节生产与流通，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分配到各个经济部门。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市场经济是由市场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利率机制、价格机制等)调节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或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的；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发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运行的市场经济。国家要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和法律手段，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在于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同市场经济的灵活性、效率性结合起来。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鼓励强者而不怜悯弱者。市场规律会形成一种激励机制和创新机制，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市场调节经济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存在市场失灵。当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已不是政府只起“守夜人”作用的自由市场经济，也要实行政府干预。二战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法、韩等国实行的经济计划，包括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用“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也是将政府的作用与市场的作用结合起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家的宏观调控制约着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可以避免和削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经济震荡和经济危机。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消了指令性计划，放开了市场。商品价格的市场化率已达98%，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再由国家计划规定任务指标，基本上是根据市场供求和价格状况安排生产结构和规模。消费者可以自由进入市场，按市场规则自由选择商品。“计划供应”、“短缺经济”成为历史。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这正是市场经济的特点。但我国初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善，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又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3](p.20，p.1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既是全面落实十八大提出的改革任务，又将各项任务具体化，并提出了新的理论指导与部署。怎样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怎样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怎样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决定》提供了指导意见。
三、为什么《决定》强调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决定》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提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4]将多年来所讲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变为“决定性”作用。显然，从行文上看，强化和扩大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习近平指出：这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
之所以强调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根据《决定》和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可以说，由“基础性”作用改变为“决定性”作用，是回归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和要求，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国民经济完全受指令性计划调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提供到何处，完全根据计划指标安排，企业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因此，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资源怎样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和企业，完全由政府计划调节。因此，实行计划经济，发挥计划调节作用，就是国家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计划经济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市场取向的渐进改革，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市场经济就是由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但政府不是从此撒手不管，而是要更好发挥自己应尽的责任。应当注意到，《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连在一起作为不可分割的一句话来阐述的。政府起什么作用，《决定》也做了简要说明。
(二)过去一直提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现在改提“决定性”作用，有一个条件成熟因素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大的20年来，没有提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只提“基础性”作用，现在改提“决定性”作用，表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具备成熟的条件。按照历史事实和习近平的说明，大体有两方面的成熟条件：其一是认识上的条件；其二是实践所提供的条件。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而且从历史事实来看，资本主义国家都一直实行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国家曾一直践行计划经济。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历了市场取向改革的不同阶段。大体上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市场经济)为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更大范围发挥市场作用)；计划和市场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市场经济)相结合；最后统一了认识，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逐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也是逐步推进思想解放的过程。突破市场经济“姓资”、计划经济“姓社”的传统认识已不容易，如果再直接提出西方所宣传和践行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仍会有认识上的障碍，不如提“基础性”作用更平稳。而目前之所以改提“决定性”作用，是由于如习近平所说：“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和现实发展要求，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中央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5]这表明，以前不提“决定性”作用，是条件还不成熟。讲条件成熟，还有另一方面的条件即实践条件。习近平指出：“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5]就是说，在新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市场的能力不断提高。因此，从理论认识和实践过程两方面看，提高和扩大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主客观条件都已成熟。主观条件是理论认识条件；客观条件是现实实践条件。据此，可以而且有必要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变为“决定性”作用。
所谓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一直没有人解释其含义。其实，“基础性”作用并非与“决定性”作用相排斥，也可以作出相一致的解读。有时，讲基础作用，就是决定作用。例如，讲经济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讲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体系基础，就是指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体系。另外，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可以理解为基础层次的作用，即在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中，政府在宏观层次起作用，市场在基础层次起作用，并不排斥其决定性作用。不过，“基础性”作用的提法毕竟不够透明，会模糊其含义，容易被理解为“初步性”或“打基础”之作用，为地方官员不合理干预提供了空间。
(三)强调提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我国虽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规则不统一，存在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习近平指出：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规律，是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并且指出，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5]事实证明，有些政府人员不当干预，与腐败行为相关。
四、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习近平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5]这表明，某些特定行业和企业的资源配置，并不由市场决定。例如，发展国防军事工业，国家创建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开创和发展航天工程事业，建立社会保障性事业等，这些方面的资源配置不会都交给市场决定，而主要由政府决定。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市场监管。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越大，范围越广，政府监管市场的职责也越大，越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又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和“监管不到位问题”。[5]解决后两方面的问题，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和宏观调控的任务。所谓政府干预“过多”，表明并不否定不“过多”的、必要的、正当的政府干预。“过多的干预”是不当干预，不是政府职责所在，也不是宏观调控任务。政府监管职责主要是针对诸如制假售假、生产和销售有毒食品、非法集资和传销、黄赌毒市场、欺行霸市、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虚假广告、环境污染，等等。这种政府干预是必要的。政府还要监管生产安全和职工权益保障。连西方经济学的权威著作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也概括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四项职能：为市场确立法律框架，确定市场准则；影响资源配置以改善经济效率，“帮助按社会需要进行资源配置”，“有时候，政府做出的选择凌驾于市场供给和需求的配置之上”，如“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制定改善收入分配的计划。“看不见的手可能惊人地有效率，但它同时也带来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收入再分配是政府的第二个主要经济职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稳定经济。以上四种政府职能表明“政府应进行干预以增进市场经济的功能和公正”。[6](pp.552-555)这里讲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和必要干预。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在更大程度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政府的职能除前面所讲的监管与促进作用外，还有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职责。要统一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消除市场封锁与割据，打破市场垄断，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防止和处置环境污染和损害生态平衡的行为；运用利率、税收、信贷等财政金融手段，影响和调节市场，引导企业科学发展；以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理念与政策，缩小收入分配过大差距、消除贫富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
五、分清两个层面的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作用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就市场经济运行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言的。在这个层面，是市场起决定作用，政府起监管和促进作用。这是市场经济运行中基础层面的关系，另一个是宏观层面的关系，即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不应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泛化和扩展到第二个层面，我们讲“宏观调控”，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政府、市场、企业的三者关系中，政府处于宏观层次，即居高层次，市场处于中间层次，企业处于基础层次。在这个层面讲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就是指在市场起决定资源配置的前提下，政府在宏观层次上对市场和企业进行必要的、科学的监管和引导，并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促进企业的科学发展。宏观调控的另一层含义，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宏观经济是指整个国民经济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称。根据《决定》和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在资源配置和宏观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等职责。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去办而且应办得更好的事情。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能办到和办好的事，就让市场去起决定作用，政府不要过多干预，政府应做好自己能办而市场办不了和办不好的事。这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应有之义。
2014年1月1日，《人民日报》等媒体发表了习近平的《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一文。其中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党和政府要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要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决策。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需要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表示不应单强调市场化改革，而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脱离。离开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决定》在提出“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后面，紧接着讲“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并要求加快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而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首先要求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所有上述这些方面，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推进。
六、泛化市场决定作用的解读偏离《决定》精神
有的学者出于泛化市场决定作用的误解，质疑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新提法。认为这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讲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价值规律调节生产即自发地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源)分配于不同的部门，是一样的道理。价值规律调节生产，也就是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反映供求关系和竞争关系的价格来决定，价值规律决定同市场决定是一回事。讲价值规律决定资源配置或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涉及三个方面的“决定”事项：一是价格的决定。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价格不再由政府决定，而是在价值基础上由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决定。二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其生产规模与结构的安排，不再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而是由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市场信号决定。三是消费需求的选择与决定。不再是“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下的凭票供应、排队抢购，购买者没有选择权和决定权的状况，而是在市场经济中的供求规律与竞争规律作用下，消费者有权决定自己的需求选择，也就是《决定》中所说的“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弄清这些方面的理论与实际情况，弄清价值规律决定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本意，就不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理论与实践产生质疑。
有些读者和学者，由于没有分清不同领域政府和市场的不同作用，也没有弄清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在不同层面的作用，误以为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涵盖了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产生疑虑。
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有的主流媒体也出现了泛化市场决定作用的解读，这会误导读者。例如，2013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详解十八届三中全会亮点：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权威访谈·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一文，受访者是中央宣讲团成员。他解读说：“市场的作用从‘基础’变为‘决定’……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财政金融、土地制度、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为标尺。”这里竟然将市场的决定作用泛化到整个经济社会、生态文明等不同领域，甚至泛化到由市场决定基本经济制度。然而，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或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党和政府的引导与推进，能由市场决定其形成、存在和发展吗？竟然连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也要由市场决定！颠倒了关系！应是由政府职能监管市场，由宏观调控调节市场运行，而不是反过来由市场决定政府的监管和宏观调控作用。对于这种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项目的一个课题组已在《对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些“权威解读”值得商榷》一文中进行了评论。①
另外，有的学者以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或欧美市场经济模式的理念为依据，对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也作了泛化的解读。如有的学者在解读中淡化和否定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中的宏观调控作用，说什么“是市场起决定作用，不是宏观调控”。公然忽视和否定《决定》中强调宏观调控作用的有关论述。另外，有的学者认为中央提出市场的决定作用，就是要弱化政府的职能，是否定“强势政府”，否定政府对市场的“驾驭”和对市场及社会经济生活的监管，否定国有经济的作用。认为自己的一套新自由主义观点，被三中全会采纳，争论见了分晓。这种解读和宣传，完全不符合《决定》的本意和精神，也会影响和加重一些读者和学者对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新提法的疑虑。应正本清源，按照《决定》的精神，澄清理论是非。
习近平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提到“我们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指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管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内在要求”。而且，“全会决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5]可见，《决定》和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是与新自由主义的“教义”完全对立的。
作者介绍：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