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刑事立法促进了刑法学的 发展 ，改革开放催发刑法知识的更新，国内外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拓展了刑法的空间。30年来我国刑法学在学科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刑法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同时文章还指出当前我国刑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改进途径，并对今后刑法学发展的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刑事立法促进了刑法学的 发展 ，改革开放催发刑法知识的更新，国内外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拓展了刑法的空间。30年来我国刑法学在学科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刑法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同时文章还指出当前我国刑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改进途径，并对今后刑法学发展的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
人们喜欢选取逢五逢十的倍数年份来庆祝或纪念某个重要的日子或事件，并且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做法。在这样的“范式”下，学术界也喜欢以某个时段为界，回顾或反思某些学术问题。本文即以1979至2008年的30年为范围，对我国刑法学的研究发展作一考察。 一、30年来刑法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一)刑事立法促进刑法学的发展
刑法的颁布直接推动了刑法学研究，据学者统计，刑法颁布前，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发表的刑法 论文 仅有176篇，而刑法颁布后至1985年底的6年多时间里，发表的论文有近2300篇，约相当于过去的13倍。①虽然我们对此还可以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社会大背景中寻找原因，但刑法文本的出现，以及刑法的实施所引发的大量疑难问题，无疑为刑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极大的内驱力。
由于 历史 的惯性，1979年颁布的刑法仍然带有较强的 政治 色彩，如总则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该条的内容本来是刑法制定的根据，但在标题中却被称为“刑法的指导思想”，又如分则第1章中的“反革命罪”，之所以用这么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名称，是因为“在 法律 上明确规定什么是反革命罪，以便划清反革命罪与非反革命罪的界限，这是我国人民民主法制的一个传统做法。”②与此相呼应，我国刑法学界也将1979年刑法解读为“一部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刑法”。③
但是，随着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和重心转入 经济 建设，刑法研究中的这种“大词”开始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现实问题：一方面，对刑法典的注释和对刑法施行后司法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解答成为刑法学界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犯罪领域的新情况和新特点促使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出反应，而对这种反应的理论准备和理论论证乃至理论评析又成为学界不可回避的问题，如经济犯罪、社会治安恶化、腐败等现象的加剧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81年至1997年新刑法通过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5部单行刑法。此外，还在107个非刑事法律中设置了附属刑法规范。经过这些不断补充，刑法中的罪名由1979年刑法典中的130个增加到263个。④现实中的问题加上立法上的反应成为刑法学研究新的知识增长点，例如，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对经济犯罪的研究逐渐成为刑法学界的一方热土，相继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如欧阳涛等著的《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刘白笔、刘用生著的《经济刑法学》(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陈兴良主编的《经济刑法学》(总论)( 中国 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90年版)，杨敦先、谢宝贵主编的《经济犯罪学》(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版)，陈宝树主编的《经济犯罪与防治对策》(河南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等等。
1988年，立法机关把刑法典的修改工作列入立法规划。从那时起，刑法学界花了相当多的精力来研究刑法完善问题。到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被全国人大通过，其中许多地方凝聚着学界的心血，如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改“反革命罪”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等。新刑法共规定了413个罪名，为刑法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平台。随着新刑法的实施以及大量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的出台，刑法研究的课题进一步拓展。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的转型还在继续之中，这在一定意义上注定了对新刑法的修改补充不可避免，这一方面打破了97年部分刑法学者关于新刑法是一部“稳定的刑法典”的预言，另一方面也使刑法的修改完善继续成为刑法学者关注的对象，其中也包括刑法修改的形式，即由过去的决定、补充规定变为系列修正案。
可见，我国刑法学的恢复和发展，是与新时期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紧密相连的。
(二)改革开放催发刑法知识的更新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刑法学复苏，是建立在50年代苏联刑法学知识的基础之上的。1982年出版的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刑法学》(高铭暄主编，法律出版社)，基本沿袭了苏联刑法教科书的体系和原理，其“犯罪构成体系几乎是特拉伊宁的翻版”。⑤这说明当时的刑法学主流知识基础是苏联刑法学。但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刑法知识也出现了两个新的增长点：一是我国 台湾 地区刑法学著作的引入；二是国外刑法学译著的出版。
也许是意识到历史虚无主义不利于刑法学的研究发展，自80年代初，一批我国台湾刑法学著作被陆续影印在大陆出版。关于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研究对中国大陆同行的影响，许章润教授曾经指出：“80年代初、中期对于台湾法律学术的欣纳，恰是对于被迫中断的法学与法律传统的接续，或者说，是清末变法改制开其端绪的近代中国法学与法律传统，在1949年以后一树两枝、各有型制的情形下，于80年代初、中期出现的传统的汇合。”⑥陈兴良教授也坦承：他在1983年前后买到韩忠谟的《刑法原理》一书的影印本，“初读该书，对于当时初入刑法学之门的我辈来说确有眼界大开之感，并且如饥似渴地从中汲取学术营养。”他于1984年发表的第1篇论文《论我国刑法中的间接正犯》就是从韩氏书中借用“间接正犯”一词来对我国刑法规定进行理论解说的。其后，他的第二篇、第三篇论文均是从台湾地区学者的刑法学著作中引进的学说与概念，而这些“均为当时我国教科书所不见”。⑦时至今日，两岸刑法学者的交流已趋活跃，当年版权页上写着“内部 参考 ，批判使用”字样的前述《刑法原理》等书已在大陆正式出版简体字本，不仅如此，大陆出版社还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民国时期的刑法学著作，如陈瑾昆的《刑法总则讲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吴允锋勘校)、王觐的《中华刑法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姚建龙勘校)等。⑧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外国刑法学论著经过编译和翻译传入我国，其中既有大陆法系的，也有英美法系的，它们为封闭了数十年的我国刑法学打开了一扇窗，拓展了刑法学者的视野。早期影响较大的有：1984年和1985年分上、下两册分别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刑法学》(甘雨沛、何鹏著)，“该书内容庞杂，虽然存在文字艰涩且无注释的不足，但其丰富的资料对于处于饥渴状态的我国刑法学界不啻是一道盛宴”⑨；1986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刑法总论讲义》(福田平、大冢仁编，李乔等译)，该书简明扼要，体系清晰；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刑法》(储槐植著)，为人们了解美国刑法理论提供了便利。
进入90年代，大批的刑法译著和外国刑法汉译典源源不断地出版。译著中，既有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李斯特的《德国刑法教科书》(施密特修订版，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等历史名著，也有大冢仁的《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耶赛克的《德国刑法教科书》(自第5版起增加魏根特为共同作者，并且“他将承担本教科书将来的修订工作”，徐久生译，中
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等当代名著。译著的来源既有德、日等对我国有传统影响的大陆法系国家，也有法国、意大利等其他大陆法系国家，还有美、英等英美法系国家，以及俄罗斯等转型后的国家。也许是我国清末刑法改制对大陆法系刑法的选择所致，也许是我国承继的前苏联刑法理论本来就来自于对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改造，加上我国改革开放后留学日本、德国的刑法学人较多，使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在我国影响不断增大，以致有的中国刑法学者在批判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时，发出了“除了以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取而代之以外，别无出路”的感叹。⑩不过，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刑法学译著明显在增多，如2004年出版的弗莱彻的《刑法的基本概念》(王世洲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罗宾逊的《刑法的结构与功能》(何秉松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刘仁文等译，法律出版社)等。 除了专著和教科书的翻译，外国刑法典的翻译也在不断推进，现在，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刑法典大都有了中译本。对于这些翻译，一位外国作者将其理解为“中国对外国文化开放的表示”(耶赛克为其《德国刑法教科书》所作的中译本序言中语)。尽管翻译的质量良莠不齐，但总的来讲，它对促进我国刑法学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这从近些年来我国刑法学者的著述引注中就可见一斑，过去那种很少有引注或一有引注就单一于马列著作的局面已经大大地改观了。
(三)国内外刑法学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现实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催生着刑法学向更宽和更深的领域发展。这里，试举两例加以说明： 首先，让我们看看国际刑法学在中国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犯罪特别是国际性和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中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犯罪频繁发生，与此同时，冷战的结束减少甚至消除了各国政府在防止和惩治国际犯罪方面的意识形态分歧，这使得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建立变得更加容易。1993年和1994年，联合国安理会分别通过决议，决定设立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1998年，联合国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各国外交大会上又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2002年，据此规约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此外，联合国还在一些国家设立或帮助设立了各种形式的国际化刑事法庭。
中国积极参加国际刑法实践，例如，我国先后有三位法官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工作(李浩培、王铁崖和现任的刘大群)；我国虽然最后没有成为《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对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和发展十分关注。国际刑法领域的这些新动向以及中国政府对国际刑法实践的态度，使中国刑法学界也更加关心这一新兴学科，例如，最近几年，中国刑法学界对《罗马规约》的研究相当活跃，有关这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频繁举行。而国际刑法整体上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仅2007年就出版了三部专著(朱文奇著的《国际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黄风等人著的《国际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马呈元著的《国际刑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与国际刑法相关，我国相继签署并批准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其中不少涉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要求国内立法协调发展。由是，不少刑法学者以这类国际公约为参照，探讨我国刑法的完善，如有的学者结合《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条款(该公约我国已签署尚待批准)，对我国刑法中的死刑立法提出了完善意见；(11)又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于2003年通过后(我国已签署并批准该公约)，刑法学界对我国刑法与公约的要求所存在的差距也做了比较多的研究。(12)此外，国门的打开，为犯罪分子外逃提供了方便，近年来，我国贪官外逃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如何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以及协调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如针对国际上通行的“死刑不引渡原则”，有国内学者提出废除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也成为刑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二、30年来我国刑法学取得的基本成绩
(一)学科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
从广度看，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刑法学科群，包括注释刑法学(服务于司法实践的刑法教义学)、理论刑法学(刑法基本原理和刑法 哲学 )、比较刑法学(各国刑法之间的比较)、国际刑法学(以国际公约中规定的国际犯罪为主要研究对象)、区际刑法学(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等不同法域之间的刑事司法协助)、刑事政策学等各个子学科。其中像刑事政策学这样的学科其实还包括了刑事诉讼、刑事执行等领域的内容，国际刑法学、区际刑法学也是如此，但这些学科主要还是由刑法学者来开拓的。从深度上看，“刑法学界自8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从注释刑法学向批判型及建设型的理论刑法学的努力，应当看到其成绩是显著的。尤其是90年代以来，刑法学界的诸多有识之士的勤奋耕耘，使我国的刑法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4)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刑法专业槽的形成。(15)刑法本身的性质，要求刑法学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而要使刑法学达至精确，“法言法语”武装起来的理论和技术就不能或缺，甚至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概念也至关重要。(16)回顾过去30年法学刊物上发表的刑法论文，我们不难看出有以下特点：一是刑法学研究刚恢复时，有许多刑法论文作者并不是专门从事刑法研究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刑法研究的准入门槛比较低；二是当时学界热衷于争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非刑法问题”，但后来这类问题就慢慢地让位给“罪刑法定”、“犯罪构成”了；三是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色彩越来越浓，无论是犯罪论的改造，还是期待可能性的借鉴，还是违法性认识、客观归责、法益等讨论，不要说非专业人士无法参与，即便是刑法学人，如果其知识结构老化，或者对该问题缺乏研究，也难以对话和沟通。这说明，至少在规范刑法学里，谁都能探过头去啃几口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提供了较有力的理论支持
先说刑事立法：1979年的刑法典是在1963年形成的第33稿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其中的每一稿都包含着我国老一辈刑法学者的心血，例如，高铭暄教授就回忆道：他本人“从1954年10月至1979年7月，除开工作停顿的时间不算，基本上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起草拟订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具体工作。”(17)欧阳涛研究员也回忆说：他于1978年被重新吸收入刑法草案的修订班子，在最后定稿时，发现草案在总则中删去了原有的有关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公民犯罪的处罚规定，在分则“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使用了“诬告反坐”的措辞，他立即向起草班子提出异议，但没有得到采纳。鉴于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时间的紧迫性(当时草案已即将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他与法学所的崔庆森等其他几位同志商量，决定通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向中央反映这一意见，指出不能删去有关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公民犯罪的处罚规定和不宜使用“诬告反坐”这一封建法律术语的理由。他们的这一意见最后被中央采纳，使得通过后的刑法在这两个问题上更加完善。(18)1988年，立法机关将刑法修订列入立法规划，此后，刑法学界围绕刑法的改革与完善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如召开以此为主题的年会)，并出版和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19)应当说，理论界为新刑法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废止类推制度、改“反革命罪”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等所作的理论论证是比较充分的。(20)当然，并不是学者们的所有意见都能被立法机关采纳，如新刑法在限制死刑问题上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却与绝大多数学者的期待相距甚远，这不能简单地用理论准备不足来解释(事实上，对某些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废除死刑几成刑法学界的共识)。(21)
再说刑事司法：1979年刑法颁布后，刑法学界在刑法注释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为司法实务界掌握刑法作出了贡献。(22)不要小看这种注释，也不要拿今天的眼光去批评当时的注释水平，考虑到当时法制重建刚起步、整个司法队伍的业务水平还比较低，不应否认这项工作的历史价值。实践性是规范刑法学的本质特征，也是其繁荣发展的源泉，因此也注定了为实践释疑解惑的注释刑法学的生命力。随着我国刑事法治向纵深发展，对刑法解释的需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这也是近些年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解释方法、解释原理孜孜以求的一个
重要原因。在刑事司法领域，学者们还通过参与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讨论等方式来献计献策。当然，如同刑事立法一样，有这种参与机会的毕竟只能是少数刑法学者，大多数刑法学者还是通过自己的文章或著作来提出问题与建议，或对新出台的司法解释进行解读与评论。在这种解读与评论中，也不乏对某些司法解释的批评，如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后，围绕该司法解释的正当性、必要性等问题，在法学界引起了一场争论，争论源于朱苏力教授在《法学》发表的相关文章。无论是辩护还是批评，都是言说者的贡献，它有利于真理愈辩愈明，有利于法的运作在博弈中获得最佳的社会效果。
(三)刑法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
研究方法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正如黑格尔所指出：学科的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23)新时期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方法论作出贡献的第一本书是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所采用的刑法哲学研究方法对学界形成很大的冲击力：原来刑法学还可以这样研究！一时间，形而上的研究蔚然成风。在这种情况下，张明楷教授发出了自己独立的声音：“刑法解释学不是低层次的学问，对刑法的注释也是一种理论，刑法的适用依赖于解释。因此，没有刑法解释学就没有发达的刑法学，一个国家的刑法学如果落后，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解释好刑法，一个国家的刑法学如果发达，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解释刑法下了工夫。”(24)从此，注释刑法学与理论刑法学并行不悖，互相促进。回归后的注释刑法学也摆脱了当初就事论事的稚嫩，更多地上升到方法论高度来阐明问题，如刑法解释中的目的性解释、刑法教义学中的司法三段论等。(25)近来，有学者还注意到了当前注释刑法学对刑罚量化的配刑分析之不足，“在分论(罪刑各论)中，对‘刑’的论述几乎沦落到完全可以省略而自行查阅条文法定刑的地步”，(26)这是十分精当的见解。近年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那就是在注释刑法和理论刑法这种静态刑法之外，又出现了一种动态刑法的研究方法，其基本考虑是：注释刑法属于一种文本刑法，理论刑法属于一种理念刑法，两者均属静态，但刑法在运作中存在和发展，刑法的本性是动态的和实践的，于是根据刑法的本性打造一门新的学问——动态刑法，就成为刑法本身和社会的需要。(27)当然，谈及刑法研究方法，我们不能忘记储槐植教授的一个具有学术标签意义的思想：刑事一体化。这一命题提出后，在我国刑法学界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影响，成为许多学者所推崇的一种研究方法。1997年，陈兴良教授创办《刑事法评论》，其编辑宗旨就将刑事一体化确立为一种研究模式，因而被评论者称为刑事一体化的自觉实践。(28)刑事一体化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普遍联系 规律 和系统论，它是我国刑事法各子学科的知识积累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也是提高刑法效益、理顺刑法机制的必由之路。
(四)学术规范基本形成
首先，学者们的话语更加学术化了。有学者在回顾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刑法学研究时指出：当时作文立论总要从经典著述中寻根觅据，借助领袖话语来进行学术表达，因而政治分析多于法律分析，缺乏周密的论证。(29)时至今日，虽然仍有的学者在个别情况下借助于大词哲学的写作策略，但总的来说，纯学术化的语言和论证方式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主流。学术的归学术，学者们在阐明自己的学术思想时，不用再遮遮掩掩，而是可以直奔主题，例如，在近年关于犯罪论体系的改造讨论中，有学者就明确提出了“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应当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彻底清算苏俄刑法学的影响”，(30)尽管这种观点不一定准确，但学术上的偏激有时恰恰能刺激问题讨论的深入。可以说，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宽容并尊重他人的学术观点，平等地讨论学术问题，这是中国刑法学进一步走向繁荣的生态基础。其次，论著的引注更加规范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论文写作开始转型，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注释从无到有，由少至多。”(31)这是对的，且有书为证，例如，1986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铭暄教授主编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1949-1985)》，虽然开法学各学科的综述之先河，且为刑
法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资料方便，但今天看来，该书的最大不足就是没有注释，以致读者面对综述中的各种观点，不知是谁的观点，只好在引注中笼统地标明来自该书，于是就出现了相互矛盾的观点均引自该书的现象。现在，人们已普遍认同以下观点：学术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任何人的思想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别人的观点或资料，无论是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还是作为评析的对象，都应有处可查，这也是尊重别人的表现。陈兴良教授曾对自己过去将从民国时期刑法论著中看到的日本学者的观点没有标明其转引性质表示检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刑法学界对引注规范化的重视。(32)再次，与此相关，“主编文化”开始淡化。有学者指出：“1979年刑法诞生后的20年间，促成刑法学繁荣又加速其衰落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教材编写热潮。师生齐动员，共同编教材，形成‘天下教材一大抄，抄来抄去都糟糕’的局面，由此滋养的‘主编文化’，流弊深远。”(33)另有学者也指出：“主编制形式，在相当程度上抹杀了学术个性。由此造成的消极影响，恐怕今后需要几代学人才能消除。”(34)确实，学术思考和写作本质上只能是一种个体化的行为，对于专著、教材的编写，作者多了不利于保证体系的完整和内在逻辑的统一，尤其是某些主编还是挂名主编，更有损书的质量。现在，从专著来看，个人独著的越来越多，那种主编制的已经越来越少；而教材，也陆续出现个人独著的，这种变化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三、当前我国刑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改进
(一)缺乏学派之争。多元化是学术发展的基础，在一个学者拥有学术自由、具备主体意识和理论自觉的社会里，拥有不同的学派是正常而必然的事情，但我国的刑法学却是“无声的刑法学”，缺乏公开、积极的理论对抗，(35)正所谓有山头而无学派。有感于此，有的刑法学同仁对在中国早日迎来学派之争求之心切：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张明楷教授就发出要形成学派论争的呼吁，(36)本世纪初，周光权博士又发出类似的呼吁。(37)但恕我直言，学派之争难道是呼吁出来的么？我担心的是，在不具备水到渠成的学派产生条件时，急切间呼吁出来的学派之争只能是揠苗助长、为学派而学派，而这样的学派之争由于不是出于 自然 ，不可能达到促进学术之效。屈指算来，新中国刑法学也走到了第三代：第一代当然是老一辈刑法学家，第二代应是“文革”结束后培养出来的头几批大学生，现在正在成长的当属第三代刑法学人。如果这一代学人能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那么中国刑法学派的形成就是可能的：1、强化主体意识。主体意识要求刑法学者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但目前我国的刑法学研究比较普遍地存在主体意识低下的现象，如理论研究过分追随现实甚至迎合现实，使刑法学研究成为一种应时的、也容易过时的研究；盲目迷信权威，把所谓权威性的观点奉为圭臬，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云亦云地加入反传统的阵营。(38)我认为，提倡主体意识，至少应做到：一要开放而不跟风。对国内外的学术活动和研究动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并适当参与是必要的，但由于人的精力和知识有限，因此应当有所选择，更重要的是，对于来自国内外同行的观点应当以批判的眼光来对待，始终秉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二是敬业却不急躁。著书立说，是一项极辛苦的个性化工作，惟有扎扎实实地读一批书，认认真真地思考，才能得出属于自己的思想。当前刑法学界人才辈出，每年高产的学者不在少数，在这种情形下，要切忌急躁和攀比，只有始终如一、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自己的目标走下去，才能最终有所获。2、追求理性的学术论辩。理性论辩最重要的规则是言谈者的普遍性和论辩机遇的平等性；其次是尊重他人对自己观点的解释，不得强加于人，更不能追究“用心”；第三是宽容，任何论辩都是开始而不应是“终结”。(39)这就要求我们反对霸道做法和“左右逢源”的圆滑态度，无论在立论还是反驳时，都要学术性地去论证和思考问题，而不要借用意识形态、权势地位或社会影响去压人伤人，惟此，学术上的共同体和健康的对话机制才能逐步形成。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刑事立法促进了刑法学的 发展 ，改革开放催发刑法知识的更新，国内外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拓展了刑法的空间。30年来我国刑法学在学科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刑法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同时文章还指出当前我国刑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改进途径，并对今后刑法学发展的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刑事立法促进了刑法学的 发展 ，改革开放催发刑法知识的更新，国内外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拓展了刑法的空间。30年来我国刑法学在学科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刑法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同时文章还指出当前我国刑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改进途径，并对今后刑法学发展的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
人们喜欢选取逢五逢十的倍数年份来庆祝或纪念某个重要的日子或事件，并且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做法。在这样的“范式”下，学术界也喜欢以某个时段为界，回顾或反思某些学术问题。本文即以1979至2008年的30年为范围，对我国刑法学的研究发展作一考察。 一、30年来刑法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一)刑事立法促进刑法学的发展
刑法的颁布直接推动了刑法学研究，据学者统计，刑法颁布前，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发表的刑法 论文 仅有176篇，而刑法颁布后至1985年底的6年多时间里，发表的论文有近2300篇，约相当于过去的13倍。①虽然我们对此还可以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社会大背景中寻找原因，但刑法文本的出现，以及刑法的实施所引发的大量疑难问题，无疑为刑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极大的内驱力。
由于 历史 的惯性，1979年颁布的刑法仍然带有较强的 政治 色彩，如总则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该条的内容本来是刑法制定的根据，但在标题中却被称为“刑法的指导思想”，又如分则第1章中的“反革命罪”，之所以用这么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名称，是因为“在 法律 上明确规定什么是反革命罪，以便划清反革命罪与非反革命罪的界限，这是我国人民民主法制的一个传统做法。”②与此相呼应，我国刑法学界也将1979年刑法解读为“一部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刑法”。③
但是，随着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和重心转入 经济 建设，刑法研究中的这种“大词”开始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现实问题：一方面，对刑法典的注释和对刑法施行后司法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解答成为刑法学界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犯罪领域的新情况和新特点促使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出反应，而对这种反应的理论准备和理论论证乃至理论评析又成为学界不可回避的问题，如经济犯罪、社会治安恶化、腐败等现象的加剧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81年至1997年新刑法通过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5部单行刑法。此外，还在107个非刑事法律中设置了附属刑法规范。经过这些不断补充，刑法中的罪名由1979年刑法典中的130个增加到263个。④现实中的问题加上立法上的反应成为刑法学研究新的知识增长点，例如，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对经济犯罪的研究逐渐成为刑法学界的一方热土，相继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如欧阳涛等著的《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刘白笔、刘用生著的《经济刑法学》(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陈兴良主编的《经济刑法学》(总论)( 中国 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90年版)，杨敦先、谢宝贵主编的《经济犯罪学》(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版)，陈宝树主编的《经济犯罪与防治对策》(河南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等等。
1988年，立法机关把刑法典的修改工作列入立法规划。从那时起，刑法学界花了相当多的精力来研究刑法完善问题。到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被全国人大通过，其中许多地方凝聚着学界的心血，如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改“反革命罪”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等。新刑法共规定了413个罪名，为刑法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平台。随着新刑法的实施以及大量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的出台，刑法研究的课题进一步拓展。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的转型还在继续之中，这在一定意义上注定了对新刑法的修改补充不可避免，这一方面打破了97年部分刑法学者关于新刑法是一部“稳定的刑法典”的预言，另一方面也使刑法的修改完善继续成为刑法学者关注的对象，其中也包括刑法修改的形式，即由过去的决定、补充规定变为系列修正案。
可见，我国刑法学的恢复和发展，是与新时期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紧密相连的。
(二)改革开放催发刑法知识的更新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刑法学复苏，是建立在50年代苏联刑法学知识的基础之上的。1982年出版的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刑法学》(高铭暄主编，法律出版社)，基本沿袭了苏联刑法教科书的体系和原理，其“犯罪构成体系几乎是特拉伊宁的翻版”。⑤这说明当时的刑法学主流知识基础是苏联刑法学。但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刑法知识也出现了两个新的增长点：一是我国 台湾 地区刑法学著作的引入；二是国外刑法学译著的出版。
也许是意识到历史虚无主义不利于刑法学的研究发展，自80年代初，一批我国台湾刑法学著作被陆续影印在大陆出版。关于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研究对中国大陆同行的影响，许章润教授曾经指出：“80年代初、中期对于台湾法律学术的欣纳，恰是对于被迫中断的法学与法律传统的接续，或者说，是清末变法改制开其端绪的近代中国法学与法律传统，在1949年以后一树两枝、各有型制的情形下，于80年代初、中期出现的传统的汇合。”⑥陈兴良教授也坦承：他在1983年前后买到韩忠谟的《刑法原理》一书的影印本，“初读该书，对于当时初入刑法学之门的我辈来说确有眼界大开之感，并且如饥似渴地从中汲取学术营养。”他于1984年发表的第1篇论文《论我国刑法中的间接正犯》就是从韩氏书中借用“间接正犯”一词来对我国刑法规定进行理论解说的。其后，他的第二篇、第三篇论文均是从台湾地区学者的刑法学著作中引进的学说与概念，而这些“均为当时我国教科书所不见”。⑦时至今日，两岸刑法学者的交流已趋活跃，当年版权页上写着“内部 参考 ，批判使用”字样的前述《刑法原理》等书已在大陆正式出版简体字本，不仅如此，大陆出版社还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民国时期的刑法学著作，如陈瑾昆的《刑法总则讲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吴允锋勘校)、王觐的《中华刑法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姚建龙勘校)等。⑧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外国刑法学论著经过编译和翻译传入我国，其中既有大陆法系的，也有英美法系的，它们为封闭了数十年的我国刑法学打开了一扇窗，拓展了刑法学者的视野。早期影响较大的有：1984年和1985年分上、下两册分别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刑法学》(甘雨沛、何鹏著)，“该书内容庞杂，虽然存在文字艰涩且无注释的不足，但其丰富的资料对于处于饥渴状态的我国刑法学界不啻是一道盛宴”⑨；1986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刑法总论讲义》(福田平、大冢仁编，李乔等译)，该书简明扼要，体系清晰；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刑法》(储槐植著)，为人们了解美国刑法理论提供了便利。
进入90年代，大批的刑法译著和外国刑法汉译典源源不断地出版。译著中，既有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李斯特的《德国刑法教科书》(施密特修订版，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等历史名著，也有大冢仁的《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耶赛克的《德国刑法教科书》(自第5版起增加魏根特为共同作者，并且“他将承担本教科书将来的修订工作”，徐久生译，中
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等当代名著。译著的来源既有德、日等对我国有传统影响的大陆法系国家，也有法国、意大利等其他大陆法系国家，还有美、英等英美法系国家，以及俄罗斯等转型后的国家。也许是我国清末刑法改制对大陆法系刑法的选择所致，也许是我国承继的前苏联刑法理论本来就来自于对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改造，加上我国改革开放后留学日本、德国的刑法学人较多，使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在我国影响不断增大，以致有的中国刑法学者在批判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时，发出了“除了以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取而代之以外，别无出路”的感叹。⑩不过，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刑法学译著明显在增多，如2004年出版的弗莱彻的《刑法的基本概念》(王世洲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罗宾逊的《刑法的结构与功能》(何秉松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刘仁文等译，法律出版社)等。 除了专著和教科书的翻译，外国刑法典的翻译也在不断推进，现在，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刑法典大都有了中译本。对于这些翻译，一位外国作者将其理解为“中国对外国文化开放的表示”(耶赛克为其《德国刑法教科书》所作的中译本序言中语)。尽管翻译的质量良莠不齐，但总的来讲，它对促进我国刑法学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这从近些年来我国刑法学者的著述引注中就可见一斑，过去那种很少有引注或一有引注就单一于马列著作的局面已经大大地改观了。
(三)国内外刑法学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现实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催生着刑法学向更宽和更深的领域发展。这里，试举两例加以说明： 首先，让我们看看国际刑法学在中国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犯罪特别是国际性和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中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犯罪频繁发生，与此同时，冷战的结束减少甚至消除了各国政府在防止和惩治国际犯罪方面的意识形态分歧，这使得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建立变得更加容易。1993年和1994年，联合国安理会分别通过决议，决定设立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1998年，联合国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各国外交大会上又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2002年，据此规约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此外，联合国还在一些国家设立或帮助设立了各种形式的国际化刑事法庭。
中国积极参加国际刑法实践，例如，我国先后有三位法官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工作(李浩培、王铁崖和现任的刘大群)；我国虽然最后没有成为《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对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和发展十分关注。国际刑法领域的这些新动向以及中国政府对国际刑法实践的态度，使中国刑法学界也更加关心这一新兴学科，例如，最近几年，中国刑法学界对《罗马规约》的研究相当活跃，有关这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频繁举行。而国际刑法整体上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仅2007年就出版了三部专著(朱文奇著的《国际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黄风等人著的《国际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马呈元著的《国际刑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与国际刑法相关，我国相继签署并批准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其中不少涉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要求国内立法协调发展。由是，不少刑法学者以这类国际公约为参照，探讨我国刑法的完善，如有的学者结合《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条款(该公约我国已签署尚待批准)，对我国刑法中的死刑立法提出了完善意见；(11)又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于2003年通过后(我国已签署并批准该公约)，刑法学界对我国刑法与公约的要求所存在的差距也做了比较多的研究。(12)此外，国门的打开，为犯罪分子外逃提供了方便，近年来，我国贪官外逃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如何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以及协调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如针对国际上通行的“死刑不引渡原则”，有国内学者提出废除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也成为刑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二、30年来我国刑法学取得的基本成绩
(一)学科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
从广度看，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刑法学科群，包括注释刑法学(服务于司法实践的刑法教义学)、理论刑法学(刑法基本原理和刑法 哲学 )、比较刑法学(各国刑法之间的比较)、国际刑法学(以国际公约中规定的国际犯罪为主要研究对象)、区际刑法学(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等不同法域之间的刑事司法协助)、刑事政策学等各个子学科。其中像刑事政策学这样的学科其实还包括了刑事诉讼、刑事执行等领域的内容，国际刑法学、区际刑法学也是如此，但这些学科主要还是由刑法学者来开拓的。从深度上看，“刑法学界自8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从注释刑法学向批判型及建设型的理论刑法学的努力，应当看到其成绩是显著的。尤其是90年代以来，刑法学界的诸多有识之士的勤奋耕耘，使我国的刑法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4)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刑法专业槽的形成。(15)刑法本身的性质，要求刑法学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而要使刑法学达至精确，“法言法语”武装起来的理论和技术就不能或缺，甚至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概念也至关重要。(16)回顾过去30年法学刊物上发表的刑法论文，我们不难看出有以下特点：一是刑法学研究刚恢复时，有许多刑法论文作者并不是专门从事刑法研究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刑法研究的准入门槛比较低；二是当时学界热衷于争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非刑法问题”，但后来这类问题就慢慢地让位给“罪刑法定”、“犯罪构成”了；三是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色彩越来越浓，无论是犯罪论的改造，还是期待可能性的借鉴，还是违法性认识、客观归责、法益等讨论，不要说非专业人士无法参与，即便是刑法学人，如果其知识结构老化，或者对该问题缺乏研究，也难以对话和沟通。这说明，至少在规范刑法学里，谁都能探过头去啃几口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提供了较有力的理论支持
先说刑事立法：1979年的刑法典是在1963年形成的第33稿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其中的每一稿都包含着我国老一辈刑法学者的心血，例如，高铭暄教授就回忆道：他本人“从1954年10月至1979年7月，除开工作停顿的时间不算，基本上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起草拟订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具体工作。”(17)欧阳涛研究员也回忆说：他于1978年被重新吸收入刑法草案的修订班子，在最后定稿时，发现草案在总则中删去了原有的有关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公民犯罪的处罚规定，在分则“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使用了“诬告反坐”的措辞，他立即向起草班子提出异议，但没有得到采纳。鉴于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时间的紧迫性(当时草案已即将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他与法学所的崔庆森等其他几位同志商量，决定通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向中央反映这一意见，指出不能删去有关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公民犯罪的处罚规定和不宜使用“诬告反坐”这一封建法律术语的理由。他们的这一意见最后被中央采纳，使得通过后的刑法在这两个问题上更加完善。(18)1988年，立法机关将刑法修订列入立法规划，此后，刑法学界围绕刑法的改革与完善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如召开以此为主题的年会)，并出版和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19)应当说，理论界为新刑法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废止类推制度、改“反革命罪”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等所作的理论论证是比较充分的。(20)当然，并不是学者们的所有意见都能被立法机关采纳，如新刑法在限制死刑问题上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却与绝大多数学者的期待相距甚远，这不能简单地用理论准备不足来解释(事实上，对某些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废除死刑几成刑法学界的共识)。(21)
再说刑事司法：1979年刑法颁布后，刑法学界在刑法注释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为司法实务界掌握刑法作出了贡献。(22)不要小看这种注释，也不要拿今天的眼光去批评当时的注释水平，考虑到当时法制重建刚起步、整个司法队伍的业务水平还比较低，不应否认这项工作的历史价值。实践性是规范刑法学的本质特征，也是其繁荣发展的源泉，因此也注定了为实践释疑解惑的注释刑法学的生命力。随着我国刑事法治向纵深发展，对刑法解释的需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这也是近些年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解释方法、解释原理孜孜以求的一个
重要原因。在刑事司法领域，学者们还通过参与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讨论等方式来献计献策。当然，如同刑事立法一样，有这种参与机会的毕竟只能是少数刑法学者，大多数刑法学者还是通过自己的文章或著作来提出问题与建议，或对新出台的司法解释进行解读与评论。在这种解读与评论中，也不乏对某些司法解释的批评，如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后，围绕该司法解释的正当性、必要性等问题，在法学界引起了一场争论，争论源于朱苏力教授在《法学》发表的相关文章。无论是辩护还是批评，都是言说者的贡献，它有利于真理愈辩愈明，有利于法的运作在博弈中获得最佳的社会效果。
(三)刑法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
研究方法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正如黑格尔所指出：学科的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23)新时期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方法论作出贡献的第一本书是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所采用的刑法哲学研究方法对学界形成很大的冲击力：原来刑法学还可以这样研究！一时间，形而上的研究蔚然成风。在这种情况下，张明楷教授发出了自己独立的声音：“刑法解释学不是低层次的学问，对刑法的注释也是一种理论，刑法的适用依赖于解释。因此，没有刑法解释学就没有发达的刑法学，一个国家的刑法学如果落后，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解释好刑法，一个国家的刑法学如果发达，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解释刑法下了工夫。”(24)从此，注释刑法学与理论刑法学并行不悖，互相促进。回归后的注释刑法学也摆脱了当初就事论事的稚嫩，更多地上升到方法论高度来阐明问题，如刑法解释中的目的性解释、刑法教义学中的司法三段论等。(25)近来，有学者还注意到了当前注释刑法学对刑罚量化的配刑分析之不足，“在分论(罪刑各论)中，对‘刑’的论述几乎沦落到完全可以省略而自行查阅条文法定刑的地步”，(26)这是十分精当的见解。近年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那就是在注释刑法和理论刑法这种静态刑法之外，又出现了一种动态刑法的研究方法，其基本考虑是：注释刑法属于一种文本刑法，理论刑法属于一种理念刑法，两者均属静态，但刑法在运作中存在和发展，刑法的本性是动态的和实践的，于是根据刑法的本性打造一门新的学问——动态刑法，就成为刑法本身和社会的需要。(27)当然，谈及刑法研究方法，我们不能忘记储槐植教授的一个具有学术标签意义的思想：刑事一体化。这一命题提出后，在我国刑法学界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影响，成为许多学者所推崇的一种研究方法。1997年，陈兴良教授创办《刑事法评论》，其编辑宗旨就将刑事一体化确立为一种研究模式，因而被评论者称为刑事一体化的自觉实践。(28)刑事一体化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普遍联系 规律 和系统论，它是我国刑事法各子学科的知识积累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也是提高刑法效益、理顺刑法机制的必由之路。
(四)学术规范基本形成
首先，学者们的话语更加学术化了。有学者在回顾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刑法学研究时指出：当时作文立论总要从经典著述中寻根觅据，借助领袖话语来进行学术表达，因而政治分析多于法律分析，缺乏周密的论证。(29)时至今日，虽然仍有的学者在个别情况下借助于大词哲学的写作策略，但总的来说，纯学术化的语言和论证方式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主流。学术的归学术，学者们在阐明自己的学术思想时，不用再遮遮掩掩，而是可以直奔主题，例如，在近年关于犯罪论体系的改造讨论中，有学者就明确提出了“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应当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彻底清算苏俄刑法学的影响”，(30)尽管这种观点不一定准确，但学术上的偏激有时恰恰能刺激问题讨论的深入。可以说，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宽容并尊重他人的学术观点，平等地讨论学术问题，这是中国刑法学进一步走向繁荣的生态基础。其次，论著的引注更加规范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论文写作开始转型，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注释从无到有，由少至多。”(31)这是对的，且有书为证，例如，1986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铭暄教授主编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1949-1985)》，虽然开法学各学科的综述之先河，且为刑
法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资料方便，但今天看来，该书的最大不足就是没有注释，以致读者面对综述中的各种观点，不知是谁的观点，只好在引注中笼统地标明来自该书，于是就出现了相互矛盾的观点均引自该书的现象。现在，人们已普遍认同以下观点：学术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任何人的思想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别人的观点或资料，无论是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还是作为评析的对象，都应有处可查，这也是尊重别人的表现。陈兴良教授曾对自己过去将从民国时期刑法论著中看到的日本学者的观点没有标明其转引性质表示检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刑法学界对引注规范化的重视。(32)再次，与此相关，“主编文化”开始淡化。有学者指出：“1979年刑法诞生后的20年间，促成刑法学繁荣又加速其衰落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教材编写热潮。师生齐动员，共同编教材，形成‘天下教材一大抄，抄来抄去都糟糕’的局面，由此滋养的‘主编文化’，流弊深远。”(33)另有学者也指出：“主编制形式，在相当程度上抹杀了学术个性。由此造成的消极影响，恐怕今后需要几代学人才能消除。”(34)确实，学术思考和写作本质上只能是一种个体化的行为，对于专著、教材的编写，作者多了不利于保证体系的完整和内在逻辑的统一，尤其是某些主编还是挂名主编，更有损书的质量。现在，从专著来看，个人独著的越来越多，那种主编制的已经越来越少；而教材，也陆续出现个人独著的，这种变化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三、当前我国刑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改进
(一)缺乏学派之争。多元化是学术发展的基础，在一个学者拥有学术自由、具备主体意识和理论自觉的社会里，拥有不同的学派是正常而必然的事情，但我国的刑法学却是“无声的刑法学”，缺乏公开、积极的理论对抗，(35)正所谓有山头而无学派。有感于此，有的刑法学同仁对在中国早日迎来学派之争求之心切：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张明楷教授就发出要形成学派论争的呼吁，(36)本世纪初，周光权博士又发出类似的呼吁。(37)但恕我直言，学派之争难道是呼吁出来的么？我担心的是，在不具备水到渠成的学派产生条件时，急切间呼吁出来的学派之争只能是揠苗助长、为学派而学派，而这样的学派之争由于不是出于 自然 ，不可能达到促进学术之效。屈指算来，新中国刑法学也走到了第三代：第一代当然是老一辈刑法学家，第二代应是“文革”结束后培养出来的头几批大学生，现在正在成长的当属第三代刑法学人。如果这一代学人能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那么中国刑法学派的形成就是可能的：1、强化主体意识。主体意识要求刑法学者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但目前我国的刑法学研究比较普遍地存在主体意识低下的现象，如理论研究过分追随现实甚至迎合现实，使刑法学研究成为一种应时的、也容易过时的研究；盲目迷信权威，把所谓权威性的观点奉为圭臬，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云亦云地加入反传统的阵营。(38)我认为，提倡主体意识，至少应做到：一要开放而不跟风。对国内外的学术活动和研究动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并适当参与是必要的，但由于人的精力和知识有限，因此应当有所选择，更重要的是，对于来自国内外同行的观点应当以批判的眼光来对待，始终秉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二是敬业却不急躁。著书立说，是一项极辛苦的个性化工作，惟有扎扎实实地读一批书，认认真真地思考，才能得出属于自己的思想。当前刑法学界人才辈出，每年高产的学者不在少数，在这种情形下，要切忌急躁和攀比，只有始终如一、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自己的目标走下去，才能最终有所获。2、追求理性的学术论辩。理性论辩最重要的规则是言谈者的普遍性和论辩机遇的平等性；其次是尊重他人对自己观点的解释，不得强加于人，更不能追究“用心”；第三是宽容，任何论辩都是开始而不应是“终结”。(39)这就要求我们反对霸道做法和“左右逢源”的圆滑态度，无论在立论还是反驳时，都要学术性地去论证和思考问题，而不要借用意识形态、权势地位或社会影响去压人伤人，惟此，学术上的共同体和健康的对话机制才能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