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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1月22日12:11 | 我来说两句(0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姑苏晚报
2
1965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高层互访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国庆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28个共500多人，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在当时我国的对外关系中也少见。谁也没想到这“繁华”背后，竟暗藏着外交危机。
上图为印尼当时排华骚乱的场面
祸起“九卅事件”
1965年9月30日午夜，以印尼总统警卫部队查克拉比拉瓦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亲苏加诺军官，在印尼共产党的支持与配合下，以陆军中有个“将领委员会”在首都大量集结兵力、阴谋发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军事政变为由，在雅加达逮捕和处死了包括陆军司令亚尼在内的六名陆军将领和一名军官。苏加诺的政敌、国防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本是逮捕名单的头名，则侥幸逃脱，其幼女被误杀。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世人皆知的印尼“九卅事件”。
这一突发事件，给了以纳苏蒂安为首的军人集团公开反共的口实，引发起大规模镇压共产党的行动。10月1日，时任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的陆军少将苏哈托调动大量兵力控制了首都雅加达，全城通宵戒严，军、宪密布，陆军控制的报纸和电台发动宣传攻势，就“九卅事件”中处死6名陆军将领事极力煽惑。在陆军当局控制下的雅加达一些政党团体，也公开指责印尼共产党是“九卅事件”的主谋。10月2日，印尼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及《忠诚报》 被禁止发行。10月3日，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 被封，旋被军管。10月8日至10日，印尼共、人民青年团、全印尼中央职工会和印尼妇女运动协会等的总部办公处相继被捣毁。10月18日，雅加达军区司令部宣布取缔上述组织和其他一些进步团体。在几个月内，印尼共和进步团体受到严重摧残，其主要领导人艾地等人全部被杀。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20万人惨遭杀戮，约30万人被逮捕监禁。
大造反华舆论
与此同时，军人集团一方面逼压苏加诺总统逐步让权，一方面不断通过媒体诬蔑中国支持“九卅运动”、干涉印尼内政，煽动反华情绪。1965年10月6日，陆军的《战斗报》 含沙射影地说：“难道九卅运动仅出自翁东的想法，而没有作为幕后主使者的国内或国外的政治活动家的参与谋划吗？难道"九卅运动" 的反革命冒险仅靠他们各自的物质力量，而没有国内或国外广大阶层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吗？”《武装部队报》10月10日则别有用心地说，“为何"九卅运动" 选择10月1日，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作为民族悲剧的开端”。在大造反华舆论的同时，印尼还利用“挂旗问题”大做文章。10月5日，纳苏蒂安下令全国和驻印尼的外交使团降半旗一周，为被杀将领致哀。中国使领馆坚决拒绝。但为避免刺激右派势力，根据国内指示此间不挂旗。印尼军人集团借题发挥，横加指责，说中国使领馆的做法“伤害了印尼的民族感情”。印尼伊斯兰教联合会的《社会使者报》10月7日煽惑说：“在雅加达全市，包括外国使馆都下半旗，惟独中国大使馆没有下半旗……难道没有外国的手参加捣乱。”10月8日，印尼反华势力煽惑群众向我驻雅加达总领事馆示威。1965年10月16日下午，40余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突然包围了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他们用枪威逼中国外交人员，逐一搜身盘问，并用刺刀劈开办公室的箱柜，搜查文件，抢劫财务。制造了外交史上罕见的恶劣事端。
冲砸中国使馆
随着印尼右派对中央政权的进一步控制和对印尼共镇压的得手，其反华活动愈演愈烈，各种诽谤、诬蔑、辱骂中国的言论天天连篇累牍。从1965年11月2日起又连续发生了数千人袭击我国驻棉兰、望加锡、马辰等地领事馆和驻雅加达总领馆事件。1966年3月，苏加诺在军人挟持下组成新内阁，并授权苏哈托代行总统职权。苏加诺完全陷于无权地位。反华活动进一步升级，两国关系日益恶化，各种来往陆续中断。
中印尼关系日趋恶化后，使馆曾建议国内撤回大使，周总理没有同意。进入1966年，印尼反华行动已经肆无忌惮，我国政府于4月7日召回驻印尼大使姚仲明，旨在政治上给对方一定压力，但印尼反华活动却毫无收敛。
1966年4月15日上午，千余暴徒在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和装甲车的协同配合下，用卡车撞开中国驻印尼使馆大门，蜂拥冲进院内，疯狂破坏使馆的办公室、大厅和宿舍，捣毁了门窗、家具和客厅的全部陈列物品，劫走汽车3辆，砸坏7辆。他们把掠去的所有文件档案和书籍付之一炬，并将贵重物品、私人衣物和部分家具用卡车公开劫走。令人发指的是，当中方人员严词斥责暴徒和武装人员强行冲进大使馆，侵犯外交特权，并无理扯下我国旗任意污辱，非法升起印尼国旗时，他们竟悍然开枪重伤使馆护旗的赵小寿。另外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也被殴打致伤。这次事件是印尼军人集团控制政权后对我大使馆第一次最大规模、最野蛮的袭击。印尼副总理兼外长马利克事前在集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书面讲话，事后又立即接见行凶暴徒的代表，大加赞扬。
在草拟抗议照会时，外交人员义愤难平，但如何表达更有份量，颇费思索。随着印尼反华言行的不断升级，表示严重程度的形容词已用尽。从“强烈抗议”、“最强烈抗议”到“最最最强烈抗议”，以至于外交部翻译室的专家们对连用3个“最”字，几次提出异议。亚洲司的同志向陈毅副总理汇报请示工作时，陈毅也只说：“我这一关好过，你们好好想想怎么样过总理那一关。”印尼枪伤中国大使馆人员后，周总理及时指示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据不完全统计，两年内，中国驻印尼代表机构被袭击43次，人员被枪击和殴伤达68人次。为此，发出抗议照会33份。
中印尼关系恶化到极点
印尼当局在大肆破坏两国关系的同时，极力煽动种族主义的仇华情绪，对华侨、华人进行造谣、诽谤、谩骂和攻击，污蔑、指控华侨支持“九卅运动”。他们把世代为印尼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流过血汗的华侨、华人当作敌人，在全印尼大小岛屿的数百个城镇，进行野蛮迫害、蹂躏。他们调动军警，组织暴徒，对华侨任意逮捕，非法审讯，严刑拷打。他们焚烧华侨的房屋，抢掠华侨的财产，封闭华侨社团和学校，霸占华侨的商店，使无数华侨、华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陷于生存绝境。印尼当局还颁布各种排华法令，在一些地区禁止华侨经商，强迫华侨缴纳高额的“人头税”，甚至禁止华侨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成千上万华侨遭洗劫一空后又被关进集中营或监狱，遭受百般虐待，有些则被集体驱逐出境。大批华侨惨遭杀戮，其中有数百人被残忍地挖心碎尸。为护侨，我国政府除进行交涉、抗议和揭露外，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条件，还是采取了多宣传少接回的做法。
1967年，中印尼关系恶化到极点。4月22日，印尼军警包围和封锁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并宣布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和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中国随即发表政府声明，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印尼驻中国代办巴伦和参赞苏玛尔诺也被中国外交部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6月16日，印尼国会通过决议，表示印尼政府可“根据情况发展，就印尼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采取坚决措施，必要时断绝外交关系”。
由此，印尼政府更加有恃无恐，在雅加达召开的全国军区司令会议上，策划了反华排华的具体步骤后，更毫无顾忌地加紧了恶化两国关系的步伐。
1967年8月5日上午，由大批军人带领并开枪助威，上千丧失理性的暴徒用卡车撞开我大使馆的大门，狂呼反华口号，用斧头、铁棍、匕首等凶器，打伤我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砸毁了我大使馆室内的全部家具和设备，纵火焚烧了馆内的两幢建筑物。当天消息传到北京后，一些激愤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到印尼驻华大使馆示威抗议。闻讯赶去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和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同志，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费尽口舌才劝说冲进大使馆的群众撤出。但当晚8时，部分群众不听劝阻，再次强行冲入大使馆，放火烧毁南院大楼内部建筑。消防队赶至现场，于9时许将火扑灭。周总理得到报告后，指示决不能伤人。卫戍区为此又加派兵力，在印尼大使馆所在的礼士胡同和大使馆周围的房顶上全布满了解放军战土。6日，约有万名群众到印尼大使馆前继续示威，7日示威群众骤增至40余万人。印尼驻华大使馆托中国雇员于8日下午送来抗议照会，被我方拒收。
断交前的斗争
8月24日，印尼外交部照会中国大使馆，以无法进行正常活动为由，决定将其驻华使馆全部人员撤离中国。中国使馆拒收其照会，并给予驳斥。相隔4天，印尼指示其驻华使馆照会中国外交部，宣布奉命撤走其全部人员，但未提任何理由。显然，印尼已决定同中国断交，但不想承担断交责任，企图以“撤而不断”的做法，逼中国采取主动，把责任转嫁。鉴于中国驻印尼使馆人员安全毫无保障，为迫使对方亮明对两国关系的态度，中国对印尼拟单方面撤走使馆人员的要求未予置理。
此时，印尼的反华活动已无所顾忌。他们加紧与台湾当局勾结，外交部长马利克扬言要同台湾建立“比贸易代表机构高一级的关系”，“在考虑暂时停止同北京的关系”，甚至可以承认“台湾共和国”。与此同时，握有总统实权的苏哈托不断对中国大使馆进行污蔑攻击，为驱赶中国外交人员，同我断交制造舆论。
10月1日凌晨3点左右，印尼政府再次出动大批武装军警，伙同1000多名暴徒，疯狂袭击和捣毁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大使馆全体20人均被打伤，临时代办等数人中弹重伤。接着，暴徒又烧、砸了中国使馆的房屋、全部设备、汽车和其他公私物品，烧毁了我国国旗和毛主席画像，抢走了发报机、文件档案和大量财务。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非法对中国使馆人员搜身，将使馆的密码搜去。这是军人集团上台后对我驻印尼外交代表机构的第43次武装袭击，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最罕见的暴行。
10月23日，印尼外交部分别照会中国驻印尼使馆和外交部，宣布印尼政府决定关闭印尼驻华使馆，要求中国保证其使馆人员安全撤离中国。同时，要求中国自1967年10月30日起，关闭驻印尼大使馆、驻雅加达总领事馆以及驻棉兰、马辰和望加锡领事馆，上述机构的全体中国人员在最短时间内离开印尼领土。
专机接人之虑
10月27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的中断，责任完全在印尼方面，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印尼现政府承担。双方虽决定撤回各自的外交人员，但在哪一方使馆人员先行撤离问题上却互不相让，一时僵持不下。双方互不信任，都怕放走对方人员后自己的人被扣。我们主办人员绞尽脑汁，想不出一条万全之计。这时，周总理指示，派专机去雅加达把中国驻印尼使馆全体人员接回，随机把印尼驻华人员捎回。为此，外交部研究了周密的方案，并考虑到对方可能横生枝节，设想了多种应变计划，最主要的是保证我们的人在专机降落后立即登机返航。
10月28日，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尼驻华使馆，除重申中国政府上述决定并告知罗马尼亚驻印尼大使馆全面代管中国和中国公民在印尼的合法权益外，同时提出，中国民航专机于10月31日前往雅加达，接回使领馆全部人员。为了使印尼驻华使馆全体人员尽快离开中国，中国政府愿意为他们提供搭乘上述中国民航专机返回印尼的便利。10月29日，印尼外交部复照同意中国28日照会所提要求，其在华权益由柬埔寨代管。
10月31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全体人员于当地时间上午8点45分庄严地降下使馆的国旗后，立即赶往雅加达附近的古苏玛军用机场，迅速登上专机，于11月3日下午胜利回到北京。在机场，我们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队伍，热烈欢迎“红色外交战士”回到祖国。
摘自《党史纵横》作者 刘一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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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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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高层互访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国庆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28个共500多人，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在当时我国的对外关系中也少见。谁也没想到这“繁华”背后，竟暗藏着外交危机。
上图为印尼当时排华骚乱的场面
祸起“九卅事件”
1965年9月30日午夜，以印尼总统警卫部队查克拉比拉瓦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亲苏加诺军官，在印尼共产党的支持与配合下，以陆军中有个“将领委员会”在首都大量集结兵力、阴谋发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军事政变为由，在雅加达逮捕和处死了包括陆军司令亚尼在内的六名陆军将领和一名军官。苏加诺的政敌、国防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本是逮捕名单的头名，则侥幸逃脱，其幼女被误杀。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世人皆知的印尼“九卅事件”。
这一突发事件，给了以纳苏蒂安为首的军人集团公开反共的口实，引发起大规模镇压共产党的行动。10月1日，时任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的陆军少将苏哈托调动大量兵力控制了首都雅加达，全城通宵戒严，军、宪密布，陆军控制的报纸和电台发动宣传攻势，就“九卅事件”中处死6名陆军将领事极力煽惑。在陆军当局控制下的雅加达一些政党团体，也公开指责印尼共产党是“九卅事件”的主谋。10月2日，印尼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及《忠诚报》 被禁止发行。10月3日，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 被封，旋被军管。10月8日至10日，印尼共、人民青年团、全印尼中央职工会和印尼妇女运动协会等的总部办公处相继被捣毁。10月18日，雅加达军区司令部宣布取缔上述组织和其他一些进步团体。在几个月内，印尼共和进步团体受到严重摧残，其主要领导人艾地等人全部被杀。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20万人惨遭杀戮，约30万人被逮捕监禁。
大造反华舆论
与此同时，军人集团一方面逼压苏加诺总统逐步让权，一方面不断通过媒体诬蔑中国支持“九卅运动”、干涉印尼内政，煽动反华情绪。1965年10月6日，陆军的《战斗报》 含沙射影地说：“难道九卅运动仅出自翁东的想法，而没有作为幕后主使者的国内或国外的政治活动家的参与谋划吗？难道"九卅运动" 的反革命冒险仅靠他们各自的物质力量，而没有国内或国外广大阶层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吗？”《武装部队报》10月10日则别有用心地说，“为何"九卅运动" 选择10月1日，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作为民族悲剧的开端”。在大造反华舆论的同时，印尼还利用“挂旗问题”大做文章。10月5日，纳苏蒂安下令全国和驻印尼的外交使团降半旗一周，为被杀将领致哀。中国使领馆坚决拒绝。但为避免刺激右派势力，根据国内指示此间不挂旗。印尼军人集团借题发挥，横加指责，说中国使领馆的做法“伤害了印尼的民族感情”。印尼伊斯兰教联合会的《社会使者报》10月7日煽惑说：“在雅加达全市，包括外国使馆都下半旗，惟独中国大使馆没有下半旗……难道没有外国的手参加捣乱。”10月8日，印尼反华势力煽惑群众向我驻雅加达总领事馆示威。1965年10月16日下午，40余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突然包围了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他们用枪威逼中国外交人员，逐一搜身盘问，并用刺刀劈开办公室的箱柜，搜查文件，抢劫财务。制造了外交史上罕见的恶劣事端。
冲砸中国使馆
随着印尼右派对中央政权的进一步控制和对印尼共镇压的得手，其反华活动愈演愈烈，各种诽谤、诬蔑、辱骂中国的言论天天连篇累牍。从1965年11月2日起又连续发生了数千人袭击我国驻棉兰、望加锡、马辰等地领事馆和驻雅加达总领馆事件。1966年3月，苏加诺在军人挟持下组成新内阁，并授权苏哈托代行总统职权。苏加诺完全陷于无权地位。反华活动进一步升级，两国关系日益恶化，各种来往陆续中断。
中印尼关系日趋恶化后，使馆曾建议国内撤回大使，周总理没有同意。进入1966年，印尼反华行动已经肆无忌惮，我国政府于4月7日召回驻印尼大使姚仲明，旨在政治上给对方一定压力，但印尼反华活动却毫无收敛。
1966年4月15日上午，千余暴徒在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和装甲车的协同配合下，用卡车撞开中国驻印尼使馆大门，蜂拥冲进院内，疯狂破坏使馆的办公室、大厅和宿舍，捣毁了门窗、家具和客厅的全部陈列物品，劫走汽车3辆，砸坏7辆。他们把掠去的所有文件档案和书籍付之一炬，并将贵重物品、私人衣物和部分家具用卡车公开劫走。令人发指的是，当中方人员严词斥责暴徒和武装人员强行冲进大使馆，侵犯外交特权，并无理扯下我国旗任意污辱，非法升起印尼国旗时，他们竟悍然开枪重伤使馆护旗的赵小寿。另外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也被殴打致伤。这次事件是印尼军人集团控制政权后对我大使馆第一次最大规模、最野蛮的袭击。印尼副总理兼外长马利克事前在集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书面讲话，事后又立即接见行凶暴徒的代表，大加赞扬。
在草拟抗议照会时，外交人员义愤难平，但如何表达更有份量，颇费思索。随着印尼反华言行的不断升级，表示严重程度的形容词已用尽。从“强烈抗议”、“最强烈抗议”到“最最最强烈抗议”，以至于外交部翻译室的专家们对连用3个“最”字，几次提出异议。亚洲司的同志向陈毅副总理汇报请示工作时，陈毅也只说：“我这一关好过，你们好好想想怎么样过总理那一关。”印尼枪伤中国大使馆人员后，周总理及时指示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据不完全统计，两年内，中国驻印尼代表机构被袭击43次，人员被枪击和殴伤达68人次。为此，发出抗议照会33份。
中印尼关系恶化到极点
印尼当局在大肆破坏两国关系的同时，极力煽动种族主义的仇华情绪，对华侨、华人进行造谣、诽谤、谩骂和攻击，污蔑、指控华侨支持“九卅运动”。他们把世代为印尼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流过血汗的华侨、华人当作敌人，在全印尼大小岛屿的数百个城镇，进行野蛮迫害、蹂躏。他们调动军警，组织暴徒，对华侨任意逮捕，非法审讯，严刑拷打。他们焚烧华侨的房屋，抢掠华侨的财产，封闭华侨社团和学校，霸占华侨的商店，使无数华侨、华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陷于生存绝境。印尼当局还颁布各种排华法令，在一些地区禁止华侨经商，强迫华侨缴纳高额的“人头税”，甚至禁止华侨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成千上万华侨遭洗劫一空后又被关进集中营或监狱，遭受百般虐待，有些则被集体驱逐出境。大批华侨惨遭杀戮，其中有数百人被残忍地挖心碎尸。为护侨，我国政府除进行交涉、抗议和揭露外，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条件，还是采取了多宣传少接回的做法。
1967年，中印尼关系恶化到极点。4月22日，印尼军警包围和封锁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并宣布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和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中国随即发表政府声明，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印尼驻中国代办巴伦和参赞苏玛尔诺也被中国外交部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6月16日，印尼国会通过决议，表示印尼政府可“根据情况发展，就印尼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采取坚决措施，必要时断绝外交关系”。
由此，印尼政府更加有恃无恐，在雅加达召开的全国军区司令会议上，策划了反华排华的具体步骤后，更毫无顾忌地加紧了恶化两国关系的步伐。
1967年8月5日上午，由大批军人带领并开枪助威，上千丧失理性的暴徒用卡车撞开我大使馆的大门，狂呼反华口号，用斧头、铁棍、匕首等凶器，打伤我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砸毁了我大使馆室内的全部家具和设备，纵火焚烧了馆内的两幢建筑物。当天消息传到北京后，一些激愤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到印尼驻华大使馆示威抗议。闻讯赶去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和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同志，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费尽口舌才劝说冲进大使馆的群众撤出。但当晚8时，部分群众不听劝阻，再次强行冲入大使馆，放火烧毁南院大楼内部建筑。消防队赶至现场，于9时许将火扑灭。周总理得到报告后，指示决不能伤人。卫戍区为此又加派兵力，在印尼大使馆所在的礼士胡同和大使馆周围的房顶上全布满了解放军战土。6日，约有万名群众到印尼大使馆前继续示威，7日示威群众骤增至40余万人。印尼驻华大使馆托中国雇员于8日下午送来抗议照会，被我方拒收。
断交前的斗争
8月24日，印尼外交部照会中国大使馆，以无法进行正常活动为由，决定将其驻华使馆全部人员撤离中国。中国使馆拒收其照会，并给予驳斥。相隔4天，印尼指示其驻华使馆照会中国外交部，宣布奉命撤走其全部人员，但未提任何理由。显然，印尼已决定同中国断交，但不想承担断交责任，企图以“撤而不断”的做法，逼中国采取主动，把责任转嫁。鉴于中国驻印尼使馆人员安全毫无保障，为迫使对方亮明对两国关系的态度，中国对印尼拟单方面撤走使馆人员的要求未予置理。
此时，印尼的反华活动已无所顾忌。他们加紧与台湾当局勾结，外交部长马利克扬言要同台湾建立“比贸易代表机构高一级的关系”，“在考虑暂时停止同北京的关系”，甚至可以承认“台湾共和国”。与此同时，握有总统实权的苏哈托不断对中国大使馆进行污蔑攻击，为驱赶中国外交人员，同我断交制造舆论。
10月1日凌晨3点左右，印尼政府再次出动大批武装军警，伙同1000多名暴徒，疯狂袭击和捣毁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大使馆全体20人均被打伤，临时代办等数人中弹重伤。接着，暴徒又烧、砸了中国使馆的房屋、全部设备、汽车和其他公私物品，烧毁了我国国旗和毛主席画像，抢走了发报机、文件档案和大量财务。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非法对中国使馆人员搜身，将使馆的密码搜去。这是军人集团上台后对我驻印尼外交代表机构的第43次武装袭击，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最罕见的暴行。
10月23日，印尼外交部分别照会中国驻印尼使馆和外交部，宣布印尼政府决定关闭印尼驻华使馆，要求中国保证其使馆人员安全撤离中国。同时，要求中国自1967年10月30日起，关闭驻印尼大使馆、驻雅加达总领事馆以及驻棉兰、马辰和望加锡领事馆，上述机构的全体中国人员在最短时间内离开印尼领土。
专机接人之虑
10月27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的中断，责任完全在印尼方面，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印尼现政府承担。双方虽决定撤回各自的外交人员，但在哪一方使馆人员先行撤离问题上却互不相让，一时僵持不下。双方互不信任，都怕放走对方人员后自己的人被扣。我们主办人员绞尽脑汁，想不出一条万全之计。这时，周总理指示，派专机去雅加达把中国驻印尼使馆全体人员接回，随机把印尼驻华人员捎回。为此，外交部研究了周密的方案，并考虑到对方可能横生枝节，设想了多种应变计划，最主要的是保证我们的人在专机降落后立即登机返航。
10月28日，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尼驻华使馆，除重申中国政府上述决定并告知罗马尼亚驻印尼大使馆全面代管中国和中国公民在印尼的合法权益外，同时提出，中国民航专机于10月31日前往雅加达，接回使领馆全部人员。为了使印尼驻华使馆全体人员尽快离开中国，中国政府愿意为他们提供搭乘上述中国民航专机返回印尼的便利。10月29日，印尼外交部复照同意中国28日照会所提要求，其在华权益由柬埔寨代管。
10月31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全体人员于当地时间上午8点45分庄严地降下使馆的国旗后，立即赶往雅加达附近的古苏玛军用机场，迅速登上专机，于11月3日下午胜利回到北京。在机场，我们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队伍，热烈欢迎“红色外交战士”回到祖国。
摘自《党史纵横》作者 刘一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