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5月12日 15:15
来源：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居网站
核心提示：这个人口仅一千多的小城镇里，开设烟馆的有八家、熬卖熟烟的有两家。抗日战争之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鸦片公开上市交易，每逢赶街天，摆摊做鸦片生意者在二十家以上，市场上的鸦片交易占整个商业贸易额的三分之二左右，一两鸦片值银元十元。”
吸食鸦片（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居网站，原题：《毒品史话》
早在新石器时代，在小亚细亚及地中海东部山区就发现了野生罂粟，青铜时代后期（约公元前1500年）传入埃及，公元初传入印度，六、七世纪传入中国。早期，人们把罂粟视为一种治疗疾病的药品，只进行少量的种植与生产。作为一种药品，它被历代名医日益认识并逐渐推广，但在具有医疗使用价值的同时，它也具有一定的麻醉、积蓄毒素乃至造成依赖的作用。
让我们重温一下史籍关于鸦片的记载：“鸦片由罂粟之汁液提炼制成，原来产于小亚细亚一带、印度等地。17、18世纪时，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把鸦片从土耳其运到中国，数量不多。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以后，输入中国的鸦片逐渐增加……1838年至1839年，由印度孟加拉输往中国的鸦片就达14642箱……”
大量鸦片输入中国，1821年至1840年，中国白银外流有一亿两以上，每年平均流出白银500万两，相当于清朝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0%。鸦片摧残了人们的精神和体质，造成社会生产力的萎缩，严重地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
鸿胜寺卿黄爵滋在1838年6月2日的《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中说道：“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著名的禁烟大臣林则徐也忧心忡忡地说过：“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响之银。”他们的担心不幸成为了现实，腐朽的清王朝屈服于西方殖民者的炮舰外交，一次次地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驱使中国人民走入苦难的深渊。
到了民国时代，虽然也明文规定并煞有介事般地禁烟，但收效甚微。一是政权腐败，导致许多机构形同虚设；二是地区经济不发达，缺医少药又加上愚昧，精神无聊，因而把鸦片当成寻求精神解脱、刺激麻痹神经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可以从云南几本县志的记载中找到类似的例证：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第185页中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江城种植罂粟从未间断过，但鸦片的主要来源是通过走私，从越南、老挝输入，大量运销内地。有关资料表明，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越南、老挝发动农民种植鸦片，并设立经营鸦片的公司，发动收买中国边境奸商，成群结伙，聚集枪支，武装护送，大量贩运鸦片入境。走私最盛时期，每年取道江城输入鸦片约5万两以上。历任县长和军警头目多以缉获烟土而大发其财。在官吏、军警、土豪、商人、农民等各阶层中，吸食鸦片者甚为普遍。江城勋烈街过去是有名的烟资市场。县城的十多家大小商店几乎都以做鸦片买卖为主。据民国三十三年一月的统计，这个人口仅一千多的小城镇里，开设烟馆的有八家、熬卖熟烟的有两家。抗日战争之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鸦片公开上市交易，每逢赶街天，摆摊做鸦片生意者在二十家以上，市场上的鸦片交易占整个商业贸易额的三分之二左右，一两鸦片值银元十元。”
2011年05月12日 15:15
来源：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居网站
核心提示：这个人口仅一千多的小城镇里，开设烟馆的有八家、熬卖熟烟的有两家。抗日战争之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鸦片公开上市交易，每逢赶街天，摆摊做鸦片生意者在二十家以上，市场上的鸦片交易占整个商业贸易额的三分之二左右，一两鸦片值银元十元。”
吸食鸦片（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居网站，原题：《毒品史话》
早在新石器时代，在小亚细亚及地中海东部山区就发现了野生罂粟，青铜时代后期（约公元前1500年）传入埃及，公元初传入印度，六、七世纪传入中国。早期，人们把罂粟视为一种治疗疾病的药品，只进行少量的种植与生产。作为一种药品，它被历代名医日益认识并逐渐推广，但在具有医疗使用价值的同时，它也具有一定的麻醉、积蓄毒素乃至造成依赖的作用。
让我们重温一下史籍关于鸦片的记载：“鸦片由罂粟之汁液提炼制成，原来产于小亚细亚一带、印度等地。17、18世纪时，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把鸦片从土耳其运到中国，数量不多。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以后，输入中国的鸦片逐渐增加……1838年至1839年，由印度孟加拉输往中国的鸦片就达14642箱……”
大量鸦片输入中国，1821年至1840年，中国白银外流有一亿两以上，每年平均流出白银500万两，相当于清朝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0%。鸦片摧残了人们的精神和体质，造成社会生产力的萎缩，严重地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
鸿胜寺卿黄爵滋在1838年6月2日的《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中说道：“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著名的禁烟大臣林则徐也忧心忡忡地说过：“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响之银。”他们的担心不幸成为了现实，腐朽的清王朝屈服于西方殖民者的炮舰外交，一次次地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驱使中国人民走入苦难的深渊。
到了民国时代，虽然也明文规定并煞有介事般地禁烟，但收效甚微。一是政权腐败，导致许多机构形同虚设；二是地区经济不发达，缺医少药又加上愚昧，精神无聊，因而把鸦片当成寻求精神解脱、刺激麻痹神经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可以从云南几本县志的记载中找到类似的例证：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第185页中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江城种植罂粟从未间断过，但鸦片的主要来源是通过走私，从越南、老挝输入，大量运销内地。有关资料表明，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越南、老挝发动农民种植鸦片，并设立经营鸦片的公司，发动收买中国边境奸商，成群结伙，聚集枪支，武装护送，大量贩运鸦片入境。走私最盛时期，每年取道江城输入鸦片约5万两以上。历任县长和军警头目多以缉获烟土而大发其财。在官吏、军警、土豪、商人、农民等各阶层中，吸食鸦片者甚为普遍。江城勋烈街过去是有名的烟资市场。县城的十多家大小商店几乎都以做鸦片买卖为主。据民国三十三年一月的统计，这个人口仅一千多的小城镇里，开设烟馆的有八家、熬卖熟烟的有两家。抗日战争之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鸦片公开上市交易，每逢赶街天，摆摊做鸦片生意者在二十家以上，市场上的鸦片交易占整个商业贸易额的三分之二左右，一两鸦片值银元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