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流放夜郎地辨
来源:文汇报 作者:弘征 日期:2011.01.09 版次:8
李白流放夜郎地辨
■弘征
夜郎得以家喻户晓，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夜郎自大”这句成语，二是因大诗人李白曾流放于此。
夜郎之名最早出现于《史记》《汉书》《后汉书》诸史，即楚顷襄王时（前二史误为楚威王），遣将庄 ，溯沅水伐夜郎。有关夜郎部族的历史源流，近十年来，我曾写过《新晃——夜郎古邑考》诸文进行考证。史载唐时曾三置夜郎县。第一次是武德四年（621）于靠近今湖南新晃的贵州石矸，但不过几年在贞观元年（627）便被废除了；第二次是贞观八年析龙标地再置夜郎县，治所在今湖南新晃，至天宝元年（742）改为峨山县止，长达有百余年；第三次是贞观十六年于今贵州桐梓（或称治今贵州正定西北）置珍州夜郎县，和前置的今新晃夜郎县两县并存。在此之前还置有夜郎郡，治所在今湖南辰溪，隋开皇九年（589）废（见《隋书·地理志》）。总之，都是在今湖南怀化西部和靠近湖南的贵州东部这块地方。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唐人对夜郎的概念。
由于唐代在今分属湖南、贵州两省都曾置有夜郎县，以致李白当年流放夜郎究竟是在何处也就成了问题。又由于在后人心目中，贵州之地似乎更处蛮荒，导致不少古诗文注释凡涉及夜郎多注称“今贵州桐梓”，将李白的流放地先确定于斯，然后从诗中去寻找只言片语，附会为他是在西去夜郎行至白帝城才遇赦。主要的依据一是《窜夜郎於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中的“白帝晓猿断，黄牛过客迟”两句，以为他是到了白帝城。实则，从读《李白全集》便知，这只是他自浔阳出发前对将入长江典型景物的摹绘之辞，当年他自四川出来就曾经过。白帝城在今重庆奉节县东，黄牛峡在其下的今湖北宜昌市西北，行程的倒置并非纪实可知；更主要的是在此期间，全集中再找不到可作为他自江夏（今武汉市）上行的记录。依据之二是遇赦后所作的《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觞。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绿水动三湘。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明人朱谏在《李白辨疑》中早已斥“此诗学为旷荡，而体格轻浅，如‘今岁敕放巫山阳’……等句，皆牵强不稳，非白作，但不知谁效之耳。”诗的起句已属不伦不类，因李白并无官职，何谓“左迁”？“啸起……”两句，完全是模仿李白的名句“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但东施效颦，妍媸立见；“相如却欲论文章”模仿杜甫《春日忆李白》的“重与细论文”，亦化金为铁，造辞鄙俗，确实是太不像李白的诗。即使不斥其伪，“巫山阳”乃典出宋玉《高唐赋》“妾在巫山之阳，高山之徂”，阳则山南以远皆可称之，并不能指证已经到了巫山。
要探讨李白流放的夜郎究竟是什么地方，自然应考察他在流途中的路线，最可靠的材料就是《李白全集》中的所有诗文以及相关历史文献，只要不囿于先将流放地定在贵州桐梓，所有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如作于乾元二年（759）他遇赦后的《江夏使君叔席上赠史郎中》：“凤凰丹禁里，衔出紫泥书。昔放三湘去，今还万死馀。”三湘，自然是指湖南境内无疑了。又如约作于同时不远的《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中有句云：“鲸鲵未剪灭，豺狼屡翻覆。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楚囚”故可泛称，但此处的“楚地囚”，则只能实指。楚地，通称今湖南湖北；如谓指系狱浔阳，则与标题的“流夜郎半道”相悖。又如《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诗云：“扬帆借天风，水驿苦不缓。平明及西塞，已先投沙伴。”据《元和郡县志》卷二七江南道武昌县条：“西塞山在县东八十五里，竦峭临江。”即在今湖北的鄂城县，可知其趁帆已达鄂州，将先裴而与作《怀沙》的楚逐臣屈原作伴。更有力的证据是乾元元年所作的《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和《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时流放夜郎行至江夏……》诸诗，从诗题就已说明他在流放途中已经到达了今天的武汉，而不是次年至白帝途中遇赦才往下行。从前一首诗中的“天乐流香阁，莲香飏晚风”，知其正在夏天；而在另一首《泛沔州郎官湖并序》中开头即说：“乾元岁八月，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也。”可知其在今武汉流连甚久，至少是在秋天后才又上流途南往洞庭，全集中有《赠别郑判官》诗云：“窜逐勿复哀，惭君问寒灰。浮云本无意，吹落章华台。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便是流放途中至洞庭之作。宋祝穆《方舆胜览》：“章华台，晋杜预云：‘在今南郡华容城中。’华容，即今监利。”
最引起后人误以为李白流放夜郎是到了贵州的还是前引《窜夜郎於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一诗。本来，名曰乌江的江不止一条，最有名的如项羽自刎乌江便是其一。但贵州恰有一条大江名曰乌江，就被论者误以为李白于流放途中是到了乌江。一般读者望地名生解自然无可厚非，研究者如望题而走入误区就麻烦了。考李白一生凡四娶，最后一位宗氏夫人是唐武后时三次入相的宗楚客的孙女，宗璟便是她的弟弟。所以诗的一开头就写其家世的煊赫，虽后来失势，仍然鼎盛非凡。接着写自己的迭遭不幸，与其姊是恩爱夫妻，有如莫邪、干将雌雄两剑，当然患难相随；而连累及你也不远千里随姊前来，更加令我万分感愧。以下便全是对流放途中将入长江的想象之词，无一字涉及是到了贵州境内乌江的实景。从集中的《在浔阳非所寄内》可知，当李白系狱时，宗氏夫人一直在外奔走求救，其弟宗璟或当时即已随姊到了浔阳，一直到送李白离开。又李白有《南流夜郎寄内》诗云：“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可知宗氏在白上流途后仍然留在江西，宗璟又何能不陪姊而随李白？“南流”，更可知其不是溯江西去而是向南。时正是在乾元二年春天，按《大唐诏令集》卷八四《以春令减降囚徒制》：“其天下见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全免”之下有注曰“乾元二年二月”可知，李白正是依此诏免流，时正在洞庭舟中，还没有得闻诏令。
李白之留别宗璟只能是在浔阳而不是贵州，前人早就注意到了。清王琦在《李太白诗集注》中注曰：“《太平寰宇记》引《浔阳记》云：九江在浔阳，去州五里，名曰乌江，是大禹所疏。知此诗所谓乌江者，指浔阳江耳。”
“流”是唐代五刑之一。不过我们今天从李白的诗中可以看出，朝廷对他的惩处实际只是象征性的。一方面肃宗对这位大诗人追随永王并写了许多歌颂的诗十分不满，另一方面又不忍让这位当年“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的大诗人过于受苦难堪，以伤天下士子之心。所以，李白在流放途中完全不像是罪人，也没有限定他何时到达，从九江出发走走停停，至乾元元年秋天还在武汉同张尚书喝酒。从启程那天所作的《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中的“朝别凌烟楼，豪贤满行舟。暝投永华寺，宾散予独醉”可知，早上启程时当地官员与知名人士都齐往饯行并送上船告别，晚上留宿永华寺又有当地人士设宴欢迎，诗人还喝得酩酊大醉。最有代表性的还属前已提及的《泛沔州郎官湖并序》，时礼部侍郎张谓正出使夏口，当地官绅设宴欢迎他和李白，席间大家酒兴正浓，张谓对李白提出要求说：“此湖古来贤豪游者非一，而枉践佳景，寂寥无闻。夫子可为我标之嘉名以传不朽。”李白便“举酒酹水，号之曰‘郎官湖’，亦由郑圃之有‘仆射陂’也”。而“席上文士辅翼、岑静以为知言，乃命赋诗纪事，刻石湖侧，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这湖后来也自然成了一方名胜。
流放通常皆为边远的地方，但必须是朝廷实际行使辖权之地。今称在贵州桐梓的唐珍州夜郎县，新、旧唐书皆道是“贞观十六年（642）开山洞置”。据《旧唐书·地理志》载，时珍州领夜郎、丽皋、乐源三县，总共才“户二百六十三，口一千三十四。至京师四千一百里，至东都三千七百里”，平均一个县男女老幼只有三百多人，州、县衙还都设在山洞中，而且是“随所畬种田处转移，不常厥所”。（见《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可知其设置不过是表示其地已归入王化版图，管辖则有名无实，依例无非是派封了几名当地的部族头人，不能也无法作为流放地。
李白流放夜郎地辨
来源:文汇报 作者:弘征 日期:2011.01.09 版次:8
李白流放夜郎地辨
■弘征
夜郎得以家喻户晓，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夜郎自大”这句成语，二是因大诗人李白曾流放于此。
夜郎之名最早出现于《史记》《汉书》《后汉书》诸史，即楚顷襄王时（前二史误为楚威王），遣将庄 ，溯沅水伐夜郎。有关夜郎部族的历史源流，近十年来，我曾写过《新晃——夜郎古邑考》诸文进行考证。史载唐时曾三置夜郎县。第一次是武德四年（621）于靠近今湖南新晃的贵州石矸，但不过几年在贞观元年（627）便被废除了；第二次是贞观八年析龙标地再置夜郎县，治所在今湖南新晃，至天宝元年（742）改为峨山县止，长达有百余年；第三次是贞观十六年于今贵州桐梓（或称治今贵州正定西北）置珍州夜郎县，和前置的今新晃夜郎县两县并存。在此之前还置有夜郎郡，治所在今湖南辰溪，隋开皇九年（589）废（见《隋书·地理志》）。总之，都是在今湖南怀化西部和靠近湖南的贵州东部这块地方。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唐人对夜郎的概念。
由于唐代在今分属湖南、贵州两省都曾置有夜郎县，以致李白当年流放夜郎究竟是在何处也就成了问题。又由于在后人心目中，贵州之地似乎更处蛮荒，导致不少古诗文注释凡涉及夜郎多注称“今贵州桐梓”，将李白的流放地先确定于斯，然后从诗中去寻找只言片语，附会为他是在西去夜郎行至白帝城才遇赦。主要的依据一是《窜夜郎於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中的“白帝晓猿断，黄牛过客迟”两句，以为他是到了白帝城。实则，从读《李白全集》便知，这只是他自浔阳出发前对将入长江典型景物的摹绘之辞，当年他自四川出来就曾经过。白帝城在今重庆奉节县东，黄牛峡在其下的今湖北宜昌市西北，行程的倒置并非纪实可知；更主要的是在此期间，全集中再找不到可作为他自江夏（今武汉市）上行的记录。依据之二是遇赦后所作的《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觞。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绿水动三湘。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明人朱谏在《李白辨疑》中早已斥“此诗学为旷荡，而体格轻浅，如‘今岁敕放巫山阳’……等句，皆牵强不稳，非白作，但不知谁效之耳。”诗的起句已属不伦不类，因李白并无官职，何谓“左迁”？“啸起……”两句，完全是模仿李白的名句“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但东施效颦，妍媸立见；“相如却欲论文章”模仿杜甫《春日忆李白》的“重与细论文”，亦化金为铁，造辞鄙俗，确实是太不像李白的诗。即使不斥其伪，“巫山阳”乃典出宋玉《高唐赋》“妾在巫山之阳，高山之徂”，阳则山南以远皆可称之，并不能指证已经到了巫山。
要探讨李白流放的夜郎究竟是什么地方，自然应考察他在流途中的路线，最可靠的材料就是《李白全集》中的所有诗文以及相关历史文献，只要不囿于先将流放地定在贵州桐梓，所有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如作于乾元二年（759）他遇赦后的《江夏使君叔席上赠史郎中》：“凤凰丹禁里，衔出紫泥书。昔放三湘去，今还万死馀。”三湘，自然是指湖南境内无疑了。又如约作于同时不远的《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中有句云：“鲸鲵未剪灭，豺狼屡翻覆。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楚囚”故可泛称，但此处的“楚地囚”，则只能实指。楚地，通称今湖南湖北；如谓指系狱浔阳，则与标题的“流夜郎半道”相悖。又如《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诗云：“扬帆借天风，水驿苦不缓。平明及西塞，已先投沙伴。”据《元和郡县志》卷二七江南道武昌县条：“西塞山在县东八十五里，竦峭临江。”即在今湖北的鄂城县，可知其趁帆已达鄂州，将先裴而与作《怀沙》的楚逐臣屈原作伴。更有力的证据是乾元元年所作的《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和《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时流放夜郎行至江夏……》诸诗，从诗题就已说明他在流放途中已经到达了今天的武汉，而不是次年至白帝途中遇赦才往下行。从前一首诗中的“天乐流香阁，莲香飏晚风”，知其正在夏天；而在另一首《泛沔州郎官湖并序》中开头即说：“乾元岁八月，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也。”可知其在今武汉流连甚久，至少是在秋天后才又上流途南往洞庭，全集中有《赠别郑判官》诗云：“窜逐勿复哀，惭君问寒灰。浮云本无意，吹落章华台。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便是流放途中至洞庭之作。宋祝穆《方舆胜览》：“章华台，晋杜预云：‘在今南郡华容城中。’华容，即今监利。”
最引起后人误以为李白流放夜郎是到了贵州的还是前引《窜夜郎於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一诗。本来，名曰乌江的江不止一条，最有名的如项羽自刎乌江便是其一。但贵州恰有一条大江名曰乌江，就被论者误以为李白于流放途中是到了乌江。一般读者望地名生解自然无可厚非，研究者如望题而走入误区就麻烦了。考李白一生凡四娶，最后一位宗氏夫人是唐武后时三次入相的宗楚客的孙女，宗璟便是她的弟弟。所以诗的一开头就写其家世的煊赫，虽后来失势，仍然鼎盛非凡。接着写自己的迭遭不幸，与其姊是恩爱夫妻，有如莫邪、干将雌雄两剑，当然患难相随；而连累及你也不远千里随姊前来，更加令我万分感愧。以下便全是对流放途中将入长江的想象之词，无一字涉及是到了贵州境内乌江的实景。从集中的《在浔阳非所寄内》可知，当李白系狱时，宗氏夫人一直在外奔走求救，其弟宗璟或当时即已随姊到了浔阳，一直到送李白离开。又李白有《南流夜郎寄内》诗云：“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可知宗氏在白上流途后仍然留在江西，宗璟又何能不陪姊而随李白？“南流”，更可知其不是溯江西去而是向南。时正是在乾元二年春天，按《大唐诏令集》卷八四《以春令减降囚徒制》：“其天下见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全免”之下有注曰“乾元二年二月”可知，李白正是依此诏免流，时正在洞庭舟中，还没有得闻诏令。
李白之留别宗璟只能是在浔阳而不是贵州，前人早就注意到了。清王琦在《李太白诗集注》中注曰：“《太平寰宇记》引《浔阳记》云：九江在浔阳，去州五里，名曰乌江，是大禹所疏。知此诗所谓乌江者，指浔阳江耳。”
“流”是唐代五刑之一。不过我们今天从李白的诗中可以看出，朝廷对他的惩处实际只是象征性的。一方面肃宗对这位大诗人追随永王并写了许多歌颂的诗十分不满，另一方面又不忍让这位当年“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的大诗人过于受苦难堪，以伤天下士子之心。所以，李白在流放途中完全不像是罪人，也没有限定他何时到达，从九江出发走走停停，至乾元元年秋天还在武汉同张尚书喝酒。从启程那天所作的《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中的“朝别凌烟楼，豪贤满行舟。暝投永华寺，宾散予独醉”可知，早上启程时当地官员与知名人士都齐往饯行并送上船告别，晚上留宿永华寺又有当地人士设宴欢迎，诗人还喝得酩酊大醉。最有代表性的还属前已提及的《泛沔州郎官湖并序》，时礼部侍郎张谓正出使夏口，当地官绅设宴欢迎他和李白，席间大家酒兴正浓，张谓对李白提出要求说：“此湖古来贤豪游者非一，而枉践佳景，寂寥无闻。夫子可为我标之嘉名以传不朽。”李白便“举酒酹水，号之曰‘郎官湖’，亦由郑圃之有‘仆射陂’也”。而“席上文士辅翼、岑静以为知言，乃命赋诗纪事，刻石湖侧，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这湖后来也自然成了一方名胜。
流放通常皆为边远的地方，但必须是朝廷实际行使辖权之地。今称在贵州桐梓的唐珍州夜郎县，新、旧唐书皆道是“贞观十六年（642）开山洞置”。据《旧唐书·地理志》载，时珍州领夜郎、丽皋、乐源三县，总共才“户二百六十三，口一千三十四。至京师四千一百里，至东都三千七百里”，平均一个县男女老幼只有三百多人，州、县衙还都设在山洞中，而且是“随所畬种田处转移，不常厥所”。（见《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可知其设置不过是表示其地已归入王化版图，管辖则有名无实，依例无非是派封了几名当地的部族头人，不能也无法作为流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