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祖祖辈辈使用的火堂、吊锅和吊罐。
记忆之书
文 | 罗伟章
老君山的山峰，被称为“望古楼”。民谚：“四川有个望古楼，半截支在天里头。”
一、我的故乡
我出生在山里。老君山。位于川东北宣汉县北部，属大巴山余脉。再往北是万源，与陕南安康接壤，东、南毗邻重庆，重庆往东是湖南湖北。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川”，宣汉是必经之道，举家迁徙之众，分明再辛苦些日子，就能走到沃野千里的川西，至少能走到有“小成都”之称的邻县开江，但双脚起泡，两腿抽筋，对未来的没有把握，更让他们不敢盲然而持久地在路上奔波；毕竟，作为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必须停下来，停下来才可能拥有一份产业，也才有一个家。于是以族群为单位，在群山之中驻足，“插占为业，指手为界”。
对土地的强烈渴求，使他们排斥后来者。我们村叫罗家坡，除一户姓李，所有男丁都姓罗；罗家坡卧于半山，绝对高度800米，村东二里许，修有一座碉堡，至今残墙犹存，见山下来人，碉堡里放火铳，投飞石，将来人击退。碉堡之下十余丈，从山壁窝进一面大湾，叫泪潮湾，据传，是那些母亲、妻子、女儿们，来收儿子、丈夫或父亲的尸骨时，泪如潮水冲刷而成。加之宣汉在周朝时属巴国领地，巴人是世界上罕见的只用战争书写自己历史的部族，最后虽被秦军灭于丰都，但那粒强悍的种子，千百年来留存于天地之间，铸就了我们那里强悍的民风——强悍而悲凉。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村里天天都在争斗。村子共三层院落，百余人口，清早，听到队长的木梆声，人们带着农具，走向台梯层叠的田间。往往刚落脚，架就吵起来了：有人照管孩子，照管猪牛，或者去野地捡狗屎肥自留地，耽误了时间，比别人晚到了半分钟，少挖了两锄地，要扣五厘工分，被扣的人就和记工员吵，和队长吵，由此牵扯出各自的亲友，架越吵越大，终于动武。这时候，时间成为最公正也最昏庸的判官，把整整一个白天吵过去，一点农活没干，工分簿上，男人还是10分，妇女还是8分，比别人晚到的，哪怕他最终比先到者多挖了半亩地，依然要扣掉五厘甚至更多。
除评工分时吵架打架，谁家自留地塄坎上的草被割走了，谁家柴山里的干树枝被扳走了，谁家畜棚外的半截牛绳被捡走了，谁家的母鸡把蛋生在屋外的草窝里被摸走了，都会发生类似事件。
我很小就干活。第一宗活是照顾弟妹。山里的父母把孩子生下来，满月后就没工夫照顾。当时的报纸、电台和学生作文，都时兴用一个成语：披星戴月。山里农民要披星戴月地去贫瘠的土地上抠粮食，还要为争取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对他们自己却至关重要的权利，去跟人死掐，孩子只能用背带或裤子捆扎成人垛，扔到床上。对婴儿这样，某些家庭对五六岁的儿童也这样：怕他们滚到堰塘或茅坑里淹死了，还怕他们滚下山崖摔死了。山势陡峻，出门就上坡下坎，到处都可以摔死人。特别是砍了春柴过后，一块小石头也能一贯到底，直入河心。难怪山脚下的过路人偶尔抬头，总要又惊又疼地骂一声：“嗨呀，上面一只背篼也放不稳，罗家坡那些龟儿子是咋活出来的呀！”
孩子见到背带就哭，就挣扎，但毫无意义。父母走了，所有人都走了，只留下黑屋子里的哭声。把嗓子哭嘶，哭哑，然后睡过去，过一阵醒来，看到亮瓦透出晕光，间或听到鸡鸣牛哞，但听不到人声。恐惧袭来，又哭，哭得汗水淋漓，还可能拉了屎尿，周身发痒，却没办法挠一挠，只好接着睡，接着哭。山里人都有一副好嗓子，外界以为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养的，其实是小时候哭出来的。
兄弟姊妹多要好一些，大的可以带小的，比如我们家。我母亲很能生孩子。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大哥之前，还有个姐姐，幼年得病死了；弟弟是双胞胎，先出者离开母体半小时后断了气（母亲一次生俩，让父亲手忙脚乱，把前面那个晾在一旁，冻死了）。也就是说，我母亲生了九个，养活七个。我比弟弟大三岁多，比妹妹大六岁多，要说怎样照顾他们，根本谈不上，他们依旧要被捆在床上，我能做的，就是在他们醒来后，跑到床边逗他们玩。但我无法让他们闻到奶香，无法给他们切实的安全感，咯咯咯笑那么几声，随即把笑脸转为哭脸，笑声转为哭腔。孩子本就饿得快，哭又耗费体力，但晌午过了，正午过了，甚至到了下午，日头西沉，父母也没回来。
妹妹两个月大的时候，有天哭得特别凄惨，脸憋得发乌，小小的胸腔不停地颤动，却出不来声音。要过去很长时间才有哭声。我见她可怜，用背带把她和我绑在一起，去找母亲。这样做是危险的，母亲绝不允许在她出工时去找她；见了孩子，她不可能不停下活喂奶，如此就会扣工分，影响一家人的口粮。母亲身高超过1米70，是远近闻名的能干人，也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父亲木讷，少主张，个子又小（比母亲矮了一头），不大让人放在眼里，家里的安排，外面的应酬，包括跟人吵架打架，主要都是母亲的事。对待孩子，父亲慈祥，母亲极其严苛，稍有差池，动手就打。她名叫符代珍，但山上山下，凡认识她的，都叫她符铁匠，是说她打孩子像铁匠那样下狠手。
我知道母亲在碉堡那边干活。我们把碉堡叫寨，那方土地叫寨梁。我背着妹妹，朝寨梁上走。说起来只有二里地，可在我心里，它是多么遥远。山是空的，空得一丝风也没有。下午时分，天上游云如丝，太阳把田埂晒得像是烙铁，我的赤脚只敢弓起来，尽量用后跟着地，尽量往草垛上踩。草垛也烫得人抽气。好在妹妹已经不哭了。走到半途，桂大娘从山弯转过来；她那么老，背驼得几乎额头触地，还是天天出工，今天是家里有急事，提前回来了。她站在高处，说：“乖儿是不是捂住了啊？”
她放下锄头，把妹妹帮我解下来，见我的背上满是白沫。
要不是碰见桂大娘，我把妹妹背到寨梁，就是一个死孩子了。
母亲没有责备我，因妹妹最终死里逃生，她还欣慰地笑着夸奖我。
母亲笑起来是很好看的，脸上是一副非难的表情，眼里的笑却关不住。
是的，尽管所有人都把我母亲叫符铁匠，我也确实跟哥哥姐姐一样怕她，但她怎样打我，却没有丝毫记忆。我只记得她朝我笑，带我去街上看汽车。她跟人吵架打架，哪怕吵赢了也打赢了，依然深感屈辱，别人如何骂她、打她，她常常私下说给我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多愁善感，与母亲告诉我的那些事不无关系。我相信，如果骂可以消灭敌人，罗家坡绝对可以组建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对祖宗八代有鞭尸之效，对子子孙孙有绝种之功。母亲毫不隐讳地给我诉说，边说边叹气。
她是在叹息自己的命运。她娘家在河下游对岸，过河之后，两片巨石穿空而上，像两扇门，人只能从“门”缝挤过去；因这缘故，那带平缓的浅岗叫关门岩。我母亲在关门岩当姑娘时，跟她父母一起享有许多田产，过了十余年的好生活，可她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虽从朝鲜战场归来，却上无片瓦。我们家的房子，是母亲嫁过来后才起的，她像个男人那样，起早贪黑地砍木材、平地基、窖石磉。
我有记忆的时候，大哥已经不读书了，二哥和两个姐姐还在上学，我常把他们的课本捧在手里，哇哇地念。母亲在家的话，会拉张凳子，坐到我身边，指着书上的字，她指一个，我念一个，每念一个，她都赞许地点头。哥哥姐姐从没教过我，我怎么就会认了？我骄傲得耳根发红。后来才知道，许多时候我都是把书倒拿着的，母亲也不识字。她家境好，却没上过一天学。她只认识自己的名字。那年月，村里老丢东西，斧头、锄头、弯刀、镰刀，凡需带出家门的农具，都可能丢失，家家户户便用铁钉，在农具上錾上自己的名字；像花篮之类的竹制农具，就在不经意处打上记号。
老家当门的黄檩树
除照顾弟妹，我还要刮洋芋皮。家里那么多张吃饭的嘴，且无油水，个个饭量大。我弟弟四岁时，就能一顿喝下七碗稀饭，胀得肚子透亮，能看见肠子，但两泡尿一屙，肚子就空了。老君山主种稻谷，但山实在太陡，稻田被分割成碎块，如果一块田有一亩，就被称为大田；且产量奇低，一年忙到头，分不到几斤谷子。我们很难吃到米饭，主要食物是红苕和洋芋。其实也说不上谁是主食，家家无积粮，某个季节出产哪样，就盯住哪样紧吃，吃得人翻胃、发呕。只是比较而言，红苕和洋芋的产量要高些。刮洋芋皮看上去是个轻松活，但要刮满一桶，就不轻松了。手软得像是没有手，被称为“刮刮儿”的铁片，把手指割出密密麻麻的血口子，水一泡，痛得钻心。
但这点苦我是能够吃下去的，因为跟另一种苦比起来，它根本算不上苦。
这另一种苦，是寂寞。
村里跟我年龄相仿的，有七八个，但大都在中院和西院（我们住东院），同院只有一个女孩子，比我大两天。别院的孩子要么被捆在床上，要么小小年纪就上坡干活，要么跟我一样，有弟妹要照顾；同院的这位女孩，我竟没有跟她一同玩耍的任何印象，她似乎也从没在院坝里出现过。
大人出工去了，我把洋芋提到院坝，开始劳动。手软了，就停下来，四处张望。南面和东西，都是木瓦房，每家的屋脊，都种着一钵自从放上去就无人经管的仙人掌；北面朝河，没起房子，长着一棵杏树，一棵橙子树。院坝下方，是村里的碾盆和磨盆，碾盆旁边，有棵巨大的檬子树，长年掉下寸长的圪针，锋利无比，干了水分有铁钉那么硬，扎在脚上，拔出来就是一个血洞。檬子树下方，是棵黄檩树，合围粗。我就看这些树，看树上的鸟，还有歇在矮枝上的鸡；院里虽然养了两只狗，但狗是不见影儿的，它们要遍山跑，找吃的，或者找配偶。干风从不明方向的地方吹来，把老去的树叶吹落一片，又吹落一片。偶有一两只松鼠，从树梢飞上房顶，又从房顶飞到树梢，轻盈得像长着翅膀。
太阳升起，阳光从东边的屋檐淌下，将院坝直直地、一毫米一毫米地切开。
我就是根据阳光在院坝里的位置来判断时间。阳光游走起来嘶嘶嘶响，如微微的喘息。院坝东明西暗，然后明暗对等，像张手帕，一半儿被水浸湿了，再然后，东暗西明，直至阳光越过西边的丛丛屋顶，跑到村子尽头的白岩寨。白岩寨是一面壁立的石头，有数十铺晒席那么大，表面平滑如镜，旗帜般迎风舒展；晚清四川提督、太子少保罗思举，就出生在白岩寨下的山洞里。
夕阳在白岩寨燃烧，慢慢的，色泽变淡，变软，变成苍青色的灰烬。
天快黑了。
猪饿了，牛渴了，把圈撞得砰砰乱响，发出震彻山野的悲鸣。
出工的人还没有回来。
上学的倒是早就回来了，但他们把书包一放，立即进山劳作。
那时候，我最盼望的事情是下雨。不是下小雨，下小雨没用，要下瓢泼大雨，顷刻间，屋檐水就把院坝灌满，拳头大小的泡子，在水洼里生成又破灭，且能隐隐听见山洪的低吼——只有这样，人们才会丢下活路归屋。再大的雨，我也光着头站到院坝边的石磙上，看他们怎样吆吆喝喝地朝村落奔跑。
有天晌午，我专心地刮着洋芋皮，除“刮刮儿”弄出的声音，四周静如往古。洋芋的粉屑直往我身上扑，前胸已白了一片，脸上紧绷绷的，痒，我正龇牙咧嘴抠痒痒的时候，突然听到脚步响，惊喜地抬头，见侯三娘从屋后的小路回来了。只有她一个人。她背着花篮，扛着锄头，腮帮鼓包，两眼血肿，衣裤只剩几缕布条，完全遮不住羞。她沉默着从院坝走过，从我身边走过，从阳光里走到阴影里，之后进屋，嗒地一声将门闭了，就悄无声息。
很显然，她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她在那场战斗中输了，输得很惨。
她提前回来，是要静静地舔舐自己的伤口。
她的这副形象，给我留下了不灭的记忆，或者说，给我留下了不愈的伤疤。我不经意间看到了长辈妇人的身体。是那样不堪。皮肉松弛、发黑，连最隐秘处也刻着生活的艰辛。那时候她还不到四十岁。我虚着眼睛，望着虚幻的远处，心里很痛。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心痛。其实，侯三娘是跟我母亲吵架最多的人，也是跟全村吵架最多的人，她的全部精神需求，就是去探听别人的秘密，没有秘密，她就为别人制造秘密，然后极其神秘地说给甲，又说给乙，每说给一个人，末了都要警告一声：“我只告诉了你，你千万莫告诉别个啊！”终有一天，“秘密”的主人会知道的，就来找她对质。我们那里把闲话叫淡话，对质就叫“对淡话”。淡话是经不起对的，一对就吵，稍稍升级，就大打出手。
我不喜欢侯三娘，可是，在这个静谧而寂寞的晌午，她让我为她心痛。
老家院坝外景
二、母亲去世
进入秋天，我妹妹三个月大了，就在这时，母亲病了。不是伤风感冒这类病。山里人不把伤风感冒叫病，头痛腰痛肚子痛，都不叫病；是否叫病，以能否下床、能否出工为标准。这意思是说，我母亲病得很重，只能躺在床上。但她究竟得的什么病，却无从知晓。得病初期，父亲要请赤脚医生来给她弄药，她坚决不许。她的节俭跟她的能干和打孩子一样出名。那时候，到下半年仓里还挂着腊肉的，全村只有我们家。并不是我们家杀的猪很肥、很大，而是母亲根本就不拿出来吃。她只把肉用来招待客人。她生性好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她是个争豪气的人，绝不能让客人离去后，说某人家里竟然没有肉吃。这种名声和脸面是必要的，她有四个儿子，名声差了，脸面败了，将来就找不到媳妇。
母亲在床上一躺，就躺了四十多天。她几次想强撑起来，但下床就倒。父亲平生第一次不再听母亲的，找来一个医生。这人叫罗建银，是父亲的好友，我们叫他银爸。银爸虽是医生，却是个兽医，他看了母亲的脸色，摸了母亲的脉搏，对我父亲说：“看来不行了，往街上送吧。”
父亲着了急。母亲不行，就意味着这个家不行。他立即请几个年轻力壮的乡邻，砍竹子扎滑竿。其时，已是很稠的黄昏，竹子砍来，天就黑如锅底；城里人说黑夜，只是相对于白天的时间概念，真正的黑夜是见不到的，真正的黑夜，能用手摸到黑夜厚实的脊背。若干年后，妻子跟我一同回去，初次见到这样的黑夜，吓得哭，她半夜醒来，啥也看不见，就以为自己的眼睛瞎了。那天夜里，大哥把油灯点到院坝，破竹，捆扎。一阵风吹来，油灯熄了。这不是普通的风，院外的大树枝叶倾覆，怒涛般吼叫。紧跟着，疾雨如注。本来很闷热的天，几分钟内就冷得人打抖。
父亲生上火，让扎滑竿的人和前来探望病人的乡邻进屋烤火。
母亲在里屋叫父亲，说她要起来。连自己翻身都难的人，怎么能起来呢？父亲去扶她，却没费任何力气就把她扶到了火塘边。这是四十多天来她第一次走出那间阴暗潮湿的卧室。她是那样精神，嘻哈打笑地跟人摆龙门阵，还和平辈妇人开玩笑。她一点不像个病人。
但她的身体在变沉。我舅舅的女儿，还有我们院坝的李二娘，各伸一条腿到她背后，让她靠住。父亲独自站在门口，观察着。突然，他快步走过去，抱住母亲的头哭。母亲没有反应。母亲死了。
雨并没下多长时间，母亲断了那口气，雨就停了，风也停了。大哥背着母亲，将她放到堂屋里临时搭成的灵床上。从她去世的屋子到堂屋，要从院坝里过，死人见不得天日，因此有人在母亲头上举着一把大黑伞。大哥个子不高，母亲的脚把湿漉漉的地板刮得卟卟响。
一切乱套。火炮没有，香蜡纸钱没有，寿衣寿鞋没有，棺材没有，办丧事的粮食没有，猪肉没有……家里上上下下忙成一团，而死者是需要看守的：怕猫从她身上越过。听说猫越过死人，死人就会变成僵尸，直杠杠地站起来，横冲直撞。
只有我去守母亲。堂屋靠北，中间横着两间空屋，我单独地跟母亲面对。大哥为我生了堆火，但柴很快燃尽，只有明明灭灭的火星。横躺着的母亲成为巨大的阴影，放得很平整的脚朝向我。夜晚像开不动的船，在漩涡里徘徊。我死死地盯住母亲，注意一丝一毫的动静，眼里老是有猫的身影，它们身手敏捷，在母亲腰腹的位置，跳过来，又跳过去。到后半夜，大哥进来看过我一次，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其实我是怕的。我怕猫让母亲变成僵尸，还怕像黑夜一样深的未来。
母亲的去世，我首先感觉到的不是悲伤，而是恐惧。
次日早上，弟弟蹦蹦跳跳地来到堂屋，拿筷子打母亲的脸，奶声奶气地说：“妈，起来吃饭。”父亲见状，怄得蹲在地上。他后来对幺儿多有娇惯，与这幅场景是分不开的。做道场的时候，弟弟也和我们一起，穿着孝衣，戴着孝帕，在阴阳先生的指令下，绕棺，磕头，父亲更是不忍目睹。
三天之后，母亲下葬。我舅舅帮了大忙，他把为自己准备的棺材借给了他的妹妹。
舅舅比母亲矮，棺材短，母亲进不去，褐色的木腔里发出骨头折叠的声音。
客人走了，帮忙的散了，家里清净了，现实的问题就出来了。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妹妹。她饿，要奶吃。没有奶吃就哭，白天哭，晚上也哭。父亲和哥哥姐姐，通夜通夜的轮流抱着她，哦哦地哄她，熬米汤喂她。可米是珍贵的，垆缸已经空了，一只老鼠都喂不活。只好去村里找奶。那些生产不久的妇人，营养不良，脸呈菜色，乳房干瘪，自己的娃娃也吊不住，但她们还是把皱巴巴的奶头塞到了我妹妹的嘴里。我看到妹妹带着泪痕，吃着别人的奶水，就像我自己在一点一点地变饱。我知道她吃上几口，就能管上一会儿，在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她不会死，她又能活。
尽管我的故乡人通常自私而武劣，尽管母亲刚刚下葬，就有兄弟数人，举着斧子，来拆了我们家的房，说这里原属他家的地基，让我们在露天坝睡了许多个夜晚，淋了许多场秋雨，尽管还有人想把我们赶出罗家坡，但这些事，我从不往心里记——村里妇人撩衣喂我妹妹的情景，足以把我照亮。
妹妹长到半岁的时候，再养活她已经非常艰难，终于在大姨的主持下，把她抱养给了二郎滩一户马姓人家。二郎滩就是大姨的婆家所在地，离关门岩不远，生存条件比罗家坡优越。那家人对我妹妹很好，妹妹后来长到跟母亲差不多高，且能干如母亲，性格开朗如母亲。
但在送她走的时候，却见不到她的未来。那天正午，躬腰驼背的大姨领人来背她走，父亲拒不见面，我们石头般沉默。她走了，下了杏树、檬子树、黄檩树，然后下了几层梯田，进入了岩坎之下的林子，我们望不见她了……她在家时，一哭就让全家惊慌失措，现在听不到她的哭声了……
我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割牛草。村里孩子割牛草，爱结伴而行，当父母的也希望这样，怕摔岩，怕蜂叮，怕蛇咬，怕狼吃（那时候山里有狼和狐狸，我们把它们统称毛狗），但我总是一个人。
母亲去世很久，我也觉得那不是真实的，从她坟边经过，看到那个越来越旧的土堆，我也觉得她会从里面出来，朝我笑，给我诉说她的辛酸，指书上的字让我认。我常常梦见她，她穿着去世前父亲披在她身上的花棉袄；每次梦见，她都把我吓哭。按山里的说法，死人吓活人，是因为活人把死人思念过度的缘故。我割牛草并不走得太远，就在后山的林子里，有天，东院比我大两天的那个女孩，跟她哥哥一起，被她母亲带着，朝寨梁上走，边走边说话，发出快乐的笑声，我才不得不承认：他们有母亲，而我没有母亲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空气坚硬，卡在我的喉咙。
那些日子，天一个劲儿地蓝着，蓝天下野风蛇行，树叶颤动之声，从远处响到近处，又从近处响开。我躺在阳光斑驳的落叶上，听这声音，听大地深处的低鸣。每一丝天籁都与母亲有关。这差不多成了我的一种病，即使现在，我回到故乡，也必然会找个时间，独进山林，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躺下来，听一听，下雪天也不例外。幼年丧母的伤痛，对我影响至巨。我把它写进了作品，但我自己并没注意，有次陈思和先生评论我的小说，指出我好几个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幼年丧母的，我才意识到。
完成了割草的任务，我往往还要在山里待很长时间，陷入不可救药的玄想。
我想的是自己将来要成个大人物，给阴郁的家带去希望。
榜样是有的，白岩寨下的罗思举就是（他死后也葬在那里，文革中被开坟抛尸）。罗思举的双亲以乞讨为生，他却统辖一方，威震西南。然而，想来想去，他并没给我任何榜样的力量。据老辈人说，罗思举出生时，漆黑的山洞陡然亮堂起来，如朗月当空，他父亲说：“这娃娃将来要做老爷！”疲惫的母亲浅笑着回答：“做啥老爷哟，莫当讨口子就好了！”罗思举领受了父母对他的封赐，先做讨口子，中年后修成正果。但他不是普通的讨口子，乞讨之外，又偷又抢，被抓住后，五花大绑扔到毒日头下去晒油，把他扔到哪里，一朵阴云就罩向哪里，凉风就吹向哪里。他还能变马、变猫、变成一棵树。而这样的异秉，我完全没有。翻过白岩寨，下游不足十公里处，是川东游击军领袖、红33军军长王维舟的故居，我想以王维舟为榜样，可他同样有许多飞檐走壁上天入地的传说。
不管是罗思举还是王维舟，都没给我希望，只让我绝望。
于是我望着山下的河：清溪河。从800米高处望下去，清溪河细瘦一握，曲曲弯弯，凝然不动。但我知道它在涌流。母亲带我去街上看汽车时，要沿河边沙地朝上游走十里路。“河水向东流”已成习语，但我们那里的河是向西流的；清溪河如其名，洪水到来前，宽仅五六丈，水清得能看见水的影子，拍岸之声却强劲有力，它固执地在山弯里找出路，永不回头。难道山外还有一个世界？
老家的堰塘，曾给我童年许多欢乐。
我们家养的那头牛，体型硕大，浑身雪白，人呼白儿。柳宗元说，耕种时有牛的身影，收获时也有牛的身影，可谓“物无逾者”，而白儿，又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牛。
它饿得肚子打晃，渴得鼻子喷火，也不悲鸣，更不撞圈，它好像知道主人家遭遇了变故，现在负责经管它的，只是一个孩子。耕田耙地，白儿步子不快（我醒世时，它已经老了），却从不迟疑。耕田回来，气没喘匀，往往又被人拉去碾米磨面；它太温驯，我们家的牛棚离碾盆磨盆又那么近，铸就了它一生的苦命。它拖着沉重的石碾，嘴角流出的涎子，一路滴滴答答，米碾出来，碾道就淋湿了。
即使大雪封山，我也出去为白儿寻青草。在别人根本看不到有草的地方，我也能割满一大花篮，这是我了不起的本事。我现在回乡，依然敢跟那些小家伙比试割牛草；我和妻子在成都街头散步，走到小区外的磨底河，看到河岸蔓生的野草，我会手一指：“这种草牛最肯吃！”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白儿。当年，白儿以它沉默的方式，填补着我内心的空缺。它见我背着草走进巷子，会立即站起来，我把草丢进木槽，它再饿也不马上就吃，而是用头蹭我的手。
吃完草，我拉它到堰塘喝水。去堰塘要从母亲坟旁经过。当它把肚子喝得硬如绷鼓，天就黑了。我领它回到母亲坟旁，停下来，我坐着，它站着。因土崖遮挡，村子在视线之外。晴朗的夜晚，山野盛大而肃穆，星星多得天都装不下，流星倏然划过，礼花一样绚烂和寂灭；有些星星悠闲自在地在星群间游逛，一点不害怕撞了额头，也不害怕被礼花烧着，或许它是天上的蜜蜂，只不过采的是流星之蜜。这时候我不孤单，母亲和白儿陪着我，还有头顶的星星。白儿也会望天吗？我不知道，我想它会。
很长时间过去，我才起身，拍一拍它，说：“白儿，我们回家。”逼仄的田埂上，响起白儿和我的脚步声。我的脚步声并不比白儿的轻多少。我的心里装着母亲。我把母亲装在心里带回家了。
没过两年，白儿就老垮了。也可能是累垮的。它瘫在圈里，四条腿直直地架住，再也起不来。牛到这种程度，命运已经注定。牛棚太小，牛粪太稀，不好就地杀它，是在队长的指挥下，十多个男人举着木杠，喊着号子，像操块石头那样，把它操到黄檩树下去杀的。杀了分肉。那时的牛都属公家，只是分配给不同的人饲养。那天，我发了疯似的哭叫，已伤痕累累的白儿也流了眼泪。
但它没有哀鸣。牛见了屠刀，都会拼尽全力哀鸣一声。白儿到死也是那样沉默。
法国诗人雅姆曾向天主祈祷，希望将来他能把他的驴子带进天堂，如果我也可以这样祈祷，那么，让我的白儿也进天堂去吧。虽然，白儿并不归我所有，但世间之物，谁真心爱它，它才归谁所有。
有段时间，外婆帮助我割牛草。外婆来吊了她二女的丧，就没回去。
反正家里只她一个人，我外公1950年就死了。
外婆是一个青色的老太婆，青色的衣裤，青色的鞋子，满头白发也用青色的发网罩住。她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儿子跟她住隔壁，三个女儿的归宿，算我母亲最差。如前所述，大姨出嫁的二郎滩，条件比罗家坡好，幺姨出嫁的庹家坝，条件更好，从一个“坝”字就能看出来。这且不说，大姨父是木匠，能在公分的口粮之外找到额外的饭吃；幺姨父年轻时做纤夫，后来进了区合作社，成了吃国家粮的人。因这缘故，外婆最疼爱她的二女。然而，她最疼爱的人，只活了四十多岁就死了。
外婆割牛草不进山，都是在田边地角，割一路湿一路。是她的泪水。
我母亲死后一个月左右，外婆的眼睛就半瞎了。在这之前，她是可以穿针的。
眼睛成了这个样子，外婆要求回去。父亲为什么放她走，内情我并不十分清楚，我只是觉得不应该让她回去。她回去的日子很难过。舅舅问她：“你去罗家坡时眼睛好好的，整成瞎子就回来了？”舅舅又对她说：“你不是为你二女吗，现在咋不去为她呢？”对刚刚送走黑发人的外婆，这些话是可以砸碎骨头的。但她一声不吭。到老年，外婆就怕舅舅；她只有一个儿子，她怕儿子不养她。
没过多久，外婆全瞎了。她不放心我们，想上山来看我们，但她再也走不来了。我们就去看她。大人走不开，经常去的是我和二姐。从陡坡下到河底，即刻被怒生的芭茅吞没，绵延十里，芭茅林才把姐弟俩吐出来。我们要从那里过河。那个春夏秋冬都戴着布帽的艄公，早就认识我们，还能听出我们的声音。只要朝断岸之上的小屋喊两声：“过河！过河！”他人没出来，应答出来了：“来了，来了，又去看外婆呀？”有时候，两分钱的摆渡钱他也不收。二姐对他说声劳慰，拉着我的手跳上对岸。
直到这时候，我们都是愉快的。过了那道石门，往浅岗上爬，心情才变得沉重起来。
我们也怕舅舅。每次去，都要被舅舅骂。他说母亲用了他的棺材，但父亲已想办法还给他了。他还说：“我去你们家，你们看不起老子，一满盘不上桌！”——舅舅的女儿也嫁到了罗家坡，住在西院，母亲在时，他来看女儿，都到我们家，母亲去世后，他有时来，多数时候不来，但只要听说，我们都会去请他来家吃饭，吃饭时只让父亲陪，小孩不准上桌，是母亲的教育，舅舅是知道的，他为什么这样说话呢？我们是多么希望上餐桌，跟客人一道吃些油荤稍重的好菜！
走进拥挤着猪屎牛粪味的巷道，我跟二姐就如昼行的老鼠，听到上方院坝有人声，就躲在茅厕旮旯不敢动，等人声不再，才蹑手蹑脚蹬上七八级石梯。外婆常常不在家，双扇门锁着。一把形状古怪的大铁锁。但我们知道她在哪里，就去找她。她在外公的坟边干活，那里是她的自留地。她啥也看不见了，但她不仅下地，还去村外提水，并且奇迹般地没有摔倒过。我怀疑，外婆一直是凭气味生活的。她守寡数十年，村子的兴衰荣辱，她与别人一样经历，但她跟别人有着不一样的夜晚。在漫长的黑夜里，她灵灵醒醒地嗅着村子，每个角落里的气味，就长在她的身体上，成为了她的眼睛。
见到我们，确切地说是听到我们、闻到我们，外婆立即回屋，煮饭给我们吃。
她的碗柜里始终有几个碗天天洗，是天天等着我们来。取碗的声音细微，柔和，温暖……直到今天，我取碗时听到那声音，就会想起我的外婆，就会把眼睛闭好一会儿，有时还忍不住呻唤几声。
天再热，外婆煮饭也把门关上；饭熟了，把锅儿罐子提到卧室后的虚楼上吃——是怕舅舅看见。可她跟舅舅只一壁之隔，舅舅纵然看不见，也听得见，一旦知道我们来了，他就开骂。他为啥这么恨我们呢，仅仅因为外婆对母亲好些？好像不是。当年，因为外公外婆有许多田产，害得他这个当儿子的也成了成分人，挨了斗，吃了苦，心里憋屈，要找地方发泄。我们成了最佳发泄渠道。母亲在世那阵，他不敢这样，别看母亲境遇最差，在她兄妹间却享有最高威性，现在母亲死了，就另当别论了。
要是舅舅觉得隔着板壁骂不过瘾，就来撞外婆的门。
有次正要吃饭，他把门撞开了，吓得老的小的直哆嗦。他知道祖孙三人是由母亲联系起来的，就对母亲破口大骂。我和二姐哭了，外婆也哭了，外婆对我们说：“娃娃也，你们回去，再也不要来了。”
我跟二姐一直哭拢家门。我们只知道自己伤心，没去想过外婆。
罐子里精贵的白米饭，她是煮给外孙的，外孙没吃一口就哭着回去了……
从那以后，我就多年没去。上初中二年级那年暑假，才跟两个哥哥一同去了。
外婆已不能行动，像床烂棉絮躬在床上。大哥摸出熟鸡蛋，在床沿磕破，剥给她吃，只剥了一半，外婆就一手抓过去，往嘴里塞。她一口气吃了五个。在她床头，放着一只空碗，碗壁的饭碴干得起壳，有苍蝇在飞。吃饱了，她就不停地说，说母亲小时候的事，我们小时候的事。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年年月月，她咀嚼的就是这些事。而我们，却越来越稀少地去看她。
外婆又活了两年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资格指责舅舅。外婆瘫了，他还让她活了那么长时间。不管是以怎样的方式在活，毕竟活着。
舅舅晚年很不幸，上六十岁后，就疯疯癫癫的了。他爬到罗家坡下面的石岩上，喊他女儿，喊应了，他说：“谷子该割就割哟。”说了这句，立马回转。快割谷子的季节，太阳毒辣，他过一道河，走二十里路，就为说这么一句话，像他做了几十年庄稼人的女儿不知农时。表姐去追他，可他早已下山。后来疯得更厉害，不知从哪里搜罗一大群癞疤癞壳缺耳少腿的狗，不再归家，赶着狗沿河流浪。狗咬了人，他就被打。他脸上随时有伤。他去世的时候，我在外地读书，没能去参加他的葬礼。愿他安息。
老家废弃的石碾
三、饥荒年月
中国人对饥荒年月的集体记忆，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但我说的不是那时候，而是母亲去世的次年，即1975年。那一年，中国南方——尤其是四川——普遇旱灾。老君山96天滴雨不下。干旱是从一声炸雷开始的，秧苗刚插下去，炸雷就劈空而来。田里正需关水，炸雷来得正是时候。谁也想不到它不是带来雨水，而是一声警告。雷声过后，天清气朗。这无所谓，田里有些积水，秧苗在茁壮成长，蜻蜓群起群飞，在水皮产卵，早起上坡，露珠把裤腿和鞋子打得透湿。但太阳天天出来，农家炊烟未起，红得发紫的圆球，就挂在对河杨侯山的松枝上。无人能说清从哪个早晨开始没有了露珠，又是哪天的朝阳从升起那一刻就发白发烫，直到田里只剩巴掌大小的水花子，麻老鹰能非常方便地钻进去叼走死鱼，农人才怪罪一声：“嚯，背时老天爷咋还不下雨呀！”
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心想过两天就会下的。出太阳是老天爷的职责，下雨也是老天爷的职责。
天上又不是没有乌云。
然而，乌云都是在夜里生成，一觉睡醒，乌云不见了，天空光光趟趟的像是磨过。
秧田彻底干涸，牛粪、土地和水生物化合出的腥气，在火苗似的阳光里浮荡。当秧田裂开口子，农民着了急，去堰塘舀水灌田。堰塘仅半亩大、两米深，能灌多少田？附近几个小田喝了两天水，就没了；田里的水没了，堰塘里的水也没了。多少年来，妇人都去堰塘洗衣，小孩都去堰塘游泳，耕牛都去堰塘饮水，可而今的堰塘被挖了眼珠，成一个空洞，一个死坑。尺厚的泡泥只坚持了半天，就干硬如铁，几斤重的蚌壳和团鱼，无助地被阳光暴晒。村里展开了一场大战：抢那些蚌壳和团鱼。塘里盛水的时候，大家知道它是公家的，现在水干了，队长也没说明要把里面的东西拿来分，于是抢。
事实上，塘水还剩半米深时，就开始抢鱼了，草棒和鲤鱼，大的草棒有两尺长，鲤鱼的尾巴红如花朵。抢到了的高高兴兴回家煮吃，没抢到的就骂，骂得喉咙出血，甚至拿了红布，去寨梁那边的鞍子寺，把红布搭在如来佛的头上，恭恭敬敬跪在菩萨面前，诅咒那些吃了鱼的人全都烂屁眼。
但这是村子仅存的活力了。无工可出，所有人都窝在村里，碰面说话，无不和雨有关。数百公里外下了雨，也能闻到雨气，也被他们传说。可在罗家坡，夜里的乌云也懒得照面，老天爷铁了心，要割断人们最后一丝念想。老君山多松柏和青冈，都是耐旱的，但六七月份，却遍山黄叶。田里的裂口，能不吐骨头地吞掉一个人。秧苗始终是秧苗，本该是谷物黄熟时节，秧苗还只有两三卡深，枯槁纤瘦，着火即燃。孩子们把牛赶进田里，让它们吃。那时候白儿还在，我也把白儿赶进田里。但牛吃草的兴趣也没有，淡心无肠地用舌头撩进几口，就停下来，忧郁地望着烈日，望着村子之外。
最先逼过来的是缺水喝。村里只有一口井，在西院外，井不大，但山泉丰沛，井水漫溢。现在可不行，泉如眼泪，把人等老，也舀不满一桶。井旁排了很长的队，白天排了晚上排，二十四个钟头没断过人。中院和东院挑水回家，要经过一丛坟林，坟林上挤密的慈竹，差不多成为整个村落唯一的绿色。有天后半夜，中院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挑大半担水，小心翼翼走在笋箨路上，坟林里突然响声大作，伴随着呜哩哇啦的怪叫。汉子扔下水桶，朝屋飞奔，边飞奔边呼喊：“打鬼哟——打鬼哟——”绝望的喊声把全村人都吵醒了。我和弟弟跟父亲睡一床，钻到父亲的腋下，抖缩成一团。
自此，东院和中院就没人敢在夜里去挑水。
不过，十来天后，敢去也无水可挑。大山的眼泪干了，泉水断了。
所有人都奔向三里外的大河沟。大河沟在白岩寨东侧，由山顶的雪水冲刷而成，寨下积一小潭，暑天也凛冽刺骨。往年的夏季，常有彩虹横天而来，弯下花花绿绿的粗壮脖子在大河沟喝水，听说彩虹喝水能把人和牛都吸进去，因此我们对那里心存畏惧。今年堰塘里没水了，再害怕也得往大河沟去，我就天天领着白儿去。但很快，就不准牛去了，因为人要去挑水喝，牲畜只能喝人用过的溲水。
大河沟维持了不足半月，就干得一只螃蟹也养不住，抬头一望，悬垂的大沟乱石累累。
只剩一条河了。整架老君山人都往清溪河扑。力气好的，挑满满一担上山，摘片树叶放在桶面，水就不会荡出来。可力气再好，那么高的山，中途总得歇口气，偏偏就没一个地方能把桶放平。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尿素口袋去背。罗家坡倾巢出动，下河背水，只有遇鬼的那家，才是女人独来独往，儿女太小，背不动，男人被吓得灵魂出窍，躺在床上，等他的魂回来。他等了差不多半年才把魂等回来。多年以后，西院一个家伙才笑嘻嘻地对他说，那回闹鬼，是他搞的，他不想中院和东院人去挑水，就选个月夜躲进坟林去吓，也没想专门吓谁，碰到谁吓谁，用刀背敲打竹身，发出怪叫；为做得逼真，他还披了件烂蓑衣，用锅灰涂了脸。幸好那人没转过头看，否则，很可能当场就被吓死了。
挑水没闹出人命，背水却闹出了人命。比罗家坡高400米的白花寨，有个孤老太婆，早上下山，天黑才背回一袋，将花篮放在凳上，没放稳，倒了，袋子炸开，水漫流一地。她在湿地上坐了一会儿，站起身，进里屋穿上她所有的衣服，把最好的穿在外面，走到街檐下，冲向梁柱，一头撞死。
前面说过，那年月家家无积粮，人们的胃是随季节走的，但这一年，季节成为毫无内容、毫无意义的空壳，该出小麦时不见小麦，该出稻谷时不见稻谷，说无积粮还不够，是无隔宿之粮。但总得吃点儿啥，人不吃饭就要饿死。喝水可以找清溪河，吃饭还得指望大山。
到处是挖野粮的人群。野粮无非是灰灰菜、马兰头、菊花脑，加上一些植物的根块，经不住挖的。然后开始剥树皮。不管是苦是辣，都剥。好些树就被剥死了。
人们经历的一切苦难，土地首先经历。我的故乡很贫瘠，但又并不贫瘠，梭罗说，养不活鹧鸪和野兔的田野是贫瘠的田野，我的故乡不仅养活了我们，还养活了野兔、毛狗和锦鸡。锦鸡是我幼年最华丽的回忆，那些彩身修尾的灵物，总是跟太阳一同起床，周身托着光芒，欢鸣着在林莽间穿梭。环境那么恶劣，日子那么艰难，它们依然活跃——是生活彻底好转之后，它们才逐渐消失的。
到而今，老君山不仅很少看到锦鸡和毛狗，连蛇也少见了。前年我回乡，先没回老家，直接住进了清溪河下游一个小镇，发现镇子背后开着好几家野味馆，卖蛇肉、麂子肉、锦鸡肉，还卖娃娃鱼，县里的有钱人周末乘快艇去吃，镇政府来了上级，也带去吃。尽管我乃一介小民，若见此不言，与食客同罪。我去县里找领导，说都开会去了，回成都后，我给县委书记写了封长信，书记回了，满口的公文腔。去年我回乡，听说当地人现今给领导送礼，都时兴送那几样野味的腌制品；再去小镇，见那几家馆子比先前更加红火，且正碰上背了死物来卖的猎人。我的眼睛自始至终没敢去面对那些死物，也不敢去想象它们临死前侧耳听风的美丽和惊恐。我内心的耻辱比天高，比海深。
土地和饥饿，构成我作品的重要主题。我有一部长篇就叫《饥饿百年》。陈建功先生在评价这部小说时说：“用极致化的叙事手段，对苦难进行审美表达……这些苦难更多来自于人性的溃败和欲望的滋生……”我常常为自己生而为人感到庆幸，因为只有人才会回望内心。人也必须回望内心。尊严是靠自己塑造的，如果我们的灵魂不能在苦难丛集又生生不息的大地上变得丰饶，不能与世间万物荣辱与共，就始终处于饥饿的状态。身体的饥饿能够感知，对精神的匮乏，往往缺乏基本的敏感和警觉，我们的精神分明面黄肌瘦，却可能认为比谁都吃得饱，也吃得好。单纯的经济时代，不能称为时代，更不能称为繁荣；真正的繁荣，是经济、情感和思想的共同繁荣。
——那年，我大姐二姐辍了学。大姐的成绩很好的，二姐的成绩倒是不好，好与不好都得辍学。与生存相比，读书实在算不了啥。我已经发蒙，我们那里把发蒙叫“穿牛鼻眼”：像牛穿上鼻绳那样被管束起来了。学校就在鞍子寺，这座古老的寺庙，1950年代变成了学校，除后墙洞穴中安了如来佛，操场左右两侧各有一名无头战将，别的菩萨都被请走了。上学和下学的路上，我老是吐，饿的，吐的是酸水；如果某天运气好，父亲和哥哥姐姐找回的野粮足够多，我也吐，胀的，吐的是粮食。
这时候，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有亲戚相助。比我大两天的那个女孩一家，就常常享受这样的幸福，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个满脸胡子的男人给他们送洋芋来。女孩的母亲说，这是她小时候抱养出去的弟弟，住在黄金公社。黄金公社位于我们所在的普光公社上游，相距40公里。若干年后，他们才道出实情：那人与女孩一家原本素不相识，文革初年挨整，某天深夜跑到这山上躲命，女孩的父亲起夜，碰见了他，他讲了自己的处境，女孩的父亲就把他收留了，白天黑夜将他关在红苕坑里，一关就是几个月，直到整他的人又被人整了，他才回去。这件事，当初罗家坡无一人知晓。
我们家偶尔也有这样的幸福。主要来自我二爹。二爹住在罗文公社，离我们有百多里路，差不多出了县境；而且他不姓罗，姓王。这是因为，父亲四岁就死了爹娘，二爹那时刚满两岁，房子又被人占了，兄弟俩成了野人。“回去”这个词是我们常用的，但到了无家可回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词有多重。两人食野果，饮山泉，然后四方流浪，并因此走散。父亲给这家当几天儿子，又给那家当几天儿子（其实是打短工），每到一家，就改一次姓——难怪有人跟我父母吵架，要我们滚出罗家，说我们本来姓王。1955年，父亲被派往罗文修公路，休息时跟人说起他的身世，一个当地农民赶场回来，坐在旁边歇气，听父亲说了一阵，扑过来就叫哥哥。没有谁会怀疑他认错了人，两兄弟长得太像了。天旱这年，实在没办法可想的时候，父亲就上一趟罗文，每次都背回好几个南瓜。
其次来自我二嫂。当然那时候还不是我二嫂。母亲在时，就给二哥订了亲，典型的娃娃亲。二嫂住在老君山顶的曹家堰，人很响快，很亲热，她有时下来，给我们带些“猪根子”；那是一种植物的根块，直接煮来吃很苦，磨成粉熬糊糊，就分外细腻，好吃极了。
在困难的日子里，父亲表现出的韧性将教养我一生。幼年丧母，中年丧妻，都是人生的大不幸，而我父亲幼年不仅丧母，还丧父。他名叫罗建吉，我母亲去世后，山里的好心人摆着脑壳：“那家里是一包针，建吉咋带得大哟！”可他最终把我们带大了。父亲的确没别的本事，但他善良、尽本分。在朝鲜战场，有天遭遇空袭，人进了战壕，几十匹马却拴在外面，拴马的松树炸成粉，父亲冒死冲出，将马一匹一匹地拉进战壕里去，为此他立了二等功。他没想到会立功，只是觉得那些马“叫得可怜”。对来自各方的欺辱，父亲隐忍不发，就像对待灾荒，他不骂天，不骂地，也没骂过人，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默默地承受。去山里找粮，饿得腿脚打晃，曾三次摔下高崖，断了好几根肋骨，却说自己不饿，把食物让给儿女们吃。夜里，我们按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叫饿，父亲一声不吭，儿女实在扛不住，他就默默起身，去泡菜坛里摸出一块用于养盐水的老酸萝卜（没有新的菜蔬放进去了），给我们一人撕一绺。我们睡过去了，而他是怎样在忍饥挨饿，辗转反侧，我们是不知道的。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至今能背诵《孟子》里的许多篇章。他给某家财东当儿子时，财东送他进过私塾；遗憾的是，这家财东后来被泥石流埋了，不然他会读更多的书。读书并没给他带来什么，但他懂得了书的力量，就特别重视孩子读书。在罗家坡，找不出第二个像他那样重视读书。
别的人家，即使勉强送子弟上几年学，也只送儿子，不送女儿，有首古老的民谣：“妹不知，爹娘不送妹读书，爹娘不送妹读课，无有文章无有名。”山里女子历来就这个命。然而，我大姐成绩好却无法继续学业，让父亲很伤感。我二哥成绩更好，全区有名，特别是语文，大家都在认认真真编造虚假的好人好事时（城里孩子扶老太婆过马路，农村孩子帮老太婆背猪草），他却关注着别样的事物，能写出“大地在沉睡，昆虫在长鸣”这样的句子，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学生。二哥初中毕业后，没钱给校长送礼，进不了高中（当年是推荐升学），就回家务农了。后来，准许中考和高考，父亲又让二哥去上学，二哥不去，说老都老了，还上啥学！父亲和大哥推着他去。二哥上了半年多，乡里招考教师，他去应考，被头名录取。这对我们家而言，是件大好事，但父亲并不乐意，还是希望他去考学。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中院一位老哥来对我父亲说，他去白花寨买牛，看到一个女孩在路边割草，女孩长得很体面，草也割得很利索，是不是说来给伟章做小妹儿（未婚妻）？父亲摇头。那老哥来提说多回，父亲都摇头，说我伟章要读书。外人可能觉得父亲做得理所当然，可只要对罗家坡稍有了解，就不会那样想了。罗家坡盛产光棍。罗家坡的媳妇，大多来自老君山更高处，上面的出产比罗家坡好，只因一年有半年积雪，才愿意下嫁；要是男方家境差了，人家就宁愿一辈子在雪堆里打滚。我们家不是差，是破败，能早早地订下一个“小妹儿”，是非常必要的；尽管订下了也可能毁约（老君山说毁婚约就一个字：灰），但有和没有，心境不同，家里的气象也不一样。
我大哥没能及时订婚，就差点成了光棍，接近三十岁才找到大嫂。大嫂比大哥小八岁，住在白花寨附近的陈家湾，人好，勤劳，顾大局。这样的运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接近三十岁，基本上就是铁定的光棍人选了。大哥有这样的运气，与他自己的努力分不开。母亲去世后，他成为父亲最重要的帮手，父亲不擅交往，出头露面的事就由大哥去做，他周旋在复杂的人事之间，不仅当上了队里的记工员，还当上了大队的民兵连长，经常组织民兵在大队的两所学校举行篮球比赛；比赛那天，老远的人都跑去观看，成为大山里的节日。我读中学那阵，每过些日子，大哥就半夜三更起床，给我送钱送粮。我二哥和姐弟结婚，也主要由他操办。兄弟姊妹之间，作为老大，他付出最多。
那年年底和次年春粮出来之前，政府发放救济粮，从东北调运玉米。不少麻布口袋上，都写着这么一句：“送给四川懒汉。”衷心感谢东北人民，但说真的，四川缺粮，真不是懒造成的。
罗家坡痛定思痛，男女老少总动员，日战加夜战，在大河沟上方挖了个盛水10万立方的水库，石堰自上而下，自西向东，延伸到鞍子寺。寨梁上那座沉淀着历史烟云的古碉堡，此前完好无损，修渠时将其拆毁，碎成片石，而今只剩残墙了。
尽管如此，饥饿依然延续。我饿晕死的经历，有好几次。有次我去街上卖谷糠，卖了谷糠买盐，买火柴，回程途中，下午三四点钟爬到泪潮湾上面的密林里，又饿晕了。天快黑时，成员大公赶场回来，发现了倒在路上的我，把他买的一整瓶醋给我灌下去，我才醒过来。我的中学时代，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我穿着破衣破鞋，大姐二姐千针万线给我扎的新鞋，勾的线衣，我几角钱就卖给人家，为的是填肚子。大哥来学校看我，总让我酸楚，我没钱给他买顿饭吃，尽管他说自己不饿；同时我也不希望亲人看到我的窘迫相。有次父亲带着弟弟来看我，我借来饭票，给他们一人买了三两，没钱买菜，就吃净饭，弟弟两三口就刨下了肚，说饿，还要吃，父亲把自己碗里的刨给他，他吃得比刨得快，结果弄得父亲几乎连米粒也没沾到。
直到我读高三下期，才把饭吃饱。第一次吃饱饭的那天我印象深刻，美丽的晚霞漫天铺开，我端着碗去食堂，打了三两饭，吃了，感觉比没吃还饿，又打了六两，吃了，肚子还是瘪瘪的，心里隐隐着慌，见旁边窗口卖挂面，又打了三两挂面吃下去，这一下饱了！离上晚自习还有四十多分钟，我独自走出校门，去到河边，坐在遍生的车轴草上。学校在身后，县城在身后，面前的河水，波光潋滟，细浪追逐。我禁不住痛哭流涕。感谢老天，我终于知道肚子吃饱是啥滋味了！
作
者
简介
罗伟章，现居成都。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磨尖掐尖》、《大河之舞》、《太阳底下》、《空白之页》、《世事如常》、《声音史》，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中短篇小说集《白云青草间的痛》，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等。曾获人民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华文最佳散文奖等。部分作品译为英、韩、蒙、藏等文字。中宣部文艺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欢
度
春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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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2017年第1期
2017年第1期《收获》目录
长篇小说
四世同堂·饥荒（老舍）
《四世同堂》英译全稿的发现和《饥荒》的回译（赵武平）
长篇连载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永玉）
中篇小说
红豆生南国（王安忆）
花匠与看门人（尹学芸）
短篇小说
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张楚）
逆位（斯继东）
十三姨（陈永和）
他们走向战场
我们歌颂我们之再生（严平）
三朵雨云
阿伦特的愤怒和契诃夫的笑声（唐诺）
夜短梦长
老K，老A，和王（毛尖）
明亮的星
圣者骆一禾（陈东东）
河汉遥寄
生命的感动（桂未明）
村里祖祖辈辈使用的火堂、吊锅和吊罐。
记忆之书
文 | 罗伟章
老君山的山峰，被称为“望古楼”。民谚：“四川有个望古楼，半截支在天里头。”
一、我的故乡
我出生在山里。老君山。位于川东北宣汉县北部，属大巴山余脉。再往北是万源，与陕南安康接壤，东、南毗邻重庆，重庆往东是湖南湖北。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川”，宣汉是必经之道，举家迁徙之众，分明再辛苦些日子，就能走到沃野千里的川西，至少能走到有“小成都”之称的邻县开江，但双脚起泡，两腿抽筋，对未来的没有把握，更让他们不敢盲然而持久地在路上奔波；毕竟，作为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必须停下来，停下来才可能拥有一份产业，也才有一个家。于是以族群为单位，在群山之中驻足，“插占为业，指手为界”。
对土地的强烈渴求，使他们排斥后来者。我们村叫罗家坡，除一户姓李，所有男丁都姓罗；罗家坡卧于半山，绝对高度800米，村东二里许，修有一座碉堡，至今残墙犹存，见山下来人，碉堡里放火铳，投飞石，将来人击退。碉堡之下十余丈，从山壁窝进一面大湾，叫泪潮湾，据传，是那些母亲、妻子、女儿们，来收儿子、丈夫或父亲的尸骨时，泪如潮水冲刷而成。加之宣汉在周朝时属巴国领地，巴人是世界上罕见的只用战争书写自己历史的部族，最后虽被秦军灭于丰都，但那粒强悍的种子，千百年来留存于天地之间，铸就了我们那里强悍的民风——强悍而悲凉。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村里天天都在争斗。村子共三层院落，百余人口，清早，听到队长的木梆声，人们带着农具，走向台梯层叠的田间。往往刚落脚，架就吵起来了：有人照管孩子，照管猪牛，或者去野地捡狗屎肥自留地，耽误了时间，比别人晚到了半分钟，少挖了两锄地，要扣五厘工分，被扣的人就和记工员吵，和队长吵，由此牵扯出各自的亲友，架越吵越大，终于动武。这时候，时间成为最公正也最昏庸的判官，把整整一个白天吵过去，一点农活没干，工分簿上，男人还是10分，妇女还是8分，比别人晚到的，哪怕他最终比先到者多挖了半亩地，依然要扣掉五厘甚至更多。
除评工分时吵架打架，谁家自留地塄坎上的草被割走了，谁家柴山里的干树枝被扳走了，谁家畜棚外的半截牛绳被捡走了，谁家的母鸡把蛋生在屋外的草窝里被摸走了，都会发生类似事件。
我很小就干活。第一宗活是照顾弟妹。山里的父母把孩子生下来，满月后就没工夫照顾。当时的报纸、电台和学生作文，都时兴用一个成语：披星戴月。山里农民要披星戴月地去贫瘠的土地上抠粮食，还要为争取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对他们自己却至关重要的权利，去跟人死掐，孩子只能用背带或裤子捆扎成人垛，扔到床上。对婴儿这样，某些家庭对五六岁的儿童也这样：怕他们滚到堰塘或茅坑里淹死了，还怕他们滚下山崖摔死了。山势陡峻，出门就上坡下坎，到处都可以摔死人。特别是砍了春柴过后，一块小石头也能一贯到底，直入河心。难怪山脚下的过路人偶尔抬头，总要又惊又疼地骂一声：“嗨呀，上面一只背篼也放不稳，罗家坡那些龟儿子是咋活出来的呀！”
孩子见到背带就哭，就挣扎，但毫无意义。父母走了，所有人都走了，只留下黑屋子里的哭声。把嗓子哭嘶，哭哑，然后睡过去，过一阵醒来，看到亮瓦透出晕光，间或听到鸡鸣牛哞，但听不到人声。恐惧袭来，又哭，哭得汗水淋漓，还可能拉了屎尿，周身发痒，却没办法挠一挠，只好接着睡，接着哭。山里人都有一副好嗓子，外界以为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养的，其实是小时候哭出来的。
兄弟姊妹多要好一些，大的可以带小的，比如我们家。我母亲很能生孩子。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大哥之前，还有个姐姐，幼年得病死了；弟弟是双胞胎，先出者离开母体半小时后断了气（母亲一次生俩，让父亲手忙脚乱，把前面那个晾在一旁，冻死了）。也就是说，我母亲生了九个，养活七个。我比弟弟大三岁多，比妹妹大六岁多，要说怎样照顾他们，根本谈不上，他们依旧要被捆在床上，我能做的，就是在他们醒来后，跑到床边逗他们玩。但我无法让他们闻到奶香，无法给他们切实的安全感，咯咯咯笑那么几声，随即把笑脸转为哭脸，笑声转为哭腔。孩子本就饿得快，哭又耗费体力，但晌午过了，正午过了，甚至到了下午，日头西沉，父母也没回来。
妹妹两个月大的时候，有天哭得特别凄惨，脸憋得发乌，小小的胸腔不停地颤动，却出不来声音。要过去很长时间才有哭声。我见她可怜，用背带把她和我绑在一起，去找母亲。这样做是危险的，母亲绝不允许在她出工时去找她；见了孩子，她不可能不停下活喂奶，如此就会扣工分，影响一家人的口粮。母亲身高超过1米70，是远近闻名的能干人，也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父亲木讷，少主张，个子又小（比母亲矮了一头），不大让人放在眼里，家里的安排，外面的应酬，包括跟人吵架打架，主要都是母亲的事。对待孩子，父亲慈祥，母亲极其严苛，稍有差池，动手就打。她名叫符代珍，但山上山下，凡认识她的，都叫她符铁匠，是说她打孩子像铁匠那样下狠手。
我知道母亲在碉堡那边干活。我们把碉堡叫寨，那方土地叫寨梁。我背着妹妹，朝寨梁上走。说起来只有二里地，可在我心里，它是多么遥远。山是空的，空得一丝风也没有。下午时分，天上游云如丝，太阳把田埂晒得像是烙铁，我的赤脚只敢弓起来，尽量用后跟着地，尽量往草垛上踩。草垛也烫得人抽气。好在妹妹已经不哭了。走到半途，桂大娘从山弯转过来；她那么老，背驼得几乎额头触地，还是天天出工，今天是家里有急事，提前回来了。她站在高处，说：“乖儿是不是捂住了啊？”
她放下锄头，把妹妹帮我解下来，见我的背上满是白沫。
要不是碰见桂大娘，我把妹妹背到寨梁，就是一个死孩子了。
母亲没有责备我，因妹妹最终死里逃生，她还欣慰地笑着夸奖我。
母亲笑起来是很好看的，脸上是一副非难的表情，眼里的笑却关不住。
是的，尽管所有人都把我母亲叫符铁匠，我也确实跟哥哥姐姐一样怕她，但她怎样打我，却没有丝毫记忆。我只记得她朝我笑，带我去街上看汽车。她跟人吵架打架，哪怕吵赢了也打赢了，依然深感屈辱，别人如何骂她、打她，她常常私下说给我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多愁善感，与母亲告诉我的那些事不无关系。我相信，如果骂可以消灭敌人，罗家坡绝对可以组建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对祖宗八代有鞭尸之效，对子子孙孙有绝种之功。母亲毫不隐讳地给我诉说，边说边叹气。
她是在叹息自己的命运。她娘家在河下游对岸，过河之后，两片巨石穿空而上，像两扇门，人只能从“门”缝挤过去；因这缘故，那带平缓的浅岗叫关门岩。我母亲在关门岩当姑娘时，跟她父母一起享有许多田产，过了十余年的好生活，可她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虽从朝鲜战场归来，却上无片瓦。我们家的房子，是母亲嫁过来后才起的，她像个男人那样，起早贪黑地砍木材、平地基、窖石磉。
我有记忆的时候，大哥已经不读书了，二哥和两个姐姐还在上学，我常把他们的课本捧在手里，哇哇地念。母亲在家的话，会拉张凳子，坐到我身边，指着书上的字，她指一个，我念一个，每念一个，她都赞许地点头。哥哥姐姐从没教过我，我怎么就会认了？我骄傲得耳根发红。后来才知道，许多时候我都是把书倒拿着的，母亲也不识字。她家境好，却没上过一天学。她只认识自己的名字。那年月，村里老丢东西，斧头、锄头、弯刀、镰刀，凡需带出家门的农具，都可能丢失，家家户户便用铁钉，在农具上錾上自己的名字；像花篮之类的竹制农具，就在不经意处打上记号。
老家当门的黄檩树
除照顾弟妹，我还要刮洋芋皮。家里那么多张吃饭的嘴，且无油水，个个饭量大。我弟弟四岁时，就能一顿喝下七碗稀饭，胀得肚子透亮，能看见肠子，但两泡尿一屙，肚子就空了。老君山主种稻谷，但山实在太陡，稻田被分割成碎块，如果一块田有一亩，就被称为大田；且产量奇低，一年忙到头，分不到几斤谷子。我们很难吃到米饭，主要食物是红苕和洋芋。其实也说不上谁是主食，家家无积粮，某个季节出产哪样，就盯住哪样紧吃，吃得人翻胃、发呕。只是比较而言，红苕和洋芋的产量要高些。刮洋芋皮看上去是个轻松活，但要刮满一桶，就不轻松了。手软得像是没有手，被称为“刮刮儿”的铁片，把手指割出密密麻麻的血口子，水一泡，痛得钻心。
但这点苦我是能够吃下去的，因为跟另一种苦比起来，它根本算不上苦。
这另一种苦，是寂寞。
村里跟我年龄相仿的，有七八个，但大都在中院和西院（我们住东院），同院只有一个女孩子，比我大两天。别院的孩子要么被捆在床上，要么小小年纪就上坡干活，要么跟我一样，有弟妹要照顾；同院的这位女孩，我竟没有跟她一同玩耍的任何印象，她似乎也从没在院坝里出现过。
大人出工去了，我把洋芋提到院坝，开始劳动。手软了，就停下来，四处张望。南面和东西，都是木瓦房，每家的屋脊，都种着一钵自从放上去就无人经管的仙人掌；北面朝河，没起房子，长着一棵杏树，一棵橙子树。院坝下方，是村里的碾盆和磨盆，碾盆旁边，有棵巨大的檬子树，长年掉下寸长的圪针，锋利无比，干了水分有铁钉那么硬，扎在脚上，拔出来就是一个血洞。檬子树下方，是棵黄檩树，合围粗。我就看这些树，看树上的鸟，还有歇在矮枝上的鸡；院里虽然养了两只狗，但狗是不见影儿的，它们要遍山跑，找吃的，或者找配偶。干风从不明方向的地方吹来，把老去的树叶吹落一片，又吹落一片。偶有一两只松鼠，从树梢飞上房顶，又从房顶飞到树梢，轻盈得像长着翅膀。
太阳升起，阳光从东边的屋檐淌下，将院坝直直地、一毫米一毫米地切开。
我就是根据阳光在院坝里的位置来判断时间。阳光游走起来嘶嘶嘶响，如微微的喘息。院坝东明西暗，然后明暗对等，像张手帕，一半儿被水浸湿了，再然后，东暗西明，直至阳光越过西边的丛丛屋顶，跑到村子尽头的白岩寨。白岩寨是一面壁立的石头，有数十铺晒席那么大，表面平滑如镜，旗帜般迎风舒展；晚清四川提督、太子少保罗思举，就出生在白岩寨下的山洞里。
夕阳在白岩寨燃烧，慢慢的，色泽变淡，变软，变成苍青色的灰烬。
天快黑了。
猪饿了，牛渴了，把圈撞得砰砰乱响，发出震彻山野的悲鸣。
出工的人还没有回来。
上学的倒是早就回来了，但他们把书包一放，立即进山劳作。
那时候，我最盼望的事情是下雨。不是下小雨，下小雨没用，要下瓢泼大雨，顷刻间，屋檐水就把院坝灌满，拳头大小的泡子，在水洼里生成又破灭，且能隐隐听见山洪的低吼——只有这样，人们才会丢下活路归屋。再大的雨，我也光着头站到院坝边的石磙上，看他们怎样吆吆喝喝地朝村落奔跑。
有天晌午，我专心地刮着洋芋皮，除“刮刮儿”弄出的声音，四周静如往古。洋芋的粉屑直往我身上扑，前胸已白了一片，脸上紧绷绷的，痒，我正龇牙咧嘴抠痒痒的时候，突然听到脚步响，惊喜地抬头，见侯三娘从屋后的小路回来了。只有她一个人。她背着花篮，扛着锄头，腮帮鼓包，两眼血肿，衣裤只剩几缕布条，完全遮不住羞。她沉默着从院坝走过，从我身边走过，从阳光里走到阴影里，之后进屋，嗒地一声将门闭了，就悄无声息。
很显然，她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她在那场战斗中输了，输得很惨。
她提前回来，是要静静地舔舐自己的伤口。
她的这副形象，给我留下了不灭的记忆，或者说，给我留下了不愈的伤疤。我不经意间看到了长辈妇人的身体。是那样不堪。皮肉松弛、发黑，连最隐秘处也刻着生活的艰辛。那时候她还不到四十岁。我虚着眼睛，望着虚幻的远处，心里很痛。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心痛。其实，侯三娘是跟我母亲吵架最多的人，也是跟全村吵架最多的人，她的全部精神需求，就是去探听别人的秘密，没有秘密，她就为别人制造秘密，然后极其神秘地说给甲，又说给乙，每说给一个人，末了都要警告一声：“我只告诉了你，你千万莫告诉别个啊！”终有一天，“秘密”的主人会知道的，就来找她对质。我们那里把闲话叫淡话，对质就叫“对淡话”。淡话是经不起对的，一对就吵，稍稍升级，就大打出手。
我不喜欢侯三娘，可是，在这个静谧而寂寞的晌午，她让我为她心痛。
老家院坝外景
二、母亲去世
进入秋天，我妹妹三个月大了，就在这时，母亲病了。不是伤风感冒这类病。山里人不把伤风感冒叫病，头痛腰痛肚子痛，都不叫病；是否叫病，以能否下床、能否出工为标准。这意思是说，我母亲病得很重，只能躺在床上。但她究竟得的什么病，却无从知晓。得病初期，父亲要请赤脚医生来给她弄药，她坚决不许。她的节俭跟她的能干和打孩子一样出名。那时候，到下半年仓里还挂着腊肉的，全村只有我们家。并不是我们家杀的猪很肥、很大，而是母亲根本就不拿出来吃。她只把肉用来招待客人。她生性好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她是个争豪气的人，绝不能让客人离去后，说某人家里竟然没有肉吃。这种名声和脸面是必要的，她有四个儿子，名声差了，脸面败了，将来就找不到媳妇。
母亲在床上一躺，就躺了四十多天。她几次想强撑起来，但下床就倒。父亲平生第一次不再听母亲的，找来一个医生。这人叫罗建银，是父亲的好友，我们叫他银爸。银爸虽是医生，却是个兽医，他看了母亲的脸色，摸了母亲的脉搏，对我父亲说：“看来不行了，往街上送吧。”
父亲着了急。母亲不行，就意味着这个家不行。他立即请几个年轻力壮的乡邻，砍竹子扎滑竿。其时，已是很稠的黄昏，竹子砍来，天就黑如锅底；城里人说黑夜，只是相对于白天的时间概念，真正的黑夜是见不到的，真正的黑夜，能用手摸到黑夜厚实的脊背。若干年后，妻子跟我一同回去，初次见到这样的黑夜，吓得哭，她半夜醒来，啥也看不见，就以为自己的眼睛瞎了。那天夜里，大哥把油灯点到院坝，破竹，捆扎。一阵风吹来，油灯熄了。这不是普通的风，院外的大树枝叶倾覆，怒涛般吼叫。紧跟着，疾雨如注。本来很闷热的天，几分钟内就冷得人打抖。
父亲生上火，让扎滑竿的人和前来探望病人的乡邻进屋烤火。
母亲在里屋叫父亲，说她要起来。连自己翻身都难的人，怎么能起来呢？父亲去扶她，却没费任何力气就把她扶到了火塘边。这是四十多天来她第一次走出那间阴暗潮湿的卧室。她是那样精神，嘻哈打笑地跟人摆龙门阵，还和平辈妇人开玩笑。她一点不像个病人。
但她的身体在变沉。我舅舅的女儿，还有我们院坝的李二娘，各伸一条腿到她背后，让她靠住。父亲独自站在门口，观察着。突然，他快步走过去，抱住母亲的头哭。母亲没有反应。母亲死了。
雨并没下多长时间，母亲断了那口气，雨就停了，风也停了。大哥背着母亲，将她放到堂屋里临时搭成的灵床上。从她去世的屋子到堂屋，要从院坝里过，死人见不得天日，因此有人在母亲头上举着一把大黑伞。大哥个子不高，母亲的脚把湿漉漉的地板刮得卟卟响。
一切乱套。火炮没有，香蜡纸钱没有，寿衣寿鞋没有，棺材没有，办丧事的粮食没有，猪肉没有……家里上上下下忙成一团，而死者是需要看守的：怕猫从她身上越过。听说猫越过死人，死人就会变成僵尸，直杠杠地站起来，横冲直撞。
只有我去守母亲。堂屋靠北，中间横着两间空屋，我单独地跟母亲面对。大哥为我生了堆火，但柴很快燃尽，只有明明灭灭的火星。横躺着的母亲成为巨大的阴影，放得很平整的脚朝向我。夜晚像开不动的船，在漩涡里徘徊。我死死地盯住母亲，注意一丝一毫的动静，眼里老是有猫的身影，它们身手敏捷，在母亲腰腹的位置，跳过来，又跳过去。到后半夜，大哥进来看过我一次，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其实我是怕的。我怕猫让母亲变成僵尸，还怕像黑夜一样深的未来。
母亲的去世，我首先感觉到的不是悲伤，而是恐惧。
次日早上，弟弟蹦蹦跳跳地来到堂屋，拿筷子打母亲的脸，奶声奶气地说：“妈，起来吃饭。”父亲见状，怄得蹲在地上。他后来对幺儿多有娇惯，与这幅场景是分不开的。做道场的时候，弟弟也和我们一起，穿着孝衣，戴着孝帕，在阴阳先生的指令下，绕棺，磕头，父亲更是不忍目睹。
三天之后，母亲下葬。我舅舅帮了大忙，他把为自己准备的棺材借给了他的妹妹。
舅舅比母亲矮，棺材短，母亲进不去，褐色的木腔里发出骨头折叠的声音。
客人走了，帮忙的散了，家里清净了，现实的问题就出来了。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妹妹。她饿，要奶吃。没有奶吃就哭，白天哭，晚上也哭。父亲和哥哥姐姐，通夜通夜的轮流抱着她，哦哦地哄她，熬米汤喂她。可米是珍贵的，垆缸已经空了，一只老鼠都喂不活。只好去村里找奶。那些生产不久的妇人，营养不良，脸呈菜色，乳房干瘪，自己的娃娃也吊不住，但她们还是把皱巴巴的奶头塞到了我妹妹的嘴里。我看到妹妹带着泪痕，吃着别人的奶水，就像我自己在一点一点地变饱。我知道她吃上几口，就能管上一会儿，在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她不会死，她又能活。
尽管我的故乡人通常自私而武劣，尽管母亲刚刚下葬，就有兄弟数人，举着斧子，来拆了我们家的房，说这里原属他家的地基，让我们在露天坝睡了许多个夜晚，淋了许多场秋雨，尽管还有人想把我们赶出罗家坡，但这些事，我从不往心里记——村里妇人撩衣喂我妹妹的情景，足以把我照亮。
妹妹长到半岁的时候，再养活她已经非常艰难，终于在大姨的主持下，把她抱养给了二郎滩一户马姓人家。二郎滩就是大姨的婆家所在地，离关门岩不远，生存条件比罗家坡优越。那家人对我妹妹很好，妹妹后来长到跟母亲差不多高，且能干如母亲，性格开朗如母亲。
但在送她走的时候，却见不到她的未来。那天正午，躬腰驼背的大姨领人来背她走，父亲拒不见面，我们石头般沉默。她走了，下了杏树、檬子树、黄檩树，然后下了几层梯田，进入了岩坎之下的林子，我们望不见她了……她在家时，一哭就让全家惊慌失措，现在听不到她的哭声了……
我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割牛草。村里孩子割牛草，爱结伴而行，当父母的也希望这样，怕摔岩，怕蜂叮，怕蛇咬，怕狼吃（那时候山里有狼和狐狸，我们把它们统称毛狗），但我总是一个人。
母亲去世很久，我也觉得那不是真实的，从她坟边经过，看到那个越来越旧的土堆，我也觉得她会从里面出来，朝我笑，给我诉说她的辛酸，指书上的字让我认。我常常梦见她，她穿着去世前父亲披在她身上的花棉袄；每次梦见，她都把我吓哭。按山里的说法，死人吓活人，是因为活人把死人思念过度的缘故。我割牛草并不走得太远，就在后山的林子里，有天，东院比我大两天的那个女孩，跟她哥哥一起，被她母亲带着，朝寨梁上走，边走边说话，发出快乐的笑声，我才不得不承认：他们有母亲，而我没有母亲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空气坚硬，卡在我的喉咙。
那些日子，天一个劲儿地蓝着，蓝天下野风蛇行，树叶颤动之声，从远处响到近处，又从近处响开。我躺在阳光斑驳的落叶上，听这声音，听大地深处的低鸣。每一丝天籁都与母亲有关。这差不多成了我的一种病，即使现在，我回到故乡，也必然会找个时间，独进山林，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躺下来，听一听，下雪天也不例外。幼年丧母的伤痛，对我影响至巨。我把它写进了作品，但我自己并没注意，有次陈思和先生评论我的小说，指出我好几个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幼年丧母的，我才意识到。
完成了割草的任务，我往往还要在山里待很长时间，陷入不可救药的玄想。
我想的是自己将来要成个大人物，给阴郁的家带去希望。
榜样是有的，白岩寨下的罗思举就是（他死后也葬在那里，文革中被开坟抛尸）。罗思举的双亲以乞讨为生，他却统辖一方，威震西南。然而，想来想去，他并没给我任何榜样的力量。据老辈人说，罗思举出生时，漆黑的山洞陡然亮堂起来，如朗月当空，他父亲说：“这娃娃将来要做老爷！”疲惫的母亲浅笑着回答：“做啥老爷哟，莫当讨口子就好了！”罗思举领受了父母对他的封赐，先做讨口子，中年后修成正果。但他不是普通的讨口子，乞讨之外，又偷又抢，被抓住后，五花大绑扔到毒日头下去晒油，把他扔到哪里，一朵阴云就罩向哪里，凉风就吹向哪里。他还能变马、变猫、变成一棵树。而这样的异秉，我完全没有。翻过白岩寨，下游不足十公里处，是川东游击军领袖、红33军军长王维舟的故居，我想以王维舟为榜样，可他同样有许多飞檐走壁上天入地的传说。
不管是罗思举还是王维舟，都没给我希望，只让我绝望。
于是我望着山下的河：清溪河。从800米高处望下去，清溪河细瘦一握，曲曲弯弯，凝然不动。但我知道它在涌流。母亲带我去街上看汽车时，要沿河边沙地朝上游走十里路。“河水向东流”已成习语，但我们那里的河是向西流的；清溪河如其名，洪水到来前，宽仅五六丈，水清得能看见水的影子，拍岸之声却强劲有力，它固执地在山弯里找出路，永不回头。难道山外还有一个世界？
老家的堰塘，曾给我童年许多欢乐。
我们家养的那头牛，体型硕大，浑身雪白，人呼白儿。柳宗元说，耕种时有牛的身影，收获时也有牛的身影，可谓“物无逾者”，而白儿，又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牛。
它饿得肚子打晃，渴得鼻子喷火，也不悲鸣，更不撞圈，它好像知道主人家遭遇了变故，现在负责经管它的，只是一个孩子。耕田耙地，白儿步子不快（我醒世时，它已经老了），却从不迟疑。耕田回来，气没喘匀，往往又被人拉去碾米磨面；它太温驯，我们家的牛棚离碾盆磨盆又那么近，铸就了它一生的苦命。它拖着沉重的石碾，嘴角流出的涎子，一路滴滴答答，米碾出来，碾道就淋湿了。
即使大雪封山，我也出去为白儿寻青草。在别人根本看不到有草的地方，我也能割满一大花篮，这是我了不起的本事。我现在回乡，依然敢跟那些小家伙比试割牛草；我和妻子在成都街头散步，走到小区外的磨底河，看到河岸蔓生的野草，我会手一指：“这种草牛最肯吃！”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白儿。当年，白儿以它沉默的方式，填补着我内心的空缺。它见我背着草走进巷子，会立即站起来，我把草丢进木槽，它再饿也不马上就吃，而是用头蹭我的手。
吃完草，我拉它到堰塘喝水。去堰塘要从母亲坟旁经过。当它把肚子喝得硬如绷鼓，天就黑了。我领它回到母亲坟旁，停下来，我坐着，它站着。因土崖遮挡，村子在视线之外。晴朗的夜晚，山野盛大而肃穆，星星多得天都装不下，流星倏然划过，礼花一样绚烂和寂灭；有些星星悠闲自在地在星群间游逛，一点不害怕撞了额头，也不害怕被礼花烧着，或许它是天上的蜜蜂，只不过采的是流星之蜜。这时候我不孤单，母亲和白儿陪着我，还有头顶的星星。白儿也会望天吗？我不知道，我想它会。
很长时间过去，我才起身，拍一拍它，说：“白儿，我们回家。”逼仄的田埂上，响起白儿和我的脚步声。我的脚步声并不比白儿的轻多少。我的心里装着母亲。我把母亲装在心里带回家了。
没过两年，白儿就老垮了。也可能是累垮的。它瘫在圈里，四条腿直直地架住，再也起不来。牛到这种程度，命运已经注定。牛棚太小，牛粪太稀，不好就地杀它，是在队长的指挥下，十多个男人举着木杠，喊着号子，像操块石头那样，把它操到黄檩树下去杀的。杀了分肉。那时的牛都属公家，只是分配给不同的人饲养。那天，我发了疯似的哭叫，已伤痕累累的白儿也流了眼泪。
但它没有哀鸣。牛见了屠刀，都会拼尽全力哀鸣一声。白儿到死也是那样沉默。
法国诗人雅姆曾向天主祈祷，希望将来他能把他的驴子带进天堂，如果我也可以这样祈祷，那么，让我的白儿也进天堂去吧。虽然，白儿并不归我所有，但世间之物，谁真心爱它，它才归谁所有。
有段时间，外婆帮助我割牛草。外婆来吊了她二女的丧，就没回去。
反正家里只她一个人，我外公1950年就死了。
外婆是一个青色的老太婆，青色的衣裤，青色的鞋子，满头白发也用青色的发网罩住。她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儿子跟她住隔壁，三个女儿的归宿，算我母亲最差。如前所述，大姨出嫁的二郎滩，条件比罗家坡好，幺姨出嫁的庹家坝，条件更好，从一个“坝”字就能看出来。这且不说，大姨父是木匠，能在公分的口粮之外找到额外的饭吃；幺姨父年轻时做纤夫，后来进了区合作社，成了吃国家粮的人。因这缘故，外婆最疼爱她的二女。然而，她最疼爱的人，只活了四十多岁就死了。
外婆割牛草不进山，都是在田边地角，割一路湿一路。是她的泪水。
我母亲死后一个月左右，外婆的眼睛就半瞎了。在这之前，她是可以穿针的。
眼睛成了这个样子，外婆要求回去。父亲为什么放她走，内情我并不十分清楚，我只是觉得不应该让她回去。她回去的日子很难过。舅舅问她：“你去罗家坡时眼睛好好的，整成瞎子就回来了？”舅舅又对她说：“你不是为你二女吗，现在咋不去为她呢？”对刚刚送走黑发人的外婆，这些话是可以砸碎骨头的。但她一声不吭。到老年，外婆就怕舅舅；她只有一个儿子，她怕儿子不养她。
没过多久，外婆全瞎了。她不放心我们，想上山来看我们，但她再也走不来了。我们就去看她。大人走不开，经常去的是我和二姐。从陡坡下到河底，即刻被怒生的芭茅吞没，绵延十里，芭茅林才把姐弟俩吐出来。我们要从那里过河。那个春夏秋冬都戴着布帽的艄公，早就认识我们，还能听出我们的声音。只要朝断岸之上的小屋喊两声：“过河！过河！”他人没出来，应答出来了：“来了，来了，又去看外婆呀？”有时候，两分钱的摆渡钱他也不收。二姐对他说声劳慰，拉着我的手跳上对岸。
直到这时候，我们都是愉快的。过了那道石门，往浅岗上爬，心情才变得沉重起来。
我们也怕舅舅。每次去，都要被舅舅骂。他说母亲用了他的棺材，但父亲已想办法还给他了。他还说：“我去你们家，你们看不起老子，一满盘不上桌！”——舅舅的女儿也嫁到了罗家坡，住在西院，母亲在时，他来看女儿，都到我们家，母亲去世后，他有时来，多数时候不来，但只要听说，我们都会去请他来家吃饭，吃饭时只让父亲陪，小孩不准上桌，是母亲的教育，舅舅是知道的，他为什么这样说话呢？我们是多么希望上餐桌，跟客人一道吃些油荤稍重的好菜！
走进拥挤着猪屎牛粪味的巷道，我跟二姐就如昼行的老鼠，听到上方院坝有人声，就躲在茅厕旮旯不敢动，等人声不再，才蹑手蹑脚蹬上七八级石梯。外婆常常不在家，双扇门锁着。一把形状古怪的大铁锁。但我们知道她在哪里，就去找她。她在外公的坟边干活，那里是她的自留地。她啥也看不见了，但她不仅下地，还去村外提水，并且奇迹般地没有摔倒过。我怀疑，外婆一直是凭气味生活的。她守寡数十年，村子的兴衰荣辱，她与别人一样经历，但她跟别人有着不一样的夜晚。在漫长的黑夜里，她灵灵醒醒地嗅着村子，每个角落里的气味，就长在她的身体上，成为了她的眼睛。
见到我们，确切地说是听到我们、闻到我们，外婆立即回屋，煮饭给我们吃。
她的碗柜里始终有几个碗天天洗，是天天等着我们来。取碗的声音细微，柔和，温暖……直到今天，我取碗时听到那声音，就会想起我的外婆，就会把眼睛闭好一会儿，有时还忍不住呻唤几声。
天再热，外婆煮饭也把门关上；饭熟了，把锅儿罐子提到卧室后的虚楼上吃——是怕舅舅看见。可她跟舅舅只一壁之隔，舅舅纵然看不见，也听得见，一旦知道我们来了，他就开骂。他为啥这么恨我们呢，仅仅因为外婆对母亲好些？好像不是。当年，因为外公外婆有许多田产，害得他这个当儿子的也成了成分人，挨了斗，吃了苦，心里憋屈，要找地方发泄。我们成了最佳发泄渠道。母亲在世那阵，他不敢这样，别看母亲境遇最差，在她兄妹间却享有最高威性，现在母亲死了，就另当别论了。
要是舅舅觉得隔着板壁骂不过瘾，就来撞外婆的门。
有次正要吃饭，他把门撞开了，吓得老的小的直哆嗦。他知道祖孙三人是由母亲联系起来的，就对母亲破口大骂。我和二姐哭了，外婆也哭了，外婆对我们说：“娃娃也，你们回去，再也不要来了。”
我跟二姐一直哭拢家门。我们只知道自己伤心，没去想过外婆。
罐子里精贵的白米饭，她是煮给外孙的，外孙没吃一口就哭着回去了……
从那以后，我就多年没去。上初中二年级那年暑假，才跟两个哥哥一同去了。
外婆已不能行动，像床烂棉絮躬在床上。大哥摸出熟鸡蛋，在床沿磕破，剥给她吃，只剥了一半，外婆就一手抓过去，往嘴里塞。她一口气吃了五个。在她床头，放着一只空碗，碗壁的饭碴干得起壳，有苍蝇在飞。吃饱了，她就不停地说，说母亲小时候的事，我们小时候的事。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年年月月，她咀嚼的就是这些事。而我们，却越来越稀少地去看她。
外婆又活了两年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资格指责舅舅。外婆瘫了，他还让她活了那么长时间。不管是以怎样的方式在活，毕竟活着。
舅舅晚年很不幸，上六十岁后，就疯疯癫癫的了。他爬到罗家坡下面的石岩上，喊他女儿，喊应了，他说：“谷子该割就割哟。”说了这句，立马回转。快割谷子的季节，太阳毒辣，他过一道河，走二十里路，就为说这么一句话，像他做了几十年庄稼人的女儿不知农时。表姐去追他，可他早已下山。后来疯得更厉害，不知从哪里搜罗一大群癞疤癞壳缺耳少腿的狗，不再归家，赶着狗沿河流浪。狗咬了人，他就被打。他脸上随时有伤。他去世的时候，我在外地读书，没能去参加他的葬礼。愿他安息。
老家废弃的石碾
三、饥荒年月
中国人对饥荒年月的集体记忆，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但我说的不是那时候，而是母亲去世的次年，即1975年。那一年，中国南方——尤其是四川——普遇旱灾。老君山96天滴雨不下。干旱是从一声炸雷开始的，秧苗刚插下去，炸雷就劈空而来。田里正需关水，炸雷来得正是时候。谁也想不到它不是带来雨水，而是一声警告。雷声过后，天清气朗。这无所谓，田里有些积水，秧苗在茁壮成长，蜻蜓群起群飞，在水皮产卵，早起上坡，露珠把裤腿和鞋子打得透湿。但太阳天天出来，农家炊烟未起，红得发紫的圆球，就挂在对河杨侯山的松枝上。无人能说清从哪个早晨开始没有了露珠，又是哪天的朝阳从升起那一刻就发白发烫，直到田里只剩巴掌大小的水花子，麻老鹰能非常方便地钻进去叼走死鱼，农人才怪罪一声：“嚯，背时老天爷咋还不下雨呀！”
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心想过两天就会下的。出太阳是老天爷的职责，下雨也是老天爷的职责。
天上又不是没有乌云。
然而，乌云都是在夜里生成，一觉睡醒，乌云不见了，天空光光趟趟的像是磨过。
秧田彻底干涸，牛粪、土地和水生物化合出的腥气，在火苗似的阳光里浮荡。当秧田裂开口子，农民着了急，去堰塘舀水灌田。堰塘仅半亩大、两米深，能灌多少田？附近几个小田喝了两天水，就没了；田里的水没了，堰塘里的水也没了。多少年来，妇人都去堰塘洗衣，小孩都去堰塘游泳，耕牛都去堰塘饮水，可而今的堰塘被挖了眼珠，成一个空洞，一个死坑。尺厚的泡泥只坚持了半天，就干硬如铁，几斤重的蚌壳和团鱼，无助地被阳光暴晒。村里展开了一场大战：抢那些蚌壳和团鱼。塘里盛水的时候，大家知道它是公家的，现在水干了，队长也没说明要把里面的东西拿来分，于是抢。
事实上，塘水还剩半米深时，就开始抢鱼了，草棒和鲤鱼，大的草棒有两尺长，鲤鱼的尾巴红如花朵。抢到了的高高兴兴回家煮吃，没抢到的就骂，骂得喉咙出血，甚至拿了红布，去寨梁那边的鞍子寺，把红布搭在如来佛的头上，恭恭敬敬跪在菩萨面前，诅咒那些吃了鱼的人全都烂屁眼。
但这是村子仅存的活力了。无工可出，所有人都窝在村里，碰面说话，无不和雨有关。数百公里外下了雨，也能闻到雨气，也被他们传说。可在罗家坡，夜里的乌云也懒得照面，老天爷铁了心，要割断人们最后一丝念想。老君山多松柏和青冈，都是耐旱的，但六七月份，却遍山黄叶。田里的裂口，能不吐骨头地吞掉一个人。秧苗始终是秧苗，本该是谷物黄熟时节，秧苗还只有两三卡深，枯槁纤瘦，着火即燃。孩子们把牛赶进田里，让它们吃。那时候白儿还在，我也把白儿赶进田里。但牛吃草的兴趣也没有，淡心无肠地用舌头撩进几口，就停下来，忧郁地望着烈日，望着村子之外。
最先逼过来的是缺水喝。村里只有一口井，在西院外，井不大，但山泉丰沛，井水漫溢。现在可不行，泉如眼泪，把人等老，也舀不满一桶。井旁排了很长的队，白天排了晚上排，二十四个钟头没断过人。中院和东院挑水回家，要经过一丛坟林，坟林上挤密的慈竹，差不多成为整个村落唯一的绿色。有天后半夜，中院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挑大半担水，小心翼翼走在笋箨路上，坟林里突然响声大作，伴随着呜哩哇啦的怪叫。汉子扔下水桶，朝屋飞奔，边飞奔边呼喊：“打鬼哟——打鬼哟——”绝望的喊声把全村人都吵醒了。我和弟弟跟父亲睡一床，钻到父亲的腋下，抖缩成一团。
自此，东院和中院就没人敢在夜里去挑水。
不过，十来天后，敢去也无水可挑。大山的眼泪干了，泉水断了。
所有人都奔向三里外的大河沟。大河沟在白岩寨东侧，由山顶的雪水冲刷而成，寨下积一小潭，暑天也凛冽刺骨。往年的夏季，常有彩虹横天而来，弯下花花绿绿的粗壮脖子在大河沟喝水，听说彩虹喝水能把人和牛都吸进去，因此我们对那里心存畏惧。今年堰塘里没水了，再害怕也得往大河沟去，我就天天领着白儿去。但很快，就不准牛去了，因为人要去挑水喝，牲畜只能喝人用过的溲水。
大河沟维持了不足半月，就干得一只螃蟹也养不住，抬头一望，悬垂的大沟乱石累累。
只剩一条河了。整架老君山人都往清溪河扑。力气好的，挑满满一担上山，摘片树叶放在桶面，水就不会荡出来。可力气再好，那么高的山，中途总得歇口气，偏偏就没一个地方能把桶放平。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尿素口袋去背。罗家坡倾巢出动，下河背水，只有遇鬼的那家，才是女人独来独往，儿女太小，背不动，男人被吓得灵魂出窍，躺在床上，等他的魂回来。他等了差不多半年才把魂等回来。多年以后，西院一个家伙才笑嘻嘻地对他说，那回闹鬼，是他搞的，他不想中院和东院人去挑水，就选个月夜躲进坟林去吓，也没想专门吓谁，碰到谁吓谁，用刀背敲打竹身，发出怪叫；为做得逼真，他还披了件烂蓑衣，用锅灰涂了脸。幸好那人没转过头看，否则，很可能当场就被吓死了。
挑水没闹出人命，背水却闹出了人命。比罗家坡高400米的白花寨，有个孤老太婆，早上下山，天黑才背回一袋，将花篮放在凳上，没放稳，倒了，袋子炸开，水漫流一地。她在湿地上坐了一会儿，站起身，进里屋穿上她所有的衣服，把最好的穿在外面，走到街檐下，冲向梁柱，一头撞死。
前面说过，那年月家家无积粮，人们的胃是随季节走的，但这一年，季节成为毫无内容、毫无意义的空壳，该出小麦时不见小麦，该出稻谷时不见稻谷，说无积粮还不够，是无隔宿之粮。但总得吃点儿啥，人不吃饭就要饿死。喝水可以找清溪河，吃饭还得指望大山。
到处是挖野粮的人群。野粮无非是灰灰菜、马兰头、菊花脑，加上一些植物的根块，经不住挖的。然后开始剥树皮。不管是苦是辣，都剥。好些树就被剥死了。
人们经历的一切苦难，土地首先经历。我的故乡很贫瘠，但又并不贫瘠，梭罗说，养不活鹧鸪和野兔的田野是贫瘠的田野，我的故乡不仅养活了我们，还养活了野兔、毛狗和锦鸡。锦鸡是我幼年最华丽的回忆，那些彩身修尾的灵物，总是跟太阳一同起床，周身托着光芒，欢鸣着在林莽间穿梭。环境那么恶劣，日子那么艰难，它们依然活跃——是生活彻底好转之后，它们才逐渐消失的。
到而今，老君山不仅很少看到锦鸡和毛狗，连蛇也少见了。前年我回乡，先没回老家，直接住进了清溪河下游一个小镇，发现镇子背后开着好几家野味馆，卖蛇肉、麂子肉、锦鸡肉，还卖娃娃鱼，县里的有钱人周末乘快艇去吃，镇政府来了上级，也带去吃。尽管我乃一介小民，若见此不言，与食客同罪。我去县里找领导，说都开会去了，回成都后，我给县委书记写了封长信，书记回了，满口的公文腔。去年我回乡，听说当地人现今给领导送礼，都时兴送那几样野味的腌制品；再去小镇，见那几家馆子比先前更加红火，且正碰上背了死物来卖的猎人。我的眼睛自始至终没敢去面对那些死物，也不敢去想象它们临死前侧耳听风的美丽和惊恐。我内心的耻辱比天高，比海深。
土地和饥饿，构成我作品的重要主题。我有一部长篇就叫《饥饿百年》。陈建功先生在评价这部小说时说：“用极致化的叙事手段，对苦难进行审美表达……这些苦难更多来自于人性的溃败和欲望的滋生……”我常常为自己生而为人感到庆幸，因为只有人才会回望内心。人也必须回望内心。尊严是靠自己塑造的，如果我们的灵魂不能在苦难丛集又生生不息的大地上变得丰饶，不能与世间万物荣辱与共，就始终处于饥饿的状态。身体的饥饿能够感知，对精神的匮乏，往往缺乏基本的敏感和警觉，我们的精神分明面黄肌瘦，却可能认为比谁都吃得饱，也吃得好。单纯的经济时代，不能称为时代，更不能称为繁荣；真正的繁荣，是经济、情感和思想的共同繁荣。
——那年，我大姐二姐辍了学。大姐的成绩很好的，二姐的成绩倒是不好，好与不好都得辍学。与生存相比，读书实在算不了啥。我已经发蒙，我们那里把发蒙叫“穿牛鼻眼”：像牛穿上鼻绳那样被管束起来了。学校就在鞍子寺，这座古老的寺庙，1950年代变成了学校，除后墙洞穴中安了如来佛，操场左右两侧各有一名无头战将，别的菩萨都被请走了。上学和下学的路上，我老是吐，饿的，吐的是酸水；如果某天运气好，父亲和哥哥姐姐找回的野粮足够多，我也吐，胀的，吐的是粮食。
这时候，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有亲戚相助。比我大两天的那个女孩一家，就常常享受这样的幸福，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个满脸胡子的男人给他们送洋芋来。女孩的母亲说，这是她小时候抱养出去的弟弟，住在黄金公社。黄金公社位于我们所在的普光公社上游，相距40公里。若干年后，他们才道出实情：那人与女孩一家原本素不相识，文革初年挨整，某天深夜跑到这山上躲命，女孩的父亲起夜，碰见了他，他讲了自己的处境，女孩的父亲就把他收留了，白天黑夜将他关在红苕坑里，一关就是几个月，直到整他的人又被人整了，他才回去。这件事，当初罗家坡无一人知晓。
我们家偶尔也有这样的幸福。主要来自我二爹。二爹住在罗文公社，离我们有百多里路，差不多出了县境；而且他不姓罗，姓王。这是因为，父亲四岁就死了爹娘，二爹那时刚满两岁，房子又被人占了，兄弟俩成了野人。“回去”这个词是我们常用的，但到了无家可回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词有多重。两人食野果，饮山泉，然后四方流浪，并因此走散。父亲给这家当几天儿子，又给那家当几天儿子（其实是打短工），每到一家，就改一次姓——难怪有人跟我父母吵架，要我们滚出罗家，说我们本来姓王。1955年，父亲被派往罗文修公路，休息时跟人说起他的身世，一个当地农民赶场回来，坐在旁边歇气，听父亲说了一阵，扑过来就叫哥哥。没有谁会怀疑他认错了人，两兄弟长得太像了。天旱这年，实在没办法可想的时候，父亲就上一趟罗文，每次都背回好几个南瓜。
其次来自我二嫂。当然那时候还不是我二嫂。母亲在时，就给二哥订了亲，典型的娃娃亲。二嫂住在老君山顶的曹家堰，人很响快，很亲热，她有时下来，给我们带些“猪根子”；那是一种植物的根块，直接煮来吃很苦，磨成粉熬糊糊，就分外细腻，好吃极了。
在困难的日子里，父亲表现出的韧性将教养我一生。幼年丧母，中年丧妻，都是人生的大不幸，而我父亲幼年不仅丧母，还丧父。他名叫罗建吉，我母亲去世后，山里的好心人摆着脑壳：“那家里是一包针，建吉咋带得大哟！”可他最终把我们带大了。父亲的确没别的本事，但他善良、尽本分。在朝鲜战场，有天遭遇空袭，人进了战壕，几十匹马却拴在外面，拴马的松树炸成粉，父亲冒死冲出，将马一匹一匹地拉进战壕里去，为此他立了二等功。他没想到会立功，只是觉得那些马“叫得可怜”。对来自各方的欺辱，父亲隐忍不发，就像对待灾荒，他不骂天，不骂地，也没骂过人，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默默地承受。去山里找粮，饿得腿脚打晃，曾三次摔下高崖，断了好几根肋骨，却说自己不饿，把食物让给儿女们吃。夜里，我们按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叫饿，父亲一声不吭，儿女实在扛不住，他就默默起身，去泡菜坛里摸出一块用于养盐水的老酸萝卜（没有新的菜蔬放进去了），给我们一人撕一绺。我们睡过去了，而他是怎样在忍饥挨饿，辗转反侧，我们是不知道的。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至今能背诵《孟子》里的许多篇章。他给某家财东当儿子时，财东送他进过私塾；遗憾的是，这家财东后来被泥石流埋了，不然他会读更多的书。读书并没给他带来什么，但他懂得了书的力量，就特别重视孩子读书。在罗家坡，找不出第二个像他那样重视读书。
别的人家，即使勉强送子弟上几年学，也只送儿子，不送女儿，有首古老的民谣：“妹不知，爹娘不送妹读书，爹娘不送妹读课，无有文章无有名。”山里女子历来就这个命。然而，我大姐成绩好却无法继续学业，让父亲很伤感。我二哥成绩更好，全区有名，特别是语文，大家都在认认真真编造虚假的好人好事时（城里孩子扶老太婆过马路，农村孩子帮老太婆背猪草），他却关注着别样的事物，能写出“大地在沉睡，昆虫在长鸣”这样的句子，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学生。二哥初中毕业后，没钱给校长送礼，进不了高中（当年是推荐升学），就回家务农了。后来，准许中考和高考，父亲又让二哥去上学，二哥不去，说老都老了，还上啥学！父亲和大哥推着他去。二哥上了半年多，乡里招考教师，他去应考，被头名录取。这对我们家而言，是件大好事，但父亲并不乐意，还是希望他去考学。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中院一位老哥来对我父亲说，他去白花寨买牛，看到一个女孩在路边割草，女孩长得很体面，草也割得很利索，是不是说来给伟章做小妹儿（未婚妻）？父亲摇头。那老哥来提说多回，父亲都摇头，说我伟章要读书。外人可能觉得父亲做得理所当然，可只要对罗家坡稍有了解，就不会那样想了。罗家坡盛产光棍。罗家坡的媳妇，大多来自老君山更高处，上面的出产比罗家坡好，只因一年有半年积雪，才愿意下嫁；要是男方家境差了，人家就宁愿一辈子在雪堆里打滚。我们家不是差，是破败，能早早地订下一个“小妹儿”，是非常必要的；尽管订下了也可能毁约（老君山说毁婚约就一个字：灰），但有和没有，心境不同，家里的气象也不一样。
我大哥没能及时订婚，就差点成了光棍，接近三十岁才找到大嫂。大嫂比大哥小八岁，住在白花寨附近的陈家湾，人好，勤劳，顾大局。这样的运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接近三十岁，基本上就是铁定的光棍人选了。大哥有这样的运气，与他自己的努力分不开。母亲去世后，他成为父亲最重要的帮手，父亲不擅交往，出头露面的事就由大哥去做，他周旋在复杂的人事之间，不仅当上了队里的记工员，还当上了大队的民兵连长，经常组织民兵在大队的两所学校举行篮球比赛；比赛那天，老远的人都跑去观看，成为大山里的节日。我读中学那阵，每过些日子，大哥就半夜三更起床，给我送钱送粮。我二哥和姐弟结婚，也主要由他操办。兄弟姊妹之间，作为老大，他付出最多。
那年年底和次年春粮出来之前，政府发放救济粮，从东北调运玉米。不少麻布口袋上，都写着这么一句：“送给四川懒汉。”衷心感谢东北人民，但说真的，四川缺粮，真不是懒造成的。
罗家坡痛定思痛，男女老少总动员，日战加夜战，在大河沟上方挖了个盛水10万立方的水库，石堰自上而下，自西向东，延伸到鞍子寺。寨梁上那座沉淀着历史烟云的古碉堡，此前完好无损，修渠时将其拆毁，碎成片石，而今只剩残墙了。
尽管如此，饥饿依然延续。我饿晕死的经历，有好几次。有次我去街上卖谷糠，卖了谷糠买盐，买火柴，回程途中，下午三四点钟爬到泪潮湾上面的密林里，又饿晕了。天快黑时，成员大公赶场回来，发现了倒在路上的我，把他买的一整瓶醋给我灌下去，我才醒过来。我的中学时代，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我穿着破衣破鞋，大姐二姐千针万线给我扎的新鞋，勾的线衣，我几角钱就卖给人家，为的是填肚子。大哥来学校看我，总让我酸楚，我没钱给他买顿饭吃，尽管他说自己不饿；同时我也不希望亲人看到我的窘迫相。有次父亲带着弟弟来看我，我借来饭票，给他们一人买了三两，没钱买菜，就吃净饭，弟弟两三口就刨下了肚，说饿，还要吃，父亲把自己碗里的刨给他，他吃得比刨得快，结果弄得父亲几乎连米粒也没沾到。
直到我读高三下期，才把饭吃饱。第一次吃饱饭的那天我印象深刻，美丽的晚霞漫天铺开，我端着碗去食堂，打了三两饭，吃了，感觉比没吃还饿，又打了六两，吃了，肚子还是瘪瘪的，心里隐隐着慌，见旁边窗口卖挂面，又打了三两挂面吃下去，这一下饱了！离上晚自习还有四十多分钟，我独自走出校门，去到河边，坐在遍生的车轴草上。学校在身后，县城在身后，面前的河水，波光潋滟，细浪追逐。我禁不住痛哭流涕。感谢老天，我终于知道肚子吃饱是啥滋味了！
作
者
简介
罗伟章，现居成都。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磨尖掐尖》、《大河之舞》、《太阳底下》、《空白之页》、《世事如常》、《声音史》，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中短篇小说集《白云青草间的痛》，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等。曾获人民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华文最佳散文奖等。部分作品译为英、韩、蒙、藏等文字。中宣部文艺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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