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0日，随着拍卖师手中木锤的一声脆响，维也纳分离派的代表人物、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里木特的《阿德纳・布洛赫――鲍尔夫人像》（1907 题图）以1.35亿美元的天价成交，爆出有史以来单幅画成交的最高价，比2004年5月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1905）所创造的画价拍卖纪录1.0416亿美元还要高出三千多万，真是个惊人的数字。当然，我们不能像对普通商品那样，用一分钱一分货的价值观来武断地说：后一幅画肯定不如前者。即使是同一时期同一风格的作品，我们很难、也没有必要分出谁优谁劣。因为它们各有特点和独到之处。我们没有必要在达・芬奇与拉斐尔之间分出高低，更无法说出《蒙娜丽莎》与《西斯庭圣母》孰优孰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许多名画背后都深藏有一曲感人的故事。因此，在介绍这幅画时，我们首先要揭示它那鲜为人知的故事，然后再看看它的风格特征、创新与独到之处。
布洛赫―鲍尔（图二 摄于1910年，出生于富豪人家。高个子、高鼻梁、粗眉长脸，头发乌黑卷盘头上，与面型相配十分得体，是当时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她矜持自重，展示着贵妇人的高尚与优雅，也是有名的美人。丈夫费尔丁纳德是一家大糖厂的主人，再加上布洛赫―鲍尔从父亲处继承的一笔巨资，殷实富有。他们夫妇都喜爱文艺、是奥地利知名的艺术保护人，常在家举行沙龙晚会。绘画大师席勒、科克西卡等都是她家的常客。夫人与克里木特过从甚密，且有过十余年的暖昧关系。这是不久前才公诸于众的名人艳事。画家至少为她画过两张肖像。光这幅肖像就用时达3年之久，还留有一些习作性的素描，真是煞费苦心。
该画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金光闪闪、富丽堂皇。大量使用金粉和金箔，是该画最突出的特点。金色竟占整个画面百分之九十以上。只有人物的面部、胸部、双手的肌肤才采用绘画的手法完成。地板一角的深绿色均匀平涂，好像刷上一层厚重的油漆。这样一来，与其说它是一幅油画，倒不如说是一件工艺品。难怪有人称之为“工艺油画”。类似的作法在油画史上可谓空前，绝无仅有。根据用金的特点，人们把克里木特这个时期，也就是上世纪第一个10年后半期的创作，统统归为“金色时期”。要知道，传统的油画颜料并没有现成的金色，也几乎不用单纯的金粉，更不用说金箔了。金色必须用不同的颜料调配对比而成。譬如伦勃朗的《戴金冠的人》（1650）就没有使用一点儿金粉或金箔，仍然把头盔画得金光闪闪，比真金还要真金，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如果单纯地使用金粉和金箔，就难以达到形象的真实和丰富的层次效果。克里木特对金色的使用可能来自东方艺术的影响，特别是从中国艺术中得来，其目的是要使画面更加辉煌富丽、光彩照人，甚至带出神圣感。因为绘画从一开始就是为宗教、帝王、达官和富有阶层服务的。他们喜欢展示自己的权威和富足。也只有他们才能请来一流的画家为自己服务、满足自己的欲望。该画的创作并非出自画家与夫人的私情，而是费尔丁纳德对年轻妻子的献礼，为了保有她的一张艺术形象。
贵族夫人画像不外有两个要求。首先是要像。从布洛赫―鲍尔1910年留下的照片看，这一点无疑十分成功，只是肖像显得稍瘦一些而已。可以理解，中间有3年的时间差。照样画葫芦的功底，对一般职业画家来说可谓雕虫小技，而对于克里木特这样的大师，更是手到擒来的小玩艺儿。
第二是要美。美是有阶级性和时代性的东西。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时代，对美的理解都不完全相同。一个年轻的贵妇人，当然喜欢把自己画得娇嫩秀雅、美丽动人、珠宝玉器、金光闪闪。因此，夫人们在进入画室、坐在模特台上之前，往往都要事先精心设计，研究自身的特点，应该穿什么衣服、摆什么姿势、梳什么发型、戴什么手饰等。
在这幅画中，在肖像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简直是个被打翻的百宝箱，琳琅满目。夫人颈上围着结婚时丈夫送给她的珍珠项链，价值连城。手镯略显笨重，可能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富有。金光闪烁的长裙最大限度地散开，即让人像显得十分稳定，又让人想起孔雀的开屏，是对夫人的赞美。最令人费解的是衣着上出现的那些“眼睛”、圆形、条形和“■”形的装饰图案。有人说圆形代表女性的温柔、“■”形暗示女阴、8个长条形寓意男人的阳刚之气。这种符号我们在画家1907――1908年完成的《吻》中又再次见到。那个女人的瘦长脸很像画中的夫人。夫人背后意外地出现一张竖着的床。床上的被褥带有旋涡形的图案。右侧放着翘宝形的枕头。它使人联想到画家与夫人的风流韵事。眼睛可能代表上帝的见证。无论如何，有一条可以充分地肯定，画家能把如此众多凌乱的东西组织在一起，而且十分协调、不显繁琐，也不显缺乏透视和远近关系，反而极大地突出了人物面部，使肌肤更加白皙柔和，人物气质更加高贵矜持，完全是个富人的世界。有如此高超的效果，不能不与画家的高超技巧和从小就受到工艺美术熏陶与教育有关。
1862年，克里木特出生于维也纳一个金银工艺师的家庭。造型艺术的魅力很早就根植在画家的心中。后又进入奥地利工艺美术馆下设的工艺美术学校，还师从费狄南・劳夫博格教授钻研壁画。7年的寒窗苦读，使他博采百家之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其后主要从事壁画装饰工作。1899年他因《舒伯特在演奏》一画而初露头角，后又不满学院派的因循守旧而自立门户、组建分离派，在攻击与谩骂中声名日盛，这里自然少不了布洛赫―鲍尔夫人的庇护与支持。他的画几乎都充满各式各样的花纹和图案。这也是他艺术的一大特点。
克里木特艺术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善于向东方学习。学习东方在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画家中已较为流行。如马奈、凡高等著名艺术大师都是如此。克里木特也毫不讳言，他曾从中国画中汲取过营养。譬如在他工作室的墙上，就高悬着一幅巨大的关公像。关公顶盔贯甲、昂然端坐，后有长子关平和黑脸周仓侍立。这种形式在中国十分常见。克里木特不仅把它挂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而且还把画上的人物用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以他1914年完成的《伊丽莎白像》为例，背景（有人说是壁毯）上那个抱拳而立的人物，五绺青须，身披大氅，如果再抹上红脸或手持大刀，那就谁也不会怀疑，是关云长在向画中的主要人物打恭了。画的上方还有众多的武勇骑士。个个精神抖擞、整装待命。一个手捧烛灯的婢女正扭过头来，似乎要为伊丽莎白带路。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应该说只有在中国艺术中才能看到。
克里木特没有像中国画家那样，在作品上加盖自己的印章。但他至少拥有一枚中国式的印记。图章就是个无可辩驳的证明。从刻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辨认出“G・Klimt”（古・克里木特）的字样。设计巧妙，我们中国人看起来也颇为新鲜。
布洛赫―鲍尔夫人是个非常有教养和见识的犹太妇女。她在逝世前不久（1925年）曾留下遗嘱，要求丈夫费尔丁纳德在她身后把克里木特为她画的两张肖像捐赠给维也纳观景楼画廊。但事后热爱艺术的丈夫不但未能照办，而且把夫人的卧室改为陈列室，打算把这两张肖像连同其他的藏品长期陈列其间。不幸数年后希特勒上台，其野心不断膨胀，于1938年采用军事压力，通过所谓“投票”以“德奥合并”的手段兼并了奥地利。作为犹太富商，费尔丁纳德自知自身难保，慌忙逃亡瑞士。两肖像自然无法带走，落入纳粹手中，1945年4月苏军攻占维也纳时缴获此画，无条件地归还奥地利政府，成为观景楼画廊珍贵的收藏物。但这不算夫人的遗赠。按照国际法，凡二战中被纳粹夺走的艺术品，战后都理应物归原主。可惜费尔丁纳德已于1954年亡故。其家属中惟一的幸存者只有现居美国的侄女玛丽亚・阿尔曼一人。她理应成为肖像画无可争辩的继承者。但好事多磨，随之而来的就是与观景楼画廊进行的长期的、马拉松式的诉讼，直到2006年元月才终于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完璧归赵。
今天，《阿德纳・布洛赫―鲍尔夫人像》已成为奥地利人智慧的象征、妇孺皆知的名画。按照慕尼黑犹太博物馆馆长贝尔恩哈特・普仁的说法：“《阿德纳・布洛赫―鲍尔夫人像》是奥地利文化艺术的偶像。在维也纳，在巧克力和其他商品的包装盒（袋）上，到处都有这幅画的身影。”这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而去年6月，化装品巨头罗德纳・S・劳德之所以在拍卖会上慷慨解囊，以惊人的天价购得此画，不知是否与他从事的商业活动有关。
2006年6月20日，随着拍卖师手中木锤的一声脆响，维也纳分离派的代表人物、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里木特的《阿德纳・布洛赫――鲍尔夫人像》（1907 题图）以1.35亿美元的天价成交，爆出有史以来单幅画成交的最高价，比2004年5月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1905）所创造的画价拍卖纪录1.0416亿美元还要高出三千多万，真是个惊人的数字。当然，我们不能像对普通商品那样，用一分钱一分货的价值观来武断地说：后一幅画肯定不如前者。即使是同一时期同一风格的作品，我们很难、也没有必要分出谁优谁劣。因为它们各有特点和独到之处。我们没有必要在达・芬奇与拉斐尔之间分出高低，更无法说出《蒙娜丽莎》与《西斯庭圣母》孰优孰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许多名画背后都深藏有一曲感人的故事。因此，在介绍这幅画时，我们首先要揭示它那鲜为人知的故事，然后再看看它的风格特征、创新与独到之处。
布洛赫―鲍尔（图二 摄于1910年，出生于富豪人家。高个子、高鼻梁、粗眉长脸，头发乌黑卷盘头上，与面型相配十分得体，是当时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她矜持自重，展示着贵妇人的高尚与优雅，也是有名的美人。丈夫费尔丁纳德是一家大糖厂的主人，再加上布洛赫―鲍尔从父亲处继承的一笔巨资，殷实富有。他们夫妇都喜爱文艺、是奥地利知名的艺术保护人，常在家举行沙龙晚会。绘画大师席勒、科克西卡等都是她家的常客。夫人与克里木特过从甚密，且有过十余年的暖昧关系。这是不久前才公诸于众的名人艳事。画家至少为她画过两张肖像。光这幅肖像就用时达3年之久，还留有一些习作性的素描，真是煞费苦心。
该画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金光闪闪、富丽堂皇。大量使用金粉和金箔，是该画最突出的特点。金色竟占整个画面百分之九十以上。只有人物的面部、胸部、双手的肌肤才采用绘画的手法完成。地板一角的深绿色均匀平涂，好像刷上一层厚重的油漆。这样一来，与其说它是一幅油画，倒不如说是一件工艺品。难怪有人称之为“工艺油画”。类似的作法在油画史上可谓空前，绝无仅有。根据用金的特点，人们把克里木特这个时期，也就是上世纪第一个10年后半期的创作，统统归为“金色时期”。要知道，传统的油画颜料并没有现成的金色，也几乎不用单纯的金粉，更不用说金箔了。金色必须用不同的颜料调配对比而成。譬如伦勃朗的《戴金冠的人》（1650）就没有使用一点儿金粉或金箔，仍然把头盔画得金光闪闪，比真金还要真金，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如果单纯地使用金粉和金箔，就难以达到形象的真实和丰富的层次效果。克里木特对金色的使用可能来自东方艺术的影响，特别是从中国艺术中得来，其目的是要使画面更加辉煌富丽、光彩照人，甚至带出神圣感。因为绘画从一开始就是为宗教、帝王、达官和富有阶层服务的。他们喜欢展示自己的权威和富足。也只有他们才能请来一流的画家为自己服务、满足自己的欲望。该画的创作并非出自画家与夫人的私情，而是费尔丁纳德对年轻妻子的献礼，为了保有她的一张艺术形象。
贵族夫人画像不外有两个要求。首先是要像。从布洛赫―鲍尔1910年留下的照片看，这一点无疑十分成功，只是肖像显得稍瘦一些而已。可以理解，中间有3年的时间差。照样画葫芦的功底，对一般职业画家来说可谓雕虫小技，而对于克里木特这样的大师，更是手到擒来的小玩艺儿。
第二是要美。美是有阶级性和时代性的东西。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时代，对美的理解都不完全相同。一个年轻的贵妇人，当然喜欢把自己画得娇嫩秀雅、美丽动人、珠宝玉器、金光闪闪。因此，夫人们在进入画室、坐在模特台上之前，往往都要事先精心设计，研究自身的特点，应该穿什么衣服、摆什么姿势、梳什么发型、戴什么手饰等。
在这幅画中，在肖像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简直是个被打翻的百宝箱，琳琅满目。夫人颈上围着结婚时丈夫送给她的珍珠项链，价值连城。手镯略显笨重，可能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富有。金光闪烁的长裙最大限度地散开，即让人像显得十分稳定，又让人想起孔雀的开屏，是对夫人的赞美。最令人费解的是衣着上出现的那些“眼睛”、圆形、条形和“■”形的装饰图案。有人说圆形代表女性的温柔、“■”形暗示女阴、8个长条形寓意男人的阳刚之气。这种符号我们在画家1907――1908年完成的《吻》中又再次见到。那个女人的瘦长脸很像画中的夫人。夫人背后意外地出现一张竖着的床。床上的被褥带有旋涡形的图案。右侧放着翘宝形的枕头。它使人联想到画家与夫人的风流韵事。眼睛可能代表上帝的见证。无论如何，有一条可以充分地肯定，画家能把如此众多凌乱的东西组织在一起，而且十分协调、不显繁琐，也不显缺乏透视和远近关系，反而极大地突出了人物面部，使肌肤更加白皙柔和，人物气质更加高贵矜持，完全是个富人的世界。有如此高超的效果，不能不与画家的高超技巧和从小就受到工艺美术熏陶与教育有关。
1862年，克里木特出生于维也纳一个金银工艺师的家庭。造型艺术的魅力很早就根植在画家的心中。后又进入奥地利工艺美术馆下设的工艺美术学校，还师从费狄南・劳夫博格教授钻研壁画。7年的寒窗苦读，使他博采百家之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其后主要从事壁画装饰工作。1899年他因《舒伯特在演奏》一画而初露头角，后又不满学院派的因循守旧而自立门户、组建分离派，在攻击与谩骂中声名日盛，这里自然少不了布洛赫―鲍尔夫人的庇护与支持。他的画几乎都充满各式各样的花纹和图案。这也是他艺术的一大特点。
克里木特艺术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善于向东方学习。学习东方在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画家中已较为流行。如马奈、凡高等著名艺术大师都是如此。克里木特也毫不讳言，他曾从中国画中汲取过营养。譬如在他工作室的墙上，就高悬着一幅巨大的关公像。关公顶盔贯甲、昂然端坐，后有长子关平和黑脸周仓侍立。这种形式在中国十分常见。克里木特不仅把它挂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而且还把画上的人物用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以他1914年完成的《伊丽莎白像》为例，背景（有人说是壁毯）上那个抱拳而立的人物，五绺青须，身披大氅，如果再抹上红脸或手持大刀，那就谁也不会怀疑，是关云长在向画中的主要人物打恭了。画的上方还有众多的武勇骑士。个个精神抖擞、整装待命。一个手捧烛灯的婢女正扭过头来，似乎要为伊丽莎白带路。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应该说只有在中国艺术中才能看到。
克里木特没有像中国画家那样，在作品上加盖自己的印章。但他至少拥有一枚中国式的印记。图章就是个无可辩驳的证明。从刻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辨认出“G・Klimt”（古・克里木特）的字样。设计巧妙，我们中国人看起来也颇为新鲜。
布洛赫―鲍尔夫人是个非常有教养和见识的犹太妇女。她在逝世前不久（1925年）曾留下遗嘱，要求丈夫费尔丁纳德在她身后把克里木特为她画的两张肖像捐赠给维也纳观景楼画廊。但事后热爱艺术的丈夫不但未能照办，而且把夫人的卧室改为陈列室，打算把这两张肖像连同其他的藏品长期陈列其间。不幸数年后希特勒上台，其野心不断膨胀，于1938年采用军事压力，通过所谓“投票”以“德奥合并”的手段兼并了奥地利。作为犹太富商，费尔丁纳德自知自身难保，慌忙逃亡瑞士。两肖像自然无法带走，落入纳粹手中，1945年4月苏军攻占维也纳时缴获此画，无条件地归还奥地利政府，成为观景楼画廊珍贵的收藏物。但这不算夫人的遗赠。按照国际法，凡二战中被纳粹夺走的艺术品，战后都理应物归原主。可惜费尔丁纳德已于1954年亡故。其家属中惟一的幸存者只有现居美国的侄女玛丽亚・阿尔曼一人。她理应成为肖像画无可争辩的继承者。但好事多磨，随之而来的就是与观景楼画廊进行的长期的、马拉松式的诉讼，直到2006年元月才终于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完璧归赵。
今天，《阿德纳・布洛赫―鲍尔夫人像》已成为奥地利人智慧的象征、妇孺皆知的名画。按照慕尼黑犹太博物馆馆长贝尔恩哈特・普仁的说法：“《阿德纳・布洛赫―鲍尔夫人像》是奥地利文化艺术的偶像。在维也纳，在巧克力和其他商品的包装盒（袋）上，到处都有这幅画的身影。”这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而去年6月，化装品巨头罗德纳・S・劳德之所以在拍卖会上慷慨解囊，以惊人的天价购得此画，不知是否与他从事的商业活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