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对于当下文学的意义
摘 要：传媒是文学活动发生发展必不可缺的要素，是文学研究尤其是当下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角度。传媒一方面解构当下文学，让传统文学秩序土崩瓦解;另一方面又在建构当下文学，让当下文学呈现出崭新的特点。 关键词：传媒;当下文学;解构;建构
一、传媒是当下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期刊苟延残喘，文学读者急剧流失，文学作品每况愈下。如何来看待这些变化?这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躲不过的迫切而重要的论题。
可喜的是，国内许多学人对此论题展开了热烈的研究，“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文学消亡”、“文学泛化”、“文学边缘化”、“娱乐文学”、“消费文学”、“快餐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数字时代的文学”、“技术时代的文学”等都成为当下文学研究的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都涉及到当下文学的变化发展问题。学者们对当下文学的剧变大致有三种阐释：“文学消亡论”、“文学边缘化论”、“文学泛化论”。
这几种论述虽各有其侧重点，但都不否认这两点：1.文学衰落了;2.衰落的原因与大众文化、消费社会或全球化浪潮密切相关。诚然，这些论述有其或多或少的合理之处，但它们都没有对影响文学发展的关键要素——传媒给予应有的高度重视。笔者以为，传媒是影响文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大众文化、消费社会、全球化浪潮以及文学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魔力无穷、无远弗届的传播媒介发展的一种结果。我们只有从传媒的视角去分析当下文学的变化，才能找到真正令人信服的答案。
把传媒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欧美学界源远流长。在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较早对传媒和文化倾注了较大的热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卢卡契的“物化意识”理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文化工业”理论，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技术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等都注意到传媒和技术的巨大影响力，对传媒和技术所造成的社会和文化的异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他们充满政治意味的批判话语里，传媒和技术本身都不是清白的，都是具备意识形态色彩的异化力量。而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则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以传媒为中心来研究大众文化现象。
其杰出代表是斯图亚特·霍尔，他的《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一文强调了受众对传媒文化解码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文化和传媒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色彩中走了出来。在法国，有一批关注过或还在关注传媒与文化的著名学者，包括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后现代文化传播理论家布希亚德，他们的理论至今都在影响世界多门学科的发展。
在美国，传媒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更是学术热门。从早期的米尔斯、罗森伯格到中期的阿特休尔、H·席勒，再到现在的巴格迪肯、道格拉斯·凯尔纳、罗杰·菲德勒等，直接或间接研究此论题的学者接踵产生，而著作和文章更是成批出现。另外，还有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加拿大的著名传媒研究专家麦克卢汉、英国学者汤林森、英国社会学家斯特里纳蒂、“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提出者丹尼尔·贝尔、当代美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现代文化逻辑研究的出色代表杰姆逊、活跃于当今欧美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希利斯·米勒等人都对传媒与文化给予了程度不同的研究。但是，在西方，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以及德里达、希利斯·米勒等人的零星提及，把传媒和文学结合起来的专门研究者和著作文章，都缺乏典型的代表。
传媒对于当下文学的意义
摘 要：传媒是文学活动发生发展必不可缺的要素，是文学研究尤其是当下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角度。传媒一方面解构当下文学，让传统文学秩序土崩瓦解;另一方面又在建构当下文学，让当下文学呈现出崭新的特点。 关键词：传媒;当下文学;解构;建构
一、传媒是当下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期刊苟延残喘，文学读者急剧流失，文学作品每况愈下。如何来看待这些变化?这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躲不过的迫切而重要的论题。
可喜的是，国内许多学人对此论题展开了热烈的研究，“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文学消亡”、“文学泛化”、“文学边缘化”、“娱乐文学”、“消费文学”、“快餐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数字时代的文学”、“技术时代的文学”等都成为当下文学研究的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都涉及到当下文学的变化发展问题。学者们对当下文学的剧变大致有三种阐释：“文学消亡论”、“文学边缘化论”、“文学泛化论”。
这几种论述虽各有其侧重点，但都不否认这两点：1.文学衰落了;2.衰落的原因与大众文化、消费社会或全球化浪潮密切相关。诚然，这些论述有其或多或少的合理之处，但它们都没有对影响文学发展的关键要素——传媒给予应有的高度重视。笔者以为，传媒是影响文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大众文化、消费社会、全球化浪潮以及文学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魔力无穷、无远弗届的传播媒介发展的一种结果。我们只有从传媒的视角去分析当下文学的变化，才能找到真正令人信服的答案。
把传媒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欧美学界源远流长。在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较早对传媒和文化倾注了较大的热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卢卡契的“物化意识”理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文化工业”理论，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技术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等都注意到传媒和技术的巨大影响力，对传媒和技术所造成的社会和文化的异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他们充满政治意味的批判话语里，传媒和技术本身都不是清白的，都是具备意识形态色彩的异化力量。而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则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以传媒为中心来研究大众文化现象。
其杰出代表是斯图亚特·霍尔，他的《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一文强调了受众对传媒文化解码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文化和传媒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色彩中走了出来。在法国，有一批关注过或还在关注传媒与文化的著名学者，包括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后现代文化传播理论家布希亚德，他们的理论至今都在影响世界多门学科的发展。
在美国，传媒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更是学术热门。从早期的米尔斯、罗森伯格到中期的阿特休尔、H·席勒，再到现在的巴格迪肯、道格拉斯·凯尔纳、罗杰·菲德勒等，直接或间接研究此论题的学者接踵产生，而著作和文章更是成批出现。另外，还有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加拿大的著名传媒研究专家麦克卢汉、英国学者汤林森、英国社会学家斯特里纳蒂、“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提出者丹尼尔·贝尔、当代美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现代文化逻辑研究的出色代表杰姆逊、活跃于当今欧美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希利斯·米勒等人都对传媒与文化给予了程度不同的研究。但是，在西方，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以及德里达、希利斯·米勒等人的零星提及，把传媒和文学结合起来的专门研究者和著作文章，都缺乏典型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