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钱学森的故事
“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驶往香港。一位40来岁的中年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想到前方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啊。”
这是小学语文教材《钱学森》一文中对钱学森返国的一段描述。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是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组委会给予他的颁奖词，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一个人，用怎样的成就照亮一段历史？以怎样的力量感动一个民族？让我们走近钱学森，再次追忆那段光辉的历史，体会钱学森带给我们的感动。
赤子之心 报国情怀
时间定格在1955年9月17日，洛杉矶港口，一艘名为“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轮船正在启航。
当船渐渐离开港口驶向大海时，站在甲板上的一个人长长地出了口气，他终于带着妻子和一双幼小的儿女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归途。而为了这一天，他足足煎熬了五年。
他的离开震惊了美国军界和科学界，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号这天，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而在中国，很多人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他的归来，牵动着中国政府，也让整个中国欣喜异常。这个人就是钱学森。
他的离开为什么能让美国紧张、中国欣喜、世界瞩目？
让我们把时间倒转回1950年。这年6月的一天，美国华盛顿，一个名叫钱学森的中国人的造访让当时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陷入了不安。钱学森刚一离开办公室，他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中国。”
此时，钱学森已经是美国麻省理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主任，已经成为颇具国际声望的科学家。美国国防部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了，因此千方百计地阻挠他回国。于是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钱学森被捕入狱，度过了14天炼狱般的生活。
后来，迫于舆论压力，美国当局不得不将钱学森释放，但仍对其行动进行监视和限制。出狱后的钱学森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检察官在一连串例行提问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检察官穷追不舍，“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毫不示弱，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面对美方的蓄意阻挠，钱学森不仅没有削弱回国的信心，反而更加坚定了报国的信念。因为他一直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回到祖国。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全家人一夕三惊，经常搬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也就在这期间，钱学森完成了30万字的《工程控制论》一书，一举奠定了他作为工程控制论开山鼻祖的历史地位。
1955年9月17日，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这一天钱学森心情很好，他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投身科学 弘扬学术
投身科学选择航天事业与钱学森年轻时的经历有关。钱学森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帝国主义侵华的枪炮声中度过的。起初他的愿望是为中国造火车，抵御外侵。因此从北师大附中毕业后，他考入交通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机械工程系（铁道门）。但1932年“1·28”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在日寇优势的空军和国民党政府妥协的双重压力下失败了。这时的钱学森急切地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出力，因而他从造火车头愤而转向设计制造飞机。
1935年，钱学森获得赴美“庚子赔款留学”的机会，来到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一次，一个美国同学在聊天中表现出对中国人抽鸦片、裹小脚的蔑视，钱学森大义凛然地对他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现在是还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试？”还有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份很难的考卷，全班大多数人不及格，这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吵着去了教授的办公室。当他们走到门口却发现有一张卷面整洁、无任何错误的考卷贴在门上，走近一看是钱学森的，同学们顿时安静下来，不敢推门进去找教授理论了。
1936年，硕士毕业的钱学森赴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的冯·卡门教授读博士。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感受到了这所著名大学的民主学风和创新氛围，他说：“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想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地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
钱学森说到做到。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经过3年的潜心研究，他完成了《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论文，荣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他在论文中提出的“热障”理论和与导师共同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使得当年波音公司推翻了B－47飞机的原设计方案。而在 1955年8月，回国前夕，钱学森给恩师卡门送上自己的新作《工程控制论》，卡门翻阅后欣慰地说道：“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钱学森不仅在学业上出类拔萃，在教学上也独具风格。1946年，年近36岁的钱学森走上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台。他的课引起了青年学生的极大兴趣，当年，麻省理工的学生甚至以能听到他的讲课为荣。当年听课的学生回忆道：“他的课程在我就业的前十年，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钱学森教育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是他发起创办中国科技大学并担任该校近代力学系系主任的近20年里。当年的学生张瑜回忆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那踌躇满志的神情。他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他口中的大炮指的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如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物理学家严济慈、数学家吴文俊、刚刚归国的留美博士蒋丽金等等。
科学创新 功照千秋
有人说，如果没有钱学森当年的回国，就不可能有中国航天事业的今天。回国后，从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到主持完成“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从参与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到直接领导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发展规划……钱学森见证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历史。
“为中国人争气”，这是钱学森的追求。为国争光，则是钱学森的信念。当年，陈赓将军问钱学森，“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当饭都吃不饱的中国宣布“要搞人造卫星”时，被西方讥笑为“妄想一步登天”。但是横空出世的“两弹一星”，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一位老科学家说：“在新中国科学界，钱学森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没有他，新中国的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会延迟若干年。”
在钱学森的科学生涯中，还有一门学科成就了他非凡卓越的一生，那就是艺术。
钱学森年轻时特别喜欢贝多芬的乐曲，还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对我国古代诗词等文学作品也有极大的兴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美国物理学会、航空学会和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艺术与科学协会。数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钱学森感慨万千：“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们交谈时产生的。”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听说他爱好绘画、音乐等，也很欣赏他的“不务正业”，认为这些才华很重要。
“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有帮助，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钱学森常说，“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
宁静致远 大师风范
“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这是钱学森的心声，也是他人生境界的写照。回国后，钱学森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对这些官位，他的态度是：“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翻开钱学森的履历表，人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的“官”越当越小。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初建时，钱学森就是院长，后来，他主动要求当副院长。他曾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后来，请求辞去政协的一切职务。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
钱学森一生做人有四条原则：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钱学森姓钱却不爱钱，他数次将国家奖励的巨额款项捐献出去。可以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的他，几十年如一日住在破旧的楼房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几十年不换的相机，穿了一辈子的中山装，用了50多年的破提包……他却把稿费和奖金上缴组织，捐给贫困学生，捐给西部地区的治沙事业。
提及自己的贡献，他总是谦逊地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人民和我们的国家。”钱学森一贯反对别人称他“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总以诚恳的态度告诉大家，像“两弹一星”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是一两个人能干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美国准备授予钱学森院士称号，被他拒绝。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
在淡泊名利的同时，钱学森始终以高标准坚守科学道德。1964年，他收到一位年轻教师写来的信，指出了他新发表的一篇力学论文中的一处错误。他随即给这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回信表示感谢，并建议年轻人把纠正意见写成一篇文章，由他推荐到《力学学报》刊登。钱学森宽广的胸怀可见一斑。
平生无意求虚名，惟尽百年赤子情。在钱学森眼中，最好的礼物是一尊“神舟”航天飞船的模型。那展翅翱翔的“神舟”，真切地诠释了他关注祖国腾飞的热切心情……
如今，钱学森虽已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贡献，已载入史册、写入永恒。每每念及他的名字，仍能勾起整个民族对那段光辉历程的深情追忆，唤起亿万国人对未来岁月的凝重思考。
二、蒋英的故事
蒋英和李双江师生恋
1955年10月8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钱学森和蒋英夫妇带着他们六岁的儿子钱永刚、五岁的女儿钱永真，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国后，蒋英的艺术才华又焕发出来了，她最初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和独唱演员，后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歌剧系主任、教授。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整个70年代，钱学森经常亲临第一线，在基地一蹲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出于保密要求，钱学森出差从来不对家人讲。有一次蒋英在家里一个多月都得不到丈夫的音讯，她不得不找到国防部五院询问钱学森的消息。五院回复她：“ 钱院长在外地出差，他平安无恙，只是工作太忙，暂时还回不来，请您放心。”蒋英听了心里有数了，具体事情也不再多问了。
1939年3月10日，李双江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幼年李双江从小热爱艺术，特别是唱歌。少年时的李双江经常在文艺会演中为学校和班级赢得荣誉。小学五年级时曾为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录音。1959年9月李双江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读本科，师从蒋英学习声乐。李双江正值21岁风华正茂的年龄，英俊潇洒。而蒋英正好39岁，身体健壮，营养丰富，风韵犹存。丈夫钱学森常年不在家中，她非常寂寞。于是她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音乐教学中。她发现了精力充沛的李双江，李双江也有着恋母情结，非常喜欢40岁左右的熟女蒋英。于是，两个人干柴烈火，经常在教室里，花园里，琴房里，宿舍楼里约会ZA。60年代的人们思想非常保守，终于有学生和老师发现了李双江和蒋英的师生恋，上报给了院领导。院领导大吃一惊，感到事情非同小可。钱学森是毛主席周总理面前的红人，老婆被人搞了，这还了得？
院领导将这男女苟且之事上报给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决定枪毙李双江，用来稳住钱学森的心情。但是当时在中国政治避难的西哈努克亲王喜欢李双江的歌曲，向周总理求情，饶了李双江一条小命。李双江1963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没有被分配到总政文工团等当时中国“一流”的演艺团体，而是被发配到了新疆歌舞团，因为他犯的是“男女关系”错误，而且跟蒋英搞师生恋，搞了钱学森的老婆，触怒了中央高层。
2012年2月5日，著名的声乐教育家蒋英在北京301医院逝世，走完了她93年的精彩人生。蒋英这个名字人们当然不陌生，这不仅因为她是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三女，是个中日混血儿，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表姐，是中国杰出女声乐教育家和女高音歌唱家，更因为她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夫人。
三、钱学森和蒋英的婚姻
钱学森和蒋英1947年结婚，在一起相处了62年，但他们的相识、相恋却有点奇特。
钱学森生于1911年，蒋英生于1919年，两人相差8岁。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与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早年是密友，后同赴日本求学。钱均夫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而蒋百里日后成为著名军事家。
1923年的一天，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的钱学森的父亲钱钧夫家里显得很热闹，他正在等待一位好朋友带着家人来做客。
蒋百里，赫赫有名的军事家，因为对政治的失望，他当时正在北京创办一个文学社。这次聚会他和夫人带来了5个漂亮的女儿，这让钱学森的妈妈很羡慕。
钱妈妈说，你们有五个女儿，太多了，给我一个好不好?蒋妈妈很大方，好吧，你挑一个。钱妈妈就说要老三。蒋英行三，所以就过继到钱家了。
两家正式摆了一桌酒席，蒋英被接到钱家，并有了一个新名字——钱学英。
一次，在两家的聚会中，钱学森和蒋英共同唱起了《燕双飞》，唱得四个大人都大笑不止，这预兆了钱学森和蒋英日后结为伉俪。过了一段时间，蒋百里夫妇思念蒋英，提出带她回家，这得到了钱家的应允，但条件是蒋英将来再回到钱家做儿媳妇。蒋百里夫妇满口答应：“好啊，门当户对，我们赞成。”
蒋英曾经为钱学森安排过一场相亲会，一位富家女当面向钱学森表达喜爱之情，而钱学森却拒绝了富家女孩的邀请，因为他被儿时的玩伴蒋英深深吸引了。
一别12年彼此思念
1935年，时年24岁的钱学森出国前夕，蒋英随父母到钱家去看望他。这时蒋英16岁，亭亭玉立。比她大8岁的钱学森已是成熟的男子汉，他很喜欢这个爱说爱笑的小妹妹，曾经亲昵地对蒋英说：“你的笑声特美，你能保持下来吗？”蒋英调皮地反问道：“为什么？”钱学森坦诚地说：“因为，没有什么比快活和清纯更可贵的了。”这天，蒋英特别高兴，为钱学森弹奏了莫扎特的D大调奏鸣曲，钱学森听得如痴如醉。她还送给钱学森一本唐诗，钱学森把它当作珍贵的礼物带到了美国。
在钱学森赴美国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同时，蒋英也前往德国学习钢琴。一个在美国苦攻航空机械理论，一个在欧洲畅游于声乐艺术的海洋之中，10多个年头，钱学森与蒋英彼此没有来往。两个人虽无书信来往，但是，长久的分离，并没有封冻两颗相爱的心灵，相反更加重了他们之间的思念。当蒋百里赴美国考察把蒋英在欧洲的留影拿给钱学森看时，照片上那动人的微笑和儿时就依稀可见的美丽，在钱学森的心里掀起了波澜。
1947年农历七月初七，是钱学森刻意选择的良辰吉日，他终于下定决心向蒋英求婚。这一年，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喜结良缘。9月26日，两人赴美国波士顿。在美国期间，蒋英英语一时还未过关，钱学森就抽空教她，还不时用英语说一些俏皮话，逗得蒋英大笑。谁都不会想到，大科学家钱学森还烧得一手好菜。蒋英对上门拜访的朋友说：“我们家钱学森是大师傅，我只能给他打打下手。”钱学森则开玩笑说：“蒋英是我家的童养媳。”
在软禁中相濡以沫
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8月，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
整整5年在美的软禁生活并没有消磨掉钱学森和蒋英夫妇返回祖国的坚强意志。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钱学森常常吹一支竹笛，蒋英弹一把吉他，两人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以排除寂寞与烦闷。虽然说竹笛和吉他的声音并不那么和谐，但这声音是钱学森夫妇情感的共鸣。
彼此欣赏恩爱60年
1955年10月8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美国政府终于准许钱学森夫妇回国。这架三角钢琴也因此成为钱学森和蒋英历经风雨、沐浴幸福的见证。
回国后，钱学森为我国的导弹研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蒋英也在演唱艺术上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在回国以后的40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钱学森也喜欢把所认识的科技人员请来欣赏，大家同乐。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录制下来，放给他听。如果有好的交响乐队演奏会，蒋英也总是拉钱学森一起去听，把这位科学家、“火箭迷”带到音乐艺术的海洋里。
钱学森：每当我想起蒋英那动人的微笑时，心中的热情就会被点燃。
千万人中一回头，你就能看出是她，尽管她和众人的穿着都一样。因为她的那种气质与众不同。
蒋英：我从心里佩服他。他那时很出名，才36岁就是正教授，很多人都敬仰他。我当时认为有学问的人是好人。
四、钱学森大事年表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1935年8月 钱学森从上海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离国，同船的留美同学有徐芝纶、夏勤铎等。到了美国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
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开始了与冯卡门教授先是师生后是亲密合作者的情谊。同年，钱学森参加马林纳领导的火箭研究小组，在冯卡门指导下，与马林纳等一起研究火箭发动机的热力学问题、探空火箭问题和远程火箭问题等，并参与了美国早期用可储存液体推进剂的几种试验性火箭，如1945年"女兵下士"探空火箭和后来的"下士"导弹研制工作。
1937年秋，由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也得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
1938年，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流动边界层研究，揭示了即使一个运动的热体与外界冷空气在某一飞行马赫数时有相当的温度差，对物体的冷却仍逆变为加热。这是由于空气受压缩，温度升高和边界层传热率增加的结果。钱学森和冯卡门给出了发生这种逆变的马赫数计算公式。
1939年6月，完成了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工作，论文为《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取得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后，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助理研究员。同年，钱学森发表了关于可压缩液体二维亚声速流动的研究结果，冯卡门在1941年发表了关于空气动力学中压缩效应的研究成果。他们对翼上的压缩作用，共同提出了一个更普遍一些的修正，不用扰动很小这一假设，而且基于经过他们所修正的流动方程的另一种线性化，使它能应用于高速流动特别是应用于计算作用在翼型上的诸力。卡门钱学森方法能给出某一速度范围内的满意结果。
1940年 由于王助的推荐，钱学森成为成都航空研究所的通信研究员，写了一篇题为《高速气流突变之测定》的专论，刊登在该所报告第二号。从1940开始，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对飞机金属薄壳结构非线性屈曲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外部压力所产生的球壳的屈曲，结构的曲率对于屈曲特性的影响，受轴向压缩的柱面薄壳的屈曲，有侧向非线性支撑的柱子的屈曲，以及曲度对薄壳屈曲载荷的影响等。
1941年 从加拿大来了几位庚子赔款的留学生：郭永怀、林家翘、傅承义，1942年又来了钱伟长，钱学森和他们相处的比较密切，常常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
1942年 钱学森的研究工作已有了成绩，并教了一些学生，同时由于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暂时放松了对外国人的限制，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同年，美国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行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是教员之一。
1944年 美国陆军得知德国研制V-2火箭的情报，遂委托冯卡门教授领导，马林纳为副，大力研究远程火箭。美国原始型的"下士"式导弹的设计，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同时，钱学森还当了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
1945年，当冯卡门被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长的时候，他提名钱学森为团员。同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钱学森随科学咨询团去欧洲，考察英、德、法等国的航空研究，特别是法西斯德国的火箭技术发展情况，这时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他为副教授。这一时期，他取得了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1946年暑期，冯卡门教授因与加州理工学院当局有分歧而辞职，作为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也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年开始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研究，这是先驱性的工作。同年与郭永怀合作，完成重要论文"二维可压缩亚、超声速混合流和上临界马赫数"，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年轻的正教授行列。同年夏季，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当局请假回国探亲，9月中和蒋英结婚。
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为此，他要求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
1949年5月20日 钱学森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员、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写来的信， 同时转来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教授写给钱学森的信、钱学森更加紧了回国的准备。
1949年秋，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推进技术教授。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非法入境。钱学森这时立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准备一去不返，但当他一家将要出发时，钱学森被拘留起来，两星期后虽经同事保释出来，但继续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被滞留5年之久。
1953年 在美国政府迫害钱学森的几年中，除了教书和做研究工作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当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征，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
1954年，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工程控制论》一书在美国出版。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张小香烟纸上写下了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并夹带了给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10月8日，钱学森一家到达香港，同日过国境，回到了祖国，受到党和政府的热烈欢迎和无微不至的照顾。11月，钱学森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2月27日，万毅根据彭德怀元帅的指示，详细地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如何发展我国火箭技术的意见。
1956年1月5日力学所成立，钱学森任第一任所长。2月17日，在周总理的鼓励下，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4月13日，国务院成立了以聂荣臻元帅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同年春，国家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确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由钱学森主持，在王弼、沈元、任新民等的合作下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的规划。5月10日，聂荣臻元帅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并且建议，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立导弹管理局，钱学森任总工程师，建立导弹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10月8日，恰好在钱学森回归祖国一周年的日子， 聂荣臻元帅亲自主持五院成立仪式，这一天也是对新中国156名大学毕业生进行导弹专业教育训练班的开课纪念日，钱学森主讲《导弹概论》。
1957年，在钱学森倡议下，中国力学学会成立，钱学森被一致推举为第一任理事长。2月18日，周总理签署命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任院长。11月16日，周总理任命钱学森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院长。同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并被补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一年6月，中国自动化学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钱学森任主任委员。同年9月，国际自控联成立大会推举钱学森为第一届IFAC理事会常务理事。
1958年5月29日，聂荣臻元帅同黄克诚、钱学森一起部署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制造工作。同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同年，钱学森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
1959年，经杜润生、杨刚毅介绍，钱学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0年11月15日 在聂荣臻元帅现场亲自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我国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6月，在中国科学院举办的星际航行第一次座谈会上钱学森发表了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讲演。在中国自动化学会成立大会上，全体代表一致推举钱学森为首任理事长。
1963年 中国科学院成立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
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在以后的岁月中，钱学森为解决人造卫星研制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问题贡献了智慧。同年，钱学森任第七工业部副部长。
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元帅，在酒泉发射场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实验，获得圆满成功。
1968年，钱学森兼任中国空间研究院第一任院长。
1970年，钱学森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4月24日，重量为173kg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钱学森和发射基地的领导人在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等参加第一颗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
1978年9月27日钱学森发表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论文，对运筹学、系统工程和系统分析科学活动在中国的繁荣，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1979年，钱学森荣获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
1982年，钱学森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钱学森是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钱学森等著的《论系统工程》于11月出版。
1985年，钱学森因对我国战略导弹技术的贡献，作为第一获奖人和屠守锷、姚桐斌、郝复俭、梁思礼、庄逢甘、李绪鄂等获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6年4月1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六届四次全国委员会增选钱学森为副主席。两个月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86年6月27日一致选举钱学森为中国科协主席。
1989年6月29日，在美国纽约召开的1989年国际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威拉德WF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表彰他对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作出的重大开拓性贡献。
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同年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0年，《钱学森手稿（1938-1955）》出版。
2001年，获霍英东奖金委员会颁发的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中国地区）。
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63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钱学森星”。《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出版。《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出版。
《创建系统学》出版。
五、蒋百里简介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1882年出生，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1901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1906年留学德国，回国先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与广东李浴日、云南杨杰同为中国军事学巨擘，驰名海内外。1913年，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1937年出版了军事论著集《国防论》，是国民党将领中的第一人。并在日后一定程度的影响了白崇禧等人。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
蒋百里是晚清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人。以字行，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祖父蒋光煦（号沐公）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一座，贮书10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父亲蒋学烺（号壶隐），因生下来缺左臂，沐公不喜欢他，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长大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她是贤妻良母，又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蒋百里13岁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出家人不能归族，其父未得到遗产，家庭生活困苦。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修’（按当时的习俗，未做诗文的学生每年6元至8元大洋，已开笔的8元至12元）。”从此穷学生就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蒋百里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课余还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爬上茶馆茶桌，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上述故事给茶客听，被誉为“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地刺激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恰逢双山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听到这个消息，蒋百里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请求老师早一二小时放学，让他到双山书院中看书。蒋百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以研读文学一类为多。
1900年春，蒋百里18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不久在方雨亭县令的介绍下，蒋百里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陈仲恕）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日本留学。光绪卅一年（1905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三期毕业班毕业。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8万字，行销国内，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蒋百里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他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蒋百里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 1923年同胡适组织新月社。 1925年任吴佩孚部总参谋长。1933年赴日考察，认为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1936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倡议发展空军。 1937年9月，他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德等国，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发表了《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宣扬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刚灰亮，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
奇人必有奇运，蒋百里竟奇迹般生还，并与养病期间看护他的日本女子佐藤屋登相好，后者最终成为蒋百里第二任妻子，改名蒋左梅。
蒋百里此次自杀的缘由众说纷纭，有说是愤于军校学风浮躁，有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也有说是对中国当时军界、政界之绝望，不论何种说法，都只能部分成立。蒋百里自杀，最大原因是他的傲气，懦夫不敢也不配自杀。
留日期间，蒋百里还参与创办《浙江潮》，亲笔撰写发刊词。鲁迅当时同是留日热血青年，曾向此刊物投稿。也是在此期间，蒋百里结识了戊戌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并执弟子礼。
1906年，蒋百里应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聘为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筹建新军。赵曾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随后，蒋百里被公派德国研习军事，成为兴登堡将军（后为德国总统）下面的连长。 1910年，他回国任京都禁卫军管带，在沈阳“以二品顶戴任用”。这一年，他不过28岁，在同龄人中却已锋芒毕露，声望无两。
武昌起义后，蒋百里潜回南方，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民国成立，又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以及袁世凯的总统府军事参议。
1916年袁称帝，蒋百里入川帮助老同学蔡锷讨袁。袁世凯死去之后，又陪蔡锷去日本就医，旋即为之料理丧事。1917年回国，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成为军校教辅。
此后蒋百里道路一转，竟有点儿偃武修文之意。1918年至1919年，他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归国后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1920年，他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省宪起草工作，支持“联省自治”。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期间，蒋百里写了不少关于联省自治与社会主义的文章。
1921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为之作序，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5万多字，跟原书的字数都差不多了，梁氏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可算民国学术界一大佳话。
1923年，蒋百里心血来潮，又与胡适一起创办了新月社，并同徐志摩结为至交。几年后蒋百里被蒋介石关进监狱，感情充沛、容易激动的徐志摩还背起铺盖，喊着要进去陪他坐牢。
如果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也许会多一个文人、学者、政论家，但少一个杰出的军事学家。很显然，蒋百里并不愿意，在日本军校与德国军队里得到的尚武之血，终身都在其身中流淌。事实上，有两个蒋百里，一个文人的蒋百里，爱结社、写文章、交名流；一个军人的蒋百里，终身梦想是亲手击败整个日本军队。到最后，军人蒋百里战胜了文人蒋百里，虽然，他依靠的只是纸上谈兵。
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因吴不“讨奉”而辞职，去上海投孙传芳。1929年，他支持原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翌年入狱。稍后，两个姓蒋的同宗达成和解。1933年，他奉蒋介石之命再赴日本，拟就国防计划，以备不可避免的中日之战。1935年，他被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后提出建设空军的建议。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却是来自陆军出身的蒋百里。
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蒋百里的主要论点是：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蒋百里并且犀利地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蒋百里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遗憾的是，蒋百里无法看到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1938年10月，他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原由蒋介石兼），同年11月，在迁校途中，他病逝于广西宜山，国民党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一、钱学森的故事
“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驶往香港。一位40来岁的中年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想到前方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啊。”
这是小学语文教材《钱学森》一文中对钱学森返国的一段描述。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是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组委会给予他的颁奖词，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一个人，用怎样的成就照亮一段历史？以怎样的力量感动一个民族？让我们走近钱学森，再次追忆那段光辉的历史，体会钱学森带给我们的感动。
赤子之心 报国情怀
时间定格在1955年9月17日，洛杉矶港口，一艘名为“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轮船正在启航。
当船渐渐离开港口驶向大海时，站在甲板上的一个人长长地出了口气，他终于带着妻子和一双幼小的儿女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归途。而为了这一天，他足足煎熬了五年。
他的离开震惊了美国军界和科学界，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号这天，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而在中国，很多人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他的归来，牵动着中国政府，也让整个中国欣喜异常。这个人就是钱学森。
他的离开为什么能让美国紧张、中国欣喜、世界瞩目？
让我们把时间倒转回1950年。这年6月的一天，美国华盛顿，一个名叫钱学森的中国人的造访让当时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陷入了不安。钱学森刚一离开办公室，他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中国。”
此时，钱学森已经是美国麻省理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主任，已经成为颇具国际声望的科学家。美国国防部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了，因此千方百计地阻挠他回国。于是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钱学森被捕入狱，度过了14天炼狱般的生活。
后来，迫于舆论压力，美国当局不得不将钱学森释放，但仍对其行动进行监视和限制。出狱后的钱学森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检察官在一连串例行提问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检察官穷追不舍，“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毫不示弱，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面对美方的蓄意阻挠，钱学森不仅没有削弱回国的信心，反而更加坚定了报国的信念。因为他一直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回到祖国。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全家人一夕三惊，经常搬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也就在这期间，钱学森完成了30万字的《工程控制论》一书，一举奠定了他作为工程控制论开山鼻祖的历史地位。
1955年9月17日，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这一天钱学森心情很好，他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投身科学 弘扬学术
投身科学选择航天事业与钱学森年轻时的经历有关。钱学森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帝国主义侵华的枪炮声中度过的。起初他的愿望是为中国造火车，抵御外侵。因此从北师大附中毕业后，他考入交通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机械工程系（铁道门）。但1932年“1·28”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在日寇优势的空军和国民党政府妥协的双重压力下失败了。这时的钱学森急切地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出力，因而他从造火车头愤而转向设计制造飞机。
1935年，钱学森获得赴美“庚子赔款留学”的机会，来到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一次，一个美国同学在聊天中表现出对中国人抽鸦片、裹小脚的蔑视，钱学森大义凛然地对他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现在是还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试？”还有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份很难的考卷，全班大多数人不及格，这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吵着去了教授的办公室。当他们走到门口却发现有一张卷面整洁、无任何错误的考卷贴在门上，走近一看是钱学森的，同学们顿时安静下来，不敢推门进去找教授理论了。
1936年，硕士毕业的钱学森赴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的冯·卡门教授读博士。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感受到了这所著名大学的民主学风和创新氛围，他说：“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想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地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
钱学森说到做到。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经过3年的潜心研究，他完成了《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论文，荣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他在论文中提出的“热障”理论和与导师共同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使得当年波音公司推翻了B－47飞机的原设计方案。而在 1955年8月，回国前夕，钱学森给恩师卡门送上自己的新作《工程控制论》，卡门翻阅后欣慰地说道：“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钱学森不仅在学业上出类拔萃，在教学上也独具风格。1946年，年近36岁的钱学森走上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台。他的课引起了青年学生的极大兴趣，当年，麻省理工的学生甚至以能听到他的讲课为荣。当年听课的学生回忆道：“他的课程在我就业的前十年，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钱学森教育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是他发起创办中国科技大学并担任该校近代力学系系主任的近20年里。当年的学生张瑜回忆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那踌躇满志的神情。他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他口中的大炮指的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如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物理学家严济慈、数学家吴文俊、刚刚归国的留美博士蒋丽金等等。
科学创新 功照千秋
有人说，如果没有钱学森当年的回国，就不可能有中国航天事业的今天。回国后，从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到主持完成“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从参与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到直接领导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发展规划……钱学森见证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历史。
“为中国人争气”，这是钱学森的追求。为国争光，则是钱学森的信念。当年，陈赓将军问钱学森，“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当饭都吃不饱的中国宣布“要搞人造卫星”时，被西方讥笑为“妄想一步登天”。但是横空出世的“两弹一星”，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一位老科学家说：“在新中国科学界，钱学森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没有他，新中国的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会延迟若干年。”
在钱学森的科学生涯中，还有一门学科成就了他非凡卓越的一生，那就是艺术。
钱学森年轻时特别喜欢贝多芬的乐曲，还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对我国古代诗词等文学作品也有极大的兴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美国物理学会、航空学会和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艺术与科学协会。数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钱学森感慨万千：“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们交谈时产生的。”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听说他爱好绘画、音乐等，也很欣赏他的“不务正业”，认为这些才华很重要。
“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有帮助，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钱学森常说，“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
宁静致远 大师风范
“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这是钱学森的心声，也是他人生境界的写照。回国后，钱学森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对这些官位，他的态度是：“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翻开钱学森的履历表，人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的“官”越当越小。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初建时，钱学森就是院长，后来，他主动要求当副院长。他曾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后来，请求辞去政协的一切职务。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
钱学森一生做人有四条原则：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钱学森姓钱却不爱钱，他数次将国家奖励的巨额款项捐献出去。可以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的他，几十年如一日住在破旧的楼房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几十年不换的相机，穿了一辈子的中山装，用了50多年的破提包……他却把稿费和奖金上缴组织，捐给贫困学生，捐给西部地区的治沙事业。
提及自己的贡献，他总是谦逊地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人民和我们的国家。”钱学森一贯反对别人称他“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总以诚恳的态度告诉大家，像“两弹一星”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是一两个人能干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美国准备授予钱学森院士称号，被他拒绝。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
在淡泊名利的同时，钱学森始终以高标准坚守科学道德。1964年，他收到一位年轻教师写来的信，指出了他新发表的一篇力学论文中的一处错误。他随即给这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回信表示感谢，并建议年轻人把纠正意见写成一篇文章，由他推荐到《力学学报》刊登。钱学森宽广的胸怀可见一斑。
平生无意求虚名，惟尽百年赤子情。在钱学森眼中，最好的礼物是一尊“神舟”航天飞船的模型。那展翅翱翔的“神舟”，真切地诠释了他关注祖国腾飞的热切心情……
如今，钱学森虽已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贡献，已载入史册、写入永恒。每每念及他的名字，仍能勾起整个民族对那段光辉历程的深情追忆，唤起亿万国人对未来岁月的凝重思考。
二、蒋英的故事
蒋英和李双江师生恋
1955年10月8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钱学森和蒋英夫妇带着他们六岁的儿子钱永刚、五岁的女儿钱永真，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国后，蒋英的艺术才华又焕发出来了，她最初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和独唱演员，后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歌剧系主任、教授。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整个70年代，钱学森经常亲临第一线，在基地一蹲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出于保密要求，钱学森出差从来不对家人讲。有一次蒋英在家里一个多月都得不到丈夫的音讯，她不得不找到国防部五院询问钱学森的消息。五院回复她：“ 钱院长在外地出差，他平安无恙，只是工作太忙，暂时还回不来，请您放心。”蒋英听了心里有数了，具体事情也不再多问了。
1939年3月10日，李双江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幼年李双江从小热爱艺术，特别是唱歌。少年时的李双江经常在文艺会演中为学校和班级赢得荣誉。小学五年级时曾为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录音。1959年9月李双江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读本科，师从蒋英学习声乐。李双江正值21岁风华正茂的年龄，英俊潇洒。而蒋英正好39岁，身体健壮，营养丰富，风韵犹存。丈夫钱学森常年不在家中，她非常寂寞。于是她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音乐教学中。她发现了精力充沛的李双江，李双江也有着恋母情结，非常喜欢40岁左右的熟女蒋英。于是，两个人干柴烈火，经常在教室里，花园里，琴房里，宿舍楼里约会ZA。60年代的人们思想非常保守，终于有学生和老师发现了李双江和蒋英的师生恋，上报给了院领导。院领导大吃一惊，感到事情非同小可。钱学森是毛主席周总理面前的红人，老婆被人搞了，这还了得？
院领导将这男女苟且之事上报给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决定枪毙李双江，用来稳住钱学森的心情。但是当时在中国政治避难的西哈努克亲王喜欢李双江的歌曲，向周总理求情，饶了李双江一条小命。李双江1963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没有被分配到总政文工团等当时中国“一流”的演艺团体，而是被发配到了新疆歌舞团，因为他犯的是“男女关系”错误，而且跟蒋英搞师生恋，搞了钱学森的老婆，触怒了中央高层。
2012年2月5日，著名的声乐教育家蒋英在北京301医院逝世，走完了她93年的精彩人生。蒋英这个名字人们当然不陌生，这不仅因为她是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三女，是个中日混血儿，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表姐，是中国杰出女声乐教育家和女高音歌唱家，更因为她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夫人。
三、钱学森和蒋英的婚姻
钱学森和蒋英1947年结婚，在一起相处了62年，但他们的相识、相恋却有点奇特。
钱学森生于1911年，蒋英生于1919年，两人相差8岁。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与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早年是密友，后同赴日本求学。钱均夫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而蒋百里日后成为著名军事家。
1923年的一天，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的钱学森的父亲钱钧夫家里显得很热闹，他正在等待一位好朋友带着家人来做客。
蒋百里，赫赫有名的军事家，因为对政治的失望，他当时正在北京创办一个文学社。这次聚会他和夫人带来了5个漂亮的女儿，这让钱学森的妈妈很羡慕。
钱妈妈说，你们有五个女儿，太多了，给我一个好不好?蒋妈妈很大方，好吧，你挑一个。钱妈妈就说要老三。蒋英行三，所以就过继到钱家了。
两家正式摆了一桌酒席，蒋英被接到钱家，并有了一个新名字——钱学英。
一次，在两家的聚会中，钱学森和蒋英共同唱起了《燕双飞》，唱得四个大人都大笑不止，这预兆了钱学森和蒋英日后结为伉俪。过了一段时间，蒋百里夫妇思念蒋英，提出带她回家，这得到了钱家的应允，但条件是蒋英将来再回到钱家做儿媳妇。蒋百里夫妇满口答应：“好啊，门当户对，我们赞成。”
蒋英曾经为钱学森安排过一场相亲会，一位富家女当面向钱学森表达喜爱之情，而钱学森却拒绝了富家女孩的邀请，因为他被儿时的玩伴蒋英深深吸引了。
一别12年彼此思念
1935年，时年24岁的钱学森出国前夕，蒋英随父母到钱家去看望他。这时蒋英16岁，亭亭玉立。比她大8岁的钱学森已是成熟的男子汉，他很喜欢这个爱说爱笑的小妹妹，曾经亲昵地对蒋英说：“你的笑声特美，你能保持下来吗？”蒋英调皮地反问道：“为什么？”钱学森坦诚地说：“因为，没有什么比快活和清纯更可贵的了。”这天，蒋英特别高兴，为钱学森弹奏了莫扎特的D大调奏鸣曲，钱学森听得如痴如醉。她还送给钱学森一本唐诗，钱学森把它当作珍贵的礼物带到了美国。
在钱学森赴美国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同时，蒋英也前往德国学习钢琴。一个在美国苦攻航空机械理论，一个在欧洲畅游于声乐艺术的海洋之中，10多个年头，钱学森与蒋英彼此没有来往。两个人虽无书信来往，但是，长久的分离，并没有封冻两颗相爱的心灵，相反更加重了他们之间的思念。当蒋百里赴美国考察把蒋英在欧洲的留影拿给钱学森看时，照片上那动人的微笑和儿时就依稀可见的美丽，在钱学森的心里掀起了波澜。
1947年农历七月初七，是钱学森刻意选择的良辰吉日，他终于下定决心向蒋英求婚。这一年，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喜结良缘。9月26日，两人赴美国波士顿。在美国期间，蒋英英语一时还未过关，钱学森就抽空教她，还不时用英语说一些俏皮话，逗得蒋英大笑。谁都不会想到，大科学家钱学森还烧得一手好菜。蒋英对上门拜访的朋友说：“我们家钱学森是大师傅，我只能给他打打下手。”钱学森则开玩笑说：“蒋英是我家的童养媳。”
在软禁中相濡以沫
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8月，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
整整5年在美的软禁生活并没有消磨掉钱学森和蒋英夫妇返回祖国的坚强意志。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钱学森常常吹一支竹笛，蒋英弹一把吉他，两人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以排除寂寞与烦闷。虽然说竹笛和吉他的声音并不那么和谐，但这声音是钱学森夫妇情感的共鸣。
彼此欣赏恩爱60年
1955年10月8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美国政府终于准许钱学森夫妇回国。这架三角钢琴也因此成为钱学森和蒋英历经风雨、沐浴幸福的见证。
回国后，钱学森为我国的导弹研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蒋英也在演唱艺术上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在回国以后的40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钱学森也喜欢把所认识的科技人员请来欣赏，大家同乐。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录制下来，放给他听。如果有好的交响乐队演奏会，蒋英也总是拉钱学森一起去听，把这位科学家、“火箭迷”带到音乐艺术的海洋里。
钱学森：每当我想起蒋英那动人的微笑时，心中的热情就会被点燃。
千万人中一回头，你就能看出是她，尽管她和众人的穿着都一样。因为她的那种气质与众不同。
蒋英：我从心里佩服他。他那时很出名，才36岁就是正教授，很多人都敬仰他。我当时认为有学问的人是好人。
四、钱学森大事年表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1935年8月 钱学森从上海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离国，同船的留美同学有徐芝纶、夏勤铎等。到了美国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
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开始了与冯卡门教授先是师生后是亲密合作者的情谊。同年，钱学森参加马林纳领导的火箭研究小组，在冯卡门指导下，与马林纳等一起研究火箭发动机的热力学问题、探空火箭问题和远程火箭问题等，并参与了美国早期用可储存液体推进剂的几种试验性火箭，如1945年"女兵下士"探空火箭和后来的"下士"导弹研制工作。
1937年秋，由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也得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
1938年，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流动边界层研究，揭示了即使一个运动的热体与外界冷空气在某一飞行马赫数时有相当的温度差，对物体的冷却仍逆变为加热。这是由于空气受压缩，温度升高和边界层传热率增加的结果。钱学森和冯卡门给出了发生这种逆变的马赫数计算公式。
1939年6月，完成了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工作，论文为《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取得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后，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助理研究员。同年，钱学森发表了关于可压缩液体二维亚声速流动的研究结果，冯卡门在1941年发表了关于空气动力学中压缩效应的研究成果。他们对翼上的压缩作用，共同提出了一个更普遍一些的修正，不用扰动很小这一假设，而且基于经过他们所修正的流动方程的另一种线性化，使它能应用于高速流动特别是应用于计算作用在翼型上的诸力。卡门钱学森方法能给出某一速度范围内的满意结果。
1940年 由于王助的推荐，钱学森成为成都航空研究所的通信研究员，写了一篇题为《高速气流突变之测定》的专论，刊登在该所报告第二号。从1940开始，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对飞机金属薄壳结构非线性屈曲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外部压力所产生的球壳的屈曲，结构的曲率对于屈曲特性的影响，受轴向压缩的柱面薄壳的屈曲，有侧向非线性支撑的柱子的屈曲，以及曲度对薄壳屈曲载荷的影响等。
1941年 从加拿大来了几位庚子赔款的留学生：郭永怀、林家翘、傅承义，1942年又来了钱伟长，钱学森和他们相处的比较密切，常常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
1942年 钱学森的研究工作已有了成绩，并教了一些学生，同时由于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暂时放松了对外国人的限制，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同年，美国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行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是教员之一。
1944年 美国陆军得知德国研制V-2火箭的情报，遂委托冯卡门教授领导，马林纳为副，大力研究远程火箭。美国原始型的"下士"式导弹的设计，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同时，钱学森还当了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
1945年，当冯卡门被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长的时候，他提名钱学森为团员。同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钱学森随科学咨询团去欧洲，考察英、德、法等国的航空研究，特别是法西斯德国的火箭技术发展情况，这时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他为副教授。这一时期，他取得了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1946年暑期，冯卡门教授因与加州理工学院当局有分歧而辞职，作为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也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年开始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研究，这是先驱性的工作。同年与郭永怀合作，完成重要论文"二维可压缩亚、超声速混合流和上临界马赫数"，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年轻的正教授行列。同年夏季，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当局请假回国探亲，9月中和蒋英结婚。
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为此，他要求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
1949年5月20日 钱学森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员、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写来的信， 同时转来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教授写给钱学森的信、钱学森更加紧了回国的准备。
1949年秋，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推进技术教授。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非法入境。钱学森这时立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准备一去不返，但当他一家将要出发时，钱学森被拘留起来，两星期后虽经同事保释出来，但继续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被滞留5年之久。
1953年 在美国政府迫害钱学森的几年中，除了教书和做研究工作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当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征，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
1954年，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工程控制论》一书在美国出版。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张小香烟纸上写下了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并夹带了给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10月8日，钱学森一家到达香港，同日过国境，回到了祖国，受到党和政府的热烈欢迎和无微不至的照顾。11月，钱学森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2月27日，万毅根据彭德怀元帅的指示，详细地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如何发展我国火箭技术的意见。
1956年1月5日力学所成立，钱学森任第一任所长。2月17日，在周总理的鼓励下，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4月13日，国务院成立了以聂荣臻元帅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同年春，国家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确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由钱学森主持，在王弼、沈元、任新民等的合作下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的规划。5月10日，聂荣臻元帅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并且建议，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立导弹管理局，钱学森任总工程师，建立导弹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10月8日，恰好在钱学森回归祖国一周年的日子， 聂荣臻元帅亲自主持五院成立仪式，这一天也是对新中国156名大学毕业生进行导弹专业教育训练班的开课纪念日，钱学森主讲《导弹概论》。
1957年，在钱学森倡议下，中国力学学会成立，钱学森被一致推举为第一任理事长。2月18日，周总理签署命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任院长。11月16日，周总理任命钱学森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院长。同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并被补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一年6月，中国自动化学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钱学森任主任委员。同年9月，国际自控联成立大会推举钱学森为第一届IFAC理事会常务理事。
1958年5月29日，聂荣臻元帅同黄克诚、钱学森一起部署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制造工作。同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同年，钱学森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
1959年，经杜润生、杨刚毅介绍，钱学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0年11月15日 在聂荣臻元帅现场亲自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我国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6月，在中国科学院举办的星际航行第一次座谈会上钱学森发表了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讲演。在中国自动化学会成立大会上，全体代表一致推举钱学森为首任理事长。
1963年 中国科学院成立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
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在以后的岁月中，钱学森为解决人造卫星研制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问题贡献了智慧。同年，钱学森任第七工业部副部长。
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元帅，在酒泉发射场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实验，获得圆满成功。
1968年，钱学森兼任中国空间研究院第一任院长。
1970年，钱学森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4月24日，重量为173kg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钱学森和发射基地的领导人在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等参加第一颗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
1978年9月27日钱学森发表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论文，对运筹学、系统工程和系统分析科学活动在中国的繁荣，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1979年，钱学森荣获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
1982年，钱学森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钱学森是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钱学森等著的《论系统工程》于11月出版。
1985年，钱学森因对我国战略导弹技术的贡献，作为第一获奖人和屠守锷、姚桐斌、郝复俭、梁思礼、庄逢甘、李绪鄂等获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6年4月1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六届四次全国委员会增选钱学森为副主席。两个月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86年6月27日一致选举钱学森为中国科协主席。
1989年6月29日，在美国纽约召开的1989年国际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威拉德WF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表彰他对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作出的重大开拓性贡献。
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同年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0年，《钱学森手稿（1938-1955）》出版。
2001年，获霍英东奖金委员会颁发的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中国地区）。
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63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钱学森星”。《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出版。《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出版。
《创建系统学》出版。
五、蒋百里简介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1882年出生，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1901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1906年留学德国，回国先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与广东李浴日、云南杨杰同为中国军事学巨擘，驰名海内外。1913年，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1937年出版了军事论著集《国防论》，是国民党将领中的第一人。并在日后一定程度的影响了白崇禧等人。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
蒋百里是晚清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人。以字行，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祖父蒋光煦（号沐公）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一座，贮书10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父亲蒋学烺（号壶隐），因生下来缺左臂，沐公不喜欢他，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长大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她是贤妻良母，又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蒋百里13岁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出家人不能归族，其父未得到遗产，家庭生活困苦。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修’（按当时的习俗，未做诗文的学生每年6元至8元大洋，已开笔的8元至12元）。”从此穷学生就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蒋百里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课余还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爬上茶馆茶桌，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上述故事给茶客听，被誉为“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地刺激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恰逢双山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听到这个消息，蒋百里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请求老师早一二小时放学，让他到双山书院中看书。蒋百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以研读文学一类为多。
1900年春，蒋百里18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不久在方雨亭县令的介绍下，蒋百里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陈仲恕）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日本留学。光绪卅一年（1905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三期毕业班毕业。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8万字，行销国内，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蒋百里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他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蒋百里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 1923年同胡适组织新月社。 1925年任吴佩孚部总参谋长。1933年赴日考察，认为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1936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倡议发展空军。 1937年9月，他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德等国，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发表了《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宣扬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刚灰亮，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
奇人必有奇运，蒋百里竟奇迹般生还，并与养病期间看护他的日本女子佐藤屋登相好，后者最终成为蒋百里第二任妻子，改名蒋左梅。
蒋百里此次自杀的缘由众说纷纭，有说是愤于军校学风浮躁，有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也有说是对中国当时军界、政界之绝望，不论何种说法，都只能部分成立。蒋百里自杀，最大原因是他的傲气，懦夫不敢也不配自杀。
留日期间，蒋百里还参与创办《浙江潮》，亲笔撰写发刊词。鲁迅当时同是留日热血青年，曾向此刊物投稿。也是在此期间，蒋百里结识了戊戌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并执弟子礼。
1906年，蒋百里应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聘为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筹建新军。赵曾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随后，蒋百里被公派德国研习军事，成为兴登堡将军（后为德国总统）下面的连长。 1910年，他回国任京都禁卫军管带，在沈阳“以二品顶戴任用”。这一年，他不过28岁，在同龄人中却已锋芒毕露，声望无两。
武昌起义后，蒋百里潜回南方，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民国成立，又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以及袁世凯的总统府军事参议。
1916年袁称帝，蒋百里入川帮助老同学蔡锷讨袁。袁世凯死去之后，又陪蔡锷去日本就医，旋即为之料理丧事。1917年回国，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成为军校教辅。
此后蒋百里道路一转，竟有点儿偃武修文之意。1918年至1919年，他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归国后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1920年，他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省宪起草工作，支持“联省自治”。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期间，蒋百里写了不少关于联省自治与社会主义的文章。
1921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为之作序，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5万多字，跟原书的字数都差不多了，梁氏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可算民国学术界一大佳话。
1923年，蒋百里心血来潮，又与胡适一起创办了新月社，并同徐志摩结为至交。几年后蒋百里被蒋介石关进监狱，感情充沛、容易激动的徐志摩还背起铺盖，喊着要进去陪他坐牢。
如果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也许会多一个文人、学者、政论家，但少一个杰出的军事学家。很显然，蒋百里并不愿意，在日本军校与德国军队里得到的尚武之血，终身都在其身中流淌。事实上，有两个蒋百里，一个文人的蒋百里，爱结社、写文章、交名流；一个军人的蒋百里，终身梦想是亲手击败整个日本军队。到最后，军人蒋百里战胜了文人蒋百里，虽然，他依靠的只是纸上谈兵。
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因吴不“讨奉”而辞职，去上海投孙传芳。1929年，他支持原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翌年入狱。稍后，两个姓蒋的同宗达成和解。1933年，他奉蒋介石之命再赴日本，拟就国防计划，以备不可避免的中日之战。1935年，他被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后提出建设空军的建议。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却是来自陆军出身的蒋百里。
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蒋百里的主要论点是：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蒋百里并且犀利地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蒋百里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遗憾的是，蒋百里无法看到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1938年10月，他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原由蒋介石兼），同年11月，在迁校途中，他病逝于广西宜山，国民党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