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战略思想研究
作者：崔建树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04期
摘要亚当·斯密不仅是西方现代经济学之父，还是思想深邃的伟大战略理论家。他认为，在享有商品竞争优势的前提下，实行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是英国实现富国的最佳途径。不过，尽管斯密主张自由放任，但他仍然认为“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须对涉及国防的产业进行保护和干预。此外，斯密还认为，已进入商业时代的英国，传统的民兵制度已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和建立世界霸权的需要，必须建立强大的常备军。
关键词亚当·斯密分工战略国家安全常备军
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法夫郡的柯卡尔迪，1790年去世。斯密生活的年代是英国由欧洲一强一步步击败老对手西班牙与法国，登上世界霸权宝座的光辉岁月。在斯密盛年之时，英国在制造业领域已享有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在这一背景下，部分英国知识精英已开始反思英国近代以来一直奉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例如大卫·休莫在七年战争之前就撰文驳斥重商主义的思想。他在《论贸易忌妒》一文中写道：“不仅作为一个人，而且作为一位英国臣民，我祈祷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本身在商业上繁荣昌盛，”因为所有国家在商业上繁荣昌盛，他们之间的相互政策才能“大为扩展、更加仁慈”。参见David Hume， Essays Moral ，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 T. H. Green and T. H. Grose， London， 1898， p.348.平民出身，同时又与英国政界领袖和学界翘楚交往密切的斯密素怀“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的大志，他终生未婚，将全部的时间与精力都献给了思考两大问题，即如何“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准确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以及如何“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页。换言之，民裕国富是斯密战略思想的核心。当然，对国富的关心是与他对国强的关心紧密相连的，因为他认识到当时的形势是“有富即有势”[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42页。。
一、 英国富国的最佳战略：“自由放任”
如何实现国富是国务活动家思考的核心问题。斯密给出的建议是实施“自由放任”政策。 为论证这一政策的合理性，斯密首先批驳了重商主义错误的国家财富观，指出国家财富是一国国内实存的生活必需品。
斯密之前流行于欧洲的富国思想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思想在历史长河中虽有多次转型，但核心未易，即积累金银等贵金属是实现国富的不二法门。英国商人托马斯·孟在1644年出版的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号称“重商主义圣经”，该书认为人类一切活动的目的都
是为了金银，只有金银才是国家真正的财富。参见[英]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袁南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英国大名鼎鼎的思想家约翰·洛克同样认为，货币“是一个可靠的朋友，它虽然会由这个人转给那个人，但若能使它不流出国外，就很不容易浪费消耗掉”，所以“金银乃是一国动产中最坚固最可靠的部分”，增加金银“应当是该国政治经济的大目标”。转引自[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3页。斯密不同意重商主义的上述国家财富观念。他认为，重商主义者之所以把货币或金银误认为是财富，是因为他们“普遍觉得以货币购买货物较易，以货物购买货币较难，并不是因为构成财富的更主要成分是货币而不是货物，而是因为货币是已知的和确立了的交易媒介物，易于和一切物品交换，但要取得货币来交换货物，却不见得那么容易”[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10页。。但事实上，货币除了购买货物，“就一无所用”，而“除了购买货币，货物还有其他用处”。同上书，第11页。所以，斯密认为货币的主要职能是充当交易媒介物，虽然它也是“国民资本的一部分”，但“通常只是一小部分，并总是最无利可图的一部分”。[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10页。 就货币与财富的关系，斯密打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将货币比作公路。他精辟地指出，公路“本身不生产米麦和青草，但它能促进米麦和青草在国内的流通”，所以，就如“一个地区的价值不在于通过该地区的公路的多少”，一个国家富裕与否，也“不在于用以实现货物流通的货币的数量”③[英]坎南编：《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第204页。。
其次，斯密指出促进生活必需品生产的要素是“分工”。既然货币只是在商品流通领域充当“公路”的作用，斯密认为“如果我们能想出一个方法把一半的货币运往外国换成货物，而同时又能供应国内流通的需要，我们便可大大增加国家的财富”③。由此引出了斯密国富论的核心观点，即国家富裕与否在于“生活所需要的货物”的丰富程度。同上书，第205页。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能够促进生活必需品生产的要素是什么呢？斯密给出的答案是“分工”。斯密的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广泛调查和缜密的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的。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中，斯密给出了一个扣针制造的调查案例，说明分工对提高生产效率所具有的巨大意义。“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末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决不可能的。”但是，经过合理分工后，一个简陋的小厂，“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第6页。。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斯密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第8页。斯密指出，“人类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许多事物上，更能发现达到目标的更简易更变利的方法。分工的结果，各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倾注在一种简单的事物上。所以只要工作性质上还有改良的余地，各个劳动部门所雇的劳动者中，不久自会有人发现一些比较容易而便利的方法，来完成他们各自的工作。”参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第10页。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
果……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同上书，第5-7页。
第三，斯密指出，奉行自由放任政策有利于促进分工，这也意味着能有效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既然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和生产率，要想富国裕民就有必要采取措施促进分工的发展。斯密认为，分工的程度“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同上书，第16页。根据这一逻辑，富国裕民的要务就转换为取消贸易限制的“自由放任”战略，以最大限度地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为进一步分工创造条件。
斯密从自然秩序的角度来论证“自由放任”战略的必要性。斯密认为，人们追求私人利益完全符合自然法的。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尊重这种自然法，不加干预，如此才能上可富国，下可富家。这在一点上，我国著名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与斯密有共同认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作为个体的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这一特性“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所以，他认为国君的治国方略“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四），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2711页。“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内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内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裁缝不想制作他自己的鞋子，而向鞋匠购买。鞋匠不想制造他自己的衣服，而雇裁缝制作。农民不想缝衣，也不想制鞋，而宁愿雇用那些不同的工匠去做。他们都认为，为了他自身的利益，应当把他们全部精力集中使用到比邻人处于某种有利地位的方面，而以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或同样的东西，即其一部分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任何东西。”[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8页。
斯密认为，私利与公益不同，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别人无法替代，“每一个人处在他当地的位置，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7页。。如果“禁止人民大众制造他们所能制造的全部物品，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把自己的资财与劳动，投在自己认为最有利的用途上”，就是“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同上书，第35页。不仅如此，斯密还注意到，人们虽然盘算的是“他自己的安全”和“他自己的利益”，但是其行为总是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同上书，第27页。
与此同理，以高关税禁止或限制外国商品进口通常会扰乱经济的正常发展，对促进国富民裕不利。就如个人兴办实业，其“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必定和他的资本成某种比例”，对国家来说，其整个产业所雇佣的人数“也一定同那社会的全部资本成某种比例”，“任何商业条例都不能使任何社会的产业量的增加超过其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它只能使本来不纳入某一方向的一部分产业转到这个方向来。”同上书，第25页。尽管受到保护的制造业能够迅速发展起来，但社会劳动和收入的总额受总资本比例之限却绝不可能相应增加。因为人为的贸易管制只是使大量资本流入受保护的产业，“国家的劳动由较有利的用途改到较不利的用途”。同上书，第29
页。所以，管制的结果是，国家财富不仅没有按政府的意志有所增加，反而降低了。斯密举了苏格兰栽种葡萄酿制葡萄酒的例子。英国为扶植苏格兰酿造葡萄酒，禁止从国外进口一切外国产的葡萄酒。斯密得出的结论是，“使用比购买所需的多三十倍的资本和劳动来自己制造，显然是不合理的……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同上书，第30页。。
由此可见，斯密从“分工”角度推导出“自由放任”战略，道理简明清晰，对国务活动家制定事关富国的大政方针有极强的指导意义。英国近代著名政治家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年）经常自称是斯密最忠实的信徒，并在其任首相期间按斯密的理论改革英国的财政与贸易政策。参见[英]约翰·格雷：《亚当·斯密传》，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7页。
二、 工商业国家的强国战略：保护国防产业
通过上面的论证，斯密令人信服地驳倒了重商主义管制经济的理论。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斯密对“自由放任”的理解与他后来的追随者，如科布登、格雷汉姆等有着本质区别。这一区别在于，斯密主张对事关国防的产业进行保护，而科布登之流主张彻底实施自由放任政策。 斯密在研究中发现，富裕国家的财富容易引起邻国，特别是贫穷的邻国垂涎，而武备松弛则很可能招来侵略。用斯密的话说就是：“勤勉而因此富裕的国家，往往是最会引起四邻攻击的国家。”[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61页。中国宋朝词人柳永《望海潮》引金世宗提兵南下这一事件可视为斯密这一理论的经典案例。据中国宋朝学者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一书记载，“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参见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南宋诗人谢驿为此写了一调侃柳永《望海潮》的诗：“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哪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斯密在《国富论》中反复强调“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同上书，第36页。在斯密看来，富国之所以要强兵，就如发了财的大亨需要雇用保镖一样。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斯密对国防与国富的关系看法，并非来自于简单的类比，而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他认为，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人类的日常生活离军事活动越来越远。处在最低级最粗野的狩猎民族国家，人人都是狩猎者，人人亦都是战士；比狩猎民族稍微先进一点的游牧民族，其居民在平时就过惯了流浪的生活，他们普通的户外游戏，如竞走、角力、耍棒、投枪、拉弓等，和打仗差不多，这些人要将身份转化为战士，易如反掌；在文明程度上更先进的农业社会，农民劳作时受尽日晒风吹雨打，“这种困苦的日常生活，正可锻炼他们，使他们能熬受战争的苦难”，所以农民“每个人也都是战士，或可以很容易地成为战士”。同上书，第254页。但是，在工商业发达的社会，由于分工的缘故，被固着在一个工作环节上，尚武精神日渐式微。而尚武精神对国家安全又有着巨大意义，用斯密的话说就是“各个社会的安全，总多少依赖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同上书，第343页。从军事训练的角度看，斯密也认为，工商业发达的富裕国家的广大民众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不愿拿出更多的时
间进行军事训练，从而导致军事战斗力日渐衰退。“游牧民族多暇，幼稚农业状态下的农民，也有一些空闲时间，至于手艺工人或制造业者，则全无闲暇。关于武艺的训练，第一种人就是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它上面，都于自己无损。第二种人把一部分时间花费在它上面，也不会蒙受大损失。第三者的情况却大不同。他费去一小时，即有一小时的损失。为他自身的利益计，他自然而然地会完全漠视这教练。”[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60页。
由此可见，如果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对于国防“不采取新的手段，人民的自然习性是会使他们失去自卫能力的”同上书，第261页。。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斯密不惜背离他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政府有必要对有关国防的产业进行干预。他认为，在“国防所必需”的产业方面对外国“加上若干负担”（即课以关税）会对本国大有好处。同上书，第34页。
就英国而言，其岛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海军力量对国防至关重要。由于技术熟练的海军水手不能像陆军那样可以速成培养，必须在国际航运和海洋渔业中经受锻炼，再加上斯密时代造舰技术尚不发达，商船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私掠船和军舰。所以，在斯密时代，航海业和海洋渔业是事关英国国防发展的战略性产业部门。17世纪英国政治家哈里斯歇姆（Haversham ）勋爵在上议院演讲时曾呼呼英国政府发展海洋商业：“陛下的舰队与商业的关系密切并且互相影响，不可能把舰队和商船恰如其分地分割开来：陛下的商业是陛下的海员之母和养护者；陛下的海员又是陛下舰队的生命；陛下的舰队保护着陛下贸易的安全；二者都是英国的财富、安全和光荣。”G. S. Graham， Sea Power and British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Mass.， 1941， p.15. 对于哈里斯歇姆的观点，斯密持赞同态度。他在《国富论》里称，“大不列颠的国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有多少海员和船只”[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34页。。基于这一认识，斯密对具有强烈重商主义色彩的英国航海条例和英国政府对渔业的补助政策赞不绝口。
英国航海条例的出台源于英国与荷兰的海权竞争。与英国隔英吉利海峡相望的荷兰由于位于谢尔德河下游，来自德意志地区和阿登山区的木材可以顺流而下，使荷兰造船成本远低于英国。因此荷兰的造船业极为发达，仅在首都阿姆斯特丹就有几十家造船厂，全国可以同时开工建造几百艘船。由于原料便宜和能够实现规模生产，荷兰成为欧洲造船和航运中心，它的商船队在鼎盛时期拥有1.6万余艘船只，占欧洲商船总吨位的3/4，世界运输船只的1/3，从而被称为“海上马车夫”。荷兰强大的海上实力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引起了英国的嫉妒。为了打击荷兰的海上实力，克伦威尔政府于1650年通过了针对荷兰的《航海条例》。次年，英国政府又对这一条例进行了严格修订。条例规定：从亚洲、非洲或美洲将商品运入英国、爱尔兰或英国殖民地只能使用英国船只；唯有英国船或商品出产国家的商船，才能从欧洲运送商品到英国、爱尔兰或英国殖民地。英国航运业因《航海条例》的保护发展迅速。据达夫南特在其《国库岁入报告》的数据，在实施《航海条例》的28年之内，英国航运业增长了一倍。参见[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2页。与英国航运业迅速发展相反，荷兰的航运业在《航海条例》的打击下走向衰落。据统计，在1597年时，通过松德海峡的荷兰船只有3 908艘，到1774年降为2 447艘，1780年降到2
080艘，而1781年仅为11艘。参见[美]房龙：《荷兰共和国的衰亡》，朱子仪译，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尽管斯密也认识到，航海条例“对国外贸易，即对因国外贸易而增加的财富，是不利
的”[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35页。，但考虑到航海条例属“为国防所必需”，他不仅没有对之严词抨击，反而大加赞誉：“在航海条例制定的时候，尽管英国与荷兰两国尚未真正开战，但两国间的仇恨已无以复加。在制定航海条例的长期国会统治期间，英荷两国之间的仇恨业已开始，不久就在护国公克伦威尔执政时期和查理二世的荷兰战争中爆发出来。所以，说这一闻名遐迩的航海条例的某些条目出自于民族仇恨，并非是无中生有。但是这些条目却是像深思熟虑的结果同样明智。当时的民族仇恨，以削弱唯一可能危害英格兰安全的荷兰海军力量为目的，这和最深思熟虑所想出来的正相同。……所以，在英国各种通商条例中，航海条例也许是最明智的一种。”同上书，第35-36页。
对出口商品进行补贴，提高其在外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是重商主义的重要理论。对于补贴制度，斯密持反对态度，认为“发给奖励金的结果，只不过是迫使一国商业，不向自然方面发展，而向大大不利的方面发展”[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76-77页。。由于谷物是一种支配性商品，且与国防关系不大，斯密对谷物贸易方面的政府补贴严加挞伐。认为出口补贴“引起的谷物的异常输出”，“必然会减低劳苦贫民扶养子女、教育子女的能力，使他们所雇用的人数，少于无奖励金的场合，因而必须会压抑国内产业”。同上书，第79页。与严词抨击谷物出口补贴形成鲜明对比，斯密对政府补贴渔业，使“国内一部分资本，就被用来使这种货物上市”，却表示认可。他认为：
“此等渔业的吨数奖励金，虽无补于国民财富的增长，但由于可增加船舶及水手的数目，所以，可被认为有助于国防，也许可以说，用这种奖励金维持国防。”同上书，第88页。 除了支持极富重商主义色彩的航海条例和政府补贴渔业外，斯密还赞成政府给帆布及火药制造等事关国防的产业给予补贴，其理由是“如果某一种制造业确是国防所必需，那末靠邻国供给这种制造品，未必就是聪明的办法。如果这一种制造业非奖励即不能在国内维持，那末对其他一切产业部门课税，来维持这一种制造业，亦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同上书，第92页。 可见，在斯密的心目中，自由放任虽能增加国家财富，但是当国防需要时，政府应当舍弃自由放任，改行保护政策。对于这一点，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有深刻认识。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里指责斯密在《国富论》和其他作品中倡导的“自由放任”理念是精心炮制的骗局。“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307页。
李斯特对斯密的这一批评未必完全符合事实，但却相当深刻。
三、 国家安全战略：立足常备军
既然“勤勉而因此富裕的国家，往往是最会引起四邻攻击的国家”，那么如何保卫国家安全呢？英国国内有不少人主张依靠民兵。英国人在传统上偏爱民兵，而对职业化的常备军比较警惕和反感。这是由以下两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英国在地缘上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和大陆国家相比，英国的本土安全较有保障，普通百姓因此不大关心本土安全问题。第二，由于历史原因，英国民众对常备军不怀好感。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王室和独裁者克伦威尔均利用其掌握的军队镇压反对派，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民众普遍把职业化的常备军看作是人民自由的威胁，导致英国普通民众更信任“民兵”，而对建立常备军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和普通民众一样，英国的政治精英也反对依靠常备军保卫国防。麦考莱在17世纪末期写道：“几乎没有知名公众人物经常公开宣称他们对我们的政策和常备军能够共存深信不疑。辉格党老是宣称常备军破坏了邻国的自由制度。托利党也是如此，他们宣称（克伦威尔领导下的）常备军在我们自己的岛屿上腐蚀教会、压制士绅和谋害国王。为了免受别人指责其反复无常，两党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人建议常备军应成为王国中的一个永久性军队。”Peter Paret，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o to the Nuclear Age， p.227.到18世纪中叶，英国国内反对加强常备军建设的势力依然强大。
斯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最重要成员之一。历史上，苏格兰有着辉煌的民兵传统，而且这一传统还在苏格兰得到广泛共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另一位领军人物亚当·弗格森深受古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阿（Polibian ）的影响，后者认为罗马军事和民事法令的结合是罗马的主要优点。Jean Wilkie， 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Adam Fergus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62， p.148. 关于常备军作为腐败的工具这一主题讨论还可在Lord Shaftesbury的作品中找到，这是弗格森观点的另一个来源。参见F.J. McLynn， “The Ideology of Jacobitism—Part II”，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6， No.2， 1985， p.179. 弗格森发表的《市民社会史论》和《建立一支民兵队伍之前的各种思考》（1761）、《玛格丽特——常被称为佩格，约翰牛先生唯一法定姐姐的诉讼记录史》（1761）两本小册子，详述了他赞成保留民兵制度的观点。Richard Sher， “Adam Ferguson， Adam Smith and the Problem of National Defens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1， No.2， 1989： pp.240-268， at 258-265.弗格森在其论著中强调，军人和政治家职能是“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的，强行将二者分离开会威胁到国家安全。一位“对战争一无所知的”政治家对于国防来说就像一个“不谙狂风暴雨变化的”水手，一无所用。Adam Ferguson， “Essay 15： Of the
Separation of Departments，” in Yasuo Amoh ed.， Collection of Essays， Kyoto： Rinsen Book Co. ， 1996， p.148.不仅如此，废除民兵制度还会造成人类精神上的某种分裂，“政治与战争艺术的分离是一种瓦解人类道德力量的行为”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18. 。1762年，弗格森发起成立“扑克牌俱乐部”，主要目的是为建立一支苏格兰民兵而活动。Richard Sher， “Problem of National Defense，” p.259. 同时可参阅Adam Ferguson， Biographical Sketch or Memoir of Lieutenant-Colonel Patrick Ferguson Originally Intended for the British Encyclopedia， Forgotten Books ， 2012， p.10. 弗格森在苏格兰有一大批追随者。如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就读时最崇敬的老师哈金逊就强烈反对建设常备军。哈金逊坚信“战争不应成为人类的永久职业”，历史发展
的趋势是所有“正直的市民”都能掌握“军事艺术和军事美德”，所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石是“所有人都应该轮流服役”的民兵而非职业化的常备军。
Ibid.， p.227.
对于依靠民兵保障国家安全的观点，斯密坚决反对。他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为何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必须依靠常备军来保障国家安全。
第一，斯密认为，“高贵的”战争艺术由于专业分工的不断细化，变得越来越“复杂”。火器中操作最简单的火绳枪，完成发射也需要连续完成数十个动作，如果不对火绳枪的操作者进行长期训练，他们在战时就无法充分发挥出火绳枪的优势。换言之，缺少训练的民兵制度越来越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战争艺术，“归根结蒂，只有那些专业化的士兵组成的常备军，能够满足„最卓越‟的技术的需要，即战争技术的需要”[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第123页。。 第二，斯密认为，“一个文明国的国防，如果仰仗民兵守卫，它将随时有被邻近野蛮民族征服的危险”。[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69页。斯密在《国富论》中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文明越进步，其民兵的战斗力就越逊于处于“野蛮状态”的国家。但是，在工商业发达的社会，由于广大民从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不愿拿出更多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军事战斗力日渐衰退。如果不建立常备军，将最终受到其他形态武装力量的入侵和蹂躏，毫无反抗之力。1754年手无寸铁的苏格兰高地人入侵并占领苏格兰先进地区就是例子。当时，苏格兰高地人入侵苏格兰先进地区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在入侵英格兰时，“要是没有常备军出来抵抗，他们可毫不费力地篡夺王位”[英]坎南编：《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第264页。。
第三，斯密从快速上升的军事费用角度考虑，认为工商业国家必须建立常备军。作为经济学家，斯密非常准确地意识到，人类社会从事战争的费用不断增加，而且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战争费用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在游牧时代，游牧民族在实际作战时，与平时相差不大，由自己所领带的牲畜维持生活。“酋长或君主不曾为了训练他们作战，负担什么费用。在作战的时候，掠夺的机会，就是他们所期待的或所要求的唯一报酬。”[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55页。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各家除了有制造为自己使用的粗劣用品的手工业外，没有其他制造业。在这样的社会里，“短期从事战役，他们尽可能不要报酬；他们成为战士，既不需要君主或国家花很大的训练费用；他们实际作战，也不需要君主或国家花很大的维持费用”同上书，第267页。。可是，在工商业社会，让一般技术工人服兵役和参加战争，其经济上会受到重大损失。况且，近代的战争行动，已不是欧洲中世纪发生的规模较小的战斗，而是规模较大的、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一个人平时不论所持何业，如果要他长期服兵役，长期自费支持，那就未免是一个过重的负担。同上书，第258页。所以，费用自付的民兵制度越来越无法适应耗资巨大的战争，只有建立国家出资的常备军制度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第四，斯密认为，常备军制度有利于培养士兵的纪律和服从意识，而这是决定近代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同上书，第262页。根据斯密的观点，在冷兵器时代，“一个军队的优越程度，是要看其中各个兵士使用武器的熟练程度而定。体力和动作的敏捷最为重要，通常以此决定战斗的命运”。但是，自从枪炮问世之后，人类的战争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体力和敏捷，甚至使用武器的特别技巧和熟练，虽然不是全无用处，但比较以前，不重要得多了。新式火器的性质，虽然不会把笨拙者提高到和熟练者立于同一水准，但比较以前，却使他们更接近于同一水准”[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62页。。换言之，纪律取代个人军事技能成为取胜的关键因素。另外，斯密还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论证纪律的重要性。他认为，近代战争由于分工的日趋发达，富人发现可以通过手工业和制造业“爬上尊严的地位”，以至于这些“从前为积极分子和野心分子所鄙视的那些技艺，不久就成为他们全神贯注的东西”[英]坎南编：《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第266页。。斯密观察到，“当改进手工业和制造业被认为值得上层阶级人士的注意时，保卫国家的责任自然而然地成为比较低层阶级的人的本分”同上书，第266-267页。。他认为，在人类处于野蛮状态下时，处于平等地位的民众全都出去打仗，由于战争结果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这一“明显的共同目标”使“纪律是完全不必要的”。同上书，第267页。嗜战的欧洲中世纪骑士阶层属于社会上层阶级，打仗时“面子观念可以替代纪律”。但是，在工商业社会，斯密认为，“当这个职务由最下层阶级人民来担任的时候，非有森严的纪律不可……必须这样严厉地约束他们，使他们畏惧长官过于畏惧敌人。正由于畏惧长官，畏惧军法的严厉惩罚，他们才循规蹈矩，而他们的勇敢行为，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同上书，第267页。。而纪律的养成，“要在大队一起操练的军队才能获得的”[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63页。。“一种兵士，仅仅每周或每月听长官指挥一次，其余一切时间，都可以自由处理自己的事务，在任何方面不必对长官负责。另一种兵士，其全部生活及行动，每日都在长官指挥之下，甚至每日起床上床，至少到营舍睡觉，都要依长官的命令。就这两种兵士比较起来，对于长官的敬畏程度，对于服从命令的迅速程度，前者是绝不如后者的……在近代战争中，立即服从命令的习惯，比操纵武器的本事，重要得多。”同上书，第263页。
作为经济学家，斯密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民兵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建立在复杂分工基础上的商业社会的安全需要，“依靠一手持剑、一手扶犁的民兵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第123页。。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一个文明国的国防，如果仰仗民兵守卫，它将随时有被邻近野蛮民族征服的危险”。[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69页。当然，坚持依靠常备军巩固国防并不意味着斯密反对保留民兵。在他看来，保留民兵制度还是必要的，“一方面在外敌侵略时，可以大大便利常备军的行动；另一方面，假使不幸常备军发生违反国家宪法的事故，它又可以大大加以阻止”同上书，第343-344页。。
纵观人类战争史，斯密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认识远比他的老师哈奇逊和苏格兰启蒙运动主要代表从物之一亚当·弗格森等人要务实。如果英国继续坚持将民兵作为国家安全的拱顶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后来的拿破仑·波拿巴恐怕早已扬鞭英伦三岛了，英国两百年的辉煌霸权史就不用提了。
四、 结语
亚当·斯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之一。为实现国富，他主张已拥有绝对的产品竞争优势的英国政府推行自由放任政策，尽可能少地干预个人自由。但是，斯密不是教条的自由贸易论者，他非常清楚，实施自由放任政策的前提须是英国商品具有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能够控制住市场。从这个角度角说，斯密极力提倡的以“自由放任”方式实现富国的战略只能是霸权国家的专利品。所以，难怪李斯特会指责斯密“以悔改的语调”论证的自由贸易理论是劝其他国家扔掉能让其赖以壮大的梯子。此外，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斯密还认识到“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为国防计，他一反自己自由放任的主张，认为国家应对涉及国防的产业进行保护。强大的经济基础、领先的国防产业是强国之基，但维护国家安全树立国际地位还须依靠常备军。可见，斯密虽然强烈批判以发挖战争潜力为宗旨的重商主义，但他批判的只是重商主义富国的部分手段，而非重商主义的强国目的。
（责任编辑：姚坤）
亚当•斯密的战略思想研究
作者：崔建树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04期
摘要亚当·斯密不仅是西方现代经济学之父，还是思想深邃的伟大战略理论家。他认为，在享有商品竞争优势的前提下，实行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是英国实现富国的最佳途径。不过，尽管斯密主张自由放任，但他仍然认为“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须对涉及国防的产业进行保护和干预。此外，斯密还认为，已进入商业时代的英国，传统的民兵制度已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和建立世界霸权的需要，必须建立强大的常备军。
关键词亚当·斯密分工战略国家安全常备军
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法夫郡的柯卡尔迪，1790年去世。斯密生活的年代是英国由欧洲一强一步步击败老对手西班牙与法国，登上世界霸权宝座的光辉岁月。在斯密盛年之时，英国在制造业领域已享有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在这一背景下，部分英国知识精英已开始反思英国近代以来一直奉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例如大卫·休莫在七年战争之前就撰文驳斥重商主义的思想。他在《论贸易忌妒》一文中写道：“不仅作为一个人，而且作为一位英国臣民，我祈祷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本身在商业上繁荣昌盛，”因为所有国家在商业上繁荣昌盛，他们之间的相互政策才能“大为扩展、更加仁慈”。参见David Hume， Essays Moral ，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 T. H. Green and T. H. Grose， London， 1898， p.348.平民出身，同时又与英国政界领袖和学界翘楚交往密切的斯密素怀“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的大志，他终生未婚，将全部的时间与精力都献给了思考两大问题，即如何“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准确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以及如何“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页。换言之，民裕国富是斯密战略思想的核心。当然，对国富的关心是与他对国强的关心紧密相连的，因为他认识到当时的形势是“有富即有势”[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42页。。
一、 英国富国的最佳战略：“自由放任”
如何实现国富是国务活动家思考的核心问题。斯密给出的建议是实施“自由放任”政策。 为论证这一政策的合理性，斯密首先批驳了重商主义错误的国家财富观，指出国家财富是一国国内实存的生活必需品。
斯密之前流行于欧洲的富国思想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思想在历史长河中虽有多次转型，但核心未易，即积累金银等贵金属是实现国富的不二法门。英国商人托马斯·孟在1644年出版的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号称“重商主义圣经”，该书认为人类一切活动的目的都
是为了金银，只有金银才是国家真正的财富。参见[英]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袁南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英国大名鼎鼎的思想家约翰·洛克同样认为，货币“是一个可靠的朋友，它虽然会由这个人转给那个人，但若能使它不流出国外，就很不容易浪费消耗掉”，所以“金银乃是一国动产中最坚固最可靠的部分”，增加金银“应当是该国政治经济的大目标”。转引自[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3页。斯密不同意重商主义的上述国家财富观念。他认为，重商主义者之所以把货币或金银误认为是财富，是因为他们“普遍觉得以货币购买货物较易，以货物购买货币较难，并不是因为构成财富的更主要成分是货币而不是货物，而是因为货币是已知的和确立了的交易媒介物，易于和一切物品交换，但要取得货币来交换货物，却不见得那么容易”[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10页。。但事实上，货币除了购买货物，“就一无所用”，而“除了购买货币，货物还有其他用处”。同上书，第11页。所以，斯密认为货币的主要职能是充当交易媒介物，虽然它也是“国民资本的一部分”，但“通常只是一小部分，并总是最无利可图的一部分”。[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10页。 就货币与财富的关系，斯密打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将货币比作公路。他精辟地指出，公路“本身不生产米麦和青草，但它能促进米麦和青草在国内的流通”，所以，就如“一个地区的价值不在于通过该地区的公路的多少”，一个国家富裕与否，也“不在于用以实现货物流通的货币的数量”③[英]坎南编：《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第204页。。
其次，斯密指出促进生活必需品生产的要素是“分工”。既然货币只是在商品流通领域充当“公路”的作用，斯密认为“如果我们能想出一个方法把一半的货币运往外国换成货物，而同时又能供应国内流通的需要，我们便可大大增加国家的财富”③。由此引出了斯密国富论的核心观点，即国家富裕与否在于“生活所需要的货物”的丰富程度。同上书，第205页。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能够促进生活必需品生产的要素是什么呢？斯密给出的答案是“分工”。斯密的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广泛调查和缜密的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的。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中，斯密给出了一个扣针制造的调查案例，说明分工对提高生产效率所具有的巨大意义。“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末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决不可能的。”但是，经过合理分工后，一个简陋的小厂，“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第6页。。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斯密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第8页。斯密指出，“人类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许多事物上，更能发现达到目标的更简易更变利的方法。分工的结果，各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倾注在一种简单的事物上。所以只要工作性质上还有改良的余地，各个劳动部门所雇的劳动者中，不久自会有人发现一些比较容易而便利的方法，来完成他们各自的工作。”参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第10页。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
果……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同上书，第5-7页。
第三，斯密指出，奉行自由放任政策有利于促进分工，这也意味着能有效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既然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和生产率，要想富国裕民就有必要采取措施促进分工的发展。斯密认为，分工的程度“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同上书，第16页。根据这一逻辑，富国裕民的要务就转换为取消贸易限制的“自由放任”战略，以最大限度地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为进一步分工创造条件。
斯密从自然秩序的角度来论证“自由放任”战略的必要性。斯密认为，人们追求私人利益完全符合自然法的。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尊重这种自然法，不加干预，如此才能上可富国，下可富家。这在一点上，我国著名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与斯密有共同认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作为个体的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这一特性“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所以，他认为国君的治国方略“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四），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2711页。“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内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内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裁缝不想制作他自己的鞋子，而向鞋匠购买。鞋匠不想制造他自己的衣服，而雇裁缝制作。农民不想缝衣，也不想制鞋，而宁愿雇用那些不同的工匠去做。他们都认为，为了他自身的利益，应当把他们全部精力集中使用到比邻人处于某种有利地位的方面，而以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或同样的东西，即其一部分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任何东西。”[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8页。
斯密认为，私利与公益不同，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别人无法替代，“每一个人处在他当地的位置，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7页。。如果“禁止人民大众制造他们所能制造的全部物品，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把自己的资财与劳动，投在自己认为最有利的用途上”，就是“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同上书，第35页。不仅如此，斯密还注意到，人们虽然盘算的是“他自己的安全”和“他自己的利益”，但是其行为总是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同上书，第27页。
与此同理，以高关税禁止或限制外国商品进口通常会扰乱经济的正常发展，对促进国富民裕不利。就如个人兴办实业，其“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必定和他的资本成某种比例”，对国家来说，其整个产业所雇佣的人数“也一定同那社会的全部资本成某种比例”，“任何商业条例都不能使任何社会的产业量的增加超过其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它只能使本来不纳入某一方向的一部分产业转到这个方向来。”同上书，第25页。尽管受到保护的制造业能够迅速发展起来，但社会劳动和收入的总额受总资本比例之限却绝不可能相应增加。因为人为的贸易管制只是使大量资本流入受保护的产业，“国家的劳动由较有利的用途改到较不利的用途”。同上书，第29
页。所以，管制的结果是，国家财富不仅没有按政府的意志有所增加，反而降低了。斯密举了苏格兰栽种葡萄酿制葡萄酒的例子。英国为扶植苏格兰酿造葡萄酒，禁止从国外进口一切外国产的葡萄酒。斯密得出的结论是，“使用比购买所需的多三十倍的资本和劳动来自己制造，显然是不合理的……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同上书，第30页。。
由此可见，斯密从“分工”角度推导出“自由放任”战略，道理简明清晰，对国务活动家制定事关富国的大政方针有极强的指导意义。英国近代著名政治家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年）经常自称是斯密最忠实的信徒，并在其任首相期间按斯密的理论改革英国的财政与贸易政策。参见[英]约翰·格雷：《亚当·斯密传》，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7页。
二、 工商业国家的强国战略：保护国防产业
通过上面的论证，斯密令人信服地驳倒了重商主义管制经济的理论。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斯密对“自由放任”的理解与他后来的追随者，如科布登、格雷汉姆等有着本质区别。这一区别在于，斯密主张对事关国防的产业进行保护，而科布登之流主张彻底实施自由放任政策。 斯密在研究中发现，富裕国家的财富容易引起邻国，特别是贫穷的邻国垂涎，而武备松弛则很可能招来侵略。用斯密的话说就是：“勤勉而因此富裕的国家，往往是最会引起四邻攻击的国家。”[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61页。中国宋朝词人柳永《望海潮》引金世宗提兵南下这一事件可视为斯密这一理论的经典案例。据中国宋朝学者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一书记载，“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参见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南宋诗人谢驿为此写了一调侃柳永《望海潮》的诗：“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哪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斯密在《国富论》中反复强调“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同上书，第36页。在斯密看来，富国之所以要强兵，就如发了财的大亨需要雇用保镖一样。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斯密对国防与国富的关系看法，并非来自于简单的类比，而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他认为，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人类的日常生活离军事活动越来越远。处在最低级最粗野的狩猎民族国家，人人都是狩猎者，人人亦都是战士；比狩猎民族稍微先进一点的游牧民族，其居民在平时就过惯了流浪的生活，他们普通的户外游戏，如竞走、角力、耍棒、投枪、拉弓等，和打仗差不多，这些人要将身份转化为战士，易如反掌；在文明程度上更先进的农业社会，农民劳作时受尽日晒风吹雨打，“这种困苦的日常生活，正可锻炼他们，使他们能熬受战争的苦难”，所以农民“每个人也都是战士，或可以很容易地成为战士”。同上书，第254页。但是，在工商业发达的社会，由于分工的缘故，被固着在一个工作环节上，尚武精神日渐式微。而尚武精神对国家安全又有着巨大意义，用斯密的话说就是“各个社会的安全，总多少依赖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同上书，第343页。从军事训练的角度看，斯密也认为，工商业发达的富裕国家的广大民众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不愿拿出更多的时
间进行军事训练，从而导致军事战斗力日渐衰退。“游牧民族多暇，幼稚农业状态下的农民，也有一些空闲时间，至于手艺工人或制造业者，则全无闲暇。关于武艺的训练，第一种人就是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它上面，都于自己无损。第二种人把一部分时间花费在它上面，也不会蒙受大损失。第三者的情况却大不同。他费去一小时，即有一小时的损失。为他自身的利益计，他自然而然地会完全漠视这教练。”[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60页。
由此可见，如果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对于国防“不采取新的手段，人民的自然习性是会使他们失去自卫能力的”同上书，第261页。。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斯密不惜背离他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政府有必要对有关国防的产业进行干预。他认为，在“国防所必需”的产业方面对外国“加上若干负担”（即课以关税）会对本国大有好处。同上书，第34页。
就英国而言，其岛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海军力量对国防至关重要。由于技术熟练的海军水手不能像陆军那样可以速成培养，必须在国际航运和海洋渔业中经受锻炼，再加上斯密时代造舰技术尚不发达，商船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私掠船和军舰。所以，在斯密时代，航海业和海洋渔业是事关英国国防发展的战略性产业部门。17世纪英国政治家哈里斯歇姆（Haversham ）勋爵在上议院演讲时曾呼呼英国政府发展海洋商业：“陛下的舰队与商业的关系密切并且互相影响，不可能把舰队和商船恰如其分地分割开来：陛下的商业是陛下的海员之母和养护者；陛下的海员又是陛下舰队的生命；陛下的舰队保护着陛下贸易的安全；二者都是英国的财富、安全和光荣。”G. S. Graham， Sea Power and British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Mass.， 1941， p.15. 对于哈里斯歇姆的观点，斯密持赞同态度。他在《国富论》里称，“大不列颠的国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有多少海员和船只”[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34页。。基于这一认识，斯密对具有强烈重商主义色彩的英国航海条例和英国政府对渔业的补助政策赞不绝口。
英国航海条例的出台源于英国与荷兰的海权竞争。与英国隔英吉利海峡相望的荷兰由于位于谢尔德河下游，来自德意志地区和阿登山区的木材可以顺流而下，使荷兰造船成本远低于英国。因此荷兰的造船业极为发达，仅在首都阿姆斯特丹就有几十家造船厂，全国可以同时开工建造几百艘船。由于原料便宜和能够实现规模生产，荷兰成为欧洲造船和航运中心，它的商船队在鼎盛时期拥有1.6万余艘船只，占欧洲商船总吨位的3/4，世界运输船只的1/3，从而被称为“海上马车夫”。荷兰强大的海上实力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引起了英国的嫉妒。为了打击荷兰的海上实力，克伦威尔政府于1650年通过了针对荷兰的《航海条例》。次年，英国政府又对这一条例进行了严格修订。条例规定：从亚洲、非洲或美洲将商品运入英国、爱尔兰或英国殖民地只能使用英国船只；唯有英国船或商品出产国家的商船，才能从欧洲运送商品到英国、爱尔兰或英国殖民地。英国航运业因《航海条例》的保护发展迅速。据达夫南特在其《国库岁入报告》的数据，在实施《航海条例》的28年之内，英国航运业增长了一倍。参见[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2页。与英国航运业迅速发展相反，荷兰的航运业在《航海条例》的打击下走向衰落。据统计，在1597年时，通过松德海峡的荷兰船只有3 908艘，到1774年降为2 447艘，1780年降到2
080艘，而1781年仅为11艘。参见[美]房龙：《荷兰共和国的衰亡》，朱子仪译，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尽管斯密也认识到，航海条例“对国外贸易，即对因国外贸易而增加的财富，是不利
的”[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35页。，但考虑到航海条例属“为国防所必需”，他不仅没有对之严词抨击，反而大加赞誉：“在航海条例制定的时候，尽管英国与荷兰两国尚未真正开战，但两国间的仇恨已无以复加。在制定航海条例的长期国会统治期间，英荷两国之间的仇恨业已开始，不久就在护国公克伦威尔执政时期和查理二世的荷兰战争中爆发出来。所以，说这一闻名遐迩的航海条例的某些条目出自于民族仇恨，并非是无中生有。但是这些条目却是像深思熟虑的结果同样明智。当时的民族仇恨，以削弱唯一可能危害英格兰安全的荷兰海军力量为目的，这和最深思熟虑所想出来的正相同。……所以，在英国各种通商条例中，航海条例也许是最明智的一种。”同上书，第35-36页。
对出口商品进行补贴，提高其在外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是重商主义的重要理论。对于补贴制度，斯密持反对态度，认为“发给奖励金的结果，只不过是迫使一国商业，不向自然方面发展，而向大大不利的方面发展”[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76-77页。。由于谷物是一种支配性商品，且与国防关系不大，斯密对谷物贸易方面的政府补贴严加挞伐。认为出口补贴“引起的谷物的异常输出”，“必然会减低劳苦贫民扶养子女、教育子女的能力，使他们所雇用的人数，少于无奖励金的场合，因而必须会压抑国内产业”。同上书，第79页。与严词抨击谷物出口补贴形成鲜明对比，斯密对政府补贴渔业，使“国内一部分资本，就被用来使这种货物上市”，却表示认可。他认为：
“此等渔业的吨数奖励金，虽无补于国民财富的增长，但由于可增加船舶及水手的数目，所以，可被认为有助于国防，也许可以说，用这种奖励金维持国防。”同上书，第88页。 除了支持极富重商主义色彩的航海条例和政府补贴渔业外，斯密还赞成政府给帆布及火药制造等事关国防的产业给予补贴，其理由是“如果某一种制造业确是国防所必需，那末靠邻国供给这种制造品，未必就是聪明的办法。如果这一种制造业非奖励即不能在国内维持，那末对其他一切产业部门课税，来维持这一种制造业，亦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同上书，第92页。 可见，在斯密的心目中，自由放任虽能增加国家财富，但是当国防需要时，政府应当舍弃自由放任，改行保护政策。对于这一点，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有深刻认识。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里指责斯密在《国富论》和其他作品中倡导的“自由放任”理念是精心炮制的骗局。“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307页。
李斯特对斯密的这一批评未必完全符合事实，但却相当深刻。
三、 国家安全战略：立足常备军
既然“勤勉而因此富裕的国家，往往是最会引起四邻攻击的国家”，那么如何保卫国家安全呢？英国国内有不少人主张依靠民兵。英国人在传统上偏爱民兵，而对职业化的常备军比较警惕和反感。这是由以下两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英国在地缘上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和大陆国家相比，英国的本土安全较有保障，普通百姓因此不大关心本土安全问题。第二，由于历史原因，英国民众对常备军不怀好感。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王室和独裁者克伦威尔均利用其掌握的军队镇压反对派，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民众普遍把职业化的常备军看作是人民自由的威胁，导致英国普通民众更信任“民兵”，而对建立常备军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和普通民众一样，英国的政治精英也反对依靠常备军保卫国防。麦考莱在17世纪末期写道：“几乎没有知名公众人物经常公开宣称他们对我们的政策和常备军能够共存深信不疑。辉格党老是宣称常备军破坏了邻国的自由制度。托利党也是如此，他们宣称（克伦威尔领导下的）常备军在我们自己的岛屿上腐蚀教会、压制士绅和谋害国王。为了免受别人指责其反复无常，两党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人建议常备军应成为王国中的一个永久性军队。”Peter Paret，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o to the Nuclear Age， p.227.到18世纪中叶，英国国内反对加强常备军建设的势力依然强大。
斯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最重要成员之一。历史上，苏格兰有着辉煌的民兵传统，而且这一传统还在苏格兰得到广泛共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另一位领军人物亚当·弗格森深受古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阿（Polibian ）的影响，后者认为罗马军事和民事法令的结合是罗马的主要优点。Jean Wilkie， 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Adam Fergus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62， p.148. 关于常备军作为腐败的工具这一主题讨论还可在Lord Shaftesbury的作品中找到，这是弗格森观点的另一个来源。参见F.J. McLynn， “The Ideology of Jacobitism—Part II”，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6， No.2， 1985， p.179. 弗格森发表的《市民社会史论》和《建立一支民兵队伍之前的各种思考》（1761）、《玛格丽特——常被称为佩格，约翰牛先生唯一法定姐姐的诉讼记录史》（1761）两本小册子，详述了他赞成保留民兵制度的观点。Richard Sher， “Adam Ferguson， Adam Smith and the Problem of National Defens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1， No.2， 1989： pp.240-268， at 258-265.弗格森在其论著中强调，军人和政治家职能是“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的，强行将二者分离开会威胁到国家安全。一位“对战争一无所知的”政治家对于国防来说就像一个“不谙狂风暴雨变化的”水手，一无所用。Adam Ferguson， “Essay 15： Of the
Separation of Departments，” in Yasuo Amoh ed.， Collection of Essays， Kyoto： Rinsen Book Co. ， 1996， p.148.不仅如此，废除民兵制度还会造成人类精神上的某种分裂，“政治与战争艺术的分离是一种瓦解人类道德力量的行为”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18. 。1762年，弗格森发起成立“扑克牌俱乐部”，主要目的是为建立一支苏格兰民兵而活动。Richard Sher， “Problem of National Defense，” p.259. 同时可参阅Adam Ferguson， Biographical Sketch or Memoir of Lieutenant-Colonel Patrick Ferguson Originally Intended for the British Encyclopedia， Forgotten Books ， 2012， p.10. 弗格森在苏格兰有一大批追随者。如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就读时最崇敬的老师哈金逊就强烈反对建设常备军。哈金逊坚信“战争不应成为人类的永久职业”，历史发展
的趋势是所有“正直的市民”都能掌握“军事艺术和军事美德”，所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石是“所有人都应该轮流服役”的民兵而非职业化的常备军。
Ibid.， p.227.
对于依靠民兵保障国家安全的观点，斯密坚决反对。他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为何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必须依靠常备军来保障国家安全。
第一，斯密认为，“高贵的”战争艺术由于专业分工的不断细化，变得越来越“复杂”。火器中操作最简单的火绳枪，完成发射也需要连续完成数十个动作，如果不对火绳枪的操作者进行长期训练，他们在战时就无法充分发挥出火绳枪的优势。换言之，缺少训练的民兵制度越来越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战争艺术，“归根结蒂，只有那些专业化的士兵组成的常备军，能够满足„最卓越‟的技术的需要，即战争技术的需要”[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第123页。。 第二，斯密认为，“一个文明国的国防，如果仰仗民兵守卫，它将随时有被邻近野蛮民族征服的危险”。[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69页。斯密在《国富论》中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文明越进步，其民兵的战斗力就越逊于处于“野蛮状态”的国家。但是，在工商业发达的社会，由于广大民从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不愿拿出更多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军事战斗力日渐衰退。如果不建立常备军，将最终受到其他形态武装力量的入侵和蹂躏，毫无反抗之力。1754年手无寸铁的苏格兰高地人入侵并占领苏格兰先进地区就是例子。当时，苏格兰高地人入侵苏格兰先进地区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在入侵英格兰时，“要是没有常备军出来抵抗，他们可毫不费力地篡夺王位”[英]坎南编：《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第264页。。
第三，斯密从快速上升的军事费用角度考虑，认为工商业国家必须建立常备军。作为经济学家，斯密非常准确地意识到，人类社会从事战争的费用不断增加，而且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战争费用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在游牧时代，游牧民族在实际作战时，与平时相差不大，由自己所领带的牲畜维持生活。“酋长或君主不曾为了训练他们作战，负担什么费用。在作战的时候，掠夺的机会，就是他们所期待的或所要求的唯一报酬。”[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55页。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各家除了有制造为自己使用的粗劣用品的手工业外，没有其他制造业。在这样的社会里，“短期从事战役，他们尽可能不要报酬；他们成为战士，既不需要君主或国家花很大的训练费用；他们实际作战，也不需要君主或国家花很大的维持费用”同上书，第267页。。可是，在工商业社会，让一般技术工人服兵役和参加战争，其经济上会受到重大损失。况且，近代的战争行动，已不是欧洲中世纪发生的规模较小的战斗，而是规模较大的、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一个人平时不论所持何业，如果要他长期服兵役，长期自费支持，那就未免是一个过重的负担。同上书，第258页。所以，费用自付的民兵制度越来越无法适应耗资巨大的战争，只有建立国家出资的常备军制度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第四，斯密认为，常备军制度有利于培养士兵的纪律和服从意识，而这是决定近代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同上书，第262页。根据斯密的观点，在冷兵器时代，“一个军队的优越程度，是要看其中各个兵士使用武器的熟练程度而定。体力和动作的敏捷最为重要，通常以此决定战斗的命运”。但是，自从枪炮问世之后，人类的战争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体力和敏捷，甚至使用武器的特别技巧和熟练，虽然不是全无用处，但比较以前，不重要得多了。新式火器的性质，虽然不会把笨拙者提高到和熟练者立于同一水准，但比较以前，却使他们更接近于同一水准”[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62页。。换言之，纪律取代个人军事技能成为取胜的关键因素。另外，斯密还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论证纪律的重要性。他认为，近代战争由于分工的日趋发达，富人发现可以通过手工业和制造业“爬上尊严的地位”，以至于这些“从前为积极分子和野心分子所鄙视的那些技艺，不久就成为他们全神贯注的东西”[英]坎南编：《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第266页。。斯密观察到，“当改进手工业和制造业被认为值得上层阶级人士的注意时，保卫国家的责任自然而然地成为比较低层阶级的人的本分”同上书，第266-267页。。他认为，在人类处于野蛮状态下时，处于平等地位的民众全都出去打仗，由于战争结果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这一“明显的共同目标”使“纪律是完全不必要的”。同上书，第267页。嗜战的欧洲中世纪骑士阶层属于社会上层阶级，打仗时“面子观念可以替代纪律”。但是，在工商业社会，斯密认为，“当这个职务由最下层阶级人民来担任的时候，非有森严的纪律不可……必须这样严厉地约束他们，使他们畏惧长官过于畏惧敌人。正由于畏惧长官，畏惧军法的严厉惩罚，他们才循规蹈矩，而他们的勇敢行为，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同上书，第267页。。而纪律的养成，“要在大队一起操练的军队才能获得的”[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63页。。“一种兵士，仅仅每周或每月听长官指挥一次，其余一切时间，都可以自由处理自己的事务，在任何方面不必对长官负责。另一种兵士，其全部生活及行动，每日都在长官指挥之下，甚至每日起床上床，至少到营舍睡觉，都要依长官的命令。就这两种兵士比较起来，对于长官的敬畏程度，对于服从命令的迅速程度，前者是绝不如后者的……在近代战争中，立即服从命令的习惯，比操纵武器的本事，重要得多。”同上书，第263页。
作为经济学家，斯密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民兵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建立在复杂分工基础上的商业社会的安全需要，“依靠一手持剑、一手扶犁的民兵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第123页。。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一个文明国的国防，如果仰仗民兵守卫，它将随时有被邻近野蛮民族征服的危险”。[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69页。当然，坚持依靠常备军巩固国防并不意味着斯密反对保留民兵。在他看来，保留民兵制度还是必要的，“一方面在外敌侵略时，可以大大便利常备军的行动；另一方面，假使不幸常备军发生违反国家宪法的事故，它又可以大大加以阻止”同上书，第343-344页。。
纵观人类战争史，斯密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认识远比他的老师哈奇逊和苏格兰启蒙运动主要代表从物之一亚当·弗格森等人要务实。如果英国继续坚持将民兵作为国家安全的拱顶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后来的拿破仑·波拿巴恐怕早已扬鞭英伦三岛了，英国两百年的辉煌霸权史就不用提了。
四、 结语
亚当·斯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之一。为实现国富，他主张已拥有绝对的产品竞争优势的英国政府推行自由放任政策，尽可能少地干预个人自由。但是，斯密不是教条的自由贸易论者，他非常清楚，实施自由放任政策的前提须是英国商品具有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能够控制住市场。从这个角度角说，斯密极力提倡的以“自由放任”方式实现富国的战略只能是霸权国家的专利品。所以，难怪李斯特会指责斯密“以悔改的语调”论证的自由贸易理论是劝其他国家扔掉能让其赖以壮大的梯子。此外，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斯密还认识到“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为国防计，他一反自己自由放任的主张，认为国家应对涉及国防的产业进行保护。强大的经济基础、领先的国防产业是强国之基，但维护国家安全树立国际地位还须依靠常备军。可见，斯密虽然强烈批判以发挖战争潜力为宗旨的重商主义，但他批判的只是重商主义富国的部分手段，而非重商主义的强国目的。
（责任编辑：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