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再造的核心问题
（《财经》2002年4月5日号封面文章《法官再造》）
□ 青岛 张宁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分权制衡制度的建立。而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又是其中的关键步骤。司法公正不仅是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也是保障公平自由的市场秩序和稳定进步的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制度保证。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在司法独立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可是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本杰明・卡多佐法官在《司法过程的性质》一书中提出“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福利”，司法过程本身也是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从这点出发，对法官职业精神的要求，要超过对法官法律专业知识的要求。而在目前法律职业化的讨论中，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到法律职业精神的养成。而法律职业精神不仅是教育的结果，也是环境的产物。这一点现在许多院校的法学教育根本无法提供。
贺卫方教授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转业军人进法院》的文章，对受表彰的法官当中转业军人比例过高表示怀疑，认为这是受某种思想倾向支配的结果。而根据笔者1992年以前的经验，这一点并不难解释（笔者的父亲就是一位军人转业的法官，1992年因工作积累成疾去世）。军营生活环境相对简单，青年时代即在军营中生活的军人，往往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对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也有着清晰的定位。而这些是和法律职业精神相通的。另外一点贺教授也没有注意到，转业军人出身的法官，常常职务较低而级别较高，这使他们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可以抵御许多不必要的干扰。在司法权严重行政化的环境下，这一点的意义不言而喻。
法官独立应当是法官职业精神的基石。惟有如此，才能保证司法独立。因此我们在加强法律职业者专业教育的同时，应该创造一种环境，让我们的法律职业者对法律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有着明确的认识，对社会价值有着共同的体认，并勇于承担自身的责任，这也是法官再造的核心问题。
市场化扶贫应该用合法的方式带动
（《财经》2002年4月5日号《市场化扶贫才有效率》）
□ 广西 真直子
社会扶贫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和经济效益，让民间做一点有益的尝试未尝不可，如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也是拿私募基金在进行“乌托邦社会”试验的。
我曾走访过无数贫困点，也与众多的政府扶贫官员交流过政府扶贫工作，我清楚地知道大多数扶贫款项都用于救济性扶贫，效率较低。我认为要让扶贫基金易于生存，首先要让它合法化。如作试验性运作，可因地制宜地选准几个适合当地农民的种养项目，形成“公司＋扶贫互助基金＋基地＋农户”模式，再动员农民加入扶贫互助基金，将资金用于选定的项目上，作为项目投资款，效率会更高。这种资金的投放不作为信贷业务，而是朝着有利于国家、投资者、农户三方有利的方向发展，才更具生命力，使农业产业化进程更快。
比如，有人想资助贫困户，他不用现金方式去救济，而是选准适合贫困户的种养项目，从种苗上入手，辅之以技术指导，让贫困户掌握一到两门实用技术，长效项目和短效项目结合，贫困户就可以通过劳动脱贫、致富。同样的资金经过循环可以资助更多的贫困户，鸡生蛋，蛋孵鸡。像共青团中央开展“贷羊还羊”扶贫活动就取得不错的效果。
从扶贫转型联想到西部大开发
（《财经》2002年4月5日号《扶贫转型》）
□ 浙江 楼永坚
只有激发出自身的生产积极性才是脱贫之道，这是茅于轼的“扶贫实验”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这个结论使人联想到西部大开发问题。单纯依靠政府大规模向西部倾斜的投资，能否创造出一个具有内在活力的新西部？
我国不同地区的投资效率存在明显差异，东西部地区投资的净回报率平均相差4～5倍。假如在东部投资1元钱能够赚回1元钱的话，在西部地区只能赚回2角多。如果投资净回报率的这种差别未发生根本改变，力图通过大规模的投资来缩小东西部发展的差距，从而达到令人神往的社会公平目标，将会付出极为沉重的效率损失代价。事实上，从“八五”时期开始，中央政府已将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摆到了重要位置，在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农业综合开发以及财政的转移支付上，都作出了相当的支持。但这些努力对东西部差距的缩小，似乎并未产生明显的效果。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做法告诉我们，市场化改革浪潮中，主要凭借政府行为是不能使西部实现持久的、超出东部的发展速度的。
扶贫与开发相辅相成，如果将扶贫仅仅看成是一种慈善行为，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脱贫致富，只有当它成为一种生产行为时，才可以创造出新的财富。
是向农村倾斜的时候了
（《财经》2002年4月20日号《农村医保风雨飘摇》）
□ 青海 长合
农村医保的窘境说到底还是城乡二元化的问题。为什么2/3的卫生保障资源被15％的城市人口所享用，而占到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却只能在剩下大约1/3部分里相互抢夺资源？城乡二元化本身就是社会发展对部分人群给予歧视政策的现象。如果只是在发展的次序上，城与乡二者有先有后，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将这种不平等与歧视延伸到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条件，我们不得不对政策置疑。
当然，我们也看到，政府每年都在大幅增长对医疗卫生的投入。然而，总量上的欣欣向荣之势，无法掩盖局部之间不平等所造成的后果。政府在城市中的投入即使增加再多，也只是直接面对极其有限的总人口中的15％，而得不到卫生条件改善的农村人口，才是中国人中的大多数。虽然我也是这15％城市人口的一个，但我的良心告诉自己，不能只为了15％人的幸福生活，而让85％的人身处困境。
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依靠放弃农村利益倾斜发展实现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美丽、发达的城市，可是哺育城市成长起来的广大农村，仍然大多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甚至到今天，连基本的生存、医疗都受到影响。是到了该向农村倾斜的时候了。
法官再造的核心问题
（《财经》2002年4月5日号封面文章《法官再造》）
□ 青岛 张宁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分权制衡制度的建立。而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又是其中的关键步骤。司法公正不仅是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也是保障公平自由的市场秩序和稳定进步的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制度保证。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在司法独立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可是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本杰明・卡多佐法官在《司法过程的性质》一书中提出“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福利”，司法过程本身也是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从这点出发，对法官职业精神的要求，要超过对法官法律专业知识的要求。而在目前法律职业化的讨论中，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到法律职业精神的养成。而法律职业精神不仅是教育的结果，也是环境的产物。这一点现在许多院校的法学教育根本无法提供。
贺卫方教授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转业军人进法院》的文章，对受表彰的法官当中转业军人比例过高表示怀疑，认为这是受某种思想倾向支配的结果。而根据笔者1992年以前的经验，这一点并不难解释（笔者的父亲就是一位军人转业的法官，1992年因工作积累成疾去世）。军营生活环境相对简单，青年时代即在军营中生活的军人，往往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对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也有着清晰的定位。而这些是和法律职业精神相通的。另外一点贺教授也没有注意到，转业军人出身的法官，常常职务较低而级别较高，这使他们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可以抵御许多不必要的干扰。在司法权严重行政化的环境下，这一点的意义不言而喻。
法官独立应当是法官职业精神的基石。惟有如此，才能保证司法独立。因此我们在加强法律职业者专业教育的同时，应该创造一种环境，让我们的法律职业者对法律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有着明确的认识，对社会价值有着共同的体认，并勇于承担自身的责任，这也是法官再造的核心问题。
市场化扶贫应该用合法的方式带动
（《财经》2002年4月5日号《市场化扶贫才有效率》）
□ 广西 真直子
社会扶贫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和经济效益，让民间做一点有益的尝试未尝不可，如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也是拿私募基金在进行“乌托邦社会”试验的。
我曾走访过无数贫困点，也与众多的政府扶贫官员交流过政府扶贫工作，我清楚地知道大多数扶贫款项都用于救济性扶贫，效率较低。我认为要让扶贫基金易于生存，首先要让它合法化。如作试验性运作，可因地制宜地选准几个适合当地农民的种养项目，形成“公司＋扶贫互助基金＋基地＋农户”模式，再动员农民加入扶贫互助基金，将资金用于选定的项目上，作为项目投资款，效率会更高。这种资金的投放不作为信贷业务，而是朝着有利于国家、投资者、农户三方有利的方向发展，才更具生命力，使农业产业化进程更快。
比如，有人想资助贫困户，他不用现金方式去救济，而是选准适合贫困户的种养项目，从种苗上入手，辅之以技术指导，让贫困户掌握一到两门实用技术，长效项目和短效项目结合，贫困户就可以通过劳动脱贫、致富。同样的资金经过循环可以资助更多的贫困户，鸡生蛋，蛋孵鸡。像共青团中央开展“贷羊还羊”扶贫活动就取得不错的效果。
从扶贫转型联想到西部大开发
（《财经》2002年4月5日号《扶贫转型》）
□ 浙江 楼永坚
只有激发出自身的生产积极性才是脱贫之道，这是茅于轼的“扶贫实验”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这个结论使人联想到西部大开发问题。单纯依靠政府大规模向西部倾斜的投资，能否创造出一个具有内在活力的新西部？
我国不同地区的投资效率存在明显差异，东西部地区投资的净回报率平均相差4～5倍。假如在东部投资1元钱能够赚回1元钱的话，在西部地区只能赚回2角多。如果投资净回报率的这种差别未发生根本改变，力图通过大规模的投资来缩小东西部发展的差距，从而达到令人神往的社会公平目标，将会付出极为沉重的效率损失代价。事实上，从“八五”时期开始，中央政府已将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摆到了重要位置，在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农业综合开发以及财政的转移支付上，都作出了相当的支持。但这些努力对东西部差距的缩小，似乎并未产生明显的效果。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做法告诉我们，市场化改革浪潮中，主要凭借政府行为是不能使西部实现持久的、超出东部的发展速度的。
扶贫与开发相辅相成，如果将扶贫仅仅看成是一种慈善行为，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脱贫致富，只有当它成为一种生产行为时，才可以创造出新的财富。
是向农村倾斜的时候了
（《财经》2002年4月20日号《农村医保风雨飘摇》）
□ 青海 长合
农村医保的窘境说到底还是城乡二元化的问题。为什么2/3的卫生保障资源被15％的城市人口所享用，而占到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却只能在剩下大约1/3部分里相互抢夺资源？城乡二元化本身就是社会发展对部分人群给予歧视政策的现象。如果只是在发展的次序上，城与乡二者有先有后，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将这种不平等与歧视延伸到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条件，我们不得不对政策置疑。
当然，我们也看到，政府每年都在大幅增长对医疗卫生的投入。然而，总量上的欣欣向荣之势，无法掩盖局部之间不平等所造成的后果。政府在城市中的投入即使增加再多，也只是直接面对极其有限的总人口中的15％，而得不到卫生条件改善的农村人口，才是中国人中的大多数。虽然我也是这15％城市人口的一个，但我的良心告诉自己，不能只为了15％人的幸福生活，而让85％的人身处困境。
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依靠放弃农村利益倾斜发展实现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美丽、发达的城市，可是哺育城市成长起来的广大农村，仍然大多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甚至到今天，连基本的生存、医疗都受到影响。是到了该向农村倾斜的时候了。